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一个文青——现在“文青”这个词变得带贬义，但在当年却并非如此。那时候，我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每个月都订阅大量的纯文学杂志，收获，十月，花城，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一句话，只要是市面上有的，我妈都会买，会订，至于来不来得及看，那是另一回事儿。等我识字之后，我就开始替她老人家分忧，帮忙看这些杂志了，所以，我的阅读起点是高的，从最开始，在我连字儿还认不全的时候，我阅读的就是当时最顶级的作家写的东西——看不懂是吗，我硬看。和古人四五岁就背四书五经一样，四五岁的孩子谁能懂得这些——于是，我很早就对文字有了一点鉴赏力和分辨力。有人说了，你这是在炫耀或者是在自吹自擂呀。非也。我说一个小故事。清末有个小太监出身的人，在民国成了各大文物，特别是瓷器鉴定专家都要跑去请教一二的人物。他没上过学，肚子里也没有什么学问，为什么一眼就能鉴出真伪，并且，只要是他鉴定过的，专家们哪怕组团讨论，最后都会肯定他的判断呢。很简单。这位小太监出身的人说：嗐，咱哪儿有什么学问，不过是当年在王府古董房当差，那满屋子的古董，特别是瓷器，都归我打扫，清理，我天天看，天天摸，天天擦的，一当差就是二十年，这还能有个分不出来真假的么。这，如果要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有点“格物致知，直见性命”那意思了。而天下大道都是差不多的，搁瓷器是这样，搁文字，也是这样。因此，多年前有几位大红大紫的畅销作家，我愣是没读过他们的东西。其中包括木子美木老师，我是去年才看了一些木老师写的东西（不是小说，她的“遗情书”，我至今都没有想读的欲望），感觉她还是一个很率真的人，不端着，至于文字嘛，看不出来，因为她没有认真写——只为挣钱而写的东西，看不出水准。而在木老师之前，另外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灿若星辰”的人物，卫慧。卫慧的胸前本来是坦荡无一物的，现在照片上压着的是我的木质杯垫先说一下，国外不知道，反正国内是从卫慧开始，才有了“美女作家”这个称号，而这种遗风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越演越烈。在卫慧之前，女作家没有称“美女”的，王安忆和她的妈妈都是作家，搁今儿，大概要称“世代美女作家”，或者“两代美女作家”，“美女作家世家”了，但在当时，最多是“女作家王安忆”，“女作家茹志鹃”。而卫慧以及卫慧之后，只要是个写作的女性，都可以称为“美女作家”，恶俗之至。常常想，怎么就没有“美男作家”呢，男作家的长相，当然以歪瓜裂枣居多，但偶然也有几个长得不错的，为什么不叫“美男作家”，“貌比潘安作家”呢。有一次还看到某个网红写了一本“书”——反正那个印刷物上有字儿，你管他是什么书——居然被称呼为拥有“童颜巨乳”的“作家”。这，真的是作家们的奇耻大辱。不仅侮辱了女作家，也侮辱了男作家。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作品，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要是可以卖“童颜巨乳”，靠卖这些个垃圾噱头做幌子，来提高发行量与阅读量，那么，男作家们只好去卖“大鸡八作家”了，否则，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他们胸前一马平川，如何与这“童”，与这“巨”相抗衡？那么， 有了“美女作家”，当年（现在也是）马上就有了美女画家，美女诗人，美女法官，美女律师，美女售票员，美女屠夫，美女清洁工……一时间“美女”如雨后春笋，任何职业的女性，在她的工作前面，都要加“美女”两字，连通缉犯，诈骗犯，现在都讲颜值，居然还有“颜值最高女犯”这一说，居然还做新闻的标题，大受追捧，那个长得还可以的——其实就是比较上照——女犯人一出狱，立马可以去当网红，开直播，钱还能挣不老少，保底月入五万。在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比现在，比此时此刻，更注重女性的颜值，更注重女性“是不是美女”了。