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城的未来：历史与哲学图景上的赛博朋克》本文由本人首发于机核网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一有一种我们不再接受的理性，有一种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的现象，有一种我们不再加以注意的对一致和调和的呼吁。裂缝已经出现。我们已被迫具有一种不再宽容同谋的直率性。 ——莫里斯·布朗肖 《拒绝》约翰·伯格 作品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间，由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美国的罗伯特·海因莱因和艾萨克·阿西莫夫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科幻文学大盛。人们相信着美好的未来，相信着每个人都能得到幸福的社会图景。那时，人类对宇宙充满敬畏与向往，却又心怀着罗曼蒂克的好奇心，希求一幕不卑不亢的远航。大家都对技术充满自信。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的。大家都期望着闪闪的星光——“噢，撒冷！它的歌声该是自由的。”但就像所有故事一样，理想的荣光，总会在某一天变得冰冷，变得令人失望。几十年过去，不论国际政治还是军事与科技之形势，都在或悄然，或轰轰烈烈地发生着巨变。冷战的危机、冷战背景下科技的军事化导向、“全球左转”与越南战争，无不摇动着现代社会过去自以为坚固的根基。在和平的生活中，人类与战争比邻，与暴力同居。世界改变得太快了，这种二战严重创伤后，两极之间的新交锋，在人类社会中造成了巨大的价值观空洞。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在此空洞上的重新生长。“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是那样信任着技术，确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切纠纷都终将被化解，至少也是和解。他们关注着科技进步对社会的影响、外星探索的奇妙反馈，然后，反思出人类同时的渺小与可贵。宇宙浩瀚，凡人惊奇我们站立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一方面能窥见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科技进步所带来之好处的无限欢欣，另一方面，却也能发现一种危险：这种玫瑰色的向往，其实并不指向人自身，而只是指向技术在社会中产生的，极浅层面的表象。甚至也不切切地指向表象，只是指向人们远远直观表象时，内心中腾起的感情。宛若诗的词眼，一个由技术幻想构筑的意象。这种幻想是属于远远直观技术之人的，不是属于掌握技术的人的，后者过于操作性的技术生活，已经拒绝了玫瑰色的幻想空间。换而言之，“黄金时代”的故事，并不是人的故事，而是技术幻想被对象化之后的物语。那些科幻作者们，将“人”委身于技术，使故事中的人失去了当下的脉络，失去了作为人的生存流程。由此，随着人们习惯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活，也对生活中的技术习以为常后，一种科幻路线就失去吸引力了。当航天技再进一步发展，特别美苏“星球大战”进入高潮，对星空的幻想，亦被那一次次具体探索给打破。这打破形如进化论提出后，都市传说种狼人的消亡，田野里精灵的消退。科幻的神奇感慢慢淡化，技术的梦幻遭到一次理想层面的大“祛魅”。科幻小说家的想象力，甚至可能不如现实的科学家们。幻想成为现实时，幻想就不称其为幻想了。而冷战的氛围，更是让“毁灭”在人的身边显形，让技术与人类为敌——这不再是可以安心生存，信任技术，而傻傻期待着明天的世界了。原子弹、边境线的百万陈兵、生态灾难……明天，世界就可能消失不见。过去匿名了的危机感，支配了人们的想象力。或者说，框定了人们幻想的边界。这就造成一种断裂。人不能再把自己委身于什么偶性的表象，委身于什么随时可能和自己为敌的异己之物。人必须直面自己的存在，直面一个荒诞的，没有意义，明天可能就消失不见的世界。鲍勃·埃格尔顿 作品昨天已经失去意义，明天又是否真会到来？人类只知道，今天总是今天。因此，“昨天”与“明天”都不再是其所是，它们只意味着“无限的今天”，无限的“今日份限定”。时间不再连续，而一天天断裂开，深渊中，我们直观见的只有深渊。破碎的时间就是破碎的空间，生存其中，人人都是破碎的人。世界长此以往真的合适吗？每个人都充满怀疑。而且，“黄金时代”也给科幻小说带来了统一的意识和标准化，带来了创作方式的桎梏。此后，科幻小说真正成为了类型文学。类型文学，就意味着它已经被纳入了确立的秩序，可以作为景观和符号，而被大规模复制与显示。科幻小说，开始被同构化生产，难以带来新的东西，尤其是新的反思。“黄金时代”的科幻，终于是不适合这个时代了。那些人试图找到实体的星球去殖民，但非常抱歉，这里没有实体。没有一个温暖的，金色的幸福宇宙。亟需一个新的视野。每个人所生存的空间中，都充斥着异己的存在物。那些存在物凌驾在个人之上，威胁着、抑制着、否定着个人。人被异己之物所规定，造成了深刻的异化。