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验室”主理人方可成：我们还远远没到什么都做不了的年代｜芒种观点来源：https://new.qq.com/omn/20220307/20220307A0A4SK00.html传媒、科技领域，为新闻传播从业者、研究者和学生，以及所有对新闻传媒感兴趣的人提供专业知识的栏目。播客在小宇宙、苹果、Spotify等平台均可收听，Newsletter需通过邮箱订阅。「新闻实验室」的主理人是传播学研究者，前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在过去20年间，方可成所做的事情，关心的话题，甚至对世界关注的切入角度，始终围绕着传媒。腾讯媒体研究院选编了深度训练营与方可成的对话实录，在对话中，方可成谈到了自己在播客以及Newsletter上的一些尝试，并且对当今媒体环境、互联网新闻业态发表了看法，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方可成来源
深度训练营作者
施嘉翔 张馨尹 胡世鑫 李君悦 许愿编辑
訾奕然 杨晶2004年，拿到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安徽省一等奖的方可成取得了北大的保送资格，但选志愿时，这位每周都会买《南方周末》的理科生，毅然填报了新闻专业。他的选择与当时所处的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是中国大陆新闻业的黄金时代。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刊出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此后，从学新闻、做新闻、再到研究新闻，方可成一直在传媒领域探索：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本硕，2010年加入《南方周末》，2013年离职出国读博，2019年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毕业，目前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年的2月29日，「新闻实验室」公众号也继方可成的微博和B站后关停，随后方可成决定放弃以公众号为主的平台化传播方式，发起了一场以播客、Newsletter为主的去平台化传播的媒体实验。一、一场去平台化的媒体实验Q：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到播客、Newsletter这两种形式的？A：我了解到这两种形式有好多年了。我在美国读博士时，中文播客刚刚兴起；而在英文世界里，2008年开始就有最早的一波播客热。我之前发起了一个叫「政见」的项目，是做社科学术研究科普的传播。在2015、2016年左右，已经开始并做了一批以政见团队为出品方的播客节目。另外，最近几年我也去过很多播客节目做嘉宾，所以对这种形式是比较熟悉的。Newsletter可能也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因为在英文世界里，无论媒体还是个体创作者，Newsletter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播渠道。Q：为什么会选择播客以及Newsletter来做知识传播？A：之所以选择这两种，导火索是「新闻实验室」公众号在2020年2月29号被“炸号”了，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想去探索一种去平台化传播方式的实验。我自己研究传媒，所以我知道这种以平台为中心的传播方式会带来很多问题：在平台上的传播，所有的数据都是由平台所有的，不光是你发的文章，也包括你的粉丝用户数据，都是平台所有的。平台对信息流的算法干预，不仅会影响每一个创作者所发布内容的可见度和传播度，更可能会助长虚假信息传播、情绪性内容泛滥、信息回音室等现象，这些都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佐证。这对真正想做严肃内容的创作者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平台算法其实是倾向于去鼓励情绪化、哗众取宠的传播度高的内容。对于筛选高质量内容来说，平台的算法是起不到很好的作用的。所以我鼓励大家都去寻找不需要依赖平台的传播方式。播客和Newsletter就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两种传播方式，因为它是在创作者和粉丝之间直接建立起关系。Q：像播客这种形式不也是依赖于类似小宇宙这样的平台化传播吗？A： 在中文世界里面，很多人做播客，就是去喜马拉雅、蜻蜓FM等等App注册一个账号，上传内容，就像你注册一个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一样。但真正的播客不是这样子的，全球通用播客逻辑，是需要找到一个服务器，上传录制好的音频，再用一种叫RSS输出的方式广播给全网。不管是苹果的Podcasts，还是小宇宙等播客客户端，只要能接收RSS这种信号，就可以收听到这个节目。如果一个RSS输出的节目在小宇宙上被下架或者删除了，那它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的客户端收听。小宇宙比较特殊，它有点像一个介于去平台的工具和平台之间的混合体。它不仅是一个泛用性的客户端，还创造了很好的社区。但它确实会带来风险，被迫关掉的话，它的社区也会随之消失。Q：做Newsletter播客这种要周期性更新的内容生产，您是否会遇到过一些比如选题枯竭或者不想更新的情况？A：当然会有。但至少对于「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来说，因为别人是付费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和要求了，所以只能逼迫自己不断地去做（笑）。我挺感谢有这样的周期性力量，使我可以持续保持对传媒变革和社会事件比较敏锐的关注。Q：您认为像Newsletter这种更小众的形式，未来几年会在国内流行起来吗？A：我觉得肯定不会大面积流行，最多是在某些小群体当中流行。播客的流行背后是有公司在助推，比如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等等。但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公司去助推Newsletter。它只能更多地依靠人群之间传播，那它的速度就会慢很多。再加上大部分中国用户没有使用电子邮件的习惯，这也就决定了Newsletter的普及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Newsletter和读者的直接连接与互动方式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是很理想的，我觉得就算不大众化也没有关系——比起微博上时而看不见、时而闹哄哄的10万粉丝，可能1000个认真读信、时而回信的粉丝更能让创作者感到满足。Q：感觉您是一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请问您是如何平衡好工作、做播客、Newsletter和生活之间的关系？A：首先，我做的事情都是可见度比较高的，其他人也做很多事情，只不过他们的工作一般公共状态下看不见，所以大家可能会误以为我比别人做了更多的事情。其次，我做的工作彼此都是有联系的，比如我在播客里做一个访谈，可以从中了解现在传媒业界新的动态，这对我做研究很有帮助，甚至我上课也会提到；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从学生中间获得一些反馈，这个反馈的材料又会启发我进行新的思考，这个思考可能就会被我写到下一期的Newsletter里面去。Q：您对「新闻实验室」播客及Newsletter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吗？A：我希望依然主要通过播客、Newsletter这两种去平台的方式来和大家联系，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互动。如果你问我说期待获得多少粉丝，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期待，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可能更多的是期待一些真诚的互动，或者让更多人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力量，我觉得其实就够了。小宇宙听众超过一万二、成为真诚的优质内容生产者Q：您曾提到创办「新闻实验室」和Newsletter的初衷是生产优质的内容，优质内容的标准是怎样的？A：优质内容有很多标准，不同的优质内容可能满足了人的不同需求。比如有的优质内容提供了一手的信息，有的提供了独到的解读角度。我更想强调的一点是，有时候优质内容是反社交媒体传播规律的。前面提到，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真正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广泛的，都是虚假、阴谋论、或者是哗众取宠的内容。因为这些能够刺激人的神经，从而刺激你的转发行为。而很多时候优质的内容是让你觉得，我读了之后有所得，甚至是在挑战你既有的观念，使你不那么舒服。在这个时候，你都是很少有动力去转发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病毒式传播的内容都不优质，我只是想说，在这个年代，很多时候病毒式传播的内容都很难称得上是优质的。Q：您是否担心像播客这样的形式，也会受到舆论缩紧的压力？A：从做传统媒体开始，其实大家都逐渐明白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一个内容影响力越大，被严格管控的概率就越大。很多人都意识到，大多时候回到一个同温层才是安全态势。之前大家是希望自己内容破圈，但现在很多人想的是让自己的内容不破圈，留在特定的圈层。现在的风险并不只是来自于监管部门，更是来自于你吸引到的一些不友善的、心怀恶意的受众故意举报。具体到播客来说，它在中国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小的。我个人也觉得播客很难成为一个大众性质的媒介形态，这反而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对一些出圈的节目和单集来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它们面临的压力了。Q：您会鼓励到更多的人去做自媒体吗？对他们来说，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A：我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What is Zimeiti? The commercial logic of content provision on China’s social media platforms》，讲自媒体到底是什么。我想先在这里讲一下我这个论文里面的主要观点。一些人在使用自媒体时，可能带有美好的设想，觉得自媒体代表着所有人都可以发声，代表着一种更加平等的表达。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是，现实中的自媒体的主要角色是赚钱，那些营销号、做流量生意的人才是自媒体的主流。他们的主流不仅仅是从业人群的广泛，而且实实在在地占据了流量的主流，获得算法的青睐和推荐，成为这些平台所主要依靠的内容生产者。我鼓励大家成为认真的、真诚的内容生产者以及传播者。这和自媒体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流量为导向。我们现在更需要真诚的表达和交流的空间，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创造或寻找这样的空间，鼓励大家做播客、Newsletter，寻找平台之外的可能。我也希望大家更关注自己所在的社区，关注自己身边的人，这个社区有可能是你身边的社区，有可能是网络社群，更多地在社区里去获得更有意义的、真诚的交流和互动。Q：那您认为成为真诚的内容生产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A：一方面需要具备基本的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对信息的判断力，能够区分真假信息以及可疑信息，有这样的基础，才能承载这种内容的输出。另一方面需要有一种“定力”，可以不被现在主流的互联网环境所影响和带偏。现在的主流环境是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平台主导的流量模式，当然还包括监管。真诚的内容生产者不能谄媚流量。两个方面比较起来，摆脱环境的影响是比获得思考判断能力更难，但是值得尝试的事情。因为摆脱了这种影响之后，不管你是否成为内容创作者，都能够成为一个活得更幸福的人。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三、回到同温层Q：「新闻实验室」公众号关停时，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A：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我的微博、B站被炸号之后，我觉得公众号也很危险。但我当时又有些心存侥幸，因为公众号的内容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三年规则已经变了，就算内容并没有过线，但只要有一批人来纠集起来举报你，你也是凶多吉少，举报的人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没有任何辩解和理性判断的机会。这两年一些知名账号的关闭也是一遍遍重演这个戏码。Q：您是如何对抗现有的舆论环境的呢？A：比如我提到过的回到同温层，不去追求出圈，而是看重更有意义的互动。与其说一篇文章被100万个人看，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内容，还不如只有1000个人看，1000人当中可能有100个人是真诚地看你的内容，并且真诚地和你交流。当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在当下依然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聚集关注和讨论。比如说徐州的事情，有勇敢的志愿者去到了徐州的现场，也有很多人没有冲到最前线，但是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有人通过分析之前的法院判例，总结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说到“对抗”现有的舆论环境，我从2020年底开始做一个叫「放晴公园」的项目。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在互联网上去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虽然很多互联网平台都成为了激发恶意的、臭不可闻的地方，但在人性当中还有很多善良的成分在，虽然我们很难直接改变互联网平台，但我们可以试着去传播一点善的东西。