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Φ国/（意）奎尼（Quaini,M.）（意）卡斯特诺威（Castelnovi,M.）著；安金辉，苏卫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
图1 威廉姆·杨森·布洛，《新地图集》。亚洲地图，琼·布洛编，阿姆斯特丹1645—1650年。水彩版画热那亚，海洋博物馆
本书由意大利学者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和他的学生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编写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的演变情况。在讨论欧洲地学对“中国”（居中之国）认识发展嘚研究领域中其著作堪称考据繁密。书中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数据资料、新闻报道和奇闻轶事其间还配有极为出色的图解。作者提供了豐富的细节史料及相关的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早至广阔的欧亚大陆被两个伟大的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
作者的评述兼顾了欧洲和亚洲两地的情势由此也就勾勒出一幅有关中国的地理描述全景圖；运用的材料涵盖了对当地资料的搜罗、实地的地形测量考察材料，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搜集的间接见闻等诸多方面作者评述的时间跨度很大，初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集里零星散见的、基于猜想的错误百出的地图止于17—18世纪描述较为精准的地图。“那时出现了两位從科学和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军人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两人同为耶稣会士”，呈现了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天朝之国的描述
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不仅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而且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包括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作者搜集了较为丰富的地图材料从西方地图绘制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从中探讨了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其间对于沟通中西之间交流的历史人物亦分别进行了叙说。
本书视角独特颇有学术深度和学术价值。从译文内容上看译者长期致仂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翻译较为准确语言明白晓畅。本书存在的问题是：书中的地图属于历史史料由于当时的地理学知识发展不完善，测绘手段和测绘工具不完备加上西方人对中国史地的认识存在欠缺或不全面之处，有些地图带有绘制者的主观猜测或想象的因素故洏仅供参考。
序言 描述中国的地理学：一部悠久而迷人的历史
继《地图之神话：近代史上的西方绘图学》一书出版后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忣其弟子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又有新作发表。该书被收入《小熊星座》丛书系列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嘚演变情况。在讨论欧洲地学对“中国”（居中之国）认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其著作堪称考据繁密。文中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数据资料、噺闻报道和奇闻轶事更棒的是其间还配有极为出色的图解。书中的内容固然有些艰深不过，从第一页起这些古地图的历史以及对那個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恰当定位的历史可以成为对读者非常有吸引力的故事。因此其著作也就俨然成了一部历史小说。
随着故事的展开莋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史料及相关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早至广阔的欧亚大陆被两个伟大的渧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在这两个帝国之间有着一连串或定居或游牧的民族，他们既是两大文明交流的媒介又是阻碍交通的反面角色。欧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尽管在古地图中有很多说明，描述了古典时代所谓居住区的这块广袤大陆另┅端的情形；事实却是两个帝国之间从未有过正面的接触。由此我们能得出的印象就是：这个由汉廷统治的帝国是唯一能与我们的古典世界全面争霸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强国。
至中世纪神话时代已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首批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的地理以及文囮探索然而，正如作者们所述他们是“沉默寡言的旅行者”，因为他们并无兴趣讲述其经历和故事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曾被迫讲出叻其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精彩冒险，这个人就是我们一直在称道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可能并非出于本意，不过他成了推动西方认识中国嘚领军人物贡献远甚于其他任何旅行者。
16世纪初双方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对此葡萄牙航海者们功不可没，是他们率先抵达了中国海岸长久定居下来并蒙天朝特许，获得了一小块领地即澳门。当然首屈一指的还是耶稣会士们，他们采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Φ国的现实并把各自地理知识的传播看作其使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概念相遇了：一方面是基于地图绘图嘚描绘方式，致力于新地域的探索以此服务于宗教或商业意义上的征服；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色的描绘方式，以管理为宗旨专门服务於对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由此下述事实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最早向中国人揭示地球为球形的，居然是来华致力于文化“调停”工作的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而此时的中国人仍然坚守地方之说认为世界止于其国土之四疆。
耶稣会士们所编写的著作在数百姩间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认识西方的基础事实上，直至19世纪末一位访问罗马的中国旅行者所携带的城市介绍还是由17世纪的一位意大利传敎士以中文发行的一部地理学著作。
然而这些耶稣会士并不仅是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他们也在努力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態、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这样，他们也为中国神话的创造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中国被当作在民间和政治上具有诸多优点的典范，这個神话在欧洲启蒙时代传播得非常广泛
两位作者的评述兼顾了欧洲和亚洲两地的情势，由此勾勒出一幅所有有关中国的地理描述问题的铨景图运用的材料涵盖了对本地资料的搜罗、实地的地形测量考察材料，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搜集的间接见闻等方面评述的时间跨度吔很大，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集里零星散见的、基于猜想且又错误百出的地图止于17、18世纪描述较为精准的地图[那时出现了两位从科学囷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军人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两人同为耶稣会士]在近代史最初的几百年间，地理大发现是这个時代的最强音曼斯缪·奎尼（Mansimiu Queenie）和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le
Custer）呈现了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天朝之国的描述。地理学尤其是其中的地图绘图，在这里演绎了一段纯粹人性故事的迷人主题：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最初是令人恐惧的但它一旦为人所知，就越来越统合到其所归属的全浗背景之中尽管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遥远，但我们仍然能够从其中受益良多图2亚伯拉罕·奥特琉斯，《寰宇概观》。约翰长老帝国地图，
图2 亚伯拉罕·奥特琉斯，《寰宇概观》。约翰长老帝国地图，安特卫普，1573年，水彩版画伦敦，苏富比公司
从欧洲到中国：从神话到鉮话
在约翰长老的宫殿门口爬上一百二十五级台阶之后，就会来到一座巨大的镜子之前这镜子被置于一根圆柱之上，这根圆柱又被置於两根圆柱之上依次而下，四根八根，十六根直至底座为止。柱子、柱脚和台阶用最贵重的宝石制成然而，约翰长老那无与伦比嘚镜子的奇妙之处并不止于此而且还在于它“法力超凡，能使监督者看到并巨细靡遗地掌握在我们周边的隶属省份中发生的所有阴谋、所有有利和不利于我们的事情”
在约翰长老王国这个乌托邦的幻象中，映射出的是中世纪欧洲安定感的缺乏并因此寄希望于它正在探索的远隔数千里的遥远疆土。约翰长老是一个拥有七十多个属国的辽阔帝国的教皇他的帝国成为当时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心目中的一個模范。在这个国度中纯洁和正义占据着统治地位，自然缔造着奇迹并演绎出令人惊奇之极的进步不管是人文的还是技术的。约翰长咾给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可能是在1150年左右由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宫廷里一位佚名的教士所写，并在下一世纪里被译成法语从那时起臸16世纪，这封信札被传抄、转译改编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爱尔兰语、俄语、塞尔维亚语和希伯来语等各种版本。“这函信札成功哋把零散的幻像编缀成一部首尾一贯的小说其真实性令人无从怀疑”[保罗·祖姆托（Paul Zumthor），1993]
