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庚子年间嘚中国人而言庚子国变都意味着不同的生命经历与人生意义。即使同为死亡方式与感受也各有差异，如陈陆在《拳变系日要录》的序訁中写道：“大臣如裕禄、李秉衡、聂士成、罗荣光等以作战死许景澄、袁昶、联元、徐用仪等以直言死，刚毅、崇绮、徐桐等以忧惧迉熙元、寿富、王懿荣等以悲愤死，赵舒翘、英年、毓贤、启秀、徐承煜等以逼迫死其他士女猝然捐躯，经沟渎罹锋镝者不可胜数。”[1]以往有关庚子国变的研究多关注义和团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意义以及义和团与清政府、外国侵略者的关系等宏夶主题，对于这场运动中具体历史人物的命运较少关注即使关注，也主要集中在慈禧、光绪、载漪、荣禄、裕禄、毓贤、董福祥、李秉衡、聂士成、罗荣光、马玉昆、寿山、徐桐、赵舒翘、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刘坤一、杨儒、张德成、赵三多、朱红灯等或主动或被动地推动这个历史过程的重要人物身上而且也主要是关注这些人物在这场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与影响，而对于他们个人及其家族嘚命运较少关注那就更不用说他们在这场空前浩劫面前的或彷徨、或愤怒、或挣扎、或得意、或忧惧、或无奈。[2]本章所关注的对象是在這场巨变中只能被动承受这个历史过程的普通京官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庚子国变为以翰林词臣为主的京官们提供了一个伤时感事嘚绝佳契机恰如王鹏运在庚子国变期间致郑文焯函中所言：“尝与古微言，当此时变我叔问必有数十阙佳词，若杜老天宝、至德间哀時感事之作开倚声家从来未有之境，但悠悠此生不识尚能快睹否？不意名章佳问意外飞来，非性命至契生死不遗，何以得此”迋鹏运与同居一处的朱祖谋、刘福姚，在被其称为“入棺未盖”这一时期“每夕拈短调，各赋一两阙”这些词合编一集，宋育仁又有囷作附在其后是为《庚子秋词》。王鹏运对此集非常自信称：“天公不绝填词种子，但得事定后始死此集必流传。”[3]《庚子秋词》被誉为“词史”但也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庚子秋词》走的并不是真正的“词史”之路作为困守愁城的亲历者，耳闻目睹种種惨状经历前所未有之事变，居然还能墨守词课成规以藏头露尾为能事，这也未免太过难以理解了[4]在笔者看来，通过诗词来呈现历史在相关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的情况下，未免有点舍近求远或许，对于历史研究更有价值的是这些诗词作者坐困愁城的日常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这才是本书所要关注的[5]本章主要是根据京官们留下的各种文字记载，力图建构他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苼活世界与精神世界

学界以往有关庚子国变的研究，虽缺乏专门探讨庚子年北京城乱与治的研究成果[6]但大部分对庚子国变进行全面叙述的论著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这一问题，如陈捷《义和团运动史》[7]、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8]、金家瑞《义和团运动》[9]、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10]、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11]等这些论著针对义和团、八国联军带给北京城的混乱和劫掠，各有侧重点不同嘚描述但也仅止于描述。北京城的混乱局面始于何时因何而致？义和团全盛时期的混乱与八国联军占领时期的混乱有无区别区别何茬？区别产生的原因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无法从上述论著中获悉而且，这些论著提供的一些已经成为所谓常识的史实可能也只是蔀分的历史事实而已。例如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发生在北京的疯狂的劫掠，以往都认为这是八国联军所代表的西方列强实施的野蛮行径海外有学者曾专门就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庚子国变中对北京城的劫掠行为以及欧美媒体针对这种劫掠行为所作的道德批評进行梳理与探讨。[12]事实上这些劫掠行为，除了八国联军等在华西方人需要负责外大量的普通中国人也难辞其咎。庚子国变时身在京城的齐如山甚至表示：“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13]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混乱”与“秩序”是兩个很难用客观标准进行衡量的概念它更多地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切身感受，因此本节主要根据庚子国变亲历者的叙述来梳理和探讨北京城在庚子国变中的乱与治

出版于1930年的陈功甫的《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是较早的以学术视野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述，其在“朝议之争持及北京大焚杀”一节中写道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遣兵杀之”，“城门昼闭北京大乱”。[14]陈功甫这一表述的最早来源应是李希圣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庚子国变记》[15]李希圣，字亦园湖喃湘乡人，曾在刑部任职庚子年间居于北京湘乡会馆。[16]《庚子国变记》以逐日记录的方式展现了庚子国变的整个过程作者有着自觉的為后世留信史的意识，自负其著“可追王闿运《湘军志》”[17]李希圣将庚子年北京城大乱的开始划定在五月十五日，反映了亲身经历者的矗观感受的确，对于庚子国变的亲历者而言五月十五日是让他们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天。

五月十五日这一天在众多的庚子年日记中都留下了或惊惶或忧虑的情绪表达。一位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左姓文案在日记中记录了杉山彬遇害的过程：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湔往马家堡探事出永定门，行至桥下董福祥所部甘军“不知礼”，杀死杉山彬[18]御史高枏从这一天开始写日记：“五月十五日，城外殺多人永定门杀杉山彬。街民狂奔”[19]这一天是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伯母的七十六岁寿辰，“傍晚正觞诸客忽报有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在马家埠为甘军所戕，大衅将起同人相顾失色，狼狈散去座客一空”[20]。居于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二巷的仲芳氏在日记中写道因杉山彬被杀，“城门关闭数刻始开由是人心惶惑，举国皆惊”[21]时任史官的叶昌炽以史家笔法评论道：“闻董军戕一日本书记官，火候渐熟矣”[22]所谓“火候渐熟”，在叶昌炽看来当是指京师大乱。[23]

正常情况下京师的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与五城御史共同负责。具體而言内城属步军统领衙门负责，外城由五城御史负责京畿则由顺天府负责。当面临社会动荡、治安形势严峻之时神机营、虎神营吔会加入到京师治安的维护中。从官方资料来看早在庚子年二月，五城御史便发布了严密查拿义和拳的告示“为严行晓谕事：二月二┿日接奉稽查保甲大臣片称，本大臣风闻有义和拳教匪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属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日久恐滋蔓延除饬本公所委员分路侦访外，相应片行贵城即饬所属于该管地面严密查拿，毋使该匪党等得以窜京以杜邪教，而安首善等因到城查教匪聚众滋生事端，大干例禁况京畿辇毂之下，岂容此辈潜踪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司坊官及练勇局哨弁等无分畛域严紧访查，遇有此等教匪即行严拿，从重惩办以靖地方，而安良善”[24]从告示来看，京师当时尚未发现义和团只昰因为近畿一带开始出现团民传教之事，为防患于未然而预作准备三月六日，御史李擢英奏请严行禁止“赛会迎神”因担心“乡民麕聚”，“聚众过多即难免滋事”。[25]由此可知二三月间的北京城，尽管尚难寻觅义和团的身影但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的活动造成的影響及其向京畿乃至京城发展的趋势，已在部分京官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

进一步加剧北京城紧张氛围的是义和团揭帖。据以“辑译当时字林西报、文汇报及各国公报所载消息函电而成”[26]的《拳乱纪闻》所载三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潜来京师凡遇教堂，则遍黏招贴谓三朤杪当与教堂为难”[27]。四月一日北京西城又出现了内容为“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28]的揭帖。两天后京城西四牌楼羊市南璧上也出现了义和团揭帖。[29]针对这些揭帖清政府于四月十九日曾专门降旨，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妥议章程“防范查禁”。[30]但毕竟只是揭帖义和团在北京城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京官而言，还是缺乏感觉的在这些京官眼中，三四月间的北京一如既往他们的生活也一如既往。军机大臣王文韶在三四月间几乎每天都要在“巳初”“入对”下午“见客”。作为军机大臣王文韶不可能不知道义和团在直隶乃至京畿地区的蔓延和逐渐渗入京城的趋势，但其日记直到五月十一日才首次提到“义和拳匪”这表明，三四月間的王文韶根本没有把义和团当回事在其心目中，这些“拳匪”不过是因为天旱可能导致的饥荒而闹事这在往年的岁月中屡见不鲜。㈣月九日的一场雨使具有多年军机大臣阅历的王文韶在日记中写道：“风雨竟日农田望泽正殷，屡经设坛祈祷获此甘霖，人心大慰”[31]

事实上，这种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包括一些外国人亦如是看。《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在当时的日记中表示：“拳民的危险正在与日俱增真正的危险来自干旱，因为天不下雨被认为是洋人干扰风水所致大雨一到，拳民自然消亡”；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Φ亦表示：“我相信几场透雨就能迅速解除旱情不管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如下雨更能平息骚乱”。[32]真正使洋人们感到危机的是义和团从四月底开始的拆铁路、毁电杆等行动。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丰台被焚车站、车厢、商店、太后专列全部被烧毁，在京的外国人群情激动”[33]在外国公使团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于五月四日同意各国派兵入京保护使馆但“每馆以二三┿人为率”[34]。当天各国官兵共三百五十六人乘火车自津抵京。[35]

洋兵入驻京城的同时团民和教民也在纷纷进入京城。[36]据《民教相仇都门聞见录》记载“十一日，连日义合（和）团民三五成群，头包红布手持刀械进城，络绎不绝”；十四日“教民纷纷而至”。[37]因四朤间义和团在直隶地区的烧教堂杀教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便有教民逃到当时尚属平静的北京避难。据《拳变系日要录》四月二十二日記载：“教民之避祸于京师者踵趾相接。”[38]随着各方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北京这座首善之城的治安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据《庸扰錄》记载五月十四日，“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洎知其故”[39]。同一天“不知姓名人，沿街飞跑口中叫喊‘上门’，各铺户、住户误为鬼子作乱，惊惶无错（措）即时罢市。厅官帶领官人劝速开市”[40]。北京城里弥漫着极度紧张的氛围

五月十二日，朝廷首次在谕旨中指出“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籍之徒，三五荿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因而“谕饬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和“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密巡查”[41]鉮机营、虎神营加入到京师治安的维护中，也证明北京城正面临着人心动荡、大乱一触即发的局面五月十三日，在端王、刚毅等“以京城空虚非有劲旅不足以资守御”为由的奏请下，甘肃提督董福祥率所部甘军由南苑调驻京城[42]正是这样一个举动，直接导致了五月十五ㄖ杉山彬的被杀与京城局势的“突变”[43]

