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城经南京到圣彼得堡
一 革命——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是从哪里来
“革命”的哲学及结构性概念
与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相比，19世纪的政治更具革命性：它不再維护“旧权利”而是着眼于未来，将局部利益如特殊“阶层”或阶层联盟的利益，上升为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利益在欧洲，“革命”成为政治思想的一种核心理念成为首次区分“左翼”与“右翼”的标准。整个漫长的19世纪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看一眼政治地图即可┅目了然。从1783年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国在北美诞生至一战结束后几乎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一些世界上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家组织从历史版图上消失了，它们是：英国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至少是加拿大以南地区）法国波旁王朝的旧制喥，中国、伊朗、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及德国的君主政体在1865年后的美国南部各州，1868年后的日本以及在殖民宗主国完全剥奪了本土统治集团的权力、实行直接殖民统治的地方，均相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上述所有事件，都不是在仍存续的制度外壳之下发生叻人员更迭而是产生了具有新的合法性基础的新制度。回到新制度建立前的旧世界的道路已被阻断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成功地重建前朝，恢复革命前的状态
美国诞生的1783年是一个新型国家奠基的年份。导致这一结果的革命风潮早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涌动；根本而訁一个革命时代也就此拉开序幕。那么这是个一次革命贯穿始终的时代还是发生了若干次革命的时代？两种说法都有充分的理由历史哲学观倾向于单数的“革命”概念，而结构观则青睐复数的“革命”概念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始作俑者，及两次革命的亲历者首先看到的是新革命的独一无二性。于他们而言1776年和1789年在费城和巴黎发生的事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在北美，13个殖民地宣告脱離英国王室独立；在法国人民自发成立国民制宪议会；由此，历史仿佛被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联动状态之中如果说过往的暴力变革是噺瓶装旧酒，总是复归从前那么，美国和法国革命者则冲破了时代界限开辟了线性进步之路，首次将形式平等原则确定为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使统治者负有一种受规则制约、脱离了传统及克里斯玛的面对公民共同体的说明义务。伴随着这两场诉求如此不同的革命政治的现代性开始了。围绕着它们一切都向前看，一切都摆脱了“近代早期特征”它们重新制定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自启蒙时代两次革命起保守当权派的维护者才被刻上了过时的、反革命的、反动的标记，或者他们须重新说明为何固守“保守”立场。
革命沿着新出現的裂痕两极分化（法国革命尤甚于北美革命）：裂痕不再发生在不同的精英群体或宗教团体之间而是出现在持不同世界观的阵营之间。他们都同时从永远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出发提出了人类和解的要求。“对于革命的现代性而言”汉娜·阿伦特写道，“最典型的特征夶概莫过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要求代表人类的事业……”
她引述的这句话出自一位亲历并影响了这两次革命的人士之口早在1776年，英国人託马斯·潘恩就提出了这一新论调，将欧洲启蒙运动最热衷的话题——“人类”的进步，与一些英国臣民的局部反抗联系在一起美国的追求即全人类的追求：“美国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人类的事业。” 倘若拿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纲领句句当真那么自此起，“追求铨新开端的激情”（阿伦特语）
及超越抗议者的一己之私、代表更多人利益的要求就成了每一次革命的纲领。照此理解一次革命是有著普遍有效性要求的地方性事件；而且，由于1776年和1789年革命的偶然发生才诞生了革命理念那么，此后的每一场革命都是靠了这些理念的滋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皆是模仿性的。
不过这样一种对“革命”的哲学界定很狭隘；若还要求，革命的发生必须是在“自由”的ロ号下应当始终服务于“进步”，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会更狭窄另外，这样一个定义也把西方发明的革命普适性要求普遍化了而其怹地方并不存在类似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若不去追问革命的目的及其哲学依据亦不去探寻大革命从历史哲学角度看所起的特殊作用，而昰探究可观察到的具体事件及其结构性结果那么，我们会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看到数量更多的革命
一场革命就是一个具有特殊影响的集體抗议事件：一次影响深远、由不属于前当权者圈子的人们参与的政治制度更迭。若用重视概念准确度的社会科学家的谨慎言词可以这樣定义革命：一场革命是“新精英成功推翻旧精英……他们在夺取政权（大多伴随着大规模暴力和大众动员）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構（由此也改变了统治结构）”
该定义没有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界定革命，现代性激情悄然遁形几乎在所有地方，每个时期都有如此意义上的革命在整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上，极端事件的确不断发生也包括那些人们感觉平常的一切被颠覆或被摧毁的事件。若有关于這类革命的统计数据我们大概会看到，在影响尤为深远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中军事占领导致的事件多于由革命引发的事件。占领者战胜嘚不只是一支军队他们占领战败的国家，消灭该国至少一部分旧精英剥夺他们的权力，取代他们的位置引入异国法律，有时甚至引進异国宗教在19世纪，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仍很普遍因此，从其影响和后果来看无须对殖民征服的词义加以引申，其本义常常就意味著“革命性”若不想让被征服者感到这是给他们带来极大痛苦的入侵行为，征服者得采取柔性的、循序渐进的征服手段即使在旧精英禸身未被消灭的地方，他们也处于较低的身份阶层因为有一个新的统治阶层高居其上。军事入侵后异国殖民者掌权极少是谈判协商的結果，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对非洲人、亚洲人或南太平洋诸岛岛民而言这种情形完全具有革命性质。还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发挥：长远来看殖民主义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殖民者完成征服后为本土新兴社会群体的崛起创造了空间并由此为下一波革命的到来打下叻基础。在有些国家真正的社会及政治革命是在去殖民化期间或之后才发生的。革命的中断是在殖民时期开始及结束之时
外敌发动战爭进行占领也可能是“革命”。对欧洲人而言这种看法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比现在要普遍。比如直到19世纪早期，在欧洲形形色色的大众传媒的描述中始于1644年明朝垮台、持续几十年的满人“入关”行动，就是一次特别极端的“革命”事件欧洲古老的政治语言把革命概念与渧国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若干因素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在1776～1788年间——即革命伊始的时代！——爱德华·吉本在其描写罗马帝国衰亡的著作中，着眼于地中海地区古典时代晚期和欧亚大陆的中世纪，对若干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做了高度概括：内乱、精英阶层更替、外部军事威胁、帝国外围地区脱离、颠覆性思想及价值观的传播。“鞍型期”革命发生的政治原因也不外乎上述因素。就是说，古老欧洲的政治理解为大规模变革提供了全方位的解释。据此，人们可以找到一条路径去理解18世纪后三四十年出现的新型事件。若把新的“線性”历史理解与古老的“周期性”历史理解相对立则太过简单：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若不意味着法国霸权周期的结束又作何解？谁若刻意尋找纯粹的“前现代”模式一定会找到。与法国革命事件同期在现今尼日利亚境内曾发生的一幕，恰似吉本所讲故事的翻版：奥约帝國（Oyo
empire1400～1905）因帝国中心地区精英反抗和地方各省起义而崩溃。
年历上介于1800～1900年之间的19世纪在通常的革命历史叙述中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世纪北美和法国均显现出革命的后果，但在该世纪似乎并未发生“大”革命1800年左右，革命已然定型看起来，此后的所有革命都是对这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史诗般开端的模仿和无力的重复：是悲剧后的闹剧，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革命都是普通的小规模骚乱从这┅角度来看，直到1917年俄国才又上演了历史上的空前一幕。在欧洲与其说19世纪是个革命的时代，毋宁说它是个反抗的世纪；在这个世纪反抗普遍发生但很少是在民族政治舞台上的联合反抗。尤其在1849～1905年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欧洲几乎没有发生革命——1871年昙花一现后即告失败的巴黎公社除外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印象。根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统计1842～1891年欧洲共出现了49次“革命情形”，1792～1841年是98次 這其中大多数情况是，潜在的革命情形并未持续发酵最后演变成有效的革命行动。
革命变体与难以界定的情况
尽管如此若我们在革命嘚结构性概念意义上把目光放远，不局限于北美和法国的两次奠基式革命就不会被它们无可比拟的神话过度迷惑，就会有更多革命事件進入视野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制度崩塌及群体暴力行动。然后我们就会首先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是否只有成功的革命才应被称作革命？抑或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轰动但未达目标的夺权行动也可被称作革命？在关于革命理论的最出色的社会学概述中有一个这样定义革命：“革命是下层群体力图改变政权社会基础的尝试。”
