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那时候很年轻,也很有想法。这么年轻就当上了皇上,挑选一个时尚的高级座驾就成了当务之急,就像今天人们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要说清楚,将选用哪款轿车作为国家的象征,是可以隐形的奔驰,足以摧毁萨德的红旗,还是能够防御核弹攻击的法拉利(广告上说,跑得快,所以不怕)。不过我又听说,教皇也许会偶尔开开法拉利,但上帝的座驾一定是赛麟,所以这款最昂贵的跑车也可以考虑。
其实东京城是有轿车的,只是和今天的有点不一样,看上去像一个个大型乌龟在地面上爬行,如果你想让它快起来,那就要多给钱,给的钱越多,它跑得越快。如果你把一布袋钱币倒在它的面前,它准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出去,而且不断加速,直到你猝死在轿车里。可是赵佶对这一类的轿车很不感兴趣。他不需要给钱,因为他是皇上,关键不是钱不钱的,关键是皇上喜欢畜生,远远胜过喜欢人,除了女人。据赵佶后人、历史学家赵宏杰考证,赵佶在当端王的时候的确是这么说的。
皇上说了,他喜欢畜生,不喜欢人。这句话再次被激活后,满朝文武除米芾外都说自己是狗奴才,这是自然,不在话下。现在要说的是皇上的坐骑问题。
这一天天高鹿壮,天空瓦蓝瓦蓝的,连一丝云彩都没有。一只麋鹿嗖地跑了过去,又一只麋鹿跑了过去,接着一群麋鹿追了过去,还有一只始终跟在赵佶的屁股后面,喷出一股灼热的气息,四个蹄子交替发出有节奏的金属的撞击声。远远望去,大街上、虹桥上、房顶上全是麋鹿。
经过一番角逐和比拼,赵佶挑选了一头十分高大威武的鹿王作为自己的坐骑。这家伙整天不合时宜地发情,像野马一样尥蹶子,像野牛一样哞哞乱叫,并通过圈地运动占领了大量的母鹿;它天生就是一副奇葩样:马脸,鹿角,骆驼脖子,牛蹄,驴尾,赵佶很得意地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五像五不像”。
赵佶很喜欢五像五不像,此外他还很喜欢得羊角风,一叫起来变成了一只山羊。此时如果他刚好骑在麋鹿身上,那情形就像一只瘦弱的山羊骑着高大的五像五不像,看上去十分滑稽。大家知道羊角风就是癫痫,是天才艺术家们很喜欢得的一种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著名的癫痫患者;和俄国人的自虐不同,赵佶每次得这种病都要改换一个年号,每一个年号都代表着一段独特的历史,这在世界历史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据《宋史补遗》记载,赵佶每次羊角风发作都和李师师有关。我们就从赵佶第一次寻找李师师说起。
听说京城出了个天下第一名妓,名叫李师师,赵佶决定微服出行去视察一下红灯区的工作。京城的红灯区主要集中在金线巷和花街一带,从皇城出来沿着汴河一直向西走,经过虹桥后向南拐,穿过笔直的香椿大街,再往前一点就到了。
由于路上麋鹿很多,赵佶骑着五像五不像走得不快不慢,首先来到了金线巷。这是京城最大、最高档的红灯区,在这里喝花酒的通常是有钱人和外国人。
不管怎么乔装,赵佶这身行头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只见那些鸨儿头上插花,脸上带笑,很快就把他围了个团团转。接下来的事情比较麻烦。这里的妓女太多了,个个长得风娇水媚,欲望的身体像鱼嘴似的永不闭合。一天下来,赵佶视察了不少女人,偏偏没有遇到李师师。
过了两天,赵佶再次微服出行前往花街视察。和上次的情形差不多,从花姿窈窕到流风回雪,赵佶见识了不少女人,却还是没有找到李师师。
回去后,他突然像山羊那样咩咩地叫了起来,见人就打,把皇后妃子和众多的宫女吓坏了。他让那些女人全部脱光衣服,光溜溜地躺在地上,结果铺满了后宫的广场。赵佶在她们身上打滚,从这头滚到那头,又从那头滚到这头。宫女刚要把他扶起来,他突然往后一倒,口吐白沫,那条龙还在那里矗立着。
太医一看,糟了!皇上得羊角风了!实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就从那堆裸体女人中间穿过去,给皇上又是扎针又是拔火罐,折腾了一通。结果都不见效。太医灵机一动,从五像五不像那里弄来一滩刚屙下的粪便,热烘烘的,敷在皇上的额头上和身上。没想到这一招挺管用,皇上昏睡一场,醒来后翻身坐起,好了。
对着满天繁星,闻着五像五不像那熟悉的屎粪味,赵佶很有感触。他很喜欢自己的座驾或者叫坐骑,打算用他擅长的给万物命名的方式来纪念一下。
上早朝是在五更时分,相当于今天的四点四十八分。
天空亮出了狗鼻子的颜色,大臣们陆续到了,米芾来得最晚,不对,比米芾来得更晚的是蔡京。这样说也不对,来得最晚的永远都是皇上。和往常一样,金銮殿内灯火通明,到处是一人高的大红蜡烛,宋徽宗赵佶身穿红色龙袍,头戴展角幞头,在宦官的搀扶下缓缓走到龙椅前,端端正正地坐下,整了整龙袍,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钟声响起,文武百官三呼万岁,行过叩拜礼之后,赵佶问站在前排的宰相蔡京:
“朕的年号叫啥来着?”