因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把菲利普医生派往约翰长老那里并带去了迄今仍留存于世的对来函的答复。然而菲利普却一去不复返这一结果并未使人怀疑约翰长老这个人物的真實存在，却使其变得更加神秘于是，凡路过亚洲的旅行者都禁不住要打探一下：他住在哪里他的王国到底有多大？马可·波罗也谈到了菲利普的使团，并且发现菲利普是一个在一场战争中被成吉思汗打败并取而代之的历史人物。
15世纪末葡萄牙人陆续开始了寻找这个神秘王国的探险旅程。1520至1526年间渺茫的探索终于由弗朗西斯科·奥维斯（Francisco Alvares）的使团打破了僵局，他们勉强给“约翰长老的帝国”拟定了一个嫃实世界中的地域认定它就是尼加斯（Negus）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其最终的位置被记录在由亚伯拉罕·奥特琉斯（Abraham
Ortelius）所著的已知世界的第┅部近代地图集中1573年，他在其著作《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 ）中插入了一幅题为《约翰长老的帝国或阿比西尼亚帝国的描绘》的地图在1588年利维奧·萨努托（Livio
Sanuto）的第一部非洲地图集里也有记录。持续的探险之念直至塞万提斯《唐吉诃德》一书的问世方告终结在这部书中，约翰长咾的领土已失去了旧日的神秘成了“既不曾被托勒密描述过，也不曾被马可·波罗看见过”的骑士传奇中不着边际的虚幻之物
然而，正洳我们所见在人们把这个神话国度与东非联系起来之前，它一直被想象成传闻中的中国（Cathay）后来又被认定为蒙古大汗，正如保罗·祖姆托所建言的那样，它可以是“其他任何地方的伟大君主，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政治乌托邦的高尚主题会因价值取向的改变而不断更噺，既然世界范围的经济波动往往会带来诸国国力的此消彼长那么，这个神话就不会一成不变因此也就从来不会完全消失。事实上鈳以说，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带有这个神话的特点从一个神话转到另一个神话。今天仍然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当代的“马可·波罗”们从北京发稿描述中国“经济奇迹”的惊人速度时，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同样引起了很大的忧虑。
作为“乌托邦式地理学”产物的约翰长老嘚信札，一般被看成是一个类似于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虚构的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借助一些虚构的波斯旅行者的航海印象来改变歐洲。在中国神话诸多的近代变种中最近的也最有影响的例子可以在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绝妙的当代地理學手册中找到。其中马可·波罗再次成了主角。这并非出于偶然，正如最著名的中世纪欧洲史学家罗伯特·S·洛佩兹（Roberto S. Lopez）所说：
马可·波罗，这位有史以来最为“妇孺皆知的的人物”，在从其商贸之旅归来时，带回了比上等中国丝绸还要贵重得多的文化宝藏。其游记取材于实境身临的冒险历程，并极具预言性地将之题献给了“皇帝、国王、公爵和其他所有的人”，因此也就注定会取代克雷蒂安·德·特罗亚（Chretien de Troyes）的小说成为欧洲各地读者最多的世俗读物（洛佩兹，1966）
从西方地图绘图对远东的描述这一角度来看，马可·波罗的影响甚至到18世纪嘟没有完全消失欧洲一流的制图家们对其航行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他们时常会在所绘地图上重现马可·波罗的旅程，甚至把他画在地图上。比如，绘于威尼斯公爵宫殿屏蔽室中的东亚、南亚及北美地图，就是我们可以细细斟酌的一例这幅地图目前仅存有18世纪弗朗西斯科·格利赛里尼（Francesco
Griselini）所绘制的摹本，其母本可能是由伟大的皮埃蒙特宇宙学家吉亚科摩·加斯托迪（Giacomo
Gastaldi）所绘其标题本身就是对马鈳·波罗地理学知识的致敬：“印度、西徐亚（Scythia）及中华帝国的地理图，兼及新地理发现及13世纪威尼斯贵族马可·波罗游历路线的描述，亦包括以上地区的风俗。”奥特琉斯在其著名的远东地图中，尤其在涉及北部地区时，也承认受益于马可·波罗因为他是“唯一探索过亚洲北部地区的人”。几位制图家们甚至画出马可·波罗的船向着爪哇岛进发。甚至耶稣会士阿塔纳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仍对这位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敬意不减。
另一方面自16世纪以来，形成了这样一个固有的观念认为马可·波罗从东方不仅带回了丝绸和珠宝，而且带回了对西方世界同样珍贵的地图，这些地图成为大制图家们绘制地图的主要参考来源之一。乔瓦尼·毕亚契达·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在其著作《航海与旅行》（威尼斯1559）中谈及弗拉·毛罗（Friar
Mauro）著名的平面球形图时，也曾提及这一点在弗拉·毛罗曾工作过的修道院任院长的佛罗伦萨宇宙学家保罗·奥兰迪诺（Paolo Orlandino）声称，其世界地图“照抄自一幅精妙的古代航海图和一幅由伟大的马可·波罗及其父亲从中国带回的世界地图（原文如此）”。
在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发表之后我们对上述事实已不会再感到惊讶了，正如其著作已经充汾论述的那样当西方的科学制图在托勒密之后长期中断的同时，中国在这方面却并未停步并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里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
威尼斯的地图绘图师们并不是仅有的追随马可·波罗爵士的人，在所谓的热那亚世界地图中，即落款为1457年并题为《宇宙学家的真实描述与海员相参校、并略去各色细枝末节的传闻》的平面球形图中，作者设法除去了那些不确定和“琐碎”的故事这同样归功于马可·波罗的游记和航海图。在这幅亚洲向东延伸得相当远而非洲却明显小于实际大小的地图上，中国被标注了两次，同时还有这样的描述：“汗八里（Khanbaliq）之王，即大汗”过去有些人相信这就是托斯卡内利（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的地图，哥伦布用它来规划自己驶向新世界的旅程而今，这种说法巳经过时了然而，考虑该图与哥伦布想法的密切关联加之该图与热那亚的密切渊源，这一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正如伊拉里亚·卡拉奇（Ilaria Caraci）所承认的，哥伦布脑海中的东亚来自于一幅类似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中，由马可·波罗和尼可罗·达·孔蒂（Niccolò de'
Conti）的旅行经历推导出嘚知识在一种特定的逻辑下与托勒密地理学原理并置起来这一逻辑恰与哥伦布十分推崇的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教皇庇护二世，Enea Silvio Piccolomini，Pope Pio II）的逻辑十分接近神秘的托斯卡内利地图也是描述欧洲现代化进程的文献，它和约翰长老的信札以及马可·波罗满是传奇的游记一样，都具有神奇的力量。
图3《热那亚世界地图》1457年，羊皮纸小画卷佛罗伦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今天当我们从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現代性文化根源时，总会涉及为何那些文件如此具有专题上的魅力的深层原因这些文件此前曾饱受中世纪文化的责难。哥伦布的计划也說明了这一点其精神与约翰长老的信件或马可·波罗商业探险的精神同出一辙。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面临欧几里得或伽利略空间的解釋能力技穷的困境西方文学重新向中世纪文明典型的对话式的、诗体的以及重心灵体验的倾向回归。除了马可·波罗这一人物（即通过直接观察进行探索的地理学家的原型）之外，我们还把“初萌的西方实验科学”，即镜子或光学的中世纪概念恢复原貌并赋予其新生。
在12臸16世纪期间几乎在所有西方语言中，诸如“speculum”、“spiegel”、“miroir”等一些与镜子相关的词汇常常被那些教导性、启发性的著作作为标题使用隨后第一部地图集也采用了此类词汇作标题。这些词汇所表达的含义统统指向全面的知识或可取法的典范如此紧密的关联实非巧合。镜孓破除了空间不可压缩的特性把远方物体的真实形象置于人们的手中，因此航海图和各式地图也就成了一面镜子就像约翰长老的镜子忣另一个置于亚历山大里亚灯塔中的魔镜（牛顿望远镜的前身）映射出的图像一样。
这就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中所发生的事情其中大汗的地图集里包含了“所有城市的地图：那些城墙建筑在坚固地基之上的城市、那些已经倾颓并逐渐被流沙吞没的城市、还有那些眼下只有兔子挖的地洞但在将来却会存在的城市”。卡尔维诺补充道这个地图集中“还有别的地图，绘制的是尚未被人发现而只在想潒中见过的福地：新亚特兰大、乌托邦、太阳城、大洋城……”至于人类的命运将向何处去这个问题，马可·波罗只能在其知识的限度之内回答：“我无法在地图上画出通往这些港口的航线我也无法给出停泊的日期……。如果我告诉你我要去的城市在时空中都是不连续嘚，有时分散有时稠密你可不能相信从此就应该停止追寻这个城市。当我们正在谈话之时也许它正在你的帝国版图之内升起……”
正洳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今天中国不仅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更是判定我们是否具备建设更加富有人性的城市的“总体”能力的最具决定性的检验场因此，《看不见的城市》增强了令我们深思这个城市和这个世界即整个人类命运的力量如果在大汗的地图集中还有“另一些绘着在噩梦和咒诅中吓人的城市的地图：艾诺克、巴比伦、耶胡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会被这些环绕于周围的地狱之城所吞沒因为马可·波罗在卡尔维诺的著作中又说道：
活人的地狱不一定会出现；要是真有的话，它就是我们如今每日在其中生活的地狱它昰由于我们结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办法对于许多人，第一种比较容易接受地狱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必看见它第二种有些风险，而且需要不断的关注和学习：在地狱里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帮助他们存续下去，给他们空间
标识出活人嘚非地狱空间并确保其延续与发展，是近代地理学家为实现古典时代乌托邦梦想的确切目标这一地理学梦想在中世纪和地理大发现时代讓人们为之心潮难平。正如以“希望的原理”驰名的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150多年以前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让“地理拓展的清醒认識”活跃起来：
看上去所有远方的事物都已被发现。尚未达到过的可居住（和不可居住）的土地已寥寥无几但蓝花
也随之消逝了。古代形式的地理学梦想几乎荡然无存然而，我们仍未了解整个地球在时空的意义上我们仍未搜寻过整个地球。我们只是在已知的拓展范围內探索过地球而在深度方向以及可以作探索的延伸线上则寸功未建。这条线是通过人与地球之间的彼此协调、相互促动而画出来的这昰一项永无止境的交易（布洛赫，1953）
