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排名不分先后）
2020年8月19日，在《江南》杂志社主办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评论家王尧直言，以他的阅读和观察，当前小说总体上并不让人感到满意，认为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王尧老师的发言引起了在座作家和评论家的诸多反响，《江南》杂志主编钟求是先生当即建议以此为题，展开更为广泛和持续的讨论。“非常观察”栏目随之跟进，先邀请评论家张莉女士主持该话题的讨论。张莉女士精心设计，从“今天的小说是否应该革命”和“小说如何进行革命”角度切入，向目前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发起了问卷调查，得到了六十多位小说家和评论家的热烈回应。
为了方便阅读，本次调查分为两次发表，第一期刊发的是二十八位郁达夫小说奖得主及评委的回答，第二期则为不同代际小说家及评论家们的看法。我们还计划拿出更多的版面，连续推动这一话题持久深入地讨论。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在于激活人们对小说这一文体的重新理解和思考，进而推动当代中国小说创作的发展。
张 莉：这是一个前所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如何以文学创作回应这个变革时代是每一位创作者面对的难度或考验。它牵涉到小说的话语方式、文体习惯以及审美习惯的变化。甚至诸多人认为非虚构远比虚构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在一个充满变革、危机和诸多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您会因时代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写作，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邓一光：工业革命之后，太阳系外航行、互联网、量子计算、AI技术、生物基因，这些科技主导的人类文明基本上全是对前文明的颠覆性发展，而文学是线性发展，讲故事这种行为源于原始知识体系建立，材料后于生活，连科幻小说也只能基于人类已有的发现和认知建立故事，小说家一直在从事自我进化工作，可惜和一枝独秀的科技相比，行动缓慢。其实何止行动缓慢，当下写作实践面临着感知和分辨的巨大障碍，现实生活变得从未有过的复杂，故事域境变得从未有过的混淆，人类在这个时代遇到的现实博弈和精神困境超过了以往数千年，与时代生活的断裂日益显见，人类精神的诸多方面都处于力有不逮的情况，可以说，知识体系和生命认知的颠覆不是在考验，而是在毁灭故事逻辑的传统基因。这种困境不唯文学所有，哲学和宗教这些人文学科也遇到了相应的尴尬，甚至给人一种文明衰退印象。
从根本上说，小说的月亏现象不是时代域境造成的，而是具体创造个体缺乏创造性预见和照亮，对现实生活无法给予有效言说的表现，在知识疆域被完全打破、认知选项更广阔的今天，已经不存在古今一辙的创造性工作了。
李敬泽：文学的问题决不能仅仅在文学内部来提出或解决，也不能从文学史逻辑里推导出来。文学必须把自己放回这个时代的广大问题场域里。比如2020年，一个重要的，但是尚未被充分理解的事件就是，八十年代在文学观念里建构起来的那个“个人”的坍塌，它重新成为了巨大疑难，这不是发生在小说里，而是发生在经验、生活、历史之中。我们需要的也许是，把小说放回到社会、时代的总体性中去，在对社会与时代、中国与世界的总体认识中考验小说、向小说提出问题。极端地说，就小说谈小说、就文学谈文学没有出路，不过是大家互相炫耀一下阅读经验；必须进入政治、社会，从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心理、伦理等等场域出发，在这个时代的生活现场和思想前沿中思考文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也就是说，可能不会有一种从文学内部演化出来的方案或潮流或“革命”，办法要靠每个人到广大的世界上自己去找。
鲁 敏：求变，求突破，我想应当是大部分艺术原创者的职业要求，一个基本的自我期许，一个贯穿他（她）整个创作生涯的波浪线。
当然其呈现的方式各异，有的人是慢吞吞的，相对恒定的，自我节奏强大的。有的人是快速跑动型的，乐于试错乐于跳跃的。但不管怎么说，为了寻找自己独特的声音和风格，如话语方式、擅长文体、审美主张等，他（她）会不断地建立自我，继而又自我否定，建立疆界，继而又突破既有疆界——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其参考维度，有面向自我的内向维度，也有面向外部世界、时代格局、文学业态的外向维度。这两个维度的结构比例是因人而异的，也是难以截然分割的。非得说一个答复的话，就我目前的理解：内在的敏感、唤起、追求，是更有力量的。
另外，关于诸多人认为的“非虚构远比虚构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的说法，真是听得蛮多的，也真的是感到人们，尤其是读者对于虚构的阅读期待，恐怕多少是有点什么误解。
假如世事万象是声色俱厉、荤素兼有的馅儿，非虚构写作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把它们统统都包上了，做成热气腾腾的包子给端上来，一口咬下去，啥都有。但虚构不是的，虚构不是要跟谁来比赛馅儿多么丰富、包子的褶多么复杂，虚构是书写乌有，以虚写实，以虚及虚，并以虚来反作用于实，极有可能，我随便说啊，虚构只是写了一个无能力的、发现皮子根本不够用的沮丧的厨子——可如果写得足够好，你可以分毫不差、甚至加倍地想象到那压顶而来的时代的馅儿。
虽有此辩，但不能否认当下文学现场的花开两朵，各有其状，非虚构的包子，挺多挺香。虚构的厨子呢，他的面孔可能还不够生动。
须一瓜：——我不迎合。
这个时代，是文学的沃土。中国作家一直在文学的沃土里，遗憾的是，我们大概一直在辜负、在浪费沃土。我对作家这个行当一直有魔幻的错觉，我经常认为，每一个卓越的作家就是立法者，他们制定小说的文体、审美、结构准则、话语方式。直到被另一个立法者，逼退忽略翻新超越。世界卓越的作家，构成了语言艺术霸道的王者之林。
非虚构的“时代适应性”，就我现在的认知与思考——也许之后我会有所修正——是写作者和阅读者，对文字艺术的领悟力整体性都不够“高级”的一种折射。也许是错位：高级的阅读，遇到低级的文本，或者高级的文本，不遇高级的阅读。所以，有声音说，非虚构更值得阅读。
因为职业原因，我长时间写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看起来直接满足了人们对真相的需求，你看，都摆在那了。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摆在那的，很清晰很精致摆出来的，未必是生活的底牌。虚构文字因为自由，更接近思想与真实的故乡。非虚构不少成功的大作，也在明显借鉴小说手段，它的话语方式、微妙的停歇、情绪的潜伏与盘旋等等，但是，它模仿不了成功虚构作品的“贯穿着思想性的率性表达”。所以，用一个跛足的比喻：非虚构作品，就像普通的鸟窝，它的建材基本来自客观外界，可以结实、可以温暖、可以新鲜？而虚构作品，它就像燕窝，它的建材基本源自主观，它是由内而外的产物，它是呕心沥血的作品，它提供并致力于高级的阅读营养提供。
弋 舟：我想，其实是没有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好事的吧，有的只是我们难以自察地在跟着变。事实上也是如此，观察自己的写作——我的确有调整。但是我想，那些最初的审美，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变了，这事关忠诚，事关对于自己审美的信心与捍卫之的勇气。而且，即便想变，又谈何容易？