虽然目前的问题很多，但我们解决问题的角度也有很多，我们还远远没到什么都做不了的年代。Q：「新闻实验室」现在是处于怎样的一个同温层？A：如果以几个同心圆来形容的话，最里面的一个圆应该是读新闻传播的学生、媒体人以及关注传媒话题的人，外层的一个圆则是关心公共事务的群体为主。大家会有共识，对于社会议题保持关注，不会对社会冷感。我之前做过一个付费会员的调查，让大家选一些标签去描述自己，最多人选的标签是“理想主义”。我个人觉得很开心的一点是，我的内容聚集了一批依然怀有理想主义信念和观念的人，而且经常有人给我回信说从我的文章中获得了力量。Q：之前的账号的定位相比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A：我觉得一个变化在于，我之前可能更多还是提供一个信息、一个角度、一些分析以及信息层面的输出和交流，但是现在，在此基础之上，可能还有一种心灵层面的抚慰和激励。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写的内容发生变化，还是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更需要这种力量了。现在大家需要这样一种心灵上的镇定和抚慰，来抵抗无力感，需要有继续爱这个世界、继续行动的力量。很多人觉得我写的东西是带有这样的功能疗效，我也很高兴。所以如果要对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仅是我的内容对比，更是一个时代的对比了。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位置Q：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媒体环境、互联网的新闻业态？A：简单来说，中国媒体这几年的衰落，商业是主要的原因。放眼全世界，商业媒体都没有活的很好，美国已经有那么多的媒体关门了。所以，新闻业的商业模式在社交媒体冲击之下崩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至于说怎么看这个问题，关键还是怎么找到出路。在美国，媒体已经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去寻找出路，可以去做付费，虽然付费只能支持最顶尖的几家媒体。中国可能像财新、三联这样的媒体，在美国可以支持的更多一点，因为英文媒体的受众更广，所以天花板要高一些。美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媒体方式是捐赠和基金会。美国基金会已经支持了非常优秀的媒体，像专门做调查报道、几次获得普利策奖的非盈利媒体ProPublica。欧洲的优势在于他们的纳税人已经非常习惯每年交一定的钱来支持该国公共媒体的发展。对于中国新闻行业来说，我在短期和中期是悲观的，我眼下看不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出路。Q：您在《南方周末实习生手册》中，您提到《南方周末》在《系统》一文里把枪口指向自己的赞助商巨人网络，您认为现在的媒体还有这样的魄力吗？A：应该没有了，但这不能怪某一家单独的媒体，它是一个系统性、行业性的问题。最近十年来，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上，使得大部分广告从投给传统媒体变成投给社交媒体，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一家媒体有很多广告商，媒体可以对准某一家广告商，就算它不再投广告了，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一家媒体只有三家、五家广告商的时候，就很难失去其中的任何一家。所以，媒体不再有勇气去挑战广告商，这是行业的结构性变迁问题。Q：《南方周末》在2008年前也有不少的稿子被删，当时实习生在怀念南周90年代的时期，而我们现在则在怀念南周2008年的时期，媒体行业是一步一步逐渐衰落的吗？还是说可能有上升的空间？A：我想起来上周的时候，邀请了两个真正经历过90年代末开始市场化媒体的资深媒体人来我的课上做远程交流。课上提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媒体的黄金年代。他们说当时从来没有觉得那是黄金年代，因为他们同样觉得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管制，一点都不觉得“黄金”。只不过现在看来，的确是一个越来越衰落的过程。至于说媒体行业有没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至少在中期来看，都会是比较低迷的状态，因为在商业上来说，全世界都没有真的探索出来一种让媒体重新回到鼎盛时期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个体层面或者是更具体的某几家少数媒体、某一些媒体人没有空间。我仍然觉得，在低迷的环境下，仍然可以承载一些好的媒体，也能够承载好的记者、好的报道。另外就是，我们需要扩大对“媒体”的理解。其实，只要是在传播一些信息、提倡一些理念，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媒体。比如说单口喜剧，算不算是媒体呢？我觉得杨笠是一个挺好的媒体人啊，因为她在宣传一些具体的理念。她所希望普及的在公共领域里的性别平等的意识，不就是很多媒体记者想做的事情吗？同样，微博上一些关注女权的账号，也是相当好的媒体呀。再比如，我在新闻实验室播客里面介绍过的“有据核查”，是在事实核查方面超越所有机构媒体的一个小团队。所以，如果我们打开思路，从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出发，不囿于机构化的新闻媒体这一种形式，这个年代还是能提供非常多的实现路径。2010年刚入职南方周末Q：对未来还想要从事记者行业、做深度报道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吗？A：我还是想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想做一个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的年轻人，你现在一定面临着来自你家长、老师、同辈，甚至是新闻界前辈的压力，他们纷纷在劝退你们。我想唱个反调。不必太在意他人的建议，我有时候挺不喜欢资深的媒体人对年轻人说现在很糟糕，什么都做不了，你不要来了。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这个时代独特的位置和贡献，前一个时代的人完全没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去否定后一个时代的人。我始终相信年轻人能够做的事情是前一个时代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如果你真的想做，首先我鼓励你，因为这是一个值得追寻的方向，这是一个能够对社会有帮助，同时也让自己获得很多的方向。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说深度报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个难，不是禁令和管制，也不是媒体资源的匮乏，是它本身很难。它需要你有很多的基础能力，有点像你要参加奥运会或者国际赛事，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训练和准备，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站到领奖台上。有时候我看到有的年轻人志存高远，但落实到地，连靠谱地完成一篇文通句顺的文章都没有做到。所以，我想在理想的层面鼓励大家，同时也想提醒大家，做这份工作需要有很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和自我训练。总结起来也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文中图片均来自受访者END

简介发生在近七十年前（1955—1959年）（上海）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的历史早已成为定论，但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繁荣发展，某些歪曲这段历史的言论广为传播，给后人历史观造成恶劣影响，甚至破坏校际团结。这些主要观点汇总如下：（1）交通大学已西迁，西安交通大学是交通大学主体或整体西迁的结果。（2）交通大学西迁时仅留下无法西迁的造船系，即上海造船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是在上海造船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留在上海交通大学而没有西迁的师生是反对西迁和老弱病残教职工。以上所述观点符合历史真相吗？作者结合若干年前走访西迁人的经历，在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和询问当年在校学生之后，认为这些观点是彻底错误的。随着西迁人的远去，作者认为有必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开那段历史面纱，还原历史真相，并对自媒体的歪曲宣传进行拨乱反正。这就是作者撰写本文的目的。一、背景（一）交通大学历史简单回顾交通大学的前身是晚清官员盛宣怀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1905年南洋公学划归商部，学校改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改隶邮传部，学校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学校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学校划归民国交通部管理，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民国交通部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道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分别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唐山学校、北京学校；1922年交通大学解体，分为两个学校：交通部南洋大学（延续南洋公学血脉）、交通部唐山大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交通部南洋大学，改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随后交通部唐山大学改名为交通部第二交通大学，交通部唐山大学北京分校改名为交通部第三交通大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学校移归铁道部管辖，将设在上海、唐山、北平三处的交通大学合并，统称国立交通大学，分设上海本部、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和北平交通管理学院。为便于区分，民间习惯分别称之为上海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北平交通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范围院系调整，将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17个系中的10个系调整到其他学校，将其他学校的资源调整到交通大学仅保留的7个系中。1955年中央政府下令将造船工程系、电讯工程系、汽车工程专业分出后的交通大学主体内迁西安，1956年中央政府将交通大学机电专业的一部分分出在上海筹建南洋工学院。1957年中央政府将交通大学主体内迁的原计划改为“一个系统，上海、西安两地办学，统一管理”（简称“两地办学”），交通大学随之完成两地办学计划的实施。1959年中央政府指示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分别独立建校，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1958年，交通大学部分迁往台湾的校友在台湾成立“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1979年，定校名为“国立交通大学”（现名阳明交通大学）。（二）若干歪曲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两地办学历史的观点汇总上述历史沿革清晰可见，很多大学都有来自民国时期交通大学的血脉，而其中的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阳明交通大学都可以直接追溯到1921年定名的交通大学（上海校区）。《辞海》中“交通大学”词条明确记载了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历史由来。关于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段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的历史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一些自媒体人发表一些歪曲、阉割和篡改那段历史的互联网内容。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如下：1．交通大学已经于1955年迁往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是位于西安的交通大学的一部分。典型的观点见百度百科“交通大学”词条中的沿革图。同样的观点也见微信公众号“春源视界”2018年10月17日发表的“交通大学五六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一文，2018年10月25日发表的“西安、上海两交大的所谓正统之争可以休矣！西交是交大主体，证据确凿！”一文。2．西安交通大学是交通大学1956年完成主体或整体西迁的结果，而上海交通大学则是后来交通大学非主体的上海部分所建。见以下网络截图，也见公众号“春源视界”2018年1月20日发表的“都是外迁为何交大西迁独领风骚” 一文，2018年10月17日发表的“交通大学五六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一文。3．交通大学的根在西安，上海交大需要到西安交大寻根。见公众号“春源视界”2018年2月12日发表的“交大西迁与上交的艰苦寻根（一）” 一文“交大主体西迁之后，对上海交大而言，就出现了一个寻根的现实问题。大树西迁，那是拔地而走，不是说折下一枝”。4．1957年开始“上海造船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造船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最核心专业”，即上海交通大学“原本是长期靠船向海的”，前身是上海造船学院，是在上海造船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见公众号“春源视界”2018年5月3日发表的“上海交大何时破船而出的” 一文、2018年5月4日发表的“纪念上海造船学院”一文、2018年8月13日发表的“上交“汉芯”事件中西交是如何躺枪的” 一文，2018年11月5日发表的“西迁钩沉，交通大学1958分裂的前夜 为什么说交通大学主体在西安？