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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2.2.21 (Win32) mod_ssl/2.2.21 OpenSSL/1.0.0e PHP/5.3.8 mod_perl/2.0.4 Perl/v5.10.1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2011年第5期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听见楼下响起“收酒瓶子?、收旧电视旧冰箱旧电脑旧洗衣机”这种声音时，我脑袋里就蹦出培德的形象。培德很瘦，眼睛奇大，头发乱蓬蓬的，像枯草一样竖在脑袋上，毫不讲究的装束让他显得凌乱、破败。如果看见他在大街上双手背着低头急走，与往来的人们格格不入，这时候的培德显得很苦难、很底层。如果在夜晚，看见他用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星空，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身上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孤单而积极，还夹杂着一点神经质。 中国论文网 /5/view-1971691.htm　　当然培德不是收破烂的，那吆喝首先让我们想起的是他的爷爷，一个看上去揣摩不透的老人。儿时的我们看见培德爷爷时，常爱争论，有说他活了一百岁的，有说他起码活了二百岁，懂事一些的孩子就大笑，说人哪能活那样久。 　　培德的爷爷不是收破烂的，那年代的康定还没有收破烂的人，他只收纸，收写过字的纸。他在康定城里穿一件老旧的青布长衫，走街串巷寻找字纸。上午太阳从跑马山巅升起来时，他就出门收一次。晚上天开始一点一点黑下去，他又背上他的大背篼出门，踏着青条石铺就的街道四处搜寻。那年月还正是贴大字报的时候，满墙的大字报经雨一浇、经太阳一晒、经风一吹，大字报就成碎片飘落下来，浪荡街头或被众人踩来踩去，蜷缩于角落和垃圾堆里，散发出阵阵恶臭。培德的爷爷看见它们，都一一拾起，放入背篼，让它们远离肮脏，回归洁净。我们常在垃圾堆前看见他寻找字纸，他弓着腰，用一根竹条仔细翻拨，看见特别脏污的字纸，他嘴里发出一连串的叹息，小心翼翼地将那字纸分离出来。经过住家户时，他用低沉的嗓音吆喝一声：“字纸！”希望那些有字纸要扔的人，拿出来交给他。只是他并不像收破烂那样给别人付钱，这无偿的吆喝常常没人答理。沿大街小巷走过一遍，背着拾得的字纸，培德的爷爷缓慢爬上跑马山，在跑马山半山腰处一片平坦地里，用石头垒成一个坑，活像康定民间的火葬场。培德的爷爷将那些字纸全堆到坑里点燃了，守在旁边，看它们在火中焚化成一缕缕青烟，随风而散，他脸上露出欣慰而心安的微笑。 　　康定是四川藏区的一座小城，这样一个怪异的老头无疑会成为这座小城的名人。街头巷尾时时有人谈起他，谈他那永不变更的青布长衫，谈他不与人交往的孤僻性格，当然，谈得最多，也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论的是他收字纸的怪异行为。有说培德的爷爷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高才生，早已看清天下大事，临近解放时，从部队偷跑出来，到偏远的康定隐姓埋名。有说培德爷爷不是军校的，他是学国文的老牌大学生，受传统教育至深，知道惜文怜字。也有的说，培德爷爷是个民间文人，只是遇上视文人为臭老九的年代，不得不以此寄托对 　　文字的尊重。相对这几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可谓背道而驰，说培德爷爷哪是什么大学生啊，不过是内地偏远山区的农村人，遇上干旱的天灾，不得已背井离乡，一路乞讨，靠卖干树叶为生，一步步来到康定。说其实培德爷爷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因此对那些字纸分外怜爱。由于不识字，白纸上一经有黑字落下，怎样看都具有一种美感，一种神性。多年之后我认识培德时，问他爷爷究竟有多少岁、什么身份，培德笑而不答，显示出他少有的狡黠。 　　