频：我一直以为，如果一个写作者能够随着外界的要求随时调整自己的写作，使自己的写作更符合外界对自己的需要，那这个写作者便不是真的需要写作，或者说，写作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技艺，一种手艺活。但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只是个体的一种精神分泌物，它是从内里从最深最暗处长出来的，不是被饲育出来的，也难以真正被驯化。可以随时调整的写作恐怕难以保持一种真正的精神气质。
耳：一如前述，我认为一个作家其实是不变的，不可能在一种自我设计中，从路遥跳变为王朔还辗转腾挪进退裕如。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所谓的变化，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是内在的需求。变化只在一定范围内，而且须沿着正确方向。比如说有些作家写作之初触碰先锋写法，稍尝即止，转向传统，我认为这不是妥协，而是一条适合于初涉小说创作者的通用路径，且它是单行道，严禁逆行；如有谁自传统转向先锋，那就是文学路径上严重的交通事故了。不变就是死路，或者作为一个活人，变是容易，一成不变反倒存在巨大的技术难度。那意味着你拥有极为稳固的日常认知和三观向度，事实上我们被变化万端的社会裹挟前行，内心的摇摆不定只能是常态。比如说题材，这二十年里头我们都不知不觉间从乡村亦步亦趋进入城市；比如说语言，近年来我们避免不了卡佛极简主义的影响，行文造句或多或少都有了减肥的瘾头，还有几个人保持世纪初那种丰沛饱满？我们其实都在变，都在调整，但各自又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在别人看来，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一切作品都镶嵌在自己创作的脉络上，除非你的创作并无脉络。人也不必总是想要突然有了彻底改变，那真的只能比作揪着头发将自己扔出地球。必须承认一个人的创作自有它的限度和容量，大多数人只是勤奋地耕种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小说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求变就像一根鞭子随时抽在创作者身上，所以更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会的是在鞭笞中不急不缓，保持自己步幅和步态，始终朝向内心认准的某个地方。
徐则臣：我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这种调整不是刻意求新求变，也不是简单、片面地迎合时代的变化，这种调整是建立在我对时代的变化的认知和我对文学的理解上。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世界变化了，世界观若还是铁板一块，那你的文学是有问题的。我们确实在经历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学也理当产生相应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丝丝入扣、亦步亦趋、刻板地对应，而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表现出某些有迹可循的渐变，当渐变进入质变，文学就呈现出某些显著的、具有某种对应性的独特表征。然后我们可以说，文学随时代的变化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文学史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如果深究为什么唐代的主流文体样式是诗，到了宋代变成词，到元代变成曲，至明清，则成了小说，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比如明清小说：到明清，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茶馆酒肆遍地，造纸术和印刷术也有长足的进步，才有可能出现四大名著这样的长篇作品来满足当世之人对历史和故事的巨大胃口。我相信秦汉的先民也喜欢听故事，但时代不允许出现章回体长篇小说，仅书写工具一条就不满足，我们能想象在竹简、帛书和羊皮上写上一百多万字吗？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神经，时代变了，神经的反应肯定也会变，尽管我们未必能清醒迅速地抓住时代的七寸，但我们起码不能掩耳盗铃，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这也督促我更加认真和开阔地理解这个时代；反过来，时代的变化，我想也会一点点进入我的作品。能否精准地逼近时代的真相，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写作要忠直于我对时代和文学自身的理解。
杨庆祥：我觉得对于真正优秀的写作者来说，时代并不会外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时代的造物，在这个意义上，找到了自己也就是找到了时代，表达了自己也就是表达了时代。对一个诗歌写作者来说，我在我自己身上建立起了全部的时代。
尧：即便时代没有大的变化，写作者总是处于调整之中。需要关注的是，这种调整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是缓慢的还是激进的。我说小说的“革命”，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在整体上，不是只讲“断裂”，不讲“联系”。小说革命是联系中的断裂。一个好的作家不可能完全颠覆自己，但肯定会创造新的自己。我在文章中比较多地谈到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里不重复。我比较担心的是，作家深处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会不会淹没自己甚至消失自己。在文体上，无法认为非虚构比虚构更能反映时代，同样，我也不认为虚构比非虚构更能反映时代。这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是两种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其实，虚构作者的文体，也存在于非虚构作者那里。一些朋友认为非虚构远比虚构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其中隐含了一种观点：现实原比虚构作品丰富，而非虚构直接写现实因而在这个方面胜于虚构。其实，虚构的现实和现实本身是两种逻辑。虚构不可能以现实发生的逻辑来建构，如果这样，小说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与现实平行或交叉的文学世界。我在这里愿意和非虚构的写作者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现实主义？
雷 默：这让我想到了现在的青年写作现象，也许很多作家起步的时候都是依赖于个人的经验和气质，而想走得远一些，还是得回到虚构的能力，以自己对文学的良好触觉和感知，去培养自己的虚构能力，然后慢慢拓宽，现在的时代，既讲究辨识度，也考验是否能从多次转型中完成蜕变，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涉及多个领域、驾驭各种题材的作家，验证一个作家最终还是得看厚度。
