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中超的直播是怎么规定的？█_百度知道
█足球：中超的直播是怎么规定的？█
每赛季的中超联赛CCTV都直播，但我想知道：CCTV直播的比赛是怎么安排的？是抽签决定直播哪场比赛的？还是瞎直播的？知道详情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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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每轮的直播价值和赛事水平，重量级的比赛，最后是保级和争冠的关键比赛还要看那个球队跟足协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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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轮直播两场比赛，但会挑比较重要的比赛，大概都与鲁能.申花.国安.泰达有关的比赛，或是德比之战，像山东德比.东北德比.另类上海德比等！！！具体直播情况看预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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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每轮比赛的精彩点来直播的.一般是直播人们比较关注的强强对碰,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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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色：
中国足球8救市议案:把老板当农民 法律引入足球
来源:中国足球报 选稿:刘亨
　　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大潮下，中国足球的危机愈演愈烈。如何救市？中国足球有无“政府资金”的强力注入？有无跨国联盟式的鼎力互助？有无切实可行的救市良药？本期报纸为决策者提供各方人士的“救市方案”，供参考。
　　一、把俱乐部老板当农民　　
　　议案提交人：何北（媒体著名评论人。据阎世铎回忆，2001十强赛前，在全国一致“换米卢”的声浪中，他是中国足协新闻常委会惟一力挺米卢的人）
　　如果我们不单一地从足球看问题，而是从中国的经济和市场，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指数看问题，再比如从中国最根本的“三农”看问题，中国足球一些长期纠缠不清的争执很容易得到解释。
　　十七届三中全会解决的是中国农村的发展战略（注意，不是战术，不是权宜之计）。非常不复杂，直接了当地直指衍生所有问题的核心：“耕者有其田”。好了。有了这一条，农民，农村，农业至少陡长了信心，有了国家法律的保证。规模化经营，“二元”社会变成“一元”社会，拉动农村的内需消费这样长期得不到有效落实，关乎整个国家经济的大锁就被打开了。
　　这实际上是一次有关“意识形态”的变革。60年前我们打倒了地主，剥夺了私有。今天，我们又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地主），让“永久使用”替代“私有”。这不是对历史的否定，而是对历史的顺应。这是在对全局、全球发展准确地把握之后，作出的对中国未来负责的历史性决议。之所以先讲这么多三中全会的事，只是想说明一点，中国最大的事是农民，涉及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在这件事上有如此突破，如此改革，如此还利于民，我们还有什么难题能与农民问题并驾齐驱？还有什么局部利益死把着不放？
　　其实，中国足球变革放在上述的背景中，已经根本不算个问题，但还是要说几句。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那天起，这项运动在中国就划入了市场经济，进入了商业领域。这一从各省、市、区体育局行政拨款养活的专业队，到各俱乐部老板掏腰包自负盈亏的职业队的变化，很类似从人民公社“养活”的农民到“家庭联产承包”的农户的改变。人民公社取消了，代之以县、乡、镇政府。但中国足球的“人民公社”没有取消，还要下任务，定指标。当然，中国足球市场要有管理和管理者。但转变之后的核心，也叫“关键词”，即“利益”，一直以来比较模糊。从“中超联盟”到“中超公司”，无论以什么理由引起的争执，其根本还是“利益”。“利益”怎么落实，如何在法律中（章程中，体制中）得到保证，谁得“大头儿”，谁拿“小头儿”等等，一锅粥。
　　就像“包产到户”后，“三农”问题依然让人头疼。名目繁多的税收，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的涨价，乡镇干部的巧取豪夺，农民失去了信心。于是我们实行对农民免税，对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对坏干部进行惩处。但这不是根本。农民不放心。不放心意味着不投入，不去想未来发展。我们各俱乐部的老板目前的心态与之相似甚至有过之。
