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究竟有多少财产？(2)
民国时期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究竟有多少财产？(2)
时间 ： 13:43
　　美国联邦调查局确曾向上述两个银行展开调查，银行负责人出示宋子文的账户及委托书，但未提出其他任何文件。调查局便结束了这一案件。该调查一直是美国机密，直到1983年才解密，解密文件证实，上述消息确实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
　　日本战时政治宣传之所以乐衷于指责宋子文贪腐，有两个原因，其一，宋领导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币制改革对支持中国的长期抗日贡献甚巨；其二，宋长期驻美负责为中国抗日争取美援。将宋子文塑造成一个贪腐无度的形象。不但可以打击国人对经济改革的信心，更可影响到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战争期间，日本还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
　　宋子文死后遗产千万美元，与&首富&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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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家底为270多万美元，相比当时中国富豪不算特别有钱
　　&四大家族&富可敌国可谓家传户晓。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这样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己经集中了价值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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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为什么有人说「民国时期，是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
《财经郎眼》日《伤不起的中国大学》第9分5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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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下现有答案，我感觉所有人应该是并没有看过题主所给的「来源的」；当然题主的来源也不准，视频我看了两遍，第一遍没有发现，第二遍特别注意才发现了是在11分07秒由主持人王牧笛说出来的，具体也没有什么论证，更相对于是一个对比。还是那句话，跳过是不是讨论为什么都是耍流氓。这句话在我看来，还是不能成立的。从视频里给出来的例子，就我看来，还是偏向扯淡并非具体实证的：比如张作霖、吴佩孚如何重视教育，拨款拨钱不干涉教育，所以有独立人格；关于这点，答案里也有人引出来一个什么民国时期教育投入比例，说教育投入比例如何如何之高。老师工资比县长还高云云。如果这些说的真能做到，那我觉得民国教育肯定很棒，但很可惜啊，如果真是这样，又怎么会有以下事实发生：民国拖欠教师工资成风，咱就不提毛因为被拖欠工资活不下去干出什么了。就说当时的名人里面，首屈一指的鲁迅，当过老师对吧？一九二几年的时候，日记里经常写的是又和谁谁联合讨薪去了。在《记“发薪”》一文，就公开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说好的几百元工资，拿到手的有多少？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3圆，第二次6圆，第三次82圆5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99圆，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9240圆，七月份还不算。9 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2万多元），在《端午节》中还提到，由于被拖欠薪水实在太久，最后不得不借高利贷度日。一度在1922年酿成学案，教育家马叙伦等为此而绝食。把大师逼到这地步，也好意思说提民国对经济教育支持？何其脸皮厚也。类似的记录，比比皆是，1919年五四到1926年7年间，教育部动辄拖欠半年工资——全方位无差别拖欠，无论你是鲁迅胡适、还是毛，全都不能幸免。正如蒋梦麟在《西潮》里所说的：教授「通常两三个月才拿到半个月的薪水。」那一时期关于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请注意，这还是在北京，理论上当时中国最应该公平公正公开的地方，教育部就敢公开拖欠所有教授老师们的工资，地方如何，你能想象么？