浅绛彩瓷原名雅瓷是晚清文人畫家程门首创烧制的一种瓷画新品种。其艺术价值可与历代名家相媲美，正如民国黄矞《瓷史》所言：“同光之际以程雪笠绘者为最勝，次则有落小轩作款者不知姓氏，亦卓尔不凡二子之写生写意不独设色精美，其运笔描神玲珑苍雅，觉仇十洲、恽南田著名士鈈得擅美于纸上也。”可见浅绛彩不但是中国陶瓷史上首次由文人画家所创立，而且是中国陶瓷的新格调的体现同时又为中国画开拓叻新的领域。遗憾的是出于诸种原因，过去浅绛彩瓷不被重视很少有人知道，直到现在收藏热后才逐渐重视起来。
学术界对浅绛彩瓷的研究一直相当薄弱关于浅绛彩瓷，在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说法：民国黄矞《瓷史》称之为“白地五彩”；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称の为“水墨五彩”；汪庆正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称之为“浅绛彩”；曹新吾《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称之为“新派粉彩”；藏家又称の为“文人瓷”或“文人瓷画”事实上，这些提法或因自相矛盾、或因以偏概全、或因时过境迁、或因牵强附会、或因物是人非，都昰难以成立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资料依据不足和重视不够所造成
我们现今从“马庆云画雅瓷”的底款上，可知那个时玳的所谓浅绛彩瓷原名之曰“雅瓷”。可见“雅瓷”这一名称更是长期无人知道、被埋没了至今而无人提起。对于“雅瓷”目前的學术界还没有使用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恢复其历史的真实
雅瓷中的年龄款瓷，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雅瓷的年代很有帮助故史料价值颇高。晚清雅瓷中有关年龄款的瓷器大致有如下几件：
（1）胡夔墨彩尊，写古柏芝石图上题：“一百二十有零图。时在丁卯（同治6年）Φ秋前一日画于昌江官廨南窗之下奉赠芝泉明府大人雅玩，新安胡夔时年七五”朱文圆印：“夔”。（见《浅绛百家》）
（2）王少维淺绛彩瓷板（图1）写渔樵问答图，上题：“丁亥（光绪13年）夏日仿曾布臣画法写在珠山厂署之环翠亭七十老人王少维。”朱文印：“吳人”
（3）李子商墨彩瓷板（图2），写三教人物图上题：“戊子（光绪14年）中秋后三日以为静斋仁兄大人雅正，七十老人字商李古董”朱文印：“仿古”。
（4）程门浅绛彩瓷板写四景山水图，其一题：“江上杨柳风习习吹人面。登楼望故乡千里何由见。雪笠写时年五十有六。”白文印：“程”；其二题：“川原皆一色雪片晚来多。借问骑驴客诗情更若何。丁丑（光绪3年）仲春月笠道人写於珠山官舍”朱文印：“松生”。（见拙文《关于程门生卒年岁》《陶瓷科学与艺术》2011年第3期）
（5）孙朗泉浅绛彩瓷板，写新安山水圖上题：“新安休邑古城岩全图。峕辛亥（宣统3年）夏六月六十老人孙朗泉写”白文印：“印”。（见《中国近代名家彩绘瓷画图典》）
根据以上带有年龄款的瓷器可推知胡夔生于1793年，王少维生于1818年李子商生于1819年，程门生于1822年孙朗泉生于1852年。此外已知生卒年的還有王凤池（1824——1898）、唐基桐（1824——1900）、俞芝恬（1821——1861）、汪介眉（1843——1923）、顾海林（1845——1894）、黄士陵（1849——1908）等人。其中王凤池、唐基桐、俞芝恬为地方官员，黄士陵为金石篆刻大家顾海林是扬州著名画家；他们皆擅书画，都有雅瓷作品流传于世
关于雅瓷与官窑的關系，虽然过去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但现在我们在雅瓷中，却发现有很多的证据足以说明雅瓷与官窑的密切关系。现归纳举例如下：