　　接下来的话好像不用多说了。　　
　　二、将法制引入足球规则　　
　　议案提交人：赵了了（本报记者）
　　在足球比赛中，主动申领黄牌的行为通常被指责为愚蠢行为，但在刚结束的中超联赛22轮上海队与山东队的比赛中，却出现了上海队队员争相申领黄牌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停赛处罚正好能够在下一轮比赛中“自动蒸发”，而这恰恰是中国足协有关官员对相关规则断章取义曲解而造成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滑稽情况仍有可能在后续比赛中愈演愈烈。
　　按照本赛季中超联赛规则，一名队员在累计四张黄牌之后自动停赛一场。在武汉队退赛之后，原本按赛程应与之对阵的球队一律不战而胜，但中国足协错误地判定如应在该场比赛中的停赛也算自动执行完毕，因此事实并没有进行的与武汉队的比赛，成为各队消除黄牌停赛的大好时机。
　　对于停赛的情况，《中国足协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第21条有相应规定，其中第3款更是明确指出：如果停赛以比赛场次的形式来计，只有真正进行了的比赛才可以计入停赛场次。如果比赛被中断、取消或最终比赛被终止，只有在比赛的中断、取消或终止的情形不是由被停赛运动员所属的球队导致的情况下，被中断、取消或终止的场次方可计入停赛场次。
　　根据相关法律原则，规则的同一条款内容应为相同的意思表示。具体到“21条3款”，共有两句话组成，第一句是要表示的主题，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补充性说明。也就是说，一定要在“比赛真正进行”的情况下发生的比赛中断、取消或终止的情况，适用该条款的第二句解释性规定。
　　举例来说，比如此前辽宁队王亮累计四张黄牌，应在与武汉队进行的比赛中执行停赛处罚。如果哪怕辽宁队与武汉队的比赛开始仅1分钟后，武汉队宣布退赛，那么王亮的停赛处罚应被视为已经执行完毕，这种假设情形正是完全符合“21条3款”规定的。但事实上，在与辽宁队比赛之前，武汉队已经作出了退赛的决定，辽汉两队的比赛并没有“真正进行”，因此王亮的停赛处罚显然并没有执行，应在下一场与广州队的比赛中执行。
　　但中国足协相关部门却片面地认为，武汉队退赛，导致比赛取消的责任不在辽宁队，因此王亮的停赛处罚应被视作执行完毕，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真正进行了的比赛才可以计入停赛场次。
　　现在很清楚了，“21条3款”中的第二句话并不是独立、完整的意思表示，如果没有第一句作为前提，第二句本身并没有任何效力。如果规则想表述“停赛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并不需要真正比赛也能执行”，应在另外的单独条款中予以规定，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意思表示。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辽宁队王亮、长春队唐京此前在与广州队比赛时都不具备上场资格，同时上海申花队本轮申领黄牌的队员应在与武汉队比赛（实际并未进行）之后的一轮比赛中执行处罚。
　　本报记者在上周发现此问题后，曾在博客中披露，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惟一的弥补措施就是判令辽宁与广州队、长春队与广州队的比赛重新进行，从而执行王亮、唐京的停赛处罚。本周是作出补救措施的最后机会，否则此后只能面对两种严重状况：其一，需更大面积的重赛方能补救。其二，将错就错、一错再错，中超联赛也将不断上演“合理利用规则申领黄牌避免停赛”的滑稽戏。
　　中国足协有关部门的这个错误显然并非有意为之，但对相关规则存在严重的错误理解，在没有征询律师意见的情况下，即凭经验、感觉便武断地作出错误决定，进而导致出现严重后果。事实上，在对于规则没有把握的时候，及时获得合格律师的帮助应该是最为正确的选择。　　
　　三、削弱领队权力　　
　　议案提交人：金汕（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足球近几次重要比赛的大败，都与领队和教练闹得不可开交有关。尽管外教因为语言以及恐怕影响收入处于沉默一方，但人们的同情多半倾向外教。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的确困扰着中国最高级别的球队，就是领队常常与主教练发生矛盾，而这种“格斗”最终伤害的是球队利益。人们也搞不明白，中国竞技体育所有的项目都有领队，为什么政绩最差、水平最糟、挨骂最多的偏偏是足球界。中国军团在奥运会拿了那么多金牌，谁能记住几个领队？有多少领队干预了队伍的技战术？有几个领队和主教练互相攻击？