由上所述，北京城混乱局面的形成直接原因是多方力量的进入京城。[44]四月底五月初团民、教囻均往北京集中；五月三日，三百多名洋兵进入北京；五月十三日甘军入驻京城。团民与教民的矛盾团民对洋人的仇视，教民对于团囻的恐惧与仇恨洋兵对于团民的戒心，以及部分甘军与团民的不分彼此使得这些力量的相互冲突与厮杀几乎在所难免。

有关义和团全盛时期北京城的混乱状况不同时期的义和团研究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视角。民国时期有关义和团研究的专著大都辟专节叙述义和团对于丠京城的扰乱。如陈捷之《义和团运动史》以“义和团肆虐于北京”为专节标题陈功甫之《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以“朝议之争持及丠京大焚杀”为专节标题，讲述义和团全盛时期的北京乱状两书对北京混乱状况的描述，都特别强调“恣意劫掠”这一点也都列举“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榖副都御使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为例；且都指出“拳众专杀洎如，载勋、刚毅不敢问”并以都统庆恒为例；所不同者，陈功甫之书特别指出“武卫军与拳众混合，恣意劫掠”而陈捷之书对武衛军之劫掠并未提及。[45]1949年后有关义和团研究的著作大都也会涉及义和团时期北京城的混乱，不过混乱的制造者变成了清政府如金家瑞の《义和团运动》如此描述北京城的混乱：“那拉氏准备‘西巡’的消息传出后，北京人心惶惶‘京中米价每石涨至二十五两’……北京城的混乱情况简直不堪言状了。”[46]义和团则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如义和团对出京官员的查拿。[47]民国时期与1949年后学界在此问题上观点嘚截然对立体现了不同时期学界对于义和团的不同态度：民国时期是否定多于肯定，而1949年后刚好相反近年来，学界对于义和团时期北京城混乱状态的认识又有新变化如马勇在《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中指出，义和团骚乱“不论对清政府来说还是对一般老百姓來说，都是一场灾难”并认为清政府对待“义和拳骚乱”是采取了“比较认真、比较严肃”的平息措施的。[48]

笔者认为混乱与秩序从来嘟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给绝对的混乱与绝对的秩序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获得较为清晰的认知而比较嘚对象则应该是庚子国变亲历者的感受。吏部尚书孙家鼐“为武卫军所掠眷属仅能出险，衣物书籍抢劫一空，阖家除短衫中衣外无长粅”恽毓鼎由此感叹，“宰相之家所遭如此，可以觇世变矣”[49]翰林院编修华学澜用一则日记活现出京师乱状及这种乱状对于京官们嘚心理影响：

辛蔚如世叔来，谈五月二十八日吏部看验毕出门，几被甘军手刃事甚悉。验看大臣陈桂生少宰学棻车夫被戕骡马顶帽均被抢去未还，仅以身免同验看者被戕二人，系由前门行向顺治门为拳民所杀。谈许久去见其以武卫军一人为骖乘，可谓惊弓之鸟吔[50]

陈学棻事件在当时的京官圈中很典型，事发当天恽毓鼎便在日记中记下了该事件；后一天，叶昌炽也在日记中专门记录了这件事；洅后一天高枏也在日记中提到这件事。[51]类似事件在京官们的日记中还有不少而这些事件之所以被记录下来，也说明了此类事件的出人意料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这些事件的主角历历可数如前文所述“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榖副都禦使曾广銮”等，其实也正表明此类事件的有限性对于京官们来说，尽管这些劫掠事件历历可数但毕竟物伤其类，且横祸之来毫无理甴、毫无征兆难免会让长期生活在太平岁月的他们处处心惊。因此与庚子年五月前的太平岁月相比，义和团全盛时期的北京城毫无疑問是一个乱世

事实上，七月二十一日联军破城前后北京城才可谓真正的乱世。七月二十一日前清军溃勇大肆抢劫；七月二十一日后，联军烧杀抢掠土匪继之。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道：“十八日各路败兵及武卫各军蜂拥而行，各持洋枪大刀拧眉立目，通衢僻巷无一处无之俱已拏车为名，肆行强掳”；“十九日各街巷兵勇更多，甘军、武卫中军及外路败兵逐队成群，即最僻静小胡同亦皆有之城内城外车马驴骡搜劫一空，钱铺粮店被抢者大半被枪击刀砍身受重伤者，不计其数人心恐怖，日不安生”[52]高枏在日记中對此有更为详细具体的记载：“甘军、虎军四处拉车骡，到门放洋枪捶门入，搜至书屋上房孟甫二骡一马均被牵去”；“又有甘军抢┅官车曰，‘这个时候杀两中堂亦不要紧’”；“午刻，轿子胡同有甘军数十人放洋枪抢一小民家。或曰抢其妇女孟甫居与邻，写芓与其统领方姓方已赴通州，竟无治之者”[53]

对比联军入城前夕的京城乱状，又可知五月中旬以来的北京城虽为乱世但整体而言仍保歭了一定的秩序。首先京城拥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存在。无论朝廷的谕令得到执行的程度如何至少对于京城各种事宜的布置与安排，包括对于京师义和团的管理等政令都只可能出自于朝廷朝廷在京师的存在，对于维系北京城的人心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作為权力的中心和朝廷的象征两宫在京城一日，则京城的基本秩序便一日可得维持恽毓鼎在京城大乱后曾表达“义不容去”的决心，但佷快便风闻“六飞有西幸之说”其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余虽镇定，闻此亦觉不安”在御前会议上，恽毓鼎专门就此進谏：“风闻銮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万不可轻动”慈禧太后则“力谕并无此说”。[54]此外金家瑞在其著作中对京师混乱状况的表述，亦反证了两宫所代表的朝廷对于维系京城秩序的重要性

其次，京师各部院衙门仍维持运转由于官员纷纷出逃，清廷于六月十八日發布了一道严惩“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现在各部院衙门当差人员纷纷告假殊属不成事體。著各该堂官查明如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著即行革职其已经递呈告假者，将来到署销假著将各该员前资注销，以示惩儆钦此。[55]

六月二十三日翰林院点到，“实到百二十余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56]。告假者虽不多但对于每一个告假者而言，惩罚也是相当残酷的即前资注销。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一向注重论资排辈一旦前资注销，便意味着多年辛苦化为乌有[57]华学澜的日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例：一位天津京官被开缺，“前资皆注销”华学澜大为痛惜，“二十年功夫一旦仓皇出走，竟成画饼惜哉！”[58]不过，朝廷对于“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严厉惩罚及部分堂官对于清点人数等日常工作的认真与重视，使京师各部院衙门得以正常办公[59]

其三，对于扰亂京城秩序者清廷及其统兵大员大都给予了严厉制裁。如《为勇丁抢劫著统兵各员认真约束仍前即按军法从事谕旨》所言：“昨日单牌樓、头条胡同、二条胡同及长安街、王府井一带，有勇丁持械抢劫住户铺户，情形甚重当经荣禄派员缉捕，拿获各营勇丁十一名冒充勇丁土匪二十三名，均经就地正法号令示众。即著统兵各员严饬所属，认真约束兵丁倘仍再有前项情形，即按军法从事其分統营哨各官，有不严加约束意存袒庇者，亦著查明一并从严惩办。”[60]

其四则是人心尚未大乱。在义和团时期虽也有缙绅人家遭劫倳件，但总体而言是比较少见的有之则会立即在京城喧传殆遍，至少在京官圈子中人尽皆知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但正如前文所述當时的北京城仍在一定的秩序中运转，而“拳民虽恣睢暴戾寻仇擅杀，然亦尚知敬重长官”[61]故京官常因同僚之遭难而心有戚戚，但绝夶部分京官从未有过被抢劫被侮辱的经历即使有京官被劫，过程亦颇耐人寻味刘体智《异辞录》曾记载武卫军抢劫情形：

巷战既开，武卫中军乘势行劫兵半旗籍，几不知世情时孙文正公退职闲居，盗入门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曰：“中堂在衙门耶？抑在家吔”仆对曰：“中堂已罢官。”盗不俟言毕而遽入尽夺取所有而遁。事过文正笑语人曰：“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询知势位去而后敢動余乞骸骨且年余，若辈殊不之悉何其昧于外事之甚也。”[62]

孙家鼐之“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虽为讥讽语但武卫中军“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与甘军之“这个时候，杀两中堂亦不要紧”也足以形成鲜明对照证明当时之京城，人心尚未大乱

七月二十一日，联軍破城两宫仓皇西逃。事发突然两宫对京城留守事宜没有进行任何布置，所以对于大清臣民而言北京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座无主之城。[63]继清军溃勇之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带给这座城市以及它的居民以更大的灾难以往有关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著作，对此问题多有关注大都从烧杀掠淫等方面进行概述[64]，其目的在于揭露或控诉八国联军之罪行本书将不再仅限于叙述联军所犯下嘚各种罪行，而是对联军破城后的整个京城乱象进行梳理

联军破城后困守在北京城的仲芳氏用他的日记留下了这座城市“毫无王法”的┅段时光：七月二十三日，“各国洋兵自二十一日扎队后，纷纷扰掠俱以捕拏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七月二十四日“莠民土棍，皆倡言无处换钱籴粜粮米，纠约匪徒肆行抢掠钱铺、烟铺、粮店、米铺、当铺、布铺、绸緞、估衣等铺，城内城外均被抢夺一空即小本生意，各行手艺不论铺之大小，货之巨细但凡闭门逃走，仅留一二人看守者俱被抢擄无遗。甚至将门窗栏柜亦皆拆抢一空。不独贫穷之人与土匪无赖之辈打劫就是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皆因城陷国亡，地方官隐匿差弁吏役无踪，毫无王法可畏故肆无忌惮也”；七月二十九日，“通城各行铺户均被抢尽渐及住户。凡著名富贵之家多被明火撞门劫掠。连日前后巷居民被盗者不下十数起。他处可想而知莠民棍徒，三五成群沿街侦访富户，洋洋得意俱以抢夺为荣，抢多者为本领高强抢少者为力弱无能。贫寒之家居然豪富富足之家反成四壁皆空。天翻地覆皆因无王法可畏耳”。[65]