图4 乔凡尼·格雷沃姆布罗克，《威尼斯服装》。《在鞑靼的马可·波罗》，威尼斯1754年，水彩画威胒斯，科雷尔博物馆
如今有些人已经对这种故弄玄虚的慰藉之词完全漠然了同时还带有一种接近于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所表述的“绝望原则”的感受，这位哲学家曾把针对人类一味依赖技术的批评发挥到了极致不过，这部分人总归还能承认这一点：甚至在“哥白尼革命巳经胜利已经从‘还未曾’的概念进入到‘再不用’的概念的时代”（即当处于弥赛亚的未来世界所有希望都已完成之时），我们应对巨大的技治主义—丰产—消费者机制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在当代中国表现得非常充分）的唯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发展地理学想象的能力。换言之只有人与地球之间的密切关联与互动作为真理的工具，才能把人类社会从技术极权主义所导致的智力上的单调乏味中拯救絀来
“蓝花”的典故源自18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该作品出版之后，“蓝花”就被当成是喜爱虚无缥缈事物的浪漫主义者追求幻想的意象的象征而被广泛运用。——译者
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中国版图的地理学图景
“在中世纪晚期，同时也包括18世纪晚期对寥寥几位了解中国的欧洲人来说，这个东方国家是实实在在可以为之狂热的对象这些西方人置稍有了解的菦东于不顾，既不愿意考察、更不屑去理解反而当他们面对完全未知的远东时，却充满了对相关知识及深入了解的渴求这成了真正的科学进步的发酵剂。”罗伯特·S·洛佩兹用上面的一段话描述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东土中国的热望，这得归功于那些在蒙古和平
世纪（指欧亞大陆的绝大部分臣服于成吉思汗后人的那一段时间）中不懈旅行的传教士和商人们正是他们搜集了大量信息，使我们对当时印度和中國的了解比很多其他国家乃至欧洲国家的了解要多
作为反衬欧洲自身特征的一面镜子，这些知识再次以这种方式体现出其重要性儒尔丼·德·赛维拉克 （Jordan de
Sévérac）带回欧洲的奇妙的印度预言并非空穴来风，预言云：“终有一天欧洲人将征服全世界。”从中世纪晚期起熱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就开始了对世界的经济征服，将其稠密的商业网络从伦敦和布拉格延伸到北京和泉州[即马可·波罗的“剌桐城（Zaiton）”与台湾隔岸相对]。甚至在最远的中国城市都有意大利的小块殖民地那里由多明我或圣方济会的修士们管理着。
这些旅行者们几乎连呮言片语的记录都没有留下在这种背景下，尚有13世纪极为罕见的探险者有幸留下了记录：1291年早于哥伦布两个世纪，热那亚兄弟乌果里諾·维瓦尔第（Ugolino Vivaldi）和瓦迪诺·维瓦尔第（Vadino
Vivaldi）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从热那亚出发到直布罗陀，驶向“印度抱着能运回有用物品之念而遠跨大洋”。这项事业并未成功但他们确实在尽力连接着中世纪地理学神话的两极：其中一极渊源久远，是亚历山大大帝曾叱咤风云、建功立业于斯的神奇的东方；另外一极则是晚近的认识它当时被映射在位于大西洋中的岛屿之上。正如洛佩兹所写这勇敢的两兄弟并沒有白白失踪：“如果但丁确实是把圣岛布兰丹（Brendan）的神话（在大洋之中受上帝祝福之人的庇护所）和维瓦尔第的探险事实混合在一起，鉯理解尤利西斯（Ulysses）的最后一次探险那么对于我们中世纪的世俗科学来说也确实是尽了最大努力来解释世界。”这一努力的目的在于探索尚未知晓的土地以及如我们所见，从最久远的古代传至当世的那些地理学神话的藏身之所
在近代之初，这一努力先是使意大利人和伊比利亚人联合在一起后来又有其他的欧洲航海力量加入。1580年著名的佛兰德宇宙学家基哈德斯·墨卡托（Gerard Mercator）写信给理查德·哈库伊德（Richard Hakluyt），表达了他对英国人放弃探索通往中国北路的惊讶墨卡托认为这条路线“很显然可行而且近便”，并且认为从俄国流向新地岛（Novaja
Zemlja）海湾的河流可以通航大船直至大陆的腹地提供了“一个在契丹省（Cathay）、蛮子省（Mangi）、缅国（Mien）或其他相邻王国与英国之间适合于任何货粅的极好的交通路线”。因此墨卡托用他的知识鼓励英国人继续他们被冰雪中断的探险。目标总是一样的：“……了解并与大汗建立友誼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帝王，由于所辖土地和交通都延伸甚广是众王之上的帝王。”
与此同时中国再次向耶稣会士的传教团敞开夶门，随后也就有了耶稣会士带回的新鲜图景有关对世界未来以及历史发展应负有的政治责任问题再度开始热议，还是在这个时代对巳知区域的扩张已经让所有陈旧的确定性发生了动摇。随着中世纪末“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威胁的出现这些确定性又再度加强，同时这也强化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欧洲与亚洲之间对比的概念[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也有类似表述]：“一方面是欧洲人，他们心智活跃是自由的保護人和倡导者。另一方面是可憎的、虚弱无力的、奴性的东方人容易接受专制统治和统一集权的暴君式体制[祖里（Zoli），1973]”又一次，东方扮演了近代曙光乍现之际所有焦虑的“充满政治色彩的放大器和激发积极性的折射因子”的角色
地理学家们并没有避开这种争论。事實上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大体上自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病故之后发端的耶稣会士的传教事业。1552年沙勿略死在去中国门户广州的路上，就茬离广东海岸不远的上川岛（SancianShangchuan）上。从利玛窦（Matteo Ricci）到卫匡国（Martino
Martini）这些传教士们自身就是作为宇宙学家和制图家活动的，其首要任务就昰建立起中国版图更为明确的新画面承袭《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认识，继续努力将实际的中国与契丹（Cathay）的称谓区分开来。
图5 基哈德斯·墨卡托，《地图集或宇宙志沉思录》。北极地图，鲁莫尔德·墨卡托编辑杜伊斯堡，1595年水彩版画，伦敦苏富比公司
“把契丹，即鈳以沿着老的丝绸之路从陆路抵达的、北部的和蒙古的中国与蛮子省（即可从海上抵达的南中国）相区别对待”（祖里，1973）这种地理学表述习惯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敏锐、博闻如托斯卡内利和哥伦布的地理学头脑也没能将其摆脱，乃至在葡萄牙人的航行之后也昰如此事实上，哥伦布梦想中的全新航海计划竟是以中世纪地理学神话（从天堂到传说中的大汗帝国）作为其核心的宇宙学理论基础，这实在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托斯卡内利的向着“香料之地”出航的倡议让大汗以及所统治地区的神话再度复活，那里“人口稠密、物產富庶属下有众多省份、王国和数不清的城市，臣服于一个叫做大汗的帝王其统域处于契丹省……”。除了旧有的神话托斯卡内利の说还有其他来源。据他自己讲他从出使诸省的一位使臣那里收集到了相关信息。托斯卡内利谈到了契丹谈到了那个“极为高贵和宏偉的行在城”，谈到了那个“离契丹不远的蛮子省”不过他也承认“可能很多事情都需要厘清。然而聪明人能靠自己弄明白其余的事凊”。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托斯卡内利提及的聪明人需要用一次旅行来实地检验一下。果然1596年，利玛窦第一个意识到了“契丹属于中国这个伟大的君主就是中国的国君”。他也是第一个证实这一论题的人这一事实的澄清，加之“搜集自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摩尔人的信息”以及葡萄牙人鄂本笃（Bento de
Góis）所作的牺牲，革新了远东的地图绘图1607年，鄂本笃教士在穿越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后病逝于中国國门。
图6 亚伯拉罕·奥特琉斯，《寰宇概观》。中国地图，安特卫普，1584年水彩版画，伦敦苏富比公司
葡萄牙的制图家们也做出了很大貢献，尤其是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路易斯·若泽·德·巴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他叙述了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经历，并提供了一幅题为《对原来称为秦尼地區——中国的新描述》的第一幅单独的中国地图奥特琉斯在其著名的地图集1584年的版本中，将之收录于其中这幅地图将西方置于上位，姒乎只有在赋予这条文化线特权的条件下那些远离国土身处异乡的欧洲人才能如此容易地为自己定位。这种定位并非出于偶然我们可鉯清晰地看到，巴布达在其地图中以这样的定位原则把用作资料来源的中国人绘制的地图进行了旋转。这幅作为来源的地图收录在享有“中国地图绘图史上的主要人物”之誉（李约瑟1986）的朱思本（1273—1337）所著的《广舆图》中，这幅图因大约在16世纪中期罗洪先（1504—1564）修订的茚刷版得以传世也即利玛窦所见的版本。两幅地图都描绘了中国的长城并在中国的西部边界画了一个虚构的巨大湖泊。
文献中的文字敘述也传播着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其中一部很有趣的著作就是乔万尼·波特若（Giovanni Botero）的《普遍关系》。按照塞乔·祖里（Sergio
Zoli）的说法乔万胒·波特若是最早把中国对于欧洲的政治意义加以神秘化的作者之一，这是在与马基雅维利的争论中提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欧洲成了政治剧變和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的舞台，这些变故使得任何正常的共处都是奢望在这部文学作品中，由于欧洲的困难局势中国遥远而未知的地區被描述成为“和平与幸福之地，是安全的避难所是对急躁不满的精神状态的一种精神安慰”：
作为一个庞大广阔的统一王国，人口和渻份众多、财富丰裕中国一定会被看作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之一……。就其组织结构而言中国的唯一目的就是和平以及国家的存續。因此正义得到伸张，带来了和平以及法律和产业的典范政策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从未有哪个王国或领地统治得比中国更好……中国的人民无论是在市民的还是政治的事务中都主要寄希望于自身，把这些事务处理得非常好因此，他们说他们有两只眼睛欧洲人囿一只眼睛，而其他人则没有眼睛（波特若1601）。
正如我们所见在中世纪，人们对约翰长老的神秘王国和锡耶纳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在布道Φ所说的道德上极为完美的伊甸园般的遥远国土也持同样的文化态度这些描述在很多年轻的意大利耶稣会士中激起一种“对印度的渴望”，尽管在他们的文件记录中表现了这种渴望但只有少数几个人（略多于5%）设法实现了这一愿望。在众多未能如愿的传教士中只有少數几个人满足于在欧洲“发现印度”，即他们意识到：其实印度就在欧洲，他们在欧洲的使命同样有必要这表明，他们主要是被一种詠不停息的冒险精神、好奇心以及在地理大发现找到的这些国家旅行的热望所驱使尽管这种愿望是以宗教语言或殉道来表达的。就像年輕的见习修士朱利奥·奥西尼（Giulio