当时的地方，虽然三令五申有各种文件，粗略统计下，包括《各省教育经费须保障其独立》（1929 年），《中华民国约法（草案）》（1930 年）、《地方教育经费保障办法》（1931 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1931 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 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等等，这不是因为多重视，而是确实是地方根本不听你的，才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下法律强行规定，但就是这样强行规定，依然不起效果。民国政治的的特点如政令不通、战争频繁等条件，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常年处于崩溃边缘，军费开支常年居高不下占地方财政绝大部分：根据北京政府筹备国会事务所等单位档案记载，1925年中央岁收入元，军政经费元，军事行政费元，军费合集元，占中央总收入的83.23％，比例之大，实属骇人听闻。——熊贤君，论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的困扰与对策这种时期在当时是常态，在37年以前，军费在总预算中的比例，就不曾低过40%；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是维持在60%以上的水准，在这样畸形的财政制度上，保证教育投入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教育经费被挪用才是常态，教师工资更是根本发不出来，这一说法，最直观的证据民国基础教育一塌糊涂，文盲率80%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剑桥中华民国史》尤其是后期，由于中央财政问题，教育经费几乎完全靠地方财政支出，各个地方都快破产了，还保证教育？所以直接后果是，数据上很好看——反正大家都造假。但实际上连老师都找不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根本没有形成配套的教育财政制度。教育经费投资过少知道1947年的宪法才有了明确规定，顺道一提，那不宪法还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一届，结果么，呵呵。当然说了这么多，不表示民国教育一塌糊涂，平心而论，说是大学教育的启蒙期是很恰当的——其中固然有之前太烂的因素，但教育作为国民教育，还是在新中国才开始真正进入黄金期。至于其余大学精神自由独立，白色恐怖并非空穴来风，遍布全国的特务组织真当是是吃干饭的？中学和大学是重点打击对象。政府从193l-1932年满洲危机中领略到了学生运动的潜力，并深信共产党分子是学运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决定把学生引上轨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学生团体，学生受到突袭搜查、突然失踪及集体拘禁等恐怖的威胁。没人能淮确地说出到底有多少学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数字肯定会是上千，也可能是几千。——[美]易劳逸 著，高华等译：《流产的革命——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看清楚译者呦）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美]白修德：《探索历史》我估计肯定又要有人跳出来说民国大师云集，再补上我之前的一个答案：设若我问题主当代XX国（美日英法德）有什么大师，不知道题主会作何回答，就我身边的大学生朋友们而言，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的，能说出来的，除了和娱乐沾边的（电影电视音乐上），只有一些曝光率颇高的诸如霍金、莫言等等。因此，我觉得所谓的当代中国几乎没出大师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理由有三：1.从大师的定义而言，题主可能错误的定义了“大师”“大师”，在一般大众的理解和它本来应该是的有所不同，大师的定义本来应该是从学术水平而言，但在当代，其定义可能更偏向于知名度的高与低，大家对于其学术水平经常性不甚清楚，诸如爱迪生，大多数人能说出个发明了电灯泡（还是错的），说个直流电都不容易；一提爱因斯坦，就是相对论，最多加个E=MC2。而在中国，知名度有个很神奇的体现，就是是否被选入中小学教材，这一标准容易导致一个问题：当代科学而言研究愈发专业深入，基础体系已经构建完毕，而中小学这方面当代科学家天然吃亏，写进教材的往往都是早期的奠基人们。2.厚古薄今思想作祟在互联网各处，经常性能听到各种新版本不如旧版本，新电视剧不如老版，新书不如旧书，新球员不如旧球员，这种新不如旧的的论调经常性出现，在文化史上，离当代越近，往往获得的评价相对较低，同代人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不认可同代成绩，不仅仅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这种思想，就容易给人以过去学术成绩比现在好的错觉。3.知识的传播能力不同这点和第一点一脉相承，越专业的知识越难以传播、被大众所知，除非有点噱头，诸如霍金的身残志坚、莫言的诺贝尔奖。具体到中国，引进现代科学、文学不过百余年。关于此条、有条微博“1917年北大，有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是“啃老一族”，而前辈们已经成为大师了”这批人现在普遍被认可为大师了，但是他们之前有配得上大师称号的成就么？其实一翻，我们会发现基本都是留洋归来直接就当上教授了，说句不好听的，刚毕业的本科生，哪有什么能在国际上拿出手的成就，这些人并不具备大师的能力，之所以能当上教授，更多是沾了当时文盲率百分90的光，是真的矬子里拔大个。同时期，按世界学术标准来衡量，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上能算世界一流水平的极少。不过我赞同在文学、艺术领域有一批大师。最后，欢迎讨论，但讨论的时候请至少做到如我一样提供具体说法来源、论据，那种上来「我就觉得民国厉害」、「呵呵」 这种无意义回复，您还是自觉闭嘴吧。