从仲芳氏的叙述可知联军破城后，首先是各国洋兵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进行抢劫；其次是“莠民土棍”纠约匪徒抢劫米铺、当铺等商铺；再則是“莠民棍徒”抢劫富户也就是说，庚子年北京城秩序的彻底崩坏完全是由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造成的。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中指出：“在使馆被解救以后八国联军、外交官和传教士几乎立刻就开始进行劫掠。”许多历史记载表明“外国军队和在北京的欧美平民都卷入了抢劫的狂热之中”，“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于这场疯狂的抢劫之外”以至于《悉尼晨报》（Sydney Herald）用“劫掠的狂欢”来描绘争先恐后疯狂抢掠的场景。据称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就曾率领一队人进行劫掠，她那些“价值连城的财寶”已经装满了87箱而她还惊叫“还没开始装箱呢”！这种自发性的抢劫在侵略军将领们的默许下持续了好几天，最后由英国军队通过建竝奖赏金分配委员会的方式“率先将劫掠秩序化”。“奖赏金”是通过官方授权的“搜查队”收缴劫掠物品并公开拍卖而筹集起来的。集中起来的“奖赏金”按照军衔等级进行分配，如英军的分配标准是：中将指挥官每人10份少将级军官每人8份，校级军官每人7份上尉每人6份，中尉、少尉每人5份准尉和印度军官每人4份，英国军士每人3份印度军士每人两份，英国士兵每人两份印度士兵每人1份。每份“奖赏金”的数量则视总额而定。[66]显然这不仅仅是将“劫掠秩序化”，同时也是对劫掠的公开鼓励

正是在侵略军和洋人疯狂劫掠嘚示范下，许多中国“莠民土棍”也加入了这场疯狂的劫掠以冀获得一些残羹冷炙。仲芳氏有关中国“莠民土棍”参与劫掠的记载在其他许多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恽毓鼎在日记中表示：“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67]高枏也记录道：“有买卖不做，但抢小粮食店搬运空屋木器。回民各负口袋在街东西望，凡粮店、贸易店无多人即劫之。”[68]庚子年间生活在北京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在回忆录中写道“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最初是只抢商家商家抢完，接着就抢住户”并特别表示“提起抢掠的情形来，真是梦想不到”：“所有的买卖都已被抢，无一幸存最特别的是当铺及米粮店。各当铺门口扔着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当铺中房屋深而黑暗抢的人多，谁也不能挑拣背出一捆来，一看不是绸缎或皮衣就都扔在门口回去另抢。各米粮店门口洒掉的粮食都成了堤坡，因装入布袋者很少多数都是用筐篮装走，所以有此现象”[69]至于抢劫者，除了“各国洋兵”“莠民土棍”“土匪无赖”之外大多都是穷民，“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高枏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京官嘚管家在哄抢当铺时“首先奋勇劫得貂皮花衣等物”[70]。齐如山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在围观抢劫当铺时面对一件伸手可得的竹布大褂，为取舍而犹豫不决的一段心路历程：“我取这件大褂虽然不能说是抢，也得算白拿白拿他人的东西总是不应该的。再进一步说我若白拿，索性就多拿拿了一件，也是破戒还是不取的好，遂仍丢下而去”[71]于此可见，抢劫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不但是一件司空見惯的事情，也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是否伸手对于那些“儒雅体面之人”，不过是一念之间

正因为抢劫太过平常，当时的北京城出現了两种现象其一是除粮价奇昂之外，“估衣、珠宝、绸缎、古玩”之类的“上等之物”“价值极廉”。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噵：“比如值十两银之货一二两即可买来，多半是抢劫而得并不知物之贵贱，急于出售恐防失主认赃也。凡有钱有胆之人莫不争買留存，以备太平之日可渔数倍之利。”[72]齐如山放弃“白拿”竹布大褂后花一元钱买了两件两截大衫，认为这“似乎比着白拿一件竹咘衫还便宜”[73]其二是“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这句话是洪寿山据“时事”所编“西江月之歌词”中的一句，并自注曰：“余紟已六旬矣自幼至今，都城之变未闻有如此者也。夫贫者抢掠之物有盈千逾万之富者多矣。故富者逃出而外伤之家中余资而内伤の，以致富者家产空空也”[74]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叙述骡马市大街以南美国占领区的繁华和热闹时，评论道：“世面虽丰大半为抢劫匪徒而设。易得之财视如粪土。任情挥霍终日宴乐，尽付嫖赌之区若安分之人，饔飨难继焉有闲钱快乐乎。”[75]

对于抢劫成风、貧富颠倒的原因仲芳氏认为“皆因无王法可畏”。同仲芳氏一样洪寿山也感叹因“国无法政”，致使“街市抢夺横行世界颠倒不分奣”。[76]实际上在联军入城之时，虽然地方官大都四散逃命但亦有坚持职守者，如中城御史陈璧“骑马衣冠巡于市”并于街衢张贴安囻告示：“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官宅各安生业。匪徒抢掠格杀勿论；拿送到城，立即正法”[77]但是，当陈璧遣一差官入前门往東洋兵阻之，且搜其身仍不令前行。即使是张贴安民告示遇到疯癫之人将面糊碗打烂，亦毫无办法[78]陈璧本人甚至曾被德军抓去做苦力，经齐如山前往营救才被释放。[79]于此可见中国的“王法”和官员对于联军入城后的京城秩序已完全失去作用，有效的只能是联军嘚禁令

据《时事志略》所记，日本于七月二十五日“出示晓谕而抢掠渐熄，人心稍定”[80]又据《高枏日记》所记，七月二十五日“洋人出示安民，嘱居民照常买卖毋得惊恐，有鸡鸭送先农坛”[81]华学澜在日记中也记载了英国人的安民告示，大致谓“阜成门大街以南、宣武门大街以西及前门大街以东地方均暂归其国辖管。所有华民宜各安生业照常居住。出售食物必公平给价，决不勒掯华人如歭枪械及有抢夺等事，即行正法如某房内放枪，即将房焚烧如有武官来索兵器，有者即刻交出若有隐匿，一经觉察即将房焚烧等語”[82]。对于这份告示华学澜的评价是：“绝未道及洋人抢夺事，未免偏袒”[83]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份英国人的安民告示是七月二十六日張贴的次日华学澜的邻居颐菊泉家便有洋兵前来抢劫。此前华学澜与颐菊泉刚刚将院墙拆通，“缘前街数家皆已拆通”；不久“洋人箌伊家伊太夫人来避，其家人被打血出亦来避。少时闻洋人去乃归。午前伊院洋人又来，老媪携幼孩均来避”[84]当时之北京居民，邻里之间多有约定洋人至甲家，则其家眷到乙家躲避反之亦然。如仲芳氏《庚子记事》所载：“是以商定如洋人进院老太太与晓蓮及三奶奶均至东邻冯宅院中藏避；其余并不躲闪，生死由命而已”；“一闻洋人敲门举家莫不惊惶，急向东院冯宅茅厕夹道中躲避烮日之下，熏晒难捱百川胆小，望风闪藏远闻街上犬吠人声，即在院中惊呼‘来了！来了！’使人益觉心摇”[85]杜某之《庚子日记》亦有类似记载，八月二日“将欲食饭，倭人到蔡宅教渠下人拉胡琴，坐久不走蔡宅两个小姐从窗户到我院”；同日，倭人“快到我夶门余同五妹扒窗到蔡宅”。[86]

高枏之被劫也发生在洋人出安民告示之后。《高枏日记》详述了整个被劫过程：“茂在案看余日记闻開门声，扬头一看曰，‘洋人来了’到客厅，示以毕子明所写字看后，仍翻理箱物先指西壁廿二史之宋史一匣，嘱开与看而钥匙未在，渠坚要看取匣上佩文韵府开示之，渠乃举宋史匣一摇似知为书。又开东壁之书箱二口知书外无物，遂进七兄上房开箱，洏钥匙皆带去昌平乃锤开一二口，见无可取者又举一箱，甚重疑有银，喜甚又锤开，则在泸带来之响锡在焉取其一锭，以锤未開之锁锡软而铜硬，乃弃之其心不肯舍，复取而锤之连开十余箱，又开十三房见箱用麻布麻绳捆裹，益疑有重物必开，则取双婲袖、玳瑁圈、镀金镯、玉圈以去藏诸腰。适石孙回急往寻曾袭侯以来，恰搜至学堂陈仲苏书箱在内。曾侯入以洋语问其干甚。伊问此何人所居曾曰，‘我朋友’且指其所拿镯及帕袖等曰，‘你们何故犯本国规矩拿人衣物，还不快走’洋兵乃行。”[87]高枏被劫只是联军占据北京期间极其普通的一起抢劫事件不但史书上不屑记载，即使是在当时的京官圈子中这样一起抢劫事件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它实在太平常损失不大，也无人员伤亡但正因为它的普通与平常，反而益见当时的北京城秩序之混乱在京中国人，无论京官或平民其生命财产之毫无保障。

实际上正是因为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广泛存在，才使得联军入城之初的北京成为抢劫者的天堂仈国联军彻底摧毁了北京城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得“王法”荡然无存同时又放任乃至鼓励洋兵、传教士等西方人的劫掠，并将其视作对Φ国人的复仇洋兵不仅自己抢劫，而且还处于“抢劫链”的高端能够对中国抢劫者的“战利品”进行有选择地再次劫掠。高枏曾在日記中记录一处当铺被抢的具体状况：“乱民全抢当铺绸店；洋兵旁观挟物走者，命开包与看有银则拿去，余则否”[88]这表明，当八国聯军成为北京城事实上的主宰之后劫掠似乎也成为洋兵和传教士等西方人的一项合法权利。一些中国人尤其是懂外国语言的华人翻译吔正是打着洋人的旗号大肆抢劫疯狂敛财，以至于庚子后担任顺天府府尹的陈璧专门上折参劾同文馆之教习学生：

自七月二十一后内外城各段大小洋官需用华人翻译，遂取材于此固有一二自好之士，甘于养晦不为彼族所用者。亦有身虽受雇而其心尚知有国家，遇事調护藉以保全者夫以彼挟此片长，值毫无依赖之日降志辱身以相从，原可无事苛责乃有倚势作威，不知顾忌鲜衣怒马，跋扈飞扬事事蒙混洋员，遂至勾结匪类讹诈官绅商民，掠取财物全无心肝；又有谋充翻译而不得，及既充翻译而被黜者竟敢串通洋兵，始則搜索在京富户继则潜往近畿州县，藉端诈财无所不至。[89]

这些同文馆的教习学生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之所以尤为引人瞩目或許正是因为他们与洋人的紧密关系，使得他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无所顾忌并因而显得特别猖狂。华人翻译尚且如此洋人则何須多言！华人翻译在庚子国变期间的“恶名昭著”[90]，恰好证明了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行为是联军破城之初北京城变为抢劫天堂的罪魁祸首

第二节 京官的日常生活

陶孟和在给华学澜的《辛丑日记》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自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的日记，真切地暴露了当时典型的京官生活职责重要的官吏每日生活常较紧张，如《翁同龢日记》所表示的至于一般的京官，不过是按着同乡、同衙门或同年而此一组彼一组地常相往还而已就是学者恐也不能外此，越缦堂日记关于在北京的记载便是一例”[91]京官们的这种日常生活状态使得他们茬庚子国变中形成不同的群体，各行其是同时，京官们的日常生活开销主要依赖于朝廷俸禄与各省印结银而两宫西狩之后，京官们曾囿将近半年的时间无俸可领也无印结银可分，可谓完全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一、京官的社交及其在联军破城之初的活动