　　足协安排的领队的确是“乱”的因素之一。我们不敢说克劳琛、马良行、伊丽莎白、杜伊没有缺点，但至少不该因为和领队关系不好而下课。在所有的冲突面前，足协都听自家人的一面之词，而且不惜打击胜利者换取自己的尊严与权威。虽然总把外教说得一无是处，但足协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7月份组织政治局学习，内容是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可见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中国足协多年来没有搞明白这一点，这个机构贪恋的是一言九鼎，而绝不是服务。
　　足协应该从转变职能做起，贪恋权力的结果就是把骂都揽到自己身上。足协学会了少挨骂，观念就前进了一步。　　
　　四、中超改革8点建议　　
　　议案提交人：郎效农（中国足协联赛部原主任，被喻为“中超联赛之父”）
　　深化联赛改革的建议：
　　一、中超管理体制
　　中超委员会由中国足协2至3名代表和每俱乐部各1名代表组成，全面组织和管理中超联赛。中超委员会建立精简高效的办事机构，依照章程和委员会决议办理日常事务；中超委员会与中超联赛公司合二为一，在中超公司基础上划分为联赛运作和联赛经营两部分职能，统一管理，分工合作。
　　二、中超联赛公司体制
　　中超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进一步健全相关会议制度，保障所有出资者的合法权益和公司的有序运转。公司不断开发新资源、新领域和新项目，为中超联赛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足球财富。
　　三、中超俱乐部体制
　　中超俱乐部要在现有公司制的基础上，按照《中超足球俱乐部标准》的要求，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借以加强俱乐部资本基础，分散出资者负担，落实出资者所有权与俱乐部法人资产所有权的分离，健全俱乐部法人的组织建设和治理结构建设。
　　四、中超联赛建设
　　球队：适度扩充中超联赛规模，由16队适时增加到18队参赛，坚持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实行适度升降级制度（升降各2队，降级概率1/8至1/9，略低于欧洲主要联赛的1/6概率）。我国尚不成熟的竞赛环境中，避免因过度竞争而损害竞赛环境。
　　外援和教练：适时制定外籍球员转入最低标准；改进和严格执行教练员培训制度，积极引入高水平外籍教练员，提高教练员理论和实践能力。
　　裁判：完善中超裁判员公开聘任、评议和优胜劣汰制度，逐步试行职业或半职业裁判制度，提高裁判员水平和社会公信力。
　　五、中超市场建设
　　中超联赛中不可分割的整体资源（如杯名、徽标、全国性电视转播、中超知识产权等）和可以形成规模效益的资源（如中超整体性广告赞助协议）由中超公司整体运作，合理分配。其余可分割、易于分散运作的资源，及俱乐部自身资产形成的资源，由各俱乐部自主经营。
　　开发知识产权和各项专利，以资源合作和合资公司等合作模式，开创新领域和项目，带动产业升级。
　　六、中超文化建设
　　中超联赛要与各新闻媒体广泛合作。在条件成熟时，完善中超官方网站建设，创办中超报刊，开发中超文化商品。支持和协助球迷俱乐部建设球迷拉拉队；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公益比赛并参加公益活动；建立中超博物馆、中超文化广场、建设小型公益足球场。
　　七、中超制度建设
　　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足协章程，改进和完善中超各项规章制度。中超委员会章程、内部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等。依据各项规章制度，组织、管理和运作中超委员会、中超公司、中超俱乐部和中超联赛，切实推进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管理的进程。
　　八、中超联赛与国家队关系
　　过去足球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通过行政发文的办法来调动。现在的足球资源分散在各个俱乐部，要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在协调和平衡联赛和俱乐部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来集中。　　
　　五、教委不升帐足球没希望　　
　　议案提交人：刘鸿伟（原北京儿童足球学校校长）
　　1985年，北京市儿童足球学校从1000多个6岁的孩子中选出100个孩子，实行“三集中”管理，当时媒体说是“创举”、是中国足球的“里程碑”，到了2000年以后，这批孩子被足球写家们称为是“臭脚”。我苦思多年――曾以为“三集中”是错的、以为早期定向培养是错的……但是后来、到今天，我终于明白：大力投入没有错、早期定向培养没有错，错在不知道足球运动员成长的规律――足球运动是应激运动，需要充分的竞争环境，足球运动员是在和他人的竞争中发展的。而体操、跳水是程序化的运动，需要反复自醒、是在和个人的奋斗中成长的。