以我有限的经验来说，关注所处的时代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应该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素养。我们的生活千姿百态，确实比小说精彩很多，但也不是每个荒诞离奇的事件都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这里面涉及了叙事逻辑和情感逻辑。有些只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甄别是考验作家感受力和鉴赏力的第一环节，然后才是写作，当然，写作和时代的对标得关联起来，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必然使命。
计文君：改变，大概是唯一能“应万变”的“不变”，唯易不易。但改变倒未必一定要跟着“时代”变，首先整体性地概括时代变化，本身就很困难。即便有了某种概括，也会是可疑的。如果幸运之极，这种概括还具备一定的真实性和真理性，那么作为小说叙事来说，这是它需要审视、判断、对话甚至反驳和质疑的对象，是舞伴，而非决定自己步伐的舞蹈音乐。
庄子《寓言》中有两个概念，在我的理解中能很好地表达我的意思。一是“人皆有所自”的“自”，就是来源，小说家也有自身的规定性，要有改变的愿望，但也要对自我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知。另外就是文中的那句“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小说在我看来就是“卮言”，就是不断有新酒从那只酒杯里倒出来，但这种变化后面有一种相对恒定的“天倪”需要你去照应，也许倾其一生的努力，也未必能与“天倪”相和，但至少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手：文学创作的进步，其实也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也是需要不断地演变、进步、革命、拓展，它不是简单地解决一个叙述问题或叙事问题，也不是解决一个大众审美或小众审美。《人民文学》率先在国内提出和倡导了“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它把虚构和纪实揉搓了一下，也把大众和小众拉近了一点。我喜欢这样的文本，也有过非虚构写作的尝试，叫《温州小店生意经》，我期望能把生活写得更文学一点，也期望能把文学处理得更接地气，生意是现实的，经是演绎的；生意是实在的，经是虚幻的；生意是生活的，经是文学的。不知我糅合得怎么样。我想，在眼下纷繁多变的社会格局中，如果要催生更多好看的文学，如果要兼顾着大众和小众，那么，不那么特别远离和虚空的非虚构，不那么特别刻意提炼的非虚构，也许是一次不错的实践。
贺绍俊：我隐隐感觉到这个问题里面藏着一个预设的断语：即非虚构比虚构更适合书写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因此小说不能仅仅依靠虚构的能力，而是应该吸收非虚构的长处，在话语方式以及文体上有所变化。我并不认为在表现时代巨大变化这一点上虚构不如非虚构，因为二者在表现的着眼点和重心上以及所达到的效果上都各不相同。当下小说创作确实在文体上有寻求变化的趋势，非虚构也明显渗透到小说叙述之中，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时代变化的外部因素造成的，我更愿意将其视为小说内部发展的逻辑结果。
盛可以：我注意到有的作家将汉字的传统古典美蕴与现代清新简洁糅合塑造出来的小说语言极具风格特色，一下子能看到这个作家内里的风骨，让人在周遭一堆令人腻味的嗡嗡叙事声中顿觉心旷神怡、清爽无浊气，阅读视野里印象中有年轻作家比如任晓雯、葛亮、陈济舟，这种逆水行舟，其实就是创作革命。
非虚构并不比虚构更真实。如果人们认为非虚构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大抵是谴责虚构的失职无力与隔靴搔痒，而并非真正质疑虚构这种形式。不过，各艺术体裁在大语境下其表现形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能言说的范围也大致相同，只存在才华杰出与平庸的区别。非虚构里面的虚构成分，虚构里面基于事实的部分，其实是没有边界的，只不过两者的叙事语言全然不同。所以有的读者会把非虚构当小说看，把小说当非虚构读。
东：我还是喜欢写小说，而且一辈子把一门学问弄通了，已是不易。从哪个意义上说非虚构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呢，大概是因为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现实感和问题意识吧。其实虚构写作一样可以，只是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正在生长，锐气和特质更突出，也吸引了更多读者。虚构和非虚构不是对立的，没什么壁垒，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非虚构也是个人创作，优秀的非虚构写作不是纯纪实，而是很讲究语言和叙述的艺术性。
马小淘：我肯定会调整自己的写作，所谓以不变应万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时候变化都是不知不觉发生的，甚至很多坚决认为自己永远不变的人，其实也不小心在变。时代本身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人，改变我们的审美趣味，改变我们的方方面面。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现在的文学，开始面临着不断更新和叠加的问题，怎么样反映今日人们的生活和微妙的精神世界，成了今天文学面临的问题。我认为好的小说必须要有对时代的关切和洞察，所谓以不变应万变未免显得过于自大了。
当然所谓调整也不是盲目的。我相信有能力的作家不仅有凝视的力量，还有不被眼花缭乱裹挟的定力，既可以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和乐趣，又不耽误在创作上的建树。面对着更广阔的世界，去写自己独特的、对于今天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感知。
丽：我们今天面临这个巨变的时代，的确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发生着难以捉摸的剧烈震荡。的确，这是正在也将继续呈加速度发展的趋势。作为一个小说家，把握这个现实我觉得有非常大的难度，但我们如何感受和反映这个现实，我觉得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甚至以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以前瞻性的眼光看待未来即将到来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文学如何有力地揭示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和人的自身处境是个非常大的课题，不但文学家要面对，社会学家也要认真面对。同时这也正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对瞬息万变的这个时代，我们的难题到底是什么？它和人的自身处境同题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时代，从来没有如此复杂过。但我觉得唯一不变、至少是非常难以改变的，是人性和文化。如果说写作也有路径依赖的话，这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路径。
