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刚果这个国家，我们脑海中会立马联想到一些战乱的场景。自20世纪末开始的两次惨烈的刚果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得这种印象在国际社会中根深蒂固。
1996年，第一次刚果战争爆发，时任扎伊尔（刚果旧称）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ésé Seko)领导的政权被卢旺达和乌干达等国外势力支持的反叛军推翻，叛军首领卡比拉自立为总统。1998年，因卡比拉对迟迟不肯撤离的卢旺达驻军渐生猜忌，卢旺达军事势力反戈一击，刚果战火再起，此次战争又称“非洲的世界大战”，总共有9个国家、20支武装力量参战，超过100万人被迫流亡。
不过，在专注于非洲研究的学者贾森·斯特恩斯看来，这场灾难远远没有受到它应有的关注，《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都没有用多少篇幅来报道它。在《刚果战争》中，斯特恩斯不无犀利地指出，这是因为新闻媒体难以给发生在刚果的“恶”归类。“这里没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它是一场普通人的战争，他们战斗的原因也很复杂”。鲜明的正邪对抗叙事在此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密布丛生的“平庸之恶”：它们为政权的腐败、法治的匮乏、部族的冲突等等因素共同塑造。
这可能并不只是刚果战争遭遇的问题。对于距离发达国家遥远的非洲国家来说，发生在那里的战争可能普遍会遭遇这样刻板化的凝视。我们从各类媒介中接收到一些单一化的叙事，将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战争粗暴地归因为西方势力的干预或是本地人民的落后。而这样粗暴的态度，也存在于当下许多针对战争的国际援助中。斯特恩斯指出，当下由发达国家、国际组织主导的战争援助可能存在短视的问题。动辄对刚果进行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却忽视其最终落实的情况，依然也是一种冷漠的表现。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重建和发展来说，政府、地方精英、商业组织之间需要经过复杂的斗争和博弈，而国际援助机构需要更精细地考虑如何介入其中。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
作者: [美]贾森·斯特恩斯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刚果在许多游客心中留下了魔咒。很难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作家菲利普·古雷维奇(PhilipGourevitch)曾经写道:“噢，刚果!真的是满目疮痍。看着她、聆听她让人心痛。转身离去也让人心痛。”刚果的悲剧的确有些像车祸一样会吸引人的目光。九个国家的政府在像西欧一样大小的国土上混战，战士们徒步数千英里穿越雨林和沼泽。超过五百万人死于非命，数十万妇女被强奸。如果有什么是重要的，那就是五百万遇难者的生命。
可它重要吗?实际上刚果战争很少被看作复杂人性的产物。在西方媒体中，它要么被描述成悲惨的乱世——一团乱麻般的叛军集团在一个失败国家的废墟上为了矿产资源互相厮杀——要么被描述成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反面角色由卢旺达政府、国际矿业公司、美国政府或者刚果军阀中的一方或数方扮演。国际新闻以全世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报道关注反恐战争和相关的纷纷扰扰，却没有人有兴趣深入了解这场非洲冲突的根源，有兴趣关注五百万遇难者这样无法想象的庞大数字。能登上新闻头条的都是一些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新闻图片。
Post)的文章中写道，她听说过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从“一位妇女在一天之内遭到五十个男人的轮奸，到一位妇女被逼吃下自己死去的孩子”等等，同时《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一个女人“被一群暴徒绑架捆在树上，然后被他们反复轮奸。她说，那些人的行径令她难以启齿，他们曾在她面前活活剖开了一个孕妇的肚子”。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在这场战争冲突中，我们见过人吃人、年仅五岁的女孩被人用枪管和棍棒性侵、妇女被活埋等人间惨剧。记者有责任报道这些暴行，恐怖的惨剧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唤醒人们的良知。除此以外，深入当地的人道救援组织和医疗服务团队收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当地的幸存者重建自己的生活。
然而，这些呼吁和努力也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巩固了人们对刚果的印象:刚果暴力横行，乱象丛生，人们为权力和贪欲疯狂。对暴力恐怖的关注令人们忽略了造成这些冲突的政治因素和流血背后的深层原因。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黑人用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强奸和杀戮，我们可能会难以相信这场暴力冲突中有任何逻辑可循。我们会回到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观点:刚果会带你走进黑暗之心，走进无法解释和解决的混乱。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首先我们就得理解这场冲突本身。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要了解这里的政治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Seko，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扎伊尔总统()，曾在比利时部队服役，1958年加入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年任陆军参谋长、晋升上校，同年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接管卢蒙巴政权，任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卡萨武布，自任总统，元帅。此后致力于恢复刚果经济，提倡本国人名和地名非洲化。60年代政局稳定，经济增长。70年代后采取过激的民族化和国有化政策 ，政治腐败，经济陷入困境，1997年国内反对派武装夺取政权，流亡国外，死于摩洛哥。
在为本书做调查和下笔撰写时，在我心中始终挥之不去，也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领袖集团是多么缺乏远见和公德心。刚果人和外国人总是会问:为什么大多数刚果的政治官员都如此道德败坏?如果改变局面只能靠刚果人自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可能改变吗?
