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潜伏2》里的江虹是王静扮演的。

江虹，中共特工小组领导。 领导军统特工小组一次次化险为夷。最后，江虹的特工身份暴露，为了帮助方滔拿到蒋介石的特赦令英勇牺牲。

王静，山东诸城人，出生于1963年9月4日，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演员，海军大校。
1987年，凭电视剧《竹林街15号》中的黑玛丽一角，入围了第一届金鹰奖。2004年，出演根据周梅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反腐电视剧《国家公诉》中的"贪官"周秀丽。2008年因出演《英雄虎胆》的李月桂，获得年第20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最佳女主角奖。2010年， 凭借《走西口》中的淑贞，获得了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演员提名。2014年，因出演电视剧《波涛汹涌》的海砚兰，获得第1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演员提名。
代表作品《国家公诉》、《英雄虎胆》、《走西口》、《焦裕禄》、《剑谍》、《金玉满堂》、《门巴将军》、《故梦》等。

《潜伏2》又名《剑谍》，是上海蓝星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谍战电视剧，由姜伟执导，吴秀波、唐于鸿、白凡等主演。

该剧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法租界内，国、共、日、伪多方特工人员为争夺一分绝密文件“日汪密约”而展开的一连串生死搏杀。
该剧于2009年3月12日在武汉文艺频道首播。

——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四十六周年

        今年五月十四日是焦裕禄逝世四十六周年的纪念日，本文主要通过回顾焦裕禄在兰考县的战斗生活来缅怀这位毛泽东时代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焦裕禄是事迹得到广泛传扬并且考虑文章的连贯，开头对解放前焦裕禄的成长事迹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

一九二二年，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北崮山下一个农民家庭，但军阀连年混战和反动派的压迫并没有使这个被称之为“中农”的家庭过上“裕禄”式的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庭的贫苦不得不使小小的焦裕禄帮助大人分忧：严冬，他顶着寒风翻山越岭，到漫山遍野砍柴火；酷暑，他冒着烈日下地拔草间苗收割。在上了两三年学后便被迫辍学了。自从日本人占领了家乡后，焦裕禄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了，这期间，他做过帮工、煤窑小工，又和同村的穷哥们搭伙拉过煤，一天下来累得要死，可是工钱只有不到半斤的橡子面，面对着家里六七张嘴，无异于杯水车薪。焦裕禄看在眼里，难过在心里，拼命的干活补贴家用，可是对于改善家里的条件仍然于事无补。就在这样一个豺狼当道的旧社会的压迫下，焦裕禄的老父亲在地主的逼迫下悬梁自尽了，这年焦裕禄十九岁。

“屋漏偏早连阴雨”，在父亲死过后的第二年，焦裕禄这个家里唯一的壮劳力被万恶的日本鬼子抓到城里的牢房里，这里是鬼子“驯服”中国人民和拷打抗日志士的地狱，也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三个字，当听说这个“共产党”就是为穷人做主，帮助穷人打天下的时候，热血沸腾了，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找到这个“共产党”！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受尽折磨的焦裕禄在三个月之后被鬼子运到抚顺的大山坑煤窑做工，在这里每天劳动时间超过十五个小时，还要受到鬼子和贼工头的迫害。在和焦裕禄同住的二十三个难友三个月就被折磨死十七个。第二年，焦裕禄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回到了家乡，旧社会到处都是“人吃人”，逃出了日本鬼子的刀山，又掉入了地主资本家的火海。回到家后不久，依然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于是就告别了老母亲，带着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儿子背井离乡来到了江苏宿迁一个叫胡泰荣的家里当长工。这个年代就是“人死王八活”，这里的“待遇”一点儿也不亚于大山坑，焦裕禄患了重病，还要做工。连不到一岁的儿子也病饿而死！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听说家乡成了解放区就回到家里主动参加了民兵，担负起保卫家乡的任务。一九四六年春天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他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对敌的斗争，积极配合正规军作战。一次，焦裕禄率领民兵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埋下自制的石雷，但深受“土飞机”之苦的匪军始终龟缩在老巢中不敢出来。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他和几个民兵“深入虎穴”，在匪军据点的大路上埋下了连环雷后爬上附近的山坡上朝匪巢放空枪，敌人本想出去吓唬吓唬，气势汹汹的杀了出来。没成想中了我们的圈套，被炸得魂飞魄散。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进入到了最后的反攻阶段。焦裕禄被分派到河南开封的尉氏县宣传部当干事，不久就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支前完成后返回尉氏县直接领导了大营区的剿匪反霸斗争，起初由于土匪恶霸的肆意横行，深受其害的当地群众对揭发土匪有所顾虑，焦裕禄就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了解实情，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又采取了“分化土匪、依靠群众”的办法将当地的匪首黄老三揪了出来，依法判处死刑，农民出了口恶气，和共产党走的更近了……后来焦裕禄从农村调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直到一九六二年到兰考。