所以在这么一个大变局下，我们想以不变应万变是非常难的。没有谁可以只做自己，你被时代所裹挟，且不说你的话语方式、文体习惯，就是你的审美、你的世界观都要发生变化。正像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我个人而言，肯定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写作，而且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最近两年的写作，我觉得是介于非虚构与虚构之间，或者是两者混杂的一种写作。
哲 贵：确实如此。我深感这个时代对一位文学创作者的考验，不仅仅是“小说的话语方式、问题习惯以及审美习惯的变化”的问题，更考验创作者站在时代的哪个位置、从哪个角度观察以及以何种方式表达的问题。我不认为非虚构比虚构更适合“今天这个时代”，这只是表达方式问题，没有谁优谁次，区别的只是创作者对不同题材的选择以及用不同表达方式而已。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变是一生的命题，而不变，可能会成为一生的基石，甚至是坐标。
邱华栋：我的一部分写作就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我会随着自己的生命状态的变化，及时书写自身成长状态凝结出的文学作品。变化是肯定的。
甫跃辉：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这绝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专利。不信我们回头看看最近的一百年，清朝灭亡、民国创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建立、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哪一个不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当下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时代大变局，不过是说顺嘴了，胡乱一说罢了。历史是过去的，也是当下的。每一个时代都将成为重要的历史，都在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没有哪个时代是可以轻轻松松过去的。作为个体的我们，应该努力去看清时代的精神，看到这个时代细微的变化。
作为写作者，我想我们应该对主流话语始终保持警惕。主流话语说乡村衰败了，真是这样吗？我们要自己去看一看的。举一个主流话语出错的例子，前几年我们国家还没放开二胎，主流话语就认为，中国是一个崇尚“多子多福”的国家，一旦放开二胎，人口会大幅度增加，生育峰值将超过2000万人。可现实是怎样的？事实证明之前的主流话语不仅离谱，而且非常离谱，2019年出生人口1453万人，相比全面二孩放开之后的2016年整整少了321万人。
乔 叶：时代既然一直在变，那变就是它的寻常节奏。我再怎么跟着变，恐怕也跟不过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不怎么恐慌的。我的原则就是：干脆就尽力保持自己的不变吧。如一棵树，扎牢自己的根，同时也不排斥学习和吸取，如同伸向天空的枝叶。
写作者的态度，可以是先锋的，也可以是后撤的。无论先锋还是后撤，都是为了和时代拉开距离，静观其变。换句话说，如果我能将自己看到的“变”的内容写进文字里，也就是我的“变”了吧。身在其中，还要静观其变，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也是每个写作者都要面临的困境，破这个困境，认识能力很重要。用认识这盏明灯，照彻缤纷万象，或许就能把握住写作的本质。
马金莲：世界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变化的存在。变，才能新，才能长久，才能永生。我觉得变化是好事，我们要积极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当然也要调整自己的写作，我对于小说来说，要调整的方面挺多的，具体得根据每个人的创作整体情况来看。比如我自己吧，从2000年开始学习写作，先是在校园里做着单纯的文学梦，写的是小小说、小短篇，内容方面以童年生活为主；毕业后步入社会，生活环境变了，感受变了，视角变了，写作也就跟着变了，写了一些乡村女性为主的中短篇；现在离开乡村环境到市区生活，我的关注点就不能一直停留在乡村，而是开始关注乡镇、城乡接合部、小城市等方面，试着将视角放在城乡融合、大的乡土这样的认知范围，这样一来题材范围就宽泛多了，同时紧贴生活的变迁节奏，力争写出的小说是鲜活的，和时代脚步是一致的。我觉得这样做才更符合我坚持写作的愿望。
楚：我读过很多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同虚构作品比，它自身的现场感、概括性和直观的反思性确实比小说要更亲切、更直抒胸臆。当然，我个人可能不会考虑去写非虚构作品。这个时代确实具有诸多不确定性，我们身处其间，随时能感受到巨大的气流和风云，譬如战争、譬如瘟疫、譬如恶人恶事。但是我一直坚信，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对美的信仰，对善良、公正、勇敢、担当这些美好人性的信仰，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对弱小者的同情心，对真理的好奇与求证——无论时间如何白驹过隙，这些照亮我们瞳孔和心灵的东西，会指引着我们踉跄前行。文学只是表达这些美好精神（品性）的一种方式，却是我最擅长的那种方式，所以，我不会抛所长求其短。我会调整自己的写作，可这种调整只是思想、眼界与技术的调整，而不是对所信奉事精神（品性）的扬弃。
斯继东：时代如影随形，如同雾霾，谁都逃脱不了。正因如此，我觉得对写作而言，时代其实只是个伪命题。文学是人学。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谁来写，写谁。这两个“谁”都逃脱不了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我的偏见是，作家的关注点和落脚处应该也只能在人性。是的，我们确实在《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妮娜》中看到了背后的大时代，但那其实只是文学的副产品而已。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小说家都只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
张 莉：在新的媒体时代，整个文学创作可能都受到了视觉媒体的冲击，有人认为这才是小说创作的真正危机时刻，您如何理解小说革命与新媒介时代的关系？