这，不禁让人想起张爱玲在《华丽缘》里写的，说终于知道女人出来“抛头露面”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些乡人（千万别以为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穿的很时尚光鲜的“城里人”，和几百年前的“乡人”，在审美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些“乡人”对于女性的“审美”，是多么的狭隘苛刻，真让人难过。而如今，狭隘依旧，苛刻依旧。我们心中的难过，也依旧。介绍了这一位是“美女作家”中的鼻祖，要知道在卫慧之前的作家，当然也有在自己书里放照片的，但都以大胡子白胡子长胡子的居多，像她这般年仅26岁（当时，1999年），眉毛纤细——她的眉型真的很具“时代特色”，现在没有人会留这样的眉毛了，唇型性感的“美娇娥”，在当时端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木老师和那个什么宝贝，都在她之后，而且个人感觉，还没她长得美）。至于文字嘛，一般来说，小说只需要，也最多只需要看第一页，第一页读完，便知文字好坏——结构，立场，见解什么的，那咱们得另说。我之前读《上海宝贝》，读完第一页的感觉，认为文字太浅白了，比较肤浅。这不是一个严肃小说家的作品，不是纯文学作品，最多只能算——按王安忆的话来说，只能叫作“读物”吧。说到王安忆和卫慧，还有一个小故事，在某次会议上，卫慧说，自己和王安忆是一个路子的，都是“女性主义”书写什么的，王安忆立刻站起来反驳：我和你不一样。我想当时老王大概气坏了。她为了写小说，曾经把自己写到犯了抑郁症，而一个在她眼里只是书写“读物”的作者，居然敢舔着脸说：“阿拉跟侬一样格”……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则婶不能忍：“阿拉跟侬弗一样格好伐啦，阿拉跟侬么，哪能会得一样呢？”记得英国名作家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还曾经将《上海宝贝》列为十本书写老上海最好的作品之一，他说此书是献给“还没太老”的读者，思索1990年代，刺耳绚烂——至少是在上海曾有过的“较多自由创意与机会的年代”。我可以很客观地回答，“将《上海宝贝》列为十本写老上海最好的作品之一”这一说，根本不能成立。至少，这人置王安忆，金宇澄，陈村，陈丹燕，程乃珊，唐颖等人于何地？所以，别说是十本之一，连二十本，三十本都进不了，把标准放低点，大约可进五十本之一。时人评论时人的文章，一般我都不看，因为以互相捧臭脚为主，没意思。比如你写了一部书，我是和你同时代的人，那我们有可能是朋友，是同学，同事，粉丝，熟人，以及各种有利益关联的有形或者无形的“关系”……甚至，我作为一个男性评论者，我现在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想和你发生发生“关系”，想和你这个“美女作家”以后能睡上一觉——这样的男人不是没有，以前有，现在有，将来也有。最有名的例子：胡兰成——”你觉得我能写出客观公正的评论文章来吗。另外，将性别换置一下一样成立，只不过男性作者以长得丑的居多，女性评论者们，可不想做这么赔本的生意。那么，《上海宝贝》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某新闻上这么说：卫慧的半自传小说《上海宝贝》，一九九九年九月由渖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半年内售出超过十一万本（盗印本不计），引爆了中国文坛广大争议、风靡了中国年轻一代、吸引了国际媒体报导。中国《解放日报》报导，北京新闻媒体和文化管理部门以《上海宝贝》描写女性手淫、同性恋和吸毒，将本书裁定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典型，在四月宣布禁售。中国官方在五月中旬发布全国禁售令。禁售令之后，大批海盗版依然猖獗。但是，那都与卫慧本人无关了，那些她一分钱都没挣着，如果是现在，无论恶名，美名，她都是当时的“顶流”，可以去大把捞钱了。只是，每个“成功者”都得讲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卫慧空有比如今“顶流”更强劲的美貌——她至少没整容，没微调，没打针过，是不折不扣的原生态外表——；更强劲的才华——比如某些才子佳人星星们上个什么狗屁吐槽节目，人人背编导写好的稿子，背的真和自己写的一样（但还是能看的出来），以显示自己多会讲段子多有幽默感多有才华，其实呢，人人草包肚子一个，真不如卫慧还是真能写小说的，并且，每一部都是自己写，没有枪手。只是时代不一样，命运也不一样。我的哲学老师陈嘉映先生曾经说过，“你的时代就是你的命运”，信然。