        一九六二年，正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这年六月焦裕禄从洛阳矿山机器厂调回到尉氏县，十二月来到“三害”（风沙、内涝、盐碱）肆虐的兰考县，就在他去县委报到的路上，看到沿街乞讨的孩子追着他要饭时下决心要彻底改变兰考的面貌。

兰考，当时一个人口三十六万的小县，是一个位于豫东沙地、黄河故道上的老灾区。以“三害”为代表的天灾给兰考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是以“五风”为代表的人祸更是悬在兰考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同全国一样，这里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路线；另一条就是以刘邓为代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其表现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五风”，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出现“五风”苗头的一九五八年就提出严厉的批评，“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刘邓在河南的死党吴芝圃大放“卫星”，擅自提高征粮的标准，为了政绩不择手段，不惜以饿死人为代价，对于勇于抵制“浮夸风”的各级干部进行无情打击，包括县长张钦礼的兰考县两千多名干部被扣上“右倾”的帽子，有的撤销职务，有的被押到监狱里。正像黎阳在《“持枪抢劫”与“持权抢劫”》中分析：“许多人饿死并不是国库无粮，而是官僚主义：把农民口粮征调一空冒充‘政绩’，农民绝粮，而附近的国库却是满的。饿死人并不是因为‘粮食减产’，而是因为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而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则是‘修养党’、‘精英党’‘党性’的产物：绝对服从上级要求，宁可老百姓无粮，也不伸手叫苦要求开仓放粮，而且严密封锁消息，拦截老百姓逃荒求生，以免有损“大好形势”，妨碍刘xx、邓xx的‘政绩工程’。”

        在形“左”实右路线和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一九六二年，兰考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三十六万人的兰考仅外出逃荒的来百姓就有一半！只要是那个时期过来的河南人有着清楚地记忆。面对这种是非之地，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去。

一个北风怒吼、风雪交加的晚上，县委会议室内灯火通明，上任不久的焦裕禄心情沉重的对在座的县委委员们说：“同志们，请大家跟我出去一趟，到车站看看。”那晚的兰考火车站挤满了正在等车去外地逃荒的群众。焦裕禄当着大家的面说：“同志们，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到外边去的。这不能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这个县的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有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回去之后，焦裕禄建议取消了县委干部的“特殊供应证”，反对干部的特殊化。（电影《焦裕禄》对这件事有着详细的描写，电影中的那个反对焦裕禄的“县长吴荣先”的原型应该是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等人。）在县长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给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而受到原县委书记王金壁、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迫害的两千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试想一下，如果焦裕禄能够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会是多么的高兴！他一定会亲自上阵，去造走资派的反！造刘邓官僚体制的反！！

        面对“三害”的肆虐，焦裕禄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他到受灾最严重的老韩陵、黄楼调研，亲自向老贫农请教，果然收到的不小的成果。“要想富，栽桐树。挖穷根，种花生（兰考方言为luo shen）”看着沙丘和堤埂，他有了一个设想，这些堤埂和沙丘可以植上树，防风固沙，三五年后，这里就会出现一片绿洲，附近的土地也会变成肥沃良田。看着洼地他设想到，中间深处可以养鱼，四周洼处可以栽上蒲，几年后就是个大宝坑！面对着碱地他设想到这里不仅仅能熬盐、熬碱，而且可以改造成良田！这就是焦裕禄对治理“三害”的初步设想。

“设想不等于现实”这是焦裕禄经常说的话。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抽出了一百二十名干部、农民和技术人员组成了风沙、内涝、盐碱三个专业组，深入到重灾地区，查风口、探流沙、找水路，研究灾害的规律。焦裕禄和除灾办公室的成员战斗在抗灾的第一线，住到农民家的草庵里向他们请教治理灾害的方法，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劳动群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号召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到农村参加劳动，体验老百姓的生活，做到真正的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张钦礼后来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调查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饥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终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