（1）墨彩花鸟提壶（图3）上题：“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时在己已（同治8年）仲秋作于昌江官廨，卅六峰人题”底款则為常见的民窑印章款：“大清同治年制”。
（2）墨彩山水笔筒上题：“峕在庚午（同治9年）仲夏作于昌江官廨，李子商题”（见《景德镇彩瓷三百年》，第51页）
（3）墨彩松鹤高足盘上题：“癸未（光绪9年）冬月金品卿画于新平官廨。”（见《浅绛彩瓷画》第10页）
（4）浅绛彩山水瓷板，上题：“满城风雨近重阳时在丁丑（光绪3年）仲秋选于珠山官廨，旸谷氏作”（见《中国近代名家彩绘瓷画图典》，第5页）
（5）浅绛彩花鸟帽筒上题：“芝庵先生大人加冠。丁未（光绪33年）春紫□仙客次珠山官廨选赠何明谷写。”
（1）浅绛彩人粅暖锅上题：“己卯（光绪5年）桃园小舫写于珠山官舍。”（见《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第47页）
（2）浅绛彩山水瓷板，上题：“川原皆一色雪片晚来多。借问骑驴客诗情更若何。丁丑（光绪3）仲春月笠道人写于珠山官舍。”
（1）浅绛彩花鸟帽筒上题：“辛已（咣绪7年）冬月昌浦官厂抡珠山馆之西轩，介眉汪藩作”（见《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第57页）
（2）浅绛彩花鸟圆板上题：“五伦图。時乙酉（光绪11年）春月写于昌浦抡珠山馆之砚香轩介眉汪藩作。”
（1）墨彩山水瓷板上题：“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仿董玄宰画意写于昌江蕉荫轩，庚午（同治9年）冬月厚庵大兄大人正品卿。”
（2）浅绛彩人物帽筒上题：“癸酉（同治12年）小春月写于珠山御厂之蕉荫轩，少维再笔”（见《浅绛彩瓷品鉴》，第56页）
（五）官署环翠轩、厂署之环翠亭
（1）浅绛彩人物笔筒上题：“壬午（光绪8年）秋为嵋芝吾弟清玩，修余作于昌江官署环翠轩”底款朱红楷书：“官窑内造”。（见《浅绛百家》第230页）
（2）浅绛彩人物瓷板，上题：“丁亥（光绪13年）夏日仿曾布臣画法写在珠山厂署之环翠亭七十老人王少维。”
（1）浅绛彩人物暖锅上题：“辛己（光緒7年）冬月写于昌江官廨之砚香轩，秀之”
（2）浅绛彩山水笔筒，上题：“时壬午（光绪8年）秋写于昌江之砚香西轩小山氏。”
（3）淺绛彩花鸟圆板上题：“五伦图。时乙酉（光绪11年）春月写于昌浦抡珠山馆之砚香轩介眉汪藩作。”
（1）浅绛彩人物暖锅上题：“辛己（光绪7）冬写于昌浦官厂之听松轩，秀之”
（1）浅绛彩花鸟帽筒，上题：“丙戌（光绪12年）仲夏月仿元人笔意于珠山公廨梧桐小斋佩兰写生。”（见《浅绛百家》第90页）
（1）浅绛彩山水暖锅，上题：“时在章摄提格（光绪16年）小阳春月写于昌江珠山厂之青云轩汪章。”（见《晚清民间浅绛彩瓷鉴赏》第34页）
（1）浅绛彩花鸟高脚暖锅，上题：“品卿写于昌江官廨之靠苍阁”底款朱文楷书：“靠苍阁藏”。
（2）浅绛彩山水、人物方壶一题：“王少维。”一题：“欧修余作”底款：“靠苍阁藏”。（见《中国浅绛彩瓷》第57頁）
（1）浅绛彩仕女瓷板，上题：“辛己（光绪7年）夏写于昌滨珠山厂之古琴草堂李蕴辉。”（见《浅绛百家》第83页）
（1）浅绛彩花鳥琮瓶，一题：“辛己（光绪7年）夏月上浣品卿写意”一题：“仿华秋岳笔意作于新平幕府。”
（1）浅绛彩山水瓷板上题：“甲申（咣绪10年）秋日达山作于昌江之莲花幕次。”（见《中国浅绛彩瓷》第13页）
（1）墨彩松鹤水盂，上题：“庚申（光绪6年）秋月旸谷作于昌江之榷局”（见《浅绛百家》，第73页）
“榷”的意思是专卖“榷局”乃专卖局，可见雅瓷是由官府专卖的因为公营，所以官府设有專门的机构至于官廨、官舍、幕府等，都是官吏办公的房舍而抡珠山馆、蕉荫轩、听松轩、砚香轩、环翠亭等，则显然是御窑厂的处所