我以前曾经觉得卫慧的文字太浅白，那是因为我接触“网络文学”很晚——应该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看。但，也曾看过某些“网络作家”中的顶流写的东西，基本上那些“顶流”的东西都拍成了电视剧电影，挣钱挣到手软，粉丝过百万千万的那种级别，但他们的文字我最多只能看一两页，也就是说别超过一千字（其实三百字足够，一千字是很富裕的说法），超过一千字就令我作呕，就像吃东西一样，我有一种吃到塑料，破抹布甚至是死蟑螂的感觉。和现在这些走红的“顶流”作者相比，那么，毫不客气地说，卫慧的文字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她是一个对文字有感觉的人。别忘了她上个世纪还毕业于复旦中文系。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宝贝》的第一章：道拉说：“生几个孩子”
妈妈和贝茨说：“为自己找一个慈善团体，
帮助穷人和病残者，或者投入时间改善生态环境”
是的，高尚的事业有很宽广的世界
有可爱的景象，等着你去发现
但是现在，我真正想做的是
找一个属于我的——爱人
——乔尼·米切尔《献给莎伦的歌》
我叫倪可，朋友们都叫我CoCo（恰好活到90岁的法国名女人可可·夏奈尔CoCo.Chanel正是我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偶像，第一当然是亨利·米勒喽）。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这与我住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大有关系，上海终日飘着灰蒙蒙的雾霭，沉闷的流言，还有从十里洋场时期就沿袭下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时刻刺激着像我这般敏感骄傲的女孩，我对之既爱又恨。然而不管怎样，我还只有25岁，一年前出过一本不赚钱却带来某种声誉的小说集（有男性读者给我写信并寄色情照片），3个月前从一家杂志社辞去记者之职，现在我在一家叫绿蒂的咖啡店，穿着露腿迷你裙做女招待。
在我上班的绿蒂咖啡馆，有一个颀长英俊的男孩子经常光顾，他喝着咖啡看着书一坐就是半天。我喜欢观察他细微的表情，他每一个动作，他似乎也知道我在观察他，但他从来不说话。
直到有一天他递上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我爱你”，还有他的名字和住址。
这个比我小1岁的属兔男孩以那种捉摸不定的美迷住了我，这种美来源于他对生命的疲惫，对爱情的渴念。
尽管我们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我野心勃勃，精力旺盛，世界在我眼里是个芬芳的水果，随时等待被咬上一口，而他沉默寡言，多愁善感，生活对于他仿佛是一只撒上砒霜的蛋糕，每吃一口就中毒愈深。但这种差异只能加深彼此的吸引，就像地球的北极和南极那样不可分离。我们迅速地堕入情网。
认识不多久他就告诉我一个隐含在他家庭内部的秘密。他妈妈住在西班牙一个叫加达克斯的小镇上，和一个当地的男人同居并开着一家中餐馆，据说靠着卖龙虾和中国馄饨非常赚钱。
而他的爸爸很早就死了，是去西班牙探亲不到一个月就突然死去的，死亡鉴定书上写着：“心肌梗塞”。死者的骨灰由一架麦道飞机托运回来，他还记得那天阳光灿烂，矮个子的奶奶在机场哭得老泪纵横，像块湿抹布。“我奶奶认定这是一出谋杀，我爸从来没有心脏病，是我妈杀死了我爸，奶奶说我妈妈在那儿有了另外一个男人，和那男人一起同谋害死了丈夫。”名叫天天的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我说，“你相信吗，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可能那是真的。不过我妈妈每年都给我寄很多钱，我一直靠这些钱生活。”
他静静地看着我，这个离奇的故事一下子攫住了我，我天生就是那种容易被悲剧和阴谋打动的女孩。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我温柔而热切地看着他脆弱而美丽的五官，明白了他身上那种少见的沉郁从何而来。
"死亡的阴影只会随着时间的递增层层加深，你现在的生活与破碎的往事永远只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
我把这意思跟他说了，他的眼睛突然湿了，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另一只手。"可我找到了你，我决定相信你，和你在一起。"他说，"不要只是对我好奇，也不要马上离开我。"
