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的三个维度及其当代传承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 黄乔生
因为从事与鲁迅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我时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鲁迅精神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学习鲁迅？如何阅读鲁迅？
鲁迅精神是鲁迅一生的操守和功绩的凝聚。作为文化巨人的鲁迅，他的精神有多种表现形式。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总结出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一是政治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二是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三是牺牲精神，他在民族危机关头，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提出“三家”和“五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如此伟大的精神力量，如此崇高的人格魅力，鲁迅对后世的感召可以想见。鲁迅像灯塔一样照耀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前进之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鲁迅精神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鲁迅文化遗产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每个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在阅读鲁迅时都会产生独特的感悟，从鲁迅的文章和生平中凝练出爱国、热情、诚实、爱憎分明、硬骨头、自省、立人、勤奋等品格，总结出韧性的战斗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服务精神、重视人的发展的“立人”精神、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等。这些精神品格外铄出多种维度，可以归纳为三个“面向”，即面向国家和民族、面向人民大众、面向世界。
鲁迅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的批判和反省根植于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社会进步的信心。他的论断和批判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全面、深刻的认识；他的批判也含有严厉的自省精神。对于现代中国，鲁迅的文化和社会批判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性资源。如，鲁迅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考和论述都非常深刻；他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也很准确，《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文章，今天读来仍能给人们深刻的启示。又如，鲁迅针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发表过很多重要论述。中国需要改革，改革需要深入，直到今天，改革也是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究竟如何改革，如何找到改革与现实的契合度？对此鲁迅曾说过：“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人要改革。”切中肯綮，对今天的改革者认清形势，找到改革的推动力和突破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鲁迅并不只是批判外在的社会、久远的历史，他更注重自我解剖。自省、反思，是鲁迅文化思想的一大特色。批判旧文明、旧制度、旧习俗，固然是一个民族在其前进道路上必须做的清除工作，但更需要审视自身，找出自己思想行为中的缺点和黑暗，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以严肃的自我解剖精神，反思自己所生长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进步的关键所在。
韧性是鲁迅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鲁迅持之以恒地追求目标，锲而不舍地学习和工作，他的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韧性、耐心和毅力。鲁迅的战斗精神持久有力，给人的印象极深也极为鲜明。人们都记得他那副有名的诗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提起鲁迅，人们就想起他的照片，目光犀利、眉宇凝重、头发直竖，还有那规整的隶书“一”字型胡须，那种严峻、一丝不苟的气质，令人印象深刻。