贺绍俊：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问题，我们进入到一个图像时代，视觉思维得到充分的发展，新一代几乎都是在充分开发视觉思维能力的基础上接受知识教育的。它何止会影响到文学的变化，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将有所调整。至于说到新媒体是否会带来小说革命，其实我们早就遭遇了这一挑战。一二十年前，英特网的普及造就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兴起。当时我被这一新的文学样式所震惊，也曾用“革命”来描述网络文学，我是这样说的：“网络文学在文学意义上有什么新的因素呢？这种新的因素首先还是与载体的变化有关系。新的载体往往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就像现代报刊的兴起，便催生了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现代文学，从而取代了以文言文为基础的古代文学。同样的原因，网络作为一种新的载体，也为培植新的文学形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当时也有人担忧网络文学将取代传统文学，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为什么依托新媒体而诞生的网络文学不会对传统文学取而代之？我以为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传统文学并没有失去生命力，它仍然有强大的能力去表现新的时代。
现在是否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呢？我似乎还没有发现端倪。
我也非常理解王尧兄提出的要来一次“小说革命”。王尧兄敏锐地觉察到小说存在着不少问题，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充分阐述他的观点。《文学报》觉得“小说革命”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这充分体现出他们的新闻敏感和专业上的成熟。但我想，这个话题之所以值得讨论，并不在于要不要一场革命上，而在于如何认识和解决当今小说存在的问题上。
李敬泽：我们如果拼命想今后是视觉的、多媒体的时代，我这个写字的怎么办啊，这肯定是白费力气，因为大概你除了赶紧转行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你不如想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新媒介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人变成了什么样？你如何为这个时代的人赋形？然后你没准还能写出一部好小说来。
斯继东：在新媒体时代，人的选择变得更为多元。视觉媒体冲击下，写小说似乎不是一个好的行当。如何笨拙地努力发掘唯有小说才能给予的那一部分会是一种选择，主动与影视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则是另一种选择。各取所需吧，这没什么不好。
哲 贵：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清楚。这也正是我对本次调查和讨论的期待之一。
计文君：如果单纯以文字对影像来说，小说的这个“危机”差不多也近百年了。如今小说在全社会范围产生一定的影响力，除了顶级文学奖项的加持，就是影视改编的推动了。这个状况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得到改变，我觉得与其把这种状况看成“危机”，不如就把它当作现阶段社会留给小说的文化空间，就是这样的范围，就是有限的少数。但人类文明有时候也如同经济活动一样，遵循“帕累托原则”，即关键少数原则。如果想要在这样的空间里，赢得关键少数，小说创作的思想生产力，确实需要获得革命性的提升。
今天我们提“小说革命”，显然不是为了争取受众和社会关注，而是为了创作的活力，因此检查一下我们的小说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小说和小说家也许都需要自我革命，从而更具创造性和思想生产力。
徐则臣：报纸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也认为小说创作的真正危机时刻来临了，完了，小说气数已尽；但小说顽强地活到今天，甚至在报纸如日中天的时代，小说家们还搭了报纸的快车，连载了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读到了更多的小说。并非不轻言放弃，而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有时候真不照我们预设的剧本走。当然，也不能傲慢到认为小说坚不可摧，可以长生不老。也许我们首先得摆正一个心态，在一个渐趋多元的时代，小说或者文学，本就不该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为什么你就得一直当老大，就因为你比别人早到了几天？一个多元的时代，小说要做的可能不是排除异己，而是要真诚地敞开自己，想办法求同也求异、扬自己之长避自己之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一个事物要发展，不断地改变自己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针对新媒体时代的独特性，比如视觉化、碎片化以及求新求变、脑洞大开，是否可以作出相应调整？就像读图时代的来临并没有消灭文字，反倒出现了图文并茂的佳作一样，小说与新的媒介相结合，未必不能成就佳话。如果说真有所谓的小说革命，革命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小说”定义的更新，以让它在更加开阔的概念下，与时俱进地包容与涵纳这个时代更多的新质素。
频：新媒体时代对文学创作还是产生了不少影响，比如作品的传播方式，使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得不依赖于各种新媒体，对新媒体的疏离可以使一个作家变得更加边缘化，同时，新媒体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破了从前的文学生态，跨过漫长的投稿和发表出版的过程，从新媒体上一夜成名。这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似乎只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而作家们对新媒体的过度依赖却未必是好事，因为无论是刷微博还是微信，都难免让人变得心浮气躁，而写作终究是一件宁静的事情，文学作品也终究不是商品。
邓一光：记得一年前，我看了谭维维的《华阴老腔一声喊》视频，视听效果非常强烈，印象至今不减。不过，媒体只是环境，不创造内容，如果没有华阴老腔，没有那七位身怀绝技的家族艺人，谭维维那个视频什么也不是，黄河船工号子深厚叙事完全是一个可以不断开掘的堆积层，真正的冲击来自这个。
视听是人类基础感觉，和文字表达有基因关系，最早的视觉艺术岩画文献中就包含了荒古人类的想象和愿望。文学和视听艺术有着不同的感知觉和理解系统，在各自历史中它们都创造过峰值，都没有到达可以想见的巅峰，面对遥不可及的奇点突破各有限制，在人类完整的感知觉愉悦化中相互不可取代，比如，类型小说和阅读模式就是借助新媒体完成传播和完成体验的，而即使最伟大的电影，在保护和再生人类语言、表达生命意志上，也无法达到文学的高度。
作为小说家，经历小说终结是不堪的事情，也许比生物死亡更令人伤感，可人类的出现是偶然，能证明的只是它作为一个生命种属曾经有过的高贵经历，在有限的文明史中体验过脆弱的美，具有危险而迷人的自我意识，如帕斯卡所说有思想的脆弱芦苇。文学也好，哲学宗教也好，人的最终自证无非是描述自己的精神世界构成，以及至今尚未证明的灵魂存在，这个工作脑科学做了上百年，还在寻找突破，小说出现了上千年，还在不断进化，在这个加速分崩离析的世界中，这项工作配得上我们持续地去热爱。