我搬进了天天在城市西郊的住所，一套三居室的大公寓。他把房间布置得简洁舒适，沿墙放着一圈从IKEA买来的布沙发，还有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钢琴上方挂着他的自画像，他的脑袋看上去像刚从水里捞上来。可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公寓周围那片居民区。
几乎每条马路都坑坑洼洼，马路两边布满了丑陋的矮房子，生锈的广告牌，腐臭不堪的垃圾堆，还有一到下雨天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漏水的公用电话亭。从我的窗户看出去，看不到一棵绿色的树，漂亮的男人或女人，干净的天空，似乎也看不到未来。
天天经常说，未来是一个陷阱，挖在大脑正中的地方。
他在父亲死后曾一度患上失语症，然后在高一就退了学，现在他已在少年孤独中成长为一名虚无主义者。对外面世界本能的抗拒使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床上度过，他在床上看书、看影碟、抽烟、思考生与死、灵与肉的问题、打声讯电话、玩电脑游戏或者睡觉，剩下来的时间用来画画、陪我散步、吃饭、购物、逛书店和音像店，坐咖啡馆、去银行，需要钱的时候他去邮局用漂亮的蓝色信封给妈妈寄信。
他很少去看奶奶，在他搬离奶奶家的时候，那儿正像一个不断散发腐烂气息的噩梦。奶奶沉浸在西班牙谋杀案的没完没了的谵妄症里，心碎了，脸青了，神灵不见了，可她一直没有死去，到现在奶奶还怒气冲冲地住在市中心的老洋房里，诅咒儿媳诅咒命运。星期六，天气晴朗，室温适宜，我在清晨8点半准时醒来，旁边的天天也睁开了眼睛。我们对视片刻，然后开始静静地亲吻。清晨的吻温情脉脉，像小鱼在水里游动时的那种润滑。这是我们俩每天一开始必做的功课，也是我和天天之间惟一存在的性爱方式。
他在性上存有很大障碍，我不太清楚这是否与他心理上所受的悲剧的暗示有关。记得第一次在床上抱住他，发现他的无助后我确实感到失望透顶，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会继续与他相厮守。从大学开始我就被一种"性本论"影响了人生观，尽管现在已有所矫正。
他进入不了我的身体，他沉默不语地看着我，全身都是冰冷的汗，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接触异性。
在男性的世界中，性的正常与否几乎与他们的生命一样重要，这方面的任何残缺都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痛苦。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我们整夜都在亲吻、爱抚、喃喃低语。我很快喜欢上他甜蜜的吻和温柔的抚摸。吻在舌尖像冰淇淋一样化掉。他第一次让我知道亲吻也是有灵魂，有颜色的。
他用小海豚般善良而挚爱的天性吸住了狂野女孩的心，而其他的，尖叫或爆发，虚荣心或性高xdx潮，在一瞬间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创造了一种经典的爱情论语，"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感情，前者是情欲——感官享受，后者是爱情——相濡以沫。"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景会发生在我身上，然而接下去发生的一连串事和出现的另一个男人却证实了这一点。
9点钟，我们起床，他走进大大的浴缸，我抽着一天中第一根七星牌香烟，在小小的厨房里煮玉米粥、鸡蛋和牛奶。窗外一片金色阳光，夏天的早晨总是那么富有诗意，像一块融化的蜜糖。我全身放松，听着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你跟我去绿蒂吗？"我端着一大杯牛奶走进蒸气腾腾的浴室。他闭着眼睛，像鱼一样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CoCo，我有一个想法，"他轻声说。
"什么想法？"我把牛奶递到他面前，他不用手接，凑过嘴吸了一小口。"你把咖啡馆里的工作辞掉好吗？"
"那我能干什么？"
"我们有足够的钱，不用总是出门挣钱，你可以写小说。"他的这个念头似乎酝酿已久，他希望我能写出一鸣惊人的小说把文坛震一震，现在书店里几乎没有值得一读的小说，到处是令人失望的虚假的故事。