　　运动项目不同，有完全不同的成长过程，旨在提高足球竞技水平的从娃娃抓起需要的是规模！这个规模是多大？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足球工作者，提出过8：4：2：1的模式，即一支高水平的球队要有2支青年队、4支少年队、8支儿童队为基础。
　　30年过去了，从国外优秀球队的调查资料和我们自己的实践说明：用16支小学队、4所初中队为支点，是能够满足组建一支优秀球队的需要的。哪里有这些场地，非学校莫属！30年前，有足球场地的学校凤毛麟角，有面积的学校还铺了水泥，现在已经全部改观，人造草皮和塑胶场地比比皆是。北京中小学几千所，业余体校不过十几所，怎么比？！
　　眼下运动员的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低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只是足球）。必须提高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道德和文化的教育，这是我国足球运动员能够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战术素养不可或缺的基础。显然，在这两方面，学校都具有无人可以企及的优势。
　　足球教练的优势目前依旧在地方体育局。但是，情况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一大批有足球运动员经历又有了大专以上文凭的人正拥挤着在敲中小学校的大门。事实上，让体校教练员走进学校，要比让七八岁的孩子往体校赶容易多了――甚至可以说，在交通拥挤的都市，让这些孩子去体校已经没有了可能。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当前，从政绩和经济的利益出发，孩子们不可舍弃的外语、奥术、包括文艺和体育，基本上控制在学校教师的手中，业余体校的生存空间已经很小了。
　　体校的教练员怎样走进学校，估计有多种道路。但，多年的实践让我知道：由足球专业俱乐部出人最好（对他们自己也最好），他们要做的事就是和学校明析责权利……职业足球完全有这个能力――由国家设编制，建球场，花大钱，凭什么呀――我国还没富裕到那种程度！
　　我坚信我的思考。但，我忧虑。体教分家已经多年，还形成了两个行政部门。多头的领导是不幸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习惯思维，以为智体是两家人。其实，教育包含着体育，统管着体育，特别是娃娃体育――教委不升帐，足球没希望。
　　六、维护联赛利益　　
　　【具体建议】
　　议案提交人：张桐坡（中国青少年网络电视体育频道总监，辽宁足球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任总经理）
　　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15年，在前进过程中遇到过诸多问题。最近，武汉光谷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给中国足球造成了巨大损失，进而导致联赛正常秩序被破坏。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联赛是水平提升的根本，而商业利益则是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竞技足球与足球产业是联赛的两个翅膀，对联赛的组织者、参与者，只有同时充分发挥这两个翅膀的作用，才能使中国足球平稳运行。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夺取亚洲冠军并不是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标志，因为竞技足球存在较大的偶然性，成绩的好坏并不能完全决定水平的高低。在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中，如果能够涌现5到7名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球员，并使这一培养体系常态化，那么我们才有可能认定中国足球取得了标志性突破。
　　1去除联赛冠名的官方色彩
　　目前，由中国足协主办的各级足球联赛大多冠以“中国足球协会”的名义，比如中超联赛，被称之为“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虽然它表明了联赛的所有权，但其中的官方色彩过于浓重，这不符合十几年来一直倡导的将联赛推向市场的大思路。表面看，我们的联赛有来自不同领域的赞助商，但实质上，它依然没有完全走向市场。
　　中国足协主办全国性的足球联赛固然具有垄断性、排它性，但如果统得过死，便会使其失去应有的活力，进而降低各俱乐部参与商务活动的积极性，而中国足协又无力把当前这一偌大的市场完全搞活，于是丧失了诸多商机。
　　在联赛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足协应当赋予各俱乐部更多权益，首当其冲就是在形式上去除联赛冠名的官方色彩，比如中超联赛，可以称之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尽管只有两字之差，但这一举措至少给外界的感觉是，中国足协是开明的，是谋求变化的。