盛可以：我相信视觉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文学的流动。永远不必因为视觉媒体的发达，因为网络的繁荣，因为电子阅读的流行而有产生文学危机。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感觉有些仍然活着的真正的作家，伟大的作家，在纷杂的时代中，他们就像在坟墓中一样安宁，偶尔从坟墓中走出来，留下惊鸿一瞥。他们从不担心世间的诱惑夺走他们的读者，从不担心丰富多彩的生活碎渣会淹没他们的作品，从不担心文字文学会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失去它的迷人魅力。我个人觉得，作家的写作，应如江渚，任它水流缓慢湍急，岿然不动自有主张。小说革命不需要亲身投向新媒介的河流一起畅游，那个大概率结局是呛水，不呛死算万幸。小说革命也无需过分依赖媒介，小说的命运与方向，始终握在小说家手中。
杨庆祥：作为某一门类的艺术，小说确实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出现危机甚至最后消失都有可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古老的艺术门类已经消失不见了，仅仅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作为一种表达和书写的方式，小说建构的经验，已经构成了人类总体基因库的一部分，它会弥散到新的经验和艺术形式中去。
君：在新媒体时代，更多的人是在浏览信息，而不是深度阅读。阅读群体的分化会带来文学形态的分化，而文学形态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跟书写工具的变化有关。我们知道，三四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还是用刀在甲骨上刻字的，后来出现了毛笔、纸、钢笔、打字机、电脑等工具，整个文学形态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了“偶得君”软件，很多写旧体的诗人才意识到，写诗原来也可以变成一种一蹴而就的技术活；有了微软小冰，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在中国创立只有百年时间的现代诗也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听说现在有些网络作家只要装上一种俗称“抄袭助手”的写作软件，一天就可以写二十万字的小说。人家普鲁斯特吭哧吭哧写了一辈子的书，他们只需要十来天时间就可以搞定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婴儿等新事物的出现，可能会一下子颠覆我们的传统写作，使我们今天所认可的写作标准丧失意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停止写作？当然不是。在我们还能对抗这一切的时候，仍然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为后来者保持一部分鲜活而持久的矿物记忆或植物记忆。要知道，在人们普遍使用打火机的年代，火柴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意义。无论这个世界明天会发生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创作这条道路上都会坚持一点：表述维新，我心依旧。
叶：有时候，我觉得文学真是可怜，因为总是要被和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类比。报纸，电视，网络……每有新的传媒方式热闹于世，文学都要被拎出来衡量一番，说长道短。其实还真是没有可比性。视觉媒体是镜头语言，它以直观的方式来刺激观众——它的对象是观众，而文学创作的对象是读者，这就是根本性的不同。电影不说了，它存在已久，事实证明它没有饿死文学，反而还经常从文学的碗里找饭吃。新晋领衔的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它们固然是人们重要的娱乐工具，但文学是另一领域的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它是能见度低的深海，需要人们专注地、安静地沉浸进去体会。二者交叉在作家身上，作家不应该被此迷惑。写作，归根结底是写人的，无论再出现多么新奇的事物，都可以拿来为文学创作服务——如果人们都在玩抖音和快手，那就写这些人们吧。等到另一种形式的抖音和快手出现，再写那种状态下的人们，这就是写作的任务。文学的生命力很长久的，我不怎么担心。当然，前提是那些质量上好的作品。若是出不了好作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视觉媒体，对作者而言都是危机重重。
邱华栋：新媒介肯定对文学传播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凡事必有利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快讯、短视频、电视剧电影等载体获取信息和一定含量的知识。我承认这个渠道的快捷和便利，以及它在瞬时引爆的快感冲击。如果我们悲观一些，就无法忽视这种可能的趋势，伴随着科技和媒介的发展，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学的衰退期。但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更愿意或正襟危坐或惬意倚靠，手里卷着一本书，与书里面那些低像素的字和词做心智的博弈呢？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过，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是一种视觉经验，而是一种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认知和审美的经验。那么，这样复杂的认知与审美过程，所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惊异感，大概就是今天还需要继续阅读与创作文学作品的首要理由。
弋 舟：的确是危机。但小说遇到的危机还少吗？新闻来了，摄影来了，影视来了，网络时代来了，我们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十八、十九世纪走上了巅峰，然后便一路步履蹒跚到了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我们要策动一次革命，我觉得几无胜算也大可不必。京剧为了应对它的危机便让电吉他来伴奏吗？真不如就让它式微到极致，然后成为博物馆艺术，被更好地凭吊、纪念与欣赏。
丽：我倒不觉得是一种冲击，也不一定是危机，甚至如果我们运用得法，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当然，以移动互联网推动的新媒体，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它当然也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但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可能鱼龙混杂，客观上看，文学作品不是少了，是多了。新媒体不但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也扩大了文学的外延。当然，各种各样的视觉媒体都在用流量争夺读者，但自媒体刷屏、网上阅读、电子图书的广泛发展，也扩大了读者群。过去很少读书、甚至根本不读书的人，现在通过手机阅读，成为一个新的阅读群体，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那就是传播的网络化、阅读的移动化、时间碎片化的时代。所以我们的文学一定要跟上这样一个时代。