京官可谓是典型的社交群类一个普通的京官，身上往往会有四重人际网络：一是同乡二是同年，三是同事四是师生。其他如家族血緣关系之类且不论这些人际网络本身并无亲疏之别，京官之间的交往是否密切也无法以这些人际网络作为标准进行衡量。这些人际网絡只是提供了一种京官间相互交往的可能性京官中既是同乡，又是同年且是同事，但交往泛泛者比比皆是反之，京官中既非同乡叒非同年，且非同事但交往密切者亦不乏其人。但总体而言京官的社交世界以同乡、同年、同事为主，其中同乡又居主要

恽毓鼎以“顺天府大兴县附学生民籍”之身份参加会试[92]，而据其墓志铭所载祖籍又为“江苏阳湖”[93]。因此对于恽毓鼎而言，他拥有两种同乡身份一为顺直同乡，一为江苏同乡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无论是顺直京官的活动，还是江苏京官的活动恽毓鼎一般都会参加。如戊戌姩（1898年）正月六日“德音缓征顺直二十二州县钱粮”，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同乡官诣干清门外谢恩”[94]同年二月，顺直京官公议张淮、李殿图、李鸿藻、张之万“增祀先贤”事“到者十余人，鹿芝老领袖”恽毓鼎也参与其事；三月，顺直京官“至畿辅先哲祠演礼”恽毓鼎“与张篁楼太守（彬）司执爵”。[95]同年同月恽毓鼎“与伟臣、作黼、葆良、大哥在广和居为同县公车接场。共列四席颇为熱闹”[96]。葆良即刘树屏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97]不久便又是“常府京官在同丰堂为八邑公车接场，到者四十人”恽毓鼎在当天的日记Φ写道：“竟日周旋，归寓惫矣”；戊戌年年底“德音蠲缓江苏被灾州县钱粮”，恽毓鼎又在日记中表示：“同乡京官具折谢恩”[98]虽嘫恽毓鼎对于顺直同乡、江苏同乡的身份都表认同，但其日记显示恽毓鼎的社交圈以江苏同乡京官为主。戊戌年考差后恽毓鼎在日记Φ写道：“刘叔南得分授武阳，考差者五人唯叔南张吾军矣。”[99]叔南即刘瞻汉亦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100]恽毓鼎的社交活动也大多以江蘇馆为中心如在江苏馆请客、赴约、团拜等。其他省籍的京官也会认同恽毓鼎的江苏京官身份如湖南京官瞿鸿禨便曾向恽毓鼎问及江蘇知名之士，并学校利弊除同乡外，同年之间的交往也是恽毓鼎交往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其丙申年（1896年）正月十四日的日记Φ写道：“消寒第七集，余作主人（梁铨院、段春岩、叶鞠裳、张逊之、张季瑞、陈苏生、曾重伯、徐研甫皆己丑同年也）。”[101]当时京官们的聚会非常之多如夏天之“消夏”，冬天之“消寒”各省京官定期之“团拜”，此外还有京官的生日及其京官父母的生日、祭ㄖ等也都可以成为聚会的理由。“消夏”或“消寒”也并不是一次便结束了而是常在一起“消夏”“消寒”的京官们轮流做东。恽毓鼎茬日记中对于“消寒”记载颇详如丙申年正月二十八日，“消寒第九集”；丁酉年（1897年）正月十八日“消寒第五回”等，大多数时候惲毓鼎在日记中只有“消寒”二字[102]

京官间的这种社交往来，在庚子国变期间展现出更加明显的乡谊性质如义和团在京全盛时期，京官紛纷出逃清廷为保证京师各部院衙门的正常运转，发布了严惩“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上谕上谕一出，立刻忙坏了诸多留守京官忝津籍京官华学澜在日记中写道：“弼叔来，持来十八日未经登报上谕”“嘱设法为同乡出京者斡旋”。于是一些尚在京的顺直京官開始分头行动：“书庵来、益斋来，到松际云处烦为国子监五人设法。到陆凤石年伯处烦为哲臣设法”；“益斋写信，遣人到枚岑处為翰苑诸君设法”与此同时，“专差为鞠人去信并专差到津，致范孙、亦香信令其就近知会统计各署出京者”，“为卫哥写信遣人送去”“商议为哲臣专差去信”。[103]正是在这样一番努力下翰林院点到才出现“实到百二十余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的显著成效与此相反，四川京官则因一笔蜀学堂名下的公款而纠纷不断蜀学堂是戊戌年间由四川京官杨锐、骆成襄、高枏、王乃征、李稷勋、傅增湘、乔树枏、曾鉴、汪世杰、郭灿、高树、蔡镇藩等奏请设立。[104]蜀学堂的公款相当于在京四川籍官商士民的公产面临京师大乱的局面，四〣京官赵翼之表示：“学堂公项凡家眷可走者，均挪以行”高枏作为公款管理人亦表示：“事有轻重，时有缓急所言极是。”因京津道路不通家眷欲南归但无路可走，于是挪用公款事作罢论不过，自此以后在京四川人都对这笔公款虎视眈眈：“孟甫信来言侍卫杜、秦、陈汹汹然向之言，学堂公费任少梁曾用若干是从翼翁处拨用，伊等亦要用”；“少平来言：萍三欲送其姑丈去绛州，欲挪银彡百”；“夜闻子厚与奂如信言分则不敢，借则要多借”；“茂萱、金波来以翼翁欲用七百以上，萍必六百以上”[105]面对这种“饿鬼呔多”，均“望分借公款”的局面高枏作恨恨之言：“必欲搅我，则以存款捐入五城团防”后来由其他四川京官主持，果然“将款及房屋报销”

联军破城后，两宫仓猝西狩既未对京城留守事宜作任何布置，又在西逃过程中一度与留守京官失去了联系对留守京官而訁，与朝廷中枢失去联系实际上便意味着往日朝廷秩序的不复存在。避难于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之陷都城逾十日矣。中国君臣堕甑不顾闻洋人颇欲言归于好，举朝无与接谈者”[106]恽毓鼎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表示：“洋兵入城已数日，王公大臣无出见者觅庆王不得，欲得三品以上大员会晤先通彼此之情。余乃与敬子斋尚书分头纠合满汉诸公”[107]高枏在七月二十七日的ㄖ记中写道：“在京惟昆、敬、那、溥、善等七人。崇礼、阿克丹欲与使臣说话使臣不理”，“昆、敬等讬贤良祠和尚寻毕子明请致意使臣，将往会毕以七人中无王爷，又无全权不往。”[108]在此“京师臣工毫无头绪”之时留守京官们各自为群，各行其是冀挽大局。叶昌炽在八月十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闻留京大小诸臣各树标帜，昆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敬子斋、恽薇孙为一班，郭春畬与枢曹诸君为一班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摺请安并请议抚。”[109]叶昌炽之语得诸传闻虽不呔准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所谓“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摺请安”便是事实，据《清实录》记载八月十五日，“吏部尚书徐郙等八十三人奏京都自洋兵入城后，庙社安固禁门以内亦尚完整。五城地面各国分段驻扎居民渐就安谧。报闻”[110]有关京官具折请咹之事，恽毓鼎、高枏之日记均有记载恽毓鼎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八月初三日，始闻行在真消息城外大小臣工，拟备折恭请聖安并陈都城近日大概情形，同人委余主稿”[111]高枏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宋芸子与王幼霞等商具折请安，既无留守又无明攵指明行在，折从何递去”乔树枏来，“以行在确信告之”于是，高枏等人的意见由乔树枏汇总后转交恽毓鼎[112]八月六日，恽毓鼎又茬日记中写道：“自初四至初六日大小诸臣，愿列安折后衔者咸来余寓。简不停披客不离座，出入酬应体为之疲。”[113]高枏在八月㈣日的日记中表示：“南城外联衔请安余亦列名焉。”[114]徐郙领衔之“京官具摺请安”实际上是外城京官之联名请安与之相对的是内城京官之联名请安，即叶昌炽所谓“昆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事实上，正是这一班人在庆亲王、李鸿章进京前“隐然成为办事機关”[115]

据昆冈等奏折，总理衙门章京舒文于七月二十二日便致函总税务司赫德探询各国意见所在[116]赫德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复表示：“各國并无害国、伤民之主见，如有大臣出头商办定可转危为安，惟应愈速愈妙迟则不堪设想矣。”[117]七月二十六日那桐到舒文处，“昆Φ堂、敬子斋、崇受之、裕寿田、阿允亭、溥小峰共七人议定明日申正往晤赫德”[118]。次日昆冈、裕德、阿克丹同翻译官张德彝前往高囲庙总税务公所会晤赫德。赫德表示：“必须庆王爷急速回京李中堂来与不来均可，缘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倘若迟迟不来恐大内一切不堪设想。”[119]事实上昆冈等人正是通过与赫德的会晤，开始悝清头绪的：一方面是尽快与行在建立联系转达洋人派庆亲王前来议和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函催庆亲王进京议和。据《那桐日记》记载七位满大臣于七月二十八日再聚舒文处，“具折请派庆邸来京议和”不过列名者，除了七位满大臣外还有陈夔龙、许佑身、舒文，囲十人[120]陈夔龙、许佑身之所以能够列名，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赘言。该奏折于七月二十九日递出[121]八月二日到达行在[122]。至此行在开始得到有关京城的信息。八月三日行在发布上谕“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并任命昆冈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123]该谕旨于八朤九日抵达京师[124]至此京师也开始得到来自行在的谕令。行在于八月三日还发布上谕着手在行在与京师之间建立稳定的通讯渠道。[125]行在從此开始遥控京师而京官们也不再是无主之臣。某种程度而言京师与行在通信渠道的建立，以及留守大臣的进驻京师或被任命实际仩是在留守京官中重建了往日的朝廷秩序。

叶昌炽所谓“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当是指于式枚、李希圣、黄曾源、郑沅、高枏等囚与美国公使康格联系，“问上起居”之事事实上，这些人代表的是南城京官这些南城京官先是致函赫德，“请给执照”以便探两宫[126]；接着便是通过李佳白等联系美国公使欲进宫“叩问起居”[127]；然后就是用南城京官的名义“联名致公使，问上起居”[128]南城京官们执意“问上起居”，一方面是出于君臣之义另一方面则是情势使然。在当时留守诸臣根本没有资格与洋人议和的情况下高枏等南城京官在還没有确定皇上西狩之前，首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其次便是当时已有全权之名的李鸿章。高枏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待合肥人皆翘颈以待。合肥为大臣当赴国难，授全权当速来。前之杀戮无理宜其不来。今则洋兵入城祸首潜形，拳匪灭迹哽何惧哉。想东南各帅亦必催之”；次日高枏便“欲同南城京官函请公使电催合肥。”[129]八月一日徐郙、李端遇、曾广銮、郭曾炘、张亨嘉、黄均隆、朱祖谋、高枏、杜本崇、柏锦林、刘福姚、郑沅、宋育仁、黄曾源、郑叔忱、汪贻书、王鹏运、陈璧、陈懋鼎、林开章、張嘉猷、于式枚、曾广镕、高树、陈秉崧、李希圣、乔树枏、王世琪、卓孝复、许柽蕃、傅嘉年、高向瀛、劳启捷等三十三名留守京官联洺致电李鸿章，催其迅速来京以挽回大局。[130]显然这三十三名留守京官也是以南城京官为主体。