鲁迅的很多文章带有投枪匕首的风格，脍炙人口。这种永远进击的战斗精神，在当代也是需要的。解决社会问题，改革体制弊端，发展经济文化，没有韧性的战斗精神，是难以成功的；否则即便取得一时的繁荣，也难以持久。这是鲁迅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鲁迅一生，坚持在文学领域孜孜矻矻，辛勤耕耘，30年间创作300万字，翻译300万字，笔记手稿、金石辑校、美术收藏都十分丰富，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的成就还会更大。在同时代人中，他在新文学领域坚持最久，用功最多，因此，新文化运动诸先贤，虽各有建树，都足称名家，但以鲁迅的影响最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自己的文学实绩彪炳史册。五四运动前后，他以文学创作亮相文坛，便立即得到新文化同人的高度评价。这个成绩的取得，其实也是他长期坚持的结果。从少年时期的深厚的文史修养，到日本时期广泛阅读东西洋文学著作，从严肃认真地翻译外国文学，到工工整整地辑录古代金石碑拓，没有多年在寂寞中沉潜用功，就不会有爆发的壮丽辉煌。文学革命阶段成名后，鲁迅虽然经历了“荷戟独彷徨”的时期，在寂寞的文苑独自游走，但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继续翻译创作，不但写了大量散文，更针对新的形势，适应新的阅读需求，写作了大量杂文，在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代里，以笔为投枪匕首，塑造出独特的“战士+文人”形象。
文学，是为了社会和人生的。对鲁迅而言，社会是中国社会，人生是人民大众的人生，这便是他的文学服务的对象。因此，鲁迅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是启蒙的文学。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他还引用鲁迅《自嘲》诗中“横眉俯首”一联，建议大家当作座右铭，并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学他“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根本宗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广大民众的根本诉求。鲁迅提出尊个性、张精神，强调人格平等，提倡独立自主意识，其意正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饱含着对人民大众的关爱和期望。
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正因为看到这种文化的弊病，他大声疾呼，严厉批判，深刻反省，寄希望推陈出新，促其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学习鲁迅的文学和思想，要充分认识到，鲁迅具有开放包容的思想，不狭隘，不偏执。
鲁迅的文化修养是中西融合的。他一生自留学日本开始，翻译了几十个国家的100多部作品；他提倡新兴版画艺术，为中国美术的现代化指引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他晚年住在上海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交汇的环境中，充分感知世界性，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互鉴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鲁迅提出“拿来主义”的文化主张，虽然偏重于引进优秀文化，但也注重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如何适应时代发展。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是鲁迅一生一以贯之的理念和实践。他青年时代就在《文化偏至论》中对中国要建设的新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在《拿来主义》中，他既反对“闭关主义”，也反对“送去主义”，而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其中含有一个主动选择、自我更新的过程：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当前，我们面临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重大任务。换言之，就是要对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融合中外，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鲁迅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师，在这方面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鲁迅。他并没有过时，也没有退出。我们不会淡化鲁迅，更不会赶走鲁迅。鲁迅的名篇佳作仍然像过去一样收录在今天的中小学教科书中，滋养着新时期的莘莘学子。
今天我们阅读鲁迅，应该与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与了解中国现实结合起来；阅读鲁迅，还要系统阅读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汲取其中的丰富养分。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但指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包括20世纪以来的优秀文化资源，鲁迅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传承鲁迅精神，我认为首先要阅读鲁迅的作品，如果没时间读《鲁迅全集》，可以选择读选本，读代表作。阅读鲁迅作品，除小说、散文之外，还应该特别注重杂文，通过杂文掌握鲁迅的思想方法，认识他的思维方式。说鲁迅不好懂、过时了，不过是一些没有耐心或者不愿意读鲁迅的人的借口。只有阅读鲁迅、了解鲁迅，才能真正走近鲁迅，才会独立思考，才能对那些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说法有分辨力和抵抗力，也才能更好地传承鲁迅精神。