　　联赛的官方色彩去除或降低后，它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市场。当联赛的命运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行政指令决定后，它的活力及前景才会真正显现。
　　2继续扩大中超参赛球队数量
　　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如果联赛缺乏固有基础，便会在发展中呈现后劲不足的现象。现在，中超联赛的参赛队为16支，已接近国际足联提出的18至20支的联赛合理规模。只有在数量上具有一定规模后，联赛的经济利益才会随之产生。因为在电视对联赛进行转播的前提下，其覆盖面及收视率会因参赛球队的多少而有所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赞助者对联赛投入的兴趣。从这一层面考虑，联赛的参赛队宜多不宜少，即便在中超已经拥有16支球队的情况下，还应该考虑进一步扩大中超联赛的规模。
　　参加中超联赛的球队数量增加后，正式比赛的场次会增多，球员得到的锻炼机会也会较之以前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考虑将各场次的比赛开球时间错开，以便于电视直播。因为当电视直播场次增加多，客户获得的广告回报率便会成倍增加，从而巩固客户对中超投入赞助的信心。
　　3进一步增加中超联赛的外援数量
　　当中超联赛具有一个合理的规模后，外援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比赛精彩程度的催化剂。尽可能多地增加中超联赛的外援数量和质量将间接使比赛水平得到提高。
　　外援数量的增加不但会提高比赛的精彩程度，而且会降低目前我们所深恶痛绝的打假球的几率，因为外援参与打假球的可能性肯定要比本土球员低得多。
　　除此之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应当引入“时区外援”这一概念，即引进与北京所处的东八区东西相邻的各三个时区内的国家和地区的球员到中超联赛踢球，有可能会引起境外媒体的关注，进而令该球员所属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中超联赛产生兴趣。在与东八区相邻的几个时区内，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都拥有财力非常雄厚的企业，一旦它们对中超联赛进行赞助，其收益可想而知。
　　如果将目前中超联赛“每队可引进4名外援，每场比赛可以有3名外援出场”的规则修改为“每队可以引进8名外援，每场比赛可以有6名外援出场”，那么比赛的精彩程度会成倍提高，而这恰恰会形成对观众的吸引力。
　　再有，如果将每支中超球队引进外援的名额增至8名，中国足协可以将外援的注册费用提高到每名外援10000美元左右，那么20支球队160名外援的注册费用总额便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将这笔费用用于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及各级青少年联赛、业余联赛、女足联赛，其效果将是显著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一旦外援大量涌入中超联赛，本土球员的出场必然受到限制，其水平更无从提高。其实，这种担心没必要――外援数量的增多，无形中会带动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这一大背景下踢球，本土球员的水平也会得到促进，从而会催生精品的产生。与其让水平不高的本土球员滥竽充数，还不如使一批真正具有潜力的球员脱颖而出，这才可能使中国足球的水平得到根本性提升。
　　4建立职业裁判体系
　　裁判问题是联赛诸多事件的导火索，而建立职业裁判体系又是足球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中国足球要想有大的发展，不仅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思路，而且要敢为天下先，首先尝试建立职业裁判体系。
　　职业裁判的选拔范围不应只局限于国内，如果境外的裁判想加入中国建立的职业裁判队伍，中国足协也应当予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议中国足协再引进一名国际知名裁判担任裁判委员会裁判总监，比如已经“退休”的意大利光头裁判科里纳，他的到来会在技术层面对中国裁判的业务进行指导。不仅如此，他长时间出现在中国的绿茵场上还会产生巨大的广告效应，其效果是中超联赛无法企及的。与此同时，此举还会向国际足坛表明中国足球的发展已趋向国际化。
　　5经营触角伸向社会各领域