“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歇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然而在毛泽东逝世后，这种“三同一等”被诬蔑为“极左”、“对干部的迫害”，一些御用文人更是因为到农村受了苦，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文革的“罪行”，甚至还有个人编出了一本《牛棚杂忆》发泄内心极端不满，这些垃圾不仅仅是对焦裕禄式干部的污蔑，更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污蔑！

        城关公社的韩村，在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每人只分了十二两高粱穗。但是这年，韩村群众在自力更生，在荒坡野地中就割回二十七万斤干草，保证了牲口的粮草，又修理了农具购置的了架子车。

         秦寨所在的位置由于黄河决堤成了盐碱窝，根据老农民的建议，只有将全大队三千多亩土地地表以下两三尺深的淤土翻出来才能保证粮食的产量，于是秦寨全村社员齐上阵，一场大规模的深翻开始了……

赵垛楼全体社员采取“翻淤压沙”的方法，将地表下的淤土翻出来盖在沙地上，这样，即使有了再大的风沙也扬不起来，种植的作物免受了风沙的袭害，像一个大膏药贴在了沙地上。在汛期前抢修排水工程，开挖沟渠，终于战胜了内涝这个顽疾。在七季绝收后的六三年获得了第一次丰收，向国家交了八万多斤粮食！

那些在前些时间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家伙，从极“左”跳到了极右，在经济出现困难以后就在农村大肆鼓吹“三自一包”，瓦解集体经济。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实事求是”的代表，自己造成的苦难扣到了人民公社的头上，为解散集体经济鸣锣开道。在这种情况下，双杨树的社员自觉抵制住了这股邪风，依然坚持集体化的道路，焦裕禄知道后高兴的说：双杨树这种雷达不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值得学习！

        为了彻底的根治风沙，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大面积的植树造林开始了。经过一年多的造林，全县一万五千个沙丘被封，栽种的数目有七百四十二万株。

       “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这是焦裕禄临终前对儿女的遗嘱。

        在焦裕禄调到兰考前，他就患上了肝病，以他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推掉这份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老本住进疗养院疗养，但是焦裕禄作为一个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干部在人民最困难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另一条路——和三十六万兰考群众战斗在一起。

对于自己的病，他没有在乎，忘我工作的同时又忍受着剧烈了肝痛，实在受不了时就把脚踩在椅子上用膝盖顶着疼痛的部位，或者用茶缸抵着藤椅，一面顶着肝部，久而久之，藤椅被顶出来了一个大窟窿。张钦礼劝他住院疗养，他却说：“一住院，听到的都是病。跑进了病的圈子，轻病也能重三分，坚持工作，工作的乐趣可以驱除疾病的痛苦，这样对战胜疾病反而有利。”病魔无情，随着病情的加重，焦裕禄不得不从县医院转到开封市，又从开封转到郑州，之后又到了北京。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在弥留之际，他心里装的依然是老百姓：兰考的群众正在受苦，吃这么贵的药，我咽不下去。每逢有兰考的同志来探望他的时候，他总是不等人家坐稳，就开始询问县里抗灾的情况：泡桐种的咋样了？翻淤压沙工程搞得咋样了？五保老人救济没有？……一天，他把女儿叫道自己的病床前，留下了他对儿女的最后遗嘱：“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这就是一位毛泽东时代县委书记的遗产，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干部，何愁实现不了四个现代化？！反观现在的“公仆”们，怪不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怪不得“初级阶段要管一百年”、怪不得“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原来党变修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清晨，焦裕禄带着没用彻底治好“三害”的遗憾走完了他四十二年的人生。当焦裕禄的遗体被运往兰考安葬时，几十万兰考群众自发戴孝来悼念这位好书记，这就是公论。

        焦裕禄逝世后，直到一九六六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穆青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的名字才在全国传扬开来。说到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就离不开兰考县县长张钦礼。

张钦礼，一九二六年出生，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从小随父母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三年参加地下党。从一九五四年一直担任兰考县县长。一九五七年，一小撮右派分子在苏东事件的影响下，看到时机已到，便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要求“轮流坐庄”、“共产党下台”。所以一场反右派斗争在毛泽东的发动下开始了，毛泽东设想全国右派人数在四千到五千人，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那个人为了显示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一场“按指标抓右派”的“反右”运动下来全国共抓“右派”五十五万人，是毛泽东设想的十倍还有多！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更是不甘落后，凡是与他们意见相左的统统打为“右派”，张钦礼因不赞成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吴芝圃逼着各县县长“放卫星”，张钦礼当场发言道，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还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紧接着就是“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一九六零年底，张钦礼突破重围，冒死进京上访，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才将实情向他们和盘托出。后来，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之职，但仍受刘邓的保护，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将其揪了出来。随之张钦礼也被平了反，回到兰考县工作，但仍受吴芝圃的死党王金壁等人的排挤，直到同年十二月焦裕禄调到兰考情况才有所改善。