一次从刚果回到美国之后，我找时间到图书馆读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他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开始创作，这场战争使得整个中欧文明遭受重创，造成数百万平民死亡。它是政治斗争、暴力的地方主义、意识形态和贪婪人性在复杂结合之下的产物。数百个封建王国彼此征战不休，被天主教和新教的对峙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所分裂。这场战争中的雇佣军臭名昭著，他们无恶不作，谁出价最高，就为谁效力，为了赏金，将一片片地区变成废墟。历史学家通常用拉丁语“bellum se ipsum alet”来描述这一现象:战争以自己为食。对于这个概念，许多刚果的军队指挥官应该都能理解。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三年后完成创作的霍布斯有充分的理由对自然状态感到失望，他认为，自然状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在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的”。这一观点认为，向国家放弃个人权利—在霍布斯的著作中，国家的代名词是“利维坦”(Leviathan)—以换取保护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这是“社会契约”的概念被首次提出，为政府的统治和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刚果并没有一个利维坦，没有一个可以为公民提供保护，甚至垄断暴力的国家。“三十年战争”催生了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可刚果战争却不可能铸造一个强权国家。本书前面的章节已经清楚地阐述，刚果的政府孱弱无能，导致叛军集团不断滋生，到2010年末，叛军数量依然高达二十九支左右。这些武装集团就像美国在越南和伊拉克看到的那样，相互进行叛乱与反叛乱的残酷斗争，抢地盘，更抢对平民的控制权，而平民为了争夺资源和报复敌人，也被战争变得残暴无比。
刚果政府和社会并非一直如此孱弱不堪。15世纪，刚果中部和西部的大草原上开始形成拥有成熟治理体系的大型王国。当时的刚果王国位于非洲西端的大西洋沿岸，在顶峰时期，这个国家通过完善的税收体系，可以支撑两万名步兵和弓兵出征打仗，并且在葡萄牙、西班牙和罗马教廷派有外交使节。位于如今刚果国土中部的隆达王国和卢巴王国在与安哥拉接壤的大草原上发展出了一套成功的政府管理体系，政府以神圣的王位为权力中心，在整个周边地区都设立了地方管理部门。
然而，在那以后，刚果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政治分裂。从16世纪开始，欧洲和阿拉伯的奴隶贩子从刚果掳走了数百万名奴隶，致使敌对的王国之间因为这项利润丰厚的贸易爆发了毁灭性的战争，部分地区的人口严重短缺。之后，从19世纪开始，比利时殖民者肢解了剩下的大多数刚果王国，重新任命了数百名新酋长，作为殖民统治者与地方机构之间的纽带，没收了大量土地，并允许比利时官员接管传统酋长的许多权力和职能。他们成立殖民政府是为了掠夺资源，以及(在后来)为当地民众提供基础服务，但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意对其治下的公民负责。直到殖民统治的最后一刻，工会、政党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动员活动都在遭到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随后，殖民统治者把政府交给了毫无准备的刚果人民，让他们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一些律师和大学生。在比利时殖民政府统治时期，非洲人没有资格成为军队的正式军官，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全部由外国白人把持。与此同时，比利时出于商业利益和冷战政策的需要，为这一地区的军事强人提供了大量的外部支援，同时对本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打击镇压。
