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交友众多，“患难见真情”，许多朋友更是在他落魄时送来温情无数，在其身处逆境之时给予最大的善意。这些困境中的希望也使他的作品增益不少，有着本真生活的人情味。苏轼的患难之友苏轼一生，有很多患难，也有很多患难之交。这里面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苏轼被贬期间的官员。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来到他生命中第一个贬谪地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八月，徐大受来任黄州知州。他与苏轼一见如故，视之为亲如手足的密友。对于徐大受，苏轼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曾写信给徐大受说：'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与徐得之三首之一》）的确，在黄州与苏轼相处的三年中，徐大受丝毫不像一位对苏轼负有监管之责的上司，倒像一位热情待客的主人。徐大受来到黄州后，每年的重阳节都要在栖霞楼设下酒宴，邀请苏轼共度佳节。受他影响，时任黄州通判（相当于副知州）的孟震，对苏轼也礼敬有加。苏轼已把两位上司视为不拘形迹的朋友，甚至毫无顾忌地与他们谈笑风生。要知此时的苏轼，正是处于徐、孟管辖下的一个犯官！三人间融洽的关系，正是两位官员爱才、惜才的体现。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时年他已五十九岁，经万里跋涉，来到南海边的惠州。绍圣三年（1096）九月，方子容任惠州知州。方子容也是饱学之士，见到才华横溢的苏轼，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切。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方子容接到朝廷将苏轼贬往海南昌化军的诰命，他忧心忡忡地亲自前往苏轼家去通报。琼州在海南岛，必须乘船过海，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危险重重。方子容便讲了一件奇事来安慰苏轼，他说：'我的妻子沈氏一向在家供奉泗州大圣僧伽菩萨，非常虔诚，一天晚上，她忽然梦见菩萨前来告别，便问原由，菩萨说：'我将与苏子瞻一起过海，七十二天之后，就有告命下来。'今天恰好是第七十二天了，看来此事早已前定，烦恼怨恨都无济于事，还是随遇而安的好。而且您很有福气，过海的时候菩萨会保佑您。'苏轼听后，自然知道是方子容在安慰自己，便坦然回答道：'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早有定数，不一定非要梦兆才能知道。只是觉得，我算个什么人物，还要麻烦高僧大德陪同，想来一定是前世有缘了。'绍圣四年（1097）七月，苏轼到达昌化军（即儋州），暂时寄住在伦江驿馆。新任军使张中到任，于心不忍，便派人把驿馆整修一番，让苏轼得以安居。一年之后，朝廷下令将苏轼一家逐出驿馆，他们不得不在桄榔林中自建茅屋安身，张中又亲自前来帮着挖泥运土，完全不顾自己身为当地长官的身份。过了一年，张中照顾苏轼的事受到追究，被贬为雷州监司。苏轼对张中恋恋不舍，作诗为他送行。张中也对苏轼依依惜别。他四月就接到了调令，一直拖延到十一月才离开儋州。临行前，张中又一次到苏轼家告别，主宾二人在灯光下相对而坐，直到天明。苏轼再次写诗送别，描绘眼前的情景说“悬知冬夜长，不恨晨光迟”，又劝告张中不要挂念自己“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两位萍水相逢的友人，从此隔海相望。这一类患难之交，对苏轼一生有特殊意义。苏轼被贬官之后，就一定要跟当地的官府发生关系，他的境遇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官府的官员。可惜这些人最后都受到了牵连，因为他们跟苏轼的关系好，就违背了朝廷的旨意。他们为这段友谊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保全了苏轼的性命，保全了一位天才的文学理想。因此，不仅苏轼要感激这些患难中伸出援手的官员们，我们整个文学史都该感激他们、记住他们。苏轼的莫逆之交还有一种患难之交，不是官员，他们跟苏轼之间没有什么政治瓜葛，只是情投意合，相交莫逆，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陈慥。苏轼最初认识的是陈慥的父亲陈公弼。苏轼第一次做官，是在凤翔府。而陈公弼则是凤翔知府，他是一位清廉正派而又严厉的官员。与严谨自律的父亲不同，陈慥'善骑射，好勇力'，是公子游侠一类人物。他性情夸诞，嗜酒好剑，花钱如粪土，被父亲视为浪子。苏轼当年与陈慥在山中相遇时，正是他与陈知府水火不相容的时候。但是两个年轻人却性情投合，一见如故。当时两人就并肩揽辔，游览山水，谈论起用兵之道与古今成败，更感到异常投机，都以一世豪士推许彼此。十几年之后，苏轼被贬黄州，路过麻城和齐亭时，没想到当年的风流公子现在就隐居在这个地方。陈慥还等在岐亭以北约二十里处，亲自乘马来迎接。苏轼跋涉了数十天，他乡遇故知，真是喜出望外。他只是有点纳闷，陈家累世簪缨，家庭极为富有，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偏僻的山野过起隐居的生活呢？