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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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6:
上山下乡女知青惨遭蹂躏录
1. 知青岁月──我的青春三步曲
一个春雨潇潇的夜晚，我独自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双眼默默地注视着置放在桌上的三件自己青春年代的珍贵人生档案 : 一张粉红色的“上山下乡”通知书、一张略显发黄的奖状、一张上海市1977年高校招生文化考试准考证。看着、看着，绵绵的思绪情不自禁地又追寻起那往日的情怀、如歌的岁月……
首先请看这张“上山下乡”的通知书，全文不长，不妨照录如下 :
刘翔同志 :
你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积极报名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已光荣批准到上海市跃进农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望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
上海市杨浦区革命委员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看来也许十分惊诧和可笑的是，在这张通知书的右下角，还有用橡皮图章赫然敲着的这样一排小字:
已供 : 竹壳热水瓶壹只、牙膏两支。
此时此刻，当我以一个中年人特有的眼光和心态，重新审视这些私人档案时，不禁百感交集。哦 ! 这三张不同质地、不同大小的薄纸片，不仅完整地构成了我打起背包赴农场、战天斗地在农场、欢天喜地离农场的青春三部曲，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作为75届的中学毕业生，1976年刚满18周岁的我，在这年的4月8日，按照当时“长子务农”的分配政策，怀揣着这张上山下乡通知书，从吴淞码头踏上了驶向崇明岛的双体客轮。经过3个多小时的航行，我们一行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终于看到了我国的第三大岛──崇明，这块对我们来说充满着新奇和神秘的土地。
下了码头，农场派来接我们的是一个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小伙子。他拿着一本花名册，一一清点了人数后，便领着我们上了一辆辆早已准备好的公共汽车。此时，我才得知自己幸运地分配在农机连，而同班的其他同学则全部被分配到了农业连队，顿时有种莫名的幸福感从心底涌出。须知，在当时的农场里，基建、农机、供销、场办工厂等，都是十分紧俏的“肥缺”，而从事农业生产的连队，即俗称的“大田班”，则真正是让人“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地方。
乘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后，我总算看到了跃进农场，这个位于崇明岛的最西北角、由大片海滩围垦而成的国营农场。穿过一片又一片的芦苇林和一幢连一幢的矮平房后，我们分在农机连的大约30几个男女青年，被带到农机连下属的刚组建不久的第四机耕队，按照事先分好的房间休息待命。
当晚，我们便分乘几辆挂着拖斗的上海50型拖拉机，一路颠簸地来到位于场部附近的农机连连部，听连队领导讲话并吃“忆苦饭”。令那些老职工看不懂的是，这种由粗糠制成的“忆苦饭”，竟会让我们这些刚跨出校门的新职工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7时左右，我们又生龙活虎地爬上拖拉机，返回第四机耕队。这一晚，一轮圆月格外明亮地静悄悄挂在茫茫的夜幕。不知什么时候，隔壁寝室的小唐取出小提琴，独自来到不远处的防风林带中拉了起来。那缓慢中夹着几丝哀怨的旋律，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也许是触“音”生情，这旋律很快就在我们每一个年轻人的心灵中弥漫。不一会儿，从楼上的女寝室里传来了阵阵低沉的啜泣声。先是局部的，随之就形成了全体女生的“大合哭”，有的女同学还边哭边喊 : “爸爸呀 ! 妈妈呀 ! ”
与楼上人的心情截然不同的是，楼下的男生寝室里却始终如死一般的沉寂。也许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吧，我不知道此刻其它的寝室里是怎样的情景，我们这间房中的8个人，有的把头深深埋在自己的双膝中，有的和衣躺在双人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也有的站在窗前一根接着一根吸着“飞马”牌香烟。而我则用被子从头到脚把自己紧紧裹住，脑子里一片空白，默默地任泪水在自己的心河里流淌。
后来我得知，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整个崇明岛上是哭声连天，因为岛上的8个国营农场一下分配进了近万名新职工。听老职工们讲，这种情形，已经成为每年一度增添“新鲜血液”时所必然出现的周期性“人文景观”。
其实，谁能知道，这哭声、这沉默、这无奈，真实地表达了那个年代数十万的农场知青对家庭、对父母的渴念，对人生、对前途的茫然。
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紧张的集中学习后，便开始分配每个人的具体工种。遗憾的是，我因眼睛近视，不宜驾驶拖拉机，被分配到连部食堂工作，其他的同学大多当上了一名光荣的拖拉机手。
从此，我便穿起白色的工作服，执起犹如铁锹般的锅铲，烧起了大锅饭。好在那时人们对伙食的要求远没像今天这样讲究精致和营养，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食堂供应的除了青菜、黄芽菜等蔬菜外，荤菜则永远是烂糊肉丝与红烧大肉。因此，我这个新手在师傅的带教下，没几天就正式上岗成了个“大菜师傅”。
最提心吊胆的是独自上早班升火烧不旺大炉，开不出早饭。这大炉可不比家里的煤球炉，要把它一次点燃烧旺，难度极大。有好几次碰到买来的是劣质煤，再加上自己操作上的不熟练，眼看就要到开饭的时间，可那炉火依然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往炉膛里浇上柴油竟也无济于事。耳听得战友们不停地拍打售饭窗口和大声的骂娘声，心急慌乱之中，我简直就想跳进长江一死了之算了。要知道，在当时，若是因为我工作的失职，没能及时让全连的战友吃饱、吃好早饭，从而影响到他们“抓革命、促生产”，那绝对是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
好在在食堂主任和师傅的帮助下，这样的险情多次都化险为夷，使我能安然度过难关。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烧大炉的技能也开始“炉火纯青”起来，渐渐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再加上在大会、小会上曾经高举手臂，懵懵懂懂喊过几句 : “保卫海岛、扎根农场”之类的口号。一年多以后，竟也幸运地被组织上评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个人，拿到了一张奖状。
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18元，生活显然是清贫的但我的精神还算是“富裕”，因为在中学时参加过文艺宣传队，会拉几下二胡，所以来农场时，父母特意替我买了把二胡。每当晨曦微露的清晨，或一抹余辉的黄昏，我常常会坐在宿舍里、田埂旁尽情地拉上一曲《赛马》、《二泉映月》，让悠扬的乐曲冲淡浓浓的愁思……
一天傍晚，辛勤劳作了一天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早早地爬上了双人床的上铺那个自己的“小天地”休息了。朦朦脆脆中突然被场部广播站的一阵激扬的播音惊醒，竖耳一听，是正在反复播送国务院转发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啊 ! 原来是已停顿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了。
然而，面对这么一件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我和寝室里的几个战友聆听过后，竟然个个都显得几乎是麻木不仁的平静。因为，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高考，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早已是“远古的传说”了，如今，它虽然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我们手中能有多少去攀登那辉煌“殿堂”的知识呢 ? 实在是不敢奢望呀 !