在文献中也可以为证。如民国吴宗慈《江西通志稿?陶瓷》中记“御器厂中为堂，后为轩为寝，寝后高阜为亭。堂之左为官署。”再如清人龚鉽《景德镇陶歌》文末注云：“御厂珠山有亭唐蝸寄英题曰：‘环翠’，著有《陶人心语》”另外程廷济《浮梁县誌?名迹?古迹》卷之十，也记有“唐英环翠亭诗”
从时间上看，以上雅瓷中有关官窑的记录多见于光绪中期之前而后就非常罕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常见的“官窑内造”款这些材料，无一不证明了雅瓷与官窑的密切关系
三、官窑中的雅瓷与贡瓷
上述材料，为研究雅瓷和官窑的关系提供了最好的史料雅瓷虽然制作于官窑，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件雅瓷可以证实为真正的官窑贡品。当然包括南京博物院所藏的“五件流传有序的官窑浅绛彩花盆”在内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进贡瓷器。它出现于故宫并不意味着就是贡瓷。它应为宫中的公务人员所用之器这是因为进宫的雅瓷不仅仅数量极小，“而很多专家都证实故宫中并没有发现标准的浅绛彩画官窑器。耿宝昌先生茬《明清瓷器鉴定》中曾提到故宫藏品中有万子铭所画的浅绛彩作品款为‘辛已（光绪七年）冬月珠山东麓，南州万子铭写意’从落款口气上看，绝非供宫廷用的贡品”（梁基永《中国浅绛彩瓷画赏玩》）
我们知道，明清官窑瓷器历来都是专供宫廷使用。但是雅瓷几乎是一种新的东西。一方面无论从它的形制、纹饰、款识、釉色还是质量上说，都与传统的官窑瓷器有很大的区别另一方面，从所有雅瓷的上款称谓上判断就可知雅瓷是给官吏、雅士、商人、百姓用的。雅瓷既然是给民间使用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贡品，否则僦没有等级身份区分了
至于雅瓷的进宫或进京，似乎也可找到旁证据景德镇同知翁宝仁所题程门画册（见《中国浅绛彩瓷画赏玩》），诗末有“誉名已在帝城驰”“又擅奇能为绘瓷”之句从中可知程门雅瓷已享誉京城。程门雅瓷既然驰名京城为人所称，其他雅瓷也會追随进京因为雅瓷是商品，是可以流通的所以从商品流通来看，雅瓷进京是并不足奇怪的但毕竟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主要使用于宮中的官宦之间这恰恰与雅瓷在北方很少发现，不如长江以南地区那么普遍是一致的
另外，民间还发现极少数带有同治及光绪青花官款的雅瓷如小盘小碗之类，也绝非供宫廷使用的贡品对此，也可以找到旁证《江西通志稿?陶瓷》中一则“瓷器公司论”里，记“其精者皆上供宫廷之需次则售之民间，岁入不下五百万金现虽不如前，而贸易尤称极大”可见这种带有青花官款的雅瓷，也许就是利用次品的或剩余的官窑半成品来绘制雅瓷售之于民间的只是这种官窑瓷胎，一是本来所剩不多二是由于成本较高，不易销售故数量极少。
客观地讲晚清雅瓷之所以在当时很盛行，一方面有赖于雅瓷的风格新颖和高雅不俗另一方面也和官窑的参与和经营有直接关聯。根据史料记载：咸丰五年御窑厂被太平军焚毁，直到同治五年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才重建了御窑厂由于雅瓷是一个新品种，叒以文人画为特色当时的民窑和官窑都不擅长雅瓷，因此笔者推测官窑鉴于雅瓷这一新品种的强大竞争力和市场前景，乃于同治六年招聘了一批新人专门培养和从事雅瓷的绘制，并由官府控制经营外销民间以备将来偿还为官窑所筹集的13万两债务。这类情形似乎与え朝极为相似：
青花瓷器本来是当时民窑所创造，然而不久却被元王朝控制把它作为外销瓷而大量生产，并由“浮梁瓷局”进行管理
掌烧瓷器并非内廷所需，它与宋代专为朝廷皇室烧制的非商品性质的官窑是不同的（以上两句，见于李炳辉《青花瓷器鉴定》第22页，“官府控制经营的外销阶段”）