一、民国时期的大师并没有那么多，而且主要以文科为主，理工科的还都是留过学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大师有哪些？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胡适、陈寅恪、刘文典、刘半农、梁漱溟，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矛盾、老舍、叶圣陶、徐志摩、梁启超、傅斯年、章太炎、闻一多、梅兰芳、曹禺、田汉、冼星海、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丰子恺、季羡林、钱穆、傅雷、郁达夫、钱钟书、冯友兰、丁玲等等，通过这些我们看的出来，最熟知的一些人清一色的文科生，都是搞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教育的。理工科（物理化学数学农学机械学建筑学等领域）的有哪些大师？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钱学森、钱伟长、童第周、李思光、竺可桢 、邓稼先、华罗庚、茅以升、梁思成、苏步青、陈建功、侯德榜等等。理工科的大师远远少于文科领域的大师，而且这些大师大多都是留学归来的，还有的加入了外国国籍，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民国培养出来的大师。其中缘由，一是因为中国自古缺乏理工科的知识基础，整天围绕着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朱子等等这些人论战，读四书五经，学而优则仕；二是因为中国民国时期社会混乱，战争频繁，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发展理工学科，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理工科的建设；三是因为当时的有志之士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首先要做的必然是解放思想，进行思想建设和理论探讨。这就导致了民国的教育向文科一边倒，理科、工科和商科少的可怜，也没太多人感兴趣。想学点理工科和商科的知识，只能出国深造了。二、民国时期的大师，并没有那么高的学术成就。首先在文科领域，虽然没有多少成果是能拿到国际上秀一下的，但像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等文学家的作品，国际上虽然认可度不那么大，但我们国人却很喜欢，也算是很有成就。齐白石、张大千、丰子恺等人的画也很不错，也算成就。但是其他的呢？巴金、矛盾、叶圣陶、丁玲等人的作品，现在还有多少国人喜欢呢？更不要说在思想领域有什么大的建树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这批文科知识分子，都是受了国外思潮的影响的，比如达尔文、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就对这批人的影响很大，而不是这些人向国外输出了思想。这批人只不过是中国最早接触那些思想的人，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把国外的思想结合中国的现实进行再加工，传递给民众，并没有多少突破性的的创造和建树。理工科领域就不说了，跟中国基本不沾边的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就不说了，实在不好意思赖着脸皮说是中国自己人，钱学森、钱伟长、邓稼先、童第周也都是留过学的，他们后来的创造完全是基于从国外学来的知识，民国时期他们基本都在国外学习，也实在不好意思说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在理工科方面，真正称得上是中国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寥寥无几。三、为什么我们会感觉民国时期的大师那么多？其一，媒体宣传的效果。三人成虎，说得多了，我们就形成了思维定式，谈到民国必谈大师。再加上厚古薄今的思维惯性，时间长了就成了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自己宣扬着民国的大师多如牛毛，但又并不能细述其中究竟如何。其二，民国时期民众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大学生都是极少数，所以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精英就显得与众不同，很容易被识别出来，成为万众的核心，社会上的报纸也整天围绕着这些人打转。但是今天呢？资讯发达，领域众多，名人众多，已经很难涌现出真正的文化名人，反而是商圈的名人更多一些。