第二天下午，阳光灿烂。连队支部书记从场部开完招生工作紧急会议后，立即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进行布置、动员，号召大家踊跃报名参加高考，接受党和政府的挑选。和以往参加任何一次的“春耕、夏收、秋种、开河”动员大会一样，大家面无表情地默默坐着。
可是，当支部书记最后言辞恳切地说道 : “同志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呵 ! 你们想想我们每年的上调只有几个名额啊 ! ”顿时，一片群情激奋，整个食堂里真正“沸腾”了。走出食堂的大门，遥望着满天星斗，我终于暗暗地下了报名的决心。
此时，距正式报名的日子也只有仅两个月的时间，要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娴熟地掌握数学、语文、政治、史地这四门高考课程，对我这个75届的所谓高中毕业生来说，无疑是残酷的。因为白天我要继续充任“火头军”，复习迎考的时间只能放在晚上。
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不分白天与黑夜的区别，满脑子塞的尽是“二元一次方程、安史之乱、唯物主义”等玩意几，尤其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临近考试的前二天，。连队里一名憨厚而略显腼腆的赤脚医生，突然，悄悄将一张写有“全休三天”的病假条塞到我的手中。望着他那诚挚中隐含着一丝不安的眼神，捏着这张显然是造假的病假条，我欲哭无泪。
日，这是我人生旅程中终身难忘的日子，停顿了11年的高考，终于又在这一天重新开考了。这天，整个跃进农场充满着喜庆的气氛。众多的考生如赶集般纷纷搭乘着卡车、拖拉机、牛车，或骑着自行车从各自的连队向考场所在地──农场职工子弟学校进发，真可谓浩浩荡荡。
我们农机连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报考，连部特意调用了3辆拖拉机挂上了拖斗作为考生的专车。当我踏进考场，端坐在教室，将那张编号为136511的准考证庄重地放在课桌的右上角时，心中不由掠过一丝难言的颤抖，突然感到自己正在行使一个被历史所延误了11年的神圣权利。
考完试后的第二天，我特地起了个大早，兴冲冲地赶到场部供应站买了一条上好的猪后脚，为全连的职工，也为自己好好地改善下伙食。在复习迎考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实在是太辛苦啦。
1978年2月下旬，高考的结果终于揭晓。场部的广播站在广播中反复播送着录取者的名单。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农机连竟然是“全军覆没”，没有一人披录取，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残酷的，全连顿时陷入一片无言的沉默中。当天晚上开饭时，来买饭的人也少了许多。
和那些急于想通过高考“跳离”农场的老职工相比，我除了对那位“赤脚医生”有点惭愧外，倒也很坦然，因为，一则靠“临时抱佛脚”毕竟是不行的；二则自己到农场才一年多时间，今年没考上，明年可以继续再考。
谁知，第二天上午，当我一如往常买完菜回到食堂时，突然听到对面的寝室里有人大呼 : “刘翔，你考取了 !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食堂主任已急匆匆走到我的身旁说道 : “小刘，你真的考取了，支部书记已经帮你到场部去拿录取通知书了。”话音刚落，支部书记已从场部回来了。当她把一份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给我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我仅因离高校的录取分数线二分之差，最终被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
这一切仿佛是在梦境中，按照规定，必须两天后就赶到该校报到。支部书记紧握着我的手说 : “刘翔，不管怎样，你是我们农机连的骄傲。我马上就帮你去办离场的手续，你现在就去打长途电话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你的父母亲，争取明天就走吧。”这时，连队的其他同志也纷纷围拢上来，向我表示祝贺。
此时此刻，我再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疾步奔向寝室，顺水操起一个热水瓶就向窗外狠狠扔去，为自己鸣响欢庆的“礼炮”。那一晚，我和寝室里的几个战友端着盛满崇明老白酒的茶缸，为我的录取，为高考制度的恢复、为我们的青春，大口、大口地干了一杯又一杯。这一晚，我醉了……
1978年的2月25日清晨，淡淡的薄雾飘浮在广袤田野的上空。一位老职工开着手扶拖拉机悄悄地将我送到了公共汽车站。临别之际我没有去惊动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因为我深深知道，我的“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刺激”。殊不知，在当时“上调”名额少得十分可怜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时何月才能离开农场，对前途充满着迷茫。
岁月如歌。转眼近30年过去了。而今，目睹着这浓缩着我青春印痕的通知书、奖状、准考证，常常会使我沉湎于心灵和情感上的强烈冲击之中，虽说，和那些在新疆、在北大荒及其他老、少、边、穷地区插落户的“插哥、插姐”们相比，我也许只能算是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个“细小族”。但是，作为一代知青，我们共同走过和组成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它无疑是我整个人生旋律中极富“经典”意义的一段“华彩乐章”。
这个刘翔大概是我认识的一个编辑，现在在人民警察杂志工作。
回复 2# 明珠 的帖子
弄堂真小，贴子一出来就被荣誉居民明珠美女识破
——谁是刘翔？
此刘翔非彼刘翔。
【作者简介】
刘翔，男，日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近百万字。写此文时任《东方剑》杂志编辑、三级警督。
作者运气真好，或者是在美化农场的现实。记得当时我在57农场，连里为了阻止大家考大学，或明或暗的管卡压一直就没停过。我就在大田班，逢三抢更是没时间复习。最后通过关系搞到一套散装的12寸电视机零件，为连长DIY后，才给了点时间回上海复习。复习期间，日子是数着过的，因为，给的日子用完后又得回农场报道。那年大雪，一回农场就逢每年年底的老节目——开河，从早上4点出工，一直干到晚上8点。一条河开完了，复习的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
没想到弄堂CEO老皮皮也是吃过苦头握过锄头！
致敬致敬！
**2.不受农村欢迎的人作者：星星光
一九七七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末期，我却搭上了这场运动的最后一班列车。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悲痛的气氛中。曾被人们认为能够万寿无疆的伟大舵手突然离我们而去，大家一下子都感到很茫然，不知中国将向何处去。
随之而来的打倒四人帮，毛主席亲选的接班人华国锋接管最高权利，更让老百姓们重新陷入了新一轮的政治崇拜中。只是这次崇拜的对象不是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而是山西交城的华国锋。
我就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高中毕业的。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最不幸运的一代。在娘肚子里我们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严重营养不良；小学、中学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白卷英雄。当时甘肃的教育体制改革把传统的小学中学十二年制压缩成了九年，把秋季毕业改成了春季毕业。所以我和我的同学们于七七年一月拿到了“高中毕业证”。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人们好像已默认了这种命运的安排，一家几个孩子同在农村插队的比比皆是。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下去，早点回来。甘肃当时的政策是一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身边，而且知青一般下乡五、六年后就有可能抽调回城。所以对我们那批毕业生也没什么思想工作要做，大家都知道那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报名时倒也痛快。