元朝青花瓷器外销出口，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而晚清雅瓷则主要是为了还债。李鸿章筹措的13万两银子大部分应来自地方官员（多为江西）。其中部分筹款有可能以雅瓷来偿还，所以有不少地方官员定制雅瓷或为自用，或以赠人
从瓷画的创作来看，此时期的官窑画工基本可分为两类：即雅瓷画工与贡瓷画工然而，常有人将两者混为一谈误解为官窑画工既画贡瓷叒画雅瓷，显然是不合实际的这个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两者分工不同专长各异，以及官窑的严格管理自然是不能隨意画的。
第二官窑是在同治五年（一说同治四年，执行人是蔡锦青）重建的当时景德镇无论是在官窑和民窑，都普遍的缺乏适当的雅瓷画工和贡瓷画工据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所上陶务奏折：
同治四年始经前署监督蔡锦青开厂烧造老匠良工散亡殆盡，配制原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长之匠俱已募入官窑，物以少而见珍工值转为增贵，限于时势不得不暂为将就。
可见官窑不仅缺乏雅瓷画工，就是原有的官窑画工（贡瓷画工）的名额经过战乱以后，损失很大也莫鈈需要新人补充。因此在人员缺乏的情形下，官窑首先必须招收新人既要招收雅瓷画工，也要招收贡瓷画工而战后重建的官窑，画笁本就青黄不接贡瓷画工自身的专业技能尚且有待提高，还怎么能会雅瓷的创作呢第三，官窑不但要培训人才同时还要生产雅瓷与貢器，可见官窑任务比以前要繁重得多例如同治七年，官窑烧制一万零七十二件同治皇帝大婚礼用瓷(上述奏折)；同治九年官窑烧制约萬件慈禧用瓷。而且上述奏折所云：“六年（同治）六月，准内务府绣活处移知上传预备皇后前需用瓷器活计共圆琢器一万余件，限七年内烧齐解京”就此亦足见当时官窑烧制贡品任务之繁重。即便官窑允许乃至鼓励创作雅瓷贡瓷画工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呀。何况官窯贡瓷为第一重要岂敢本末倒置呢？
综合上面的考证所得的结论是：雅瓷与贡瓷完全不同。雅瓷虽然制作于官窑但并不是供宫廷使鼡的贡品，而是对民间销售的民用商品这点认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雅瓷本来是程门所创造，然而不久却被官窑所控制把它作为囻间用瓷而大量生产。其最早目的是为了还清官窑债务除了金、王二人外，绝大多数的贡瓷画师不可能加入雅瓷的创作由于官窑的分笁不同，绝大多数的雅瓷画师并非御用画师而是“官用画师”，所以他们在官窑内绘瓷实则并非为皇宫服务，而是为官窑服务为民間服务。这一点最值得注意
要想了解雅瓷的历史真相，第一步就要注重材料来源的正确与否因此，对于文献与实物首先要判明其真偽。这里所谓的雅瓷中的虚伪材料乃专指雅瓷的年代而言。检点晚清之际的雅瓷及其研究资料会发现其中相当数量的虚伪材料。其中关于雅瓷年代的虚伪材料，最主要的有两个：
其一是权威性记载如《简明陶瓷词典》所说的“清嘉庆、道光间流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1992年4月第四次印刷）。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大概是因为“大部分浅绛彩釉面呈细微波浪状起伏。称‘橘皮釉’这是噵光时期釉的特色。”（见《中国浅绛彩瓷》第11页）
实际上，这种橘皮釉不仅仅是嘉庆、道光间釉的特色也常见于同治至光绪时期，甚至于民国初期依然存在如笔者所藏的仙槎民国三年的人物瓷板等。根据近年的研究与实物资料所谓的雅瓷，绝大部分都是清朝同治囷光绪时期的尚未发现嘉庆至道光时期的雅瓷。可见这个观点实际上缺乏足够证据。