于是，人们开始希求一个属于自己的，拒绝异己之物的空间。以社会为例，便是西方“新纪元运动”的兴起。“新纪元运动”被形容为“东方神秘主义与秘术的混合体，再添一点西方唯物主义色彩”，具有高度的玄学色彩。“新纪元运动”的信徒把自己委身于这玄奥而抽象的神秘之中，追寻着意义的生发，自我的复归。这种神秘学复兴其实不是别的，只是对冰冷的令人恐惧的科学技术的一种替代，抛开“现实性”，其实二者等价。“新纪元运动”高度强调个人体验，信徒用神秘学的尺度来丈量外界，好比场清醒的梦。然而，我的梦，确实是独属于我自己的，可以安憩的空间。在旁人看来，梦是一个虚拟空间——记得么，当我们说“虚拟空间”，我们通常在指什么？是在指网络电磁构筑的赛博空间啊。1969年，互联网诞生了。二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肉体和钢铁的巨人，令人厌倦，我来自赛博空间，思维的新家园。以未来的名义，我要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不欢迎你们，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不享有主权。 ——约翰·P·巴洛 《赛博空间独立宣言》赛博空间，或者说，网络空间，总是处于或者说可以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因此，个人的体验就是他的全部，他全然自由，全然属于自己。他可以全然拥抱着自己的复归。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居所。哪怕虚拟空间也是技术的产物。科幻小说作为科幻小说，毕竟还是基于“科学”来进行“幻想”的，它不可能简单地与神秘一侧同流。科幻小说正苦恼于填补断裂，或者以合适的姿态直面断裂。而作为科学技术下，自身对自身之复归的极致，这赛博空间，就自然而然地走入了小说家们的视野。所谓“赛博”，也有着控制之意。其实早在互联网技术的发端，就已然有了非科幻而是现实的，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伟大宏图展开过。相比于寻求一个虚拟的赛博空间，那些社会主义者们更追求一个现实的，但同样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幸福的赛博空间。苏联人的“OGAS”计划、智利总统阿连德的“赛博协同”工程，便是典型。他们意图基于控制论和信息技术，通过信息设备以连接全国的生产部门，将全国工业生产数据整合为有机体进行决策调控。OGAS想象图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大数据计划经济，特别就阿连德的“赛博协同”工程而言——它是个处处中心化又处处去中心化的系统，因为每个国民都会是系统的中心。作为公有制经济体制，每个生产者皆能参与到“赛博协同”的运作中。此乃“人民的技术”。赛博协同这种控制论实践，按理说能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但很可惜，它失败了。甚至轮不到“技术水平不足”：1973年9月11日，反对派匹诺切特发动了军事政变，剑指总统府。总统府被叛军重重包围，阿连德头戴钢盔，手拿卡斯特罗亲自赠送的AK47，毅然决然守在了那里。他站在临时搭建的简易电台前，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你们要知道，在不久之后，伟大的道路将会再次开启，自由人将会通过它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你去转告加夫列尔将军，智利总统绝不逃跑。他知道怎样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考虑到“赛博协同”工程“奴役与自由”的双重可能，赛博协同中央指挥部的成员，最后选择了烧毁磁带。赛璐璐的灰烬中，并没有梅塔BUG的结晶。至于后来项目领导者斯塔福德·比尔的遭遇，则更证明了这烈火中的先见：整个1973年，都不断有专制政府邀请他去建设赛博系统。这些专制政府们，显然没怀着“人类的解放”之好心。至于苏联的“OGAS”计划，更是一开始就没通过经费申请会议。现实的赛博空间落幕了，这个星球，只能容忍虚拟的赛博空间存在。随着工业化的普遍、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的极权国家已经事实成为了不可能的了。然而，在私有制体制下，“发达的工业社会”却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极权。工业作为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它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它的意志也不是别的，就是生产出更大数量的制品。在一切生产门类中，工业的产品生产效率是最大的，因此，对于私有制体制下“发达的工业社会”，工业（包括其产品）几乎等价于资本。因为对于一门工业的发展而言，技术能带来的直接作用最大，所以，技术就几乎等价于工业，因而几乎等价于资本。资本主义社会追求资本的增殖，故此有这么一个式子：资本增殖=工业扩张=技术进步=资本增殖=工业扩张=技术进步……自转之轮。