当时我的姐姐和哥哥均已下乡，下面还有一个小我一岁多的妹妹。如果我留城，我妹妹就必须下乡。为了把这宝贵的留城名额让给妹妹，我别无选择地报名下乡了。当时下乡是自发地组成一个十人左右的知青点，到与父母亲单位挂钩的农村去插队。所以我们当年毕业的一百多个铁路设计院的子弟就被一竿子赶到了远离兰州，位于甘肃，陕西和四川交界的徽县插队。这些在铁路区长大的孩子，从小上的是同一所铁路小学，铁路中学，加上父母又都是多年的同事，所以彼此都很熟悉。我们就在高中班的基础上找了十一个比较合得来的同学共组了知青点。班长聿明自然成了点长，而我──当时的副班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副点长。
我们知青点由六男五女组成，说起来都还只是一帮刚满十六岁，从未离开过家，什么都不懂的大孩子。如今要独自到农村去生活，家长们都很担心。再之当时插队老知青们出现了酗酒、抽烟、打群架、怀孕等诸多问题，父母都担心下去后我们会学坏，所以父母们都嘱托我们两个正副点长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共度这段艰难旅程。
离家的前夜，父亲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因我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女，在学校没让父母操过什么心，父亲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只是叮嘱我要对农村的艰苦条件有充分准备，甘肃农村素以缺水干旱，盐碱地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著称，下去后肯定要吃很多苦。他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悲观、失望，不要轻言放弃。要乐观、坚强，争取好好表现，早点抽上来。
“知足者常乐”是当时父亲送给我的座右铭。这五个字是我从父亲那得来的最大财富，它支持着我度过很多艰难的岁月。我很感激我的父母，虽然他们没有权势和地位为我们直接铺平人生的道路，但他们教会我们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下自立、生存；怎样在困境下看到光明，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梦想和欢乐！
徽县地处秦岭山脉，陇南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要先乘火车到天水，再坐七八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徽县。走的那天父母和妹妹都到火车站为我送行。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母亲们还是忍不住失声痛哭，父亲们也忍不住热泪盈眶。车厢内我们这一百多个第一次离家的大孩子们也哭成了一团。大家都不知道至此一别，何日是归程？更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到了天水火车站后，我们分乘早已等候在那的大卡车翻越秦岭山脉，向徽县进发。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进，一边是那险峻的悬崖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山路盘旋曲折，峰回路转。我们在一次次的急转弯中，心惊肉跳，恐惧万分，也逐渐认识到今后的回家之路将会是多么艰难。到了公社，这一百多个知青被分到不同的生产大队。幸运的知青就分在公社所在地，或紧挨着公路的大队；而我们则被分配到离公社还有二十里山路的郇庄大队。队里派了三辆马车来接我们。随着越走越窄的山路，逐渐荒凉的景色，我们几个人的心也越发沉重。年纪最小的湘玉趴在我的怀里哭成了泪人，我强打着笑脸对她说：“别哭了，村民都等着欢迎我们呢。让村民看到我们这样哭丧着脸进村，会笑话的。我们总该给他们留下个好的第一印象吧！”
万万没想到，进村时除了几个孩子围着我们的马车看热闹外，到处静悄悄的，哪里有什么热烈的欢迎仪式！初来乍到就遭到了这样的冷落，我心里立即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当地是半山区，可耕种土地非常有限，再加上雨水稀少，基本是靠天吃饭。遇上干旱年景，收成更差。别说交公粮，连社员一年的口粮都维持不了。知青下乡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从第二年起我们将和他们去争夺那点儿有限的口粮。
因为农村缺吃少喝，没蔬菜、没油水，知青们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急了，社员们辛辛苦苦养的鸡、狗，生产队的果园就都成了他们扫荡的对象。我们村已经被老知青折腾骚扰了好几年，当地农民对知青的态度早已从欢迎变成了厌恶，但又没有办法拒绝。
就这样，不管我们自己是多么不情愿地走上了下乡插队这条路，一去我们就成了不受农村欢迎的人。这种心灵上的打击比艰苦的生活环境更残酷，为我们的知青生活涂上了悲剧色彩。
初试农村生活
进村后，马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知青点。晚上队长和书记来看我们，并给我们放了两天假让我们熟悉环境。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起床绕着村子转了一圈。据老乡们讲，徽县地处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东邻秦川，南通巴蜀，西北紧靠陇原，处于甘肃、四川和陕西交界处。由于雨水相对充足，在缺水干旱，穷得出名的甘肃农村中属于相对富裕的地区。但是郇庄却是徽县中的贫困地区，而且处于半山区，交通非常不便。
我们的村子座落在半山腰中，出门就是大山。别说去公社要爬山，就是每天上工也要爬山，因为那农田都一块块零星散落在山坳中。当地的农民不仅是爬山能手，还能背着百十斤的背篓上山下坡，健步如飞！为了练就这身功夫，我们不知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跤！
我们知青点坐落在村东头一座六间屋的土房。男生住两间，女生住两间，拿一间作厨房。把头的一间住着一家从县城下放的老师。郇庄有几十户人家，村西头还有一个隶属于邮电部门的老知青点。他们比我们早下来两年，也有十个知青。我们两个知青点关系相处得还算可以，但他们也常常以老知青的身份欺负我们。
就这样，我们知青点的十一个人开始了插队生活。点里的六员男生大将是成熟干练的明、高大少言的建、冲动能干的伟、幽默滑稽的飞、喜欢嘲讽的潇，和永远长不大的刚。五员女生大将是热情宽厚的兰、大大咧咧的红、精明强干的玲、娇小玲珑的玉，和知足常乐的星。
下乡后让我们犯难的第一件事竟是做饭。我们这代人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不少家长大受到冲击，上干校下牛棚的不在家。孩子们从十一、二岁起就脖子上挂着钥匙，自己生火做饭。虽说我们下乡时只有十六岁，但都已有些做饭的经验，独立生活能力相对较强。我们点是每天留下一男一女做饭，队里给记工分。每个礼拜轮换。因我是副点长，这第一轮就从我开始。想想下乡前在家蒸个馒头、_个面条已不在话下。这不就多加几个人给十一个人做饭吗，开始我并没把这做饭太放在心上。
开伙的第一天，我这里磨拳擦掌准备给大伙蒸馒头，但一生火我就傻眼了。在城里烧的都是煤炉，而在农村用的是烧柴或麦草的大灶。那刚刚劈好的柴火里面还是湿的，根本就点不着。要用草来点。那草烧起来虽旺，但也就一把火，不加新草很快就灭了。我就这样一会加草，一会续柴，弄了一灶房的烟，脸上也弄得黑一道，花一道的，汗泪交加，狼狈不堪。别说蒸馒头了，一个小时连锅水都没烧开。急得我和与我搭手的建是上窜下跳，就差给这灶王爷磕头了。
实在没法，只好向隔壁的岳老师请教。他看我们两张花猫脸，不由得呵呵大笑！然后把柴重新这么一架，把草放在下面一点，火呼呼地就着起来了。原来怎样架柴，留出风道是很有学问的。慢慢地我也学会了怎样引火，怎样控制火势，总算把这第一锅馒头给蒸出来了。因为这样烧火很难控制，我们在农村时没少吃过夹生饭。常言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那无菜，少油，每天吃得都是那吃到最后胃里直返酸的苞米面窝头和煮洋芋。至于在农村怎样烧这无油无菜的大锅饭待我随后再侃。
这下乡后难倒我们的第二件事就是挑水。我们村西头有一口六七米深的老井，不知为何当地的农民不用辘轳，全仗自己的臂力将一捅水从六七米深的井里拎上来。首先要凭借技巧将水打入一个用绳子栓着的木桶内。这可不是个容易活，有时你那绳子甩了十几次，那木桶就是飘在水面上，一滴水也打不上。好不容易瞎猫碰死耗子打满了一桶水，又常常因为臂力不够拎不上来而中途放弃，因为你会感到那水桶要将你活活拖入井中去。
刚下乡我们都是五姐妹一起去挑水，大妞打不上水急得一头汗，再换二妞上。要是谁侥幸打满一桶水，众姐妹拉紧绳头一起往上拎。等打满两桶水要挑回知青点时就更出洋相了。不是挑子太重起不了肩，就是跌跌跄跄水撒了一多半，甭提多惨了！常常是我们挑水在前边走，村里的娃娃在后面跟了一大串，唱着顺口溜，学着我们的狼狈样，叫你哭笑不得。虽说随着岁月的增加，也能踩着那秧歌点挑着两桶水健步如飞，但挑水始终是个令人发怵的活。再后来如果轮到你挑水做饭的时候，有人早早地帮你挑满了一大缸水，那就意味着有人喜欢上了你。