就像淘宝颠覆了传统的商业一样，应该说新媒体也极大地颠覆了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使文学光明正大地走出了“文学家”的象牙塔，来到了人间。没有新媒体，就没有唐家三少和余秀华，就没有《明朝那些事儿》，也没有《琅琊榜》和《花千骨》。所以，对于任何新生事物，不但要看它的反面，也要多看看它的正面。新媒体的功利化、浅俗化、娱乐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那不是它的全部。它有深刻的东西，也有极为进步的因素。所以说小说革命要正视新媒介，利用好新媒介。而不是敌视它、排斥它，不能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学道路会越走越窄。
马小淘：过去，父辈们那种只有纸质图书、手不释卷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如今，通过电脑、电子书、手机，随时可以阅读，还可以用耳朵来听，阅读方式变得越来越随意、便捷，选择多样化，文学的价值现在也变得多元。新媒体似乎也掀起了全民写作的狂潮，我经常感慨很多段子手比作家有想象力、有幽默感。在这个越来越光怪陆离、一切都变得速朽的时代，创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难度可能在不断增大，但我依然觉得文学的生命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劲，依然觉得小说革命和新媒介没什么关系。时代在发展，肯定会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冒出来，但也并不是一定就有另外的东西要受到冲击，要消失掉。多少年来，报纸、广播、电视都曾经蓬勃过，文学依然有自己的读者。视觉媒体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让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我个人也经常看抖音、B站，觉得很好玩，很解压，但这并不冲击我阅读文学作品和进行小说创作。就像我也经常去时髦的网红饭店吃东西，但我也没放弃在家做饭。我认为，这世界上许多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非要使劲分析，其实联系也没那么大。对于小说的读者和从业者，即使没有视觉媒体，也会有别的什么出现，生活就是在新鲜事物里不断前进的，但这些都不至于把文学带到危机时刻。我不认为视觉媒体有什么可特别对待的，也不觉得小说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受到冲击。
敏：照相机出来时，绘画曾以为它完蛋了；电视出来时，电影曾以为它完蛋了；汽车出来时——有人会想到腿完蛋了吗？这些类比也许有点混乱、有点扯，但我始终认为，人，生而为人，就有着作为这一物种的本能，这些本能是无法被替代和消灭的。人类永远渴望挥动画笔，舞动身体，让双脚踏在结结实实的大地上，也永远渴望听到动人的睡前故事——也许这故事变成了一段视频、短片、音频，而不是书，可等一等，别太着急唱衰。
媒介永远只是媒介，好比最早我们在龟甲、竹简上写故事，然后变成在电脑网络上连载故事，现在变成用电影与音频讲故事，它们的源头和内核大致还是相通的，是交流，是娱乐，是陪伴，是情感，是美，是陌生与远方的他者，是荒诞与孤独的人性。而这些，从来就是文学的，是小说的。媒介的变化是输出的方式，是抵达受众的通道，但柔软丰富的文学之心一直都在，从祖先到未来的孩子。
小说是否会继续存在，是否会发生革命，其生死存亡是否与新媒介有必然之联系，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需要特别操心的问题，有些事情，不会因为操心而有所更改。
王 尧：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已经经历过媒体的冲击。小说创作的真正危机不是新媒体造成的。
楚：在新传媒时代，传媒技术对文学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对文学经典的传播作用不容轻觑。改编自文学经典的影视收视率对图书销量可以说有着直接影响，同时，一些推介图书的读书栏目也间接影响着书籍的影响力。比如，豆瓣读书栏目、京东和当当图书排行榜以及读者口碑形成的传播范围，让我们惊讶于新型推介方式的巨大影响力。微信公众号的兴起也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和阅读。比如著名文学刊物《收获》杂志的微信公众号，订阅人数达数十万人；公众号“为你读诗”，阅读量基本都是十万加。你以为这是一个没有人再阅读诗歌的国度，可你会发现，很多人跟你一样，心里一直栖息着“诗与远方”。可以说，新媒体通过其影响力、权威性和公信力，有效地、微妙地引导着民众阅读，并且将一小部分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相同的人，以手机阅读的方式聚集到一起。
另外一方面，新传媒时代，阅读与创作的功利化、浅俗化、娱乐化也是不争的事实。网络文学的诞生正是这一事实的最好佐证。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担心讲故事的人会消亡。而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成了会讲故事的人。只要你会写字，似乎就意味着你会写小说。在北京坐地铁，你会发现80%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阅读的都是穿越、盗墓、玄幻等题材的小说。我不是说这些题材的小说不好，只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度的大部分公民每天最喜欢阅读的是快餐小说，那么我们拿什么谈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
文学与新媒体技术的关系极其复杂，可归根到底，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二者。我个人认为，只有对公民进行有效的、长期的美学素质教育和经典文学阅读指引，才是祛除阅读粗鄙化、纯娱乐化的根本。只有对公民进行了有效的阅读教育，才会让公民分辨出什么是钻石。这时，新传媒技术也紧紧变成了技术而已，无论它如何变化，它只会为文学的传播、阅读与创作起到促进作用。
须一瓜：前一阵子，看了几部伍迪·艾伦的电影，在此之前，我是坚定地信任小说，信任它不可替代的优越。这个通天地鬼神人心的艺术门类，门槛最低，耐性最足，对人的思想和审美，滋养性最强。小说艺术，是最不可思议的人类精神活动，许多优秀的作品，甚至不论写作者本身是否意识清晰，作品的感觉触须本身，就附着不可思议的思想链接。好作家的笔就是上帝的“人世管道”，吸收一切见识，一切价值，一切肉眼可视不可视的所有。对小说艺术最具威胁性的是电影，电视等其他新媒介叙事作品，不具有抗衡小说的力量，但是，伍迪·艾伦的几个电影，让我感觉，那就是画面显现的小说。它不是仅仅满足于占领观众的眼睛，它有耐心暗示观众，有耐心暗度陈仓给你思考追索的平台。它的耐心，或者说，它的野心，它扬长避短地在攻打小说的城堡。
但我还是更信任小说艺术。伍迪·艾伦一定是小说艺术滋养出来的导演。否则，他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思考耐心”“触须感觉”。是的。小说艺术才是认识人间、感受人心的最大通道。关键是，我们是否一直在被好作品滋养，一直在创作有滋养价值的好作品。最后，我看，只要好小说不死，新媒体也许就是，好小说相遇好读者的最好推手。