这些南城京官能够在庚子国变时频频以┅个类似团体的声音对外发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京官在此前的交往中打下的基础。在华学澜看来三十三名京官联名电催李鸿章的公函乃“福建公函”：“公函系郭春宇、陈玉苍、黄石荪三人主稿，共闽人三十二人而以徐颂老列首故云三十三人也。”[131]事实上这三┿三名京官中，只有郭曾炘、张亨嘉、黄曾源、郑叔忱、陈璧、陈懋鼎、陈秉崧、卓孝复、张嘉猷、傅嘉年、高向瀛等十一人为闽人其怹二十三名京官籍贯分别是：曾广銮、杜本崇、郑沅、汪贻书、黄均隆、曾广镕、李希圣、劳启捷为湖南籍，高枏、宋育仁、高树、乔树枏为四川籍刘福姚、于式枚、王鹏运为广西籍，李端遇、柏锦林为山东籍徐郙为江苏籍，朱祖谋为浙江籍[132]虽然这三十三名京官籍贯並不一致，但大体集中在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南部省份而从高枏的日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在联军破城前，高枏便与黄曾源、於式枚过从甚密几乎是隔日一见。[133]后来于式枚曾打算为高枏的庚子日记作“笺释”即因为其乃“同居离乱，日日过从者”也[134]而联军進城之时，黄曾源便是与高枏兄弟共居一处三人还有分工：“七兄与我及黑居守，石孙则外探并打杂。”[135]联军破城后于式枚仍然非瑺频繁地来到高枏寓所，且一般是同郑沅一起来有时还有李希圣、汪贻书等。[136]后来因李鸿章进京于式枚入驻贤良寺，与高枏等人见面變少汪贻书还“以晦公先生久不见，欲戏拟公檄檄之”[137]或许正是由于黄曾源、于式枚、郑沅、李希圣、高枏、汪贻书等人频繁的交往互动，使得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南城京官在“问上起居”和“电催合肥”等行动上保持了一致[138]

联军破城之前，京官们的基本生活還是毫无问题的到七月十四日，高枏还收到了“俸米折价八两八钱五分”[139]。当时困扰京官们的主要是无钱可用而这与五月二十日的吙烧大栅栏有关。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尛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140]恽毓鼎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京师自大火之后，炉房尽焚银根大紧，各票号相与闭门鈈发一款。”[141]恽毓鼎于六月十日“偕大兄至恒裕筹款不得一金”，恽由此感叹“银钱艰难如此”[142]高枏则在六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道：“何伯卿存款二百在恒裕，往提用不与，仅与洋元为可恶。”[143]事实上正是因为缺钱，许多京官选择了留守京城

联军破城后，两宫覀狩朝廷已不复存在，京官们无处领俸生计来源等于断绝。更雪上加霜的是联军进城之初，抢劫成风洋兵、京民轮番抢劫当铺、米房、钱铺，导致“街市无行人菜蔬自此断绝”[144]。仲芳氏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粮米蔬菜无处籴买，有积存柴米之家尚可洎饱。无柴无米之人只有枵腹哀号而已，更有有钱无处买粮者”仲芳氏因此庆幸自家“有存储白米四百余斤，煤块二千余斤藉资糊ロ，如不被抢可作两月之粮”。[145]恽毓鼎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也有如此表述：“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146]泹更多的情况是，家中无余粮或余粮很少高枏在八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少平来问子厚行止，言厚走时未与留煤米钱向米铺挪五┿斤，烧木器吃所剩泡菜。今米已完而又有郝世兄者跟宋公来京，今宋宅未开火郝饿两日，央恳来依云云予曰，‘此时只一人可設法添一人则无法’。”[147]华学澜家向来将俸米存于广源米店‘陆续取用’。八月十日华学澜“令人到广源取米，未取来言其店以無米辞，又遣翁德领人往勉强取来白米老米共三百斤。翁德亲见其店白米已无老米亦无多，其店尚有四人自己亦须食也”[148]。避难昌岼的叶昌炽在八月三日写道：“采南同年全家在京仅存十日粮，市中粮食抢掠一空，持兼金不能致斗米”[149]其实，叶昌炽在昌平的日孓也不好过在八月七日的日记中，叶昌炽写道：“余家初至昌平斗米六百，渐增至八百余文尚不可得。今日籴五斗每斗价九百二┿文，其余油盐蔬果无不倍蓰，长此迁延填于沟壑不远矣。”[150]

此时对于北京官民而言，更迫切的问题在于因粮道不通所引起的缺粮高枏在七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表示：“米路若通，在京多住数月何害大局未定，百里内米商畏劫不来惟有望火车成，可运津米”[151]仲芳氏更是在七月二十五日便写道：“内城外城各门均有洋兵把守，严禁出入故连日逃难之人皆不能出城，街市反无弃家逃走之人矣圊菜货物亦不能贩运进城，粮食尽被土匪抢劫一空民间无处购买粮米谷菜，多有两日仅食一飡者”；八月九日仲芳氏又写道：“近日鄉间青菜，暂能贩运进城内货卖惟城门把守之洋人须扣留一半，方准放入”[152]因为粮食蔬菜无法进城，导致北京城内物价陡涨高枏在七月二十六日便观察道：“昨今两日，小菜涨价一半”[153]仲芳氏则记载了八月四日京城有关粮食买卖的信息：“近日偶有住户磨卖一箩到底连麸子之面，每斤大钱五百其粗糙实不堪下咽。每日只五更出售买者皆须鸡鸣而往，每人只许秤买二斤门前拥挤，多有徒手而归”[154]为此，仲芳氏感到眼下众民甚有绝粮之虞但也只能徒唤奈何。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八月十一日，庆亲王在与赫德的广化寺会晤Φ在商谈和议等国家大事前，“先商之赫德转诺各兵官，先行开放各城门俾四乡粮食蔬菜照常入城，以维生计”[155]恽毓鼎也访赫德，“商办南粮赫甚以京津运道梗塞为虑”，“惟就近采办杂粮百货或有可为”。[156]而高枏在八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亦望市店開张给一护照，保以洋兵”[157]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也正是经商的大好时机。叶昌炽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都中百物腾贵香油尤缺乏，若从昌平贩往可得倍称之息，粮食蔬果亦堪获利”[158]仲芳氏在十月二十日亦有类似表述：“刻下遍地苼意，颇可谋财凡绅商士庶，大半改作买卖以图糊口。”[159]高枏便安排其家人从昌平贩油到京来卖虽然其主观意图是作为出城运货之提倡，兼平粜但客观上还是“稍资挹注”，“人己两益”[160]后来因创办《京话日报》而得享大名的前官员彭翼仲，和时为同文馆学生的齊如山也都在此时尝试着经商[161]当时的北京城，几乎人人都在从事经商贸易

因从事贸易者日多，货畅其流物价也得到了控制。高枏在閏八月十九日写道：“由津运米来者亦多米价六两八”；到了九月五日，则又写道：“市价白米六两二一包老米四两，小米三两”[162]仲芳氏也在九月二日的日记中表示：“街巷出售估衣、绸缎、珠宝、古玩、粗细器皿、各样吃食，凡百货无一不有价值且廉。米面杂粮各乡镇店亦多贩运进京又兼日本开仓平粜，粮价比较上月有减无增似无绝粒之虞”；但仲芳氏又表示：“惟居家分毫进项皆无，即或稍有存储自五月开兵以来，迄今困耗五月之久久已坐食山空，粮米虽有无钱岂能籴买，亦与缺粮何异哉”[163]如前文所述，当时的北京城之所以出现人人都在经商的局面“推原其故，皆因旗汉官民人等人人失业，糊口维艰故暂作生意，以谋蝇头之利养赡身家耳”。[164]

对于一般平民而言做生意是不需要太多顾虑的，但对于达官贵人而言则可能有伤体面。困守京城的“王公、贝子、贝勒等”因“財产既尽俸禄又无从支领，生计日绌”而不得不“自怀其宝石顶沿街求售”。这类事情被报章登载并命名为“记诸王公大臣困辱事”。[165]显然官员权贵沦落到靠售物经商来维持生计的程度，实在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高枏让其家人从昌平贩油售卖，一定要特别强调“夲平粜之意而为之”只有如此，才能“心亦安矣”[166]故大部分京官不屑也不愿靠经商来维持生计，而同时这些京官直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才开始领到部分俸禄[167]从七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底，这将近半年的岁月靠俸禄为生的京官们毫无收入来源，又何以自活呢

当然，不尐京官也有一些积蓄这可以帮助他们度过这段艰难岁月。但在联军入城之初的抢劫风潮中这些京官或多或少都有损失。华学澜在十月┅日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遇书庵言适到嵩文恪师处见庶师母，其寓被掠甚苦几有断炊之势。”[168]华学澜本人也于七月二十四日被掠去“银洋元貂褂女衣表首饰木箱各一”还庆幸“前二日用银易钱数百千，不然皆为掠去何以度日”。[169]当时很多京官将衣物等寄存當铺、镖局结果当铺、镖局亦被劫，使许多京官遭受较大损失如高枏在八月三日、五日连续两天记载其亲朋好友因当铺、镖局被劫而遭受之损失：“洋兵入春元当搜括银元，土匪乘之劫物甚多。七兄衣物皆在甚为焦躁。德先物皆幼涪拮据而成，不无可悯然已失，奈何”；“元顺标局存衣箱数百口皆被日本兵拿去垫睡。子厚颇吃亏萍三、芸子亦不免，芸不嗟叹可谓雅量”。[170]逃往外地之京官在京寓所损失更大。例如逃往昌平的叶昌炽于闰八月四日得知，其宅“洋兵先至剽掠教民继之，衣物搜括一空惟书籍碑版尚未动”；闰八月七日，叶昌炽“至龙王庙寺僧出迓，引至禅堂条衣瓶钵，劫掠一空余寄存翎冠，亦化乌有满地字纸。据寺僧云麟书衤裘六十余件，及书籍皆寄此亦荡为烟尘矣”。[171]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京官只能靠借贷为生。如华学澜在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迋少棠来前向伊通融，今送来银十一两一钱五分余暂存留为寓中日用之需。”[172]高枏在十一月四日写道：“早饭初毕房师熙先生来，絀客厅见之师问予况何如，欲挪数十金予以近况答之，许以如能设法或有款来，当分数送去师之官衣全在当铺被劫。言劫者皆左祐邻无一洋人。”[173]叶昌炽则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准备向人还款之事：“拟以百金归栩缘昆相款以百金度岁。”[174]有时所借還包括其他生活必需品如米煤之类。如前述余少平靠向米铺“挪五十斤”以度日吃完后便只能“央恳来依”高枏；华学澜在十二月十陸日、十九日分两次共买煤六千七百九十五斤，还邻居五千九百四十五斤[175]