阅读鲁迅，还要扩大阅读范围，特别要注重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更须注重美育。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在《读书杂谈》中他特别告诫青年学生：“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文化巨人的心胸，诚然是博大的。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锡荣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鲁迅先生。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评价鲁迅为中华民族“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时隔一年，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现代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又把鲁迅定位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价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对鲁迅有如此高的评价，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
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鲁迅就与多位党的创始人有过交往。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他们在北京时定期开会讨论编辑工作，彼此欣赏，甚为相得。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就是由于陈独秀的极力鼓动才编辑出版的，也正是这本小说为鲁迅带来了巨大声誉，奠定了他在新文学界的崇高地位。而鲁迅对陈、李二人建党时期的活动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1920年，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分道扬镳，提出在《新青年》上发表“不谈政治”宣言，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发表宣言，支持了陈、李。同在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鲁迅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一直到晚年，鲁迅对陈、李那一时期的活动都有高度评价。1933年鲁迅为李大钊的公葬捐款，并为《守常全集》写作题记，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与鲁迅虽然失之交臂，未能见面，但精神的共鸣早已建立。鲁迅的《阿Q正传》引起了毛泽东深刻的思索，后来他多次谈及：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多次同冯雪峰谈起鲁迅，加深了他对鲁迅的了解和理解；1936年鲁迅编辑出版了瞿秋白的翻译作品《海上述林》，特地寄赠毛泽东等人最精致的皮脊本；1938年刚出版不久的《鲁迅全集》就摆上了毛泽东延安窑洞的案头。
1926年鲁迅南下后，与共产党组织有了直接联系。同年10月，广州的中共党组织积极邀请身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年初，鲁迅来到广州并任教于中山大学。3月，他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会面。4月，鲁迅为营救被捕的大批青年学生竭尽全力，但终未成功，这让他十分愤懑，因而坚决辞职。10月，鲁迅到上海后，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1931年，赋闲的瞿秋白与鲁迅第一次通信，二人逐渐建立起深厚友谊。鲁迅与瞿秋白虽然年龄相差18岁，但他们却如磁铁般互相吸引，一开始就以同志相称，从书面交流到当面畅谈，从文学、翻译以及文字改革到中国文化发展、中国社会革命问题，几乎无所不谈。鲁迅为瞿秋白提供避难所，瞿秋白为鲁迅编《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两人还合作撰写杂文，合作编辑《萧伯纳在上海》。1934年年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前，鲁迅留他彻夜长谈，并把大床让给瞿秋白睡，自己睡地板。次年瞿秋白被捕，鲁迅竭力营救不成，为之编印《海上述林》。此外，鲁迅与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周扬、吴亮平等中共党员都有联系。在中共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后的艰难日子里，鲁迅还与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邓洁见过面。
在上海的中共党员中，与鲁迅接触的人里最著名的就是“左联五烈士”。鲁迅与他们的忘年交谊正是他与普通共产党人关系的缩影。鲁迅给予他们以多方面的指导，他们的奋勇精进，也给鲁迅以信心和感动。鲁迅在上海与陈望道、茅盾等早期共产党人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很多共产党人被捕后，鲁迅都曾参与营救。除了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参与营救陈赓、廖承志、罗登贤等，鲁迅还营救过作家艾芜、草明、黄素等很多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旗手
鲁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是一个巨大的存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鲁迅被推为领衔者之一。这个团体的宗旨是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从性质上说几近政治组织。鲁迅虽然不太赞成其过于暴露的活动方式，但还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在左翼作家联盟中，鲁迅是唯一公开宣布自己是左联成员、并为左联发声的作家。在打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搏击中，鲁迅的笔是公认最锋利、最富于杀伤力的匕首和投枪。