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主要是上海造船学院？”一文。5．留在上海交通大学而没有西迁的师生是反对或不愿意西迁和老弱病残教职工。见公众号“春源视界”2018年8月24日发表的“二十三年前《咬文嚼字》咬了“上海交大”” 一文6．“上交在对待1959年以前的交通大学历史遗产上，试图全盘“上海交大”化”。见公众号“春源视界”2018年8月17日发表的“上海交大在交大非物质遗产及其专利上的“绝招”” 一文，2018年8月24日发表的“二十三年前《咬文嚼字》咬了“上海交大”” 一文，2018年10月26日发表的“交通大学校史背后的“羞耻心”问题”一文，2018年11月2日发表的““上海交大”的正用、俗用和错用，从《抗战回忆录》看看这问题”。7．上海交大百年校庆纪念册被处理并导致校长翁史烈免职。见公众号“春源视界”2018年9月23日发表的“1996交大百年校庆上交画册风波的台前幕后” 一文。在互联网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诸如此类的观点满天飞，官方和两校（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校方不表态澄清，从而“谎话说一千遍便成为真理”，谣言在公众中广为传播，造成恶劣影响。笔者曾与一名在上海交大工作的教师交流时，他说道：“老交大都搬到西安交大了，上海交大是从零开始重新发展起来的”。言外之意，上海交大的发展与老交大人没有太大关系，可见谣言流传之广、之严重。我们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唯物主义的，也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尊重历史的”。随着经历交通大学那段历史的人们逐渐老去，部分西迁亲历者已离开我们，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抢救历史，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抽丝剥茧，将那段历史真相展现给后人，以此向前人致敬，为后人立此存照、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由于五十年代沿海发达地区支援内地多达数十万人，仅交通大学参与内迁的教职工和家属多达数千人，所以局限于个人视角，每个人的经历和体验都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尽量采用不同人的回忆交叉验证，以确保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客观性。二、1955—1959年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两地办学和两地建校的历史真相（一）相关术语解释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首先是认识对象，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从而形成把对象作为类来反映的概念。为了避免各位读者理解本文的二义性，这里首先介绍几个相关概念术语及其解释。“苏联模式”：是指苏联在建设国家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长官意志代替民主决策的计划体制。说明：尽管这一术语长期被官方文件和权威机构使用，但没有统一的权威定义。本文此术语的解释取自“百度百科”。“院系调整”：在中国的语境中，院系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改变旧中国高等教育重文轻理，专业残缺不全，学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使高等教育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的大规模调整工作。1951 年制定调整方案，1952 年秋开始实施，1953 年底基本完成，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重通才）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重应用）。说明：尽管这一术语长期被官方文件和研究文章所使用，但没有统一的权威定义。本文此术语的解释取自“百度百科”。“大鸣大放”：指群众在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意见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后来75宪法将大鸣大放并入四大写入公民权利，82宪法予以删除。说明：此术语曾列入宪法和成语词典，但后来予以删除。本术语解释来自“在线汉语词典”。“反右派斗争”：是指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的一次政治斗争。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了一些批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6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但这一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末基本结束，导致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后陆续有所改正。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同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复查，把被错划的右派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基本复查改正完毕。说明：来源于《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并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 97%。但学界对此人数统计认识并未统一。至1986年，约剩下5000余名右派。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说明：来源于互联网。“主体”：事物的主要部分。说明：来源于《新华大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出版。“内迁”：是指“往内地迁移。特指把沿海一带工厂迁往甘肃、青海等地”。说明：来源于《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交通大学内迁”：指根据1955年中央指示，交通大学电讯系内迁四川成都参与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交通大学汽车专业内迁吉林长春参与组建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交通大学内迁西安。说明：来源于1955年3月高等教育部《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也称“交通大学主体内迁”。这一术语从未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多见于非官方文件，如讲话或文章等。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2005、2006年为纪念交通大学主体西迁50周年而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发表的若干文章中[8][9]。根据上述“主体”和“内迁”术语解释，本文中的“交通大学主体西迁”系指根据1955年和1956年高教部指示，将交通大学的汽车专业调出参与组建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造船系分出成立上海造船学院、电讯系调出参与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部分机电专业分出筹建南洋工学院之后的交通大学主要部分内迁西安。“交通大学两地办学”：是指根据1957年9月13日高教部、一机部下达的“关于交通大学迁校及与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合并问题的批复”文件精神，“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系统，统一领导”分别办学。按照此文件指示，交通大学的大部分搬到西安成立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西安动力学院全部和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部分专业并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设23个专业；交通大学的小部分成立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并将原属于交通大学的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并回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设19个专业。[1]“交通大学两地建校”：是指根据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给教育部“关于同意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批复”，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建校，学校名称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1]“西迁精神”：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等发达地区有数十万名干部群众支援内地，其中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建设的干部群众达20多万人，这些人身上体现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因此，“西迁精神”不仅体现在交通大学西迁人身上，也体现在全体支援内地的发达地区干部群众身上。说明：尽管这一术语近几年被各类文件和文章使用，但没有统一的权威定义。本文此术语的解释取自“百度百科”。“交通大学西迁人”：广义是指1955年高教部指示交通大学主体西迁时全体交通大学在册并参与交通大学主体西迁工作和后来在西安办学工作的师生员工。狭义是指1955年高教部指示交通大学主体西迁起到1959年7月31日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之日止由上海前往西安工作的1955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职工，在此期间由外单位直接调入交通大学或毕业生留校前往西安部分工作和学习的师生，不属于交通大学西迁人。说明：尽管这一术语被各类文件和文章使用，但没有统一的权威定义。作者认为定义“交通大学西迁人”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当年从沿海发达地区支援内地工作的职工都会有补贴待遇。因此，作者认为只有享受支援内地补贴待遇的交通大学教职工才属于交通大学西迁人。（二）为什么中央决定交通大学内迁？ 关于1955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内迁的原因，比较多的说法是因为“东南沿海一带形势紧张”，“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比如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合编的《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56页，上海交大编写的《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五卷（1949—1959）[12]第65页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当年各位领导在各种场合讲话解释交通大学内迁原因时也都给出同样的解释。因为战争风险而将大学等资源迁离战争高风险区域是历届政府必须要做的工作，例如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将大学内迁西南，1970年为应对苏联侵略的危险中央将北京几乎所有高等院校内迁。但交通大学内迁确实是因为“东南沿海一带形势紧张”吗？这一解释能给出真实原因吗？笔者将视野拓展到从1949建国之后三十年的东南沿海一代形势，认为这一解释不符合逻辑。1．1953—1955年东南沿海形势并不紧张众所周知，1950年国民党空军连续数次对上海进行轰炸，给上海造成了巨大损失，直到苏联空军进驻上海参战才结束了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的历史。而在上海面临轰炸的这一现实风险期间，中央没有决定上海任何一所大学内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国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美国联合西方世界战略围堵中国，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甚至想利用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也一直不断骚扰东南沿海。这期间东南沿海确实面临现实的战争风险，但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的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没有因为上海地处东南沿海而在实施院系调整计划时将上海的大学内迁。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只是为朝鲜战争结束后，为美军继续进驻台湾寻找借口，并未改变国民党军队袭扰大陆沿海地区形势。而导致交通大学内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4年4月开始全面编制，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署没有因果关系。1955年中央下达的上海高校内迁计划中只有交通大学大部分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内迁，上海第一医学院内迁重庆计划很快就改为支援重庆建设一所医学院，而没有像后来1970年为应对苏联侵略将北京高校大规模内迁那样将上海高校大规模内迁。