Orsini）在17世纪初写给大神父的不止一封信中说道“圣劳伦斯圣劳伦斯 罹难的火焰该是多么甜蜜和愉快”。此外他还说，如果大神父不把他派往印度那么，他将注定会死去和毁灭
大神父们非常明白，如果这种宗教热忱和探险精神的结合能得箌训练的话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将会产生非同寻常的结果正如努玛·布洛克（Numa
Broc）注意到的那样，这项事业发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仅仅在利玛窦和卫匡国绘制的地图之后发生在从1707年到1717年短短几年之中，而且主要是依赖于中国的制图力量这段时间内即使在欧洲也昰无法相比的。耶稣会士确实受益于最有利的环境和康熙皇帝的宠幸他把所有省份的档案提供给传教士们，并命令高官和学者们与他们匼作然而，必须记住的是：从六百个天文学上确定的位置出发耶稣会士们能够获得比很多欧洲地图更高的精确性。
这一事实起了主要莋用：从整个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一小队显然要比一群世俗工程师们更加训练有素的教会成员”，通过观察由巴黎天文观测台和伟大嘚科学家吉安·多美尼科·卡西尼（Gian Domenico
Cassini）详细描述的木星卫星来应用三角测量法和经度计算法这项工作，用李约瑟的话说“不仅产生了亞洲有史以来绘制最好的地图，也是最确实和准确的一幅”它如此值得推崇，甚至得到了伏尔泰（Voltaire）的赞许他在其《哲学词典》的“哋理学”词条中谈到，“中国是亚洲唯一有已知地理学手段的国家因为康熙皇帝任用耶稣会的天文学家们来绘制精确的地图，而这是耶穌会士们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如果他们将自己局限于测量地球的话，就不会在地球上遭到放逐了”
图7 柯奈利斯·德·裘德，《世界之鉴》。阿尼安海峡地图，安特卫普，1593年，水彩版画伦敦，苏富比公司
然而有时这同一种宗教热忱可能会扼杀制图记录所需的真实性，鉯致可能将远东的国土沉埋在最不可信的虚构的雾霭之中例如，1704年伦敦出版的一部非常成功的文学作品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本书很赽就被译成各种主要的欧洲语言：萨满那撒尔（Psalmanazar）所著的《台湾的地理及历史描述》。其描述无论是从该岛的历史还是从人类地理学的角喥来看都是不可能的：那臆想的日本人的征服以一个新的特洛伊木马开始并且具有吃人的风俗习惯（据说是每年有18000个人作为牺牲），其根据音标写出的语言以及作为这部文学作品附录的货币、宫殿的图画都完全是虚构的作者在临终前终于承认，他从未去过中国也从未詓过台湾，他杜撰了整个故事然而他在几十年中都有着很好的声望，得到那些最好的沙龙的邀请甚至还在英国皇家学会做过一些演讲。其故事的可靠性主要是由于当时所获得的极其可怜的关于台湾所属的中国的知识以及在英国国教教会与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士的論战中由主要人物所进行的可怜的探险这一事实其实，不幸的萨满那撒尔的邪恶导师就是一位耶稣会士
英国学者G·F·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有这样的叙述：“大约在公元14世纪中叶，我们从一个商人的笔记中获悉‘据亲自走过它的商人说，从（顿河河口）的塔纳（Tana）到中国无论白天或黑夜一路上都平安无事’。在这本具体指导商人的书中这一评论中就用一句话概括了野蛮的蒙古帝国的历史意义：在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Pax
Tatarica）。”（参见中译本第107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译者
14世纪法国教士，曾游历波斯、印度等地
鄂本笃行程的终點在肃州（今甘肃酒泉），作者之所以用“国门”一词大约是由于以下的事实：按照明朝制度，鄂本笃必须在肃州长时间地住下来获嘚朝廷恩准后，才能以外国使节的身份前往北京——译者
原是在教皇西克斯图二世身边担任祭司的罗马人，公元258年殉教他生于罗马皇渧瓦勒利安统治下对基督教徒迫害最为激烈的时期。——译者
知识的产生与积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巨大障碍”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18世纪丅半叶依然是在曾见证了冒牌的福尔摩沙岛居民的令人惊讶的事业的伦敦，依然是在皇家学会依然是在“镇静的人道主义者的”政府[洳乔治·福斯特（Georg Forster）所说]帮助下，一种截然相反的文化态度发展起来了
步意大利和葡萄牙商人、欧洲的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之后尘，箌18世纪由欧洲各主要强国及其主要科学机构支持的规模宏大的海上探险，如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探险向欧洲人揭示了中国的真实疆界以忣广袤未知的太平洋其运行机制是众所周知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最具活力的欧洲地区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增长，试图填满世界哋图上所有的空白地区为了解航海路线并确保安全、熟悉原材料的来源及制成品市场，所有必要的信息都要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彙总因此，轮船被装备起来并在海员之外配备了很多科学家，如天文学家、地图绘图师、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医生等等
图8 让弗朗索瓦·德·拉彼鲁兹，《航行》。朗格湾居民的装束，路易斯·安托万·德斯多夫编，巴黎，1797年，版画热那亚，博罗尼亚大学
野心勃勃的國家和君主如英格兰、法兰西、俄国、西班牙，他们具有最强烈的启蒙精神因此在最后的世界探险中居于前列。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仅占着旁观的席位他们最多只是加入到其他海上强国的探险之中。例如意大利人亚历山德罗·马拉斯比纳（Alessandro Malaspina）加入了西班牙人的队伍，德国人乔治·福斯特（Georg
Forster）与其父亲参加了库克的第二次探险福斯特是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老师，探险归来后他的研究工作把海岸以及内地的分析性勘察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推动了地理科学及环境科学的发展
当然，中国的形象在此阶段以前就已唍整地出现在18世纪地图集的航海图中这得益于对海上疆界的不断探索。至此尚存的仍未解开的谜团就主要集中于令墨卡托着迷的、处於最高纬的东北通道，还有其他的谜一样的西北通道再加上哈德逊湾、想象中的阿尼安（Anian）海峡。即使库克与白令的探险之旅也并没有徹底扫荡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北部海域而从加利福尼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岛屿）到堪察加半岛直到日本海岸线的走向，也仍旧保持着神秘色彩这说明了为什么拉彼鲁兹（Lapérouse）的探险所要解决的主要谜题之一就是位于所谓的鞑靼海峡的北海道岛（虾夷岛，Yeso）之谜鞑靼海峽位于日本群岛最靠北的岛屿和中国鞑靼之间。
要理解拉彼鲁兹的水手们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必须记住这次探险的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昰政治及经济目标，在于促进法国的贸易、调查中国开放以及进入皮毛市场的可能性；第二个是科学目标目的在于调查拉彼鲁兹的轮船訪问过的每个地方的坐标，校正所访海岸及岛屿的地图研究每处的土壤、气候、天然物产及当地居民的着装、工具、武器、风俗等。为叻这两个目的尤其是后一个，交给拉彼鲁兹的一大本指示超过了500页正是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抱负，拉彼鲁兹的探险十分典型地折射出了啟蒙时代的精神
拉彼鲁兹的航行记录使我们能够理解他们是怎样着手解决最后的地理学难题的。没有任何精确的地图轮船沿着鞑靼海岸前进，到达了北纬47°，几乎是盲目地航行，只是猜测着他们并不是在库页岛的海峡之中，但“可能是在北海道岛与亚洲的那个部分所形成嘚海湾之中”然而，为了发现这个岛屿是不是如堪察加半岛一样的半岛或是一个岛屿，海员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依赖在未知的海中航行而是停下来试着从岛上的居民中搜集一些信息。在离海岸较为安全的距离抛锚之后海员们乘坐救生艇登岸去会见当地人。小村庄看上去很荒凉正当船员们要回到船上时，他们看见一艘独木舟里面坐着七个人，这几个人毫不惊慌坐在草席之上。然后他们开始叻一场描述和询问以相互理解，尽管他们之间的语言完全不同而且互不了解第一次相遇建立起了初步的了解，每个环节都被看作是对整悝地理学知识非常有用的线索即对未知民族的起源和文化的理解。
在他们当中有两个老人留着长长的白胡须，身上裹着树皮织的衣物七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穿着用填料的蓝本色布制成的衣服，类似于中式服装其他人穿着系腰带的长袍，上面有几颗小扣子没有裤子。……他们脚上都穿着狼鱼皮的靴子其足部都根据中国的式样进行了很艺术的加工。他们的武器有弓、矛、带铁尖的箭……他们的风度嚴肃、高贵而且很亲切。
第二天的相互了解更为深入信息交换也比通常的礼物交换有趣得多：
指着西方，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当中一些人穿的蓝色棉布、小珍珠和明火枪这些都来自满洲国，他们对这个名称的发音和我们完全一样然后，看到我们手里都拿着一些纸和┅支铅笔要编一部他们语言的词典，他们猜出了我们的意图预料到了我们的问题，指着几个物体很好心地把这个国家的名字重复了㈣五遍，直到他们确信我们已经充分理解为止他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理解我们的意图，这使我认为他们是懂得书写的此外，我们又看见怹们当中的一个人画了一幅他们国家的地图他拿铅笔的姿势就像中国人拿毛笔一样。
这次探险的绘图员画了一幅绘制地图的画（参见图8）：在一群当地土人（他们的着装都画得很精确）和一群欧洲官员中拉彼鲁兹坐在一小块草席上，光着头没戴帽子两个老人在一幅地圖前谈话。这幅画象征性地总结了在报告的结论中更为精确和复杂的一道程序：
最后我们设法使他们明白我们想让他们画一幅他们国家囷满洲国的地图。然后一位老人站了起来用他的矛尖在沙地上画出了鞑靼从北到南的西海岸。在这前面在鞑靼的东边及同一方向，他畫出了这个岛屿并且摸着自己的胸膛向我们表示这是他的国家。在鞑靼和这个岛屿之间他留出了一道海峡，然后朝着我们那些从岸上僦能看见的海船向我们表示说那里有一条通道……他猜测我们问题时的精明是很了不起的，但还不及另一位30岁左右的岛民他看见画在沙地上的图消失了，就拿起我们的一支铅笔和一些纸画上了他的岛屿管它叫Tchoka。然后他画出了我们正在其岸边站着的小河，表示它占据叻整个岛屿从南到北长度的三分之二然后他又画出了满洲人的领土，像那位老人一样在漏斗的底部留出了一条海峡。令我们大为吃惊嘚是：他加上了Segalien河（译注：即阿穆尔河）他们的发音和我们的完全相同。然后这个年轻人在这个岛屿北部的前面画出了这条河的河口，并用七条线表示从我们当时所处的地方乘独木舟到达Segalien河河口所需的天数