它的自转就是它的生存。本人 拍摄处理资本的增殖是抽象的，工业的扩张是模糊的，而技术进步，则再具体不过。技术建立了现代社会，通过它，我们仿佛打开了一扇宝库之门。技术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大概要把它作为工具来看待。但正如人类驯化水稻之后，却又反被水稻所规定，将生存范围一定程度上限定在适合耕田之地，并使小农文化得以发生，科学技术也带来了同样的结果：我们被科学技术规定了、限定了，因此，我们也只能看得见同样被规定的存在物，无法容忍这个系统外的他者。如果一个理论是无法验证的，特别是无法被量化的，那么，对于技术世界，这个理论就是不合法的理论。因而，对于建立于技术世界的发达工业社会，这个理论就是不合法的理论。因而，对于作为部分构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个人，这个理论就是不合法的理论。一种颠倒的“自下而上”就是“自上而下”。生产效率是可以被量化的，人道主义与环保是不可以被量化的，所以，前者的合法性胜过后者的合法性，前者的品格胜过后者的品格。能被量化的“不合理”，胜过不能被量化的“合理”。对于技术视角，不能被公式所解释的存在物都是非存在物，因为人不可能不存在，所以人必须被公式所解释，被数字所把握。至于被公式所解释，实际就意味着作为要素被技术所考虑。这意味着什么？再显然不过：为了技术进步——为了工业扩张——为了资本增殖——为了生产的最大效率，社会中人，需要作为数字人、公式人、机械人，去服从“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命令。这条极权性命令因此“决定了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此乃“技术的人民”。本人 拍摄处理技术作为极权统治的无疑帮凶，乃至于本身，已然不具有“中立性”，更遑论“理想性”。最直观的情况，便是如前所述，核弹之于全人类。赛博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既然不再“人民的技术”，那么，它自身就只能流入“极权的技术”。它排斥所有的无政府状态，同化所有非自己的有政府状态，将一切存在物都视作统治的材料，将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赛博空间不能免俗，它的无政府状态已经不能维持了。就如异化侵入最初的人一样，现在，异化也侵入了赛博空间。如果用比较现实的例子，那么，现今的大门户网站越发展越壮大，个人网站却越发稀少，又或者大数据下对个人用户的监控，都是很恰当的实例。甚至，个人的赛博空间也渐渐要“事实变得不可能”了。即使这项技术，都将与人为敌。人不敢把自己委身给任何他者。不敢，同时也不能。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的未来幻想，看到的还是“今天”，一个同样没有明天的“今天”。自由人不可能通过它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为什么那么多早期赛博朋克作品，都会引入大量东方元素了？这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对于西方创作者们，即使都快21世纪，东方主义立场还匿名性地存在着。他们需要带着迷幻色彩、非技术的“东方元素”，来稍微遮蔽下一个过于恐怖的想象，过于深邃的断裂。即使作者，都希望予笔下世界以希望。希望并非是太阳，而隐藏在雨水和雾气里。通过属于过去时空的“东方元素”，疏离感被温柔地减弱了。对于读者和作者都是如此。可在赛博朋克世界里，终究无论是现实的人，还是虚拟的人，都出现了深刻的断裂。赛博空间直接沟通者人的意识，那么，他者就甚至连想象力都要直接入侵。1973年的极权政府们，比起这个可差太远了。按照昆德拉的想法，如果《1984》里有诗人，那个诗人将会是自由的。因为诗人拥有属于他的，诗的世界。但赛博朋克的地球，连诗的世界都要被统治、被同化。它要求全然的异化。最后的，属于我的空间丧失了。彻底的压抑。本人 拍摄处理“高技术，低生活”是对赛博朋克世界观一个描述。这种“低生活”，并不是物质层面的低，而正如字面意思，就是“生活”的低。我不是我，我是一个发挥效率的工具。而且，我根本无法拒绝这个命运。甚至，不单是我，就连富豪权贵，也同样践行着“低生活”。这里人不是主人，技术才是主人。人创造了技术，但技术却反过来规定了人。不是我的需求，而是技术创造了我的需求。不是我的快乐，是技术创造了我的快乐。灌输。不追求一个实在的物品，追求的，乃是个耳语诱惑下的占有感。对图像式的却非实体式的占有感。我不是“我”，我是“工人”、“警察”、“资本家”。我先是工人，然后才是自己。并且由于我的生存资料直接来源于前者，所以，“工人”反创造了“我”的生活，是“我”生活的泉源，而“我”只是“工人”的附属物。所以，“工人”反比“我”更显得是主体。而身为“工人”来操纵着机器的自己，动作和思维，却又是那么“机械”。到底谁在操控着谁呢？我成为了身份的附属物，成了技术的奴隶。肯定已然成了否定。我不是我了。人不是人了。我的所是，被电子货币彻底量化。非人。