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康定一个杂志社当编辑，几位从事艺术类工作的朋友很快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我们这个小圈子竟然在康定非常有名，但凡对艺术有点兴趣的，都进到了这圈里。 　　有一天，鲁彦打电话来说下午吃饭，定了时间。在志明老旧的木质板房里，我们一起等待着鲁彦。敲门声响起，志明跑去开门，就听见鲁彦连声说抱歉，有事耽误了。进到里屋，鲁彦身后还跟着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提一包卤菜，诚惶诚恐地站着。鲁彦说：“我今天带了新朋友，他叫培德，在砖厂机修车间工作。” 　　我们都点点头，暗想这又是一个激动不了多久的人，忙着摆开卤菜，不怎么答理他。都坐下了，他还那样站着，鲁彦说：“培德，快坐下，来这里不用客气的。” 　　志明说：“要客气就去别处。”志明说话历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培德尴尬地笑着，小心翼翼坐下来，双膝并拢，双手放在膝上。他的头发横七竖八地长满脑袋，整个人都极为消瘦，但很精神的样子。这神态一时有些熟悉，只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志明和鲁彦摆上酒杯，要斟酒时，培德又慌乱地站起来，双手大幅度摆着说：“我不沾酒，滴酒不沾。” 　　志明说：“一点儿没事的。” 　　鲁彦也说：“你倒上一杯慢慢喝。” 　　培德慢慢坐下来，倒酒时，他不再推辞。 　　鲁彦说：“来，我们一块儿干一杯。”培德端起酒杯，生怕落后，一仰脖子，喝了个底朝天。放下酒杯，志明开始数落鲁彦，说她总爱迟到，这习惯太不好了。鲁彦还不及争辩，培德说：“今天这事都怨我，不关鲁姐的事。”说着，面带怒色，讲起迟到的原因。 　　和鲁彦约定下午五点半在将军桥等，不想培德临下班时，却遇上隧道推进器坏了，车间主任安排他去修理。这推进器每两小时都得使用，把生砖推进隧道，把橘红的熟砖推出来，是整个生产线的重要环节。培德想请假，给车间主任说自己有事，能不能找下一班的人来修理。主任说：“还有什么事能比推进器坏了大?这一个时段是你值班，我能找谁顶替?”培德无奈，拿起工具去检修，指望是小毛病，三两下处理完。不想却是轴承坏了，要把机器卸掉换轴承，这得费许多时间。做着手里的活儿，脑袋却非常散乱，想主任说的还有什么事能比推进器大，今天他的事就比推进器大十倍，主任那脑袋，怎能理解这崇高的事业，他眼里只有推进器。眼看约定的时间已到，手里的活儿还不到一半，把车间主任叫来，最初还耐心说自己有重要事，谈到要见的人，谈到艺术。车间主任听了，说：“那艺术能当饭吃?能把一车车砖推出来?闲得没事的家伙，你还想跟他们学，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你做啥都没人说。”正是主任评论我们为闲得没事的家伙激怒了培德，他和主任大吵一架，把满是机油的线手套脱下来，狠狠摔到地上，回家换了衣服，一路跑着来这里。 　　培德这事让我们感觉意外，我们还没 　　遇上过不顾自己工作要来亲近艺术的人。那一天喝酒，都把酒杯端了敬他。志明说的话在他身上有着显著的作用，不论谁敬，培德都全部喝完。他的双眼很快红起来，不停地说一定要在我们这里好好学习。培德很快就醉了，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像经历一场重病。他站起来要走，我们都让他在志明屋里睡，他坚定地推辞，也不让任何人送。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后，鲁彦讲起培德认识她一个远亲，无意中听远亲说到鲁彦和这个圈子，整天缠着他要认识鲁彦，就这样领来了。 　　来过一次，以后培德不需谁领，主动找上门，遇上我们聚会，他和我们一块儿喝酒，每喝必醉，第一个醉倒，我们都笑他没经过“酒精考验”，对酒的意志不够坚定。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尽快学会喝酒，融入我们的圈子，他买了许多酒放在家里，天天喝、时时喝，以至于他在单位时时都呈现出醉态，让原本与他有芥蒂的车间主任更为不满。 　　没有聚会时，培德就单独去我们圈子的某人家里，最初是紧跟着苏延，想学油画。