1949年之后，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中断袭扰大陆沿海地区，但真正实施“反攻大陆”计划是在1960年左右，蒋介石看到大陆面临经济困难，认为反攻大陆的机会已到，因此于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因此，六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军队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然而，在这次东南沿海面临“反攻大陆”的战争高风险期间，中央并没有决定将上海的大学内迁，甚至地处福建前线的厦门大学等高校也没有内迁。由上述形势回顾可见，1953—1955年东南沿海形势并不紧张。电视剧《亮剑》丁伟和田墨轩关于朝鲜战争的对话是这样说的：“您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那会是什么后果？……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 。因此，抗美援朝胜利后，国家已全面转向经济建设，而非应对战争风险，这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由来。2．交通大学内迁是为了配合苏联156援助项目的实施《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56页，《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五卷（1949—1959）[12]第65页都提到“一五计划”对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为配合工业布局的调整，高校布局也随之调整，从而中央做出交通大学内迁的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由于刚建国，领导集体对经济建设经验不足，所以“一五计划”主要是在苏联指导下制订的。“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4年4月，中央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小组，开始全面编制工作。到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4]。由此可见，“一五”计划的工业布局是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的布局为核心，中央对全国高校布局的调整也是围绕这156个项目展开的。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选项和布局是和苏联方面一起商定的，因此项目布局带着浓厚的苏联模式色彩。以下是这156个项目的布局图。在156个项目中，陕西获得了24项，西安就有了16项，成为接受项目最多的城市，居全国之首，比靠近苏联最近的城市哈尔滨（10个）还要多。这156个项目中，四川省和吉林省各有11项，其中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一个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尽管156个项目布局考虑到美蒋军飞机轰炸的风险，但这一考虑太勉强！因为由上图可见，东北靠近中朝边境地区的项目很多，而东北离朝鲜半岛的美军空军基地非常近。这样的项目布局只能解释为：（1）中国北部地区离苏联比较近，便于苏联援助设备的物流运输和苏联专家旅行。（2）苏联模式不考虑经济规律，不尊重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采取行政命令方式强制平衡各地区资源分配。156个项目在陕西省如此之多，而在当时西安的工科大学数量为多少？从《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74~83页可以看出，当时西安仅有一所规模不大的工科大学“西北工学院”。显然一所工科大学无法满足156个项目在西北布局的要求，国家应该在西安建设更多的大学。周总理在1957年讨论交通大学迁校问题时谈道：“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视这个地方（作者注：指西安）。上海基础厚发展快，有责任去支援内地。……为什么不采取从西北工学院扩充的办法来解决呢？当时考虑到工业高速度的发展，仅西北工学院为主是不可能的满足需要的，交通大学搬去可以搞得快些”（见[1]第74页）。由此可见，156个项目建设的确需要发达地区高校支援内地。但为什么选择交通大学呢？从上面156个项目布局来看，不可能让北京或东北工科院校完成这项工作，因为那里的高校也承担配合156个项目建设的繁重任务。只能从高等教育发达，不需要建设156个项目的上海和江浙等地区的工科院校中选择。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刚解放不久），中央只会选择解放前地下党力量强大，知识分子倾向进步的高校。而交通大学很早就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解放战争期间又被称之为“民主堡垒”，因此，中央选择交通大学内迁是顺理成章的决策。中央信任交通大学！1954年12月31日，高等教育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发文通知成立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文件决定交通大学等高校给予支援。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交大汽车专业内迁吉林长春。[1]1955年1月7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和高等教育部发文通知成立上海造船学院。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交通大学以造船工程系为基础，并入大连工学院造船工程系负责筹建上海造船学院。[1]1955年7月21日，高等教育部发文通知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交通大学于1956年开始内迁西安，1957年完成内迁。[1]1955年9月19日，高等教育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发文通知成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文件决定交通大学电讯工程系内迁四川成都。[1]至此，交通大学一分为四，内迁三地，交通大学主体内迁西安。交通大学全面配合156个项目建设。3．出于保密，领导们没有解释交大内迁与156个项目有关在《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所刊登的所有从中央到学校领导解释为什么交通大学西迁的讲话中只提到东南沿海或国际局势紧张和“一五计划”建设需要，都没有提及156个项目。这是为什么？让我们看看156个项目的构成，156个项目中最后投入施工的为150个项目，其中民用项目106个、国防项目44个，其中有21个国防项目安排在陕西和四川两省[4]。在西安市建设的16个项目中大部分是国防项目。根据杨孟哲在“动因、过程与论争：交通大学西迁探赜”[10]一文，在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和高等教育部1955年7月21日关于交大西迁的正式发函中用“考虑国防因素”和“国防建设的要求”一笔带过。由此可见，无论是交通大学领导还是高教部领导对交大西迁是为了配合156项目建设，而在西安的16个项目大部分是国防项目这一内情多少知道一些。在当时，苏联援助的国防项目布局必然是高度机密。因此，在这些项目已经解密的今天，可以理解当年各级领导为了保密起见，在讲话中不会主动提及交通大学内迁与这156个项目建设的关系。由上述分析可见，交通大学内迁不是因为东南沿海局势紧张，国家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也不是因为东南沿海局势紧张，交通大学内迁而是为了配合“一五计划”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尤其是国防项目建设。（二）为什么中央把交通大学主体西迁计划调整为两地办学？1．从毛主席1956年《论十大关系》讲话谈起1976 年12 月26 日， 经毛泽东生前亲自审定的1956年党内讲话《论十大关系》[5]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笔者当时为工厂工人，很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文时所加的编者按：“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中国共产党创立早期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但来自苏联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也给中国革命带来惨痛的损失。中国革命最终成功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因此，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同时时刻警惕苏联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以避免重犯过去的教条主义错误。到1956年，从1953年算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具有浓厚苏联模式色彩的156个项目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同时，1956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也暴露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1956年，毛主席花了几个月时间，听取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工作汇报，主要以总结经济建设经验为主。经过中央讨论，归纳成十个大问题，后由毛主席亲自概括提炼，运用辩证法思维剖析分解，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由来。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讲话，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阐述。[4]苏联模式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对产业布局人为制造各地区资源平衡，不尊重客观规律；重视国防建设，轻视经济建设。为此，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开篇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为中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好好的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5]2．上海市对交大内迁的态度和南洋工学院的筹建作为下级组织，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积极配合交大执行中央交大内迁的决定。但在高教部提出交通大学内迁之后，上海市委考虑到上海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建议交大西迁后为上海留一分校，或交大仍留上海而为西北筹设新校，逐步一分为二，兼顾上海、西北”。“专家以交大西迁将影响学生质量、科学研究，特别是培养无线电人才的任务，要求改变部署，停止迁校”[12]。相比高教部同时下达的山东大学内迁郑州指示后山东省领导的态度，上海市领导是积极的。山东大学在山东省领导出面与高教部交涉下，达成“迁济南也是内迁”、“帮助郑州成立一所大学”的中间方案，避免了山东大学内迁郑州的命运。在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讲话精神于1956年6月27日就交大迁校问题给中央发了特急电报，电报中要求“交大仍按原计划西迁，即自今年开始，由交大负责为上海筹建一所新的电机机械类大学”。[12]在中央收到上海市委的电报后，高教部部长杨秀峰传达周恩来总理口头指示：“同意搬，必须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上海市政府据此于1956年8月25日决定成立南洋工学院，由交通大学调出资源并负责筹建南洋工学院以落实周总理指示，在1956年以上海造船学院名义代为招生。[1] [12]1956年秋天在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对交大西迁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一场争论。为此，上海市政协派代表团去西安进行实地考察，认为交大迁西安是正确的，争论暂告平息。（摘自《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历史1：交大西迁的史实（苏庄口述）》[6]）3．交大师生对交大内迁的态度和两地办学方案的决定通过查阅校史和西迁人回忆录，以及走访亲历者，可以看出在交大收到中央内迁指示后，交大大部分师生对交大内迁的态度可分为四个阶段：执行西迁指示、发现问题、反对西迁、提出两地办学方案。（1）执行西迁指示阶段1955年春季交大领导接到中央关于交通大学内迁西安通知后，立刻进行了传达并进行了筹备、前往西安选址和筹建工作。这段时间交大教职工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应该都在积极响应上级指示准备学校迁校工作。究其原因，应该有二：（a）对中央和各级领导的高度信任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作者曾向前辈请教“为什么中国会走二十年弯路？你们当年为什么会盲目跟着走？”前辈们大都回答：建国初期人们都非常相信中央和各级领导，对领导指示到了盲从地步，对毛主席到了迷信的地步。只要毛主席说的肯定没有错误。西迁人蒋大宗的回忆与前辈对作者的讲述基本吻合：“那时刚刚解放不久，爱国的知识分子亲眼看到过旧社会的腐败和落后，失望至极，而共产党新政权的亲民清廉的作风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大涨了民族自豪感。对比之下，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决定有无比的信赖感和认同感。”（蒋大宗，交大西迁历史记忆[6]）（b）尚未迁到西安，还没有体验到当时生活的艰苦和学校西迁带来的弊端。因此，交大西迁工作在稳步、顺利地进行。“1956年8月10日，苏庄副校长率交大师生员工、家属1000余人乘专列迁往西安。1956年9月10日，交大（西安校区）借西安市人民大厦礼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交大（西安校区）有师生员工和家属共6000人。