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山大地，沧桑而古老；乳山大地，美丽又年轻。
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曾腾起战争的烽烟，曾洒下英雄母亲殷红的鲜血。在那特殊的岁月里，有多少伟大的女性舍生命、保家园、救乡亲！她们的英雄事迹，震憾着每一位爱国者的心灵；她们用自己无私的母爱，谱写出一首首壮丽的诗篇。
《苦菜花》里的英雄母亲
乳山籍著名作家冯德英在红色经典作品“三花”中，对乳山母亲的母爱事迹进行了深刻生动的描述，特别是在长篇小说《苦菜花》中刻画了一个饱经风霜、倍受磨难、意志坚定的母亲，其栩栩如生的形象被誉为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而丰满的革命母亲英雄形象。
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成功塑造的革命母亲英雄形象诞生在乳山，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这方山水和历史悠久的母爱文化传统深厚积淀的必然结果。乳山籍著名作家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是在乳山大地培育出来的“三花”，被誉为红色经典作品。“三花”长篇系列集中反映了胶东半岛人民艰苦卓绝、英勇顽强，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斗争，情节起伏跌宕，语言清新流畅，性格描写细腻生动，具有抒情乡土的特征。被誉为艺术化的胶东革命史。《苦菜花》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昆嵛山区抗日军民对敌伪斗争的宏伟时空为背景，以史诗般的笔调勾勒了抗战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和母亲——这一深深植根于中华沃土，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成长为革命斗士，从而孕育革命、推动革命的伟大形象。作品中，父亲为逃避恶霸的迫害，只身闯关东，留下母亲拉扯着5个孩子艰难度日。在日军侵略、恶霸欺凌、生活贫困、疾病袭扰的恶劣生存环境下，她历经千难万苦，而始终没有放弃把孩子养大成人的信念。这位英雄母亲，坚毅果敢、善良贤淑、勤劳聪慧、深明大义。她知道，要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就得把侵略者赶走，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于是她和儿女一道，转送情报、掩护同志、照顾伤员，投身革命工作。在八路军攻打水道城的战斗中，母亲负了伤，在担架上，她深情地注视着女儿秀子手中的鲜花，特别是那金黄色的苦菜花。苦菜开花后，就由苦涩变香甜了，母亲吃的所有苦，都是为了孩子的生活能够香甜美满。苦菜花，母亲花，飘香于昆嵛山间、大乳山畔！
母亲不仅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是把所有的孩子都当成了自己的子女。她把自己的家，当成八路军的联络处、会议室、人员隐藏点、伤员疗养处，使背井离乡的革命战士，也能受到母亲的呵护和沐浴母爱的温暖。胶东的革命武装为何能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胶东母亲，化一家之小爱为天下之大爱，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她们送子参军、筹军粮、做军鞋，用母爱构筑起广阔的大后方。而母爱哺育成长的革命队伍，与人民最亲，也最有战斗力。从胶东走出来的革命部队，有共和国的27军、31军、32军和41军等，其大多数被国际军事界誉之为中共王牌军，“胶东军团”创天福山起义、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塔山阻击战、朝鲜清长战役等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略加回顾军史，就可知道很多胶东母亲的故事，就可感知其中博大母爱的力量。革命军人转战大江南北，留守养育八路军后代的，还是胶东母亲们。
冯德英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了自己母亲的高尚品德与伟大母爱，从而使作家在他的长篇处女作小说《苦菜花》中成功地塑造了仁义嫂这样一位完整的、最具人间圣母风范的革命母亲英雄形象，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
1940年，在地下党负责人姜永泉的领导下，王官庄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娟子也勇敢地拿起父亲的****与革命恋人姜永泉并肩战斗在第一线。娟子的弟弟德强等热血青年，则直接参加了于得海率领的八路军。
当大女儿娟子拿起****参加革命活动时，母亲的一家正处在极端困苦的生活中。大伯一家数口被恶霸地主王唯一害死，丈夫又被逼走，母亲独自拉扯着5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刚出世不久的婴儿艰难地度日，娟子是她唯一的帮手，母女相依为命，而且，斗争的环境又是那样的险恶，母亲怎么能不为娟子担惊受怕呢？但是，公审大会和娟子亲手枪毙大仇人王唯一的现实教育了她，“有一种东西，像是一把火从她内心里烧起来”——母亲的革命意识开始苏醒了。
面对封建家族的传统压力，她更加认定“娟子是好孩子”，毅然支持娟子干革命工作。
敌人烧毁母亲的房子，她咬紧牙根：“这前世的冤，今世的仇，我烂了骨头也要跟你们算清！”
这冤仇，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阶级的，因此，大儿子德强参军时，母亲满意地“点头”。
在战争的岁月里，母亲把孩子一个个都送去参加了革命，但有时她也埋怨自己不该让自己的孩子离开她，有时她又觉得，只因自己的孩子去参加了战斗，才能使那么多男女老少安全地活着，她又觉得孩子们做的对，应该让她们去，如果她的儿女做了逃兵跑到她跟前，她会感到羞耻，她只盼望他们别遇到不幸，希望他们只有胜利没有死亡。
随着斗争的深入，在共产党员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她那母亲的慈爱和革命的意志在不断地发展。她从娟子、姜永泉、星梅和八路军战士身上，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认识到革命才是苦难农民的唯一出路。她把对儿女的爱扩大到对每一个革命战士的爱，上升到对革命的爱。
有一次母亲家里住进了王东海那一班的战士，其中有一个叫小李的士兵，母亲听说他是昆嵛山人，父亲被鬼子杀了，他和老娘到处讨饭吃，母亲特别疼爱他，生病的时候，母亲日夜守候在他身边，这位善良的母亲，心里还是牵挂着自己的儿子啊，把对自己的儿子的爱寄托在八路军战士身上，对他尽可能地多一份关怀，由战士的冷暖想到自己儿子的冷暖，由战士的牺牲想到自己儿子在部队是否平安，但她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到她的身边，她更为清楚地体会到，没有这些孩子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会打过来残害更多的人，更多的母亲。
日伪军根据王唯一叔伯兄弟王柬芝的情报，搜索我军在反扫荡中隐蔽起来的兵工厂时，突然地袭击了王官庄，我军没有来得及逃出去，血腥的审讯开始了。暗藏的大汉奸王柬芝，出卖了村干部。老村长德顺和共产党员兰子、星梅，都英勇不屈地死在敌人的屠刀下面，敌人得不到关于兵工厂的任何口供。
最后轮到母亲了。凶残的敌人以为疯狂的屠杀，可以吓倒这位善良温训的妇女。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血也会使善良的人民成为钢铁的战士。