　　武汉光谷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以及此前诸多俱乐部对中国足协的发难，其实质是中国足球带给各俱乐部的利益较为有限，而且俱乐部自身经营陷入危机。换句话说，中国足球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经济危机。一家俱乐部每赛季投入六七千万元仍陷入保级的尴尬，加之经营者对足球本质缺乏全方位的认知，多年形成入不敷出的局面，最终导致危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场经济危机的背后是中国足球经营不善、各俱乐部经营不善。其实，就足球产业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不是打几场商业比赛就形成足球产业。在德国，标有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标志的日用消费品在当地占有1/3的市场份额，由此给拜仁俱乐部带来的商业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反观中国的各职业俱乐部，着眼点大多局限在足球本身上，其经营触角根本没有伸向社会其它领域。如果北京国安俱乐部效仿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以其坚持了17年的“国安”品牌作为无形资产进军日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它们能在北京占有10%的市场份额，其收益就会超出人们想像。
　　1996年，上海航星出产的洗衣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不足3%，它们以每年450万元的价格冠名辽宁队后，仅一年时间，其销售额便增加了3亿多元。由此可见足球的传播力量。目前活跃在中超的实德、金德等都是投资足球的获益者。
　　各俱乐部要改善经营状况，首先要拥有一名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此人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素质――对足球有深刻的领悟；具有独挡一面的组织、领导能力；必须懂得经营管理；熟悉广告运作。当俱乐部拥有这样一名领军人物后，才有可能走出当前的经营困境。
　　6各俱乐部要做上市的长期打算
　　职业足球俱乐部如果能够挺进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支持将是空前的。在拥有雄厚资金的基础上，俱乐部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使足球拥有良好的硬件支持。不仅如此，持有某俱乐部股票的股民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该俱乐部的支持，不仅其经济收益与该俱乐部所属球队的表现息息相关，而且他们会密切关注该俱乐部在比赛中成绩的好坏、人员变化等情况，无形中就成为该球队的支持者，从而使俱乐部球迷的范围得以扩大，他们便是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业余足球的星星之火。
　　另外，一旦职业足球俱乐部获得上市，其股指会随球队成绩的优劣而波动，进而形成对股市的不断刺激。
　　除此之外，中国足协还应规范完善新闻发布会制度；审查足球记者的采访资格；加强对球迷的管理和沟通，建议同公安部治安局联合制定《体育场馆治安管理条例暂行办法》；建立足球法庭，审理有关由足球产生的各类纠纷，这一机构不隶属中国足协；鼓励球员的个性发展，便于吸引球迷；建立球员工会，对球员的利益给予最大保障；在社会各个层面尽最大可能普及足球，使业余足球、草根足球得以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足协应当围绕联赛这一根本深化改革，在现有基础上寻求更大的发展。
　　七、把足球交还民间　　
　　议案提交人：毕熙东（著名足球评论人）
　　几年前，毕熙东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提出，要建立一个听证会制度，要拿出措施，对裁判进行管理，因为他们是中国足球冲突的策源地。
　　他的预言应验，但他的听证会建议却未被采纳。
　　足球要上去，足协的体制要从根本上改变，把足协变成真正的民间组织，改变隶属于政府的状态。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许多行业都允许外资进入，允许市场化运作，允许资本运作，足球只是让人民一乐一生气的运动，为什么不能加大改革力度？
　　足球改革15年的经验已经说明，体制不改，足球是没有道路可走的。
　　听说国务院领导最近要召开有关足球改革的座谈会，我很关心是哪些人参加这个座谈会。我的意见是，这个座谈会如果只是领导参加，没有任何意义，建议这个座谈会多听听俱乐部、教练员、运动员、球迷、媒体的意见，才可能掌握足球改革的真实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八、足球回归政府管理　　
　　议案提交人：谢延生（北京足协元老分会百姓足球策划人）