苏轼在陈家受到热情款待，感到宾至如归，一住五天。岐亭距黄州百里之遥，苏轼谪居的四年中，陈慥曾七次来访，苏轼也有三次前往岐亭做客，每次相聚，往往盘桓十多天，总是远送数十里。在《陈季常见过三首》其二中，苏轼这样写道：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风。江边千树柳，落我酒杯中。此行非远别，此乐固无穷。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相知相契的友谊，使苏轼不再寂寞，他祈祷这种友谊能够地久天长。陈慥为人豪爽，又饱学禅理。无奈老婆柳氏是个出名的悍妇、妒妇，有时客人到家，柳氏的骂声常不绝于耳，以至陈慥对她颇有几分畏惧。苏轼在一首诗中同情地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狮子吼本是佛家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指今山西省，是陈慥夫人的籍贯。从此，陈慥老婆'河东狮吼'的绰号威名远扬，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所有个性强悍女性共同的雅号，苏轼开玩笑、起绰号的本领堪称天下第一。其实，林语堂的判断可能是对的，陈慥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不睦之处，柳氏也许只是嗓门太大，东坡不过是借此跟好朋友开开玩笑罢了（林语堂《苏东坡传》）。谁知道一个玩笑，便酿成千秋“美名”。当然，根据很多专家考证说，柳氏的确有“悍”的一面。苏轼在给陈慥的信里面曾经这样问过：你要纳的妾进门了吗？好像还没吧？这至少看出两点，第一，陈慥的确有畏妻之嫌；第二，苏轼和陈家的关系非比寻常。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能跟朋友这么开涮，可见关系极为亲密。苏轼被贬惠州时，已接近花甲之年，身体状况堪忧。陈慥听闻此信，忧心如焚，立即远寄书信，告知去惠州探望。陈糙确实是个非常有胆量的人。在当时苏轼被贬惠州和儋州之时，朝廷下令将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字一概禁绝，不准流通，哪怕家中旧藏的也要毁掉。这其实是一次文字狱，牵连很广。陈糙在这样的情况下，却主持、刊刻了苏轼的《苏尚书诗集》。当时黄庭坚也在贬谪中，听到这个消息，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到黄州索要这本书。这也说明苏轼结交者，都是有胆有识、不畏权贵的人中豪杰。苏轼能得到这些人的厚爱，总的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苏轼确有可爱之处，拥有巨大的人格魅力，让人不得不倾心折服，尊敬有加；另一方面，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善待苏轼，也是本于他们心中的善意。所以说苏轼是幸运的，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光芒，任何一个接触他的人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的可爱、可亲、可敬；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苏轼身边有这么多善良、有德之人，他们是以是非曲直来判断苏轼，而不是依靠地位高低，这才使得苏轼能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苏轼仕途坎坷，三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贬得惨烈，一次比一次贬得边缘，一次比一次贬得绝望，每一次几乎都要接近人生的终点，但他最终活着回到了中原。并且在三次贬谪期间，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文赋，其中不少作品还构成了他一生创作的高峰。何以如此？除了他本人的天才之外，良好的人际环境，特别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关爱和善良，也使得苏轼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了一种乐观的心态。苏轼少年时就邂逅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与他在性情方面很相近的范镇、一心提携他的欧阳修，还有后来那些对他多方照顾的地方官员。他的一生，都与贵人相伴。这些善良、高贵的人，始终陪伴他的成长。这说明在北宋时代，虽然有党争，有政治上的不同见解，可能会发生贬谪这样的坏事，对于一个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总的来讲，在那个时代士大夫们还保存着气节与风骨，他们能善意、公正、客观、以诗书礼义的标准来看待和判断一个人，这是时代的主流。正因如此，才能在不断挫折中塑造出像苏轼这样的文化巨匠。这是我们今天真正值得思考的。苏轼的布衣之交苏轼一生，除了上文中的朋友，尚有许多的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僧道歌妓，这些朋友都算是苏轼的布衣之交。