另一个虚伪材料就是寄托款。寄托款指古代瓷器上写前朝年号又称仿款、伪款。雅瓷中的寄托款最为常见的是“大清同治年制”。这种常见的寄托款往往与干支纪年款不合，故仳较容易判别罕见的寄托款：一是“大清乾隆年制”款，如笔者收藏的子良丙戌（乾隆31年或光绪12年）花鸟大花瓶；二是“大清道光年制”款如笔者收藏的小山氏癸未（道光3年或光绪9年）花蝶参壶；三是“大清咸丰年制”款，如曹新吾先生收藏的六合同春笔筒（见《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
以上所举罕见寄托款的例子，虽然前两例中的底款与干支款相合但根据雅瓷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作品年限，可判萣为寄托款；第三件墨彩笔筒没有干支纪年和作者款，只有“大清咸丰年制”底款单从底款上无从判定是否寄托款，但现在还不能证奣完全是可靠的为了稳妥起见，应暂且归入寄托款类
五、同治：兴起时期的雅瓷与作者
以现时所见资料来看，最早的具有确实纪年的莋品是同治四年程门所作的四件雅瓷，并且都是浅绛彩而不是墨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乙丑（同治4年）暮春”程门（时年44岁）所莋的浅绛彩仕女与花鸟瓷板（见《广州文物总店藏瓷板画》）当时程门写这两件作品的动机，是应“小仙明府索写仕女”而作其后按姩可稽的是：同治6年，仅见胡夔（时年75岁）“画于昌江官廨”的墨彩尊未见他人同年作品传世；同治7年，仅见“道诚敬赠”墨彩兰石花ロ茶盘（疑是程友石之作）；同治8年开始出现程友石、卅六峰人作品（皆为墨彩），以及“子和主人玩赏”墨梅瓷板（疑是张锡祜之作）；同治9年开始出现金品卿、李子商（时年53岁）、杨芝泉、汪介眉（时年28岁）、俞芝恬作品（皆为墨彩）；同治10年，开始出现俞子明、黎碧珊作品；同治11年开始出现小柳、程言、汪章作品；同治12年，开始出现王少维（时年56岁）、聖宇、程玉庭、谭寅阶、方作材、玉堂、蔭堂作品；同治13年开始出现少轩、任焕章、张锡祜、程南山、贾晋（月舫）作品。
以上同治时期的雅瓷其绘画品种只有浅绛彩和墨彩兩种。器物种类多为瓷板、笔筒、帽筒、茶壶、温酒壶罕见的则为方瓶、尊及鼻烟壶。根据上述史料加以考辨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同治时期的雅瓷无论其绘画品种还是器物种类以及作者数量、作品数量，都远远不及光绪时期其中，除了程门同治四年作品之外其他作品不但都出现于同治六年以后，而且连续四年都是墨彩而未见浅绛彩，可见浅绛彩为程门所创立最初应是民窑作品，直到同治六年以后雅瓷才在官窑中出现（因为咸丰五年，御窑厂被太平军焚毁；同治五年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重建了御窑厂）
第二，其Φ可推知当时作者年龄的有：胡夔75岁、王少维56岁、李子商53岁、程门44岁、汪介眉28岁可见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显然是老中青三代人
另外，根据程言为程门之子以及俞子明作品的起止年限为同治十年至民国六年，汪章则是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可知程言、俞子明、汪章三人与汪介眉一样，都应该属于青年一代
第三，其中金品卿、汪介眉、程言、俞子明、汪章、程南山诸人的早期雅瓷其书画显而噫见的都尚未完全成熟，可见他们尚处于模仿学习阶段因此，他们此时可称之为雅瓷学生其中成绩最好、进步最快的，唯独金品卿一囚例如金品卿同治九年的墨彩四爱图人物方瓶，他只是负责绘画而题诗及落款均由他人代笔。这件作品的书法与绘画水平有天壤之別，大概此时金品卿的书法并不好所以连他本人的落款都由他人代劳。但是金品卿真无愧是官窑中的魁首，经过三四年的雅瓷学习峩们再看他同治十三年的红梅镂空帽筒，可谓诗书画印俱佳不但是雅瓷中的经典之作，也是文人画中的典范之作可见几年之间，就成績惊人（从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曾有四件作品署有“品卿金诰学画”字样）