此后，焦裕禄和张钦礼并肩战斗，为彻底改善兰考的面貌奋斗着，直到焦裕禄逝世。一九六五年底，中央派人到兰考采访焦裕禄的事迹，张钦礼花大量时间介绍焦裕禄。而新任的县委书记周化民、宣传部长秦一飞极为不满，他们说：“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张钦礼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张钦礼据理力争，反问他们“下基层多少次、对老百姓关心过多少”。终于他的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报道出来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当权派们千方百计的保护自己的狗命，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为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为副组长，指鹿为马，倒打一耙，到处揪斗群众，把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一千二百多名干部打成“三反分子”、“反对焦裕禄”，到处游街。只要有群众他他们说话，不是被抓进监狱，就是被当街活活打死。他们炮制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指使党徒砸毁焦裕禄的墓地，把十万多册学习材料被付之一炬。焦裕禄生前树立的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而在几十里以外的开封市，坚决捍卫焦裕禄的开封“八二四”造反派正在受到保守派的围攻，这就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让群众有说话的自由，群众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中央，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四个红旗大队的社员、因抵制“浮夸风”受到迫害的干部他们组成了兰考卫焦造反派和以周化民、秦一飞为首的走资派（保守派）作坚决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宣布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等造反派是革命派。周总理接见了张钦礼。挑动武斗，打砸抢的保守派受到处理，镇压河南革命群众的何运洪做了检讨。张钦礼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书记、兰考县委第一书记，他领导的造反派捍卫了焦裕禄的旗帜。回到兰考，为在“白色恐怖”时期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继承了焦裕禄的遗志，领导三十八万兰克人民战天斗地，开展了“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仅一九七三年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危害兰考多年的“三害”在兰考彻底消失了。然而，随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逝世，“揭批查”运动开始了。一九七八年，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此时，兰考县突然划归给周化民盘踞的商丘市）。以“煽动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军”、“ 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编造焦裕禄事迹”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包括当年四个红旗大队党支书（除韩村女支书杨素兰逃出来之外）全部被捕，另外还有当年反对“浮夸”、跟随焦裕禄、张钦礼除“三害”的一千二百多名老中青干部统统被扣上“xxx”的帽子被捕判刑，很多人死在狱中，其中还有张钦礼的弟弟。与此相反的是，当年大搞“五风”，饿死人命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九七九年被彻底平反，邓xx在其悼词中说：“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一九七八年，在一片“拨乱反正”聒噪声中，当年的兰考县宣传部长秦一飞作为“饱受文革迫害”的老干部，升至开封市委副书记。他亲自下令将焦裕禄纪念馆关闭封存，焚烧大量的材料。并说：“焦裕禄精神早已过时了，焦裕禄的这个展览馆占地这么大，根本没有几个人参观，没啥存在的价值了，还白白养了一些人在这里面，不如把它关闭。”直到一九八九年“风波”过后，“毛泽东热”在神州大地兴起，焦裕禄纪念馆才重新开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在资改派理论的指引下，焦裕禄这样的干部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在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纪念焦裕禄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天的一切，绝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而是来源于在毛泽东时代千千万万焦裕禄、陈永贵、张钦礼这样的公仆带领亿万人民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要说“改革开放伟大成果”是我想到一个老工人在解释“为什么现在80、90后也崇拜起毛泽东来了”的话——“这要感谢xx同志这个‘好教员’”

焦裕禄的革命精神永存！

焦裕禄的旗帜高高飘扬，

焦裕禄的事业无限荣光。

焦裕禄的旗帜高高飘扬，

焦裕禄的精神永放光芒。

焦裕禄的旗帜高高飘扬，

高举焦裕禄的伟大旗帜，

奔向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方！

《焦裕禄》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县委书记的榜样》 穆青

《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韩德强

《“持枪抢劫”与“持权抢劫”》 黎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二篇第二十七节<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水陆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