他们当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苏轼在贬谪落难之时所结交的朋友。一方面，苏轼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在落魄生活中最基础的温情，使得苏轼在困难时不至于对人生丧失信心，也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与下层民众的交往，也让苏轼在失意时获得一种来自本真生活的温暖，从而使他的创作更加具有人情味。苏轼的诙谐、打趣、亲切、戏谑，都由此而来。同时，与百姓的交往也为苏轼赢得了更加广泛的人气。雪中送炭真君子苏轼的同乡巢谷，是位奇侠般的人物，年轻时中过进士，但他不慕名利，专好行侠仗义。曾在黄州帮助苏轼耕地建屋，悠游林下，与苏轼关系十分密切。元祐年间，苏轼、苏辙如日中天，身居高位，巢谷不仅没有弹冠相庆，求朋友举荐，反而回到故乡眉山，“浮沉里中，未尝一见”（苏辙《栾城集·巢谷传》）。当他得知苏轼兄弟又遭不幸，远谪岭海，便以七十三岁的高龄，拖着瘦瘠多病的身体，毅然从四川赴岭外。四川与岭南远隔一千七百多公里，马车往往需要辗转数月，何况徒步？更何况蜀道艰难。巢谷历尽千辛万苦，先到了梅州，见到苏辙。苏辙大为感慨，说您不是今时之人，而是古人。他还要去海南，苏辙劝阻，认为他年岁太大。巢谷执意要去，舟行到新会，当地的土贼偷走了他的行装。后来听说土贼在新州被抓获，巢谷又连忙赶到新州，想追回仅有的一点盘缠。终因旅途劳顿，一病不起，客死他乡。苏轼北归途中听到这一消息，悲伤不已，写信告知眉山老家的杨济甫，资助巢谷的儿子巢蒙远来迎丧，并委托地方长官代为安排护送灵柩。一个古稀老翁，步行三千里，最终因此丧命，只是为了探望苏轼，这就叫千里情牵。苏轼还有一位布衣好友，名叫钱世雄。苏轼临终时，身边除了孩子、家人外，只有两位朋友在场，一位是僧人维琳，一位就是钱世雄。苏轼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对钱世雄说的。钱世雄人微官小，与苏轼仅仅是一般的同事关系，且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是苏轼被贬黄州后，钱世雄派人专程送信问候，此后两人书信不绝。但当苏轼被召还朝，升任要职后，钱世雄却不见了踪影。直到苏轼再度被排挤出朝，到定州做官，钱世雄才再次出现。此人和巢谷的做派倒颇有些相似，对朋友不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苏轼富贵时，他们消失无踪；落难时，却又再度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钱世雄对贬谪中的苏轼诸多照顾，定州时他寄去太湖茶叶；被贬惠州时，又多次去信问候，寄去药物让苏轼滋补身体。再贬儋州，已受牵累而被革去平江通判之职的钱世雄仍然书信不绝，还曾寄去丹药。苏轼在惠州时，给钱世雄的一封回信中，就说他是“高义凛然”（《答钱济明三首》）。建中靖国元年，苏轼遇赦北归。此时的政治局势尚不明朗，苏轼想在常州一带找个安身之处，就请钱世雄帮助在常州租赁了一所房屋。身为一介平民的钱世雄经多方设法，在常州向一孙姓人家借到了一所房屋。苏轼在润州、真州与故人盘桓了多日，身体不适，坐船前往常州。苏轼在舟中的卧榻上，把完稿于海南的《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三部书稿托付给钱世雄，请他好好保藏，暂不示人，三十年后再公开。说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看懂其中深意。钱世雄把苏轼接到常州入住孙家的房屋，此后每天都来看望。苏轼在病中强打精神，亲自书写旧作《江月》诗与《跋桂酒颂》赠给钱世雄。尽管钱世雄多方问医访药，甚至弄来了“神药”，苏轼却不肯服用，以至病情日趋严重，最终在钱世雄的陪伴下与世长辞。钱世雄晚年自号冰华老人，杨时在《冰华先生文集序》中称其以结交苏轼而“取重于世，亦以是得罪于权要，废之终身，卒以穷死”（《杨龟山先生集》卷25）。他与苏轼的友情，让他付出了终身不得重用的沉重代价，但他也因此得到时人的敬重，并将永远得到热爱苏轼的后人的尊敬。野老苍颜一笑温苏轼在黄州时，认识了住在长江对岸的王氏兄弟，后来又结识了潘丙、潘原、潘大临、潘大观等人。诸人虽读书识字，但皆无功名，只是世居黄州的土著而已。有的是酒店老板，有的是药店老板，有的只是一般的市井小民。此后的几年里，苏轼经常与他们交游。有时苏轼渡江游览武昌西山，遇到风雨，便留宿王家，王氏兄弟杀鸡炊黍招待苏轼，一住就是好几天。有时苏轼乘坐一叶扁舟，一直行至潘丙的小酒店门前，便进店去喝几杯村酿。苏轼曾有诗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这是苏轼诗中的名篇，很难想到，这样优美洞彻的诗句，是为一群市井之徒而作。苏轼借此诗告诉远方的故人：我在这儿与朋友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你们不用再设法让我离开黄州重返朝廷了！正是与这些平民朋友的相处中，苏轼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与安宁。苏轼在儋州时，曾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间边走边唱，碰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对苏轼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由于苏轼曾做过宫中的翰林学士，所以称他为内翰。