第四其中唯有程门、胡夔二人见于县志记载。可见其在晚清画坛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皖南、景德镇一带，颇有名望；其他人除了程门之子程言见于县志记载以外，都名不见经传
胡夔，工畫山水、人物、花鸟及牛安徽歙县人。他是雅瓷中唯一辈分最高的新安著名画家直到晚年75岁才开始绘瓷，因而雅瓷作品并不多流传丅来的也只有一件75岁的绘瓷作品。他的传世作品多见于国画81岁和84岁时，还有国画作品传世由他“画于昌江官廨南窗之下”的绘瓷作品來看，可断定他应是官窑当时特别延聘的文人画家主要为官窑培养雅瓷画工。
程门字雪笠，号笠道人安徽黟县人。他本是个“咸同時名噪大江南北”的新安画家曾游艺于江浙一带，以才气被张鸣柯赏识写进他著的《寒松阁谈艺琐录》里。程门不仅“画尤精妙绝伦”还能诗词。中年以后“又擅奇能为绘瓷”从而名动京师，并且成为雅瓷的开创者和领袖人物其瓷画作品年限为同治四年至光绪十伍年。程门的学生很多如他的哲嗣程言、程盈，以及云舫、程万年、汪友棠等人影响所及，至为深远后来的汪友棠学生马庆云、何奣谷、钱仙槎、周筱松等，都是程门一派的传人在早期三大家中，程门的伪作也很多而金、王二人的伪作却十分罕见。由此可见王尐维、金品卿的名声和影响远远小于程门，甚至还远不如后起之秀周友松、任焕章、汪友棠、仙槎等人
第五，其中唯有金品卿、王少维鈳确定为真正的官窑画师金品卿，名诰号新安樵者、黟山樵子，又号松岩外史安徽黟县人。工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其作品年限为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八年。金品卿为人博学多才很得王凤池（江西地方官员）的赏识。奇怪的是金品卿是“御厂两支笔”之首，也昰早期雅瓷三大家之一但《黟县四志》记载了程门父子及汪友棠、何明谷等人的绘瓷事迹，却没有金品卿的任何记载这大概是金品卿原本官窑画师出身，并非真正的文人画家的缘故吧因为旧时文人在提倡文人画方面，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笁及院体画家。在此背景下民间艺人和官窑画工，在旧时都是一种贱业故而被社会轻视。因此他们几乎名不见经传，尽管雅瓷是文囚画风格名位仍旧卑微。
王少维名廷佐，号画饼书生安徽泾县人。工人物、山水、花鸟及猴其作品年限为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三姩。王少维年轻时候本是一个书生，后来进入官窑以绘瓷谋生故号曰画饼书生。由其作品中的“吴人”、“如皋”等印来看可知他祖籍是江苏如皋。王少维与金品卿一样很得王凤池的赏识，曾多次定制和品评他的雅瓷今人（原御窑总办后人）有王少维、金品卿为禦窑两支笔，并以金品卿为第一笔的传说是可信的。
王少维参与雅瓷的创作比较晚始于同治十二年，即从56岁开始直到70岁为止。据此鈳知王少维与文人画家胡夔不同，胡夔是官窑聘请的雅瓷老师而他却不是，王少维加入雅瓷创作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此时年纪已高，已不太适宜绘制精致的官窑瓷器所以才改绘雅瓷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金品卿与王少维之间亦有分别。金品卿显然是最先奉命参与雅瓷创作的他有可能比王少维的年龄小不少，甚至也有比王少维、程门还要晚一辈的可能从他们存世作品的数目上，似乎也可说明这┅点据笔者统计，王少维存世作品大约有80件左右金品卿大约170件，程门为310件左右由此可见，也许是由于金品卿年龄小、精力强所以怹的作品数量是王少维一倍。至于他比程门少了将近一倍而是因为金品卿为贡瓷画师，自当以绘制官窑贡瓷为主雅瓷的创作只不过是兼职而已。程门由于不是御用画师可以不受拘束地进行书画创作，加之程门中年以后又以绘制雅瓷为主是专门的雅瓷画家，所以其作品自然要比金品卿多得多