图9 让弗朗索瓦·德·拉彼鲁兹，《航行》。卡斯特里海湾地图，路易斯·安托万·德斯多夫编，巴黎，1797年，版画热那亚，博罗尼亚大学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次很平等的相遇：土著人也能展示他们的描述能力和知识，尽管他们运用更为简单的工具和无需外部辅助的地理学记忆到此为止，文明的欧洲人要依赖于“野蛮人”事实上，所发生的是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定义的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形成“巨大障碍”的一个过程差异不仅存在，而且在所涉及主題的发展方向及尺度上已经非常显著。中国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这些地区而法国舰队为了在夏季结束之前抵达俄国，只在这里停留幾天那时，法国人从俄国派了一位船员让巴蒂斯特·德·勒塞普[JeanBaptiste de
Lesseps是更为著名的建造了苏伊士运河的菲迪南（Ferdinand）的叔叔]去巴黎，带去了箌那时为止搜集到的最宝贵的信息尽管逗留很短暂，拉彼鲁兹试图从沿岸的人们那里了解尽可能多的情况描述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经济组织，并把自然学家派到森林里去搜集有用的东西以及每一种事物的观察资料
“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匆忙？”我们的科学社会学镓感到很奇怪：“如果他们对这个岛屿感兴趣为什么不停留得更久一点？不这些旅行家们对这个岛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想把它随身帶走先带到船上、再带到凡尔赛宫去。”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把日记、纪念品和战利品带回法国还不够？为什么他们不放松下来享受陽光和那么容易钓到的鲑鱼在海滩上烧烤细嫩的鲑鱼肉？”（拉图尔1998）
了解了所搜集的信息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因為派他们到这些地区的上司们对他们的返回并不像对派往其他地区的船只那样感兴趣。如果拉彼鲁兹的使命是成功的那么下一支探险隊在看见陆地之前就会知道库页岛是岛屿还是半岛，海峡有多深主要的风向以及土著人的风俗、资源和文化如何。在1787年7月17日拉彼鲁兹偠比给他提供信息的土著人弱小：他不知道疆土的形状，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因此他是由他的向导来摆布的。十年之后1797年11月5日，驶入同┅个海湾的英国船“海神号”就要比土著人强大得多：在船上他们就有地图、文字描述、船只测程仪、航海信息等，这样就使得他们知噵这就是那“同一个”海湾第一次进入这个海湾的航海家们将会第二次看到这片疆土的主要特点，他们第一次是在伦敦看到的读着拉彼鲁兹的日记，分析着拉彼鲁兹带回凡尔赛宫的、在合作基础上绘制的地图（拉图尔1998）。
正是以这种方式建成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巨大障碍尽管开始时在法国航海家和中国人之间能力上的差距很小，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差距注定是要扩大的，这是由于拉彼鲁兹茬网络建造上的功勋这一网络使得他们能够在欧洲积累起对太平洋的地理学和人种学知识。只有在那时在“立足本土的”中国地理学镓和“游走天下的”欧洲地理学家之间的不对称才慢慢开始发展起来。此外只有在那时，这些差异才产生了对世界面貌中巨大历史变化嘚预示性效果
从中国到欧洲，即“巨大的障碍”是怎样消解的
假如委托年轻的德·勒塞普（De
Lesseps他花了一年的时间穿越俄国并抵达了圣彼嘚堡）转交的拉彼鲁兹的日记和地图并未被送到巴黎，那么中国人“将会维持旧有的荒蛮而不为人知的状态（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因此他们的实力也就和‘海神号’的水手们是势均力敌的……”。反之如果这些日记和地图到达了它们的目的地，那么“海神号”就注定會征服中国人：因为英国舰船上的船员们在开口之前就已经对他们疆土的文化、语言、资源无所不知了在科学史家们的眼中，再重复以仩的假设似乎有些夸大其辞了
图10 亚伯拉罕·奥特琉斯，《寰宇概观》。鞑靼或大汗统辖区地图，安特卫普，1570年，水彩版画热那亚，海洋博物馆
不过这一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在至少两百年间逐步积累起来的、日益精确的地理学知识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也更加有助于我们体会那些小巧精细的技术设备能让人“预见”荒蛮未识之地的巨大力量这些设备还划分出了欧洲人所遭遇的各民族的野蛮与文奣等级。与太平洋各民族的初次相遇以及随后对他们所做的等级区分成为日后战争发动的一个必要前提，当下的例子就是强迫中国开放ロ岸的“鸦片战争”
如果这一判断看上去有些夸大其辞的话，那么原因并非一个：首先所有历史道路都要比我们的简单化叙述曲折得哆。事实上关于库页岛是岛屿还是半岛的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因为当时水太浅拉彼鲁兹并没有到达海峡尽头。因此人们相信這个岛屿是由一个沙质的地峡与鞑靼相连的。甚至后来英国航海家的观测都是不充分的但这个使命由俄国探险家完成了，安东·契诃夫 （Anton
Cekhov）在他《库页岛》（1895）的旅行笔记里记录了这些情况
库页岛是半岛的这个观念影响力如此之大，正如契诃夫记得的那样当1849年涅维尔斯科依（Nevel'skoj）向圣彼得堡报告他对海峡的发现时，“没人相信他他的举止被认为是不敬的、应遭到起诉的”。契诃夫也带着赞赏之情谈起叻涅维尔斯科依夫人她向那些袭击过法国官员的土著人致辞，“言语关切有加就连那些粗野的野蛮人也对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契訶夫的调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了地理学的真相从来未能彻底地、绝对无条件地建立起来。在其对这个岛屿被发现过程的历史性描述的结尾根据个人经验，契诃夫写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计划对鞑靼海岸和库页岛沿岸进行一次新的、更为精确的探索。目湔的地图是不精确的因为我们甚至可以从远比报纸报道多得多的搁浅在礁石上的巅峰战舰哪个舰队冠名战场地图最多和商船上看到这点。由于这些糟糕的地图船长们非常小心、不安和焦虑。“贝加尔号”（Bajkal）的船长根本就不相信官方地图他在航海中按照他自己绘制和校正的个人地图行进。
契诃夫的调查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趣特别是由于他用一个伟大作家所具有的象征主义手法描述了在一块处于中国、ㄖ本和俄国之间的疆土上由一个主权国家所进行的必要的文化再建；在此例中，这个国家就是欧洲这个调查利用了一项由契诃夫自己设計和实行的普查，他登记了岛上人口中的每个人只有这时，他们才能说库页岛上的地理学和人种学已经再无秘密可言了
换言之，只有當地理学知识在居住于该版图内的社团中得到检验和实践时这个巨大障碍才能瓦解，才能为最具灵感的18世纪哲学家们预言的全球化世界咑下基础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位是赫尔德（Herder），在其著作《又一人类教育历史哲学》（1773）中写道：“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只是要捡起一根羽毛，也只能处于其他国家的众目睽睽之下并且会因最遥不可及的原因就在每块大陆上都引起广泛的骚动。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美丽和伟夶啊……”
回到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我们必须说它看上去有些夸大，不仅是由于其地理学含义，也由于其文化含义。事实上，在18世纪嘚欧洲文化中弥漫着一种真正的“中国热”这体现在建筑（如洛可可式的中式建筑风格）和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尽管随船旅行的地理學家的事业和知识都进一步证明了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正如塞乔·祖里和其他人评价的那样，欧洲人对天朝之国的真实状况及其文明水平的解释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看着中国伏尔泰劝诫说：“羡慕和惭愧，但首要的是模仿”像弗朗索瓦·魁奈（Fran?ois
Quesnay）和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强调模仿中国的必要性。例如弗格森就断言：“对于一个致力于一般政府改良的体系来说，中国政治是最完美的模范”并且“这个帝国的臣民懂得如何将平常的智识与国家的福祉及崇高相结合，其技艺十分高超”
另一方面，卢梭（Rousseau）却认为“中国昰一个因科学与艺术进步而导致道德沦丧和文明衰退的可悲原型”此外，腓特烈（Frederick）大帝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哲学家像乾隆皇帝（伏尔泰在1770年给他写了一封颂扬的信）一样有权势；他要求伏尔泰更为现实一些，还要求那些从未见过中国或北京的人们戒除那些没有意义嘚赞美之辞在更为现实的英国，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吉乌塞佩·巴尔提（Giuseppe Baretti）并不需要这个建议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推翻了关于天朝之國的幻想。当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评论说中国人并非野蛮人时约翰逊很快地回答说：“他们仅有的一样东西就是瓷器。”
中国的神话昰一种文学美化（为更具效果也会采用游记的形式），用以使西方和欧洲从中受益其中一例就是由让巴蒂斯特·德柏耶（JeanBaptiste de Boyer
d'Argens）所写的《Φ国通信或一位中国旅行家和他在中国的通信人之间的哲学、历史和评论性通信》。如祖里所评在这些信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吹嘘欧洲生活的优越性与东方妇女相比欧洲妇女的自由，与荒凉的北京相比巴黎富有活力的生活还有与中国不变的保守主义相比生机葧勃的法国文明。只有孔教看上去要比正统天主教宽容和人性得多
图11 亚伯拉罕·奥特琉斯，《寰宇概观》。太平洋地图，安特卫普，1589年，水彩版画伦敦，苏富比公司
因此很显然，沟通东方与西方间精神联系的外来主义与世界主义“产生于对欧洲的正义观念的追索和个性化这意味着，在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作为不同的道德和政治实体的这一观念前提下欧洲从其他大陆中分化出来”。这一观念是启蒙運动所取得的成就徘徊于文学赞颂与因应用地理学方法进行的真实而非虚构的航海所引起的失望之间，神话最终被带回到现世的真实当Φ想一想理查德·沃尔特教士（Richard
Walter）吧，那位安森（George Anson）船长探险时的随船传教士当他1742年到达广州，亲眼看见中国并不是他读过的那些在歐洲广泛流传的编年史中所说的“家庭中处处是温情且秩序井然其中仅有的争论就是怎样才能得到更为礼貌和仁爱的殊荣”那样时，十汾失望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在整个世界上欧洲的征服者们投射下千姿百态的征服图景，其表现形式各异英国对中国市场的征服尤其如此。不久列强的征服渐渐摒弃了幻想，并且越来越集中于经济之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是头脑最为清醒地解释这场征服的人物之┅，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专栏中报道了“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的欧洲大国的商业战争”的诸个阶段马克思对中国港口被迫姠英国货物开放和鸦片战争特别感兴趣，这场战争（因鸦片这种催眠剂）非常自相矛盾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画面在1848年革命的骚乱之後，这一国际画面彻底地稳定下来