这下乡后难倒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睡觉。那时用水不方便，常常是一月半月才能自己烧点水擦个身，洗个头。很快，那些欺负我们细皮嫩肉的嗜血小动物们就黏糊上了我们。特别是跳蚤，咬得身上到处都是包。白天上工干活倒也不觉得怎样，可到晚上就遭罪了，全身痒得不行就想挠，挠得流血结痂就更痒，形成了恶性循环，想睡也睡不着。隔着墙，那边的男生也在劈劈啪啪地抓虱子，逮跳蚤，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那儿很穷，村里没有电。晚上只有煤油灯也做不了什么事。所以晚上常黑了灯，听隔壁的男生讲那些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手抄本故事。从《一只绣花鞋》到《雾重庆》，倒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我们也会在飞优美的口琴伴奏下一首首地唱着那些令人心酸的知青歌曲。唱到动情处，大家会控制不住地痛哭一场。
后来点里的男生又发明一逗乐的新招，晚上在隔壁大声谈论着怎么瓜分我们五个女生给他们做老婆。因为他们有六个男生，每次都因分赃不均，达不成统一意见而吵成一团。听得我们这边是又气又恼，只好不搭理他们。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就听到我们副队长那尖利的嗓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娃娃伙，上工咧！”勉强挣开眼睛，那天还是黑乎乎的，真困啊。可副队长就象那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一般，不把我们叫起来决不罢休。就这样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跟着队长去上工，又开始了漫长的一天。那时最让我们开心的就是下大雨，可以呆在家里不用上工睡足懒觉！
上厕所也是我们城乡差别的重要一课。那时在家都有卫生间，你可轻松自若地上厕所。记得上中学时还因经常躲在卫生间里看借来的小说而受到妈妈的责骂。下乡后当地的农民都利用猪圈当厕所，而每隔一段时间从自家猪圈起出来的肥料是给自家自留地的最好养料。记得我们刚下乡时，我们房前的一户社员盛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的猪圈上厕所。上了一个礼拜我们就受不了了。
先不说那猪圈里是臭气薰天，一下雨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猪圈里的两头瘦猪也许是饿疯了，竟把我们的排泄物当成了美食。你这边浑身使劲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它们那边忽闪着大耳朵，弓着腰，脏呼呼的大嘴已经凑了过来。有时逼得你不得不赶快结束战斗，狼狈逃窜。最终因为受不了这种折磨，在我们的坚决要求下，队里帮我们用土坯盖了个厕所。不过“这帮娃娃伙上厕所还这样名堂多，连个猪也斗不过”也成了当地社员取笑我们的材料。
就这样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家门的娃娃们在这些城乡的差别中挣扎着，适应着。虽说生活很苦，但我们都一个个长得又黑又壮，慢慢地成熟了，长大了！
3. 招工引出的悲喜剧
作者:fatguy73
凡是上过山下过乡的朋友们，都知道招工回城，当时对于一个知青意味着什么。在最初的革命热情退去后，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的生活，变得枯燥、郁闷而又无望。所以，这时对于知青们来说，招工回城就是他们求得新生的希望。因为通过招工回城，他们可以摆脱这种已经厌倦了的知青生活，从而在新的工作环境里，去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所以，每当公社或是生产队里传来招工的消息，村里的知青们都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到处活动找关系，以图能圆自己被招工回城的梦。可是，在那僧多粥少的年月里，又有多少人的美梦能够成真呢？
在我一个下乡同学所在的生产大队里，有一个女知青，她已在连续两次的招工机会中落选。考虑到自己日益增长的年龄，和家里日渐拮据的境况，作为家中的大姐，她非常想在下一次的招工机会中，能够如愿被招工回城，这样即刻帮助家里缓解经济上的困难，自己也可开始考虑婚嫁问题。所以，当招工回城的消息再度传来的时候，她用自己多年来的全部积蓄，再加上从亲戚朋友处筹借来的钱，托人“走后门”，买了一块当时甚为时兴的上海手表，准备送给大队书记。
可那年月虽说也兴送礼“走后门”，但无论送礼的人还是收礼的人，都远没有现在人们做这种事这么理直气壮。那时，做这类事还是要遮遮掩掩的，怕人看见。所以，这个女知青在买好手表后，为怎样把手表送给大队书记，还是费了些心思。
当时正好是要过春节了，这个女知青就去供销社，卖了一盒过年送礼颇为流行的白皮点心。她把手表放在点心盒子里，然后，给大队书记作为过年的礼品送了过去。那年月的大队书记，给他送礼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年关跟前。由于，这个女知青没有说明点心盒中的隐情。所以，大队书记并没对她送的区区一小盒点心上心，接下后就顺手放在了一边。等到大年初二，大队书记的姐姐来串门，他就顺手把这盒点心给了他的姐姐。
这个女知青送完礼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心说大队书记收了这么重的礼，这次招工应该是志在必得了。在当时，一块上海手表在人们心中的价值是相当高的，敢收这么重礼的人，一定是准备把事给你办成的人。
可招工的风吹来又吹走，这个女知青，还是没有被招上。她就纳闷，书记收了她这么重的礼，怎么就没给她把事办成呢？想来想去最后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去问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听这个女知青说明原尾，也觉得这事有点麻烦，他就告诉这个女知青说，让他去他姐姐家把那块手表要回来还给她就是了。女知青一听，心想招工已过，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
大队书记去他自己姐姐家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想到他姐姐矢口否认点心盒里有一块手表。大队书记看自己的姐姐信誓旦旦，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回来对这个女知青说，他姐姐没有见到有手表。
女知青听他这么说，当然不愿意，就发了疯似的追着大队书记要这块手表。你想这块手表化了她当时全部的积蓄，还借了别人的债。本指望回城工作挣工资后，能慢慢把别人的钱还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能不急吗？
大队书记看这个女知青穷追不舍，怕将来这事要是传到公社去，他这书记的位子可能就坐不成了。所以，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去公社知青办奏了这个女知青一本，说她不安心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诬陷大队干部，表现很不好。
凡事历来是官官相护，公社知青办的干部自然是信大队书记的话。他们把这个女知青叫来训了一顿，要她好好安心在广阔天地里扎根。而且，话里话外下次招工她能不能走，还要看她认错悔过的态度。
这个女知青回来后，越想越觉得冤枉，现在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不但使本已拮据的家庭为她背负上了债务，她自己还有可能失去下次的招工机会。在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万般无助的情况下，她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把自己挂在了大队书记家院门的门框上自尽了。因为，她上吊自尽的那个晚上，夜空中下起了鹅毛大雪，所以，大家都说她肯定是冤屈的。
与这个令人伤感的女知青故事相比，下边这个故事就多了许多喜剧的成份。
在我另一个下乡同学的生产队里，有一个男知青，此人属于八面玲珑很会交际的主。刚到农村插队不到一年，他就和队上的干部成了酒肉朋友，尤其和生产队长关系不错。
后来，公社吹来要招工的风声，这小子不知从哪去弄了一辆挺新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推到了生产队长的家里。他对队长说，因为城里不好买自行车，家里托他在乡下想想办法，弄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就是刚托人从公社供销社搞到的。可他自己近期不打算回家，自行车放在知青点，又怕别的知青借来借去给弄坏了。所以，先寄放在生产队长家里，等他要回城的时候再来取。