这一历史遗产对当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独立开始，从约瑟夫·蒙博托到约瑟夫·卡比拉，每个政治强人的目的都是夺取和维持权力，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负责的国家。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在刚果，一切都要由政治权力部门经手:最佳的商业机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对那些权力圈之外的人来说，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微乎其微。在这些当权者眼里，强有力的公共机构是对他们权力的一种威胁，会削弱对军队的控制力，从而无法维持他们对社会关键领域的牢牢把控，并且助长独立司法和国会对他们的钳制。
蒙博托和卡比拉政权最大的恐惧不在于国外势力的入侵—蒙博托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想到一个邻国会把他赶下台—而是内部的崩溃。他们甚至害怕自己的保镖或者是部长们会在背后给自己捅上一刀。如今的刚果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16世纪马基雅维利时期的意大利—它们的宫廷权力斗争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而不是21世纪的现代国家。
因此，刚果之所以始终缺乏具有远见的领导者，核心原因在于这个政治体制会奖励那些不计后果的莽夫，淘汰那些小心谨慎的领导人。他们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忠诚度而不是能力，他们更崇尚的是财富和权力而不是道德品格。像万巴·迪亚·万巴这样心怀善意(尽管被人误导)的政治领袖被孤立权力中心之外，而那些更狡猾的人则大权在握。金沙萨的大酒店是政客们社交和谈判政治交易的主要场所，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刚果人民的福祉根本不在这些人的考虑之列，他们热衷的只是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这并不是说刚果就没有意识形态。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这里到处是好煽动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早就恨透了“刚果作为中非的脚垫，每支随意来去的军队都要在上面把脚擦干净”这种耻辱。但是在刚果的政治体制下，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绪并没能催生出一个负责的领导人。唯一能够有效动员民众的手段仍是族裔身份，但在政府多年的压制以及对数代地方传统酋长的任命和替换后，甚至就连族裔身份的道德内核也早被剥离殆尽。这些以族裔身份为基础的团体，不论是政党还是武装力量，都只会为自己的小团体争取资源和利益，而不是为了公共的福利。这反而加剧了体制的腐败程度，因为那些族裔领袖会为了犒赏自己的支持者去贪污，占用公共资源和资金。
在欧洲，国家是通过战争、贸易和科技而形成的。那些无法征收足够的税金去养活一支大型常规军的领袖最后都被推翻了。战争需要靠纳税支撑，从而催生了大规模的官僚队伍去征收和管理这些税金。而在刚果，统治者们在组建强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方面并没有太大压力。多年来，蒙博托依靠外界的帮助镇压叛军，用现金或者商品收买来自南非的雇佣军或者摩洛哥、比利时和法国的军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他毫无必要—这一体系后来可能会成为滋生政治反对派的土壤—因为他可以从铜矿收益和外国支持者那里获得充裕的资金。
约瑟夫·卡比拉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私有化，并且加强了税务征收，但是他却对建立强有力的法治体系兴致寥寥，因为这会反过来让他束手束脚。就连基伍地区持续至今的暴力冲突也没有推动他对军队或者警察部门进行大的改革;对异见者，他更倾向于采取绥靖或者镇压手段，而不是推动建立一个公正自律的安全部门。国内的商业精英非但没有要求建立可靠和廉洁的政府，反而通常会攀附金沙萨方面的权力人物，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
《刚果：一个民族的史诗》
作者: (比) 戴维·范·雷布劳克
版本: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有这样一个贪污腐败、肆意枉法的政治精英团体，不是单单某一个人的责任。当然社会和教育问题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只要这些政治精英可以从当下的政治体制中获利，而这一政治体制又反对建立强大有效的社会机构，那么这个体制就不会发生什么有意义的变革。在外国支持和国内铜矿、油田、钻石矿产等高额收益的帮助下，当局感觉服务国内公民、推动可持续发展毫无必要。如果只会让自己感觉束手束脚，为什么还要费力劳神去成立什么国会、法院和审计机构?