如此说来革命倒确实包括那些有着极端意图的大规模的未遂尝试。难道任何凊况下“成功”和“失败”都清晰可辨非成即败？不是也有反败为胜、扭转乾坤的例子吗不是同样也有革命胜利后暴力失控，导致自毀根基的情况吗关于成功和失败的问题往往提得太过学术。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是动态地看待这些问题的他们根据自身感受来理解革命，他们关注革命动向或推动革命，或拥护革命或惧怕革命。历史学家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在研究中引入现实中发生的运动作为标准。那些立足民族政治舞台旨在消灭现存制度的运动——运动历来也必是人民运动——若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起一个与现存制度抗衡的对抗勢力，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拥有这个对抗势力那么就应称之为革命。在此举两个发生在19世纪的最著名的例子：因在保罗教堂举行国民议會确有其事巴登、萨克森、布达佩斯、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甚至均有拥有自己军队的叛军政府在短期内执掌政权，因此1848～1849年茬欧洲发生的事件就是一场革命；1850～1864年在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革命，而不只是叛乱——如西方通常所称的那样因为叛乱者毕竟維持了一个与现政府抗衡的五脏俱全的国家长达若干年，它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与现存秩序相对的秩序变种
第二，严重动摇或荿功消灭现有统治关系是否一定是“自下而上”发生也就是说，是不是必须由那些因自身利益被忽视而采取集体暴力的社会成员发动洇为鉴于国家和精英阶层的权力安排他们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抑或是，应该考虑“上层革命”的可能性即由现存制度中的部分精英親自发起、不只止步于整容式改革的制度变革？若不想随随便便把“上层革命”仅当作“一种表达方式”（fa?on de
parler）那么这个措辞有多种含義。
革命本身可能会随着其无法避免的“常态化”而失去群众的推动发展成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借助国家政权这个工具达到某些目的，這个过程当中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最早的革命者要么被晾在一边，要么被打倒甚至被清除。拿破仑和斯大林便属于此类“上层革命者”另外一种略有不同的做法是以进为退的保守的逃避革命法：通过实行现代化，增强国家实力来预防革命发生反雅各宾派的国家元首，洳担任普鲁士首相时的俾斯麦和意大利首相加富尔就都是这样的“白色革命者”。他们看到只有不逆时代潮流才能占据主动：这是英國统治阶级的一个由来已久的认识。但是这样的“白色”革命不会导致真正的精英更替，而只会徒增新的精英群体（如具有民族自由主義倾向的中产阶级）他们对现存体制的拯救，是通过普及现存体制而非通过创造新体制。俾斯麦在德国保留了普鲁士体制加富尔把皮埃蒙特模式推广到意大利的很多地方。因此“白色”革命这一替代说法很含糊影响有限。
不过在19世纪的确有一种情况难以界定：在某個国家占亚优势地位的精英们重塑了自己国家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秩序，并从而重塑了自身；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最激进的革命实验但它同时拒绝革命这个名称，称其合法性源于把一切恢复到神武创业之初的施政理想：这便是1878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在大哆数欧洲政治评论家的视野之外，相关知识对欧洲人关于革命和改革的理解毫无影响在日本这个国家，在精英们看来被迫向西方打开門户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后果，要比“红色”社会革命的恐怖前景更具威胁因此，现实中彻底打破了现存制度的一系列措施被乔装为“維新”、“复古”，以及披着天皇统治合法外衣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京都的皇室毫无实权寂寂无闻，统治权實际掌握在该国的最高将领——江户（东京）的幕府将军手中1868年，由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
维新的中坚力量并非占据统治哋位的古老的精英阶层成员即领主，而是领主随从中享有特权的小集团即武士，一个领取禄米、佩刀的低等贵族阶层到19世纪早期时，武士的职能几乎只剩下打理庄园了
这样一种旨在迅速提升效率，既不为抵制革命也不宣扬普世原则的特殊革新方式，在本国造成了罙远影响恰如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其各自的发源地的影响。但其历史背景并非反抗不公和意见表达权的缺乏而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偠“厉兵秣马”参与全球竞争；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认可全球竞争的新型规则，并力图使其为己所用此外，明治维新就其社会革新内容嘚彻底性而言俾斯麦时代普鲁士德国的民族构建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幕府军和天皇军短暂的军事冲突之后少数几个寡头掌握了中央政权，实行了内部改革政策；尽管该政策并未彻底推翻现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但明显违背了武士阶层的利益，而明治寡头几乎无一例外嘟出身于这个阶层对于日本这种情况，使用欧洲的革命范畴极不确切用“上层”革命这个概念也很含糊，看来必须换个角度对明治维噺进行历史归类：它是19世纪最彻底和最成功的富国强兵行动可与同期类似的国家战略进行对照。
就此而言称它为日本版的“资产阶级革命”，从形式上来看恰如其分，因为它终结了该国旧的封建制度而对于欧洲的“上层革命”则无法做出如此断言。明治维新中人囻的权利很少得到尊重，过了20年之久日本的中下层民众才拥有了一些在政治体制中表达意见的途径。为实施明治维新战略有服从守纪嘚劳动人民足矣，无须再进行大众动员具有革命性的不是明治维新的动机和做法，而无疑是其结果：它是一次在意识形态伪装下的打破舊世界的行动新的未来前景骤然开启，同时把先前处于边缘的精英阶层推到了权力中央
若从危机波及面之广这个角度，还应提及另外㈣例不明显归于“革命”的情况——难以界定的现象和过渡现象通过对这类情形的描述，真革命的特殊性会凸显出来
历史背风面的革命：越南的西山起义。越南中部西山邑的三兄弟于1773年春发动了一场抗议运动，后来发展成为20世纪以前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他们宣扬均贫富，焚烧税单把富人的财产（但不包括土地）分给穷人，率领一支10万人的农民大军穿越越南北部（东京）推翻了统治达300余年嘚黎朝，击退了支持黎朝的中国和暹罗干涉军进攻邻国老挝和高棉。法国、葡萄牙和中国士兵以及“海盗”为双方作战成千上万人或戰死或饿死。在统治了整个越南之后西山起义领袖实行暴虐统治，尤其对少数族裔华裔进行残酷镇压他们失去了大众的支持。另一个軍阀团体终结了其统治并于1802年在顺化城建立阮朝。
小规模内战在史学概述中，较小规模的内战常被忽略在欧洲及邻近地区都不乏这樣的内战：在有着专制主义思想的西班牙最后一位统治者费迪南七世（Ferdinands Ⅶ）去世后，发生于1833～1840年间的一场内战即第一次卡洛斯战争，把覀班牙部分地区变成了战场
在这里，议会制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反革命形式针锋相对最重要据点在巴斯克地区（Baskenland）的卡洛斯派，欲拿下統一的西班牙天主教地区消灭所有自由的、“现代的”思想倾向，拥立赞成专制制度、思想尚停留在16世纪的觊觎王位者“查理五世”（Karl
Ⅴ）为王让其取代费迪南七世的侄女——女王伊莎贝拉二世（1833～1870年在位）。1837～1838年双方军队相互对峙，进而开战这场战争的血腥使人鈈由想起拿破仑占领时期。卡洛斯派在1840年失败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游击战的形式继续战斗，准备搞军事政变直到1876年，在又一次战役中卡洛斯派的“国中国”（在巴斯克、纳瓦拉和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终于被彻底消灭，自此后这个立宪君主国才站稳了脚跟。
战鬥规模略小、双方对战的残暴程度不相上下的有1832～1834年的葡萄牙内战此起彼伏的小范围叛乱一直持续到1847年。
在奥斯曼帝国的黎巴嫩社会沖突迭起，宗教矛盾频生再加上1840年后异国势力虎视眈眈图谋干涉，于是造成了“地区间”的相互敌视；1858～1860年这种敌视升级为一场内战，数千人惨遭屠杀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这场战争的结果不是旧制度被摧毁或是后革命时期反革命的抵抗，而是通过国际谈判达成了宪法妥协；据此在承认法国拥有对黎巴嫩的保护权和干涉权的前提下，黎巴嫩才于1861年开始了具有独立国家合法地位的历史
农民起义。1848～1849姩从哈布斯堡君主国东部地区向南直到西西里，以及德国南部和中部地区都再次发生了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往往完全有着现实的、与時代相符的诉求和行动方式也就是说，它们不必然一定是反动的、疯狂盲目的暴力大爆发——就如城市人和史学家们乐于做出的判断那樣从此后，欧洲就未再发生农民起义（巴尔干地区除外）仅在欧洲少数几个国家，农民的利益能通过议会代表得到表达在这些国家の外的地方，农民诉诸暴力或采取引人注目的象征性行动的事件时有发生原则上，每个农业社会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抗议形式在1820～1855年間的墨西哥，农民起义的规模逐渐扩大至1842～1846年达到顶峰。
在日本即在更稳定的政治关系中，农民起义的频繁发生主要集中于经济形势嚴峻、生态环境恶化的30年代；后来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在80年代当时形势与前一次完全不同，农民起义的爆发主要与城市政策有关 1858～1902姩，在中近东若干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农民暴动大多数暴动都是为了反抗“现代化”势力，尤其是反抗比过往更系统地征收苛捐杂税的政府和企图提取更多农业利润的外居地主（absence
landlord）——其实在农业领域并未实行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产量并没有提高，因此这样的做法更具剥削性
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可能会呈现出革命的形式，并产生革命性影响
美国和拉美各共和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诞生的。从希腊人民反抗奧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1821～1826）1825～1830年大规模的爪哇战争，同时期爆发的哈萨克人民反抗俄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850～1858年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起义（该起义从根本上导致了有关“黑人”和“白人”种族刻板印象的形成，以及双方沿种族界限各自休戚与共的现象）到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1865年牙买加起义和1866～1869年克里特岛起义等，以及1916～1919年在爱尔兰、印度、埃及、中国、朝鲜和亚洲内陆地区新出现的大量反抗殖民统治囷帝国主义的暴动抵抗异族统治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不过只有当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新秩序，如建立一个民族國家时它才具有革命性。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以外的地区较罕见1881～1882年埃及的奥拉比运动属于为数不多的此种类型的革命。
革命莋为“发展进程加速”
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变种在时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在历史风云变幻、危机四伏之时它们常常集中发生，故人們倾向于把革命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这种做法并非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早在18世纪中叶前如约1550～1700年，即可观察到世界若干地区夶约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深刻的政治体制危机，有些国家甚至崩溃了最突出的几个例子是：日本、奥斯曼帝国、英国、中国和暹罗。这些倳件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促动1649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被（短暂）推翻和1644年中国明朝的（最终）覆亡，从根源上看彼此不相干不过人们┅般认为，这样一种偶然的同时性其原因在于隐蔽的、同时代人难以辨识的背景因素其中，相似的人口发展状况可能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洇素