1956年暑假前首批迁校工作基本完成，在西安新校址开学上课。至9月，西安有教职工712人，其中教师247人，有教授5人，副教授6人，讲师52人，学生共3906人。至年末学生增至3935人。”（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7.htm）（2）发现问题阶段1956年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交通大学根据中央和上海市指示调出一部分资源筹建南洋工学院，这一调整开始在部分人中引起思想波动，但总得说来风平浪静。然而，首批西迁师生迁到西安后发现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严重影响了西迁工作的积极性。西迁人赵富鑫在口述历史“九十述怀”说道：“由于初来他乡，工作及生活条件又都有些问题，不少教师有意见，有的甚至提出要重新迁回上海，这样就掀起了反迁校浪潮。”[6]时任交大西安分党委书记的苏庄在口述历史中说道：“1956年夏，校园没有水泥马路，雨天泥泞一片，陷足难行。新楼来不及装上下水道，有的买不到煤球，只好改烧木材等等。人称离开“十里洋坊”（指上海），来到“穷乡僻壤”（指西安）”[6]。西迁人陈学俊在口述历史中说道：“刚来西安时，生活的确很艰苦，主食吃杂粮，每月一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鱼虾更是见不到。在交大附近没有中学，我的大孩子上初中只有进城，每天乘老乡的马车去建国路一所中学读书，孩子年龄还小，我们不放心，每天早晨送他，傍晚在东门口接他，有时他还得坐老乡进城的马车回来，每天都是这样。”[6]西迁人王则茂在口述历史中说道：“西安的条件还很差，西安当时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所有的路还都是石子和泥土路，沿咸宁路交大的公共汽车只有一路。”[6]笔者接触过第一批西迁学生，讲述当年在西安找不到实习的工厂，只好到上海实习。由此可见，交大第一批西迁师生就发现西迁工作存在的问题，生活条件很艰苦，影响了西迁师生情绪，为后来反对迁校浪潮埋下隐患。笔者曾问过1956年入学的前辈，他回忆：“大家不愿意迁西安，校领导只好动员各系负责人带头迁，大部分人表面不反对，但内心并不是很情愿去西安”。尽管大家内心对迁校有意见，但总得说来表面上看大家都支持西迁。（3）反对西迁阶段根据《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70页记载，1957年3月交大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动员师生员工大胆鸣放，揭露矛盾，开始“大鸣大放”。交大师生开始揭露交大西迁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大讨论，最终掀起反对迁校浪潮，为中央将交大迁校方案改为两地办学方案提供了群众基础。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谁先提出反对迁校的？以下历史记录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官网“大事记（1957）”、首批西迁人的回忆和原交大党委书记彭康在文革中做的所谓“交代”。“1957年4月中旬 两地师生分别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和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传达。和全国一样，交大开始“大鸣大放”。1957年4月15日 校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对群众“放”出来的意见组织专门小组进行研究。校常委会决定成立5人小组，成员是：陈大燮、郑家俊、程孝刚、钟兆琳、邓旭初。1957年4月20～27日 交大（上海校区）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原计划要动员全校掀起迁校工作的热潮。但会上对于迁校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认为迁校不正确，有的认为迁校正确，有的主张在西安设分校，有的提出应该缓迁等。交大（西安校区）教职工、学生在“鸣放”中对于迁校问题同样出现了分歧。1957年4月21日 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彭康校长传达了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电话内容，提出对迁校问题也欢迎“鸣放”。1957年5月6～8日 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5人小组提出的方案。交大（西安校区）4位教师代表和高教部刘皑风副部长也到上海出席会议。5人小组提出：全部迁回上海、全部迁西安、在西安设分校、在上海设分校和现有的交大、船院、南洋、西动4校统筹在上海、西安设两校5个方案。与会人员大部分不同意迁校。1957年5月9日 交大（西安校区）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西安动力学院要与交大已来西安的部分合并，仍留上海的部分不迁，致使不少学生情绪激动。苏庄副校长陪同陕西省、西安市领导同志到现场做广播讲话解释。1957年5月10~11日 交大（西安校区）召开第十届二次学代会，大多数学生代表发言认为迁校不正确。1957年5月中、上旬 在鸣放中许多师生认为交大以不迁为宜，反对设立新校和分校，反对交大分裂。1957年5月18日 彭康校长在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1）根据情况的变化，现在大家认为以不迁为宜，同时西安部分有步骤地迁回；（2）高教部如果认为需在西安设一多科性工业大学，交大可进行支援。这些意见最后还需由国务院决定。”（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8.htm）西迁人赵富鑫口述“九十述怀”回忆道：“彭康校长于年春（应该是1957年5月6～8日，作者注）在上海召开校务委员会，苏庄与我代表西安部分出席，另有教师代表殷大钧 邵济煦等4人。在会上我发言认为大部分教师还是赞成迁校的，但是对西北条件有些意见。其他几位教师代表认为我不能代表全体教师的意见，上海方面代表也纷纷表示不愿迁校，认为得不偿失。当时也曾派人至北京了解西北工业建设情况，回来后说有些项目已下马，这样就助长了反迁校的气氛。会上虽决定仍进行迁校工作，但回西安后反迁校风波更高涨，学生甚至罢课。”[6] 时任西安分党委书记的苏庄在口述历史中回忆道：“部分群众认为交大的主要矛盾是迁校，个别同志认为1955年决定迁校是错误的，根本否认合理部署支援西北建设的重大意义，因而又引起了一场复杂而激烈的争论。交大上海部分5月初召开工会会议，接着又召开校务委员会，不赞成迁校的意见仍占上风，形成了一个一面倒的会议 作出了交大“不迁”的结论，影响很大。使上海部分停止了装箱（正准备西迁），使西安部分停止了基建，俨然是一幅“迁不动”的格局，形势相当紧张。”[6]根据交通大学原校长彭康在文革中被迫害时写的交代材料（见下图）中说道：“首先在西安方面煽动群众掀起了一个反迁校的高潮…这个影响到了上海”。交大（上海校区）的第一张反迁校的大字报（见下图）是于1957年6月13日贴出，比西安第一张大字报整整晚了一个多月。由此可见，最先反对西迁并非在上海尚未西迁的师生，而是首批已西迁的师生。这从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已经西迁的师生实实在在体验到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困难，而在上海的师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大都出于交通大学不要分裂的愿望而反对西迁。此外，从以上事实可见，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大部分师生反对西迁，而非现在某些人所说的是少数人反对西迁。因为大部分师生反对西迁，“为了使群众充分发表意见，专心讨论问题，学校决定一切搬运工作暂停，西安新校区的基建也暂停。”（《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72页）。（4）提出两地办学方案阶段交大师生对于西迁工作的意见，很快被反映到中央，并及时反映到周总理那里。1957年6月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周总理谈话精神主要有以下几点：“对一个问题，有时确定的原则虽对，但因准备不够，安排不当或条件不足，就会产生新问题，只好重新修正。”“1956年以前，……，交通大学迁校西安是必要的，我们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形势和历史发展，”“毛主席提出了“十大关系”，这是一个关头，有利于全面开展建设，也需要重新部署。”“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迁校西安，支援西北建设是必要的。”“1956年时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考虑由交通大学去支援一部分。从“十大关系”分析的形势来看，在新的形势新的安排下，交通大学可以不搬。”“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些困难是由国内外、校内外许多原因造成的，影响很大。要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全面考虑。”周总理提出了坚持基本全搬西安和搬回上海两大方案，又在搬回上海的大方案下，提出高、低、折中3个方案，各分析了利弊。提出要顾全大局，合理安排，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要求由交大师生再次讨论后报高教部决定。见（《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73~77页）。在高教部领导下，1957年6月23日，交通大学党委扩大会提出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一个系统、统一领导方案，并得到中央的批准。[1]从今天我们后人角度来看，很容易理解周总理讲话精神。（1）尽管毛主席提出以苏联为鉴，调整十大关系，但苏联156个项目建设布局已无法改变，因此，在西安建设与工业相配套的高等教育体系势在必行。（2）根据毛主席提出“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的指示，上海高等教育不能削弱。这也是周总理所说的“1956年时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考虑由交通大学去支援一部分。从“十大关系”分析的形势来看，在新的形势新的安排下，交通大学可以不搬。”的原因。（3）因为“支援西北建设是必要的”，迁往西北的高校就不仅仅是交通大学一所。根据，杨澜涛《再论交大西迁之实质、动因与历史影响—兼与杨孟哲博士《动因、过程与论争：交通大学西迁探赜》一文商榷》[11]一文记载，仅与交大同时迁到西安的高校还有西安动力学院、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如果交通大学搬回上海，势必影响其他高校、科研单位和工业企业的西迁工作，这也是周总理所说的“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些困难是由国内外、校内外许多原因造成的，影响很大。要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全面考虑。”由上述迁校改为两地办学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提出两地办学方案的并非是反对西迁的师生，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靠着他们的闹腾（大字报是一种方式），使得交大没有搬干净。”。“因为有部分师生反对，交大全迁西安的目标没有实现。”整个过程是：毛主席及时发现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将建设方针及时调整为重视沿海地区建设。-->由于国家建设方针的调整，高等教育布局也应及时调整。-->首批西迁的交大师生发现西迁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在领导动员下向领导反映。-->周总理认真听取师生的意见，认为形势变化了，交大可搬可不搬，但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现在骑虎难下，要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全面考虑。并提出高、低、折中3个方案供交大师生讨论。-->交大讨论结果是选择两地办学方案并得到中央批准。在这个决策调整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第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精神。4．两地办学方案的实施在中央批准后，两地办学方案得到顺利实施，西迁工作得以恢复，决定调往西安工作和学习的师生陆续迁往西安，整个西迁、两地办学工作得以完成。从各方面的资料中没有查到在中央批准两地办学方案后对反对西迁的师生如何进行动员教育工作的资料。但这里不得不说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对实施两地办学方案的作用。1957年7月初，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学校开展学习反右材料，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全国的反右斗争。见（《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72页）。西迁人赵富鑫回忆道：“1957年暑假开学后不久，全国掀起反右浪潮 交大以反迁校作为反右的重点开展运动。”[6]一位亲历者回忆道：“57年反右运动来的那么急，那么强烈，一般人难以想象。全校有统一的反右领导小组，各系的小组每天去汇报一次完成任务情况。学校大组長一周不到便被打成极右，据说因他领导不力，同情反对西迁的師生。所以那时如果没有反右，西迁可能是另一种状况。” 一位亲历者回忆道：“有一个班级24人，8人被打成右派，全是因为反西迁。”一位亲历者回忆道：“宣布右派的当天注销户口，第二天到新疆石河子农场报到。”（作者注：这只是一个亲历者口述，其他亲历者表示异议：当时户口制度不是很严格，宣布为右派后没有那么快去新疆。）西迁人赵富鑫回忆道：“现在看来 虽然迁校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事先讨论得不充分，决定得太仓促，而迁校后西安地方上的支持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生活上诸多不便和困难，因此教师的意见较多。大多数都是认识问题，说不上是反党问题。对一些错误的言行进行教育即可，而开展运动把这些师生定为反党的右派分子，这就太“左”了，较长时期内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6]西安部分30多名教师和150多名学生打成右派。