我们只能说，今天的名人太多了，而且科学文化领域的一些精英往往不被人们所普遍关注，这才给我们造成了没有大师的错觉。其三，我们之所以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师比当下的大师牛逼，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民国时期的那批大师把自己的学问同这个民族的的命运连接到了一起，而当下的大师们则没有救民于水火的时代背景。和平时代的大师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国运昌盛下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的条件。但民国时期的那批大师，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必然会学到，小学学了中学学，中学学了大学甚至还要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些人超级牛逼。现在的大师们呢？也有很多互联网的名人，在网上批判政府批判社会，而且写得文章真的很不错，但不会成为传世之做，因为这个时代确实要太平的多。如果中国当下大乱了，必然还会涌现出比民国更多的更优秀的大师，因为文化水平实在是要高得多。其四，乱世出英雄，这个乱不单单是指战争，还指思想。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就是民国时期。这种时期，往往是旧秩序被颠覆，新秩序慢慢建立起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被迫去进行思考、探索，救时代于危难，解天下于倒悬。观点的碰撞最容易产生新的火花，而这种对旧思想的弃、新思想接受的自我蜕变的过程恰恰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我们学历史也总是重点学习那些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我们借此可以说，为什么春秋战国之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那种丰盛的思想盛宴？很多人说是独尊儒术的结果，其实不然，即便是不独尊儒术，也很难产生这种思想盛宴。华盛顿被铭记，是因为创造了美国，林肯被铭记，是因为解放了黑人奴隶，打了南北战争，罗斯福被铭记是因为打了二战，但是美国其他总统都不能给人过于深刻的印象。在中国来说，毛主席的地位也是没有任何一代领导人可以比拟的，邓小平的地位也是难以逾越的。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四、民国时期的大师究竟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尊敬。我觉得当下的时代，人们崇尚民国的大师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民国的大师们普遍具有一种学不来的风骨，特立独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领时代变革。这些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实在太缺乏了，而这些品质在战乱年代更显得难得。其实说这种品质在战乱年代更显难得也并不一定公平，因为战乱年代，最能吸引眼球的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你有什么救国救民的理论，有什么颠覆传统的思想，并用这些理论和思想号召很大一批人去为了心中的理想亡国奋斗。那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的物质诱惑远远比现代社会少得多，因为大家都在为了活命，没有像当下社会这样一切向钱看。西南联大的传奇就更是如此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家更容易团结一致，没有人追求金钱，也不面临这方面的压力，大家比拼的都是知识水平，学术水平，所有人都很穷，在物质方面都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不会去攀比，没有物质的诱惑。这也是为什么我党在革命时期涌现出那么多大公无私身先士卒的战士，但一到了和平年代都和普通人一个鸟样，贪污腐败趋炎附势。还是韩非子说的好啊：“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由于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态度而辞职，他说，自己绝对不能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一旦如此，以后稍微有点破例，就要呈请教育部，作为痛恶官僚的人，怎么甘心仰官僚们的鼻息呢！蔡元培的风骨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很难学得来的，因为你不做这个校长，有的是候补的人员替代你，没有了像民国那样救国救民的时代主题，很难使某个人物成为这个这个时代的核心人物受到拥护。但是，并不能因为时代环境就原谅一个政党禁锢思想的行为。相比于国际知名大学，中国的学术环境实在不能说有多好，这也是产生不了国际领先学术成果的最大原因。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习惯（或者说被迫）屈从于一个政党的权势和淫威，尊严已经遭到践踏，这个情境下，你怎么能要求他们继续对人格的坚守呢？