苏延领他去商店买了颜料、画布、松节油等物品，还给了他一些木框架，让他先从素描学起。那些日子里，他总拿着一个速写本四处写生，喝了酒就给我们讲松节油那独特的气味太过芬芳，以至于夜晚梦里总是牵挂着它，一场梦醒来，忍不住要拿松节油嗅嗅。我们私下里问苏延，培德在绘画方面的感觉如何?苏延很痛苦地说他全无感觉，连最基本的技法也没做好。果然，跟苏延画过一大段时间后，培德自己也觉得难以为继，跑来找我，说要写小说。我说你怎么不跟鲁彦学学散文啊，慢慢来，一定能成的。他摇头说对散文没一点感觉，就想写小说，他太想把他爷爷写出来了。我问为啥单想写他的爷爷。他说爷爷非常特别，一个惜字如命的人，连地上写了字的废纸，都不忍被谁践踏。我脑里如电光火石般闪亮起来，这不正是字纸老头吗?我说是不是整天沿街收字纸的那个老头。他说就是，那就是他爷爷。我非常激动，忙打电话约志明、苏延和鲁彦，我们都对字纸老头有着深刻的印象。那一晚，培德成了我们的中心，都把早年的疑问提出来，问及他爷爷是老牌大学生还是只字不识的文盲时，培德腼腆地笑了。他告诉我们，爷爷叫张怀远，的确是从内地迁到康定的，七十九岁时，死于肺气肿，他爷爷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仅此而已。
　　因为字纸老头，我们对培德的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再聚会时，主动打电话约他来。每个人还按照自己的理解给他开了一长串书单。那一段时间我时常在书店里碰见他，他要把我们每人开出的书都买齐，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书囊括了哲学、美学、小说、诗歌、散文、艺术史、历史、各类人物传记等。因为这些书，他与新华书店的店员大吵一架，责怪他们为啥不把这些能滋养人的书进回来，满架子都摆的是粗俗不堪，只为挣钱的通俗读物。他臂下夹着各种书走过大街，随时随地一有空闲就会摊开书本认真阅读。在砖厂的机修车间里，别的工人没事干时都凑一块玩扑克牌，只有他独坐在散乱的零件边，小心翼翼地捧着书本悄无声息地阅读。他特别爱惜书，工友们没一人敢碰他的书。别人走近问他：“你看什么书啊?”他先将书躲开了，怕别人挨着，才说：“你不感兴趣的。” 　　有一天聚会，培德神情沮丧，左眼角还乌青了一块，我们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长叹一声，愤然骂道：“都他妈是俗人、浊物。” 　　这还得从机修车间说起，生产砖坯的机器出故障了，不过是小毛病，培德出去修机器。车间主任看见他放置在高处一张报 　　纸上的书，厚厚的一本，拿下来说：“这小子整天都看些什么书?”见书面写着《尤利西斯》四个字，车间主任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培德真能读懂?”随手将书扔到满是油污灰尘的工作台上，喝茶时，又将茶杯放置其上。培德回来，见书放在那里，拿起茶杯，书的封面已留下一圈水印，培德大吼一声：“这他妈是谁干的?”愤然将茶杯摔到地上，摔得粉碎。主任和培德打了起来，工友们面对自己的领导，不可能帮培德，都向着主任，几个人装着劝架，拉住了培德的手，让主任为那只破碎的茶杯出了一口恶气。这还不算，主任去找厂长，讲培德不好好工作，整天看书，并坚决要求将培德调离机修车间。别的岗位都满员，只有让培德在厂院泥堆旁选石头，把备好的泥土铲上传送带，那本是临时工干的活，既苦又累，传送带一经运行，没一点休息时间。 　　一块儿谈天说地，培德的情绪渐渐好转，笑着说：“管他干啥，只要饿不死人，苦点累点没什么关系。”我还想着《尤利西斯》那本书在我的书架上，已挺立了许多年，知道是一本难读的书，我一次也没读过，只是片段地看过一些介绍。我问培德看没看完《尤利西斯》，培德说：“我用了半个月时间，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坚持看完了，唉！真比跑马拉松还累，那书看一段我忘一段，它对我来说，很难理解的。”我们听了，都哈哈笑起来，称赞他的毅力。 　　培德写过一段时间的小说，像他学油画一样，废寝忘食极端痴迷。隔一两天，他会拿一大叠写好的小说过来，我翻看那些小说，有写他爷爷的，也有写车间主任的，内容很杂，许多像流水账。培德说他许多稿子都是熬夜写出来的。