[9]由上述可见，反右运动突如其来，将反对西迁的师生作为反右的重点，很自然那些对西迁有抵触的师生也会噤若寒蝉。5．交通大学西迁、两地办学工作的经验教训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两地办学工作已过去六十多年了，斗转星移，沧桑巨变，无论是西迁人，还是后人回顾那段历史，会总结出很多有益的经验教训。（1）由于建国初期我国领导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很自然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模式。交通大学主体西迁的决策深受苏联专家和苏联模式的影响[13][14][15]。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暴露并引发的苏联和中东欧一些国家的解体。苏联模式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不遵循客观规律，长官意志代替民主决策的计划体制。实行苏联模式的国家采取行政命令方式实现各个地区的产业分布平衡，使得各个地区产业自成体系，而不是靠经济系统自组织规律形成产业链，为后来国家解体分裂埋下隐患。尽管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苏联模式弊端并给予纠正，但碍于当时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只能进行局部改正，从而有了交大两地办学和后来的两地建校。真正使中国摆脱苏联模式魔咒的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系统按照自组织规律演进，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也配合经济系统不断演进，从而愈加充满活力。（2）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现代化战争模式改变为超视距远程打击模式，五、六十年代将国防工业布局在西部山沟的思维模式已显得落后过时。（3）交通大学基层领导和西安地方有关领导组织和配合西迁工作过于粗糙，群众路线工作不足，因此埋下很多隐患并最终爆发。如周总理所说：“对一个问题，有时确定的原则虽对，但因准备不够，安排不当或条件不足，就会产生新问题，只好重新修正。”。也如西迁人赵富鑫所说：“现在看来当时的讨论尚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于如何迁校考虑得不够周密，只是一味强调全迁，因此迁校后又发现部分师生仍有各种意见”。（4）反对西迁的师生都是因为生活、学习、工作上诸多不便和困难认识问题，或出于对学校的感情不希望学校分裂而向组织提出的正常意见，根本不属于反党问题。而开展运动把这些师生定为反党的右派分子，使得这些师生受到伤害，较长时期内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全国性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也为1958年大跃进错误和文革十年浩劫埋下伏笔。（5）不应采取行政命令牺牲师生利益的方法，而应采取经济和人性化的手段鼓励西迁。当然，在当时计划经济时期，无法做到这一点。由上述过程可见，交通大学1955年~1959年经历了1955年计划分出三部分后主体内迁西安、1956年第一批内迁西安、1957年将主体西迁计划改为上海西安两地办学、1959年分别在上海西安独立建校这一过程，可以简单地用三段论加以描述：主体西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1978年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就《辞海》中“交通大学”词条内容达成一致的意见：“1956年经中央政府批准，迁西安。嗣于1957年，根据内部实际情况和西安、上海两地需要，分设为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又将两部分独立成校，西安部分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前馆长凌安谷于2004年9月发表文章“《辞海》交大条和《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一书的撰成”中说道：“《辞海》交通大学词条内容”写了迁校、分设两部、分建两校的客观事实，应该说是基本可以的一个表述方式。本来，只要承认交通大学内迁到了西安这一客观事实，其中文字如何表述，应该是可以商量的。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是同根而生。情同手足的兄弟，不存在正统还是派生。老大还是老二这类问题。”（作者注：本文不认同凌安谷先生“只要承认交通大学内迁到了西安”这一理解）。由此可见，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就五十年代那段历史以三段论表述达成了一致意见。（三）交通大学两部分独立建校之前学校总部在哪里？确定交通大学于1959年7月两部分独立建校之前学校总部在哪里涉及到本文的核心主题“交通大学真的西迁了吗？”一位前辈给出一种说法：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于1896年9月盛宣怀向清朝皇帝上奏，拟在上海开办南洋公学，同年得到光绪皇帝恩准，尽管此时南洋公学尚无一砖一瓦，但皇帝恩准就已确定南洋公学于1896年正式创立了。比照这一做法，交通大学正式内迁到西安的时间应为高等教育部发布通知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时间：1955年7月21日。这也是本文“背景”一小节中所引百度百科“交通大学”词条交通大学历史沿革图中“交通大学（西安）（1955—1957）”标注的由来。这种确定方法正确吗？作者认为这种确定方法不正确。确定交通大学是否迁到西安应从两个角度去认定，一是交通大学法人住所是否迁到西安，二是学校领导机构和日常管理机构是否迁到西安。1．对交通大学法人是否迁离上海到西安的分析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交通大学法人住所是否迁到西安。1955年7月西安计划划给交通大学西迁的建设用地还是一片刚刚麦收的庄稼地。交通大学法人在西安没有住所，明显不具有住所在西安的法人特征。1955年7月21日高教部给交通大学下达的内迁通知也证实了1956年才有校舍设施，可以开始内迁，“决定你校自一九五六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一九五五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1]。那为什么南洋公学就可以按照皇帝恩准时间来确定学校成立时间呢？法人的概念于1900年由《德国民法典》在法律上予以明确规定，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而清朝皇帝恩准开办南洋公学的时间是1896年，人类还没有法人的概念。那么从高教部于1955年7月21日发文通知交通大学内迁西安起，到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为止，这期间交通大学的法人住所在哪里？由于时隔快七十年，作者无法得知当时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办法，但作者从各种历史记录中可以确定这期间交通大学的法人住所一直在上海。1949年建国后到现在，所有单位的党组织均实行属地管理。因此，交通大学党委的上级党委所在城市即为交通大学法人住所所在城市。以下是相关历史记录：（1）1955年8月20日 我校在西安成立办事处，开展迁校征地和筹建新校工作。（摘自《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174页）（2）1956年4月12日 中共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批复同意新的党委会组成名单，彭康为党委书记，邓旭初为副书记，7名常委委员是彭康、苏庄、邓旭初、林星、杨文、祖振铨、吴镇东。（摘自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956），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7.htm）。（3）1956年8月15日 经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同意，交通大学西安分党委正式成立。分党委接受西安市委和交大党委的双重领导，委员共13名，分党委书记苏庄，副书记杨文。（摘自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956），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7.htm）。（4）1957年2月20日 校委会决定成立迁校办公室，并讨论通过了“迁校办公室组织条例”和“有关迁校工作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摘自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957），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8.htm）（5）1957年7月31日 7月31日 交大（西安校区）与西安动力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组成“4校合作委员会”，彭康任主任委员。4校合作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杨秀峰部长到会讲话。同时，中共西安市委批准交大（西安部分）成立临时党委。（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五卷1949—1959）》[12]第88页）（6）1957年8月28日 交大（上海校区）、船院、南洋工学院3校联合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宣布交大（上海校区）组织机构及各级党委负责人名单，通过“对干部安排调整的意见”。宣布成立临时党委。联委会工作基本结束。（摘自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957），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8.htm）（7）交大（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临时党委互不隶属，第一书记均为彭康，其余人员不重复。（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五卷1949—1959）》[12]第88页）由上述历史记录可见，1955年交大在西迁仅设立办事处，说明学校总部仍在上海。1956年经上海市委批准设立交通大学党委和西安分党委，说明校党委在上海，受上海市委领导。1957年2月校委会决定成立迁校办公室，说明在此之前没有迁校。一直到1959年7月交通大学两部分独立建校为止，无论上海市委，还是陕西省委或西安市委都没有再批准新的一届交通大学党委，仅分别批准互不隶属的交大上海部分临时党委和西安部分临时党委，说明交通大学党委一直是1956年4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的校党委班子并受上海市委领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1959年7月交通大学上海和西安两部分分别独立建校之前，交通大学校总部一直在上海，交通大学作为法人单位从没有迁离上海到西安，而是一所位于上海 “一个系统、分设两地、统一领导”的大学。2．对交通大学领导机构和日常管理机构是否迁离上海到西安的分析我们再分析一下交通大学领导机构和日常管理机构是否迁到西安。由于年代久远，领导机构和学校日常管理机构成员的工作轨迹无法考证，《彭康文集》[3]所附的时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的年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1955年：共20条活动记录，其中18条在上海，2条在西安。（2）1956年：共14条活动记录，其中11条在上海，1条在西安，2条在北京。（3）1957年：共39条活动记录，其中12条在上海，8条在西安，4条在北京，15条地点不明。（4）1958年：共40条活动记录，其中12条在上海，24条在西安，1条在北京，3条地点不明。（5）1959年7月前：共10条活动记录，其中4条在上海，4条在西安，1条在北京，1条地点不明。由上述工作轨迹来看，彭康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校区。根据当时在上海校区的在校学生回忆，他们常在校园里常看到彭康。有一次一位学生重感冒，是彭康派自己的车将患病学生送到医院。此外，他们回忆上海和西安两个部分完全不搭界，各自有自己的组织结构，互不隶属。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交通大学总部机关并没有内迁西安，但某些附属机构，如校刊编辑部、校印刷厂等已迁往西安。根据以上分析，百度百科“交通大学”词条交通大学历史沿革图中的标注“交通大学（西安）（1955—1957）”是错误的，那些说“交通大学已内迁西安”，“大树西迁，拔地而走，交通大学的根在西安，上海交大需要到西安交大寻根”的文章更是穿凿附会的无稽之谈。（四）1959年7月交通大学两地建校时对交通大学的资源分配1．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基本平均分配交通大学资源自从互联网自媒体繁荣以来，网络充斥着“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之后在上海只留下一个造船系”，“上海交通大学是在造船系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等传言。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这里让我们援引来自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的数据进行分析。西安交大官网给出以下两种比较方法：（1）1959年7月31日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在册教职工中来自1955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职工的人数分别占1955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职工总人数之比例。作者询问过上海交大校史办，未能得到结果，但从西安交大官网得到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a）行政人员的分配表一：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76/4263.htm表二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76/4261.htm1955年底在册的行政人员为共计492人（不含电讯系和造船系），留上海的268人，迁西安的224人。