苏轼深以为然，从此村子里的人就叫那婆婆为春梦婆（事载《东坡先生年谱》）。又有一天，苏轼偶然进城，在集市上遇到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此人面目枯瘦，但精神抖擞，立即引起了苏轼的注意。山民也注意到苏轼身上的中原衣冠，在他眼中，简直是奇装异服，不禁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两人便攀谈起来。虽然语言不通，但山民又是叹息，又是挥手，苏轼仿佛听懂了他的意思。山民好像是说苏轼本是一位贵人，如今却凤落草窠不如鸡了。临别前，山民把卖柴换来的一块木棉布赠送给苏轼，说今年海风寒冷，让他做件衣服御寒。苏轼非常珍视山民的这份情谊，特地写了一首诗来记载这次奇遇。这位不知名的黎族山民与苏轼之间的动人故事，便永远保存在了《和陶拟古九首》之九这首诗中。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遇赦北归，离开他栖身三年的海南。动身之前，许多土著朋友前来饯行，大家纷纷拿出各种土产相赠，苏轼一概不受。临上船时，十几位父老流着眼泪与苏轼握手告别，他们说：“这次与内翰相别后，不知何时再得相见？”苏轼心知此去再无重见之日，情难自抑，便写诗留别海南的父老乡亲：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海南黎民表》）苏轼离开海南岛回中原时，经过大庾岭。我们知道，大庾岭在中国的文化地理版图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界限。如果一个官员被贬谪，出了大庾岭往南，就相当于出了中国主流文化圈，也意味着政治生涯的彻底结束。如果能回到大庾岭，就算拣了一条性命。苏轼回归的路上，在岭上一家村店门口小憩。一位白发老人见到苏轼，问是何官？当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子瞻尚书”，便上前作揖说：“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地陷害您，而今得以平安北归，真是老天保佑善人啊！”苏轼听了感慨万分，便写了一首七绝赠给老人：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这是苏轼北归途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说明苏轼确实名声在外，天下人皆知，并且都以为此人为好人也，主动给他帮助与安慰。也许，这些普通百姓只是苏轼生命中的过客，从根本上改变不了什么，但他们给予的点滴温情，却让苏轼在最困难的环境中感到希望。

元丰三年（1080年）2月，45岁的苏轼到达黄州。此时的苏轼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他的处境艰难窘迫，过着困顿迷茫的生活，刚到黄州，他就写下这首《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诗还带有些许自嘲的意味，他在赞美黄州的自然风景的同时，表达了热衷国事的决心，但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对现实的困惑和疑虑。也正如诗中所写，苏轼在黄州的实际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轼到黄州后寄居在定惠院，黄州知州徐君猷对他厚待有加，但他还没有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在定惠院，苏轼写下了蜚声词坛、传唱千古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向洒脱乐观的苏轼在经历了这场宦海风波后，又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内心自是十分痛苦，思想一度变得悲观消沉。为避免非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苏轼谨言慎行、处处小心，常常是闭门深居，过着孤寂凄清的生活，心境颇为灰暗、落寞。“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两句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苏轼在患难之中的情绪和惊悸不定的生活现状。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这首词将苏轼内心孤独，犹如失群孤雁的忧愤孤寂的精神状态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这首词也可以说是苏轼初到黄州的精神状态的写照。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由定惠院搬迁到长江边上的临皋亭，逐渐开始适应黄州的贬谪生活。到黄州的第二年，苏轼在老友马正卿帮助下向黄州府求得黄州城东门外的营地59亩，并亲自劳作，躬耕田间地头。苏轼将这块地取名东坡，他还在田地周围种上树木，修筑了几座简陋的房屋，取名雪堂。这样一来，苏轼不仅不用再为生计犯愁，还有了一处可以饮酒谈天、消愁解闷的绝好地方。黄州是苏轼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无尽的晦涩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经济上为解决衣食而躬耕农田，节俭持家的时期。在苏轼的黄州之旅中，在他长途跋涉的人生里，他不抛弃，不放弃，他用自力更生的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来抵抗尘世间的侵蚀与庸常。所以，黄州也是苏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换期。