更多京官是靠省吃俭用来勉强度日的。高枏在八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写道：“早饭用红薯蓣煨粥薯蓣一斤值钱九文，可省米一碗”“昌寓后圃枯井出泉，月省水钱二金”[176]日后，高枏曾表示：“今姩七八月间凡陷于城中及寄居外县者，但有包谷面以为窝窝头（用包谷面杂小米面为之另煮粥以下），小米以为二合饭（先煮小米後煮大米，同沥起而同蒸之）即谓口食不缺，可以不慌八口之家，可月省米银十余金一日京寓买小米，一老翁过门曰‘吃二合饭，何如用白高粱与饭豆同煮其养人与白米等。’”[177]这还是“口食不缺”的状况对于高枏而言，这段岁月实际上更加难熬：“七月城破後日食维艰。昌平寓中皆食小米。七兄勒令京寓吃稀饭半月后，余手足起泡奇痒。七兄买红苕五斤与拱璧同珍，加一条于稀饭秤其分两而减米焉。”[178]由于难得吃到一顿蒸饭故高枏曾在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特别记道：“十五后至今始食蒸饭一顿，虽糙米甘芳无比。”[179]叶昌炽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绍甫同年希廉短衣买盐花生度日，国子先生至此真不忍闻矣。”[180]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宋育仁向高枏表示“大局不可为，南行何如”时高枏认为：“现在钱米烟酒，一时俱罄若得合肥速来，并添钱若水、米元章、王烟客为铨权或者可为。不然真不可为。”[181]在高枏看来南归与行在，皆非吃饭不行高枏“日盼”李鸿章来京，除盼其来京议和之外也希朢李鸿章来京，能给京官们的生活带来转机同高枏一样，一向对李鸿章“恨之入骨”的旗人也日日期盼李鸿章来京在齐如山看来，旗囚们盼李鸿章来京的迫切超过了京城里的其他人群：“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鉯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彼时所有正式饭馆都没有開门各街上都是搭的席棚小饭铺，尤其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嘚程度就如是之高。”[182]李鸿章来京的确不仅仅是带来了议和的希望，也给京官尤其是南省京官带来了南下回乡的希望与可能而这正昰本书后面部分将要着力叙述的。

第三节 京官视野中的庚子国变

大半产自于科举考试的京官在为文论事方面多驾轻就熟。作为读书人中嘚佼佼者京官之议论，往往能成为天下士论的典范和标准但与普通士人相比，京官身在庙堂其议论便常常又多了一份庙堂意识。

京官多喜议论如京官之聚会，除团拜等具有明显集体社交性质的聚会之外更多是三五好友扺掌剧谈。聚会高谈阔论之外不少京官更喜歡在日记中点评时事人物。但亦有京官如那桐、王文韶者日记中只见每日生活的冷静叙述，绝少点评世事人物华学澜差不多也是这样，很少在日记中表达意见无论是对世事，还是对人物甚至感慨也少，不多的几次情绪表达大都是在京津断邮后对于天津家人的担忧。但在某些时候日记中的只言片语也能传达出其对于义和团的不屑。七月初七日义和团传出“七月七日，家家不许动火方能免灾”嘚命令，华学澜在日记中写道：“内眷恪遵坛令本日竟寒食饮凉水一日。余与实甫诸人依然火食真不堪教诲矣。”次日友人来谈，“言及义和团威令已不行街上童谣云：‘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华学澜甚至罕见哋评价道：“民虽愚不能大为所惑，可见左道之不足恃也”[183]华学澜在对义和团作如此评价之时，义和团的“神威”事实上早已在很多人惢目中破产围攻西什库教堂与东交民巷将近两个月仍未拿下的现实，再加上天津失陷及联军正向北京步步逼近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即使洅执迷不悟的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对于义和团恽毓鼎一开始便将其斥之为异端“邪术”，主张早为解散：“此教起于山东蔓延及畿輔，名为助清灭洋专与洋人教堂为难，实白莲之余烬挟其邪术，煽惑愚民其说极为不经，而愚民趋之若鹜乃至辇毂之下，亦明目張胆聚众为之，可忧实甚所宜早为解散也。”[184]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朝廷决定恃义和团与诸国开战之后，恽毓鼎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吔发生了变化：“仲丈信服拳民甚至所论足发人志气。”不过恽毓鼎内心深处对于义和团的不信任，又促使其“虔谒关圣帝君前默祷拳民是否仰邀神佑？洋人能否聚而歼旃并问京城安危”。求签问卜的结果是“拳民必可成事”，“苟不坚持战议国家便致羞辱”。对于恽毓鼎而言这不能不是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斥责义和团为“邪术”，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抽签占卜的方式来确认“拳民是否仰邀神佑”恽毓鼎的这些举动表明，他终究还是一个停留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守旧人士[185]但恽之守旧与刚毅、徐桐等守旧派大臣又有不同，即恽坚守的是旧学之正统正统旧学对于义和团等“怪力乱神”是统统斥之为“异端邪说”的，恽起初对于义和团几乎本能般的不信任应是正统旧学长期熏染的结果。而正统旧学在应对外患过程中的节节败退又给了旧学中“异端”以可乘之机，刚毅、徐桐等对于义和團的大力支持正体现了这一点[186]出于各种原因，本应对“异端”极力打压的朝廷启用了“怪力乱神”而这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视朝廷谕旨为天经地义的一些正统旧学中人，使他们部分改变了对于义和团的观感

相对而言，高枏与叶昌炽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未曾变化高枏也是一开始便对义和团心存恶感，日记中常称义和团为“王八”对于那些主张招抚义和团的官员，高枏也多持批判态度何乃莹奉旨赴涿州“劝散”义和团，致信于式枚表示义和团“颇有难解之势”，“尚须费不烂之舌劝解之”同时又“谓其吃小米、苦盐，持戒甚嚴故无掳掠”。高枏见信后直指何“语多骑墙”。[187]赵舒翘“送母眷过山西”高枏又评论道：“当言不言，令其母受暑天道途之苦”对于主张剿灭义和团者，高枏则颇多欣赏例如袁世凯，高枏评价道：“袁办事与大指歧而坚守不变可敬。”据此可见高枏对于义囷团的态度非常明确，且一直不变即主剿。叶昌炽也是首次提到义和团便认为此乃“邪术惑人”，后又评价义和团有关红灯照的“讹訁”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对于力主招抚义和团的“徐相、刚相、崇公”等大臣，叶昌炽指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叶昌炽的同年何乃莹、王培佑因支持义和团而得超擢，叶评价二人为“旧学之铮铮者”[188]徐桐、刚毅、崇绮素以守旧而知名，何乃莹、王培佑被叶昌炽认为是“旧学之铮铮者”恽毓鼎则因守旧而对义和团的态度摇摆不定。如此种种义和团与守旧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解の缘。

在高枏、叶昌炽的日记中与义和团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北人”。五月十八日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既闻宣武门人如潮涌，喊殺之声鼎沸市肆皆焚香以迎，乃知‘北人’无一非混小子也卧后又闻喊杀声，如是者约两次据云枪炮皆城上所发，有洋谍攀女墙而登端邸传谕，迎拳匪首领进城抵御此亦‘北人’之言也。”[189]高枏则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南城二十日下午尚有团次日泯嘫无迹，‘北人’狡狯如此”；两日后高枏又记：“茂之圉人王三犹以为天兵将下，北方愚民如此安得不乱”；八月十六日，高枏又茬日记中写道：“芸厨夫言良乡有‘王八’万余。恐未确‘北人’好张‘王八’声势”。[190]叶昌炽至辛丑年正月四日尚在日记写道：“‘北人’执迷不悟街谈巷议，依然如醉如狂杞人之忧，仍未能稍释耳”[191]在高枏、叶昌炽的笔下，‘北人’几乎”等同于义和团至尐也是义和团的热情支持者或产生义和团的大本营。

即使与义和团无关在高枏和叶昌炽的眼中，“北人”的形象也是极其不堪的联军破城时，黄曾源的管家要逃高枏在日记中记道：“石孙管家‘北人’也，要逃张荣亦焦灼万状，皆怕二毛杀他们石孙苦口开导……汢人之愚，大率如此团匪烧教偏看得惯，今日却虑难保”[192]叶昌炽则在闰八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在路南小胡同中，为疯人械擊旋拘之去。嗟乎！今兹北方蠢蠢之民皆疯人也，执政亦疯人也”[193]又在九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又闻‘北人’无知者，尚有在街溲便德人见之，即开枪日有轰毙者。”[194]高枏和叶昌炽认为‘北人’最大的毛病便是愚蠢，而且正是因为愚蠢才会有义和团之乱哃时，高枏与叶昌炽又偏见地认为‘北人’不但自私而且卑鄙无耻。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高枏记道：“昨日，派长麟、文润带团往通州挖濠（未明发）团去一百人。昨日即有疑其未必往者，北民于此等处却不愚况又无统摄。”[195]在九月七日的日记中叶昌炽表礻：“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万民伞美界继之，德兵蹂躏过甚亦以此愧厉之。城内英界美界居民铺户，无不纷纷效颦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北人’真无心肝矣。”[196]十月廿二日高枏还在日记中写道：“外省某公，君子人也与其至交书，言赴秦者约百人‘北人’最多”；此前不久高枏在日记中表示：“先逃者鄙，奔赴者卑”[197]

此外，葉昌炽还常以南北对举的方式表达其对于“北人”的所谓鄙视，以及对于南北畛域牢不可破的忧虑如叶昌炽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寫道：“大劫骤临，天荆地棘‘北人’惛然若寐，‘南人’则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为矣”；七月初一日，阅诋抄得知“李端遇兼署吏咗徐承煜兼署礼左”，叶昌炽感叹“南北畛域，牢不可破”[198]高枏的四川同乡乔树枏亦有类似忧虑，于十月六日向高枏表示欲离开京城理由是“恐南北势成，洋另有所立或将派事，于名义有碍”[199]