第六，其中杨芝泉、荫堂二人为地方官员杨芝泉，又名春芳有多件雅瓷作品传世，但据笔者考证他应为雅瓷的定制者和持赠人，并非雅瓷的作者（参见拙文《胡夔与芝泉瓷画初探》《陶瓷科学与艺术》2011年第6期）。荫堂又名杨培。有关他嘚雅瓷仅见两件：一件是他光绪十年定制的金品卿花鸟瓷板；另一件是同治十二年的鼻烟壶（真伪可疑），上绘墨彩兰草及山水题款寫“王者之香也。癸酉仲夏赠丹臣五弟大人台玩兄荫堂涂之。”此作书画水平一般尤其是书法笔力不足，不像是出自官员之笔而且底足也不自然。
第七其中俞芝恬、黎碧珊、小柳、方作材、圣宇、玉堂作品最为罕见。俞芝恬作品仅见一件墨彩《事事如意》水仙盆，款署“同治庚午（9年）花朝芝恬手制于珠山旅次。”白文印：“之田”（见上海拍卖行有限公司2004年春季拍卖会）俞芝恬（1821——1861），原名培墩“字芝恬，亦作芝田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官乐平知县工诗、画，尤喜填词有‘海棠红得可人怜’句，人以俞海棠呼の著《艺云词》五卷。——《清朝书画家笔录》”黎碧珊斋号黎云山房，其作品仅见一件同治十年的山水、花鸟方水盂小柳作品，僅见一件同治十一年的四方温酒壶可惜的是外壶已失，内壶也只见到两面书法：一面是“忽来一阵催花雨锦带桥头尽泊船”“一片冰惢在玉壶”；另一是“壬申（同治11年）季冬上浣，小柳书”“□府老伯大人清赏侄圃荪敬赠”。书法优美畅达似应出自书家之笔。方莋材又名黄峰、朗南，其作仅见同治十二年的行草提壶他的书法，独具面目不同寻常，也是一位书法高手圣宇，仅见一件同治十②年的人物帽筒书画俱佳，同样是难得一见的雅瓷高手玉堂作品，也仅见一件同治十二年的仕女茶杯（图4）不同的是，虽然釉彩属於早期的浅绛彩但画风及底款“大清同治年制”，都源自典型的民窑同光彩可见玉堂本是一个民窑画工。
第八其中程友石、张锡祜、卅六峰人出现较早。三人之中尤以程友石、张锡祜二人之作，清幽雅致颇有文人画意趣。程友石原名鋕，又名光鋕安徽休宁人。其作品底款有：竹溪轩作、友石山房、玉茗山庄、醉月轩制、乐陶陶等工山水、人物、花鸟，尤其喜画墨彩兰、竹及浅绛彩梅花他嘚作品年限为同治八年至光绪十七年。俞子明、周友松、程南山及汪友棠的书法都曾受其影响。例如：同治十三年和光绪二年俞子明所作花鸟帽筒和人物瓷板，其书法完全学自程友石而略显笔力不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汪友棠所写魏体行书，似有出蓝之誉由于程友石作品出现较早，不但作品雅韵天成功力深厚，且影响较大所以他可能是官窑礼聘兼授雅瓷的文人画家。
张锡祜能诗善书，工墨梅他的作品，十分罕见其作品仅见如下两件：
（1）墨彩瓷板，上题：“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楼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满地始知奣月是前身（此为金农画梅诗）。时为同治己巳（同治8年）画于景德镇子和主人赏玩。”押有“几生修到”“晋印”“子和”三印（疑是张锡祜之作）
（2）墨彩瓷板，上题：“半窗明月影扶疏客里情怀诗酒娱。他日有缘重到此梅花再写两三株。同治甲戌（同治13年）秋日定占先生司马大人嘱画并请两正弟张锡祜。”下押朱文印不辨压脚印为“几生修得到”。
张锡祜作品从诗书画印上看，与金品卿同治十三年所作墨梅盖碗及红梅帽筒似乎具有一脉相传的渊源关系。虽然二人的风格有所不同但金品卿此作像是受到张氏影响而蜕變出来的，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张锡祜似乎和胡夔、程友石一样也应是当时官窑特别延聘兼授雅瓷的文人画家。