他还是左翼新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和建设者，创造了杂文这种文学形式，编辑了多个左联的机关刊物，主导了左翼美术运动。鲁迅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各项政策，例如他所作的《“友邦惊诧”论》，既痛斥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卑躬屈膝，喊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他的一支笔抵得过千军万马，所向披靡。这就是为什么一本书、一期杂志或一张报纸上面只要刊登了鲁迅的作品，就会不胫而走，为什么鲁迅逝世后民众献给他“民族魂”的旗帜，为什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称鲁迅是领导“拿笔杆子的队伍”的“鲁总司令”了。直到左联解散，鲁迅还公开宣称：“‘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要知道，当时左联是被当作共产党对待的，宣称自己是左联成员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捕被害。鲁迅因此遭到通缉，但他毫不畏惧，甚至到晚年还拒绝解除通缉，宁愿带着通缉令死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左联是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那鲁迅就是当之无愧的旗手。基于这些事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毫不为过的。
鲁迅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从旁观到同情，从支持到参与，从感同身受到竭力营救，终至公开站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时，鲁迅虽然与陈独秀、李大钊交厚，但在建党的问题上基本置身事外。1927年大革命失败，使鲁迅对国民党心生厌恶，对共产党深抱同情。左翼文化运动爆发时鲁迅领衔加入，左联五烈士事件发生，鲁迅痛彻心扉。此前此后大批共产党人被捕被害，鲁迅竭力营救，以至公开站队。1936年，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宣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掷地有声的宣言，旗帜鲜明地宣告了鲁迅的政治站位和立场，他是完全站在共产党一边的。这宣言给共产党人带来的鼓舞，给国民党当局带来的杀伤力，都是不可复制的。晚年鲁迅对共产党已是休戚与共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未来充满信心。
共产党早已把鲁迅看作不在党组织的共产党人，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32年年底，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从苏区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找到了鲁迅，鲁迅为他联系上了中共中央。1935年中共北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又派人到上海通过鲁迅找到党中央。1936年中共中央派人到上海重建党组织，首先找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因为中共党组织相信，鲁迅是绝对可靠、绝对可信任的。
中共党组织曾经考虑吸收鲁迅入党，但经综合考量认为鲁迅留在党外发挥作用对党更加有利。1936年7月，张闻天、周恩来在写给冯雪峰的信中说：
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你的老师”就是指鲁迅。“送的东西”是鲁迅送给毛泽东等人的火腿和围巾等。从这样的语气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种无保留的信任，一种战友相互致敬、相互鼓励的深情。这也就是为什么1936年中共中央的机关刊《斗争》把鲁迅、茅盾的贺信刊登出来；为什么鲁迅逝世后，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共中央在陕北为鲁迅举行千人追悼大会；为什么共产党为纪念鲁迅率先建立了鲁迅师范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改名为鲁迅图书馆；为什么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高度评价鲁迅，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直到晚年还多次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钱念孙
鲁迅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人来说，仿佛阳光洒落到山林间，不论是头顶烈日脚踩阴影在山道上行走，还是寻找一片树荫小歇以躲避骄阳的照射，你都能感到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都会有形无形、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于我而言，在十来岁到20多岁最渴望读书的岁月里，其他书籍都闹“书荒”难以寻觅，唯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和《呐喊》、《彷徨》等鲁迅作品唾手可得。一本《鲁迅语录》，不知翻开又合上多少遍，说有多少理解自然是不可能，只不过是记住了“痛打落水狗”之类的只言片语。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除了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之外，还去听李顿先生开设的鲁迅专题讲座。一个学期颇为精彩的讲座听下来，连带细读了一些鲁迅小说及杂文名篇，“鲁夫子”的轮廓在我心中逐渐由模糊变得稍微清晰起来。