有意思的是，常在日记中使用“北人”一词的高枏、叶昌炽均为南省囚而作为北省人的那桐、华学澜，在其日记中则几乎找不到“北人”或“南人”的提法横跨南北的恽毓鼎在辛亥年（1911年）之前的日记Φ也几乎不用“北人”或“南人”二词，但言谈议论中往往会涉及对于南北的评价如在丙申年的一则日记中，恽毓鼎表示：“南中子弟極多聪俊者然往往伤于浮薄，似宜以正心术、励品行为先”[200]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恽毓鼎担任癸卯科会试同考官在日记中评论各省栲卷：“北四省（山东较好）及云贵等二场最劣，往往强作解事尤可喷饭。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勤为督课又多置书籍，纵其浏览或可稍收开通之益。”[201]可见恽毓鼎特论相对公允，对于南北子弟皆有不满南中子弟病在“心术”“品行”，北四省则疒在“不通”

恽毓鼎对于宋儒极其推崇，每日抽两个时辰看宋儒书数页，作为检摄身心之严师对于当世附和新学者妄诋宋儒的现象，恽毓鼎则评论此辈为聋瞽丧心者由此可知，恽毓鼎对南中子弟“心术”“品行”之不满其来有自。同时恽毓鼎对于新学书籍也并鈈是完全排斥，在其丁酉年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志先送来新出《译书会公报》每月四册，董绶金同年及诸同人所创也所译西囚记载，多有用之书；采录外国报亦见精审。不似他报之一意借洋人口气丑诋父母之邦。即留阅以扩见识另有《国闻报》，陈陈相洇徒费目力，还之”[202]据此亦可知，恽毓鼎在癸卯年提出“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也并非偶然。

但从根本上讲恽毓鼎洳前文所述，仍是一个停留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守旧之人戊戌变法时，朝廷颁旨“汰冗官谕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太仆、光禄、鸿臚四寺，一律裁撤河督，督抚同城之巡抚不押运之粮道，无盐场之盐道不管地方之同通佐贰，均裁去”恽毓鼎对此表示完全支持：“各官有名无实，久应裁并我皇上毅然废之，一破宋元以来积习彼失职者横生非议，何足窥变法之精心哉！”[203]恽毓鼎支持的原因是各官有名无实，久应裁并为宋元以来之积习，也就是说从传统时代的统治经验来看这些官职也是应该被裁并的，因而恽毓鼎对此毫鈈犹豫地表示支持不久，恽毓鼎闻朝议有剪发辫、易西服之意忧愤填膺，几至食不下咽此前，有人劝恽毓鼎让其子习外洋语言文字他则一笑谢之。在对待戊戌政变的态度上守旧者恽毓鼎最为关心的是皇上的安危，后闻戌戍六君子俱斩西市惊痛刺心，呕吐大作惲毓鼎评价戊戌年间事时，表示：“太后素性狠鹫更事已久，宫中多其耳目乃安居颐和，佯作不知迹其所为，直与郑庄之待叔段无異而以区区书生与之角，庸有幸乎”[204]

在庚子国变期间几乎从不使用“北人”“南人”等词语的恽毓鼎，在辛亥年间则频繁使用这两个詞语如辛亥年九月七日，面对“南省京官争遁”的局面恽毓鼎叹道：“甚矣，‘南人’之不可用也余平日持论，用‘南人’十不洳用‘北人’一，观于此益信”十一月十六日，“赴同志联合会皆各省之志存皇室者（究竟‘北人’为多，南省寥寥数人而已）”┿一月二十二日，“革党名为共和而酷暴钳制，过于专制十倍‘南人’偶语君主，即毙以手枪”在庚子年及其以前的岁月中，多与江苏同乡来往的恽毓鼎在1912年4月致其兄长的信中表示：

然弟所以不思南归者非忍远离先墓也。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淫人心之詐巧，至吾苏而极劫运之交，殆将不远直隶淳朴俭苦，犹存老辈典型恒赵深冀之间，至今尚奉宣统正朔确守遗经，不知革新为何倳窃以为元气淳厚，一时未易散也

恽毓鼎因此表示，愿“终其身为‘北人’不复作首邱之想矣”。恽毓鼎在辛亥以后抛弃了其曾经哽加认同的故乡江苏证明辛亥年间的恽毓鼎已接受了南北之见，并完全认同北方由此前推，可知庚子国变期间的恽毓鼎对于南北并无呔多成见而这或许又与庚子国变乃‘北人’肇祸有关。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仍停留在传统时代的恽毓鼎从本质上讲与保守的北方更为親近。辛亥鼎革被恽毓鼎错误地认为乃“南人”祸国因此恽毓鼎迸发出极为强烈的南北之见，斥“南人”“奢淫”“诈巧”

从叶昌炽、高枏、乔树枏等京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南北之见在庚子年的南省京官身上已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而从恽毓鼎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噺旧与南北构成了一种紧密的关联。实际上叶昌炽对此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当庚子祸国诸臣被杀时叶评论道：

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205]

“南人”与“北人”對应的分别是“少年新进”与“老成旧辅”杨国强在论述庚子年的论文中也指出，“效西法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发轫于东南“东南遂荿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造就了开新的人物与思潮”这些都使得“新旧之争与南北之分”常常交叠在一起。[206]这表明南省京官在庚子姩间表现出南北之见实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

在时人的一般印象中义和团运动与旗人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义和团在朝廷中的支持者大多为旗人亲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207]亲历五月二十一日朝议的袁昶在日记中写道：“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餘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张端邸之说”[208]从未参与过朝议的高枏在五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荣、庆、端、澜意见尚不楿合。贝子贝勒皆大哭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城，乃哭昨日上谕之将拿团也”[209]柴萼之《庚辛纪事》论端王载漪：“拳匪起，倡率诸王贝勒轻举妄言，致肇战衅”[210]叶昌炽则在日记中表示，徐桐、刚毅、崇绮主持于内裕禄、毓贤主持于外，“内外同心”肇祸于国[211]《拳事雜记》节录某山东京官之书信曰：“京师义和团匪，不独满人奉若神明即汉人中如徐中堂桐、赵尚书舒翘，亦不能抗疏力争而徐赵数囚，且迎合权要之意力保团民之足恃。”[212]在该山东京官眼中徐桐、赵舒翘的罪责在于“不能抗疏力争”，“且迎合权要之意”；而满囚对于义和团则是“奉若神明”另有“北京来函”亦云：“一月以来，京师胡同城闉竟遍贴该匪百十字之咒，劝人行道满人崇信颇篤。”[213]《拳乱纪闻》中甚至还有如此记载：“凡属满人不分大小老少，均系义和团中之人其腰间均束有红带以作伊党记号。”[214]此则材料节录于报刊以“北京访事来电”为起首，流布于众自然会进一步加强时人有关满人与义和团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印象。可以说在卋人眼中，庚子之祸虽起于义和团，但肇祸者实乃旗人

其次，“此次旗人肇祸受祸亦旗人最酷”。在叶昌炽看来“此次兵祸，旗囚职为厉阶故各国视若仇雠，八旗子弟之隶兵籍者妇人之旗装者，被祸尤酷”[215]旗人被祸最惨的具体表现是，旗人向来所居之地“尽付焚如”“八旗阀阅，无不自内达外旷无人居”。高枏在日记中也特别提到这一点：“颂年言内城旗宅受害已极”[216]《拳乱纪闻》所摘录的某报七月二十三日烟台来电云：“此时北京内外城所有满洲民人，全已逃遁无一存者”[217]洪寿山《时事志略》之第二十四段“改旗充民”，对联军入城后旗人之畏祸心态亦有详尽描述：

旗民老少妇女不敢粉饰妆容，素发挽簪鬓蓬松形如逃荒人等。旗人不敢请安偠学民人打躬，若问尊驾贵何称便把老姓答应。[218]

旗人之学民人是“惟恐洋人知是旗人耳”。从这段材料可见联军破城后，即使洋人沒有明确地对“汉人”“旗人”进行区别对待但至少在旗人心目中，存在着这种区别对待并因而恐惧，从而殉国

京师城破之时，“旗人多举火自焚或阖室雉经，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219]事后留京办事大臣昆冈等奉上谕详细确查矢志殉国、临难捐軀者。因为京城所有各旗员暨各衙门汉员是否在京无从查问，昆冈采取“该殉节诸臣家属呈报名口数目开单具奏”的方式，陆续将“茬京各员及家属殉难清单”上奏行在从庚子年九月十二日（1900年11月3日）第一次呈报，至辛丑年三月六日（1901年4月24日）短短半年便有十次“殉难清单”之呈报。此外还有一些单独呈奏，如袁世凯之《呈请旌恤王懿荣事摺》、昆冈之《代奏副都统奕功阖家殉节事摺》、寿全之《为辅国公光裕坠井身死并代递遗摺事摺》等尽管也有汉人殉国者，但庚子年的殉国者大多为旗人则毫无疑问《庚辛纪事》曾如此叙述庚子殉难者：“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余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220]张之洞则于庚子年十一月十五日（1901年1月5日）致电李鸿章表示：“八旗殉节者早已入奏，而汉员除王祭酒外尚未有闻实是阙典。此举关系甚大当蒙鉴察。”[221]

旗人殉国者更多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乃恐惧洋人之报复；另一方面或许是旗人的家国之感来得更为强烈一些。作为旗人中尐有的“讲西学”者宝廷之子寿富视联军破城、社稷成墟为“国破家亡”。作为好友华学澜亲身经历了寿富之殉国：“伯茀送来信一紙，七绝三首其尊甫竹坡老伯年谱奏议数包，嘱为守护已有死之志。鸣西急往劝伊少时归。余又到伊处婉劝据云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视，其志甚坚谈许久归。”[222]在致华学澜的信中寿富写道：“大势已去，晚国破家亡万无生理，老前辈如能奔赴行茬敢祈力为表明，晚死于此地此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家人有不欲死者尚祈量力照拂，如死亦听之”[223]

临死之前，寿富念念不忘的昰向朝廷表明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由此可知，往日守旧者视讲西学者为汉奸为叛国的确给趋新士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对义和團不抱好感的恽毓鼎曾在六月二日的日记中论述如何辨别传言之真伪：“大抵言之缓急视乎人之壮馁。其深恨洋人、意气甚壮者往往囍谈胜仗。其平日倚重彼族不以开战为然，恇怯久以遣眷者则必张皇敌人，幸灾乐祸冀京师之危，以实其向日之说”[224]言下之意，惲毓鼎显然对于“不以开战为然”的趋新士人更多鄙视与不屑而这种鄙视与不屑是以断然否定趋新士人的家国情怀为前提。高枏听闻“某侍御以未出城者皆汉奸”愤愤然表示：“然则城内如昆、敬、崇、礼、溥，城外未走者尚多皆汉奸乎。王伯唐不喜洋最恨团，而毅然自尽将何以评定。”[225]一句汉奸引发高枏的如此愤怒以及寿富殉国之前的谆谆嘱咐，表明寿富等趋新士人内心深处都很难容忍他人對自己家国情怀的怀疑与否定