“回禀陛下,当今圣上万岁爷恁的年号是建中靖国。”
“听着,从今儿个起改名叫麋鹿。”
坐在龙椅上的赵佶和平时不大一样,平时说话声音柔和绵长,此时惜字如金,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至于为什么改年号为麋鹿,大家没有多问。谁都知道,东京汴梁的麋鹿多,鹿意味着吉祥、福禄多多,皇上又选了一头麋鹿当坐骑,那就更不用说了,麋鹿简直就是神鹿。其实赵佶并没有想这么多。哈姆雷特说,他曾经无数次地把我驮在背上。赵佶也是这么想的。
改年号可不是闹着玩的。麋鹿元年,宋徽宗赵佶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包括东京城的改造等一揽子计划。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艺术气质的一位君王,赵佶很善于打破艺术和现实的界限,比如他喜欢这么说:
“墙?让它动起来!”
人们猜测,圣上的意思大概想让京城变得更灵动,一来可以灵活应对辽兵和金兵反复无常的侵扰,二来可以提高京城的国际知名度。具体地说,假如用麋鹿代替城墙的话,就可以让墙动起来,进而还可以让整个东京城动起来,让它的边界变得无限模糊。好像有人说过,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未来城市的主要特征。
赵佶有很多有意思的说法,比如“像麋鹿一样思想”,很多人一听就开始吃素、练长跑,而国子监的老师百里饭牛的理解是:像原野一样思考,眼界要开阔;女人要多,做爱时有没有体香很重要;野性十足,敢于顶撞;像风一样自由;不要一辈子蹲在一个茅坑上拉屎,等等。
也有些口号比较费解,比如“行政人员要像麋鹿一样办公”,领导们纷纷猜测圣上的意思,估计是行政人员要在上班的时候到处走走,多吃零食,允许免费发呆,而老百姓在干活时发呆是要交税的。那种新税种的名称叫“发呆税”,属于行为税的一种。类似的还有“放屁税”,也是行为税的一种。因为放屁会释放二氧化碳,释放二氧化碳就会污染空气,其中牛屁最臭,释放的二氧化碳最多,所以大宋律例规定,每头牛每放一个屁须缴税十文钱,假如没有人代牛交税,就把牛拉出去杀了。麋鹿就不一样,爱干净,很少放屁,所以渐渐成了养殖业的首选。
麋鹿多了,用麋鹿做生意的人就会多起来,有骑在麋鹿身上耍把戏卖艺的,有骑在麋鹿身上拉皮条的,也有把麋鹿当作活动的衣架叫卖衣服的,那时候的东京城简直就是一座建在麋鹿背上的城,每天随着麋鹿的游移而游移,随着麋鹿的起伏而起伏。难怪残本《北狩记》说,建在麋鹿背上的东京城是史上最轻灵的城。
就在这座轻灵的城市里,有一个行当不可不说,那就是闻名遐迩的麋鹿行——这个行当不仅和麋鹿有关,而且和人们的想象力有关。
那时候京城里的麋鹿出租生意很是红火,人们用篱笆围起大片的草地,里面当然全是麋鹿,丈八高的杆子上挑着丝带飞扬、红边绿面的幌子,上面绣着“麋鹿行”的字样,字体不是绣上去的,而是学着赵佶画鸟点睛的方式——把松香和虫胶树脂熬成火漆滴上去,字体顿时呈现出凹凸闪亮的视觉效果。这些幌子在京城外围随处可见,所以有人说,东京汴梁是一座被麋鹿围起来的城。
既然是出租生意,计算时间显得尤为重要。一般的做法是,幌子下面通常摆放着日晷和水钟,出太阳了,根据日晷判断时间,不出太阳就根据水钟判断时间。也有的干脆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只时间沙漏,这样可以不受天气的影响。
为了提高计时收费的效率,有人开始使用多功能木偶钟,这在钟表史上算得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最先发明木偶钟的正是国子监的老师百里饭牛,此人不仅擅长嫖妓,还是一位探究时间问题的高手。
(他)搞这么多设计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拿到现钱,然后带着它们去找李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