与其说这是我认识鲁迅的过程，毋宁说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体验：既对他凛然孤傲和坚韧不屈的人格形象肃然起敬，佩服他作为一代伟人的睿识和洞见；又为他常常不被时代和同辈理解而遗憾惋惜，对他性格的执拗和内心的痛楚及无奈，感到惊诧与叹息。随着年岁增长，有时重翻鲁迅著作，体悟他当年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忧患意识、直面惨淡人生的左冲右突，暗夜里近乎绝望的长歌当哭，以及诸多无可奈何的感慨和隐忍，我越发感到他的博大精深和丰赡复杂。这篇小文，当然无法勾勒鲁迅的全貌及其丰富而隐秘的内心世界，只能挂一漏万地谈谈他的侠骨与柔肠，以期从一个侧面略显其神采。
所谓侠骨，常指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性格和气质。电视剧《水浒传》里《好汉歌》中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以及人们常说的“仗义执言”“拔刀相助”等，大约体现了民间对豪侠义士的印象。
鲁迅年轻时就确立了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颇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侠肝义胆。1902年，21岁的他留学日本，曾写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篇，誓言要唤醒和改变风雨如磐的故园，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首诗，首开鲁迅以笔为剑刺破笼罩中国夜幕的先声，表露他年轻时确立的人生目标和志向，为其毕生执著追求、不懈奋斗奠定了基调。
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最具实力和实绩的主将，鲁迅的豪侠义举首以小说和杂文为武器，向封建“铁屋子”发起勇猛冲击。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更以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揭露封建社会“吃人”本质，控诉宗族制度和传统礼教对人精神的戕害。他随后创作的《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祝福》等作品，尤其是1921年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阿Q正传》，通过对社会底层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描写，将他们不幸的生活遭际、麻木的精神状态、悲凉的命运结局和盘托出，生动而精准地刻画出当时国民的魂灵，寄寓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和愤懑。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如果说鲁迅小说是驱散社会阴霾的长枪大炮，那么他的杂文则是刺向旧营垒的匕首投枪。翻开鲁迅十多本杂文集，犀利的评论、无情的批判、不屈不挠的论战，“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的锋芒英气逼人。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里刻画的“真的猛士”的形象，可以说是鲁迅作为文坛斗士，为民族和社会改良进步“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写照。
更为可贵的是，鲁迅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升级，他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发表在《京报》上，支持学生正义斗争，后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教育部佥事职务。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他因撰文抨击段祺瑞政府罪行而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远赴厦门。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他以中山大学教务主任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被捕进步学生，遭遇掣肘而愤然辞职。1931年1月，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杀害，他不仅义愤填膺地吟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诗句，还写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多篇文章纪念，尽管面对受牵连遭追捕的威胁仍无所畏惧。
如此豪侠义举，在鲁迅可谓指不胜屈。以其对世事的洞明，他完全知晓做此类事的后果，也完全可以躲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或安心在校园里教学和写作。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目的如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所说：“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中国及青年一代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正是有着这样坚定而崇高的信念，他临终前在《死》这篇带有遗嘱性质文章的最后，以豪侠义无反顾的语气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不过，鲁迅绝非只有刚毅、冷酷、严峻、硬气的一面，他作为眼光深邃、情感丰盈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也有宽和、热情、怜悯、柔软的一面。并且，他柔肠百转的细腻和情深，与其侠肝义胆的刚强和勇毅一样鲜明突出，恰如江河水流，既能平缓如镜，又能汹涌澎湃，只是因时因地不同却又源自一体，既彼此衬托又相互为用。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对人对事责之深，往往是因为爱之切；而对其爱之切，则多半会责之深。鲁迅诗词里许多夫子自道的名句，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等，无不深切地呈现了他兼具侠骨与柔肠的人格和性情。