母亲忽地站起来，抡起胳膊照王竹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并唾骂王竹：“机器，你别作梦！杀人灭种的狗崽子，你等着吧，我骨头烂了，也难告诉你一个字。”
王竹恼羞成怒，再也按不住心火，大喊道：“来呀！给她点厉害尝尝！”
立时冲进五六个伪军，手拿老虎凳、绳子、杠子、砖头、皮鞭、钢针、熊熊的炭火盆、烙铁等刑具。转眼间，这堂堂的大客厅，就变成一个齐备的刑事房，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母亲立刻被按在老凳上，全身被凳子缚住，王竹在她腿下垫上一块砖，就喝问一句，得到的是怒骂，然后一块一块的砖往上加，母亲都咬牙不说一个字，直至昏迷。
刽子手们不择一切手段地变着花样折腾母亲，用尽了一切酷刑，使母亲死去五六次，也没有摧毁母亲钢铁一样的意志，甚至使凶残的汉奸王竹都颓丧地说：“真不知这老婆子得了共产党的什么宝贝，这样顽固！”
是的，一个出卖祖国的汉奸，怎么能够理解有觉悟的母亲这种英勇不屈的高贵品质呢？
经过长时间的昏迷，母亲渐渐苏醒过来。她勉强睁开发肿的眼睛，一看，还是这间阴暗的屋子。
母亲的每个手指底下还在往外淌血；乳房肿得紧邦邦的；胸脯被烙焦的皮肉，如同剥去一层皮；血把衣服都粘在身上，全身没有一块好肉了。
母亲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只好侧着身子靠在墙根上。她在敌人面前没有掉过眼泪，没有叫过痛，那时她心里只有痛恨的烈火在燃烧；可是现在，母亲刚睁开眼睛就在想自己的女儿和儿子跑到哪里去了，她又想到娟子和德强，想到姜永泉，她又担心自己一旦死了孩子怎么办啊？她还想自己的丈夫，她愈想愈伤心，全身痛得如同刀割，抖成一团。她多么盼望共产党和八路军马上来啊！
然而，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更严重的考验，摆在母亲的面前了。凶残的敌人找到了母亲最小的女儿嫚子，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哪个母亲能亲眼看着孩子被虐杀啊！敌人就利用这种爱，想逼母亲的口供。嫚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她的哭声像最锋利的钢针，扎在母亲的心上，可是，革命母亲能为了孩子出卖革命吗？不！母亲没有屈服。母亲猜得出敌人将要怎样对付孩子，她不能眼看着孩子遭毒手，她要尽一切办法把她的孩子保护住。她偶然有这个想法：或许她用做母亲对孩子的疼爱心说出最诚挚的言语，能打动他们发发慈悲吧！
母亲认真地说：“你们把一个五岁的孩子弄来干什么？工厂的机器我知道埋在哪里，孩子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招来的，我接干部到家里的，孩子不懂。孩子小，她还什么也不知道。要杀你们杀我，不能害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皮鞭在孩子赤裸的幼嫩身子上抽打，一鞭带起一道血花，孩子又被倒挂在梁上，一碗辣椒水向她嘴里灌进去，又从鼻孔里流出来——那里心肺里的血啊！
女儿死了，但敌人的凶残，只能在母亲心里燃起更强烈的仇恨：“孩子，嫚，闭上眼睛，去吧。孩子，别怨你妈狠心，眼见着让人把你杀死。孩子，妈愿死一百个死，也比看着你被人害死好受啊，记住，是鬼子、汉奸把你杀死的。他们一会儿又要把你妈害死。孩子，你还没成人，他们就把你害死了，你妈没有护住你。孩子，闭上眼睛去吧！妈就陪你一块走。有你姐，你哥，有共产党，八路军，替咱娘俩报仇。”
为了保护兵工厂，母亲忍痛割爱献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嫚子死去以后，对她来说是少了一个负担，她不用再抱着孩子上山下泊，但对她精神上的挫折和打击，却远远超出劳力上的减少。由于酷想孩子，痛惜孩子的死，母亲得了一个百药无效的心痛病。
敌人对她的摧残，严重到只剩下一丝生命力没有被夺去的地步。她的牙齿被打坏，硬一点的东西根本不能吃，夜里疼得不能入睡。早在五年前，她月子里受到家破人亡的惨痛打击，就得了腰痛病，加上这次被敌人更大的摧残，她全身骨节发痛，遇到潮湿和冷天，又酸又麻，母亲都极力忍受全身的痛苦，就是整天整夜和她在一起的孩子们，也听不到她一声的呻吟。
母亲的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已经升华到了一种崭新的境界。她自觉地为革命工作，直到拿起武器亲手消灭敌人。英雄的母亲，革命的母亲，她没有被血的屠杀吓死在敌人面前，显得更高大了。在《苦菜花》里，这些情节是富有象征性的，只适合于这样的生活真实，这位母亲的成长和发展，母亲丰富的精神境界，崇高的革命品质，不能不说是反映了千百万中国革命母亲的本质面貌。
冯德英是怀着无限的深情来塑造母亲的形象的，鲜明地刻画了母亲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具体地写出她从一个只知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到爱革命、爱一切革命的子女，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革命母亲的性格发展过程，揭示了母亲性格发展过程中多方面的矛盾心理，使得母亲的形象血肉丰满，也使得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怎样变为灵魂高尚的革命母亲的过程。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母亲！而我们的乳山大地上，像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母亲又何止千千万万！
中国当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原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原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革命文学的传承者冯德英先生，在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成功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完整的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书中的母亲不是我个人的母亲，而是许多革命母亲缩影的艺术形象。但是，没有我母亲的影响，也不会有《苦菜花》中的母亲。”那么，现实生活中冯德英先生的母亲，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母亲呢？
“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岁月，母亲饱受了太多的磨难，依然坚强地挑起家的重担。”
黑暗的旧中国，胶东地区战祸不断，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很多人流离失所，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冯德英先生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她的苦难童年。
母亲姐妹四个，她是最小的一个。母亲的父亲苦累交加早早离世，母亲的母亲，也就是冯德英的外祖母，费尽心力，把虚岁十九的小女儿嫁了，丈夫小她两岁。此后，为不拖累女儿们，她蒙受着极大的羞辱和苦痛，到没有人认识的村庄乞讨糊口，直到被恶狗咬伤。临终前，对女儿们说：你们和后代，再穷也不要?篓子要饭了，一定要争口气，学会自食其力！
在冯德英的记忆里，母亲是最能吃苦也最坚强的一个人，是全家的顶梁柱。在一粒粮米皆无的日子里，她宁愿用野菜、树叶为全家充饥，也不提出去乞讨的事。可是每当有讨饭的人上门，母亲却从不让他们失望，总是从自家的锅里碗里匀出些饭食给其充饥。母亲的善良和好心，总是让人感动。孩提时的冯德英不理解，长大了才悟出来。穷困潦倒的外祖父祖母连最廉价的粗木箱柜妆奁都陪送不起，母亲是最贫穷的新娘了；然而，两位老人给女儿留下的意志和品格，却是非常崇高和伟大的。