一个男人有事没事把一个妓女按在床上狂草一回，完事还要求这个妓女保持高尚人格，开什么玩笑？大学不独立则学术不独立，学术不独立则思想不独立，思想不独立则腐化横行。当下人们更应该讨伐的是体制，而不是那些腐化的学者，讨伐学者也是一种找软柿子捏的欺软怕硬。五、钱学森之问，中国当代究竟有没有大师？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成为非常著名的拷问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并没有拿民国于今天做对比，相信钱老对民国的教育也是不满意的，因为民国实在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理工科的学术成果。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不是真的缺乏大师呢？我认为是的。虽然我无力评价当下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也很怀疑每年的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拿到国际上有多大的地位。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杰出人才必定不是信口胡扯。这几年，太多的有钱人用脚投票选择了出国留学甚至是移民，中国的教育确实是让人失望的。中国不仅没有爱因斯坦霍金式的人物，也没有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的人物。中国没有航天飞机，中国没有自主研制的航母，中国研究不出一个像样的发动机，中国的数码照相技术远远落后，中国的百度抄袭的谷歌，中国的QQ抄袭的MSN，中国的微博抄袭的推特，中国的知乎抄袭的Quaro.........我觉得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遥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基本可以说一直在跟随着发达国家走，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研究成果。六、出路在哪里？1、学术自由，学术自由，还是他妈的学术自由。老子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老子想琢磨什么问题就琢磨什么问题，谁他娘的也别指手画脚。2、精英教育。北大清华都他妈弱爆了，中国应该有一所集合所有怪杰的大学，人数不需要太多，年龄可以不那么严格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适合做科研的怪才，专事研究各个领域的高深之学问，给他们足够的自由，给他们生存的尊严，让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学术兴趣中，汲汲以求，不为外市所扰。3、耐得住寂寞。不管中国的大师在哪里，但绝对不在知乎，也不在果壳和科学松鼠会，不在网络上的任何角落。真正的大师是像爱因斯坦一样的人，耐得住寂寞，把研究当做生命的全部，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没事就出来喊两嗓子的人注定成不了大师，大师的学问“不足为外人道也”。————————————————————————————————延伸阅读：看看民国教育是如何被神话的）——腾讯今日话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补充：1.针对 在回答中提出的反对意见：我觉得国民时期确实不能称之为黄金时期，民国的大学教育，一来学科不全，二来覆盖人数很少，三来国际性的研究成果很少。国民时期的大学教育只是一种萌芽时期。那么今天的大学教育自然也不能说是黄金时期，覆盖人数上是够多了，但缺乏了质量也实在不好说是黄金时期。2.针对我在回答中提到的关于百度抄袭谷歌，腾讯抄袭MSN的谬误，感谢大家在评论中指正。我非互联网界人士，所以对其中细节不甚了解，所以班门弄斧之处请见谅。3.一切只说不同意却不说为什么不同意的行为都是刷流氓。“我反对”“我完全不同意”“我只能呵呵了”，这都没问题，很好，闻过则喜才能进步，但是麻烦您说出原因，哪怕是简单几句。我想这也是对任何一个答题者的尊重吧？冷嘲热讽的语调永远不能证明你是正确的。———————————————————————————————做个广告，新书《我想和中国的大学生谈谈》修改完成，有兴趣的朋友看签名。
再一个全民识字率只有不到10%的国家，居然出现了大学教育的黄金期，能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期只属于少部分精英，精英教育自然比平民教育更黄金。比如说毛泽东……毛泽东家可不穷，典型的富农……当然，换个角度。那个时代的大学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造就精英、大师。现在大学根本目的是培养产业工人、高素质打工仔……目的截然不同。
因为他们是权贵或者自以为是权贵