不过，这个男知青告诉生产队长，自行车放在他家，让他千万别见外，该骑就骑，想用就用，大家是朋友，别太生分了。生产队长是何等聪明的人？自然是心领神会。说你放心，咱们是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上心给你看着。就这样，事虽没有说明，但大家心里都是心知肚明，这种事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嘛。
这位生产队长还真说话算话不食言，他费了不少的劲，终于帮这个男知青遂了回城工作的愿。当然，在这期间，这位生产队长也骑着这辆新“红旗”自行车，走乡串里的，风光了个够。那年月，在农村有这么一辆自行车，快赶上现在有辆私家汽车的感觉了。
转眼到了这个男知青要回城的时间，这个男知青带了两三个哥们来到生产队长家里，说是来道别，感谢生产队长，在这次招工事情上给他的帮助。这个男知青还象模象样的提了两盒点心给生产队长，以示感谢。生产队长也是江湖上混的人，自然知道怎么应对，他拍着胸脯说，都是朋友，帮这点忙算不了什么云云。
临了要告别的时候，这个男知青向生产队长说，谢谢他帮自己照看这辆自行车，现在自己刚好要回城，准备顺便就把自行车给家里捎回去。生产队长一听这话，顿时傻了眼，半天没回过神来。他原以为这自行车是男知青送给他，求他帮忙办事的，只是大家没把话说明而以。所以，他才如此尽心为这个男知青帮忙。可现在事成了，这小子竟过河拆桥，要把自行车要回去。
生产队长很生气，心想不带这么玩的，你小子也太黑了，怎么一点江湖的规矩都不讲呢？他本想质问这个男知青，可是当着与男知青一起来的外人，他又不好问。再说了，当初人家的确是说寄放在他家，而且，也说了将来回城要带回去，自己也是答应了人家的。所以，这生产队长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男知青把那辆自行车给推走了。唉，这可真是，打了一辈子的雁，到头来还是让雁啄了眼，认栽吧。
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今天说起这些故事已没有以往的那种不平静了，可它们的的确确是那一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原帖由 吓丝丝 于
8:26:00 发表
3. 招工引出的悲喜剧
作者:fatguy73
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今天说起这些故事已没有以往的那种不平静了，可它们的的确确是那一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的确，如果你是把它当成故事看，可以一点没有“不平静”！
而如果你真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抱歉，直至今天，勾起对于这些往事回忆，心中绝不会不“不平静”！
4. 北大荒, 死亡的知青
作者: 邹静之
我至今没有目睹过因工作事故而死的人，在北大荒这类事故经常发生。火车站装煤，因天寒地冻，煤堆冻成了硬壳，来装车的人就着松的地方往里掏，越掏越深，边上的硬壳支不住了，塌下来，压死了两个北京女知青。当时听说死人了，心里并不觉得怎样，现在想起来，正是十七八岁的年龄，就死了，没爱过，没真正生活过呢！
我写这段文字时，谁会想起她们来，已经十几年了，如真有灵魂，让她们能看到我写的文字。
采石场经常出事故。工作中与砂石、炸药接触多之故，还有铁锤、钢钎，碰一下就不轻。采石连的小伙子们都挺结实，天天抡大锤，女的掌钎。我那时羡慕他们，男男女女一起干活，不说话也有意思。见过他们装炸药，一捆一捆地往山洞里填，放大炮。点炮的人，要有胆子，十几个炮捻，一个一个点着，刚躲好就炸了。知青常干这活儿，不在乎，点炮用的烟是公家的，所以就比看谁一根烟点的炮捻多。为的是留下几包公家的烟自己抽。
出事故那次是放大炮。炮点了半个小时，还不响。要排哑炮，一个副指导员、一个排长就带头上去；还有一个犯了错误的北京知青，想表现一下，也跟上了。快到洞口，炮炸响了，指导员、排长不见了，北京知青正在一大石的后边还没拐过来，那响声把他震出老远，嘴里一直骂着：“X你妈，X你妈！”
采石场下边是条河，在河对岸零星地找到了些手、骨头、脚趾，也分不清是谁的，一个上海知青，一个天津知青就都死了。那时不怕死，或对死不敏感，从来没有人因死而想到很多，死就死吧！没时间再想。我当年只见到一位对死本身极悲伤的人；梁明的爸爸。
万花连，只有三座平房，原叫万发屯，也只有三几户人家。叫万花连是兵团成立后的事儿，位置在去团部的路上，孤单单的三排房子。房前有许多麦秸垛，每次坐车路过，总能看到有女知青在麦秸垛前解手。万花连没厕所，知青们刚来了一个多月，连个席棚也没有，女孩子们没办法，只好选择了这背向房子、朝向大路的麦秸垛来解手。
北大荒的苍蝇很多，有时你能看到馒头刚出屉是黑的上面落了一层苍蝇，一挥手才成了白的。喝汤、吃菜、吃出苍蝇是常事。
刚去的知青，还金贵呢！就常常有痢疾发生。梁明是女孩子，还不到十七岁，父亲是驻国外的参赞，妈妈是教师。她是六十年代那种漂亮、单纯、满眼是阳光的女孩子，在万花连得了中毒性痢疾，还不到一天就死了。大家被吓了一跳，好好的同学就没有了，埋了，在挺远的一片山坡上。那时真是年龄小，吓过了就不再想，依旧到麦秸垛后边去解手，依旧看见到处的苍蝇。
一个冬天过去，春天来了，有个穿着呢子大衣的人到了万花，他是搭乘一辆大轱辘拖拉机颠来的，下车身上有土。进宿舍后才知他是梁明的爸爸，他给我们抽烟（是名贵的中华烟），也许看到面前有这么多孩子，他并没有现出什么悲伤。他独自去了梁明原来睡的铺位，摸着一些东西，沉默不语，而后又到连队中转了转。
回来后，他对连长说想借一把扫帚，去梁明的坟上看看。连长是锉子刘，很矮很结实，就找了把新扫帚，让拖拉机拉着去东山。北京有几个知青也跟了去。看见那坟时，车就停了。我突地感到寂寞，冷。梁明就躺在这里，每天都是自己，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干吗死了？！她周围什么也没有，朝南对着一天地的草坡，坟就像个失了神的眼睛。
梁明爸爸拿着扫帚下了车，走近时就把头上的帽子摘下了。他说：“梁明，爸爸来看你了……爸爸来晚了。”他终于哭了。我们也在他身后不停地掉泪。我感到他有多少话想说出来，但没说，就那么哭着走过去扫那坟，像给他女儿梳头一样。多少年了，我依旧记得这两句话，他那带南方口音说出的两句话。
第二天，团长坐着吉普车来到了万花。这才知道，梁明爸爸从法国飞到北京后，连家都没回，又直接飞到哈尔滨，再坐慢车到我们团。他谁也没找，就搭乘辆破拖拉机来的（等我自己有了女儿之后，才感到那情感会带来多大力量啊！）。
团长是后来听到消息才匆匆赶来的，先是道歉，而后问有什么要求？(我不理解为什么问有什么要求，女儿死了什么样的要求能抵失去的女儿？)梁明爸爸很久没说话，最后说了句：“给女孩子们盖个厕所吧……”
梁明爸爸走时，与我们每人都拥抱了一下，我们都哭了，被他的悲伤所感，或因为想起自己的亲人。
后来万花连盖了个全团最好的厕所，全是用大石块砌的。
再过万花时就看着多了一座房子，那个灰白的厕所。
知青跟支内的工人一样是心苦命苦一代；我等深有体会。
突发奇想：上山下乡倒是解决文革经济危机的一个绝招；不然这么多知青放到哪里去？
又逢经济危机，今明二年大学生将毕业一百多万，是个问题，不会再上山下乡吧？
现在连民工回家有许多人都没田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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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来访留言,
我的爸爸曾经也去四川支内,
在山沟沟里苦了近10个年头.
5. 我们村的生产队长
作者: 旅美上海画家
头一天到生产队，就被陈队长的冷峻 吸引住了。
在市政府/公社两个样板枯躁的欢迎会之后，生产队的欢迎会好象累得快要倒下了。由昨晚的火车-长途汽车-又转车到公社-公社走到生产队，傍晚了，谁有过真正的休息？
第一次搭火车，就是来到这个到处是泥墙的安徽乡村。
老队长和老党员不知讲些啥，欢迎，贫下中农，知青...几个词，老是翻来覆去，看的出，都是些老实本份的农民。老队长实在没啥讲了——嘿嘿，吃点忆苦思甜饭吧？嘿嘿——他笑起来满口黄牙。
有人打开早已准备好的黑锅，好像锅里没有啥东西。定神一看，才看到有大约七八个像锅一样黑乎乎的，不知啥东西。这就是举国闻名的“忆苦思甜饭”吧？
真是闻名不如一见，深灰绿色的，带些黑色的点点，看起来有点黏糊，也许是野菜和高粱。冷峻的陈队长看到我们光顾着观赏没人伸手，他放下烟杆，开口说了他欢迎会上的第一句话了——大伙累了，带他们看看屋子，歇歇去吧。
于是，有人将锅盖又盖上了。陈队长看起来冷，心热。
这个村子虽然不富，但是，这种“饭”，我估计他们自己也好多年不试了。
虽然是泥屋，但是都有瓦顶，而且，有一半人家都是砖墙瓦顶屋。
村里有三百多口人，老队长是刚解放就定下来的，据说他参加过解放军的担架队。
老队长只是在开会时说些开场白的话，真正管生产的是陈队长。
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都在被窝里，就听到远远的吆喝声，他的沙哑喉咙，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喂，起来干活啦，我说，这老婆是抱一辈子的，这干活可得抓紧...”