手：我们不要怕新媒体时代会给文学带来什么冲击，或文学会出现什么危机，类似的问题多年前在微博时代好像也议论过，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文学的功能本来就是记录时代、反映时代，就像无论什么时代都会有文学作品的产生一样（中外皆同），没有作家，没有文学，时代也许很快就会被人淡忘，时代也失去了它的参照价值。同样，无论新媒体如何发达，拿一本书坐那里安安静静地阅读，这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经典方式，就是战争也没有办法限制和阻止。当然，这和小说革命无关，革命是为了改变和向上，就像住了高楼会想着去追求别墅，待腻了闹市就会想去看一看田园风光。小说是我们背着画夹去创作，新媒体像随手拈来的几笔速写，互不影响，也没有可比性。
耳：坦白地说，我认为小说确实在式微，但未必是什么危机。王朔说，每个人都有神化自己所在行当的本能。写作者的自以为是，尤其明显，仿佛创造性劳动自带光环，经常操弄着似贬实褒的口吻说，除了写作我干不了别的事情。据我揣测，写作是一种综合能力，如果不写作，我不相信优秀的写作者干不了别的事情，事实上他们都在干一些别的事情，最明显的是编剧，只是平时不声张，直到某部影片和热播剧能有助于自己图书的销量。去年我参加一个奖项颁奖，我们所谓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一块领奖，场面上几乎一边倒全是网络作家的粉丝，我们真的无人理会。弋舟说，本来就是不同的行当。但我们毕竟都一样是写作，一样是面对读者，我不相信在场的传统作家不被这样的场景影响心绪。现场的一切直白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不被需要了。但我还会写下去，一是我还以此谋生，且能以此谋生，二是到目前为止我相信自己的写作有延续的必要。但我偶尔也曾想过，如果不写了，我去干什么。几年前，我可从未这么想，坚信自己会写作一辈子。我现在看小说也少了，有时候看完一个短篇都有成就感，换以前真是不可想象。书越买越多，但书本的阅读，比不上看手机的时间。我们作为写作者，理所当然的读书人，有一天也沦落到假装读书的地步，是很可悲的。视觉媒体过于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注意力品质严重下滑，八十年代注意力长度能以天计，后面降至小时、分秒，这是现代人看不进书的根本原因：注意力品质不足以支撑。但我仍将看书当成自我检测的一种手段，看得进厚书，看得进不好读的书，说明自身的状态不错，甚至是个人最佳状态。今年的疫情，加深了我这一体认。我不曾考虑新媒时代小说如何革命以图存，我相信一切自有命数，一切皆是含气之伦，气聚而生，气散而灭，如此而已。我也希望看到有横空出世的小说天才、作家英雄，重新振兴小说行当，有效地挽救当下小说无可辩驳的颓势。
马金莲：毋庸置疑，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对于小说来说确实是最不利的时代，新媒介最明显的冲击就是小说的边缘化，被冷落甚至遗忘，只成为一小部分人的坚持和热爱，日益地小众化、圈子化。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之所以倡导小说革命，是否是新媒介发展的倒逼？有这种因素，还可能是主要因素。新媒介铺天盖地，磅礴汹涌，确实有碾压一切传统存在，包括小说的阵势。但是，小说就在这日渐逼仄的困境下坚守着，我想这就是小说之所以成其为小说的原因，也是小说可贵的地方。小说来自心灵的需要，是人类情感的承载容器，只要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还在，那么小说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所以作为写小说的人，我是不担心小说的生存境地的，我觉得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写好小说，用优秀作品来说明问题。
甫跃辉：从阅读上讲，我觉得新媒介时代，小说的阅读变得容易了。我们在地铁上不用再捧着一本书，拿着一个手机就行。我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读完了《静静的顿河》和《聊斋志异》，最近在重读《红楼梦》。当然了，拿着手机，更多的时候不是在看小说，是在看东看西。但即便没手机，我也不可能一直看小说。同样，那些本就不看小说的人，就是没手机，他们也不会看小说。
从写作上讲，我觉得新媒介时代让我们写作者看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这几年的非虚构盛行，或可归因于媒介的发达，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更多面向。但不管如何变化，人心不会变，之前的喜怒哀乐，隔了手机屏幕仍然是喜怒哀乐。但又不可能全然不变。就连“人”这个物种，都是在持续进化中的。
人类的情感，也会随着自身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吧？捕捉并叙述人类和社会的一切巨大或微末的变化，是写作的意趣和意义所在。
东：短视频和游戏的时代里，小说显得很寡淡。尤其是游戏，能让我们进入虚拟世界成为另外一个人，游戏洞悉人心和人性，刺激多巴胺分泌，称得上大脑的毒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尼尔·波兹曼就已预言：人类是娱乐至死的物种。我认同危机时刻这个说法，不过也很正常呀，一种文体既有兴盛便有衰落。所以并不以遗老自居，也无独自坚守之悲壮心情，喜欢读小说写小说，成了习惯和爱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在声光电的直接冲击、碎片化传播的便利形态面前，小说当然没什么优势。但看多了新媒介时代的热点消费、速生速朽，小说作者更应该清醒认识到小说何为。小说要寻求变化，要考虑受众，要多元传播，要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之所长，但不用张皇失措，对此我仍然坚持之前的观点。名著的影视改编大多失败，原本深刻认同和理解的人物通过影像呈现出来时，人物扁平了，逻辑莫名其妙了，内涵变薄了，情感不动人，两三个小时的视觉快餐，作为观者完全进入不了。有些艺术效果只能依靠文字的耐心和间接、文字的细密和低速才能实现，这是小说之长，也是小说应该自信的地方。
朱山坡：对小说而言，视觉媒体的冲击堪比洪水猛兽。但潮流不可逆转。小说家一直有危机感，大多数都是悲观主义者吧。影视曾经对小说制造过危机，但小说依然还活着。小说家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当然，最好的生存方式永远是写出牛B的小说。
默：八十年代，据说一个国企中百分之七十的人都订阅文学期刊，这是那个时代决定的，想想那种现象出现在当下也挺恐怖的。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让大众都接受是有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审美能力，而审美能力的培养又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但庆幸的是媒介的多元化发展，视觉媒体也好，影视作品也好，小说依旧是母体，所以小说家们还是得管好自己的领域，多想想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外界的干扰就随他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