同时，黄州也是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开拓意境、打开文学新局面的重要时期。脍炙人口的姊妹篇《赤壁赋》和气象万千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在黄州这一人生旅途低潮期的巅峰之作。这一时期，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词作，总数超过一百首，并为词坛带来了大气纵横的新局面，从而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崇高地位。苏轼在黄州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一般特征是思想的复杂性。这些词不但反映了积极的入世态度和严肃的人生观，而且同时还存有和光同尘的哲理思索，但最终又无法摆脱儒家的价值观。
在黄州，苏轼有时竹杖芒鞋，出入于田间地头，有时月夜泛舟，寄情于山水之间，他要从大自然中寻求抚平心中褶皱的空间。他要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体验美的享受，他要在大自然中领略人生哲理，他要在大自然中安放自己困顿的心灵。在黄州，苏轼虽然仕途失意，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全面开花。他没有在困难面前表现出退缩或者逃避，而是以一种超然、旷达的心态和不被世事牵绊的勇气去面对。
黄州期间，苏轼写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临江仙》一词，几乎就是他彼时彼刻的心境的写照。苏轼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来表现内心对自由的渴望，逍遥物外的意志的同时，又以“何时忘却营营”吐露出自己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原词如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分上下两片，上片侧重叙事，交代了作者雪堂夜饮归临皋住所的客观环境氛围，以及词人自身的主观精神状态。下片是词人的内心独白，表现了苏轼“听江声”时的情绪波动、心境变化。全词真实细腻地反映出作者在遭遇挫折、身处逆境、心情沮丧、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在一个特定的夜晚，徜徉于江边，寄情于自然，适时地调整心态，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达观地面对现实世界的心理转变过程。
开篇两句“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词人以平素、朴实的开场白，叙述了饮酒的时间、地点、状态，以及酒后由雪堂返回临皋住处的整个流程。苏轼是爱酒之人，他不光自己饮酒，同时他还是一位品酒大师，也是一位酿酒大师，终其一生，苏轼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他在《饮酒说》里写道：“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为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户自酝。”从这段叙述中，不难看出，苏轼是喜欢饮酒的，几乎每天都会小酌几杯，而且他还亲自酿酒，以供日常饮酒所需。苏轼喜欢喝酒，其超脱旷达的性情与酒脱不了关系。苏轼把酒当成了他生活乃至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无论生活是喜是哀，酒的陪伴无疑是对他最大的精神慰藉。
苏轼词中曾多处写到饮酒，有的属于浅饮小酌，有的是酒醉微醺时的乘兴之作，有的痛饮而作。在他的词作中，真挚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酒赋予苏轼无限的创作灵感，而词则为苏轼的饮酒增添了高雅的情趣。苏轼早年在密州过寒食节，他登上超然台，就写下了词作《望江南》，词中有“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千古名句。“诗酒趁年华”体现的是词人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的心态，词人虽然极力地表达超然的境界，但这仅仅只是词人对自己的一种安慰而已。苏轼的酒词中有“醉归江路野梅新”的闲适与惬意；也有“西北望，射天狼”的凌云壮志；更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感悟。