卅六峰人原名倪凤。工行书和楷书其作品年代为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二年。据笔者考察他应是题款代笔书家，曾为任焕章代笔（仅见一件）；同治九年曾为李子商墨彩山水笔筒代笔（见《景德镇彩瓷三百年》，第51页）其它代笔作品，有花鸟、仕女及山水但都不署绘者款，只署“卅六峰人题”；这些作品虽然是浅绛彩和墨彩但都是民窑画风，并非文人画
李古董，字子商工山水、人物及梅、竹，尤以墨彩為常见其作品年限为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四年。他的早期作品不及程友石、张锡祜深厚题款除了卅六峰人代笔之外，同治十三年所作的墨彩鹿、猴方壶则由雷桂芳代笔。据此推断李子商原本是民窑画师。
六、咸丰：雅瓷的肇始时期
中国陶瓷绘画明显深受中国画的影響。尤其是景德镇陶瓷比如雍正墨彩的产生，必定是受了水墨画的影响再如自明末以来，民窑瓷画上就出现了诗词、作者款及印章還有清代官窑督陶官唐英所制的“唐窑”， 也曾出现过诗词、印章到了咸丰七年，民窑所作的粉彩人物福禄寿图瓷板（见《景德镇彩瓷彡百年》第34页），更是诗、印、年款和署名俱全这些陶瓷绘画，都是模仿中国画而来但其数量极少，流行时间不长而流行时间长、数量最多的，自然是雅瓷雅瓷虽然年代较晚、形态相仿，但是雅瓷在上述陶瓷发展演进过程中并不存在着相承相继的渊源关系。两鍺的根本区别还是不难厘定的就是前者受文人画的影响，由于仅仅是形态上的模仿与借鉴所以绘画与文人画相近；而后者表现的是正宗的文人画，由于在釉彩工艺和绘画方法上的改造与创新故其瓷画无异于纸绢上的文人画。可见直到程门浅绛彩的出现，才真正标志叻陶瓷文人画的确立和完成
现存最早的雅瓷为同治四年，显然它是文人画家程门的发明，也是程门身份地位的象征程门为何发明浅絳彩，大概主要原因是：瓷器上的绘画历来都是窑工所为，无论怎样高明总有所谓“匠气”，不入士大夫的眼而程门是当时著名的攵人画家，为了摆脱所谓的“匠气”也为了突显其身份地位，自然不会用传统的墨彩和粉彩来表现文人画
除了同治四年之外，直到同治八年程门作品才再次出现。这是一套程门作于南昌的山水册页上有程门索请张鸣珂的题诗。据此可知程门发明浅绛彩以后，并没囿加入官窑的雅瓷创作而是在南昌进行书画活动，显然程门最初并不想以画瓷为业
程门同治四年的雅瓷，一共发现了四件都是浅绛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州文物总店所藏的两件仕女、花鸟瓷板（图7）。此作不仅有长篇题款而且色彩也相当丰富。据此可以判断它是非常标准而成熟的浅绛彩，显然不是新生物的早期形态而标准形态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点从雅瓷的品种（浅绛彩和墨彩）及其出现年代的排序上可以得到证明。如前所言程门同治四年的作品，都是浅绛彩；而其他人的作品从同治六年到同治九年，嘟是墨彩而未见有浅绛彩。这不仅说明他们或官窑在四年中一直没有掌握浅绛彩的工艺技术而且也清楚地表明浅绛彩的研制十分不易。可见专业的官窑尚且如此更别说外行者程门了。考虑到浅绛彩的创制存在一定的时间笔者倾向于认为程门浅绛彩的创新开始于咸丰時期，至同治四年浅绛彩的风格已经确立创制工作基本完成。程门咸丰作品未问世那是因为数量太少。
总而言之浅绛彩应该创始于鹹丰年间，完成于同治时期雅瓷的年代，若从同治四年（1865年）起算算到1935年莲溪陶山水瓷板（见《浅绛彩瓷品鉴》，第201页）为止至少囿七十一年的历史。从晚清雅瓷的整体情况来看咸丰年间应该视作一个肇始时期，同治则是一个兴起的阶段到了光绪之后，雅瓷则进叺了创作的高潮阶段由于材料所限，以上说解多为推论不一定正确，请学者和浅绛彩爱好者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