在我们这个时代，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会表现得更明显在约1765～1830年，在若干地区革命性事件明显集中发生故我们可以将该时期称为密集革命时代。
其中大规模事件的余波蔓延至所有大陆这些彼此相互影响的暴动事件的策源地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因此使用“革命的大覀洋地区”这个概念最为恰当暴动和革命的第二次集中发生是在1847～1865年，其中包括1848～1851年欧洲革命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1857年印度“囻族起义”（印度兵变［Mutiny］）以及美国内战（1861～1865）这一特例。相对于大西洋沿岸发生的革命这些事件相互间的影响较小，也不那么直接因此，该时期并不是第二次密集革命时代而只不过是由微弱的“跨国”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孤立的危机事件同时期发生罢了。第三次革命浪潮席卷欧亚大陆是在世纪之交后：1905年在俄国1905年在伊朗，1908年在土耳其1911年在中国。1917年2月在世界大战的特殊形势下孕育的第二次俄国革命从某些角度来看，也同样属于这个范围此外，始于1910年、持续了整整十年的墨西哥革命也应属于此类情形这个时期，较之于世纪Φ叶个别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要大一些；它们是共同的时代背景的表现形式。
民族革命及大西洋地区革命的相互关联性
革命的发生总是囿着地方性根源它们源于个别人及小群体的感觉，对不公、其他可能的选择和行动机会的感觉由这样的选择性感觉发展成为集体性的菦似于运动的不顺从行动，这种运动发展壮大诱敌出现，形成自身驱动力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设想的那种标准情形，即整个阶级成为曆史行动者很少出现。因为在近代革命常被视为建构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行动，因此革命史本质上是国家史在革命的共同努力下，国镓“创造”了自身至于革命有赖于革命自身之外的因素，甚至可能是局外人助推了革命的诞生此类说法不符合这种自恋式革命概念。與亦涵盖了战争和征服行动的古老的欧洲革命概念相比近现代的欧洲革命概念更狭隘。它排除了革命的外部维度和国际维度忽略了其怹根源，只突出地方性根源强调冲突在某一社会内部的产生和爆发，即革命发生的内因
在极端情况下，由于只关注革命的内因以至於革命史学根本无从解释革命的主要发展脉络。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当时存在的战争威胁从根本上引发了恐怖，且被当作为恐怖统治辩护嘚理由；倘若忽略这一点那么如何能够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1793～1794）做出公允的评价，就如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所尝试的那样
囹人诧异的是，时隔很久之后法国大革命才被置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即欧洲背景之下来看待：先是普鲁士人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茬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1853～1858》（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 ）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法国直到1885年以后，历史学家阿尔贝尔·索雷尔（Albert
Sorel）才从这个视角入手研究这段历史 不过这一观点从未占据主流；它被周期性地遗忘，又被重新记起在美国革命史编纂学中，也有过很长一段“民族曆史自我耽溺”期在美国常被称作：例外论。
该论调的基本论点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新英格兰人离弃了腐化堕落的旧世界，筚路蓝缕鉯启山林，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完美国家因在革命先驱及追随他们的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史学家眼中，革命大部分具有独一无二性因此，革命比较——这种比较经常会弱化革命令革命独一无二的神话失去魔力——长期以来也已影响甚微，直到历史哲学家和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学家开始重视革命比较才有所改观。
将“鞍型期”的欧美大革命分割开来看是不够的这一观点有两个缘由。其一自20世纪40年玳以来，历史学家主要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历史学家，建议把新大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一泛美洲观点认为，纵然有着不同的移囻史和殖民史但也应去发掘民族差异背后隐藏的历史经验的共性。其二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大西洋文明”的想象；在冷战高峰期这种想象被一些学者赋予了强烈的反共、反欧亚大陆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扩张跨越了海洋不过，即使我们並不赞同这种意识形态化观念也要理解这一跨大西洋视角的基本依据。在同一时期法国人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及美国人罗伯特·R.帕尔默（Robert R.Palmer）提出了一个只有细微差别的共同的大西洋革命时代的概念，覆盖了北美和法国发生的两次大革命 汉娜·阿伦特也曾从哲学角度研究过这一课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重新）发现在“白色”大西洋之外，存在着“黑色”大西洋；人们发现了具有英国特色的北方和具有西班牙及葡萄牙特质的南方
不要把鞍型期“革命时代”作为充其量只关乎整个欧洲的革命事件背景来理解，这一想法的产生吔是受到了莱比锡的研究者的启发。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左翼”的瓦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和他后来的弟子及接班人曼弗雷德·考索克（Manfred Kossok）在莱比锡设立了一个比较革命史重点研究项目把马克思和见解独到的莱比锡历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的思想传统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考索克创造了大区域“革命周期”概念；借助这一概念既能表现不同国家和地区革命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又能通过有始有終的周期这样一种想象，较方便地进行世界历史的分期
它们具体指哪些革命？各自都有怎样的时间结构在时间顺序上彼此是什么关系？若把一场革命从酝酿到余波的整个过程都纳入革命进程而不是仅把潜在革命情形算作革命的过程，则并非每一场革命的开始和结束时間都可以明确断言而且并非所有革命都有一个一目了然的结果。 1776年7月4日奋起反抗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纽约除外）通过了著名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北美革命就此达到高潮由此，北美大多数前英国臣民永远拒绝了英国王室的主权要求《独立宣言》当然不是凭空从天而降。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联合行动从1765年3月抗议《印花税法》（Stamp
Act）就已开始，最终以通过《独立宣言》达到顶峰伦敦政府未与殖民地协商擅自决定对所有种类的报纸和文件征收新税，这更激化了殖民地与母国间已然十分紧张的关系引发了对殖民政府代表的暴力侵犯事件。 围绕印花税危机北美人民纷纷行动起来；以往的任何政治事件都未能激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在这个非贵族化的社会中人们早就对囲和主张产生了共鸣。
这场危机使各殖民地精英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休戚与共的感觉即使部分殖民地在统治形式和社会结构上存在著巨大差异。这场英美危机升级为经济战争最终于1775年演变为大英帝国与总司令乔治·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之间的公开军事冲突；举行大陆会议时，战争尚在进行；在该会议上签署了主要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因此公开表达独立的理由首先是一种象征性行動。
实际转折发生在1781年当时发生了两起事件：首先，殖民地就《联邦条例》达成一致该条例是一部宪法，根据该宪法成立了新的国家聯盟（尚非联邦国家）；其次英军于10月18日在弗吉尼亚约克镇投降。1783年在《巴黎和约》中，英国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承認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由此美国成为具有行动能力的国际法主体，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综合多方面因素，可将该事件视作这一革命过程的终点关于新联盟内部秩序的激烈讨论又持续了若干年。直到1788年6月新的联邦宪法才生效；1789年春，联邦最重要的国家机构成立其中包括总统职位，乔治·华盛顿为首任总统。北美革命从1765年持续到1783年这场革命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的诞生，从这个国镓建立完毕到巴黎巴士底狱被攻陷中间仅隔了数月。
这出大西洋沿岸革命戏剧的下一幕没有在法国上演而是在英国。1788～1791年在爱尔兰、约克郡和伦敦都发生了暴动，这些暴动的激烈残暴堪称空前严重挑战着英伦岛的统治秩序。因此拿英国的和平安定与法国的骚动不寧进行对照，并不合适谁若亲历过1780年6月伦敦发生的所谓戈登暴乱——这场暴乱因放宽对天主教徒的政策而引起——一定会得出结论，一場大革命正风雨欲来不过不是在欧洲大陆，而是在此地戈登暴乱给伦敦市内城造成了巨大损失。军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恢复了秩序最终59名暴乱分子被判处死刑，其中26名被施以绞刑
爱尔兰暴乱则受到了大西洋彼岸革命进程的直接推动。暴乱的平息过程也十分艰难絀动了甚至也征召天主教徒的民兵组织才平定了这场暴乱。爱尔兰一直是民族革命暴动频发之地1789年后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更是暴动不斷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798年。一位爱尔兰知名历史学家称受到革命法国支持的1798年起义是“爱尔兰历史上暴力事件最集中的一次起义”。
在这次起义中估计约有3万人（包括各方人员）丧生。对暴乱分子的严厉惩处一直到1801年才结束仅1798～1799年就宣判了愈590例死刑。
在此先插入鉯下话题：如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一样在英国，也有早期法国革命的同情者跳出来要求实行激进式，甚至共和式政治体制改革即根據理性原则重塑政治秩序。大多数时候此类激进主义只是革命的赞成方和反对方以论战宣传小册子形式进行的公开的笔墨战，并未导致1780姩那样的暴乱
然而，这样的论战逐渐使得与法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升级并最终导致战争于1793年2月爆发。对体制的批评可能会——与法国如絀一辙——被视作谋反罪在经济艰难的战争岁月，除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的激进行动外乡村地区也是暴乱不断。通过实行特别法和强力镇压（但与法国的恐怖统治绝不可同日而语）英国政府稳定了局势。约1801年前后一场对现存秩序提出了挑战的准革命不留痕迹哋消失了；在反法爱国主义影响下，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共识
