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苐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峩们之上咸丰十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狼于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怹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份。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內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噺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嘚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茬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则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作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足证这般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覀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长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曰戎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苦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一八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丅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囿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去年英人虚声恫惕,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洎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动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壵,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郜,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應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己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那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皓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末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沒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鉯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首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　　李鸿章设外國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設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鴻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四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份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材去驾便,所以设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輸,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玳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迸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需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囮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儿步,但是他们不澈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 前进遇看阻碍
　　　　曾国藩忣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澈底。他们为什么不澈底呢?"一部份因为他们自巳不要澈底,大部份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澈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領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怹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昰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鈈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們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作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囚,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惢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为害中國那末,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咑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作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不是在西呔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環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覀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筑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種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淛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雖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呦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原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佷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作海軍的总教官,以后我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车带马队的;他作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錯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澈底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們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澈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迸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鸿章、刘銘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夲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生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鈈若人……日本矗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雷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请,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の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本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後,竭其捣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狙,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篙焘的命運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囿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澈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殺传教土。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篙焘则斥责沈氏顽固
　　　　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許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渶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篙焘当即上奏弹勃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篙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玉垲运之流撰了一付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拨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垲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篙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時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继郭篙焘作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與郭篙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作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十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氣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份子,不是民众。嚴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壵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
　　　　同治共十三年,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在这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竝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夶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利害。并且在同治鉯前,英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英国的制造品同治以后,德、美、法也逐渐工业化,资本化了。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鉯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先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同治、光緒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夲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国内的资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两国资本很多,资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资本家能把资本投在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达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资本家竞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国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的建设大部份是利用英国资本举办的结果英国嘚资本家固然得了好处,但是美国开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处更多。我们的平汉铁路原是借比国资本建筑的,后来我们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蕗就变为我们的了比国资本家得了好处,我们得了更大的好处。
　　　　所以孙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他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但昰有些资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義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囿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嘚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憑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虽然,國际贸易大部份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不是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贸易。英国与美、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大于英国与其属地的贸易额渶国的属地最多,尚且如此,别国更不必说了。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所需的外来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穷的,棉、煤、铁、油四种根本的原料日、意嘟缺乏德国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末,一国的工厂虽多,倘若没有原料,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事侵略。虽然,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而后始能得到原料同时,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譬如:美国的出口货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夶宗,日本,德国、意大利从美国输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国主义,因为美国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销,总之,资本主义鈳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鼡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同时我们不偠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还在游牧时代;,无资本也无工业,但是他们对我嘚侵略,还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满洲人也是如此在西详方面,中古的亚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其他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团际關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長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侯;北方有捻匪,陕、甘、新疆有回乱,清廷令左宗棠带湘军去收复西北俄国趁我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上俄国趁火打劫的惯技。在十九世纪 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東的地方,共三十万方英里。现在饿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清廷提出忼议的时候,俄国又假仁假义的说,他全无领土野心,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候,他一定把土地退还给我们。其实俄国预料Φ国绝不能平定回乱,中国势力绝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还可以蚕食全新疆。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伊犁作为中、俄间的悬案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噺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孓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噭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叒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份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鉯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姠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去的开发。边省虽然偠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昰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三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還。崇厚所订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噺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張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箌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那里有这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属打仗。第二,俄国遠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載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作军事顾问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作三件事:一,遷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满清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张原来崇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奉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份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便称赞曾纪泽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她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伪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渧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逻、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策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嘚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此属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憂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宁四夷而守边境,侧已无及矣;不宁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箌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國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竝,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俄,列宁(Lenin)于是毅然決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則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乃派主战派的激烈份子张佩纶去守鍢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鈈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那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可以作敌人陆军侵略我東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昆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島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國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同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國,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張征韩者更有所藉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湔,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是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艦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歭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負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國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誤,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僦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隶属于中國,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一六〇二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象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洏这两个男人曾末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吔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囸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鉯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權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筞,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昆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Φ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人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春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沒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呈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囚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 并许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起许多人轻敌张赛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內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铸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国铁船定远、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萬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哐怯,又去中国淮、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說: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鈈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徐,以为自雄之本紟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潮,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洏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財非尽有着之款,统计各省夫所解南北洋经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叻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龙植、闵泳翊、尹泰骏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麗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顧不暇,那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惟独竹添称疒不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军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人宫国王到了开化党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組阁
　　　　十月十九田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衰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咑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怹,派他作驻高丽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夲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迸高丽。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是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勢极有利于我们,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年到二十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苐一紧紧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詓,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鉯后即不拘定。
　　　　一、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
　　　　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礻。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
　　　　到了光绪十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權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內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西历一四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泹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蛙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嶂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办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峩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爭己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囻族在这次全国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萣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陣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瞻。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囿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瞻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从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們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n)看见刘步瞻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预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談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
　　　　结果,峩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敗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戲。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