当我们三三两两赶到农地时，远远看去，晨雾中，他的身影已在那里挥动锄头。
配合时局，常常要停产。学政治，读报，读文件，批这批那。
我的上海普通话，老乡说听得懂，于是，读报和读文件的事就由我来了。读着读着，原先挤得满满的一群人不知何时，走了好几个，头一个不见的往往是陈队长，接着是青壮劳动力。等我读完，要讨论的时候，只有老队长和一些老太太和妇女，以及大大小小的孩子，喂奶的喂奶，扎鞋底的扎鞋底，磕睡的磕睡，也有帮人在头上抓虱子...呼噜最大声的，总是老队长。
陈队长带着劳动力在瓦厂做瓦，在窑厂烧砖。一部分改善自己村的住宅。一部分卖出去为大家挣钱 。
邻队的年终结算，全劳动力一天值3-5毛钱 ；而我们可以值8-10毛钱。是全大队6个生产队的首富。我看，和咱陈队长的以身作则、务实风格有关 。
老队长喜欢接任何人给他的香烟，他不会抽，于是，他的帽沿常常是夹了好几支烟。好多村妇都笑他的怪模样，他也只是咧嘴笑笑。
陈队长不接任何香烟，他只是提提自己的烟杆说不习惯洋烟。
村里人不同族的人，好讲带点色味的笑话，尤其是结过婚生了孩子的妇女，老是被当“吃豆腐”的对象。可是，陈队长从来没有对妇女开玩笑的轻蔑语言，有人笑他，说他怕老婆。
几年来，他没有进过女知青的房间，我们村的未婚女孩也不进我们男知青的房间。直到有人问我趴在桌子上干吗，我才知道这是乡俗，好像太封建了些。不过，在隐私不受尊重的年代，倒是叫我有十分的好感。
邻村的队长，欺负六个女知青没一个男知青同队，常常借故进她们的房间，有时连门也不敲。轻言薄语，连带其他村民风气也是如此这般。她们有时来窜门子，我们队的女知青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因为邻队的女知青团结，他们的队长得不到机会呈淫威，于是，在派干活的时候，将她们当全劳动力使唤，她们叫苦连天，眼泪往下咽。
陈队长从来不对女知青有要求 ，即使男知青，不是农忙时节，他也不勉强我们出工。
有一回，我偷懒，在手腕上贴了伤筋膏，装蒜。他只是眯着眼笑，倒是笑得我心里发毛。下次，再也不敢。
去修公路，伙食由生产队包。中午吃白菜肉片粉条。陈队长亲自掌勺。
每个人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一人一勺，有汤有料。轮到我们知青，他当着农民的面，将勺伸到大桶的底下，那一勺，几乎没有汤，全是肉片和食料。在常常没有荤腥的日子，这一勺，包含了多少人情和暖意。
那年，好多知青回上海过年，只留下我和小高。
陈队长家要杀猪了，我和他说，四个猪蹄子卖给我。他又是讥笑的咪咪眼说：大上海来的，怎么不吃大肉吃那玩意？其实，我是贪便宜。
傍晚，他对我说，上俺家拿猪蹄子去。
四个猪蹄子，我是前两个后两个放肩上扛回来的。每个猪蹄都连着小腿和大腿的一部分！我和小高两人足足吃了差不多一个月！陈队长不肯收取分文！
虽然是文革政治斗争时期，大城市的人际关系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人人自危。
可是，陈队长好像是世外人，他叫‘叔”的一个人，好久之后我才知道是个回乡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份子。他叫“爷”的，是个解放前的老地主，叫得一点也不含糊。
但是，他对某知青不礼貌却冷眼嘲笑：这某某某，两眼朝上长了！原来是这知青骑自行车进村没下车和人打招呼。我们进村，都是推着走。
在修公路的时候，我们要土法打夯。四个男人各抓一个手把，随着带头的喊号子，一起抓起来，又放下，将路面夯结实。
喊号的老是那两句：抓革命民呀，促生产呀，加把劲呀，好干完呀...没多久，就累了，而且点子都不齐。
一个有点流气的农民二话没说，走来推开他，往手掌心吐了口口水，接着他喊下去：我走过了高粱地呀！我看到了一只鞋呀！呀呀呀，那是黄段子呀，那是流氓腔呀，可是，我们都不觉得累啦，轻轻松的就夯完那条公路啦。我留意到陈队长，他在一边，吐着烟，在偷笑。
因为咱村较一般村的富一点，女孩都愿意嫁来我们村。
有家三兄弟，两个去当兵了，老大在家。提亲的是给老二说亲来的，女孩来了，老二没请到假回来，老三正好回家探亲，被老三相中了，过了几天。老三回部队了，老大却要和这女孩成婚了。
女孩的家里来了好多人，气势汹汹。也难怪人家不乐意，老大是个没有劳动力的伤残人，瘸腿，还是单眼。可是，那女孩愿意。
这时，老队长和老党员都不见了，陈队长被请了出来，他只是一个人，披着黑棉袄，腰间扎着灰布带，坐在板凳上，不断吐着烟，听着女孩家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叫喊，像是非要带女孩回去不可。
那天，我正闹肚子，这家人，就在我们屋的旁边。我看到女方家人来者不善，真为陈队长捏把汗。
只见他把烟杆在鞋底下磕磕，然后，斯斯然装上新烟。。。。
他开腔了：俺说，这抢人的事，不管（行）！俺没上过学，不过，俺知道，咱国家，刚解放就有婚姻法。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孩子大了，她有婚姻自由。她到了俺村，就是俺村的人，只要她没有犯法，又是自个愿意，留下来嫁人。抢人的事，犯法的，俺是队长，俺要管。。
就这样。女方家长以及好几个老乡，都被队长的严正说辞说服了。
看队长的架势，在旧社会，正想和他上山，杀富济贫干一番！
后来，陈队长真是救过我一命。
虽然文革时上纲上线的人星罗棋布，无孔不入，人性的险恶似乎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然而，农村的人情世故好像依然如故，情不自禁，所谓的警惕也放松了。
某晚，月色不错，和小高看完电影由城里回来，路经陈队长家，听到那个骑自行车进村不下车的知青在大声说话：“他白天在农地干活时唱黄色歌曲，我要求队长明天对他开批斗会进行大批判！”
因为我的海外关系，我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做人，在文革中，此事可大可小。大者，判刑，小者，看我们的陈队长了！我全身在发抖，手脚冰凉，小高和我都好像都停止了呼吸。
陈队长以“大伙刚离开老家就斗来斗去，不太合适吧，再说，俺也不懂啥叫黄色曲子”以不点名批评为此事做了总结。陈队长农民式的深明大义，使我逃过文革中的一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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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我回农村去看陈队长，生产队已经解散，连村子都无人烟，因为附近的煤矿挖了几十年，全村塌陷 。所幸陈队长体格尚健 ，还是那身黑棉袄，还是那条灰布腰带，脸上多了几条皱纹而已。似乎四周的风风火火与他无关。他抽得还是那支烟杆，说起现在当学校的看门活--还是那么坦然，笑起来，还是咪咪眼。
我到崇明的辰光更早，称为“围垦百万沙”。
支援大三线，我在贵州呆了20年；
厂里有子女在贵州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条件比其它地方更差，作家叶辛就是贵州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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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那里好像统一编号是”凯山“。
6. 被亵渎的青春：上山下乡女知青惨遭蹂躏录
作者： 巴山
被社会忘却了的故事
一个女知青麻木地推开生产队长家的门，一步一步、沉重万分地走了进去。
生产队长的桌上摆着半瓶二锅头和一小盘花生米，还有一张招工表格和生产队革委会的大樱
女知青站住了，双目无神，象一个被送上祭台的羔羊。
生产队长甚至连门都不关，闪闪烁烁的油灯都不吹，就粗鲁地笑着，一把扯开女知青的衣衫，无耻地揉摸那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乳房，然后把她推倒在充满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
女知青没有喊叫，怕人听到，只是心和下体一同疼痛着。
当女知青从床上站起来，滞重地穿着衣服时，生产队长将血红的大印盖在了招工表上。和那大印一样鲜红的还有床单上几块处女的血痕。
假如这仅仅是故事，是小说，那么，本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
从196X年到1980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大部份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另有一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黨、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将内情暴露。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助理保卫干事，被一名当权者奸污后送到四川去上大学，后来此当权者又奸污其他女知青被揭发出来，坦白罪行时交代出与她有过关系。当外调人员到四川找到她询问情况时，她却矢口否认。外调人员失望而归，那当权者因此而被少判一年徒刑。
按当时的说法，这些色狼统统被称为破坏上山下乡份子。
这些色狼罪有应得，遗憾的是大部份奸污过女知青的人并没有被揭露，他们到死都会为自己的艳福而洋洋得意。
最终倒霉的还是那些弱者，他们心灵的创伤不但终生难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屡屡因直接碰撞而再次流血。
上海一个普通女工，在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以至赶出家门，因为她不是处女，她的处女贞操在插队时被公社黨委书记给破坏了，她的丈夫并不因她当时若反抗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纵火犯而原谅她。当时她看麦场，无意中烧了一百多斤麦子。
更有甚者，一些在插队时入了黨的回城女知青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怀疑是被大队黨书记奸污后而发给黨票的，因而，这些人连找对象都成了问题。