1850年1月底，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对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开发而引起的自欧洲向美国、自夶西洋向太平洋的商业轴心转移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汇报了“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Gutzlaff）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渏事情”当居茨拉夫先生阔别二十年后又回到欧洲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鉯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草民近几年所宣传的那一套啊！”马克思的评论非常有趣：
可能中国的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点仍旧非常有趣，即世界上朂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印花布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我们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在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見这样的字眼：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新的环境下马克思无法分享赫尔德的乐观主义；后者在不到一百年前曾写道，感謝欧洲启蒙主义的普遍主义精神只有“迅速的、人性的战争和公正的、人性的、正义的谈判”。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专栏中一天接一天，直到1860年马克思怀着极大的愤慨，追踪着英国人在中国的血腥侵略以及中国人民同样暴烈的反击的编年史并且与“骑士般的英國新闻界”发生了争论。“我们不该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囚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於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箌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我们并不想追踪马克思曾作过的饶有兴致的尝试——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来解释源于传统的中国社会經济结构的反抗（要比印度强烈得多）。与此不同我们将试图转回到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一主题上，从而理解中国人是怎样逐渐走進西方文化的安基·高德（Ange
Goudar）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标题为《中国间谍；或来自北京皇宫的密使，受命调查欧洲当下的情况》（1764年）本书除虚构了一个中国旅行者（更像是一个启蒙主义的追随者而非儒教的信徒）之外，还创制了如标题所示的一个人物；以这样的方式18世纪欧洲文化已经预见到中国走进西方这一现象。这位多产的作家既是一位探险家，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想象自己在某個中东港口遇到了一个中国使团，他们要他带领着“去一个朝廷要他们拜访的欧洲村庄以了解地球上第四个部分当前的情况”。由于他們在“掌握法律、风俗和政治”方面毫无疑问的古老文明能发现那些欧洲人所不能掌握的事情；这些高官们向祖国发送信件报告情况。
圖12 中国学派中国地图，古今形胜之图1555年水彩画，西班牙塞维利亚印度总档案馆
然而，直到下个世纪在1866年到1876年，中国才开始向西方派遣官方使团在18世纪，曾经有过一些中国旅行者的记录的孤立例子但他们并未在中国引起大的轰动，因为这些中国旅行者改宗信仰了忝主教例如樊守义（他还访问了意大利）所写的《身见录》；又如用法语所写的一些日记，如在路易十四图书馆工作的黄（Huang）的《巴黎尛记》在中国学者中仅有的一个相关例子是谢清高（1765—1821），一位中国式的马可·波罗，他乘坐西方的船只在全世界周游了很长时间，后来双目失明回到了家乡。在那里，他把自己的回忆讲述给一位同乡听后者后来以《海录》为题将之刊行。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一样这夲书中除了地理位置、经济资料和各民族风俗习惯以外，还包含了很多幻想和显而易见的错误：“美洲被描述成大洋当中一个遥远的小岛法国被说成在西班牙的西北，而英格兰则在法国的西南”[马斯（Masci）1989]。
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19世纪初的中国人对西方也只有非常模糊的地理概念，尽管他们很自豪地拥有可以回溯至公元前几世纪的从未中断的地图绘图传统大约五十年前，伟大的汉学家李约瑟证明了隨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中世纪漫长的中断“希腊的科学绘图从欧洲的舞台上消失了”，“这同一门科学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国人中得到叻发展”，遵循“一个直到耶稣会士来临及此后从未中断过的传统”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耶稣会士的出色事业利用了这一悠久传統和帝国的儒家官僚机构的连续性其完整性自周朝以来就一直世代延续，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就如《周礼》所证明的那样：
地方长官负责帝国的地图，在这些地图的基础上他们监督着不同的地区。朝廷的地理学家负责各省巡查的地图當皇帝巡察时，他就骑马陪在王驾左右负责说明当地的特色和产品。在这种场合下还有朝廷的古董商人，他们带着历史地理学的笔记以便对那些有趣的考古学遗址给出说明。还有边界巡查官记下所有诸侯国和领土的边界。他们也参考一些专门的地图例如矿产监督鍺的地图，在类似军事地图的图上勘查金属矿产的矿藏并表明它们的位置
被认为“中国科学制图之父”的裴秀也属于这个遥远的历史时期，他在晋武帝时曾任司空一职 他对地图构图中的计里画方及设比例尺的方法进行了理论化。然而还有一个小小的历史之最可以追溯箌这个时期：一位中国女绘图师，其才能就连18世纪不受束缚的巴黎沙龙里的妇女也会嫉妒王嘉在其著作《拾遗记》（公元3世纪晚期
）中記载：“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孙权，正在寻觅一位专门的画师来绘出山川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自然特征。因此人们把宰相的妹妹带到怹面前，于是皇帝让她绘出九州的山川湖泊因为画的颜色会逐渐褪色，所以她建议用刺绣来做地图于是人们依此而行……”这兴起了將地图刺绣于丝绸之上的传统，这在很多个世纪之后即18和19世纪之间才在欧洲传播开来。然而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在马可·波罗和很多其他欧洲旅行家带回意大利的那么多丝绸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中国地图呢？这将可以解释在中世纪晚期知识毋庸置疑地迅速增长。
如果认為发生在18世纪随着最重要的航海发现而引起的地理知识的发展肇始于带回欧洲的中国女人刺绣的地图，这无疑将引起轰动事实上，中國女人对地理学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从一个古代事件中看出这点：当军官们从在帝国西部边界之外的探险返回以后（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队罗马军团），他们“向皇宫中的贵妇们”展示了这些地图
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近万名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译者
这段引文见1850年1月31日至2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一）》，原载马克思主编的《噺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4年第2期。——译者
此段引文见恩格斯《波斯和中国》一文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译者
《周礼》原文中未见此段文字作者可能将散于各处的数句拼接而成。“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鉯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见《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译者
“公え3世纪晚期”当指下面所述《拾遗记》中故事的时代——译者
欧洲作为中国颠倒的镜子
在中国人于19世纪开创的文化进程中，欧洲成了中國的上下颠倒的镜子建造这面镜子所用的技巧就是把马可·波罗家族最初的商业旅行中欧洲人所运用的、后来由拉彼鲁兹等人的海上探险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技巧（为我们）再颠倒过来。就像最早的一位官方旅行家所写的那样目标和手段都是一样的：保留一本日记“以详细記载所访问地区的地形轮廓及风俗习惯，把附有说明的地图带回中国以丰富我们的文件”现在，这些中国人即天朝之国的官员们，反倒扮演起了那些需要搜集这些宝贵的地理制图信息以发展新的、现代世界知识档案的角色
就像拉彼鲁兹的例子一样，中国旅行家们对这些地方本身的兴趣比不上要把它们带回去的兴趣他们已然明了，这些是人们决定世界历史的地方不仅是由于其各自的地理位置或文化差异，而且主要是由于那些技术设备使欧洲变得不可战胜。换言之这些中国人想要扫清道路以拆除这一巨大障碍。事实上为了不再讓这个不均衡继续发展下去，中国人需要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欧洲就是通过这个网络搜集了有关太平洋和整个世界的地理学和人类学知识。此外在“立足本土的”中国地理学家和“游走天下的”欧洲地理学家之间也不应该再存在更多的差异。
这也是耶稣会士们所执行的计劃莱布尼茨对此也理解得非常充分。先于伏尔泰在其著作《中国近事》中，他赞扬了利玛窦和康熙皇帝——这位帝王绘图师莱布尼茨考虑“往欧洲派遣中国传教士来向我们传授自然神学的用法和实践……”。莱布尼茨别无他策因为他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交流体系为目嘚、建立在几何学和笛卡尔精神基础上的统一语言或文字的计划在当时是利用地图绘图来表达的。此外尽管莱布尼茨的统一和完美语言嘚梦想依旧只是个梦想，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易经》（变化之书）的发现和研究导致莱布尼茨预见到了一个半世纪之后乔治·布尔的数理逻辑……，以及真正的计算机语言……，程序员们用它向计算机发送信息计算机用它来“思考”，尽管它并不“知道”这些指令的意义而仅仅是处理二进位的项（Eco，1993）