与鲁迅交往颇多的记者曹聚仁，在其1956年出版的《鲁迅评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迅和弟子孙伏园一次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到300元酬金，鲁迅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随后，鲁迅得知陕西易俗社经费紧张，就决定将这钱捐出去。西北大学的工友照顾非常周到，鲁迅也决定多给他们一些酬劳，但其中另一位也来讲学的朋友不赞成这样做。鲁迅当朋友面没说话，退而对孙伏园讲：“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从这件平凡小事一波三折的细节上，足以看出鲁迅不仅对人对事具有深广的同情心，而且精神上保持洁身自爱的高洁品德。
鲁迅的柔肠百转，还特别表现在他对青年文艺家的扶持及与他们的友谊上。他于1925年发起成立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为宗旨的未名社，热情推介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等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的作品，在文坛传为佳话。萧红、萧军、叶紫、艾芜、徐梵澄等青年作家遇到迷茫和困难，常向心中的偶像鲁迅求教。鲁迅尽管异常繁忙，但还是抽时间与他们通信和会面，为他们的作品写序并帮助出书。萧红、徐梵澄等人的回忆文章，字里行间无不透溢着鲁迅高大形象的亲切与温暖。尤为凸显鲁迅为人诚挚和深情者，当推他与瞿秋白的交往，以及瞿秋白死后鲁迅为祭奠亡友而表现出的超凡绝尘的风仪。
鲁迅与瞿秋白1932年才在上海初次相见，但交谈之下，彼此都相见恨晚。1933年盛夏，瞿秋白编选一册《鲁迅杂感选集》并作长篇序言，第一次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客观、准确、全面的阐述，对鲁迅的创作历程和思想演进轨迹，作出清晰的梳理和精当的分析。鲁迅作为变革时代创建新思想和新艺术范式的一代高才，时有单骑绝尘、知音难觅的孤独和寂寞。他读了序言，大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欣喜和快慰。他挥毫写下饱蕴深情又别具境界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送给瞿秋白。
1934年年初，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奔赴江西苏区工作，临行前特地到鲁迅家中道别。鲁迅依依难舍，长谈至深夜，坚持留其在家过夜。他执意将床铺让给年轻近20岁的瞿秋白，自己则睡在地板上，以表尊重和惺惺相惜之情。谁料此次惜别竟成永诀。1935年2月，瞿秋白转移香港的途中，在福建长汀被捕，而后慷慨就义。噩耗传到上海，鲁迅悲痛欲绝。他跑到冯雪峰家里激愤地说：“我决定编一本秋白的作品集，作为一个纪念，一个抗议。一个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此时，鲁迅的肺病已经比较严重，离其1936年10月去世仅剩一年多时间。但他以抱病之躯，坚持工作，把瞿秋白的翻译文稿一一整理编选成两大卷近60万字的《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诸夏”指全国民众，“霜”取瞿秋白原名瞿霜之字，“诸夏怀霜”即寓意全国民众怀念瞿秋白。《海上述林》编妥后，许多印刷厂怕惹麻烦不敢承印。鲁迅找同乡老友、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帮忙，在美成印刷厂打出纸型，然后托友人内山完造辗转送往日本印制。此书用重磅道林纸精印而成，配有玻璃版插图，以皮革镶书脊，书名烫金，极为精美。
鲁迅晚年居住在上海，高强度不间断写作所得稿费和版税，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可以说每一个铜板都是其呕心沥血的结果。《海上述林》不论是编选校对、装帧设计，还是购买纸张、联系印刷，包括广告拟定、推广宣传，全是鲁迅亲力亲为，一手包办。这不仅需要承担不小的经济压力，更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对于一位重病缠身且肩负家庭生活重担的文人来说，如此付出意味着什么，鲁迅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义无反顾，知其不宜为甚或不可为而拼力为之。这种几乎是赔上身家性命、不图回报，只为祭奠一个逝者的奉献，世间几人能够做到？
嗟乎！古有“季札挂剑”之美谈流传青史，今有鲁迅为亡友编书之佳话谱写新篇，其“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深情和厚德，能不令人感佩哉！
北京日报社原编委 李乔
《祭书神文》，是鲁迅先生青年时写的一篇祭祀文字，录自周作人日记所附《柑酒听鹂笔记》，收入《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补编》。
祭文有小序、有正文，云：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絪緼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蠹鱼。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漆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蠹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惙惙以心忧。宁招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祭文实际是一首骚体诗，可见青年鲁迅深受《楚辞》和《文选》的影响。文中含有许多关于书籍文墨的典故，行文既庄严且潇洒，一派读书人气息，可见青年鲁迅的知识储备之厚，古文根底之好，情怀之高洁。祭文中似也含着一点幽默。
近年来，常有研究鲁迅的文章提及这篇祭文，但都没有足够的解说，少数几篇专门介绍这篇祭文的文章，也都是从研究诗歌的角度来谈的。笔者拟换一角度谈谈有关这篇祭文的几个问题。