冯德英的父亲兄弟姊妹四人，他也是排行最小。母亲过门之后不久，兄弟三个就分家独自生活。这对不过二十岁的小夫妻，耕种着几亩薄地，还有几亩山林，凭着超常的勤劳和节俭，日子过得还算温饱，也有些许剩余。特别是母亲，不仅家里家外活计干得麻利漂亮，而且孝顺公婆，善待妯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与邻居长幼友好相处，村人无不夸赞，都乐意与之交往。
天有不测风云。在那不管人民生死的旧社会，横祸时常都有可能发生。就在冯德英刚刚出生的日子里，恶人们为泄私愤，竟凶残地将他的大伯父吊上屋梁，浇上煤油，活活烧死。明知是“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昆嵛山区里，观上冯家村这对不屈的夫妻，倾家荡产也要为大哥报仇雪恨。父亲带着侄子，从乡到县，直告到济南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堂下，官司也没打赢。几年下来，家败落了，好点的田地都卖了，父亲因结下冤家对头，不得不躲难闯关东。
真的如同天塌下来一般，一切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三十岁出头、有着五个年幼子女的母亲身上。凭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含辛茹苦精神、硬朗的身子骨和意志力，面对此情此境，她拚命地劳作，忘我地奉献，以养育子女。
在冯德英的印象里，他从没见母亲穿过新鲜衣服；而他们兄弟姊妹从头到脚穿的戴的，全是母亲亲手纺线、织布、染色，一针一线缝制的。为使每个孩子过年有新衣，母亲更是费尽心机，她甚至能使几个女儿的粗布裤褂鲜艳夺目。幼年的冯德英夜半醒来，常常见到母亲在灯下做针线，困乏了，就用针尖往头皮上狠狠地磨几下，继续飞针走线；晚上，他时常伴着纺车的嗡嗡声、织布机抒声入睡；天刚刚放亮，母亲又第一个起身，背上驮着小女儿，衣角处牵着小儿子，手拿农具上山下地了。她的精神是那样抖擞，脚步是那样踏实，神气是那样从容自信，好像不是一个孤苦伶仃拖儿带女的弱女子，而是是一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出类拔萃的女强人。
这一切，只能从事物的本质找答案。崇高忘我无私的伟大母爱，只有它，能使孩子们在无论多么冷酷黑暗的天底下，有一份温暖和煦的阳光！
“日常生活中，母亲是逆来顺受的，但在孩子受欺辱时，她却能挺身而出，与邪恶做斗争，维护我们的尊严。”
那是1941年，六岁的冯德英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把他送到了本村的解放区抗日民主小学学前班读书，二姐在同一所学校，比他高两级。一天傍晚，放学铃声刚响，冯德英见老师不在，收拾书包就冲出了教室，后面几个同学也跟着跑了出来，正好被学校一名姓曹的教员碰上了。冯德英等几位同学吓得乖乖地站住了，但这位一贯霸道成性的曹教员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尤其对带头冲出教室的冯德英大打出手。由于用力过度，打得他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最让冯德英伤心气愤的还不是皮肉的伤疼，而是曹教员踢脏了母亲用大褂襟为他改做的书包，也踢碎了书包里姐姐送给他的一块宝贵的写字石板。他一听到石板破碎的声音，心都碎了，顿时抱着书包大哭起来。曹教员并不罢休，又把几个挨打骂的小学生罚站在墙根处，不许他们回家吃饭。
二姐放学时，看到泪流满面的弟弟被罚站在墙脚，问明缘由，立即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听说自己的孩子受了委屈，放下手头的活计，三步并做两步赶往学校，火冒三丈地冲着姓曹的教员就是一顿严厉斥责：孩子犯了什么错，至于老师这样打他？当老师这样做，怎么再去教孩子？现在是解放区，打骂学生作践孩子，抗日民主政府是不允许的，你必须认错！然而这个满脑子师道尊严，打骂学生成习的曹教员，先是强词夺理，百般抵赖，后又反诬母亲以抗日家属干部家庭仗势欺人。这更使母亲不能容忍，感觉受了莫大侮辱，甚至要拖他到政府去评理。结果，曹教员的恶劣言行遭到围观群众的一致谴责，他才不得不向母亲鞠躬承认错误，表示向学校和学生做检讨，起咒发誓再不体罚打骂学生……
冯德英从未见过母亲同外人吵架，那怕是红过脸的情况都很少见。当时，看着母亲为了保护自己而暴怒的神情，他震惊之余，突然感到她是那么高大和重要。母亲——是生命和尊严的保护伞！
这件事，在冯德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影响着他的一生。
“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子女，更爱每一位献身革命的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她爱护战士胜过儿女。”
胶东地区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昆嵛山地区是革命活动的中心，是地下中共胶东特区委员会的所在地，我党组织领导的1935年冬的“一一四暴动”，1937年12月24日的天福山起义，都发生在这里。所以，抗日战争的烽火在昆嵛山区迅猛燃起。以于得水率领的长期坚持战斗的红军游击队为骨干、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为司令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诞生，并迅速扩大，成为胶东八路军的主力。同时，地下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起义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工农商学兵齐动员，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共同目标，取得了抗战胜利。
冯德英一家成了当地革命者最早青睐的对象。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苦大仇深，更因为母亲的品行，得到人们的高度信任和爱戴。
母亲没有文化，但她知道文化知识的重要。为了响应民主政府的号召，她早早地让四个刚满上学年龄的儿女全部上学。通过大女儿在村里和学校里的经历，她从中知道了一些革命的道理，立刻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冲破封建主义道德伦理束缚女人的枷锁，坚决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同时，让十几岁的大儿子投身抗日中学，自己则更加辛劳地肩负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为了生计，每天天刚亮，母亲就打发两个大的女儿上山挖野菜，自己操劳家务。女儿们回来吃完早饭上学，她则带着小的孩子下地干活；晚上大孩子出去开会、站岗放哨，她守着小孩子做针线；夜色晚了，孩子们全上炕睡下了，她又开始了机织……
母亲还参加了村里的妇女救国会（妇救会），这是她一生中参加的唯一组织。她竭尽身心做好一个妇救会员的工作，无论是做军鞋袜子，还是缝军衣被子，数量质量都是上乘。凭着她平常就有的极好人缘和威望，加上模范带动作用，全村的妇女支前工作红红火火，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但是，每当干部们赞美时，母亲便立时羞红了脸，连声说：活是大伙干的，俺个老婆子有么能耐呀。
冯德英的家乡在今乳山市冯家镇观上冯家村，这里四邻五村完全被山岭所荫蔽。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兵工厂等等经常在此驻扎，有时拥挤不堪。因为母亲勤劳能干，人缘心眼好，热情好客，大女儿又是村干部，家里便成了“招待所”，人来人往，常年不断。童年时的冯德英，习惯了这种生活，也喜欢上这种日子，有时几天家中没来人，便急得直问母亲怎么回事。对来家住的革命者，不论是男是女，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是干部还是战士，母亲和她教育的孩子们都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倾其所有，解困分忧。