在当前的局势下，国外的捐助机构应该认真考察其行为的长远效果和影响，慎重考虑对刚果进行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这些捐助人—主要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美国和英国—常常坚称这些资金是中立的，不会让那些政治精英团体直接受益。这个说法没错，因为这些钱大多数都被用来建造学校、公路、医疗服务设施和引水灌溉系统。但所有的经济发展援助都无法跟政治脱离干系。由于国际机构代替政府承担了大多数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刚果政府也就更没有压力和动力去满足国内公民的需求。
归根结底，法治社会不是靠财政部门的能力建设项目来建成的，而是要靠政府、地方精英和商业组织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来实现。国际捐助机构应该弄清楚如何才能尽可能负责任地参与这一局势，而不是一味地修路架桥、盖医院和改革财政体系。
但我们为什么应该提供援助呢?首先，这并非一种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这是我们亏欠刚果人民的。最明显的原因是几百年的奴役和殖民，以及对橡胶、铜矿和钻石等资源的掠夺，使得许多西方公司从中受益，比利时许多城市的建设资金也是来源于此。历史上的种种不公足以让我们在道德和良心上对这个国家感到愧疚，但我们不需要做到这个地步。
如今大多数在刚果运营的外国公司都有在股票市场上市，它们多是在欧洲和北美成立，或者从这两个地区的银行获得资金支持。这些公司中有许多都参与过有问题的交易，如果在其本国的话，这些交易行为肯定是被法律禁止的。大型矿业公司签署的合同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收益寥寥无几，并且据说都会给政府官员提供巨额回扣。小一点的贸易公司不经任何审查就从刚果东部地区购买矿产品，哪怕收益最终会流向交易背后的武装集团。因此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刚果人民从他们的资源和财富中受益，而不是被这些资源和财富所累。
对于刚果来说，困境没有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
这并不是说这场战争是由急于染指刚果财富的西方国家和政府推动的。我们并没有什么证据来提出这一指控。但是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许多公司，无论是刚果的还是外国的，都从这场冲突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不过，从中发大财的是一些相对较小的机构和公司—因为战争冲突将大规模工业化采矿和投资推迟了十年以上。同样，一些西方的外交官和商人确实从刚果各种腐败的交易中获利颇丰，但我们不能因此颠倒了因果关系，说是他们导致了战争。我们最多可以说，哪里有利可图，那些矿业公司就到哪里去，而在金沙萨的外交官们则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帮助这些公司在当地运作。问题在于监管的失灵;问题在于那些矿产行业的淘金者通过大规模的欺诈行为，利用注册在加勒比群岛的离岸公司，通过和刚果政府高层的腐败政客合作，谋得了惊人的利润，但我们却让他们就这样逍遥法外;问题在于西方政府毫不关心他们国家的公司在国外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其次，我们应该给刚果人一次机会，让他们决定到底如何对待自己历史上的暴力。在国际干预中，有一个典型的谬论，认为为过去冲突中的受害者讨回公道会阻碍当下的和平进程。外交官们一次又一次地逃避，不愿意组织一个国际法庭，指控和惩罚在这场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军方和政府人员。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到沮丧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听到幸存者们控诉没有任何人帮他们讨回公道—那些杀人犯没有被绳之以法，很多时候受害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被杀害后到底埋在了哪里。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刚果倒成了例外:塞拉利昂、科索沃、东帝汶、卢旺达以及前南斯拉夫，所有这些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最后都有法庭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然而在刚果，许多当年的施暴者依然大权在握，而那些受害者则只能默默地吞下苦果。
恰恰是由于之前的那些军阀依然当权，外国的外交官们才不愿意发起对他们的审判。这导致军队和政府中满是犯下整个罪行的罪犯，他们毫无顾忌，随时有重新拿起屠刀的可能。2010年10月，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联合国发布了一项报告，记录了1993年到2003年间这个国家发生的最为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并建议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处理这些问题。国际捐助者和刚果政府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针对刚果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这或许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刚果人民应该有权利了解过去战争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并把罪魁祸首绳之以法。二百二十个刚果的民间社会组织发文支持联合国的报告，呼吁召开会议讨论一套最佳的可行方案。这样的行动对精英阶层来说会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证明在这套政治体制中，逍遥法外并非永恒的主旋律。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罪已被遗忘。我们纯粹是不够关心。和许多刚果人一厢情愿认为的不同，奥巴马总统一早醒来吃早餐的时候并不会查看刚果的安全状况简报。总的来说，我们并不关心在非洲中部一场黑人们打的奇怪的战争。这种可悲的虚伪显而易见—1999年，北约派了一批五万人的精锐军队去了科索沃，而科索沃的国土面积只有南基伍省的五分之一。在刚果，联合国维和部队最多的时候只有两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亚地区，他们装备极差，也毫无意愿去开展高风险的军事行动。作为补偿，刚果收到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这只是对大问题的一种短期的缓解办法。