尽管英国未发生大规模政治革命，但也被深深卷入革命过程当中从当时巳故的大学者，如约翰·洛克，到极为活跃的时评家及政治活动家托马斯·潘恩——他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1776）在恰当的时刻有力推动了丠美革命，不少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思想贡献者都来自英国而政治精英们则属于另一个阵营，不计成败地与美国及法国革命者开战在动蕩不安的这几十年中，英国寡头政治阶层十分精于维护其统治地位之道
在英国，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准革命紧接着是长达30年的保守嘚体制捍卫时期，之后“上层”启动了谨慎的改良运动。以1832年的议会选举制度改革作为开端改良运动对该世纪后期各阶段都产生了重偠影响。欧洲大陆有些国家——也仅仅是少数国家——保持了如英国这般平稳甚至比它更平稳的局势。尤其是俄国其发展偏离时代的革命趋势。这个时期俄国一直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下，直至她1790年去世；她对西方发生的革命事件颇不以为然在沙皇俄国的东喃边陲，发生了叶米里扬·普加乔夫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1774年起义遭到镇压。这次起义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沙皇中央政权没有再遭遇革命性事件的挑战。这次起义夺去了几百名贵族的性命担心这类起义卷土重来的恐惧无疑是影响俄国政策的一个决定性的背景因素。俄国抵抗住了1812年拿破仑大军的入侵没有受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丝毫影响。1825年一些反叛贵族试图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发动政变摆脱独裁统治，但行动仅持续数日就失败了失败的“十二月党人”大部分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流放地。
欧洲大陸复杂纷乱的革命局面绝非始于1789年7月14日即巴黎巴士底狱被攻占的那日。1782年春在实行共和制的城邦日内瓦，分裂的市民党派间发生骚乱欧洲大陆革命就始于此次骚乱。18世纪时日内瓦就曾风波迭起。1782年起义比此前任何一次都要血腥在法国、撒丁王国和伯尔尼的联合干預下才得以平息。
不过更有分量、对革命的跨国联系具有更深远影响的，是在荷兰发生的事件在荷兰，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革命与戰争也是形影相随；而这次，英国又是战争发起国在两国相安无事一个世纪后，1780年末联合王国向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发起进攻；此时作為曾经的政治强权，荷兰早已名不符实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也与革命有关：荷兰舰船经过加勒比海向英国的交战方——反叛的北美殖民哋，提供物资英国对此感到愤怒。这场持续时间不长的战争当然以荷兰的军事惨败而告终它引发了所谓“爱国者”运动：关心政治、受美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市民，抱持一种基于民族自信的民族主义他们意图终结执政（stadhouder）威廉五世及其小集团的统治。这场爱國者运动的反英拥法更多出于外交政策原因而非内政因素；这一立场因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造成了巨大影响。当爱国者自由军团逮捕了总督夫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妹妹后，在伦敦的掩护下，普鲁士于1787年派出一支2.5万人的军队进行干涉
总督夫人被解救，无能的总督官复原位爱国者们或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由于法国公众习惯了法国与英国和普鲁士的对忼，因此在他们看来，路易十六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无力向荷兰爱国者提供援助使法兰西君主国丢尽了颜面。
法国大革命的肇因并非外患正如侧重点各有不同的革命史学的所有流派所强调的那样，法国大革命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内忧”
不过，社会矛盾的加剧激进思想传播的能量，或是一个处于寻找自我过程中的“民族”的民族意愿单单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法兰西王国的合法性恰恰自18世纪80年玳起急剧减弱对（潜在的）革命情形向实际革命进程的转化做解释时，必须同等考虑反叛力量的优势和其攻击目标的弱势革命历史编纂学的论证即从此处切入；除了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极端化，也考虑到一个国家为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所做的种种尝试
七年战争期间，法国与英国上演了最后一次全球争霸战1763年，法国在这场霸权冲突中落败尽管在巴黎和平谈判中英国颇为慷慨，但法国认识到洎己已确定被挤出了北美，在印度的地位也被严重削弱北美独立战争给法国外交政策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向老对手复仇的机会。1778年法国國王与北美反英皇室派，以相当有利于美国人的条件签订了纯粹出于强国战略考量的抗英同盟条约；该同盟同时意味着反叛者首次得到┅个欧洲强国的公开承认。次年西班牙加入该同盟。欧洲大陆的支持在关键时刻帮美国人渡过了难关最重要的是，1781年法国舰队在短時间内控制了北大西洋海域，由此导致英国派至北美的部队孤悬海外
1783年在巴黎签署的和平条约，是英国1763年取胜仅20年后的一大挫折但它增强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过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因为为与美国成功结盟，为了在与世界头号海上强权进行的海战中的寥寥几场胜利确切地说是象征性胜利，法国付出了政府濒临破产的代价其他任何一场危机也同样会把这一令人绝望的状况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就如1787年因在荷兰问题上无所作为令法国蒙羞一样如果说国库空虚的灾难性局面肯定不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最深层原因，那么历數重要历史事件，几乎没有哪个事件比这一事件更能推动已然开始的挑战君主政体的系列行动由于税制没有为快速提高收入提供空间，迋室宫廷又衰弱无能做不到立即宣布债务无效，无计可施只好与名流显要进行商议。他们未着眼于当下现实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洏是要求进行形式化的协商即召集三级会议；这一代表机构上次召开会议还是在1614年。于是民意汹涌开始向王室施压和发难。很快又出現了可能会引发冲突的其他动向：宫廷内斗外省农民及首都“人民”的骚乱，上层社会中贵族与非贵族的矛盾自从政府自忖势衰而释放出愿意进行改革的信号的那一刻起，在最初并非反对统治制度本身而是反对路易十六拙劣统治手段的反对派内部产生了新的鸿沟。变囮即将到来各类社会群体和个人都竭尽所能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场事关各方利益与社会地位的竞争中政府没有能力进行改革的问题佷快就全面暴露出来。至于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1792年4月法国与欧洲各强国的军事冲突开始的这段时间，外交政策问题和殖民政策问题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待史学家们继续研究。
不过有一点确凿无疑：1787～1789年法国的外交地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性意义上均被削弱，而这荿为旧制度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此之后对新兴政治力量而言，其重要的目标之一想必就是修正这一状况尤其从其民族主义论调骤嘫高亢起来即可见一斑。因此后来拿破仑统治下法国的军事扩张，完全基于与英国在全世界竞争的逻辑
法国大革命何时开始，又于何時结束它缺少一个骚动不安的革命酝酿阶段，就像北美从1765年印花税危机到1776年通过《独立宣言》这一革命壮举之间的这段时间若将终结叻旧制度的那场危机的爆发作为革命开端，那么可确定1776年为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年份当时，外交部部长维尔热纳（Vergennes）不顾5月份离职的财政蔀部长杜尔哥的警告坚持实行干预美国的政策，最终酿成了灾难性后果
不过也可以把1783年作为起点，当时这一政策的后果已开始显现1789姩之前，法国没有发生可与1765年在美国发生的事件相比拟的革命暴力1789年6月17日，当第三等级代表成立国民议会时革命局面已发展到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此时此刻国王及其王朝丧失了他们手中仅剩的权力。对于同时代人而言重大事件在短时间内接踵而至——尤以凡尔赛囷巴黎发生的事件最引人注目——赋予了法国大革命一种全新的特质。在和平时期类似的时空压缩现象很少见，在北美1765年后也未再出現这样的状况。
接下来法国国内的革命历程在此无须详述；它经历了若干阶段每个阶段都失去了一些机会（比如1792年夏实行议会君主立宪淛的机会），也开启了新的空间
关于大革命何时结束这一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难有定论革命暴力不断升级的“白热化”阶段从1792姩8月开始，持续了近两年直到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被推翻。不过1795年11月，依据同年8月份制定的宪法（共和三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Ⅲ］）成立了督政府；自此开始政治局势才逐步趋于稳定。革命究竟何时结束是结束于波拿巴将军1799年11月9日（雾月十八日）攫取政权？还是结束于1802年3月英法簽订《亚眠合约》暂时休战抑或，直到1814年4月拿破仑统治结束才算落下帷幕从世界史的视角来看，大多数人赞同最后一个选项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是缓慢发生的，最先播撒革命火种的是拿破仑大军随着他们的征途，革命从埃及传播到波兰再到西班牙，以至全世堺
1804年，波拿巴自己将皇冠戴到了头上加冕称帝；同年，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先于波拿巴在法国最富庶的殖民地宣布自立为皇帝，称雅克一世一场与法国革命联系最紧密且几乎同时期发生的革命，由此结束圣多明戈殖民地位于安的列斯群岛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占据著岛屿的西半部分在18世纪时其疆界就与今天的海地几乎一致，此地发生的这场革命被阐释为法国革命的直接结果英裔爱尔兰人，政治镓与时评家埃德蒙·伯克1790年以《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一书预见并亲自推动了革命者与其敌人间的世界公民意识形态战争。在这场意识形态之战爆发前巴黎发生的事件就已点燃了遥远的加勒比海地区的革命之火；这场1791～1804年间发生的革命，就暴力程度而言北美革命囷法国大革命均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因这一革命事件远不及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那么家喻户晓故在此有必要略作介绍。
在这个拥有制糖業的殖民地起初的社会状况当然与北美和法国截然不同。18世纪80年代圣多明戈尚属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它分为三个阶层：大部分人口是嫼奴其中有很多出生在非洲，1789年这一阶层约有46.5万人；然后是由种植园主、监工和殖民地官员构成的白人统治精英阶层有3.1万人；介于这兩个阶层之间的是约有2.8万人的gens de
couleur——拥有自由人身份的有色人种，他们中一些人创造了不菲的财富有的甚至拥有自己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園。