冯德英迄今还真切地记得，在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深秋，有一位伤病得很重的姓侯的八路军姐姐住进他们家。从第一天起，母亲就待她比亲闺女还亲，腾出一间最好的正房给她住，还亲自为她烧热炕，煎药喂饭。部队大伙房送来的饭菜侯大姐难以吞咽，母亲就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米、面，自己家舍不得吃的鸡蛋，做成面条、饺子、米粥，变着花样调节饮食，为她增加营养。同时告诫冯德英弟妹，侯大姐吃饭时不许靠前。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每当可口的饭菜端上侯大姐的炕头时，孩子们就会自觉地悄悄到院子里藏起来，等侯大姐吃完后再回来陪她说话。
母亲一家的殷殷真情，胜似骨肉般的无微不至照顾，让这位八路军姐姐深受感动，她也非常疼爱这些纯真可爱的小弟妹。于是，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将部队上分来的馒头塞给弟弟妹妹，逼着他们吃下去。因为一旦被母亲发现，孩子们会受到严厉批评。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两个月后侯大姐的伤病痊愈了。重返部队的那个清晨，全家依依惜别，谁知她竟半路上又跑了回来。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刚强女战士，此时当着孩子们的面，扑进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她边哭边说，太舍不得离开母亲，太留恋这个“家”，太喜欢家里的弟弟妹妹了！母亲极力安慰和开导，她才擦干泪水，再次上路。
最让冯德英先生终生难忘的是，这位八路军姐姐返回部队不久，他年仅三岁的小妹妹嫚子，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患病无钱医治，加上母亲无暇照顾，不幸夭折了！这对母亲的打击非常沉重。她为此病倒一个多月，从此留下了严重的牙痛病，甚至更致命的内伤……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家里住进的八路军增多，母亲就把三间南房腾出来给男战士住，北面正房给女战士、女干部。有时来的多了实在挤不下，大女儿就到邻居家借宿。母亲给战士们烧炕，缝补衣裳，战士们不好意思，她就生气地说：“你们这些孩子，这是对谁啊？在我这里不跟在你们家里一样吗？”
失去幼女的残酷打击，没有使母亲一蹶不振，更没有影响她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对战士们的厚爱。她的那种抑制悲痛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母亲的风范。
“母亲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却忠实地履行了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在党号召大家起来抗日的日子里，母亲第一个支持冯德英的大姐冯德清参加革命。冯德清194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村、区、县的妇女干部。母亲自己也以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身份，不显山不露水地为革命工作忙碌，为八路军战士操劳着，因此得到了村、区、县领导干部的尊敬和信任，也为她能够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会议在家里召开，打下了基础。
每次区县来了干部，母亲就把里屋腾出来做临时会场，自己在家门口纺花或做针线做掩护。同时，让孩子们在村头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每次在家里开会，母亲都非要留下远道而来的干部们吃顿饭。虽说冯德英先生兄弟姊妹多，家里生活极其清苦，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饺子，但母亲还是把家里保存的那点面粉拿出来，再去地里采些新鲜菜，从酝子里抠出一小块舍不得吃的咸猪肉，包顿饺子。遇到阴天下雨或者散会太晚，母亲总要留宿，对待八路军战士像对自己的孩子们一样。因此，冯德英先生的家里，成为区、县人员往来的“招待所”。区县的干部，没有不知道冯大娘的。
担任区妇救会长的大女儿冯德清，结婚后生了个女孩。孩子刚满月，她就焦燥不已，母亲发现了女儿的心事，毅然决定让她奔赴革命岗位，自己把刚满月的婴儿接回家抚养。这在当时那缺吃少穿的困苦年代谈何容易！但母亲想尽办法，不辞劳苦地尽责。为使婴儿夜里入睡，不哭着找妈妈，她将自己的乳头一次又一次地塞进孩子嘴里。尽管乳头被拚命吸吮得疼痛难忍，但还是咬牙坚持着……终于，那回去好多年的乳汁，硬是又回来了！而为使乳汁多些，母亲时常多喝些不愿喝的汤水。外孙女是吃着姥姥的奶水长大的，这在当时传为奇闻，也属奇迹！谁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只有这样的“革命母亲”了！
抗日战争胜利翌年，也就是1946年春天，母亲因过度劳累，霍然病倒了！得知这一消息，区里、县里的干部纷纷来看望，为她请医送药，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夺去了母亲四十六岁的生命。就这样，刚过十岁的冯德英没有了妈妈，为革命操心一生的母亲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冯德英的母亲是为革命累死的，人们公认，她虽然不是拿枪牺牲在战场上，但其所作所为，算得上真正的革命烈士。去世前，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崩溃了。母亲下葬的时候，县区村里的干部和群众，把村街都挤满了。为她抬棺扶柩的人，全是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哭声震天，泪流满面，送别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生命和家庭的母亲。
冯德英耳濡目染了母亲的高尚品德与伟大母爱，小小年纪就在心里种下了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的种子。为了实现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和夙愿，母亲去世后，十六岁的共产党员二姐、十三岁的冯德英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行列里去了。
冯德英先生一生无论做事做人都深受母亲的影响，他始终对母亲满含感激之情。他常说：“我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激励我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然而，令先生感到自责的是，直到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母亲的大名叫曹文琳，此前，他只知道母亲的小名叫“寻子”。
为纪念母亲，1954年春节期间，十七岁的冯德英先生写了一篇四万字的笔记《我的母亲》，是完全真实地记述他的母亲曹文琳的。 这篇笔记，就是后来他的处女作和代表作长篇小说《苦菜花》的“胚胎”。
荧屏背后的伟大母亲