我非常失望，看着他期待的眼神，又不忍说什么，我说：“培德，你的钢笔字非常漂亮，你怎么不认真练练书法啊?”他不好意思地说：“字是打小就练的，从六岁开始，爷爷就让我拿毛笔练字，写了有十多年，后来就放弃了。”我拿出宣纸和毛笔，让培德写幅字，他写了那首《枫桥夜泊》，行草书，虽然还不是上好的书法作品，但已非常漂亮。我说：“你为啥要放弃书法啊?”培德拍着脑袋说：“我那叫不了书法，兴趣也没有做这些大。”我叹息着不再说话。也许培德已经感觉到我对他小说的态度，那以后他没再抱着稿件找我。倒是有一天，鲁彦兴奋地打电话约我们，说培德写了一篇千字散文，鲁彦托《甘孜日报》的朋友给登了出来。那晚培德忽然像变了一个人，端坐那里，默默饮酒，一句话总要在脑袋里酝酿许久才说出来。 　　培德的确是变了一个人，或者说升华到一个新境界了。许多年之后我们还在说鲁彦托报社朋友的事，给培德带来的是灾难性的改变。我们习惯于把许多问题归结于一件事上，也许培德从未改变过，他只是因为这件事把潜在的习惯给激发出来了。那一篇报社刊登的文章激起了培德无限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许多事让他看不顺眼，单位不平、社会不公、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有针对某件事的，也有像《论道德》这样的泛论，这些燃烧的文字再没被登出来过。 　　与他这些改变相衬的是，他越来越处理不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单位，几乎没人喜欢与他相处，他太直接，看问题太简单，对复杂的事情，只想用黑与白的两极来分辨。一有不平，立即爆发，毫不顾忌别人的难堪。工友们私下里都说他有点神经。如果不是砖厂倒闭，他连那选石头的基本工作都差点儿干不成。生存已难，连婚姻他也处理不好。就在砖厂即将倒闭的前一年，经人介绍，他和纺织厂一个叫小梅的女孩子结了婚。原以为，进入婚姻生活后，他的固执会有所改变，他的责任感应该落实 　　到家庭里，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结婚一年，小梅怀上了孩子，砖厂也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濒临倒闭，没了活儿干，培德每月只能领到象征性的生活补助，小梅所在的纺织厂也同样不景气，两人的收入仅够家里的开销。小梅临产那一月，砖厂倒闭了，培德领到一万五千元，称之为买断工龄，从此与单位无关。别的人领到这钱，都忙于延续今后的生存，或开个小店、或租个摊位、或四处寻活儿打工挣钱。那一万五到了培德手里，他不再为小梅生产之后的费用操心，反倒全身心都放到阅读和写那些激愤的文章中。小梅劝说他不听，父母劝说也不起作用。到孩子两岁上幼儿园，小梅和培德离了婚，带着孩子，回老家开始新的生活。说到培德，小梅直摇头，说：“培德人是好人，老实本分，有做人的原则。当初别人介绍，也正是看上他能写会画，很有才干，没想结婚后才知道他和现实生活相隔太远，他不适应社会生活，更不适应婚姻和养儿育女的日子。” 　　和小梅离婚之后，培德的父亲托远亲替他找了份看门的工作，一月四五百元钱。这活儿倒让他特别高兴，像天上掉了馅饼，打电话约我们要办招待，说守门事少，以后可以放开了看书写东西，再没人会说了。 　　对培德这些行为，我们劝过他不知多少遍。有一次喝酒，大家都有了醉意，就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不平和愤恨，产生这些的原因是什么，该不是真因为发一篇作品，整个人就变了，培德也有了醉意，他看着我们说：“在过去，那些想法只是压在心里没说出来，那篇散文在报上登出来后，许多认识我的人，一看见我就要说到那篇文章，说文章一旦公开刊出，就会对别人产生影响。这我有很深的感受，如果自己修养不够，写出来的东西那该对别人产生多坏的影响?”我们没想到培德会这样说，他让我们哭笑不得。 　　数年时间里，随着文学、艺术走向低谷，我们这个圈子已失去了从前的魅力，除了培德，再没有任何人高看我们。面对这样的变化，几个朋友也都顺应潮流，各自改变。最初是写诗的志明，他极早校正了自己的目标，缓慢而智慧地攀向仕途。紧跟着，苏延发挥他的特长，辞去工作，开起一家广告公司，搞实用美术，设计装修住房、做店面招牌和一应广告宣传产品，很快也见到成效。鲁彦也以一身地道的户外装出行，在小小的康定城里，煞是招眼。