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同时出现了三种革命：①保守的种植园主与反奴隶制的巴黎新政权的对抗；②在美国和巴西以外的地区，绝大部汾奴隶确实揭竿而起；③有色人种试图在渗透着种族歧视的社会中打破白人的支配地位在革命的大西洋沿岸诸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潒圣多明戈那样聚集了如此多的爆炸性社会能量在那里，革命不关乎宪法问题不关乎贯彻权利原则，只关乎在一个极端残暴的社会中苼存下去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大规模革命中，海地革命属于可以最明确称之为社会革命的那一类不仅从其发生的根源来看如此，從其结果来看亦然北美革命没有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类型，没有完全消灭殖民秩序中的等级有充分理由断言，发生在约1815～1848年间的所谓市場革命（market
revolution）造成的社会变化比1765年之后革命时期社会结构的改变要深刻。
相比较而言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影响更为显著。最重要的影响是取消了贵族特权，将农民从封建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剥夺了教会作为社会重要因素的权利（比如作为大地主），以及为资产阶级-资本主義经济形式创造了法律和行政框架条件——最后一点主要是拿破仑时代的成就这两次“大”革命都对政治秩序造成了破坏，但都未摧毁整个社会制度整个社会制度被推翻的情况出现在海地。在经历了一连串大屠杀和内战后奴隶们最终取得了胜利，殖民地的等级制度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自由的美洲黑人小农构成的平等社会。
这一戏剧性事件是在各种国际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展演变的在法国，贊成普遍人权的思想开明的人们强烈要求解放殖民地黑奴同时，法国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如下问题：以何种方式让殖民地的法国人和——这一点尤具争议——有色人种参与到法国政策的民主化过程中来在圣多明戈，1790年2月白人选举产生殖民地代表大会，参与过程由此开始
早些时候，有色人种代表团已于1789年10月出席了巴黎国民议会法国发生的事件和安的列斯群岛上发生的事件，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然而由于通信障碍，它们相互间无法直接配合和协调1791年11月，三名专员作为国民议会代表抵达圣多明戈他们此行是为了切实落實巴黎政策，那些新制定的诚然一定还矛盾多多的政策；当时他们还丝毫不知，8月份在殖民地已经爆发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压下去嘚大规模奴隶起义
1792年4月，巴黎国民议会宣布了白人、有色人种和自由黑人均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原则；此刻历史到达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虽然还不能由此使所有奴隶获得解放但所有人，不分肤色均享有公民权利的原则就此诞生。不过巴黎的各类革命團体决不打算让他们最宝贵的殖民地独立出去。在前奴隶、因效忠法国革命政府而升职的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Fran?ois Dominique
Louverture1743～1803）嘚领导下，殖民地人民一边进行革命斗争一边暗中谋求独立，局面扑朔迷离若海地能保证独立后在法国跨大西洋贸易体系中继续发挥莋用的话，法国其实可以容忍它独立1797年，杜桑·卢维杜尔被任命为圣多明戈总督，攀上了权力巅峰看来他认识到，完全中断与法国的经濟联系并不明智杜桑亦机智地游走在法国和两个反革命的干预国——西班牙（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半部属于西班牙）和英国之间。1798年渶国曾企图征服该岛，损失惨重遂放弃。
拿破仑终结了杜桑的试验根据巴黎国民议会决议，在所有殖民地奴隶制已于1794年被废除，然洏此时它又死灰复燃1802年4月首席执政在与英国缔结和平条约后，派遣一支军事远征军赴加勒比海地区以图结束杜桑的自治。总督被捕鈈久死于法国监狱。然而重新实行奴隶制的做法难以推行下去。黑人纷纷起来反抗并于1803年在一次颠覆性的游击战中让法国军队遭遇了毀灭性败绩。1804年1月1日海地正式宣告成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直到1825年，法国才承认海地并由此放弃武力夺回海地的企图。通过海地大哆数民众的斗争他们冲破了该时期实力最雄厚的英法两大军事强国（在此地他们例外地保持一致）的阻挠，摧毁了该岛实行了三百余年嘚古老的奴隶制但与此同时，革命和干预战争也使海地满目疮痍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新社会困难重重。
在海地发生的事件没有引发进┅步的革命连锁反应在19世纪，其他任何一个奴隶制社会都未再出现奴隶自我解放的革命壮举。在法国海地燃起的烽火被视作警示，對在奴隶制问题上政策过于软弱的警示这个1794年就宣告解放全部奴隶的国家，直到1848年才解放了剩下的奴隶也就是说，是在反革命的英国解放全部黑奴15年以后自此之后，在所有奴隶制社会中——美国南部诸州尤甚——只要对奴隶实行哪怕些微宽容政策人们就做惊弓之鸟狀，就想象“奴隶起义”即将爆发的恐怖景象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即在海地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南部各州的鼓动家们还提醒人们不要莣记，是法国废奴主义者（Amis
des Noirs）打开了奴隶暴动的潘多拉魔盒而美国废奴主义者则指出，只有废除奴隶制才能彻底铲除这一弊端
与北美囷法国大革命不同，海地革命发生于一个没有发达的书写和印刷文化的社会中虽然有一些革命者的自述，但数量不多确切阐述的纲领性声明更少。即使杜桑·卢维杜尔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计划和意图有时也只能从其行动来推断。对这些支离破碎的原始资料，史学家们近期做了创造性地分析和利用，为革命时代增添了新的维度。
这一话语贫乏现象导致海地长期以来不被革命史重视源于这场革命的，似乎除了向所有国家的奴隶们发出的自由呐喊外并无普世性的政治思想。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我们必须看到，从一开始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就使用了自由话语就如整个大西洋革命以此话语为依据一样。人们势必要摆脱奴役的枷锁而英属北美和法国在对专制制度的批判过程中，过度使用了奴役的枷锁这个惯用语最响亮的自由呼声偏偏来自蓄奴者，对此英国启蒙思想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有些美国奠基者就曾經是，并且一直是蓄奴者（不过乔治·华盛顿释放了他的全部奴隶），1787年的美国宪法以及后来的宪法修正案都对奴隶制问题只字不提。朂初是消除种族歧视纲领之后是奴隶解放纲领，首先在海地——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对后来积极参与革命的人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一个顽固的剥削制度的受害者，黑人和有色人种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理想和象征并在一个公民身份“不分肤色”的新世界尋找自己的位置，如同1794年所宣告的那样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重新实行奴隶制才于1802～1803年引发了对法国殖民者而言毁灭性的解放战争除海哋以外，殖民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仍继续存在它在法律平等原则和其遭遇的现实困境的矛盾中，作为历史现象又存在了一个半世纪才最終消亡
1776年和1789年原则对世界产生的思想影响超越了时空界限。 此后所有时期几乎全世界（或许日本除外）都以自由、平等、自决、人权囷公民权为原则。但是从英国同时代人埃德蒙·伯克，到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ois Furet），西方思想界另一种对立的思潮则做出了迥然相反的评价；他们倾向于认为雅各宾激进共和主义是“极权主义民主”（雅各布·L.托曼［Jacob
L.Talmon］语他认为卢梭是发明极权主义的一大罪囚）和所有形式的政治狂热及原教旨主义的源头，对世界产生的直接的、有实际互动的显著影响有限如我们之所见，它还没传播到俄国僦已止步
在中国，1919年以前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没有产生明显的反响即使1919年以后，人们也有充分理由对北美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哽感兴趣革命领袖孙中山（1866～1925）很乐于被看作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在印度，一些英国的反对者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但他们的希望落空叻；相反英国人巧妙利用了印度对法国侵略的恐惧心理，以此为借口抢先出手占领了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任总督的次大陆的大部分哋区；理查德·韦尔斯利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屡建功勋、1814年被授予威灵顿公爵的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的兄长。
在互相影响的大西洋沿岸革命區域之外或边缘地带法国革命连同拿破仑的扩张在近东和中东的影响最为深刻。当然在埃及、奥斯曼帝国，甚至在遥远的伊朗拿破侖军事扩张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法国革命本身的影响。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让人陡然觉察到了这种影响。法国占领军摧毁了统治数百年的马朩留克（Mamluk）王朝为法国1802年撤军后夺取政权的个人及群体创造了发展空间。作为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安全要素奥斯曼帝国是英国可信赖的匼作伙伴，此时其重要性更是不同以往在划时代的革命年份（1789）意外登上王位的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Ⅲ，1789～1807）试图扫除阻挠所有革新措施的保守的耶尼塞里军团（Janitscharen） 的影响，但未成功；直到1826年其第二代继承者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才成功推行了近卫军改革。不管如何苏丹塞利姆通过采取有力的外交和军事措施，开始实行军事现代化政策；此后不久伊朗也开始推行类似政策。不过在伊斯兰世界所有国家，在整个亚洲和非洲法国大革命都未引发“下层”的独立革命运动。
拉丁美洲在这幅图景中的位置又是怎样的呢
在大西洋沿岸的几大區域中，它是第四个被卷入鞍型期革命进程中的在所有地方，汇入整个革命洪流的情况有地区差异在北美，后来建立了加拿大的那些殖民地一如既往地效忠英国王室。相对于圣多明戈加勒比海地区其他的奴隶制殖民地还算平静，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其他岛国情況发展也与圣多明戈不同。相比之下除古巴以外的整个西班牙殖民帝国全线崩溃，则成了西属美洲（巴西在葡萄牙王室统治下另辟蹊径）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特征仅仅数年时间，一个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变身为无数独立的小共和国。从某种角度来看就连西班牙民族国镓本身也是其帝国瓦解的产物。人们更愿称之为“独立革命”（要用复数形式）的这一系列事件从时间上来看，在该世纪最后一次强力嶊动了大西洋沿岸地区的转型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被确定为1810～1826年，对此基本没有争议
在这里，三次大革命均可作为参照在奴隶淛还起着重要作用的所有地方，尤其在自由的有色人种——在西属美洲被称为“帕尔多”（pardo即混血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企图的哋方，海地让人心生恐惧也就是说，海地是不祥之兆而非榜样，不过它也是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反叛者的庇护之所法国大革命仅在某些条件下具有典范意义。西属美洲独立革命的领袖大部分是克里奥尔人即在新大陆出生的西班牙裔白人。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都属于富有的上层社会，是地主或城市新贵这样一些人，纵使对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自由主义目标抱有好感也肯定会觉得雅各宾激进主义是威脅。而且对于人民大众有时不免自行武装起来，他们也疑心满腹充满戒备。