近半个世纪以来，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震撼和影响了几代人的灵魂。同时，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也是家喻户晓，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更难能可贵的是，塑造了好几位英雄母亲的形象，其中，尤其以1965年全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曲云主演的电影最为知名。曲云饰演的乳山母亲形象，真实、凝重、坚毅，充满丰富而内在的情感力量。
曲云是山东牟平人，她的家乡离小说中故事发生地不远。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几乎被日军的“焦土战略”夷为平地。经历过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曲云过早地懂事，并当过儿童团团长。那时，上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曲云记得，村头有棵消息树，在上学时，同学们把书本拿在腿上，只要看到消息树一倒，就准备往山里转移，根本就不能安心上学。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老百姓称之为“拉大网”。12月份，鬼子到曲云所在的村子扫荡，曲云和家人躲到了山里，天气很冷，曲云看到山头上到处是火光，鬼子把机枪架在暗处，曲云听见机枪突突地响，看见自己的表哥被子弹从前胸打进去，后背就开了花。
日本人扫荡结束后，曲云回到村里，看见日本人在离开时把村里所有的房子都烧了，自己家藏在屋顶上的粮食也被烧个精光，是党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捐献地瓜干帮助老百姓度过了那个冷的冬天。
虽然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受到会吹唢呐的父亲的启蒙，曲云自小十分喜爱表演，十来岁就在“举大缸”、“锁不住的箱子”等地方戏中扮演“老娘”角色。老太太的角色，很多人不愿意演，她们只要被分配到这个角色就哭，曲云不是这样的，她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经常演老太太的角色，因此，曲云获得了“东方老大妈”的称号。
1963年，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摄《苦菜花》，曲云立刻找来了小说看了一遍，她深深地为乳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感动。
小说中关于母亲的经历，一次次在她心中掀起波澜，让她这位做母亲的潸然泪下。
就为了这位伟大的母亲，她也要想方设法争取这个角色，她要把母亲演好，她要让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在印在乳山大地、记在全国人民的心里。于是，曲云多次踏访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深入乳山乡村生活，把小说中的母亲与自己融为一体，把自己当作乳山人民的老妈妈，让她觉得自己就如那位“圣母”，善良、坚毅、刚强。
曲云读过小说以后，发现《苦菜花》小说里的历史背景她是那么熟悉，那些艰苦的生活自己都经历过，她找到导演李昂说：“让我试试吧！”就这样，曲云认真地争取到了母亲的角色。
曲云很努力地把现实中的自己向《苦菜花》小说中的母亲靠近，再靠近，只要母亲做过的事，她都要体会尝试，只要母亲的思想转变，都在她心里一遍遍温习体验。做为母亲，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因此，她相信自己一定会扮演好母亲这个角色。
为了学练织布，曲云白天拍完雪景戏后，就到食堂里抓两个馒头，走三里路赶到老乡家学织布。但老乡却把这位求学者拒之门外。老乡说，我们一年种点儿棉花不容易，织坏了全家穿什么呀？曲云一个劲儿地说好话，最后，看老乡态度坚决，就试探着说：“那我在旁边看看行吗？”
就这样，老乡收下了这个学生。为了赢得老乡的好感，曲云帮老乡家挑水做饭，磨面洗衣，终于感动了老乡，同意曲云上机“实习”。
昆嵛山当时狼多，曲云听说狼怕光，就一路上晃动着手电筒，用手电筒画圈，据说这样就能把狼吓走。一次，她听见身后有动静，毛骨悚然，往前跑时，把手给摔伤了，她顾不得疼痛，爬起来继续跑，心里想，这点痛对英雄的母亲来说算点什么？
为了这10秒钟的镜头，曲云坚持学了一个多礼拜，冻得手和脚都肿了，最后给老乡家留下了三丈多布。临走时，老乡感激地对曲云说：“您要是不给我们织这些布，我们的儿子连衣服都穿不上。临走时，老乡感激地对曲云说：“太感谢您了，您真是个好人。”
为演好冯大娘开枪那场戏，曲云到部队打枪，不到一个星期，居然打出了个三级运动员证书。
曲云就凭着这股子韧劲，认真，遇到事爱琢磨的态度，做什么都很成功，她的表演也因此很生动很形象，一幕幕都是那么真实感人。
无论是影片里的曲云，还是生活中的曲云，她既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形象，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的典型。正是在妇女觉醒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上，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女性崇高品德和伟大人格，特别突出了她们做为母亲，妻子的那种默默奉献的精神。
在看了崔永元制作的百年电影回放后，那位依然慈善可亲的母亲曲云面着对着镜头，面对着观众谦虚地说：“演完《苦菜花》电影后，很多村民手里拿着酒，拿着点心，非要来认我当母亲，其实我做的还不够，我怎么能接受呢？”
电影放映后，曲云成了“最受尊敬的母亲”，人们也都愿意把她当作地地道道的乳山母亲。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随着革命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干部结婚生子。孩子年幼，环境恶劣。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联合在荣成县筹办了一个专门收养战争遗孤，和无法随军的干部子女的托幼机构——胶东医院育儿所。育儿所在荣成县的一个小村子成立，1942年4月辗转到牟海县（1945年更名乳山县）崖子东凤凰崖村，同年9月育儿所机关迁至田家村。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在周边村庄为那些孩子寻找奶妈。
迫于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育儿所在管理体制上采取村民分散收养的方式应对险恶的形势。东凤凰崖村处于乳山、牟平、海阳三地交界处，是日军统治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群众基础良好，成为八路军子女寄居的主要村庄之一。育儿所的最主要工作就是选择不脱产的奶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带孩子不但要吃苦，而且要担风险。育儿所的工作人员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与周围村的党组织和妇救会联系，在不长的时间里，就选择了一批奶母，经体检合格后，开始奶养孩子。这些奶母，有的是即将给自己孩子断奶的妇女，有的是不幸夭折了孩子的妇女，还有正是哺乳期的妇女。在当时，为了隐蔽，孩子是随奶母分散在各村居住的，称奶母是“妈妈”。奶母与育儿所的联系，主要依靠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到各村直接与奶母联系。随着孩子的增多，到1944年，育儿所的管理工作分为总务、医务和巡视三个组。总务组负责生活供应。当时环境虽恶劣，但党组织和政府还每月按孩子年龄的大小发给细粮22斤、20斤、18斤，每年按春、冬两季把布和棉花发给奶母，为孩子做衣服。