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硬汉子”的视角，最初来自美国评论学者，当时菲利普·扬提出“重压下的优雅”（Graceunderpressure）的“准则英雄”（CodeHero）这一概念来评述海明威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后来贝克在其《海明威：介绍与阐释》中把海明威的人物看作两个独立人物：一种是被动的、被打败的，另一种是没被打败的，他们并不作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并存于同一作品中，而是出现在不同时期的。

在中国，1962年董衡巽先生发表的《海明威浅论》里运用了“硬汉性格”这一词，用来指海明威小说中的那些不屈不挠、身临险境奋斗不息而不失人的尊严的人物所具有的男子汉气概。后来又在《国外海明威研究》一文是指出，“《老人与海》是他许多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硬汉子精神的概括和升华”。此后“硬汉子”一词在国内广泛使用。中国评论者分析圣地亚哥这一角色时，将其视为“硬汉子”的代表，如刘文荣把圣地亚哥看作是“鲜明地、集中地、强烈地表现了‘硬汉性格’的几乎所有特点。”从倪受喜的《中的圣地亚哥形象》、郑少锋的《试谈硬汉子桑迪亚哥—读海明威的》、杨大亮和赵云龙的《的主角模式》到葛丽萍的《最后的英雄—评中的“硬汉式”主角桑提亚哥》等多篇，也都一一延用了“硬汉子”这一概念来解读。

对于“准则英雄”这一概念运用在我国也并不少见，国内有的评论者将《永别了，武器》的享利、《丧钟为谁而鸣》的乔丹、《太阳照常升起》的杰克为代表作为“准则英雄”的一个系列来解读。如刘久明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和准则英雄》将圣地亚哥看成“准则英雄”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圣地亚哥“是海明威的最后一位悲剧英雄，也是他一生塑造的硬汉性格的最后总结”。而杨大亮、吴秀玲的《海明威笔下“硬汉”形象的成长轨迹》则是将这一系列人物作为“硬汉”系列成长史。从总体上来看，评论者很多还是在文中将“硬汉子”与“准则英雄”交替混用的。对于“准则英雄”苏顺强在其《论海明威的“准则英雄”的本质》专门论述了这一现象，他在文中指责了“硬汉子”概念泛化的运用，在他看来“硬汉子”偏向性格特征，而“准则英雄”侧重价值观念，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个体无法单一去阐释。

沿用西方评论者的“硬汉”或“准则英雄”的概念对小说中圣地亚哥乃至曼诺林的角色分析，使国内的评论既打上了西方文学批评的烙印，同时也揉和进了中国的元素。国内评论者往往把《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形象看作是一个积极抗争的英雄，认为他有其不向认输的坚强性格，表现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更是对一种精神进行赞扬，即“斗争精神和精神上的胜利，即便物质上一无所得，即便身陷失败之境，仍永不言败。”所以，批评者无论是从“硬汉”还是“准则英雄”概念来分析这部小说，都是在肯定小说中的积极态度。但我们也看到随着国内学术的开放，东西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国内的学者评论群体对于“硬汉”开始存在差异的解释。

如刘文荣的“…概括地说，‘硬汉性格’的特点可归结为这样三点：一、心理上的孤独感，二、思想上的消极性，三、行动上的坚定性。这三点是相互联系着的，它们互相映衬，互为因果。在海明威早期、中期作品中的人物身上，这三个特点，往往是某一种表现为主要倾向，而在桑迪亚哥身上，则兼而有之。”吸收了西方评论者对海明威“硬汉”中存在的悲观的一面。另外，美国六、七十年代兴起女性主义批评，评论家们将海明威的作品也送上了性别批评的战场，认为海明威的小说中相对于男性角色“硬汉”的强势，其女性角色存在着弱化甚至缺失。

在我国随着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关注，90年代后批评的异声也逐渐显现，如何晓涛的《硬汉精神新解—中圣地亚哥形象分析》等文，就认为“硬汉”的出发点是父权文化价值观，缺少男女平等对话。这些对“硬汉”批评的多元化使国内的学术在这一角度上理解更加丰满立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