在黄州，酒却成了苏轼逃离纷繁世事，忘却宦海浮沉的最佳安慰剂。词人醉而复醒，醒了又饮，“醒复醉”，短短的三字，深刻揭示了词人以酒浇愁的饮酒过程和饮酒时的心理。这样的饮酒方式对于苏轼来说，是很少见的、超乎寻常的，这是因为此时此刻的苏轼内心是极度空虚、失意的，他想以醉酒的方式来让自己获得暂时的满足感，在这种虚幻的满足感中消磨让他感到压抑的、彷徨的时光。所以，当他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下回临皋的居住地时，自然很晚了，词人估摸着时间或许已是三更时分了，“仿佛三更”四个字准确地写出了词人恍然若梦的酒后状态。这种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长期以来承受的过多的压抑和不安，同时也让他在精神上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这样他便能以超然、豁达的心态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经历，也能以冷静、平和的思维去抚平焦虑的情绪。
接下来的三句，是词人对回到居住地的见闻和感受的叙写，当他回到家门口时，看守门户的家童睡得正香，这从词人通过对他鼾声的描绘中就能看出。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儿回应也没有。苏轼全然不想打搅他的好梦，于是独自倚着藜杖，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展现在词人眼前的是浩浩荡荡奔涌向前的长江，江波拍打着岸边的岩石，激起翻腾的浪花。词人听到的不再是那门童的打鼾声，而是如同重低音一样深沉、澎湃的江涛声和浪花声。
在辽阔的长江边上，词人仿佛置身于天地之间，江风吹来，词人也清醒了许多，他独自品味着这份属于自己的难得的宁静，浮躁、焦虑的心渐渐归于平静。他倚仗江边，注视着波涛汹涌的江河，倾听着滔滔不息的江水声，不禁思绪飞扬，感慨万千。他想些什么？隐痛的往事唯有熟透，才会从每个人的身上剥离坠落。现实越是喧嚣不宁，我们的心越要学着沉稳安定。词人或许想到世事的艰辛、仕途的沉浮；他或许也想到了久别的朋友、远离的亲人。然而面对江河，他更有可能想到孔子在江边发出的千古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种种思绪交织在一起，苏轼情不自禁地发出时节如流、岁月不居的感慨和韶华易逝、人生易老的无限感慨。
词的上片还创造了一个极其安恬的静美境界。因为夜阑更深，万籁俱寂，所以伫立门外，能听到门里的鼾声；也正因为四周的极其静谧，所以词人在敲门不应的时候，能够悠悠然地伫立江边。从写家童的“鼻息如雷”到进而写聆听江声，词人把夜的深沉、夜的寂静完全衬托出来了，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三句看起来只是记叙词人夜饮归来的情形，没有一句直接抒情，然而，透过词句我们却能感到词人在“倚杖听江声”时内心的无限感慨，那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磊落、洒脱的形象，那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理趣。这三句，文字美，情感美，意境美，给读者带来了许多遐想的空间，任凭读者去想象，去填充。
对于历尽仕途风波的苏轼来说，现在置身于这宁静、旷阔的大自然中，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白天的忧愁和烦恼，人生的得失荣辱，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那么短暂，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谁也无法把她长久地挽留。深受老庄哲学影响，对生命有着独特感悟的苏轼似乎忽然意识到自己囿于无谓的伤感失意中而不能自拔，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将短暂的生命安放于无尽的人生烦恼中是多么愚蠢的事情。他要超越现实体悟人生，追求生命的最高境界。词人“倚杖听江声”，他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他从自然中获得某种启示，受伤的心得到了慰藉。此刻，这江声如激越的旋律，震撼着他的心灵，这奔涌向前的江水，冲去了他心中的阴霾，方才那些萦绕于心、不能释怀的沉郁、愤懑，也被江水荡涤得不见了踪影。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前一句化用了《庄子·知北游》中的“汝身非汝有也”。后一句同样也是化用了《庄子·庚桑楚》中的“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庄子》中的本义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苏轼深受老庄哲学思想熏陶，尤其是他在经历了淮海风波后，从哲学中寻求超脱成为了词人应对人生诸多挑战的智识支撑，所以苏轼说出这两句富含哲理议论的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句蕴含着词人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是词人发自肺腑的情感流泻，因而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这是词人从深层次上去探究导致自身痛苦的根本缘由，也是词人对自己人生际遇的清醒认识。