前方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到的战利品，凡是育儿所能用得着的，党组织和政府都想办法及时送到育儿所，再由总务组分发给孩子。医务组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奶母家，为孩子和奶母检查身体，向奶母宣传卫生常识，以预防各种疾病。尽管当时育儿所的孩子分散在50多个村庄，有的还相隔100多里，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育儿所严格规定每半月进行1次检查，每次检查都要直接检查到每个孩子。育儿所在孩子们的生活卫生方面作了许多规定，要求每个奶母做到：春秋季节每3天给孩子洗1次澡，夏天每天洗1次或数次，冬天7—10天洗1次；孩子的衣服平常3天洗1次，夏天1天洗1次，绝不允许让孩子喝生水、吃冷饭。巡视组除了负责到各村巡视检查奶母带孩子的情况外，主要是做好调查、聘请新奶母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把育儿所管理得有条不紊。1947年8月1日，胶东育儿所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育儿所的领导代表胶东区党委向有功人员颁发了荣誉奖章，全所80%的工作人员受奖。
更值得人们敬慕的是那些至今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不脱产奶母。是她们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1942年11月，日寇在马石山一带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二三十个孩子被包围在马石山一带，育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奶母们表示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在反“扫荡”中，奶母宫元花同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李玉华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福永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与敌周旋。夜里，宫元花把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衣里，让孩子的脸紧贴着自己的胸口，与李玉华对面而坐，两人的手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共同用身体温暖着孩子，从白天坚持到黑夜，从黑夜熬到天明，直到鬼子逃窜，才和孩子回到田家村。在1944年“六一”儿童节纪念大会上，宫元花和李玉华被授予“育儿模范”的光荣称号。
姜明真：用骨肉换“火种”
她，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4名革命干部的孩子。
她，为了保护革命干部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八个月大的孩子被日军轰炸身亡。
她，坚强地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革命干部的孩子，在日军残酷的大扫荡和多次迁徙中无一损失。
她心中有着这样一条信念：“革命干部的孩子就是红军撒播的一颗革命种子，当奶母就要让他拙壮成长，让红色的火种燃烧起来，继承革命精神，团结起更多的人同敌人斗争。 ”
她就是抗战时期胶东育儿所奶母姜明真。
宁可饿着自己的生命，也不亏待革命的“火种”
1942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妇女干部队伍不断扩大。在险恶的环境中，不少妇女干部生了孩子却无法带养。为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保证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胶东区党委在山东省乳山市崖子镇田家村一带筹建了一处独立的胶东育儿所，主要收养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
育儿所里的干部子女，大都是刚刚生下，正待哺乳的婴儿，这就需要哺乳期的妇女担当奶母，奶养孩子。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带孩子不但要吃苦，而且要担风险。身为军嫂的姜明真在第一时间内找到党组织和妇救会，主动请缨，要求当奶母，领养干部子女。
姜明真领着的第一个孩子名字叫福星。当时，姜明真的孩子刚满8个月，还未摘奶。正处于护奶期的孩子，时刻离不开乳汁，更不肯与别的孩子一起分享甘甜的乳汁。为了不让福星饿着，她狠心地将乳头从自己孩子的嘴中拔出，塞入红军孩子的嘴中。看着在一边哇哇大哭的亲生骨肉，姜明真很不忍心，眼泪也不停地往下淌，但想想这些孩子的父母为了革命舍身忘死，她还是狠下了心。头几天，她尽可能地让两个孩子轮流地吮汲着乳汁，可是由于那个时期非常贫穷，无法吃饱，所以奶水也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两个正熬熬待哺的孩子。索性之下，她毅然提早断了自己孩子的奶，把所有的奶水都送进了福星的嘴中，而自己的孩子却只能跟大人一样吃着山菜和少有的粗粮。
有人问她：“你的孩子那么小，断了奶行吗？”姜明真说：“这些孩子的父母为了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舍得扔下亲骨肉，咱为她们带带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算不得什么。”
她用身体掩护着革命的“火种”，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炸死
1942年9月23日，姜明真刚刚领养福星两个多月，日军在乳山境内的马石山附近再一次实行了大扫荡。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寇采用拉网、消灭“灯下黑”的恶毒战术，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将群众围剿在马石山上，制造了第二次“马石山惨案”。无奈之下，姜明真带着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躲藏在距村不远的山上。
当天夜里，日本侵略军开始逐片地搜村搜山，他们见人就杀，用燃烧弹烧、用刺刀捅、用机枪扫射，甚至连妇女、老人、孩子也不放过。一时间马石山周围几公里的范围内，火光遍天、呼喊连连，仿佛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姜明真怕被敌人搜到，便将福星和自己的孩子分别藏在临近的两个山洞中。在安置好自己孩子之后，她折身回到了藏着福星的山洞。那一刻，她满脑子里想得最多的就是福星的安全。面对敌机的狂轰乱炸，她用自己的身体裹住了福星，任碎石击打。这个时候，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孩子可怜的哭声，她没有丢下福星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此时去保护自己的孩子，有可能因暴露身份而导致福星被抓或者是被炸。在只能保护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她痛苦地抉择着，最终选择了保护福星，因此她只能默默地流着眼泪亲眼目睹着自己孩子在轰炸中不停地受着伤。当扫荡结束后，她扒开被碎石堵住了的洞口，抱出躺在血泊中的孩子，看着孩子的手脚被石头砸得模糊不清，鲜血淋漓，再看看嘴角边还往外流着鲜血，她的心碎了。虽然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将孩子抱回家进行了抢救，可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最后死去了。