非人到，甚至因为自己很好地存活着，竟这样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用变作非人的危险，交换来了一个陌生的、不会被饿死的世界“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诚如马克思所言。然而，如前所述，奴隶只是“社会中人”。三然而，在保守的公众基础下面是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生存在民主进程之外；他们的生活就是对结束无法容忍的生活条件和体制的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他们开始拒绝玩游戏这一点，可能标志着一个时期终结的开端。——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黄金时代”科幻小说中的主角，大多有着某一讨喜的形象，是社会中的主流人物。他们也许是大科学家，也许是正义的英雄。而且，是自觉的正义的英雄。这些人是玫瑰色技术幻想下，抽象的人类的脊梁，具象化的人类的理想。但在赛博朋克作品里，主角却大多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物，绝不是什么评价高的人。相比于社会主流中，通过技术供养而原子化生存的个体，他们不得不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黄金时代的社会结构，竟保留在了最阴暗的角落中。他们有着物质上的低生活，却因为游离在技术世界之外，反而得以保存自我。他们不是完整的人，但具有完整的可能，具有“写诗”的资格。他们一开始便不是技术的主人，因此，最终也不会被异化为技术的奴隶。不会被异化为后现代的原子僵尸。主流社会中禁忌的东西，能在这里被公开交谈。而非常有趣的一点，乃在于他们对禁忌的态度，可能却和“最高层”对禁忌的态度恰恰相似。最下贱的因此成为了最高贵的，而因为他们的边缘性，说不定还要比最高贵更高贵。技术社会中，不合理被包装成了合理、痛苦被包装成了欢乐、恐怖被包装成了美，但边缘世界的“低生活”状态，却要教这些也发生个断裂，露出其正体来。边缘人，反而真正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他们反而是真正的人，至少，可以去成为真正的人。他们对主流社会冷眼旁观，玩味着那种明显的断裂。畸形社会中的畸形人，构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他玩味，他笑，他知道自己究竟怎么回事。越知道，越玩味，越想笑。因此，这种角色，这种拒绝玩游戏的角色，其之生存，本身就构成了对赛博朋克世界的反抗。“我生存，故我反抗。”——“我反抗，故我在。”麦克·温克尔曼 作品从“黄金时代”到赛博朋克世界，主角的定位，其实是没有变过的。变的只是世界观而已。这两种主角，既然都作为着自觉的存在者，作为有意识去改造世界的实践者。那么，就文本定位，他们其实就算同类——其他具体差别，都是偶然的了。从文艺批评的定位，或许可以这么说，“黄金时代”科幻探讨的是“人该怎样”，赛博朋克所探讨的则是“人是怎样”。朋克式的反抗，揭示了一种高度自为的存在主义。抛开霓虹光影，抛开机械义肢，抛开复杂的电子网络与神经网络。当我们也强行把赛博朋克故事撬开个缺口，我们看见的，竟然是自己的面容。我们看见了一种可能的未来，不，不是可能的，而是几乎必然的未来。阿连德死了。这些未来形象各各不同，本质，却总都是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这会是一个好的结局。虚无主义、后现代的病态狂欢……所有之所有，一切之一切，都亟需一个决断。到底该怎样调和人性与技术？面对赛博格改造和意识上传，是不是真的只要有了连续性，我就总会是我？原子化的未来，肌肤相亲还重要吗？又或者，难道我真要为了一个抽象的“人”，去选择一条物质上的艰苦之路？是不是感觉到的就是一切？明天，到底会不会消失不见？……太多选择，太难选择。我们该如何选择？谁能为我们负责？——在这技术飞速发展的，赛博朋克的“前夜”。我们果然做了正确的事情吗？我们必须自己面对这未来，不委身于什么他者。我们只能自己面对这未来，不委身于什么他者。上帝已死，没谁能替人类负责。而世界的形状，却要由我们亲自决定。趁我们还能够亲自决定。麦克·温克尔曼 作品幽灵在发达社会的边缘地带再次出现，野蛮人要威胁文明帝国。我们坚信着，每一个人都急于从自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们坚信着，“自我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们坚信着，人会且必然会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们坚信着，这已经是一场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坚信着，人应当是人。我们坚信着：只是因为有了哪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
——瓦尔特·本杰明阿连德的赛博协同操作室
诗啊，游击去吧， 永远不要叛变；
游击去吧，诗啊，
时时刻刻想着怎样去报答人民。——魏巍《诗，游击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