从表面上看，词人的痛苦似乎来自宦海风波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新的挑战。实质上，苏轼之所以时常感到身非自己所属，时常感到生活的单调与乏味，是因为自己世俗化的心态导致的，因为他始终没有从追名逐利的藩篱中超脱出来的缘故。彻悟了这一点，苏轼的心境也自然而然地和宁静、空明、祥和、安适的境界融为一体。此时夜静、江静、风静、心也静。人物的心境与自然的情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既是苏轼对现实自然景物的描写，更是他在这一瞬间心境完全趋于平静的真实写照。词人静夜沉思，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江上正是“夜阑风静縠纹平”的静美的景致，沉浸在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中，足以让人陶醉，足以让人体验到十足的获得感。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驾驭着这只小舟，词人就能自如地行驶在充满惊涛骇浪的人生江河之中。
据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驾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时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猷急忙带人亲往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他不禁失声大笑。这首词是苏轼在黄州时期真性情的体现，反映了他的生活理想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他的独特性格。文学史上的成功之作，无不体现创作者的鲜明个性，因此，作为文学作品写出真情性是最难能可贵的。
苏轼在经历了宦海风波后，思想几度变化，由积极入世转向消极低沉，又转而追求一种精神自由的、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苏轼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写得多么飘逸，又多么富有浪漫情调，这样的人生警句，也只有从苏轼磊落豁达的襟怀中才能流泻而出。苏轼一生，虽然挫折与机遇始终与他相伴，但他总能借助于从哲理中获得的人生真谛去应对这一切，并自觉地、及时地调整心态，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苏轼在人生旅程中，能以一种恬淡自安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洒脱情怀。
林语堂先生曾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身处逆境，因为有超出常人的豁达心胸，所以产生了新鲜的体验，有了独到的发现，这也正是他人格的写照。苏轼的超脱，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悟，这是强有力的生活态度，这种进退自如、兼收并蓄的人生哲学，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开拓了一个身心兼顾的广阔的精神空间。从这个层面来说，林语堂先生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

当一个丰盈的生命，遇见一片博大的土地，注定会上演一出千古绝唱，比如苏轼和黄州。黄州，就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去黄州之前，苏轼只是苏轼，是黄州催生了‘苏东坡’的横空出世。“东坡”是苏轼在黄州种大麦的地方，起这个名字一是因为这块地地处黄州之东，二是他在致敬偶像白居易，白居易曾在四川忠州种花，那片种花地就叫：“东坡”。故事要从1079年讲起。那一年，春风得意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被关押130天后，他踏上被贬黄州的漫漫之路，开启了越贬越远、越贬越超然的人生。在宋代，“州”分5等，黄州属于下等州，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居民十之八九为农民、渔人、山野樵夫。彼时的黄州，是萧索之地，是可以敲碎所有家国梦的地方。被贬黄州是苏轼的人生分水岭，此前他是顺风顺水的当红炸子鸡，此时他是无处可依的仓皇弃子。初到黄州的苏轼甚至都没有地方落脚，好在有定慧院方丈收留，借给他一间小屋，这间小屋记录了苏轼一生中最孤寂的时光，在这里他写下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中国的士大夫向来并行外儒内道双轨制，既有入世之勃勃事业心，又有隐居山野出世意，苏轼亦然。身无所依，思无所归，被迫隐入尘埃的苏轼，在定慧院的方寸之地，开始转向问道道佛两家，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解脱的出口。然后他就遇见了继连。