失去亲生骨肉，她化悲痛为力量，告诫自己：“这是敌人欠下的血债，为了革命成功，更要好好地抚养福星这个革命的种子。”
从此，她把母爱全部倾注在福星身上，一直将福星喂养到三岁，后让其父母领走。
面对大扫荡，她立誓：不惜一切保护革命的“火种”
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姜明真带着刚满周岁的福星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与敌人周旋。白天，她冒着生命危险采摘野菜给孩子充饥，到山间小溪里舀水给孩子解渴。夜里，她在山洞里铺上一层厚厚的干草，把棉衣盖在孩子的身上，让孩子睡下。冷了，她就干脆将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衣里，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保暖。从白天坚持到黑夜，从黑夜熬到天明，直到鬼子离去，她才和孩子回到家里。
抗日战争时期，姜明真先后领养了4名干部的孩子。当时，由于医疗条件有限，麻疹流行，很多孩子都染上了病。为了给这些孩子治病，她把仅有的一点药品用在了他们身上，而自己的女儿却因为没有药治疗而病重加重，直到后来的夭折。
姜明真当了近十年的不脱产奶母，每月除了60斤粗粮外，无任何其它报酬。虽然这点粗粮对喂养一个孩子来说并不宽裕，并且还要搭上很多，但她始终无怨无悔，从未向党和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这就是姜明真，她朴实、善良，她的心火红而炽烈，她的革命情怀崇高而伟大，她的母爱跨越血脉。
讯息链接：乳山市加紧抢救胶东育儿所文史资料
为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开发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从2012年7月中旬开始，乳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派员外出采访收集胶东育儿所等红色历史文化资料。
乳山胶东育儿所这段历史，300多名保育员仍健在的已经很少了，并且不少都居住在烟台等地，如果不去找资料、找照片、找镜头、找实物，几年后，再想建设胶东育儿所纪念馆或红色文化旅游项目，就会非常困难。着手对胶东育儿所、八路军胶东兵工厂、新华制药厂、济南军区总医院诞生地、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胶东军区卫生学校、马石山突围战等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和保护，通过照相、录音、复制档案的方法，建立乳山红色档案库就显得尤为重要。
该市文广新局的工作人员先后采访了居上海、青岛等大中城市的知情人和当事人，到烟台市、牟平区、芝罘区、海阳市、莱阳市、莱西市等档案馆，累计查阅500多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档案，并通过所到地的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向未到地的档案馆打去征询电话80多次；先后采访线索提供人20多人次，其中许多人热情地当起向导，领采访人登门拜访革命老前辈；采访在世的相关当事人9人。其中，著名作家峻青的夫人于康曾在胶东育儿所从事过3年的医护工作。峻青、安家正等文化大家，当地文化名人吕国钧（烟台）、张丰收（莱西）等人，受访期间对乳山弘扬母爱文化，给予由衷赞扬和极高评价。90高龄的峻青先生还欣然题赠了“母爱乳山”“母爱无疆”“母爱人间至爱”“弘扬母爱文化，彰显人类美德”等书法作品。
此次乳山市文广新局收集到的红色文化资料：纸质材料21份，书籍6册，录音20人次，历史照片40张。工作人员郑华采写的长篇通讯《上海访峻青》在《乳山时讯》上两个整版全文刊发后，引起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都市文化报》《联合日报》《烟台日报》《烟台晚报》《威海日报》《今日海阳》等国内报刊相继转载；她撰写的另一篇通讯《百炼成士安家正》，也在多家报刊上发表。
拥军楷模“陈大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乳山大地，母爱无疆。
乳山，是一方圣土。乳山人民有着拥军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乳山妇女在拥军工作中，写下了一篇篇浓墨重彩的华章。她们在把自己的亲人送上前线后，自动自发地在后方勤劳地生产粮食、纺纱织布、缝军衣、做军鞋，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在这前赴后继的拥军工作中，涌现了一大批拥军楷模，“陈大娘”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陈大娘”名叫梁喜友，1896生 ，原籍邹县团望乡圈村，因丈夫姓陈，人称“陈大娘”。1920年邹县大旱， 全家为生活所迫离乡逃荒，于1939年定居牟平县小汤村（今乳山市冯家镇汤上村），以给地主看庵和租种土地维持生活。这年，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来庵里开会，她渐渐懂得革命道理，主动为他们站岗、做饭、传送情报。
1941年，牟海县（乳山县前身）抗日民主政府建立。 陈大娘象久旱的禾苗盼到了喜雨。她参加了妇救会，因工作积极，被推选为妇救会长。这位从苦难中熬过来的妇女对完成党和政府部署的各项任务，有着使不完的劲！
这一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陈大娘带头把自己刚成年的二儿子陈全德送上了前线。临别前她拉着儿子的手说：“上前线要多杀敌人，多立功，别给妈妈和乡亲们丢脸！”在她们母子的带动下，许多适龄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上前线，全村掀起了母送子、妻送郎奔赴抗战前线的热潮。
1942年，日寇对我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一年中在胶东进行了两次拉网“扫荡”。当时陈大娘刚生下小女儿不几天，她顾不得照顾孩子，和群众们一起，积极投入到了反扫荡的工作中。
每天临出门之前，她都给幼小的婴儿做点很稀的面糊糊，孩子饿了，就让大孩子喂一喂。她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群众到山沟里为我军掩藏粮食和枪枝弹药，为胶东特委的同志隐藏机密文件。
由于过度的劳累， 陈大娘双腿浮肿，双脚连鞋子都穿不上了。当她回家时经常看到大孩子抱着小孩子，歪在炕上睡着了，两个人脏乎乎的小脸上都挂着泪珠，她心疼得直流泪，可第二天她依然坚定不移地投入到工作中。她在心里默默地说：“孩子，妈妈对不起你们，等赶跑了日本鬼子，妈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反“扫荡”胜利后，陈大娘被牟海县委评为一等功臣。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胶东解放区大举进攻时，陈大娘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在校读书的15岁的小儿子陈全贵送上了前线。而她自己，则和乡亲们一起纺线、织布、缝军衣、纳鞋底、做军鞋，通宵达旦，眼睛熬红了，手上磨起了血泡，也不停歇。
年过半百的陈大娘不仅先后送了两个儿子参军，而且还挨门逐户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工支前，发动妇女护理伤病员，帮助4名革命残废军人解决了婚姻大事。仅一个夏季，她组织全村妇女织布300多匹，缝军衣320多件，纳鞋底、做军鞋700多双，再次被评为县劳动模范。