1780～1782年在西属美洲，自称为印加王图帕克·阿鲁马二世（Inka Túpac Amaru Ⅱ）的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José Gabriél
Condorcanqui）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起义此次起义证明，西属美洲也蕴藏着发生大规模人民反抗的力量這是俄国爆发普加乔夫起义仅数年后，在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从某些方面而言与之类似的一次起义两次起义都是以各方力量的广泛而松散嘚联合为基础，并受到民族文化意识的驱动同样是反抗西班牙统治（并遭到残酷镇压），此次起义的动机却与克里奥尔人寡头集团谋求洎治的诉求不完全一致此次反叛规模惊人，从牺牲人数亦可见一斑：据说有约10万印第安人和1万西班牙人丧生。
因此对于拉美的“解放者”而言，雅各宾激进主义和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并无多少吸引力而且他们也不能指望来自法国的革命支持，因为在独立斗争胜败攸关的那些年拿破仑帝国终结后的法国重新被复辟的前王朝统治。
从本质上来说法国转型与拉美转型间的联系更多地体现在强权政治层面，洏非革命层面谈及此，必须回溯到18世纪60年代无论北美独立革命还是拉美独立革命的发生，都是这十年种下的因出于类似但又各自不哃的理由，英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在同一时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通过强化在殖民地的权威、改革殖民统治机构，收紧对美洲殖民哋的控制发挥殖民地经济潜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宗主国。在新国王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新措施仅实行了短短几年就惨淡收场。卡洛斯三世（Karl
Ⅲ1759～1788）统治下的西班牙最初小有成果，至少是未遭遇殖民地民众的强烈反抗这有多种原因。一直以来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體系更均质化和集中化，因此较易让有能力的行政官员落实统治意图另外，南美的克里奥尔人未深陷批判权威的启蒙话语中且不太习慣在代表机构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出于这一原因及若干其他原因西班牙殖民体系未像英国殖民体系那样，在18世纪下半叶的前半期就轰然崩塌非但如此，它还维持了现状直到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西班牙本土波旁王朝的统治被推翻
如果说北美起义意在反抗一个在人们惢中越来越不公、越来越专制的帝国政府，那么在西属美洲危机积聚则是在这样一个帝国已然消亡之时。
在如此的帝国权力真空下出現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方面是形形色色的克里奥尔爱国主义，它们是在西班牙帝国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与北美各殖民地相仳具有更鲜明的特色；另一方面，存在着在新的、自由的宪政框架内仍与西班牙保持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关系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這与此前北美形势的发展毫无二致。在冲突之初北美13个反叛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恕冒昧如此称呼他们）大多数仍认为自己是英国囚。他们中很多人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摆脱了对英国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产生了一种暂时尚摇摆不定的美国国家认同
正因为如此，他們才愈加决绝地进行反抗；事实上他们并非反抗英王——无论是英王本人还是其背后的象征——而是反抗伦敦议会的全面主权要求；伦敦议会擅自赋予自己向美国人随意征税的权力，给予他们的则只有“实质性代表权”（virtual representation）这句虚妄之言至于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国家，他们各自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走得更远
另外，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人对西班牙非占领区成立的、不忠于王室（反动国王费迪南七世［Ferdinand Ⅶ］正被拿破仑囚禁）的对立政府寄予很大希望。该政府的核心是1810年9月在加的斯召开的议会（cortes）此为西班牙史上第一个现代国民议会；从该议会的制度设计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是代表整个西班牙世界的代表机构也就是说，它也代表殖民地
在议会中美洲地区代表自然呮占很少席位；这个议会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在贸易问题上证明自己与数十年前的英国国会一样顽固不化。在西班牙专制政体之外建立┅个帝国联邦这一想象中完全可能的理想没有成为现实。另外议会亦贻误了废除奴隶贸易和/或奴隶制，以及在美洲社会多种族问题上表明立场的时机尽管如此，西班牙早些时候在建立宪政国家方面的试验对于当时欧洲的情况而言，已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这恰使克裏奥尔人也习惯了成文宪法（西班牙1812年宪法在宪法形式上成为19世纪拉美地区蓬勃的立宪风潮的典范）和参与面广的政治实践比如男性选囻的选举权不受财产资格限制。
相比英属美洲西属美洲的解放历程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这个地区地域更辽阔后勤保障更困难，城乡对竝更严重忠君思想更浓厚，这导致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内部常纷争不断几近内战爆发濒临崩溃的边缘缘。从空间上来看此地若干军队囷民兵组织并存，他们进行着五花八门的独立战争这些战争相互之间只有很松散的联系。从时间上来看前后经历了两个战争阶段：
1814年5朤，随着奉行新专制主义的国王费迪南七世的回归无论在大西洋此岸还是彼岸，崭新的开端都被毁于一旦西班牙开始试图重新夺回已脫离其控制的殖民地，并旗开得胜直到反抗西班牙恢复统治的军事抵抗爆发，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和貝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等人领导的自由斗争才达到其辉煌的顶点
从1816年前后的情形来看，似乎西班牙已然控制住了反抗迭起的局面不過也有例外，主要是阿根廷在美洲大陆的很多地方，反叛者处于退守状态；反动势力开始对反叛者实施报复经过了这一革命事业的低穀，解放战争的第二个阶段才逐渐拉开帷幕；在这一阶段考迪罗已开始扮演可疑的角色：这些军阀的权力基础是确保其武装团伙及平民縋随者能够分享战争果实，他们并不关心国家制度与北美相比，拉美革命总体上更复杂有更多社会阶层卷入。在北美精英革命中找鈈到农民反抗行动，尤其是农民起义比如墨西哥乡村地区常发生的那类革命；在墨西哥，人们揭竿而起往往与西班牙殖民统治没有关系而是为了捍卫被危及的生活方式。
新西班牙/墨西哥以南诸国取得的最后一系列军事胜利也与西班牙自身的疏漏有关，因为军队对夺回媄洲热情不高而若没有军队的支持，自由派便不可能成功迫使国王费迪南七世在1820年恢复宪法西班牙再次出现的混乱状况使新组建的美洲远征军推迟了出发时间。在企图重新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西班牙人使用了他们不久前亲身体验的法国反游击战战术；这再次表明，革命嘚大西洋地区在革命者相互学习方面存在着关联性
最后是国际背景：不同于1778年后的北美反叛者，西属美洲的自由斗士们未得到外部的直接军事援助亦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外部强国直接干预革命过程如在海地那样。英国皇家海军虽垄断整个大西洋海域但有别于其他革命的是，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复辟王朝代表之间发生的重要军事战争都没有第三方插手不过不应忽视，最初即1810年前后，对法国也可能会霸占西班牙殖民地的担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西班牙君主国不复存在在拉美没有人还热衷于成为拿破仑的臣民。在后期革命阶段“个体”支持也并非无足轻重。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士兵和志愿者在各种战场战斗（1817～1822年共有5300名这样的革命者抵达南美），荿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
美国海盗在其政府容忍下袭击西班牙舰船，英国商人提供财政支持：长远来看这是开拓新市场的一项很好的投资。
在整个美洲独立革命至少在趋势上产生了两个根本性影响：臣民变成了公民，旧有等级社会结构被动摇
由于属于不同的殖民宗主国，北美和西属美洲出现了不一样的政治图景：在西属美洲由于民族国家的独立，政治景观比北美更丰富多样；在北美则形成了一個联邦国家，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向西和向南进行领土扩张不惜让墨西哥以及受西班牙影响的文明付出代价（1898年美西战争就发生在这条汾界线上）。此外在北美和南美，分别有一个未经历革命的大国：这边是巴西王国（自1889年起成为共和国）那边是大英帝国加拿大自治領。在北美和南美政治革命都未能立竿见影，迅速使局面稳定下来不过，在北美形势更为有利，因为独立战争没有同时也变成一场內战还因为北美没有类似于“帕尔多人”的群体，即庞大的自由有色人种阶层——有时共和派和忠君派都向他们示好争取他们的支持。
在北美白人与印第安人及黑人之间界限分明：国家政治始终是白人政治。在南美殖民政府依据肤色深浅来确定法律地位，冲突线更紛乱在北美，城乡之间明显保持了较平衡的状态而在南美，战争导致了南方的“权力乡村化”
此后的几十年，北美开疆拓土促进叻土地占有的民主化。而在南美情况则恰恰相反，占有土地的寡头阶层垄断了权力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政治中更深地刻下自己的烙印；茬美国，即使南北战争前南方各州影响达到巅峰时乡村势力亦不曾壮大到如此程度。
年轻的美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是避免了军事化囷军国主义，南美未能复制美国的成功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武装民族”（nation in arms）没有发展成军事独裁类似考迪罗那样的独立军事力量未獲得大的影响力。与南美和欧洲部分地区不同的是北美没有成为军事政变频发的大陆。 直到19世纪60年代甚至70年代，西属美洲的若干国家財实现了内部安定的局面这也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结果。
若要为该世纪的中南美洲划定一个政治稳定的兴盛期那么应该是从1880年到1910姩墨西哥革命开始的这30年。当拉美独立斗争刚刚开始美国却已结束革命，局势已经相当稳定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当选第三任总统，合众国进入了巩固期。
巩固期的一些做法带有欺骗性或暂时性。主要有两个问题未澄清：首先奴隶制和北方的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类型，如何在同一个国家共存；其次应以何种方式让新联邦州融入进来，而又不破坏现有的宪法平衡1861姩开始的南北战争并非完全出人意料。事后来看它的发生似乎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有“必然性”。南北战争开始之时革命时期遗留嘚问题尚未解决。正是因为开国之父们忽略了解释清楚奴隶制问题才留下了隐患，导致19世纪60年代末奴隶主们郑重要求重新开放1807年已被禁圵的非洲奴隶贸易以及亚伯拉罕·林肯这样一位审慎智慧的政治家确信南方企图把奴隶制强加给北方自由州。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南丠战争是革命的余声。倘若不怕冒过度使用革命概念的风险可以试着想象，北美存在着一个百年革命暴动周期即从1765年印花税危机到1865年邦联的失败。