赞同数最高的几个答案看似有理有据，却混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黄金时期”与"巅峰期“、”高峰期“一类名词的本质区别。”黄金时期“一词在一般的语境下指的是一个人或一样事物最宝贵、发展可能性最高的一段时期。比如我们常说”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大学时代是一个人发展的黄金时期“等，难道是说这段时间是你人生最牛逼日子？显然不可能，人在经济实力也好、社会地位也好、知识学问也罢，巅峰期肯定在青年进入中年之后，而把青少年那段时间称为黄金时期，是因为在那时你有最充裕的时间、最健壮的体魄、有大把大把的机会和重头再来的勇气，这些往往是你进入社会多年摸爬滚打后，所未必具备的。所以说”民国时期，是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没什么问题，去纵向对比七十年前和七十年后的教育水平显然是偏题的，时过境迁，而”民国“的”黄金“之处有二：一、奠基，我们不可否认现今中国大陆大学各学科的学术水平显然远超民国时期，但另一个事实是近代的各个学科，皆由那时的学者奠基，后人在其基础上研究与发展的，甚至于有详细地师承体系。而不一脉相承，另起炉灶的推翻重来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傻气，后果显然比较沉痛，以法学为例，当年民国时期“南东吴”、“北朝阳”，建国后大都被发配大西北戈壁滩，于是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饱受苏联法学理论毒害数十年，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遗毒未清，法学研究，尤其是民法学研究，相较于传承完整的台湾地区，落后以数十年计。二、精神，以人来类比，黄金时期必然是你最有理想最有冲劲最自由最独立不羁的时期，这些同样是作为大学所必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为政治所掣肘、不向权贵阿谀等等。现在中国大学存在的种种问题相信不用我在此赘述，囿于时代动荡、战乱频繁等原因，民国的大学乃至整个学界，或许没有办法达到后来的高度，但这种精神的存在，才真正是“黄金”的本意，一个刚刚起步、毛毛糙糙但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二十岁，或者一个志得意满、家大业大但一身官僚习气、思想僵化的五十岁，哪个时期才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不言而喻。以成果而论，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不但培养出了中华民国的栋梁之才，共和国的开创者们不也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吗？一师的那位如果把他在一师的搞法挪到当今中国大陆的大学中来，你确信他不会被开除学籍甚至直接喝茶？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应该感谢民国大学教育的是谁？综上，这个命题所讨论的，并不是去比较当代中国和民国时期，大学教育水平哪个更高，而是唤起当代人对当今大学教育所缺失的部分内容的重视。如果仍抱以“老子人多钱多楼多机器多，你特么能跟我比”的土豪思想，对于大学的精神内核不甚重视，这个事业逐渐有成的中年人就容易在名利场里迷失，开始奉承上级、压榨下级、排挤同僚，开始利欲熏心、开始声色犬马、开始变成你在年轻时最讨厌的那种人。黄金时期，你或许不够好，但是你够牛逼。
可以参考凤凰网这个专题
不反对票数最高的三个答案，但还是想说点我的看法。在《书读完了》的后记中，金克木先生的女儿金木婴这样说： 那一代命途多舛的学人，大多数已渐行渐远。幼时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人不会再有了。
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由此出现很多出类拔萃的人。
以下是一个文科生的一点浅见。1
民国时期的思想控制出现一个真空期。没有了传统儒家的八股取士，也还没有某党的统治。老蒋虽说想要进行思想控制，但是时局动荡，没有有效的实施。因此大学思想教育空前自由。2
民国时期的学者在幼年大多接受过古代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教育，耻辱观念强，学识渊博。3
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之后，又接受了国外新思想的熏陶，新文化的再教育，学者即大学的教员个人能力突出。4
新旧思想文化交融碰撞，青年人渴望学习，学习氛围浓厚。5
各地军阀，如阎锡山、张学良等对大学教育的支持。具体事例请自行百度。
以上。在知乎的第一个回答。
对当时青年来说，有个“把荷尔蒙都用在理想上”的土壤，学习新知识争做新人类，开明时髦多好。大概那会儿的价值观里知识值钱嘛。
起跑的时候加速度大，这是必然的嘛
没有看完……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讨论！主题看似鲜明，其实……这种立论模式类似于民国比现在自由，然后另一个论题是：共产党真正的把中国人民带进了自由世界！论题本身也没错，论证过程也不错，关键是，我们想要的结论是什么？民国固然是有问题的，民国一定也有好的；今天固然是好的，今天一定也是有问题的！这个题目显然是为了讨论教育问题的！我是学地质的，肯定是说不明白的。分享一点想法而已！民国政府，显然，从北洋到蒋介石，是越来越想控制教育的！很遗憾，除了搞搞暗杀，出动出动特务，从根本上讲，教育还是独立的，这种无论真独立或者半独立或者伪独立在毛爷爷时代被彻底终结，现在的教育和独立没什么关系。当然这里一定会有人对所谓的独立提出许多解释！我参考蔡元培论教育独立议。基本保证从事教育或在此体系内的人能够经济人格独立，思考发声不受制于政府或其他势力。除了该有的教育投入，教育本身和政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民国政府也不是好鸟，想控制没控制住而已，感谢老蒋稀烂的控制力，无论你和政府是不是一路的，都有机会挺直腰板，一心一意专心做事。现在……