陈大娘很坚强，很少求人，为减轻村中负担，作为军属的她不仅谢绝了助耕优待，而且在带领全家老小完成自家耕种的同时，又帮助其他烈军属、困难户耕作，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新中国建立后，陈大娘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当选为乡妇女代表大会副主席，区、县妇联执委委员和县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5年当选为村农业合作社副社长。1956年出席了山东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1年病逝。
这就是陈大娘的一生，她自己的孩子没有享受到多少母爱，但她却把她的“大爱”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然而，乳山大地何止一个“陈大娘”？西浪暖村一位青年妇救会员把自己的新婚被子拿给参军的新战士盖，别人说“把出阁的被拿给别人盖不吉利”，她坚定地说：“没有八路军战士，我们哪里会有幸福的生活！我有被子献被子，如果哪一天抗战需要我的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为支援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英雄的乳山大地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姐妹送兄弟参军的动人场面，大崮头村的一位李家老太把养老女婿也送到部队。
可敬的乳山妇女，她们没有依依惜别的泪水，她们用坚定不移的话语为抗战点燃了一盏明灯：“因为有更多的人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支持革命战争！”
乳山大地正是因为涌现了许许多多的陈大娘，才使抗战的旗帜飘扬得更高！她们坚强朴实的形象，像一座座丰碑，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忠诚的革命伴侣
一位优秀的母亲，一定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是社会妈妈的典范。她善解人意，吃苦耐劳，她的爱，感天动地。
“胶东人民的好儿子”、中共东海特委书记于克恭烈士的妻子王春光，就是这样一位勤劳、勇敢、淳朴、智慧的贤妻良母。
于克恭是今乳山市崖子镇地口村人，王春光是1926年同他结婚的。那时候，于克恭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他常常一连几天不回家，在外面走村串户搞农民协会，组织民众抗租抗税，反对旧政府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王春光被丈夫的忧国忧民思想所感动，主动挑起了家务重担，支持丈夫的事业，做起了丈夫的助手。
1928年的一个风雪肆虐的深夜，于克恭领回家一个穿长衫的人。看到客人冻得瑟瑟发抖，妻子王春光赶紧给熬了姜汤，把炕烧得暖暖和和，把家里珍贵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给客人烙饼。同时，还用两件单衣夹上棉花连夜赶制了一件棉袄送给他御寒，并把家里仅有的维持生活的一点钱送给他。这位客人叫宋海秋，是一名地下党员。
1929年秋天，她家里来了一位姓宋的商人和一位姓于的“客人”。几天之后，他们给于克恭留下一个小册子，离开了王春光家。王春光发现丈夫经常在深夜翻看这本小册子，而且一直保存到1933年，她知道了这本小册子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一次，敌人来搜捕于克恭，王春光十分警惕，她怕小册子被敌人发现，就把它藏在柴草堆里。后来于克恭高兴地对她说：“春光，你办了一件大好事”。
1932年前后，王春光家来往吃住的过路“客人”逐步增多，王春光主动承担起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以及传递消息、站岗放哨等任务。凡是来的“客人”，王春光一是给他们提供热水洗脸、烫脚或洗澡；二是要让“客人”吃饱吃好，给他们浆洗衣服，有时还要给“客人”煮烫虱子。当时家里细粮不够，就和丈夫只吃粗粮，把细粮留给“客人”吃。
正因如此，大家都亲切地叫王春光是“王妈妈”。“王妈妈”不仅待人热情真诚，而且勇敢机智。一次来了一个石匠，要王春光设法帮他摆脱跟踪的“尾巴”， 王春光感到情况紧急，立即把那位石匠从后院送出去，她和那个“尾巴”周旋了好半天，终于使石匠安全转移。
1933年冬，王春光的丈夫担任了牟平县委书记，大部分时间在南乡一带活动，王春光主动把自己的家当成了地下秘密联络站，协调做好一切地下工作。
1934年农历9月9日，由于叛徒告密，丈夫不幸被捕。王春光得知消息后，立即把丈夫留下的东西一点一滴检查了一遍，把他的书、本子和写的东西用瓷缸装好埋在地下。后来敌人多次来她家搜查，什么也没有得到。
丈夫被捕后，反动势力把王春光和两个孩子监视起来，家中的处境非常艰难。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要听丈夫的话，把两个孩子抚育好，把乡亲们团结起来。
“七七”事变后，丈夫获释出狱，奔赴山西八路军总部。秋末，根据斗争需要，于克恭被从延安派回胶东开展工作。他在家仅住了三天，就匆忙离开妻子，动员民众，组织力量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
在丈夫的革命精神影响下，王春光于1938年2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第一项任务就是迎接“天福山起义”的队伍向西转移。丈夫在先遣队，两天前就告诉她要多准备些好吃的东西。王春光把积蓄的一筐鸡蛋拿出来，丈夫告诉她这次要来大队人马，那点鸡蛋不够用。王春光明白丈夫的意思，立即到村里又收集了几篮子鸡蛋。队伍来的那天，王春光把家里养的几只母鸡全宰了，做了一顿好饭给大家吃，还和几个妇女承担起储备粮食、缝补衣裳的任务。部队西上后，胶东特委决定于克恭负责领导东海一带的民运工作，自此王春光领导的秘密联络点的工作就更加活跃了。
后来随着参军参战人员的增多，部队需要的物资也越来越多，王春光就和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发动大伙儿捐款捐粮，还组织妇女做军鞋。她总是教育大家要把个人、家庭的命运同党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她说：“现在有苦同吃，将来有福共享。”
1938年秋的一天，于克恭从特委驻地黄县回到家，告诉王春光党组织经费十分困难，王春光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交给了丈夫，她还把家里的三亩土地卖掉做了活动经费，支持丈夫的革命工作。第二年，她又把年仅十三岁的儿子于琴送到部队参军，在村里带了个好头。
1940年4月15日，于克恭在文登林村战斗中不幸牺牲。丈夫的牺牲对王春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悲痛万分。但一想到丈夫是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她就又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人民出力为革命流汗，以一颗母亲的博大爱心，以实际行动向党表明：丈夫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
就这样，王春光这位英雄的母亲，在丈夫的革命精神感召下，擦干眼泪，挺起胸膛，和儿女一起继续走着丈夫没有走完的道路，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而这黎明的曙光，凝聚了王春光这位母亲多少心血啊！（责任编辑：时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