"好吧，"我说，"但不是现在，我还想再干段时间，在咖啡馆里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人。"
"随便你好了。"他咕哝着，这是一句口头禅，表示他听之任之，再不想多说一句话。
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我穿衣化妆，像清晨美女那样楚楚动人地在屋里走动着，最后终于找到了我心爱的豹纹手袋。出门前，他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瞥了我一眼，"我会给你打电话。"他说。应该说，就算是当年，这本书卖得最火的时候，很多人买来也只是看“美女作家”如何用“身体写作”，看里面的手Y ，xi du，同性恋，看“我”和“我的”德国情人如何“乱搞”，“外国男人的性器官到底有多大多硬”，“中国男人阳痿德国男人很行”之类，大众并没有兴趣去看卫慧真正在写些什么。但，卫慧的文字，和现在那些大红大紫的“网文”相比，是不是“极具文学性”，“非常灵动”，“完全可以入选写上海最好的十本书之一”……？当然了，我们不能做如此比较，把卫慧和写甄嬛，盗墓，穿越，修仙，升职记，婆媳斗，以及各种你都想象不出的烂文但是用你更想象不出来的想象力都无法想象的它们却极受大众欢迎的东西们……把写这些玩意儿的人与当年26岁的卫慧相比，不公平，亦是一种侮辱。个人认为，当年的卫慧还是有文学理想的，而现在的“顶流”们则没有，半根毛都没有。这些玩意儿的理想只是想挣钱和出名。卫慧在复旦大学的老师、文学评论者陈思和。曾评价《上海宝贝》说：在当年，“追求爱，追求出国，追求欲望，追求美”——这些都是当年上海生活之写照。许多严肃的评论者及普罗大众，各有批判及拥护她的声音。批判也好，拥护也好，当年对卫慧的众声喧哗，现在已悄然淹没，如果有兴趣，大家还可以把这本书找出来，网上有免费的全文阅读。相信大家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2017年，有一则软文这么报道：2017年，卫慧再次出现在媒体，引起骚动。她以原名周卫慧向她的读者说明，她不再书写上海的繁荣，但同样仍在处理“情感”问题，但用另外一种方式；她成为心灵成长及家庭咨商课程的老师，协助个人或家庭情感间和解的工作。时隔二十年后，卫慧谈及她现在的生活以及工作，并对现在中国家庭以及女性提出了自己20年的观察……女作家侯虹斌，也发表一篇《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在人到中年时都走上了灵修之路》。她指卫慧以及中国大陆在90年代一度走红的女作家们，包含安妮宝贝等，现在走上“修行”或禅修的道路，不仅是不食人间烟火，更是换另一种方式推销自己。侯虹斌说，这些推广“正面思想”的课程都是所谓“心灵鸡汤” ，毫无批判力的“和稀泥”；譬如王菲或李连杰等名人现在去修行、追求“上师”或仁波切，除了是一种不求上进，也是用来挣名利的退步做法。她对从台湾“心灵导师”来到中国开课，以及大大小小的禅修、灵修课程嗤之以鼻。本人非常赞同侯虹斌的看法。某些女人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时，会利用自己残存的姿色作点妖。卫慧当然不作妖，但她也会利用自己当年第一“美女作家”那残存的名声，给自己挣一笔养老金。这，虽然是无可厚非，但，总有点不那么体面。前几天和朋友聊天。朋友也是一位搞纯文学写作的，鼓励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好好写，好好阅读。我说是。我们好好活着，并不是在等待时机，文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不可能再来，就像是大清早亡了一样，绝不可能再复辟。我们好好活着，是要好好休养生息，调整心态，完善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好，承受力更强，哪怕在没有一个人理解，没有一个人欣赏的景况下，一个人也能玩得很开心。其实，不仅仅是玩纯文学的，其他方面也如此，大家——我们每一个人，亦都如此。难道不是吗，我们一直要学习与增强的，难道不是在没有任何人理解，赞同，欣赏，提携，相濡以沫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快乐的能力吗。PS：本文首发于我的 个人公众号：wochengjinghong 浮世小团圆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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