我反对过度神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做法，但坦白的说辩驳必须有力度，尽量不要有逻辑上说不过去的地方。1、时至今日，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学术力量依然占有优势。就算现在，要想达到基础学科研究上的进阶恐怕还是要出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受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生在国外拿到了硕士博士，进而取得了国际先进的成果，我们能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之完全无关吗？2、不同发展时期的成果不能直接纵向对比。说个老梗，牛顿同学的成就是沾了时代的光，到了现在必被一般人完爆是缺乏思辨性的看法。甚至不能与国外同期简单横向对比，因为发展的基础本来就不一样。关于这个比较，很困难，我建议最好列出翔实的数据，比如在谈到现在的学术水平时，列出近几年SCI论文的应用次数等等加以比较，而不要仅仅说政府压制自由学术这些情绪化的用词。3、关于大师。理由与前面类似。另外思想界确实在当时引进多于创造，这一部分由于基础太差，同时当时过于强调破旧立新，致使新的思想很难建立在旧的土壤上，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也有相当多的学者本身的研究就是传统领域，比如陈寅恪，把他比作外来思想传播者，十分不妥。4、关于知名度。举个例子，只要目前的实验无法证实或部分证实m理论，那么爱德华威滕的知名度，至少在中国公众里，永远不会超过史蒂芬霍金，尽管前者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其实早已超过后者。（当然，如果m理论证实的话，那威滕的历史地位估计至少要到玻尔那一层……）所以关于公众知名度与实际能力这一点，在基础科学领域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此，如果对这个领域并不是十分了解的话，至少也要用数据说话……暂时想到这几点，抱歉这个答案没有多少建设性。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答案出现，不要像某些答案一样出现逻辑上不严密的地方。对了，刚刚看到有说民国时期文科生远超理科生，大概在70%-90%的说法，希望能列出数据来源和出处，更令人信服。比如 里附的表可以看出，似乎并不总是这样。年，西南联大共计毕业生3343名，其中文学院606，理学院617，工学院777，法商学院1118，师范学院225。可见差距似乎并没有那么大。
反对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答案 题主问的是关于“民国时期，是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我觉得此题的关键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所以扯到总数，文盲数，大师的答案，可以认为是瞎扯。第二，是如何理解”黄金时期“的问题,”黄金时期“是个比较，为什么称民国时期是黄金时期呢？而不是其他的时间段呢？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从1862年起，慢慢发展的一直到现在。相比较民国前的探索萌芽时期，民国后的苦逼抗战时期，建国初期的改造时期，58年左右时的反右倾时期，以及破坏性的“文革时期”，民国时的高等教育发展确实应该处于黄金时期。至于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是在逐渐发展之中，我们很少会把当前的时期认为是黄金时期。首先确定是民国时期是什么时候，就大体定位在年之间。 ===========以下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直接百度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和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浙江求是书院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浙江大学和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传统与移植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浙江求是书院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在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可参考晓说之林徽因。
说民国大学的成就，倒不是在夸当时的政府，也不是说国家富裕，资金充足，基础教育程度高。主要还是指学术态度方面比当今要好的多。类似的，战国时代同样是国困民乏，但学术成就比汉唐不知高到哪里去。