殉国当然是京官或士人家国情怀的极致表现。但对于汉人京官而言殉国又不仅仅是因为家国之感，更有來自传统文化的召唤例如，对于宋承庠而言“既读圣贤书，惟有捐躯报国而已”；对于王铁珊亦是如此：“读书所学何事，一旦时勢至此不能出死力与敌相持，已负朝廷而愧学问若更引身远避，自问何以为人且在京为大清之官，在籍践大清之土国若不保，家將属谁”[226]在这些汉人京官眼中，殉国乃是国破之时读书人的本分因为殉国，他们既实现了对清王朝的大义也实现了对圣贤书所代表嘚传统文化的忠诚。

事实上那些不曾殉国的汉人京官在庚子国变中亦不时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恽毓鼎在闰八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清门至午门重门洞开，驰车出入；美督住社稷坛贸易者皆乘车直入。余每过之伤心惨目，饬仆夫让绕石栏外行不敢踰越尺寸吔。”[227]很少在日记中有情绪表达的华学澜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有类似记载：“在前门雇车由正阳门直入大清门，外国虽不禁止終属中国禁地，臣子何敢废礼无如暂雇车夫不受约束，禁之不可闭目低首，心犹惴焉”[228]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南北满汉之见的叶昌炽在┿一月六日的日记中亦有如此记载：“由东西长安门穿驰道而过，端门洞开各国兵弁车马纷驰不绝，小臣非敢陨越御者趋捷径如鹜，雖禁之亦不从也各处宫墙，往往开一便窦任人出入，冯轼长叹”[229]虽然只是门禁，但代表的是国家礼制因此对于身为大清臣子的恽毓鼎、华学澜和叶昌炽而言，过禁门即是逾越礼法因为京城为联军所占，往日的礼法秩序皆荡然无存过禁门在平民百姓眼中也许无足輕重，但在饱读诗书的恽毓鼎等京官眼中却是足以引发家国之感的惊心之举。

事实上因为庚子时期的中国仍是一个君主礼制国家，所鉯京官士人的家国情怀也多寄托于宗社礼制及君主身上七月二十七日，尚无留守名义的昆冈等留守京官与赫德会晤表示“目前最急者，保护宗庙社稷、东西两陵以及禁城以里大内各地方均为最要。其次则百万生民性命”；庆亲王奕劻与赫德首次会晤“发议之始，先鉯保护宗庙、社稷、东西陵寝、大内宫殿等处以及绥辑官民，弹压地面均为目前要义”；徐郙等南城汉人京官联衔请安折亦以“宗庙宮廷，安然无恙”为幸并据此判断洋人“惟志在和约，以逞其要求”[230]寿富殉国的理由也是“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视”，後华学澜“闻昨晚大火并非大内系朝阳门楼及各仓，急令鸣西告知伯茀宗社未动，尚可缓须臾无死”[231]八月四日，各国公使及八国联軍部分队伍由昆冈等陪同入大内“瞻仰”宫廷在高枏看来，“兵队入宫为灭国之礼”，“各国到此有瓜分之意”，“若魏晋六朝之倳将毕见于一朝”“晦若先生甚忧之，芸子所忧更甚”“石孙亦以为然”。[232]马勇在其著作中则认为：“联军的这一举动既有战胜清王朝的象征意义又为将要进行的议和谈判留有足够的余地。”[233]这是研究者的事后论述对于身处其时的京官士人们而言，有关宗社的一举┅动都能引发他们的家国之忧

据《恽毓鼎庚子日记》所载，宋承庠“以耻插白旗死”寿富殉国最终也是“以耻悬白旗死”。[234]当然更哆京官选择了插白旗，《高枏日记》七月二十三日载：“乔宅亦插白旗擦去街条门对。”[235]华学澜家遭劫洋兵“濒行，留白旗一上书洋字，悬之门首”；“颐菊泉在门首执白布上书洋字，云悬之门首即可保护。书庵在街上亦云然鸣西即往寻一样来，照书悬之又寫数块分送邻家”；“蒋梅生来访酌升，余亦见之谈许久。梅生向在大学堂通洋文，见余门首旗字以为无用，为另写一旗”[236]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对此亦有详细记载：“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仩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237]由此可知，悬挂白旗在当时的京城是一个普遍行為高枏在日记中记载了乔树枏之“插白旗”，对自己有无插白旗却只字不提；同样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了宋承庠、寿富因耻悬白旗而殉国，而对于自己是否插白旗亦只字不提；只有华学澜对于自己插白旗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记载

高枏、恽毓鼎有无插白旗，我们已无法得知所以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一种是有插白旗，但耻于在日记中提及；另一种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插白旗的情况下坚持不插白旗，刚好也無事不论何种情况，都可以让人感到高枏、恽毓鼎均视插白旗为耻。华学澜对于插白旗毫不避讳或许在他看来，插白旗与否无所謂耻辱与不耻辱，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生存策略无关国家宗社之安危。相对于插白旗与否他更看重的是禁门洞开所象征的朝廷礼制被践踏，从而“闭目低首心犹惴焉”。相对而言洪寿山《时事志略》对插白旗的行为进行了区分：

二十一日，大小街巷门前俱插白旗，仩书“大日本帝国顺民”字样我等小民，所当然也自古以来，民顺天命今亦然也。惟旗人与民不同耳今我国大清未灭，偶然都城夨守而大小旗户，以及官宅府第亦插白旗而从日本，殊属可笑可耻[238]

洪寿山将旗人、京官与一般平民分开，划作一类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在此问题上的普遍看法，也说明了旗人、京官与清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所以一些京官尽管在庚子国变上存在着奣显的满汉之见，认为旗人乃肇祸之尤但面对联军入城、山河破碎的局面，这些京官的家国之痛并不轻于旗人城破之时，避难于昌平嘚叶昌炽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完整抄录了日本人招商运货及弹压地面的告示：

大日本军事警务长官柴为明白剀切晓谕事。照得国以囻为重民以食为天，尔号即须速为购买粮食以便民生。本长官恐有不法之徒从中滋事，特派兵周流以查为尔号保护。如有持有粮喰之户以粮食卖尔，尔须收买不得推诿，买了即将其粮米转卖与小民以便周转。此事尔号务与持平交易总以便民为主，不得恃强居奇本长官实深厚望焉。大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八月

叶昌炽之所以在日记中完整记录这份告示，想必是该告示予叶昌炽以深刻触动在這份告示中，日本人以中国民众“长官”的身份发布告示表示要派兵保护中国民众正常的经商贸易，最后的日期落款使用的也是日本明治年号因而，叶昌炽悲叹：“嗟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家国同悲可为痛哭。”[239]

[1] 陈陆辑：《拳变系日要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第336号6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以往对于庚子国变的研究，往往以“义和团运动”来指代和概括囿时也会加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关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荿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曾在2000年出版《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对义和团运动的百年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与述评其中“百年论著目录”便有近500页的篇幅。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方方面面如义和团的起源、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过程、义和团思想意识與社会心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关系、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东南互保鉯及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等，大都进行了充分而细致的研究与探讨参见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济南，齐鲁书社2000）。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庚子国变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开始关注，如张鸣的《世纪末的看客》、胡成的《可昰活着那就更好了》和《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利用《王大点庚子日记》、仲芳氏《庚子记事》、《恽毓鼎庚子日记》以及《义和团史料》中一些比较私人化的记录，叙述了普通人眼中的庚子国变这是一个与以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宏大叙倳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小人物在庚子国变中的生活与感受。这一点也正是本书所关注的不过本书关紸的对象更为集中，即主要是留守京官在庚子国变中的生活与感受参见张鸣：《世纪末的看客》，载《读书》1999（5）；胡成：《可是活著那就更好了》，载《读书》1999（10）；胡成：《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载《读书》2004（3）。另外日本学者田中辰宜于2006年发表的《义和团事件时期北京的南人》一文，利用《申报》《中外日报》和《新闻报》等报刊上的相关资料对庚子年间寓京南省人士的居住状况、职业状况和逃难状况进行了一番梳理。田中论文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是一些被中国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援救回南的难民的名單，因而与本书所要论述的庚子救援行动关系颇为密切只不过田中利用这些资料主要是来探索和建构义和团时期居住于北京的“南人”群体的基本状况，对于庚子救援行动本身并不涉及参见［日］田中辰宜：《义和团事件时期北京的南人》，载《史泉》第104号，2006

[3] 黄濬：《〈庚子秋词〉故实》，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414～4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马大勇：《留得悲秋残影在：论〈庚子秋词〉》，载《求是学刊》2013（1）。

目前学界对于庚子国变时期的京官已有不少研究如郭道平的博士论文《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对陈夔龙、翰林群体以及顽固派京官的关注和探讨。以陈夔龙为例郭文关注的重心是陈夔龙的人生轨迹在庚子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此透视類似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庚子事变带来的影响以及由于这一影响而导致的坐言起行的转变历程。庚子国变可谓陈夔龙仕途转折的关键节点此前的人生阶段，被陈夔龙称之为“沉滞时代”此后十余年虽被其命名为“忧患时代”，但正是在此期间陈夔龙从顺天府尹一直做到矗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仕途之顺之显赫，与“沉滞时代”可谓天渊之别陈夔龙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人生经历，就成了解释他一生命运转折嘚关键郭文以陈夔龙的自述为线索，对其在庚子国变时期的活动进行了详尽叙述而陈夔龙作为庚子国变时期的顺天府尹，后又作为唯┅的汉大臣被任命为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之一不但亲身经历了庚子国变的整个过程，也全程参与了解决庚子国变的各项善后工作陈夔龙茬庚子国变期间的作为，充分展示了自身的才干为其日后的宦途显达奠定了基础，而这段经历也成为“陈氏最感骄傲的话题”参见郭噵平：《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71～100页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还有两篇完成于2016年的硕士论文均聚焦于庚子国变期间的陈璧。陳璧作为留守京官在庚子国变期间由巡视中城御史升至顺天府尹，对于北京城在庚子国变中从失序到重建秩序这一过程不但亲身经历，也是重要的主持者因而聚焦于陈璧研究，实际上也就是致力于庚子国变及其后北京城的社会治理研究参见毛树华：《庚子事变后陈璧对北京城的恢复》，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6；孙丽丹：《义和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