可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手里握有黨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权，以及病退、困退权的色狼们，以这些特权为诱饵，奸污了不少女知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上海女知青，长得丰满诱人，她拒绝了连长的调戏，便被发配到二十里外的水渠口去开关闸门，每天在四十度的酷暑中来回一次，半个月后她屈服了，给了连长一个暗示。连长陪她看了一天水闸，第二天她就被调回连队驻地的食堂工作。而那最后一天，她少女的贞操与流水一同东去了。
本文没有使用强奸一词，1974年打击这些色狼时也没有使用强奸一词，因为绝大部份女知青被侮辱时，侮辱者确实没有使用暴力，他们使用的只是权力，人民给他们的权力。
悲剧在于人民的女儿正在被这些掌权者奸污！
一个色狼在橡胶林中游荡
云南是个美丽的地方。大批知识青年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8年第一批北京知青是在周恩来亲自批准下进入到西双版纳地区的，而后又有上海、昆明两地知青离开家乡，来到漫长的边境线上，开垦荒山，种植橡胶树。
1970年云南农场在屯垦戊边的伟大指示下，成为昆明军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批现役军人进入到兵团，担任了由连长以上的全部正职干部。
四川省成都、重庆两市的知识青年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志愿，经过严格政审，大批来到云南，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准军人。
然而，知青们不会想到，几年后周恩来总理又会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奸污女知青的材料后击案大骂：“这不是，这是国民党！”
其实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为，就是国民政府也绝不会容忍的。
上海女知青施某在连长的第一声哨子中便从睡梦中醒来，她以军人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衬衣、蹬上长裤和蚂蝗套，戴上头灯，挎上胶刀筐，穿上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
外面大森林起伏的阴影遮挡着黎明，几个小时后阳光才会照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范围内的这个小山寨，或者叫做连队。一盏又一盏晃动的头灯说明又一个割胶日开始了。
头灯在通向橡胶林的道路上汇拢了，曲曲弯弯，排成一长列，像是星群，也像是萤火虫在飞舞。
渐渐地，灯火稀疏了，人们一个个钻进属于自己的林段，浓密的橡胶树叶遮住了光亮和人影。施某的林段在距离连队驻地三里远的山坡上，她负责着几十亩山林的四百多株橡胶树的割胶和管理。
在她林段的起点，她稍微喘了口气，抽出锋利无比的胶刀，开始工作。她割得很快，也很认真，但这并不影响一颗由于年轻而不会停歇的大脑在跃动。
她是自愿从十里洋场来到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的，这里的传说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怀着改造自己和改造边疆的宏愿离开家乡，把青春和汗水抛洒给红土高原的一草一木。
是的，这里很艰苦，有人跑回家乡去泡病假，甚至有人越境到了缅甸。但是，施某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尤其是那个面和心善的现役军人连长，对知识青年，尤其对女青年们关怀备至。
上面一层林带传来轻微的响声，施某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她曾听说有一野猪一拱嘴就把一个男知青的大腿咬下去半边肉。
她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上面也是一团光亮，说明有一个人戴着头灯。她看出来了，是连长，他在帮她割胶。她放心了。
连长几乎天天出现在各个林段中，检查生产情况或帮助生手、慢手割胶。
她比平时快一个小时割完了胶，和连长在山顶处的一小块空地上。连长一上山就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铺开，自己坐下后，让施某坐在他的身边。
施某驱赶了一下蚊子，又寻找着有无蚂蝗爬上来，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帮她驱赶什么，她很感谢，侧脸冲连长笑笑。连长也在笑，眼中燃烧着一股施某从未见到过的欲火。
她不太明白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笑，以至于连长的手挪到她胸前，解开全部衬衣扣时，她才开始恍惚。
施某没有戴胸罩，由于西双版纳地区的炎热也由于施在生活上和贫下中农一样。
当连长看到随着衣襟敞开而弹射出来的雪团一样的白乳房和樱桃一般鲜嫩的乳头，他便用全力倾压下来，一只手熟练地揭开了施某的裤带，并把手伸进她双腿之间。施某顿时吓呆了。她不知道连长要干什么，或者说由于意识到连长要干什么，而目瞪口呆，束手无策。
连长飞快地脱下自己的衣裤，像猛兽吞食小动物一样疯狂地占有了施。
施某大概本能地抵抗了几下，但那样无力，几乎是眼睁睁地忍受着第一次被男人侵入肉体时的痛苦和伤痛。完事之后，连长抚摸着她向她许了不少愿，入团、入黨、提干等等。
施某本来可高声呼叫，但她不敢。连长的权势，红领章、红帽徽的尊严，她心里压力太大了，以致于会觉得人们将指责她在犯罪。
连长心满意足地站起来，收起了雨布，用树叶擦去留在上面的处女血痕和污物，哼着毛主席语录歌，扬长而去。
派他到生产建设兵团，他一开始是牢骚满腹。但很快他便在这贫困的山林中发现了乐趣，这便是那些一个个青春年少的女知青们。女知青们，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她们比连长在军营附近见到过的那些农村姑娘确实白嫩、诱人。
连长像一只饿狼一样开始物色猎物并选择扑食方式。橡胶林中是最好的地点，那里僻静偏远，很难碰到别人，而且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女知青们都会有恐惧感。
第一个女知青在他的怀抱中连挣扎一下都没有。于是，他带上一块雨布，每天都和勤劳的胶工们一同走进山林之中，先从最漂亮的女知青下手。第二个次之，再次之……
施某相貌平平，已经是他身下的第八个牺牲品了。
当连长被揭露出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在橡胶林中有十几个女知青在他的兽欲中失去了贞操。
在任何一张中国地图上，都可以找到河口县城，它和越南的老街市仅一河相隔，中间由一座铁桥接连。
1974年的某一天，驻地在河口县城的云南建设兵团第十六团进入了空前的戒备状态。在方圆十九里地内的所有交通路口都安设了路障，有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民兵和端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
一大早，数千建设兵团战士便在一种紧张气氛中集合起来，从各个连队出发，通过一个个哨卡，穿越密密麻麻的夹道持枪者，来到一个山坡下。这个山坡平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上面同样是一层层梯田，梯田上长着稀疏的实生橡胶树，山顶处有一块保护原生林，有着竹丛和荒草。
但现在他们回过头去，看到十几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的枪口以俯视状态对准山坡下。这些戒备都只是为了能够安全地召开一个公审大会。
河口的知青们刚成为兵团战士就参加过一个公审大会，审判大瑶山上一个60多岁的瑶族老头自封皇帝，结果是连他带十几个大臣一同枪毙！
在一条三面环山的口袋形山谷里，十几个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几名持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排成一排，平举自动步枪，在一声命令中，扣动扳机。大约每人都放空了枪中的子弹后，战士们跑步离开刑场，两个提手枪的公安人员走过去，对着未死的犯人补枪。
这次不同，被审判对象不同。
随着一声汽车喇叭，唯一被允许开进公审大会会场的汽车出现在公路上。汽车停下来，在一排枪口中，车蓬窗被打开了，十几名现役军人被押上会常
被审判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干部！在解放军威信和地位处于巅峰的年代中，在说解放军一句坏话就被扣上“毁我长城”的岁月里！
山脚下已经搭好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几个云南省军区的领导和军事法庭的负责人脸色铁青地坐在上面。
十几个将被审判者站在台上，低垂着头。
在一种沉闷，肃穆的气氛中，主席台上一个领导拍案而起，大声宣布。武装战士们冲上去，愤怒地撕下了十几个被审判者头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领章。
　　ＸＸＸ，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副参谋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八人……
　　ＸＸＸ，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六团保卫科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六人……
　　ＸＸＸ，……连长，奸污女知青……
　　ＸＸＸ，……政治指导员，奸污女知青……
还有一名现役军人连长，不但奸污四名上海女知青，还与一条小母牛有过性行为，被上山打猎的老头发现揭露出来，在罪名中冠以糟蹋母牲畜。在场者无不哗然。
十八团的副参谋长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将在军人劳改场中渡过他的残年。
十六团的保卫科长被判六年徒刑，他的母亲是云南省的一个地委黨书记，没法给他一丝的袒护。又可怜他年轻的妻子和幼女将为他承担一生的耻辱。
而在审判会场上的上千名女知青中那些遭受奸污和凌辱的人看着这种场面会产生什么想法呢？
在这次大规模审判之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的两位团级军官被枪毙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被枪毙了。