继连是定慧院不远处安国寺里一个大和尚，这是一个连皇帝的封号都敢拒绝的得道高僧，继连对名利的超然态度深刻影响了苏轼，苏轼开始反观自省，学习不让环境吞噬自己、学会如何在身处泥潭时保持心怀星空的达观与坦然，他开始放下人之一生必须要治国平天下做出伟大建树的执念，转而开始注重个体的完整与生命的丰盈，开始探索当下和生活本身的种种趣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可以说，继连就是苏轼的“二舅”，让他停止了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参透人生本相的苏轼开启了井喷式创作的5年，他一生留下约2700首诗词，其中有500余首作于黄州。1082年，是中国文学史上充满奇迹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苏东坡在黄州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黄州接纳治愈了苏东坡，苏东坡则让黄州发生了奇特的转型，他让一个籍籍无名下等州摇身变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赫赫之地，这是苏东坡和黄州的互相成全，是一个生命和一片土地的彼此成就。苏东坡是宋词的风骨，成就苏东坡的黄州是华夏学子的圣地。我甚至一度认为，能够创造出“黄冈密卷”多多少少受些苏东坡的福荫泽被，有学仙在前，吾辈焉能不努力、不成材？如今去黄州（黄冈）相比东坡时代异常便捷，从武汉搭乘高铁前往黄冈西站不过25分钟，西站距离东坡赤壁8.6公里。东坡赤壁位于黄州古城西北，一名赤鼻山，又叫黄州赤壁、文赤壁，得名于岩石突出如壁、色呈赭红。一过今人所修大门，古朴风雅意扑面而来，有竹夹径，走进去，豁然开朗，古木参天，先生之雕塑清癯飘逸，神韵悠然。赤壁之上东坡醉酒处，遥想先生当年酒催诗兴意气风发；坡仙亭、酹江亭里的《寿星图》、《月梅图》笔力遒劲、大道至简；更有那陈列有苏东坡书法碑刻的碑阁，每一幅、每一笔都让人驻足徘徊良久而不肯轻易挪开目光。什么叫一字千金？这几个字便是，曾在美国某拍卖会拍出百万美金。东坡赤壁名声最大的二赋堂，大型木质墙壁上刻着传颂最广的前后赤壁赋，在“产地”读之，又有别样收获，除了词风豪迈词人旷达，对“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里蕴含的哲学思想，有了更进一层的体悟。所以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旅行要有真正的收获，是必得身临其境，放慢脚步细细感悟思考才行的，尤其是对于东坡赤壁这样的所在。去黄冈，对我来说，苏轼这一个IP就够我待上十天半月的了：去定慧院、安国寺寻找东坡足迹、去赤壁瞻仰词人的才华，再去以及再去尝一尝东坡肉、东坡饼。黄州虽然帮助苏轼停止了自我折磨式的精神内耗，但仍却未能摆脱现实生活的窘困。被贬黄州，他只有一个虚名，没有工资收入，仅靠微博积蓄维持一家老小的生存。于是，他规定每个月花4500钱，分30串挂在屋梁上，一天用一串，但即便如此，也只能维持一年。认输是不可能认输的，苏东坡之难得，还在于从平凡甚至落魄里发现甚至创造出生活的盎然况味。一个浮躁的充满恶意的社会，人们总是会将某些美好、自己却做不到的事情归结为“还不是有钱”，但苏轼告诉我们，真正的美好，无关物质，它们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对生活的热情与热爱。如果宋代有美食博主，苏东坡一定是顶流，这位千古风流大才子，一生都在不断被贬中起伏轮回，大概是悟到了“人生实苦、不如吃得开心点”这个真谛，苏东坡至少在数十篇作品里记录过各种美食的详细烹饪技法，直接点评过的食物/菜肴近百种，约有50余种当代美食与他有关，比如东坡肉、东坡饼。而之所以能发明东坡肉，竟是因为他太穷买不起牛羊肉，所以才把目光转向富人不吃、穷人不会做的猪肉。如今，我们依然能够在黄州吃到真正的东坡肉，那个地方，有个朴素的名字：优品美食馆。主厨张彬，跟苏东坡一样，都来自川渝大地，却成了黄冈美食的非遗传承人，这位会演川剧变脸的传奇厨师，对东坡系列美食有自己独到且深刻的理解，他做的东坡肉色泽艳丽，瘦肉不柴，肥肉不腻，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口味掌控的南北皆宜，实属难得。后来我看到一则视频，是张彬在安国寺里教师傅们做东坡饼，甚觉有趣。因为当年，苏东坡就是在安国寺与继连和尚下棋至深夜下到肚子饿，才偶有开发出了这块酥脆点心的做法。这就有了一种天道轮回的趣味，我不禁开始期待，有朝一日能在安国寺吃到师傅们做的东坡饼，定当别有风味。苏东坡风流一生，流传千古，他带给我们的种种感动，是从黄冈开始的。苏东坡身处逆境，却始终能够将窘困的生活过得生趣盎然；他告诉我们，所谓逍遥，不是建立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之上，而是根植于能上能下的坦然与淡定，是基于笑纳一切的达观，恰如他那阙《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头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寂寞沙洲冷”到“也无风雨也无晴”，黄冈5年，苏轼完成了自我突围和人生的升华。当我站在东坡赤壁的栖霞楼，凭栏远眺，怀古之心油然而生，古今多少事，转瞬已沧桑。惟有清高意，长存天地间。走读黄冈，发现不一样的宝藏词人：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