从一些谈《祭书神文》的文章看，鲁迅好像只是单纯写了此文，而并未亲身祭祀，是为写而写的，甚至有文章说“是戏作的”。我看并不是这样，鲁迅应是亲身祭了神的。
这篇《祭书神文》是一篇实际使用过的祭祀文字。这从小序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呈上祭品，念诵祭文，鲁迅确实是祭了神的。但也许有人会怀疑，祭文可能仅是书面文字吧，只写不祭也是有可能的。不错，实际生活中也许存在那种只写不祭的情况，但《祭书神文》不属此类。
读读周遐寿（即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一书中的有关章节，更可以推断鲁迅确实是亲身祭了书神的。此书的第一部分《百草园》中有一节是《祭书神》，专谈祭书神事的：
旧日记从戊戌年写起，戊己两年的除夕没有什么特别记事，庚子年稍详，文曰：“晴，下午接神，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才兄作文祝之，稿存后，又闲谈至十一点钟睡。”
文中所引是周作人自己的日记，是庚子年除夕即公元1901年2月18日那天的。日记中所说的“豫才兄”，即鲁迅。细读这天的日记可以看出，从接神、拜像、辞岁，到祭书神，都是一件一件实际做过的，日记是据实记录的。关于拜像、辞岁二事，《鲁迅的故家》里还有详细的说明。“饭后祭书神长恩”，周作人日记里的这句话，是明明白白的，可以与《祭书神文》小序中的“祀书神长恩”一语互相印证。鲁迅不仅祭了书神，而且祭祀的时间也是严格按照绍兴习俗于除夕之时办的，并不是自己随意定的。况且，祭祀书神者，不只有鲁迅，还有周作人，《祭书神文》小序中说的“会稽戛剑生等”，就包括了周作人。周作人是以祭书神的亲历者的身份写下日记中的那些话的，所以他的话是可信的。
鲁迅祭祀的书神是怎样一个神呢？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祭书神文》注4引明人笔记《致虚阁杂俎》云：“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鱼不蛀。”可知这个书神名叫长恩，又叫“司书鬼”，其神职是掌司书籍不被鼠啮虫蛀。从“司书鬼”的“鬼”字来看，这个书神似是由某人死后变化而来的，但不知其具体来历。
据笔者查考，《致虚阁杂俎》中这段关于长恩的文字，早在宋元时人欧阳玄所著的谈鬼专书《睽车志》中就有了，这是所见最早的关于长恩的文字。这表明，至晚在宋元时代就已有祭祀长恩的习俗了。明清文献中，除了《致虚阁杂俎》，明人张岱《夜航船》卷十八《荒唐部鬼神》及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中也有关于书神长恩的记载。《夜航船》与《睽车志》的文字基本相同。《茶余客话》则略有不同，云：“司书有鬼，名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则不蠹。见《致虚杂俎》（即《致虚阁杂俎》）。”
长恩是个颇受古代士人青睐的神明。林则徐曾为清代藏书家庄有麟的藏书楼题名为“长恩书室”，庄氏所辑的一套丛书名为《长恩室丛书》，另一清代士人傅以礼的藏书处称为“长恩阁”，其所辑的丛书名为《长恩阁丛书》。
何以称“书鬼”为“书神”
长恩在上引古籍中被称为“司书鬼”，鲁迅却称长恩为“书神”，这一称“鬼”一称“神”，怎样解释呢？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来看。
其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鬼与神常常是不分的，“鬼神”常连称为一个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说到过这种神鬼不分的情况。他在分析中国神话仅有零星遗存的原因时说，“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又云：“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中国古时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淆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鬼有时可以谓之“神”，神有时也可以谓之“鬼”，鬼神杂淆，是中国传统鬼神观的一个特点。所以，长恩既可以谓之“书鬼”，也可以谓之“书神”。鲁迅是知道长恩一向被称为“司书鬼”的，但他也知道“人鬼亦得为神祇”，所以便以“书神”来称长恩。
其二，鬼与神在传统观念中常常不分还只是一种情况，与其并行的另一种情况是，鬼与神在很多时候还是区分的，鬼是鬼，神是神，不能混淆，但有的鬼可以称为“神”。比如，鬼分善恶，善鬼代表善良、美好，恶鬼代表丑陋、凶恶，其中许多善鬼就可被称为“神”。司书鬼是保护书籍的善鬼，所以又可称为“神”。鲁迅之所以没有沿袭古籍里的叫法，称长恩为“书鬼”，除了鬼与神可以互称的原因外，更是由于长恩是善鬼，而鲁迅对这个善鬼又抱有很大的好感。“书神”，实际是鲁迅对长恩的尊称。
也许有人觉得，怎么堂堂大思想家鲁迅先生也祭过神呢？信鬼神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其实这很好理解。鲁迅写《祭书神文》时，才19岁，那时是晚清，祭祀鬼神的风气还很盛，除夕的接神、拜祖先、祭书神等，不过是社会上祭神风气中很小的一部分。鲁迅作为普通人，参加祭神活动，祭祀书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毫不足怪。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超越时代倒是奇怪的了。
旧时人们祭神总有一定的功利目的，鲁迅祭书神也是有的。他是希望书神保佑自己的书籍“鼠不敢啮，蠹鱼不蛀”，完好无损。但要说鲁迅真把书籍的安全托付给了书神，当然也不是，鲁迅还是要自己料理和保护藏书的，祭书神不过是他表达愿望的一个形式而已。
鲁迅祭书神与商贾祭财神相比大有区别。祭财神有铜臭味，祭书神则透出清寒和一缕书香。祭文小序说，供品是“寒泉冷华”，即泉水和花束，清寒得很。祭文末尾云：“宁招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购异籍以相酬。”以珍异的书籍来酬谢书神，飘溢着书香，体现出鲁迅的书生本色。
《祭书神文》是鲁迅一生中写的唯一一篇祭祀文字，是鲁迅文章中比较特殊的一篇。从这篇文字中，除可看到青年鲁迅的志趣和他古典文学的修养外，还可以体察出鲁迅当时所处时代的民俗文化氛围，以及鲁迅年轻时的一些俗文化观念。这篇祭文对于研究青年时期的鲁迅是颇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