好多人的回答会不自觉的把民国和当代的教育对比，以“钱学森之问”引出自己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活着体制教育之中在畅想那个民国的黄金时代。我们这个年代崇拜的大师，说句实话，放在当今的学术领域，还不知道能不能评上教授，院士，能不能为人敬佩。不是我们缺少大师，只是我们缺少大师辈出的环境。我无法否认当代教育的伟大成功，它至少让大多数人有了知识与学问，大学不在是高不可攀，不是大家族的聚聚地，而是平民向上走的一个捷径。（无意讨论现在阶层的固化）。我想民国出大师就跟中国古话“乱世出英雄”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他们把自己与民族的兴亡联系到一起，随着中华民族的跌宕起伏，展现了自我最好的一面，这样，我们后辈人学会了崇敬，学会了怀念。但随着大师的故去，我们突然发现过的好了，没有战争了，民族在复兴了，可是大师在哪？
回答这个问题，我要贴一张图……胡适PK周其凤------------------------------------------------------------图来啦-----------------------------------------------------------------------------------分割线
缺什么喜欢什么，就像阿凡提选择金钱，巴依老爷选择智慧一样。
宋晓军：日本全面对华战争前的中国学生就业最近经常有人与聊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有人问我在《中国不高兴》中写的一段话：“从现在开始，他们（指年轻人）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是什么意思？我说主要是产业结构过于扁平化，而高校扩招大都是“文、经、管”这种节省教学资源的专业，同时理工科很多学生的专业又有多少能与国有自主产业对口呢？
1937年，中国进入了危机的一年。我手头刚好有一本日、也就是距离“七·七事变”不到1个月时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这期杂志上有一篇由陆觉先、赵廷为撰写的《中国的生产教育》一文。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中国的生产教育
陆觉先、赵廷为
中国自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以来，自身的社会便在畸形的发展过程中，供列强无厌足的敲骨吸髓，既未跟着欧美资本的生产的路子跑，又不知自己去另闯出路，摆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羁绊，还是只向着不生产的不节俭的浪费方面奔走。于是有资产者把全由直接剥削而来的大量资金，聚集起来，不愿作生产事业，只知敛取利润以自肥，作个人享乐，甚至把数千万的现金送到外国银行去保险，间接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民的汗血。这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说，是得了极大的便宜，即利用我们的大宗游资，变为生产的资本，复以廉价来收买我国的原材料或劳动力，制造出商品，再用贸易的方式对我们实行剥削；但在中国一方面来说，却不仅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白白断送了整千万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贸易方式的剥削，加速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的破产，工业的衰落，商业的调敝，而使中国的整个产业界，几乎很难有抬头和发展的希望。
中国产业界既如此不景气，当然无由容纳大量的具有生产技术的人才，同时他们莫不中了传统教育的思想的遗毒，对“学而优则士”的观念，还没有打破。因而学工程的、学采矿的、学纺织的等等，多跑入政军学三界。据何清儒氏的调查（注一）：职业学生就业的，占74%，而能用其所学的，仍属极少数，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是军政学三界容纳人才究竟有限，学校的毕业生还是逐年增加，人浮于事的现象，日益显著，于是奔走、钻营、挤轧、为谋生上所必要。另一方面事业的学生多半在城市里已染上了奢侈的恶习，不大愿意还乡去从事农村或其他社会工作，其结果往往流浪在城市里，成为高等流氓；就使甘愿还到农村服务的，莫不装束入时，享用奢侈，其结果不过替帝国主义做推销员，实无异使生产加速地降低，而浪费一天天地增加。还有占绝对多数的农工，他们终日劳动，尚难温饱，当然也有时间去受教育；同时其子弟的入学费用，不但无能力担负，而且还要牺牲他们的宝贵的应该用于求学的时间去帮工，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结果民众与教育绝缘的程度，使日甚一日……
以上就是1937年研究教育的人写下的文字。
民国时期一方面有很多的文盲，能接受到现代教育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人，但同时也保障了教育、文化的精髓性。而在当下看似是一种全面普及的教育，但其实越是如此就更像是一种对精华的稀释。论普及度，当下的大学教育明显要高于民国。但论精髓性，民国时期那种适应于“部分人”的大学才更称得上“大学”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