　　奥运会后，我与一些老足球工作者都探讨过，大家认为，中国足球目前需要上下求索。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中国足球还有救，但需要政府的关心与支持。
　　中国足球的问题是前些年的方向、路线出现了错误。搞足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可我们的路线是为钱，为政绩。
　　路线错了，走弯路也就成了必然。足球必须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具体建议】
　　一、把足球交回政府管理。政府管理，企业出钱，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球队稳定性，赛制稳定性和管理的专业性。改变一切由企业说了算的俱乐部体制，使球队回归专业化管理和运营；至于其中的细节，还需要完善。但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搞足球的道路；
　　二、团中央、教育部与体育界一起来参与足球事业。足球不是足协一家的事情，教育部门不行动，足球也搞不成。如今，著名的什刹海体校，连块像样的足球场地也没有了，普通学校要搞足球有更大的问题。教育部不参与，足球还是搞不起来――孩子们不踢球，足球还能指望谁？
　　这两个意见需要解决一些细节问题，但大路子要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的路线先要清楚，再去解决细节问题。路线还继续错下去，足球就没有希望。　　
　　九、本报记者议案　　
　　下力气抓形象管理
　　议案提交人：焦林芳（本报副总编辑）
　　足球的形象很差，差到搞足球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到了这个份儿上，足球工作者有必要下力气搞搞形象管理。
　　有人说，打铁先得自身硬。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梳理一下这些年一些重大事情发生的前后因果，就会发现，足球的形象许多时候是被自己人生生破坏了。足球假新闻泛滥，只见恶搞，不见正气，足球管理者自己没有是非观，正气树不起来；足协内部存在职务腐败，一些本来可以正常运作的事情由于非正常渠道的消息泄露，使得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这都给管理者自身造成了被动。
　　危机管理与形象管理是一门学问，不要耻于学习，耻于研究，更耻于与媒介交流。协会管不了新闻界，自己内部的事情总可以管一管吧。　　
　　业余队踢中超垫场
　　议案提交人：戴新（本报记者）
　　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规则中增设如下条款――每轮每场中超联赛对阵双方的中超球队比赛前，应由主场城市的两支业余球队（年龄18至40岁，不得有专业和职业球员加盟）进行一场上下半场各为30分钟的垫场赛。参加垫场赛的业余球队，由主场球队俱乐部在其官方网站上经报名后选拔产生。
　　我的提案理由是，中超联赛一度人气剧跌，近两年略有好转，管理者应该趁势打铁，在如何增加联赛与球迷的互动性上下功夫想办法，让花了钱去现场看球的球迷不但看，还能亲身参与其中。　　
　　小学设立足球课
　　议案提交人：于彤（本报记者）
　　中国足球“救市”不是一个短线问题，而是一个长线问题，总的来说还是要扩大足球人口。现在京剧已经列入北京市小学生的课程，如果足球也能进入小学生的体育课，那对于扩大足球人口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的孩子并不是不喜欢踢球，而是没有机会踢。现在都倡导足球回归学校，但如果不把它列入课表，足球回归学校也只能是喊喊而已。　　
　　抹上一层文化色
　　议案提交人：董大宁（本报记者）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沃尔特写了一篇关于Ipod的文章，全篇充满溢美之词，只是在结尾处指出价格太贵。这样一篇文章被苹果迷们恶语相讥。他们容不得任何一个人说苹果的不是。由此一位外国将Ipod定位为“至爱品牌”，意指超出人们对品牌的正常喜爱。Ipod在世界各地开了很多直营店，包括北京三里屯Village。在那里你可以享受一流的服务，技术人员会向你传递Ipod的技术和理念，即使他们知道你只是一个过来凑热闹的闲散人员。事实上，Ipod产品曾经遭到很大冲击，而他们现在依然能够使用自己的桌面软件实属奇迹。
　　具有同样文化强势的还有可口可乐、麦当劳。英超也在遵循这种模式发展.在足球涂上一抹文化的颜色，会让这项运动不会显得那么野蛮，更重要的是，文化是人类对某项运动、品牌天然的粘合剂。
　　让人并不沮丧的是文化并非神秘莫测，他来自于宣传、服务、理念，可复制、可创造。现在北京街头很多人都在穿嘻哈服饰，街头篮球更有取代正统篮球的趋势。街头文化在国外没有多少年，在中国的年头更少，一个具有黑色幽默的现实是――这种现象足球界似乎在采取视而不见，不屑一顾的高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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