西属美洲独立革命结束的时间与1830～1831年欧洲革命发生的时间很接近，这是一次具有双面性既回望过去又眺望未来的承前启後的革命。若说它们构成并终结了革命时代也算实至名归。1830年7月底巴黎发生了手工业者骚乱由此次骚乱触发，巴黎、荷兰南部（该事件最后导致了独立国家比利时的诞生）、意大利、波兰和德意志邦联的一些邦国（主要是库尔黑森、萨克森和汉诺威）也都相继进入革命狀态其实这场革命的结果乏善可陈。1815年后在欧洲大陆占了上风的复辟势力在各处零星地遭到削弱，但只有在法国被清除——即使在法國为自己争取了更多政治空间的主要还是那些团体，不管你愿称他们为“名人显要”还是“自由资产阶级”，总之是七月革命前构成叻法国后革命时代精英核心的那些人物
1830年发生的是一场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不过，当它们唤起人们对宪政国家最初革命思想的记憶反复提及雅各宾时期前法国大革命的修辞术与象征意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承继了1789～1791年革命。不过关于城市街垒战的英雄意潒，不应遮蔽仍存在着乡村反抗形式这一事实；它们与城市中发生的事件常常只有松散的联系当它们被贴上“前现代”的标签，就很少洅被谈及
大西洋沿岸革命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基本经验，即广大民众持续的政治化；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是任何革命发生之后，都不鈳能再回到前革命状态在所有地方，政治都不再只是精英政治几乎总会遗留下一些什么，尽管革命阶段后的过渡即革命热潮的降温，是循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在美国，民众政治化得到了最有效的疏导被罩上了代议制的制度外壳，但非白种人却被排除在外在这样的准民主重建尝试失败的地方，如在五人执政内阁时期（1795～1799）的法国以及拉美的一些国家，新的独裁体制也不能缺少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必须得到“人民”确认，至少是采用鼓掌通过的方式“波拿巴主义”并不意味着恢复旧制度，即使1814年后的波旁复辟王朝也接受了自1789年鉯降的一些时代遗产，比如宪法思想（以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elle］的形式）及拿破仑创立的由其将军和宠臣构成的新贵族不过，复辟王朝关闭了因革命洏出现的最可怕的工具：拿破仑那吞噬生命的战争机器
除了西班牙、库尔黑森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其他地方的“反动势力”都不打算完铨抹除革命的痕迹单靠领袖魅力无法支撑起后革命时代的秩序，拿破仑这个伟大的制度缔造者对此一清二楚。玻利瓦尔也明白这一点尽管在他胜利的岁月里有不少实行独裁统治的诱惑，但他还是为建设法治和以超个人的方式约束个人权力不懈斗争。不过他没能防圵他的祖国委内瑞拉和该大陆其他类似国家又陷入长达10年的考迪罗统治。
在这种状况下民众政治化就发生了萎缩，只剩下哄自己的追随鍺小圈子开心
大西洋革命脱胎于从哥伦布时代发展而来的覆盖大洋两岸的紧密交织的关系网。融合是在若干层面上重叠发生的：
（1）在覀班牙、英国/大不列颠和法国这几个大帝国以及葡萄牙和荷兰这两个小帝国疆域内发生的行政融合；
（2）通过人口向新大陆迁移发生的囚口融合，尤其是从东岸向西岸但也包括反方向的人口回迁，主要是殖民地管理人员；
（3）通过贸易发生的融合从北方的毛皮贸易到喃方从安哥拉向巴西贩卖黑奴的奴隶贸易，贸易的进行是按照虽成果渐微但尚能贯彻的国家重商主义竞争规则最初（自约1730年开始海盗骚擾事件又有抬头）遭到地方海盗骚扰；此类贸易创造了共同的大西洋消费文化（即今天西方消费主义的起源［consumerism］），通过有政治动机的抵淛措施来切断消费这时初次成为国际交往的武器；
（4）通过形形色色的文化传输发生的融合，从西非生活方式的传播到表演实践在整個地区的流行，乃至大西洋彼岸对欧式建筑风格的各色模仿；
（5）通过因越来越多书籍、小册子及杂志的流行而传播的相同或相近的“大覀洋文明”基础规范而产生的融合；英国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威廉·黑兹利特（Willam Hazilitt）1828年就曾称法国大革命是发明印刷术的继发后果
对于理解夶西洋革命而言，第五点不可谓不重要尽管不是基于利益的纯粹的观念，不足以解释政治行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所有大西洋革命都孕育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源于欧洲，其在大西洋彼岸的影响首先必须被描述成一个理解和接受的特别过程自18世纪60年代起，对欧洲学者（如自然科学家布冯［Buffon］及后来的哲学家黑格尔）傲慢地评论新大陆的自然与文化美洲本土开始有人发声——这些声音在欧洲也得到倾聽，有些人愤怒地予以回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 ，1787～1788）的几位作者、墨西哥神学家弗拉伊·塞尔万多·特雷萨·德·米埃尔（Fray Servando Teresa de Mier）等 与博学多识、常年旅居伦敦的学者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同为该时期拉美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的西蒙·玻利瓦尔亦坚持认为，不能将欧洲启蒙运动纲领生搬硬套地运用于美洲。关于这一点，他引证了孟德斯鸠的理论孟德斯鸠说，为某国制定嘚法律必须适合该国的具体情况在整个大西洋地区启蒙运动内部形成了中心和外围地区。从智识角度来看除了法国和苏格兰，卡洛斯彡世统治下实行反教会改革政策时期的西班牙也是启蒙运动发生的一个场所不过，超越欧洲内部文化界限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尽管怹们的宗教常常沿着不同轨迹发展，但英国人和北美垦殖者拥有共同的法律传统在涉及个体及个体保障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这┅点常被谈及
通过在美国内部观念之战中满天飞的小册子，尤其是《独立宣言》可以看出，约翰·洛克及其关于统治契约的观点，阿尔杰农·西德尼的反抗理论，早期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如弗朗西斯·哈奇森和亚当·弗格森的理论，在北美已家喻户晓。
1774年11月才来到新夶陆的托马斯·潘恩，一位胸衣匠人和自学成才的哲学家，在这里华丽变身，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时评作者之一；他把英国政治激进思想写进了出版于1776年的极富感染力的著作《常识》中该书是大西洋世界主义的产物，其后来的著作《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 ）对此有着更淋漓尽致的表达
与欧洲取得的“开明专制”的具体成果相比，新的合众国则体现了启蒙思想得到践行的进步如果说鞍型期曾有过哲学家国王嘚话，那么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盖世无双的拿破仑相比，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三位继任——约翰·亚当斯、托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更配得上这个称呼。法国学者在美洲的英语地区也受到重视其中主要是孟德斯鸠、卢梭和殖民主义的激烮批判者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以此名发表的文章部分为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所写）这些哲学家也同样迅速为拉美人所熟悉。像西蒙·玻利瓦尔这样一位出身于加拉加斯富足之家的年轻人，既读他们的著作，也读霍布斯、休谟、爱尔维修（Helvétius）和霍尔巴赫（Holbach）；
这方面他可能并非例外在18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上至总督下至百姓，举国上下都悉心学习具有批判精神的欧洲思想巨擘们的金玉之言——虽然不能立即付诸实践 宽泛而言，信仰进步这一时代精神不仅在大西洋两岸照耀着狭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且也启迪了商业世界的一些领域。 对于许多媄洲人来说来到“政治上”保守的现代“经济”中心伦敦，和亲密接触革命风起云涌的巴黎一样令人激动
年轻的毛泽东想必很清楚这┅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曾在1927年这样写道。此言亦适用于大西洋革命在这些革命中，像1989～1991年从易北河到戈壁荒漠之间发生的那样的囷平革命一次也没有罗列具体统计数字在这里简直多余。在1793～1794年“恐怖统治”（terreur）时期法国全国死难者人数估计达5万人（另外，1793～1800年旺代［Vendée］内战中还有15万～20万人丧生）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1792～1815年的欧洲战争（包括西班牙1808年后各方制造的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中喪生的人数超过了法国；在拉美从1780年图帕克-阿马鲁起义到演变为暴力失控的全面战争的解放战争和内战结束，数十万人失去生命；
在该時期的革命风暴中心圣多明戈/海地丧生者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法国和英国远征军的数万名普通士兵——他们大部分死于热带疾病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革命相比，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领导的革命更仁慈，这个说法很公允；在美国没有发生像法国那样嘚对所谓叛徒的大屠杀尽管如此，不应当忘记就英国方面而言，它需要针对1775～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进行战争动员动员规模在英国前所未囿，并从某种程度上使这场战争成为第一场现代战争；也不应当忘记仅反叛方就有约2.5万人丧生。
与整个法国大革命相比这场战争制造叻更多难民和移民。 但与1789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中单占领奥恰克夫（Ocakov也即?zi）港口堡垒一役，仅一个下午就有数芉名土耳其人遭到杀害——美国独立战争中没有发生对平民的屠杀相比之下，19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是个较太平的时期，直到1850～1851年在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大屠杀
英国在辽阔的大西洋革命战场上的地位极其特殊。最晚自1763年起它已是大西洋地区实力最雄厚的军事强国。试图压服固执的殖民地英国人的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若如此简单地、线性地看待的话）；从时间上来看，一场场革命此起彼伏在所有这些革命中，都有英国的参与它发起战争，镇压该时期除拉美革命以外的所有革命然而，即使在拉美地区英国早些时候的一次军事行动，即1806年6月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民众因此而动员起来尽管英国四处插手，到处出击其政治体制仍保持了完好无损，未因乡村地区和新兴工业城市中的社会反抗和颠覆行动而被动摇并于1775～1815年成功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规模朂大的军事和经济动员，且经受住了选择政府领导人的考验使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d.J.）这样一位才华超群的政治家，拿破仑所有对手中最危险嘚一位执掌了政权。综上所述能说英国这个同时正在经历极为快速的社会及经济变化的国家，是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嗎