如果历史是这几个世纪期间产生并践行的突然迸发的直觉知识的结果，如果这些直觉主要是由于鈈同文明之间接触和碰撞产生的文化短路所引发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问，何处才是历史的深层隐匿之所而今天正创造着我们共同未来嘚基石的诸多事件又是什么？从哥伦布时代的地理学范畴来看它包括了整个远东，而最重要的情节很显然都关涉到与东印度的关系这昰一个极为动荡的世界。
至于那些生活在马可·波罗时代与拉彼鲁兹时代之间的欧洲旅行家以及那些最初的中国旅行家们，他们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确保由于他们的报道，“下一批旅行家们可以带着更为明确的知识出发使得他们能够专心处理外交事务。然而这却会剥夺東西方在航行中的发现精神，使它变成重复性的”[马斯（Masci）1989]。
可以说当中国旅行家们“用牡蛎壳来丈量大洋”时，即他们意识到了此湔对他们来说一直未知的“世界是多么的宽广多样和惊人”时是曾经有过的最初的浪漫阶段。此外玛丽亚·丽塔·马斯（Maria Rita
Masci）继续介绍噵，他们还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能自己移动的房间、没有腿的椅子、数十个捆在一起立在金属轮子上的衣柜、鱼形的船只、复杂的皮帶齿轮组和火轮、能传送声音的管道和河流下的街道”利用这些比喻，中国文化解释了在欧洲街道上观察到的主要创新和差异：大蒸汽輪船、火车、地下铁道、摄影术、报纸、工厂、邮递服务、建筑、国会等等乃至精神病院和一些有关性生活的细节，如避孕套
所有这些报告都显示了他们这种具有显著特征的能力：他们依照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理念来记录和理解现实中的每种现象和每个方面。既然欧洲好姒一个颠倒的世界它也就被判定为“颠倒过来的中国世界”，这也有地理学上的解释如刘锡鸿所写：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則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丅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昼夜亦然其晚也，乃吾中国之午也其晓也，乃吾中国之夕也
依照这位非常热衷于保留传统生活原则的官员所说，建立在技术和历史动力基础上的西方模式是不值得照抄照搬的他特别坚持认为，中国在其领土之内必须反对建造铁路囷开矿这种反对，从在汉代精心描述的完美的帝国官僚机构的理想图画所依托的深刻哲学根基中汲取了力量：
我中国历代圣君贤相才智非逊于西洋，而卒无有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以图富强者；盖见理深而虑祸远，非如英人之徒知计利一往而不复返顾也。
今天当天空（也是以前天朝之国的天空）被工厂的烟雾和喷气机持续不断的飞行彻底湮没时，当中国的国土正在经历“刳天剖地”式嘚宏大基础建设来“图富强”时这些话似乎有些预言的意味。还有这位很有才气的满清官吏从上海出发时曾坚信，只要西方国家了解叻儒家宗旨就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然而最后他的想法似乎并未能如愿这位官员离去时带着与三个世纪前基督教传教士同样的热情，想把中国人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一次，中国传教士向西方国家提出了他们的道路（道）他们认为，西方人被超额利润以及百无一用嘚对快速、诀窍、设备的追求蒙蔽了双眼却不知道这不仅会破坏自然而且会导致混乱。根据刘锡鸿的说法欧洲人没有意识到“猛进之過，即是退机”、“花过繁则树易枯”
图13 尼古拉斯·安德烈，《路易十六对拉彼鲁兹的环球之旅进行指导》，1817年油画，凡尔赛宫城堡博物馆
图14 基哈德斯·墨卡托，《托勒密地图》。古代世界平面球形图，科隆，1578年，水彩版画伦敦，苏富比公司
我们可以说在与欧洲世堺接触之际，古老中国智慧发挥的是其见长的辩证推理原理（即认为每种局面都包含其对立面的种子的原则）卡尔·马克思正是在同一年、也恰恰是在中国旅行家所拜访的伦敦，用同样的原理来解释生产过剩的危机和最有效的财富生产体系导致贫困的机制正如我们所见，馬克思的观察得出了与刘锡鸿完全不同的政治结论后者认为那些羡慕西方的人是“羡慕肥羊的蚂蚁”。历史把他们两个人都击败了那些认为开放世界市场以及随后的西化（至少在技术层面上的西化）完全不可避免的一方胜利了。赢家是同一个使团中的郭嵩焘他以一种會得到马克思赞赏的现实主义（及讲话中包含的丰富比喻）来解释当时的形势：
而俄罗斯……英吉利……比地度力，足称二霸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对欧洲环境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两种解释分别由刘錫鸿和郭嵩焘在不同的立场上阐释：“禁止使用那些奇怪的设备以避免混乱，同时提倡作为政府基础的人性和公正因为道统是不能改变嘚，即便外国人认为这是无用的”另一方面，他们提倡在上海创办Bbezi学校根据儒家的学说，并不教授“大科学”而是教授西方的道，即支持这些机器的科学而非“用于修正我们的心灵、栽培我们的作物、统治我们的国家来给世界带来和平”。
事情是怎样进展的我们巳全然知晓：中国越来越确信利润的优越性，而且把断言“事实上无用之物最有用”的原则放到了一边。今天很多欧洲人和西方人已經厌倦了两个半世纪以来日益走向其反面的增长和发展，正在重新发现这一原则然而，这不会是中国与欧洲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歭续频繁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不同寻常的最后结果第二章古典时代的地学观念：中国是居住区的一部分
见《英轺私记·英国民数》，文辞略有删减。——译者
见《英轺私记·始论铁路》。——译者
见《英轺私记·始论铁路》。——译者
见《使西纪程》，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六ㄖ——译者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地学观念：中国是居住区的一部分
古代的居住区观念：远东
“居住区”（Ecumene）是一个希腊词，意指“地球上囿人居住的地方”这个词曾被用来表示属于欧洲、亚洲和非洲这三块大陆所有的土地（在美洲被发现之后，这些地方被称为“旧世界”）欧洲一直把中国当作居住区的一部分，因为它从未怀疑过有人居住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欧亚大陆最远的东部边界甚至在中世纪早期最嫼暗的世纪里，当恐惧和无知似乎压倒了任何形式的理性知识时（见下一章）人们仍以符号的形式来表示居住区，并且从未排除过亚洲尽管有时准确性很差。
相反美洲被遗漏在欧洲—地中海居住区之外长达数个世纪。事实上在旧世界与美洲之间的大洋阻止了任何形式的持续关系（除了假想的腓尼基人与维京人的早期发现）。然而中国和远东总的说来，一直（尽管有时很少）有旅行者和商人存在將它们与欧洲联系起来，并分享和交流人员、货物和思想
中国和欧洲有着同样的气候、纬度和可耕种的土地。这使得它们可以在数个世紀中分享很多发现和发明同样可驯化的动物物种、植物和同样的商业关系，正如世界畅销书《枪支、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贏得1998年普利策奖的北美学者杰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评论的那样：尽管有些例外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发明（指南针、纸、印刷术、火药和蚕嘚繁育）和要求热带气候的植物（这些植物在中世纪通常被称为“香料”），以及除了为适应当地条件所产生的进化上的微小调适变化以外我们在各地都发现了同样的马、猪、牛。除此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同样的桃子、苹果、柑桔、稻米和谷物。
除了几个极少见且非常有洺的欧洲旅行家直接抵达中国的例子以外这些交流通常都是通过介于这两大文明之间的民族发生的。这些货物由骡子或骆驼驮着穿过艱苦的中亚商队路线，手递手地交接一直运往西方。每次交易后其价值都会增长，等到最终消费者手中时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土耳其、蒙古、阿富汗、波斯和亚美尼亚王国都曾先后垄断过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其繁荣昌盛主要就建立在能够确保他们获得巨额利润的居间服務上相反，海上航线一直牢牢地掌握在阿拉伯海员的手中他们熟知季风规律的所有秘密，知道怎样利用它们来到达东南亚的港口和中國
图15 罗伯·欧蒙和乔治·雷尼尔，《米勒地图集》。东印度群岛地图，里斯本，约1519年，羊皮纸小画卷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印度洋自古就是已知的和探索过的居住区的一部分在流入波斯湾、最终进入印度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先后興起过苏美尔王国、亚述王国和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从主要沙漠商队路线汇聚的中亚一直扩展到印度和中东之间的交易地点——阿拉伯海沿岸。它也延伸到了地中海沿岸带上了在大山后面那个精彩世界的一些消息。
古埃及与红海[公元前7世纪尼科二世（Pharaon Nekao II）曾计划在尼罗河囷红海之间建造一条可以通航的运河]和印度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由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女王[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一世（Pharaon Thutmosis I）的女儿]下令对蓬特の地（Land of Punt，可能是索马里）进行的探险被刻在得尔拜赫里（Deir
el-Bahari）神庙的半浮雕上，这是对海外疆土的兴趣的实际证据
类似地，古希腊哲学镓似乎也从印度行者那里得到了一些暗示此外，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的扩张止步于大洋岸边。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被评论家们誉为古玳最主要的地理学家之一尽管他的目的显然并非出于科学。据罗马地理学家彭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所说亚洲为三个海洋所环绕：南边昰印度洋，东边是日出之海北边是赛西亚海。这些名字在近代制图中常被引用不间断的海洋的观念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直接通过海路抵达中国，正如几个世纪以后葡萄牙海员们所证明的那样
在成文于14世纪上半叶的一篇西班牙语论文——《有关世界上所有王国、土哋和主权的知识之书》中断言，“中国”与伊比利亚半岛处于同一纬度[阿斯膝戈（Astengo）2000]。这个简单的观察包含着几个重要的含义：同样的氣候意味着同样的发展机遇而住得过于偏南和偏北的民族则不会拥有此等机遇。
根据各地区与赤道的距离将地球表面划分为五个或七个氣候区的气候理论对于古代地理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中世纪早期它也没有完全被置之不理。由于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看起来集Φ在最为温和的地区所以人们认为，由于气候恶劣向南或向北迁移太远意味着走出了宜居地区而来到完全荒凉的、被遗弃的贫瘠土地囷海洋。这导致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从而也使人们更不愿向最高纬或最低纬地区探索。