作者没有查到造船系的行政人员人数，但查到1955年全校有教职工1682人，其中教师709人（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6.htm），从交大造船系转到上海造船学院的教师92人（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五卷1949-1959》[12]）。因此，从交大造船系转到上海造船学院的行政人员估计在100人左右，因此含造船系的行政人员共计592人，留上海的368人（占75%），迁西安的224人（25%）。（b）教师的分配表一：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76/4265.htm表二：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76/4267.htm表三：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76/4268.htm表四：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76/4226.htm表五：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76/4229.htm1955年底教师总数为617人（不含造船系和电讯系），迁西安为341人，留上海为215人，离开为61人。造船系（上海造船学院）教师92人，因此含造船系的教师共计709人，留上海307人（占43.4%），迁西安341人（占48%），离开61人（占8.6%）。1955年高教部公布的交通大学教授共53人中（根据西交官网公布1955年底教授共82人），30人留上海（占56.6%），21人去西安（占39.6%），2人去成都（占3.8%）。7个系主任（周志宏、朱麟五、程孝刚、钟兆琳、严晙、周玉坤、李永庆）有4位留在上海，2位去西安，1位去成都。三位1955年第一批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程孝刚、周志宏、朱物华全部留在上海。留在上海的教师中有六位于改革开放后被评为两院院士。第二组数据（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9.htm）“至1959年7月从上海迁到西安的教授有孙成璠、顾崇衔、周惠久、吴之凤、张景贤、陈大燮、冯棡、吴有荣、袁轶群、江宏俊、陆振国、陈学俊、顾逢时、严晙、沈尚贤、钟兆琳、刘美荫、陈季丹、赵富鑫、殷大钧、黄席椿、沈三多、张鸿共23人，副教授有庄礼庭、石华鑫、王哲生、朱城、张寰镜、朱荣年、冯汉斌、谈连峰、来虔、徐桂芳共10人，教员凌雨轩等4人，讲师范全福等81人，助教何鉞等64人，合计178人。还有朱麟五、朱公谨、孟侃、李鹏兴等15位教师，来西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照顾交大上海部分的教学需要，先后回上海工作。”这组数据比第一组数据少163,人，因此取第一组数据。（2）1957底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在册教师中来自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的人数占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总人数之比例。“本年国务院批准交大分设两部分后，迁到西安的教师537人，占1956年底教师总人数767人的70%。1956年、1957年两届毕业的新教师，其中80%分配在西安部分工作。”（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1998.htm）作者认为第（2）中比较方法不可取。首先，因为1956年底，造船系、电讯系、部分机电专业（筹建南洋工学院）、汽车专业教师已从交通大学调出，这部分教师几乎占1955年底交大教师人数的一半。而1956年起增加的教师已明确迁往西安，不是应算作西迁人（根据西迁人及其亲属回忆，交大从1956年起增加的教职工以去西安教职工配偶和为解决青年教师婚姻问题而调入的上海高素质高中学历实验员为主，这些实验员中大部分成为交大教师配偶）。其次，两地办学初期为加快西安部分建设，支援较多的师资力量，其中部分教师在1959年左右调回上海部分。由上述分析可见，1959年7月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分别独立建校时，上海部分（上海交通大学）分得交通大学教授和行政人员多一些，西安部分（西安交通大学）分得的中青年教师多一些。两校基本上平均分配交通大学资源。2．“交通大学主体西迁”表述之异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朱继洲等人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西迁精神：交通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一文[9]中提出：“1956年根据国务院规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9年国务院批准将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主体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最终实现大部分系、专业和师生迁到西安”。这是作者找到的最早提出“交通大学主体西迁”说法的文章。2006年同一作者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交通大学主体内迁西安的思想基础和历史功绩》[8]，再次强化了“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从上海搬到西安”这一“交通大学主体西迁”的说法。由上述可见，这位作者所给出的“交通大学主体西迁”含义是“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从上海搬到西安并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与《新华大词典》对“主体”解释为“事物的主要部分”的含义不一致。但是，我们在前面通过各方面佐证分析得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基本平均分配交通大学资源的结论，可为什么该作者却给出不同的结论呢？“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从上海搬到西安”的说法是否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文件呢？笔者查到1959年6月2日《高等教育部关于成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报告》（国务院于1959年7月31日批复同意）[1]确实提到“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原文如下：“1956年经中央批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嗣于1957年根据交通大学内部的实际情况及当时上海、西安两地的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对该校迁西安的具体方案作了调整，决定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作为交通大学的西安部分；小部分留在上海并与原上海造船学院即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通大学的上海部分。”（第238页）。乍一看该作者所提出“交通大学主体西迁”，除了“主体”一词用法值得商榷之外，似乎所表达的意思与政府文件一致。但仔细分析，却发现意思差别很大。（1）高教部文件所说“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的时间点是1957年，此时交通大学七个系中造船系（上海造船学院）、电讯系、汽车专业、和机电相关系的部分资源（相当于一个系，筹建南洋工学院）已经分出，分出去的专业资源差不多相当于3个多系的资源，即几乎老交大近一半的资源。同时交通大学又为西迁从外部或毕业生中调入部分增量资源。这部分资源调入时相关教职工已明确知道即将西迁，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部分教职工不属于西迁人。（2）高教部文件把原属于交大的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与交通大学并列，即不属于交通大学。高教部文件作为政府公文这样描述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只能以这样的措辞成文，因为1957年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已经独立于交通大学，且隶属于与高教部平级的其他部委领导。但作为交通大学校史研究者则不应该使用特定时空条件下某个部委公文措辞，而应该使用合乎历史逻辑事实的措辞来表述那段历史。“交通大学主体已迁到西安”的提法存在以下错误：（1）把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原属于交通大学的事实阉割掉。（2）把西迁通知下达后为西迁而增加的教职工资源算在交通大学内。（3）把1959年两地建校之前支援西安后调回上海的教职工算在西迁资源之内。（4）将“大部分”概念偷换成“主要部分（主体）”概念。（5）把未完成的迁校计划模糊成已完成。这一减两加一偷换一模糊，便把交大一半资源西迁的历史事实包装成“交通大学主体已西迁”，从而以讹传讹、遗祸众人。下面来看一下上海交大校领导是如何表述“交通大学主体西迁”的。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在庆祝110周年校庆中的讲话是这样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学校调整一批优势院系、学科，支持了国内兄弟院校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中期，学校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先后历经了西迁、两地办学，以及上海、西安两地独立建校等变迁，全体交大人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为构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段讲话中，没有用“主体西迁”，而用“西迁”一词，但整句话完整地表达了那段历史的三段论“主体西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在庆祝120周年校庆中的讲话是这样说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中国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整体需要，交通大学在50年代历经院系调整和主体西迁，大批优势学科调整给了十余所兄弟院校，开枝散叶、惠泽八方，并由此诞生了我们的同根兄弟——西安交通大学。1959年，两校携手共同跻身全国重点大学。”在这段讲话中，上海交大第一次用了“主体西迁”一词，但用在承接复句的先分句“历经院系调整和主体西迁”中，并接在“院系调整”之后，很明显不是指表示结果的后分句“惠泽八方，并由此诞生了我们的同根兄弟——西安交通大学”。因此，这里的“主体西迁”是指中央的原计划：将交通大学一分为四，三部分内迁，其中主体内迁西安。由此可见，张杰校长讲话所用“主体西迁”一词的含义符合历史事实。综上所述，上海交大领导讲话符合两校达成一致的《辞海》“交通大学”词条所表达的三段论：主体西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3．造船工程系只占独立建校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小部分几乎与交大西迁指示下达的同时，1955年1月7日中央批准由交通大学负责以交通大学造船系为基础并入大连工学院造船系筹建上海造船学院，隶属一机部领导。在正式成立造船学院之前，造船系仍是交通大学的一部分。1955年1月底大连工学院造船系20多名教师并入，造船系教师人数增加到90多位。1956年7月1日上海造船学院正式成立，造船系师生悉数调入，同年正式以上海造船学院名义招生。（见[1]第215页，[12]上交校史92—93页）根据1957年9月13日高教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交通大学迁校及与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合并问题的批复》[1]，上海造船学院并回交通大学。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设23个专业（其中5个专业来自其他学校），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设19个专业，其中5个专业与造船工程系（上海造船学院）有关，仅占全部专业的四分之一，并非传言中所说的1957年开始“上海造船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造船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最核心专业”，“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上海造船学院，是在上海造船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1961年上海交通大学划归国防科委领导，遵照聂荣臻元帅的指示，将专业全面调整为海军服务，机车系等资源调整出上海交大，则是后话了。根据作者走访的1956~1958年入学交大造船系的前辈回忆，当年情况如下：1956年和1957年以上海造船学院名义招生，但考生都知道上海造船学院是由交大分出去的。在校读书时，交通大学、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没有真正分，都在一起办公和上课。1958年造船系就以交通大学名义招生了。综上所述，“交通大学主体西迁”只是一个仅持续一年的中间插曲，一个未未完成的计划，而不是最终结局。为了维护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之间的团结，国家将交通大学资源在这两所学校之间基本平均分配，没有任何一方是交通大学主体（主要部分）。因此，两所学校不存在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正统，谁是支脉。今日之上海交通大学也是在老交大基础之上，由老交大人艰苦奋斗、不断创新、顺应改革开放潮流发展起来的。（五）关于交大百年校庆纪念册风波1996年恰值交通大学校庆100周年，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都印制了纪念册，但这一纪念册有关五十年代那段历史的表述却引发了争论并导致国家教委发文予以指导。上海交大对那段历史的表述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交大人全力支援了近十所高等院校的建设。