这种冷漠使得国际社会不愿多花一点心思去制定对待这一地区的相关政策。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对待乌干达和卢旺达事务的政策。整个冲突期间，捐助者的援助占了卢旺达全部政府预算的一半以上，乌干达同样高达三分之一以上。最大的捐助方是欧盟委员会、英国和美国，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因为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没有出手干预而略感愧疚。
除此之外，这两个中非国家在发展速度和降低贫困率方面都有令人赞叹的纪录:十多年来，国际援助分别帮助卢旺达和乌干达令贫困率降低了13%和20%。相比其他非洲国家，例如刚果，至少在这里，国际捐助者知道自己的援助资金被用在了正确的地方。
然而，这些捐助者都是目光短浅的。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卢旺达国内的发展和进步，但却对国境线另外一边正在发生的冲突和杀戮无动于衷。当卢旺达在1998年8月再次入侵刚果时，华盛顿和伦敦表示谴责，却并没有用强有力的外交手段或者经济制裁来对付刚果的这个邻居。“我们对卢旺达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前英国驻卢旺达大使苏·霍格伍德(SueHogwood)说道，“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在大屠杀之后重建家园。我们干预并督促他们改善人权问题，但他们确确实实是有国土安全方面的顾虑。”
卢旺达确实有安全方面的顾虑。卡加梅的一位政治顾问向我表述了一个典型的观点:“当美国在2001年遭受9·11恐怖袭击时，他们决定打击阿富汗，以报复该国收容发动这场袭击的恐怖分子。许多无辜平民在美国的军事行动中遇难。这难道不是非常不幸的吗?但有多少美国人对入侵阿富汗感到遗憾和悔恨?非常少。”
这种观点不会对不同情况下的道德处境加以区分。一旦我们确认哪些种族屠杀分子藏在刚果，那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对付他们，哪怕这些手段和方法并不一定真的是为了追究那些种族屠杀分子。为了对付这些人，难道真的有必要把基桑加尼毁掉吗?有必要杀害数万平民吗?有必要巧取豪夺成百上千万美元投入战争吗?
这一地区的决策者们在处理复杂局面的问题时，手里常常只有简单粗暴的办法。例如，在应对卢旺达难民危机时，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派遣一支国际军事力量解除难民营内的武装，将军人和平民区分开来。但这需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资金，而在经历索马里的混乱局面之后，联合国不愿意再卷入一场高风险的军事干预行动。
电影《上校夫人》剧照。
在缺少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局面下，处理难民问题，尤其是在卢旺达入侵之后，就像是戴着一双厚厚的隔热手套去做脑外科手术。由于数十万难民逃亡到了扎伊尔，美国驻基加利大使告诉自己在华盛顿的上司说，“我们能选择的最好的援助办法就是切断对那些杀人凶手的支持和援助，这样他们就会留下手中的人质，跑去寻找新的支持和资源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是在用廷吉廷吉的孩子们的生命去交换那些卢旺达孩子的生命，(因为那些杀人凶手回到卢旺达后肯定会大开杀戒)。”他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要切断对杀人凶手的支援，必须同时切断对平民的支援。
不加大投入，缺少足够的外交和资源支持，就没有办法维持和平。这种情况下，相关政策不仅无法奏效，还会导致各方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和政策来应对复杂的局势，从而造成更多的不良后果。
刚果战争不是由单个原因引起的，也无法用几张图表就能清晰地描绘出整体的脉络。就像一部古希腊史诗一样，整场战争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故事线—一些是英勇壮烈的，一些是肮脏腐败的，所有的线索混杂在一起，层层叠叠，不断变化，残缺不全，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它不是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它交织着复杂的人性。
我们没有理由绝望。如果说在对刚果进行了十年研究之后的我了解到了什么，那就是刚果人民无比坚韧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正如别具一格的刚果歌手科菲·奥隆米代歌里所唱到的这个国家:“这里就是人间地狱。地狱之火肆虐，我们却安然无恙。”有人可能会因为刚果人民经历的种种苦难认为他们会变得死气沉沉、怨天尤人。但他们没有。
对刚果来说，没有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也不会一夜之间就出现一个可靠负责的政府与和平盛世。这个国家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刚果人民手中。西方人也有自己的责任，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历史上亏欠这个国家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援助是符合道义的。这并不是说要把外国人的愿景和想象强加到刚果人身上，也不是说仅仅捐献一些食品和资金就足够了。这需要我们真正理解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理解这里的政治体系和脉动，然后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实现发展和稳定的环境。
原作者/【美】贾森·斯特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