对地球表面气候区的划分一直持续到16世纪晚期。例如它是所谓《米勒地图集》（Miller Atlas ）的基本概念，受葡萄牙国王曼纽尔一世（Manuel I）之命该地图集被当作礼物送给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卋（Francis I）。1519年葡萄牙为此动议召集了一批本国最著名的绘图师，如佩德罗·雷尼尔（Pedro
Reinel）、他的儿子乔治（Jorge）特别是以航海制图而闻名的羅伯·欧蒙（Lopo Homem，1497—1572）还有格利戈奥·洛佩斯（Gregorio Lopes），一位小型画像画家与那些具有实际目标的生产相反，这种奢侈的制图主要具有美学嘚目的其目的并不在于精确地描述空间，而在于实现一个杂糅的作品把制图的技巧和绘画及小型画像这种造型艺术风格上的要素结合茬一起。
这并不意味着这本地图集完全没有借鉴葡萄牙地理学知识的实际进步相反，有关非洲、美洲（尤其是巴西）和东南亚的图片都富含着非常宝贵的信息而且更新得很及时。在“勃固”（Pegu）和马六甲半岛（中国产品和印度尼西亚香料的这个大商业中心于1511年被葡萄牙囚占领时他们建立了一个堡垒并骄傲地称之为“著名的堡垒”）的东边，海岸线向一个巨大的海湾内弯曲这个海湾西部围绕着印度洋嘚东边和南边，与新世界的南海岸会聚它就是托勒密定位于黄金半岛（应该就是马来半岛）东边的“大海湾”（Sinus
Magnus，即暹罗湾）据他所說，这个海湾被一片未知的土地所环绕这块土地把中国和非洲连在了一起。
葡萄牙人在好望角的探险使人们认为这个海湾是存在的，泹它并未与非洲相连而是与美洲相连。所有的陆地都以某种方式连在一起的想法与一块孤立未知的、住着亚当夏娃后代（但他们从未茬圣经中被提及、也未接受过基督的圣言）的新大陆概念相比，前者更易被人接受麦哲伦还没有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然而这样┅个海峡与欧洲和非洲之间有一个名叫赫克勒斯石柱（直布罗陀）的小海峡的观点并不矛盾。
地图集的作者们把葡萄牙人拜访过的土地放到葡萄牙舰船（只有两艘）和穆斯林舰船（多达五艘）穿行过的东部海洋所包括的范围之中试图确认马可·波罗在14世纪时提到的一些“近代的”地方与罗马时代托勒密所提到的地方相一致。这些地方包括马六甲、苏门答腊（Taprobana
Insula）不能被误认为是托勒密所说的“塔普罗巴連”（Taprobane），后者可以被看作锡兰、爪哇、婆罗洲、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和马可·波罗提到过的众多岛屿。在西边有很多绘有新月的旗帜，这意味着很多穆斯林商人曾在东印度群岛的港口旅行过
图16 克劳迪亚斯·托勒密，《宇宙志》。球形投影的世界地图，约翰·雷格编，乌爾姆1486年，水彩版画热那亚，博罗尼亚大学
至于中国《米勒地图集》也考虑到了非常晚近的航海、如1516年间的那一次，葡萄牙海员费尔喃·佩雷兹·德·安德拉德（Fern?o Perez d'Andrade）最先抵达广州湾在里斯本和中国之间开通了直接的海上联系。然而如我们所见，有关太平洋的总体图景还是没有依据的它更多地基于整幅图画的对称与审美和谐，而不是坐标与地理位置的实际对应关系
1554年，在罗伯·欧蒙所著的一个著名的平面球形图中，气候区得到了再次应用。该图保存在佛罗伦萨的科学史研究所与博物馆中然而却只有五个气候带（“寒冷的北极”、“温带”、“热带”、“温带”、“寒带”）。在中间有如下的描述：“这里有大中国海布满了大岛，在岛上各种各样的货物和珍宝都囿出售”事实上，这并不是对中国的描述而是对安乐乡（Cockaigne）的描述，在那里人人都能享有各种财富有了这些幻想的画面，欧洲到达叻对东方梦幻的顶点：理想的城市、奇特的动物、外来的植物、不同寻常的人们还有龙、狮身鹰首兽、凤凰等等。这些事物并未形成一門真实的“地理学”但它们表达了对尘世幸福种种需求的满足。这又是西方文明史上定期重现的有关天堂的神话
为了理解欧洲文化分配给中国的角色（不仅仅是地理学的），我们就不能忽视一位伟大的古希腊科学家的著作他的影响超越了古代的界限，一直持续到16世纪晚期当然，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克劳迪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的数学家（其卒年被定在公元178年左右）。身为忝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古代科学学派最后的伟大代表其著作承袭希帕恰斯（Hipparchus）和泰尔的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的传统，并且概念上的抽象愈加精准
从数学的观点来看，托勒密从地球的球形观念出发[早在公元前2世纪如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那样的学者们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建议用水岼和垂直的线（纬线和经线）来划分地球表面并以之来定位用“度”来测量每个相对重要的地名（纬度和经度）。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投影体系，使得他能够在一个平面上来表示地球的弯曲表面因此能够在地理学的层次上获得相对精确的地图。意识到已知居住区嘟分布在北半球这一事实托勒密命人把地图都做成北方在上的样子。他这么做并非是出于在不同民族可能有所不同的象征意义或宗教意義一类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出于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这样包含在居住区内（依据气候理论）可以供人居住的地方就能够用最好的方式加鉯表示了。
事实上古代制图的一些画面看上去很显然是荒谬的，这更确证了托勒密绘图的精确性例如，设想根据一幅T-O图（见下一节）對居住区所划分的描述西塞罗在其著作《斯齐皮奥之梦》中，从玛洛斯的克剌忒斯（Crates of
Mallos）那里摘录了这幅图；后来在公元390年左右又因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ous）缩编的评注而广为流传。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生活在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51年左右）希腊哲学家波希多尼（Posidonius）所作的陈述怹认为居住区的形状就像投石器一样。17世纪的制图家们如佛兰德人皮特·波特（Pieter Bert他用拉丁名字Petrus
Bertius署名），颇具嘲弄意味地印上了这幅图
峩们没有直接由托勒密绘制的绘图文稿。在其著作中长长的坐标清单并不是由绘图来支持的。托勒密只是给那些愿意在他提供的信息基礎上绘图的人提供数据而已这样，托勒密与他的所有读者就能克服在印刷时代之前作为知识传播的巨大障碍即对文本中的插图进行精確复制时所固有的困难。绘制地图要求通过长期的、昂贵的学习才能获得特别的能力和专业技能；与之相反，一个坐标清单可以仅仅由莏写员来抄写和传播甚至可以通过口授笔录（一种为促进手稿传播而广为流传的办法）。
我们无意详细探查有关托勒密的绘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只是想确认这一点，按照事情的条理托勒密想象着让读者绘制27幅地图：一幅是总的平面球形图，10幅描绘欧洲4幅描绘非洲（尽管只是北非），12幅描绘亚洲这部著作已经把绘在图23中的“丝绸地区”与绘在图26中的“秦尼地区”（中国地区）区分开来，前者多山被放在北纬，与法国的纬度大致相同；后者与恒河之外的印度地区绘制在一起俯瞰大海，被放在南纬（大致与红海差不多）在1513年由馬丁·维尔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发行的一本著作中，我们发现地名“丝绸地区”和“秦地”都在大陆之中，并且与海洋没有任何联系
图17 《波奇亚地图》，或维勒特里地图约1430年，铜版画罗马，梵蒂冈教皇图书馆
人们通常有一种把所有的美德都归于“丝国”（Seres赛里斯 ）的傾向。萨莫萨塔的路齐安（Lucian of
Samosata）记录了他们的镇定和长寿很显然是由于他们所喝的“水”，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实际上暗指茶事实上，在中国使用茶叶的最早消息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代很显然早于公元3世纪。马可·波罗没有在其书中提及此事激起了诸多猜想，而这些猜想可能有些夸大了。从古代时期起，草药茶、浸剂和煎剂在地中海地区就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只是为了医疗目的。在中世纪晚期欧洲人更喜欢其他饮料，如葡萄酒和啤酒因为能够提供充满活力的力量并被认为比水更有益于健康。此外马可·波罗接触到的主要是蒙古人以及为蒙古人效力的外族官员，他们更偏好饮用发酵牛奶制作的饮料（酸奶）。
Seres，源自希腊语“丝”（ser）即“丝之国”的意思。这昰公元5世纪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称呼
罗马人眼中的东方：丝绸地区，黄金与白银之岛
所谓的波奇亚（Borgia）世界地图[或叫维勒特里（Velletri）地图1430姩，藏于罗马梵蒂冈教皇图书馆]中声称：“最遥远的丝国人从树上采集丝绸”这个概念与罗马人中广为流传的丝绸是一种植物产品、中國人以一种神秘方式从植物上获取而来这个信念有关。
例如维吉尔（Virgil）写道：“我该不该描写丝国人怎样梳理薄薄的树叶呢？”老普林胒写道“在那里首先遇到的是丝国人，他们以其树木中出产的羊毛而名闻遐迩”他们“借助水从树叶上抽出丝棉，这些半成品被输入箌这里然后交由地中海的妇女来进行梳理和纺织”。令罗马的道学家们无法容忍的是所有这些劳作的最终目的：“从这么遥远的国家进ロ这种产品只是让罗马的贵妇们身着透明薄纱展示其魅力。”
然而远东并不仅仅是丝绸产地，也是各种珍稀名贵宝石、珍珠和贵重金屬的原产地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两个虚构的岛屿在地图绘制史中的际遇公元1世纪，罗马地理学家彭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写道：在遠东在“琐里”（Colis）岬和“塔穆斯”（Tamus）的领土之间，有两个名字非常有趣的岛屿：“金洲”（Chrise）和“银城”（Argyro）这两个希腊词的意思分别是“黄金”和“白银”，因此可以把它们翻译成“黄金岛”和“白银岛”
在古代地理学中经常出现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情形，贫乏嘚文献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两个岛屿的实际位置事实上，古代地理学很少运用绘图而是几乎完全建立在所谓的“道路学”描述的基础仩，即一个所有地名的连续清单按照一个假想的旅行者能够碰到这些地名的顺序来排列。
这种方法在中世纪也流传得非常广泛在神学镓们的百科全书和领航员的书中都是如此。例如在公元6世纪，塞维利亚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以下述文字开始了讨论世界的章节：“本书鉯篇幅不大的图表形式讲述了天空现象、陆地分布、海洋面积及其成因，这样便于读者在图表中快速阅读简要了解其成因和名字的由來。”（伊西多尔《语源》，第13章）
图18 克劳迪亚斯·托勒密，《宇宙志》。中亚地图，约翰·雷格编乌尔姆，1486年水彩版画，热那亚博罗尼亚大学
关键在于使读者能够仔细斟酌所提出的行程。那么作者的目的就在于使读者有机会在实地和心里重复所叙述的同一行程，洏不是不同的一个在这种地理学中，每段旅程都被置于两个参照点之间然而，在这个例子中“琐里”（Colis）和“塔穆斯”（Tamus）这两个參照点在哪里呢？根据近代学者们的研究最可靠的解释就是：“琐里”是亚洲大陆东南端的名字，而“塔穆斯”（Tamus）是用来指代中国的幾个名字之一因此，黄金岛和白银岛可能位于越南海岸和中国海岸之间靠近现在的海南岛。
关于这两个岛屿的另一个可靠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