此后，交通大学的部分教工，又毅然奔赴西安，组建了西安交通大学。时至今日，西安交通大学也成为了我国重点大学之一。”西安交大对那段历史的表述是：“她的前身是198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年后改称交通大学，1955年国务院决定，学校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西安交通大学。”各位读者从上面内容可以看出，上海交大的内容只讲了1959年交通大学改为两地建校的结局，而没有讲“主体西迁、两地办学”的中间过程。而西安交大的内容只讲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并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根本没提同根兄弟上海交通大学。客观地说，两个学校纪念册的表述都不符合两校达成一致的三段论：“主体西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但上海交通大学的表述更接近历史事实一些。据网络传言，是西安交大部分教职工向国家教委投诉，从而导致国家教委重新转发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复。时至今日，当年谁向国家教委投诉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校的纪念册都不完全符合文件精神和历史事实。在此次国家教委转发国务院批复之后，上海交大校方宣传品和讲话符合文件精神和历史事实，而西安交大校方宣传品和讲话依然只提学校西迁或主体西迁，继续忽略上海那一半。更有甚者，有人在网络上散播谣言，将1997年65岁年龄到限、任期（13年）超期的上海交大校长翁史烈的正常离任与纪念册事件挂钩，并对翁史烈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是1996年交通大学纪念册风波的来龙去脉。（六）关于西迁精神的践行者和所有者（1）在交通大学部分师生迁西安的同时，也有部分师生迁往了成都和长春，他们也是西迁精神的践行者和所有者。（2）为满足交大西迁人的生活需要，与交大西迁人同时西迁西安的上海成衣、修鞋、理发、洗染、煤球制作等商业服务人员也是西迁精神的践行者和所有者。（3）为了配合交大人西迁和建设交大西安部分，交通大学教职工上下配合，有一部分教职工在西安执教工作一段时间再返回上海。他们也是西迁精神的践行者和所有者。再把视野扩宽一些，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等发达地区有数十万名干部群众支援内地，其中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建设的干部群众达20多万人。当时有一部著名的电影《上海姑娘》，生动地反映了西迁人的艰苦奋斗、忘我奋斗和生活爱情。这些人也是西迁精神的践行者和所有者。在这些西迁人中，交大西迁人是典型代表。西迁精神属于西迁人群体，而不属于某个法人单位。没有天然的西迁精神传承者。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后人以谦虚谨慎向前人学习的态度，为国家和民族努力工作、无私奉献、艰苦创业，那他们就践行、传承弘扬了西迁精神。个别人一方面削尖脑袋往发达地区，甚至欧美发达国家跑，一方面吃西迁人人血馒头站在西迁精神道德制高点以西迁精神传承者自居，则不是西迁精神传承者。（七）1984年底作者在西安交大校园感受回忆近四十年前的1984年12月，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团委（陈树巧、谢海云）带队下组织部分学生前往西安，借助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开展计算机软件销售活动。这是作者第一次知道西安交通大学，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安交通大学。经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人们都知道，那时刚度过文革十年浩劫劫难，人们在反思极左路线带来的危害的同时，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学生大都三点一线，两耳不闻窗外事，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习文化课上。加上当时媒体不发达，除了几大报纸、广播电台和少量杂志，没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因此，很少人关心交通大学历史，也没有渠道了解交通大学历史。笔者在进入西安交通大学校园之前并不知道西安交大与上海交大之间的关系，更不知道五十年代曾发生过的那段历史。但一进校园发现很多地方令人熟悉：首先是映入眼帘的路旁法国梧桐树，与上海交大校园是何等相似！其次是食堂饭菜，几乎和上海交大完全一致！经问询，才知道西安交大是老交大一半从上海搬过来建设的，顿时让笔者颇感亲切，毕竟是亲兄弟啊！笔者充满激情和热情与西安交大师生接触，但接下来的经历让笔者有一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不愉快感觉。（1）与我们在青岛山东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和郑州的郑州大学校园经历不同，我们在西安交大校园路旁张贴的活动指引牌不到一天便不翼而飞了。（2）与在校学生交流时，对方不时地表达一个观点：“国家只承认我们西安交大是正宗的交通大学”。听到这一观点，让笔者不禁目瞪口呆。令人欣慰的是西迁人对我们这些来自上海交大的学生非常热情，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当年迁西安的经过和心路历程。交流时间最长，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人到中年的校车司机，他开车送我们从校园去火车站，与我们谈了一路。他感叹地说道：“当年我只有19岁，是热血青年，领导一动员就来西安了。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等到退休再回上海了。”分别时，我们大家都祝愿他早日回到上海。一晃快四十年过去了，这位司机师傅已成为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在这里笔者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在上海安度晚年。在八十年代，西安与上海相比，各方面仍然很落后，风沙仍比较大。当时给笔者的感觉，反而西安交大校园显得比校外城区更现代化一些。在西安交大校园停留的数日，我们遇到一场雨雪天气，柏油马路居然有厚厚的一层泥泞。我们徜徉在雨雪中校园里，想象第一批西迁人来到这里，校园周围是广袤的农田，校园没有柏油马路，只有土路和沙路，想必道路更加泥泞，西迁的前辈远离繁华都市，背井离乡来到这穷乡僻壤。可以想象，在他们充满为国奉献激情的后面肯定有无法表达的凄苦。还有那些因反对迁校而被打成右派的师生们，一夜之间跌入人生低谷，曾经受过怎样艰难的煎熬。因此，我们心中不禁对西迁的前辈充满尊敬和感激。在这里笔者也期待远方的亲兄弟不要对一家人有敌意，当年反对西迁的并非留上海的交大人，是去是留都由组织决定。如果有敌意，有背周总理“爱护交通大学，要交通大学搞好。必须从团结出发，照顾大局”（[6]苏庄口述历史）。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在近期西安和上海发生疫情时，两校师生相互支持，充满兄弟之情。三、结论交通大学“主体西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的历史已过去近七十年了。这一决策、调整和实施过程体现了第一代领导人为国家安全、民族命运和人民福祉殚精竭虑和高瞻远瞩，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对建设国家的经验不足和及时改正决策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局部极左政策错误给国家、干部群众带来的伤害。今天，相比1959年两校独立建校时所分配的交通大学资源存量，无论上海交通大学还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资源增量都远远超过当年的存量。这一切得益于老交大人的艰苦奋斗，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和新交大人创新拼搏精神。在缅怀历史，崇敬西迁人，学习西迁精神的同时，更应该珍惜今天的改革开放路线。正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第一代领导人及时纠正了交通大学主体西迁的原计划，使得交通大学一半资源留在上海，为后来上海、长三角经济起飞，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今天，我们更要时刻警惕极左思潮抬头。中共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鉴于此，本文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不回避曾经的错误，抽丝剥茧、实事求是地对历史真相进行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从未西迁。网络传播的交通大学曾“迁校”一说不成立，交通大学“主体西迁”西安的计划仅实施一年就中止了，改为“两地办学”。“两地办学”实施两年之后改为“两地建校”，交通大学这一法人主体也完成历史使命，裂变成两个同根兄弟全国重点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归结为三段论：主体西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正确调整决策，交通大学师生，尤其是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的师生所提正确意见功不可没。2．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主体也没有西迁。“交通大学主体西迁”只是一个持续一年的中间阶段，而不是最终结局。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都继承了交通大学，两校基本平均分配交通大学资源，不存在谁是交通大学主体。但交通大学的根在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1954号。3．上海交通大学是在交通大学基础之上，而不是在上海造船学院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更不是从零开始发展起来的。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上海造船学院）仅占1959年两地建校时上海交通大学资源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资源来自交通大学。4．率先反对交通大学迁校，甚至以罢课行动反对迁校的是首批西迁师生，而非留在上海的师生。5．“西迁精神”属于所有西迁人群体，交通大学西迁人群体是所有西迁人群体的典型代表，西迁精神不属于某个法人实体。6．今天能有上海交通大学，并非是“靠有人反对西迁”，而是靠毛主席、周总理等开国领袖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探索，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精神。7．“上海交通大学”这一名称在1959年“两地建校”之前早就流行于民间使用的非法定名称，这一习惯无法改变，也勿须改变，而非今日上海交大“试图将1959年之前交通大学全盘‘上海交大’化”。无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还是阳明交通大学，都是先贤们创立的大学，都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学，都是同根兄弟，没有必要自称自己学校是交通大学“迁校”和“复校”，也没有必要分正统、主脉支脉、大哥二哥，从而人为制造争论和不团结，而应该放眼未来，“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参考文献1．《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交通大学校史》编委会，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年2月2．《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凌安谷等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3．《彭康文集》，《彭康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5．《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6．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1（http://jdxqmuseum.xjtu.edu.cn/info/1051/1746.htm）7．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2（http://jdxqmuseum.xjtu.edu.cn/info/1051/1747.htm）8．交大主体西迁西安的思想基础与历史功绩，朱继洲（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6年3月9．西迁精神：交通大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朱继洲等（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5年3月10．动因、过程与论争：交通大学西迁探赜，杨孟哲（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报 2019年2月11．再论交大西迁之实质、动因与历史影响—兼与杨孟哲博士《动因、过程与论争：交通大学西迁探赜》一文商榷，杨澜涛、靳小勇（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学报 2020年8月12．《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五卷1949—1959，主编 王宗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13．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制度安排与反思 韩梦洁、宋伟 河南大学学报 2014年1月14．我国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回顾与评价 张爱婷 《侨园》,2021年.Z1期15．“一五”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探索发展的“鉴”与“戒” 童锋、夏泉，高教探索，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