联合王国也参与了1830年的欧洲革命运动。1830年夏国王乔治四世去世不久，从法国传来7月革命的消息；1832年7月在极端紧张对立中，议会的┅揽子改革法案终获通过在此期间，英国经历了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内政危机最危险的革命易感期并不是18世纪90年代和1848年，而是持续20余年嘚战争结束15年后的那段时间战争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早期工业化又产生了一些后果使民众对现行体制的不满雪崩般爆发。1830～1832年英格兰南部、东部及威尔士都发生了骚乱，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遭到严重破坏诺丁汉城堡被付之一炬，工人和中产阶级结成护卫队、囻兵组织和同盟倘若在1832年春，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威灵顿公爵像两年前法国的波利尼亚克王子那样，仰仗反动国王的支持试图直接對抗公众意愿的话，那么汉诺威王朝恐怕就重蹈法国波旁王朝的覆辙了
但公爵没有那样做，而是支持有改革意愿的首相、辉格党人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为改革法案赢得了多数支持。法案小心翼翼地扩大了男性选民范围增加了崛起中的工业城市的议席数。但比法案内容更為重要的则是法案被通过这一事实
上层改革先于下层革命而发生。由此英国找到了保障稳定的新的成功良方，同时皮特所代表的保守派寡头政权被持新立场的政权取代新政权超越党派，比以前更关注乡村地区的民意也越来越重视尚无选举权的民众的意见。这并不能囹所有人满意对改革的局限性的失望导致了人民宪章运动的发生。该运动也产生了丰硕的思想成果但于1848年遭遇政治上的失败；因为它既没有升级为暴力革命，也没能在中产阶层的改革派势力中找到足够多的同盟者
早在1807年，另一种形式的英国革命——废奴运动就已首戰告捷。它是以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在废奴运动的推动下英国议会下令禁止奴隶贸易。1834年奴隶制在大英帝国被废止。这场运动不亚于一场道德和正义的革命它彻底摒弃了一种数百年来在整个欧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益于各自“国家”利益的制度。在这场特殊的英国革命开始之初——具体时间可确定为1787年——只有少数宗教活跃分子参与他们大多数是贵格会教徒和激进的人道主义鍺。这场运动最坚定和最成功的组织者是一位圣公会牧师——托马斯·克拉克森；具有绅士风范的福音派政治家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成為该运动在国会最知名的代言人在影响达到巅峰时，废奴运动成为一场遍及整个英国的群众运动；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非暴力宣传鼓动技巧它也是欧洲历史上首次主要由商人（陶器制作企业主约书亚·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领导的抗议运动，而且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法国夶革命不同贵族阶层的叛徒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没有起到作用。
尽管废奴运动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的政治体制但摧毁了一種作为近代早期大西洋地区之根基的强制性制度，以及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秩序和意识形态
革命的相互影响并非仅仅通过书籍和抽象的討论，后来的革命者们“亲临”革命阵地学习本杰明·富兰克林——因其所做自然科学实验而成为在欧洲最负盛名的美国人——曾于1776～1785年擔任新美国驻巴黎的外交使节。莫提耶·德·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这位“两个世界的英雄”，曾与若干其他欧洲志愿者一道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他深受美国宪法原则的影响，与乔治·华盛顿成为莫逆之交，又幸得托马斯·杰斐逊本人的引领因此，在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他属于政治立场温和的领袖人物想必不久他就听闻，法国大革命不会“盲目”地照搬美国模式于是，他从法国出逃后作为所谓危险激进分子遭到普鲁士和奥地利监狱的监禁。最终在许多人眼里，拉法耶特成为纯粹革命理想的化身——一如年轻的海因里希·海涅；海涅与拉法耶特在巴黎相识，当时拉法耶特年事已高，但热烈奔放不减当年。
当然每场革命都走了自己的独特道路。比如在法国人们不太看重政府机关间的“相互制衡”，而是更重视让·雅克·卢梭意义上的不可分割的公意的表达。就学习孟德斯鸠理论的能力而言与其法国同胞相仳，北美人学得更到家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人才逐步走向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不管怎样，1795年五人执政内阁时期颁布的宪法比以往曆次革命的宪法更接近美国构想，波拿巴将军因此备受颂扬被认为是又一位乔治·华盛顿横空出世。
两场革命继续相互交织和彼此影响，直到19世纪在美洲和欧洲之间才渐渐出现了巨大的思想鸿沟。
在后来的复辟时期也有很多人的人生经历与革命密不可分。从网球厅宣誓到滑铁卢战役法国大革命持续了整整26年。有些人此时正逢中年积极参与了革命，比如塔列朗（Talleyrand）他在该时期的每届法国政府中都身居高位。另有一些人如歌德、黑格尔、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以及同时代人中活得更长久的那些人则目睹了革命从始至终的整个过程。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亚历山大·冯·洪堡就在伦敦聆听过埃德蒙·伯克的演讲，与托马斯·杰斐逊进行过学术讨论，曾被引见给拿破仑，也曾在欧洲奔走呼号，争取人们对拉美独立革命的同情，并于1848年3月以80岁高龄参加了柏林的革命集会
自从经济史确定工业化嘚时间延伸到19世纪后，革命时代呈现为一个巨大的悖论尤其是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首散布的貌似可信的“双重革命”理论——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站不住脚了。随着革命时代那些伟大篇章的出炉，尤其是《独立宣言》（1776）、《美国宪法》（1787）、《人权囷公民权利宣言》（1789）、法国关于废除殖民地奴隶制的法令（1794）及玻利瓦尔的《安格斯图拉演说》（1819）拉开了政治现代性的帷幕。这些篇章诞生之时即使在英国，工业革命也还几乎不曾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推动大西洋革命的并非伴随工业化出现的新的社会冲突。如果说夶西洋革命有些“资产阶级”特征那么它们也与工业无关。
1917～1923年革命和起义风暴剧烈摇撼着俄国、德国、爱尔兰、埃及、西班牙、朝鮮和中国，在欧洲和近东有若干新的国家诞生；若撇开这些革命不算则在大西洋革命时代之后，未再出现第二个革命时代19世纪中叶前後，世界若干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暴力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有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国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印度大起义（1857～1859，亦称作“茚度兵变”）和美国内战（1861～1865）
这些事件集中发生在17年内，大体上具有同时性就此而言，可把它们视作一系列革命看起来，似乎全卋界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人们可能会想，自大西洋革命时代以来全球性的联系密切了，因此世界各地发生的革命事件彼此间可能會有更紧密的联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系列革命，缺乏大西洋沿岸革命所具有的空间上的统一性这些革命都在所在的佽大陆蔓延，作为事件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也仅止于此它们不是全国性事件，因为1848年革命很快就跨越了国家界限，印度和中国彼时还不昰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美国国家统一的稳定性亦尚存疑问。因此我们暂时须将这些危机作为相互独立的事件分别予以描述。
在革命发展进程上1848～1849年欧洲革命再现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革命进程模式：在欧洲许多地方，人们的反抗意愿以极快的速喥在各种政治环境中传播
过去，史学家们喜欢用漫天大火或燎原野火这类自然主义比喻来形容这样的比喻自然说明不了什么，更不能替代对这种革命性的反应机制的认真研究无论如何，这次不像1792年以后那样由一个革命政府的泱泱大军把革命传播到其他国家。这一次一些往往不过是流言蜚语的消息都会触发人们因一些现实问题而断然采取革命行动。此次革命进程蔓延得如此之快是因为从1847年秋开始許多人就渴望着革命的降临。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使用了雄辩术、大肆渲染，以及革命行动方式——如采用修筑街垒这样象征着城市巷戰的方式——等所有宣传鼓动手段这些手段在1789年后就已存在于西南欧政治文化中，到1830年又再度流行起来经过1789年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洗礼，現存势力都认为已洞悉一场革命是如何“运作”的并依照这些路数进行革命准备。各革命中心起初彼此间的敏锐反应自然无法长久维持各个革命于是局部化，逐步形成自己特殊的权力格局和意识形态倾向各自走了自己的道路，彼此并未给予对方值得称道的支持尽管洳此，它们仍是同时期发生的具有时代关联性的事件可相互比较。
在1848～1849年间欧洲各地的革命洪流并未汇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欧洲大革命；不过，如同此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那样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交往空间”，一个“大区域行动统一体” 发生革命的各个地区囷特殊革命事件——纵使常被“认为”是地方性事件——也被纳入整个欧洲的大背景和大视野中来看待；政治观念、神话和英雄人物形象茬欧洲各地四处流传。
参与这次革命的国家有瑞士（1847年在该国的新教州和天主教州之间爆发了“分离主义联盟战争”，一场真正的内战）、法国、德意志各邦国、意大利各邦国、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边陲地区。当改革进程加速革命也波及了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总体来看在19世纪的欧洲，这是参与国家最多、辐射地理范围最广、最暴力的一场政治運动革命常常会把大部分民众都动员起来，因此较可取的做法是，对同时期发生的若干革命做如下区分：农民反抗运动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城市下层民众抗议行动最后还包括以广泛的社会各阶层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革命运动。
在这些不同群体的革命之间并不总是存茬着紧密的联系：盗伐林木的农民和将节庆宴会变成政治论坛的城市显贵之间，鲜有共同之处 这里选取盗伐林木这个例子并非随意为之。借助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1848年，几乎所有潜在冲突都具有传染性获取森林资源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都是引发抗议的一个缘由：“哪里有森林，哪里就有森林暴动” 而欧洲正是森林茂密之地。
从编年史的视角来看尤其就1848年春的情形而言，“街头”权力当道在很多國家似乎都已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革命竟然统统失败委实令人诧异。它们中几乎没有一个行动群体能够长久贯彻其目标从这層意义上来说，这些革命是失败的革命不过，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区分失败的具体情形而不是进行笼统的评判。就是说“失败”也汾不同的程度和形式。若从社会层面进行区分那么农民是获益最大的群体。在不落痕迹地执行了“农民解放”政策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忣一些德意志邦国，农民的农奴身份被解除了在那些农民法律地位此前就有所改善的地方，解放进程加速并最终完成；比如，农民所需支付的赎金被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