也正是从这时段起，我们的聚会极少谈到文学和艺术，取而代之的是各人在事业中的感受和认识。 　　对这种变化极不适应的是培德。最初，他试图重又回到过去的话题，讲起他最近读过什么书，志明、苏延和我对此的反应惊人地一致，我们都不说话，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他腼腆地笑笑说：“怎么不说话?都只看着我?”志明说：“培德，别再谈那些没用的东西，把你自己的生活解决好，这才是该做的事。”培德不再说话，但我们都能看出他满脸的不服气，对我们所谈的内容也大为不屑。志明接着说：“培德，你醒醒吧，你的梦想是空的，没一点支撑，好好干点实在的事情，娶个老婆过日子，为自己老后作好准备。”这番话起到了重击的作用，培德的脸色很难看，沉默良久，培德说：“我也早知道自己没这方面的天分，我只是凭着激情，凭着一种向上的力量，愿意这样做下去，我更希望你们不放弃，你们才能真正做点事出来。”
　　那一次聚会之后，我们习惯不再叫上他，这个陌生的人经过八九年的时间之后，我们将他渐渐淡忘，再一次回到陌生。 　　几年时间里，我竟然没碰上过培德。 　　直到苏延重又提起这个名字，他的形象才在瞬间被我们回忆起来。苏延要去找培德也因为康定太小，许多人都买了私家车，车买回来，停车场却严重不够，满街沿见缝插针停的都是车。苏延生意红火，小日子特别滋润，买回一辆崭新的轿车，放在街沿儿，日日担心车被偷了，被划花了，被交警拖走了，弄得焦头烂额，都没办法正常工作。四处找关系想寻一个泊车的地方，打听到培德所守的单位那院里尚有空落，很有信心地开车去找培德，把泊车的事说出来，却不想他一口回绝，说单位有规定，院里不能停放外单位的车。苏延怎么说都不行，要付停车费，自己愿意多出一点，培德可以上交一份给单位，也好说话，另一部分自己可以留着，工资本来低，用这些钱改善一下生活。但是培德仍然坚定地回绝了，苏延非常生气，将他痛骂一顿，说他没一点人味，什么情也不记。培德不争吵，只重复着说：“我一直尊重你，但这事和停车没有任何关系。”那院里的人悄声劝苏延，告诉他与培德说这些没任何作用，早些时间单位规定死，除了公车，同单位的私车也不准停，那不过一纸制度。单位一个副局长买了车，要停院里，培德也是死活不让，弄得那副局长哭笑不得。原想把培德一脚踢了，换人守，又不忍培德这许多年来，所有的生活都仅靠这点守门费维持，没办法，只好改了规定，允许同单位的人停私车，才把这事解决。那人说培德是个死脑筋，还有点神经质。苏延把这件事讲完，感慨地说：“这个培德，许多年了还如此老土，总有一天会死在自己的固执上。” 　　两年之后，我去单位的路上看见街沿跪着一个学生，她用粉笔在路面上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遭遇。她的年龄大概十五六岁，穿着还算时尚，背一个书包，用头发把脸遮住，在她的腿边，放着一些学生证和医院证明。我瞬间就判断这百分之九十又是一个行骗者，无论故事再感人，也骗不了大众。成百上千的人自她身边走过，没一人停下来看一眼她写了些什么，没一人掏出哪怕一毛钱。我想这是一个不容易被骗的时代了。我踩着她写的那些字走过去，没走多远，一个特别眼熟的人与我擦肩而过，我瞬间意识到这是培德。我本想喊他一声，又立即放弃了这个打算，我不知现在能和他说些什么，我只是停下脚步看他远去的背影。他胳膊里像昔日一样夹着书，两本杂志，一本是《?望》，一本是《看世界》。他竟然穿着一套早年的劳动布衣服和一双黄色军用胶鞋，都已洗得泛白，头发同样蓬乱地挺立着，已经有些花白。他老旧的装束和那两本花花绿绿的杂志形成极大的反差。我正感慨这许多年他并没多大变化时，见他在那个跪着的女学生面前停住了，他把杂志拿到手上，双手背着，专注而认真地看那些工整的文字。最初我怕他和那女孩子争执起来，把别人教育一通，他很容易做这样的傻事，但他的神态满是同情和悲悯。也不知什么原因，我猛然在心里呼唤着：“别上当！千万别上当！”这无声的呼唤没起任何作用，我看见他将手伸进了内衣兜里，掏出一张十元钱钞票，轻轻地放到那女孩子面前，然后满意地离去，融入千百个陌生人中。他的举动让我紧张的心意外地放松下来，我回忆着他和他的爷爷，我的鼻孔很酸，眼睛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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