而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陕西盛山西盛安徽省等有大量插队知识青年的地方都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上山下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严惩。
黑幕上裂开了一条缝
这一切，都是从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的慰问活动开始的。
在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之前，这里曾来过一个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慰问团。不过，四川省知青慰问团的规模比北京知青慰问团大十倍，因为四川知青比北京知青多十倍。而两个慰问团的本质区别却是：北京知青慰问团是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而四川知青慰问团是来探望子女和晚辈的。四川知青慰问团的不少成员有子女或亲属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他们直接深入到自己子女所在连队，和子女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还和子女一同参加劳动。
子女当然也就将实际情况向家长汇报了：
某团男知青某某因为和连长吵架了，便被扒光了衣服送进了马棚。云南亚热带地区蚊虫成群，尤其是马棚牛圈，更是蚊子、马蝇的聚集点。马有尾巴可以驱赶它们，而捆起双手的知青很快被咬昏过去。第二天早晨，当那个男知青被抬出马棚时，全身已肿得不像人样了。
某团有个男知青，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开荒时多休息了一会儿，连长便让他在烈日下毒晒，一直到他中暑休克。
某团一对男女知青小李和小王，在中学时便青梅竹马，来插队后相亲相爱，这在当时当然属于犯忌之事，是没好好改造小资产階級思想不安心接受再教育的典型。他们有一次在橡胶林中谈情说爱，热烈亲吻拥抱时，被几支手电筒光柱照住，当即被扒得一丝不挂，押回连队，站在空场前面，接受全连一百多人的批判。
还有个男知青，一个多月没有吃过肉，实在太馋了，到连里唯一一个鱼塘偷捕了两条鱼拿水煮煮，洒点盐，狼吞虎咽下去。谁想到第二天便被正申请入黨的同伴告发。民兵排长派民兵捆起盗窃犯，用枪托和木棍打断了他的腿，让他这辈子再也不能下水游泳。
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还有一些连长、营长每天只是打牌，吃喝玩乐，把并不多的猪，很少的鸡，屈指可数的鱼视为私有财产，想吃便吃，而知青们一个个都营养不良。
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儿，都派知识青年去，每年都发生因排险、因砍大树、因山火而有知识青年死去。有父母、亲属作为慰问团成员而来云南的知识青年纷纷悄悄哭诉这些遭遇，他们当然不敢公开说，因为慰问团总会走，也因为他们还要表现出为了改造思想能吃一切苦，受一切罪的大无畏精神。
女知青们似乎很少诉苦，被捆绑吊打的大多是调皮的男孩子。她们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女儿眼中常常闪现过一点悲伤和忧怨，但他们以为是女孩子想念家乡的一种表现。
有一个女知青躲躲闪闪地讲过自己住了一次医院，她是想说自己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倒不是想揭发奸污过她的那个人，只是想说明兵团对她照料得很好，连长亲自给她送过鸡汤。她还只有17岁，她所受过的教育竟然使她还不大懂人工流产是怎么回事！
四川知青慰问团的成员们为自己的子弟所遭受的境遇感到气愤，他们把收集到的材料集中起来，没有向兵团领导反映，而是交到了新华社驻云南分社负责人的手中。
在四川知青慰问团离开云南后没几天，保山地区某团发生了一场大火。
那是一个晴朗的月夜，一个男知青躺在蚊帐里看书，夜深时，他起身到他住的茅草棚后面小便去，没有将放在蚊帐内的蜡烛吹灭。当他的房后胶林中小便后，转回身来时，不禁目瞪口呆。原来茅草棚内已经冒出明亮的火光。
这个连队的住房几乎全部是竹木结构，而房内的一切设施也都是易燃品，如蚊帐、衣物、竹椅、木桌等。
当大火吞没了第一间茅草棚后，整排茅草房就没救了。人们跑出房子，有经验的人知道房子已经保不住了，就全力把家具等日用品从火海中抢救出来。
这时，一个老工人不安地告诉连长：你看那排房子中间冒蓝火，不大对头。
连长根本没在意，转身又去搬自己的咸菜缸。又过了几分钟，那里蓝火越来越明显，肯定有动物油脂在燃烧，老工人又一次警告了连长。
连长这才叫了一些人，集中全力扑灭了那里的火，拨开了横七竖八的废墟。所有的人都愕然了！
10个女知青紧紧搂作一团，全身紧缩着，暴露的后背和肢体完全都烧黑了。当用强力分开她们时，只有胸口部份还有些完好的皮肤。
她们为什么不跑出来？
现场分析，发现她们没跑出来的原因是晚上睡觉时用八号铅丝将门紧紧封住，而慌乱中无法顺利打开。那铅丝还绑在成炭状的门框上。
她们是怕有人进去！10个女孩子睡在一间房子里还怕有人进去，这个人是谁呢？
她们没有把自己的怕告诉慰问团的人，她们因此再没有机会告诉了。
但四川省慰问团的材料终将这人类史上空前的大奸污案的黑幕撕开第一道裂缝。
派工作组严惩大小色狼
新华社驻云南分社负责人杨某无法成眠了，他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着，屋内白雾蒙蒙。他那张大号写字台上放着四川省知青慰问团中几个省报记者汇集的知青反映的情况和问题。
他听说过知青们在兵团所受待遇并不全像报纸上讲的一样，但也没想到会如此严重。
看看桌上的红色电话机，那是可以直接与北京对话的专用电话，他可以马上拨通北京，将情况反映上去。
可是，当他仍下最后一个烟头时，还是决定自己亲自下到兵团去了解一下情况，也可能那些四川的记者由于听到的都是四川知青的一面之词呢？
第二天，他离开省城昆明，乘坐窄轨火车，向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进发。
火车在开远县停住了，需要在这里换轨更窄的火车。
驻在开远的第十四军军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这不仅仅因为杨某是十级干部，而军长只不过是十三级干部。关键是军长深知新华社分社负责人的重要地位。杨不但可以直接参加省常委会，而且可以把经过自己的观点筛过的材料直报政治局。
杨没有在开远逗留，很快转乘火车抵达四师师部所在地蒙自县城。
兵团四师宣传科长听说新华社分社负责人驾到，心中不由一惊，慌忙向一个师政委报告情况。可惜这位土包子政委不象十四军军长那样明了新华分社的重要性，居然随便摆摆手：这是你们宣传部门的事，按一般记者接待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科长可不敢怠慢新华社分社负责人，他连忙打电话给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四十一师大概已接到军长的吩咐，立刻让出唯一的一幢高干小楼，让杨某住了进去。
一个星期之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看到杨某在如何活动。结果，像来一样，他又默默地走了。
在昆明新华社分社内，杨紧张地整理了几天材料，然后由专人送至北京。
三天之后，此材料出现在政治局会议桌上，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者的高度关注，迅速做出了反应。
这反应到达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周兴耳旁时，他如闻雷轰，只听秘书递过来的电话耳机中说：这里是中央办公厅，责令周兴同志立即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处理迫害知青问题，中央工作组随后就到！
中央和云南省的工作组浩浩荡荡来到了四师第十八团时，四师的领导们才认识到新华分社的负责人应该用什么方式接待。
一切都晚了。
女知青的血泪控诉与日俱增
十六团某连的一个夜晚，干了二十年农垦的地方干部副连长和他的老婆在连指导员住的房间前后门潜伏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个女知青神情暗淡地低头走进屋去。很快，屋里的灯灭了。
副连长堵上前门，侧耳听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一个男人放肆的喘息和床棱子的有节奏的摇响，他使劲敲起了门。
约过了五分钟，灯亮门开了。副连长和他老婆冲进去，见床铺平整，指导员和那个女知青也整衣在身。副连长问他们熄灯干什么？指导员拿出一枚有萤光的纪念章，解释说：我们在看毛主席纪念章。
副连长老婆不愧是心细的女人，发现了床单上有些可疑之物。但指导员矢口否认，何况他一个单身汉的床单上有可疑物也很正常。
第二天，副连长竟被扣上了攻击解放军、毁我长城的帽子，去做检查了。
人们对色狼有了经验，当十六团团部又被地方干部观察到一件此类案件时，他们向团长做了汇报，要求团长亲自出面。
那是一个作战参谋，住在团部二楼的一间房子内，根据监视，一名昆明女知青进入他房间后，再也没有出来，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
团长无可奈何地上了楼，敲门让作战参谋去拿军事地图，要举行演习。作战参谋把钥匙从门上小窗内丢了出来，拒绝开门。
团长大怒：“今晚的演习要你指挥１
作战参谋不得已开门出来，但立即锁上了门。
幸亏另有人有这房间的钥匙，迅速打开了门，结果在迭成长形的军用棉被后面，发现了哆哆嗦嗦，一直不敢动的女知青。她依然一丝不挂，使警卫排的小伙子们大饱了眼福。
几天之后，这个女知青被扣上了“腐蚀解放军，拉干部下水”的罪名接受大批判。
中央和云南省的工作组刚开始深入到兵团的各基层单位时，号召大家保卫上山下乡的胜利果实，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旗帜下大胆揭发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坏人。
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大都是长期在农垦系统的地方干部。他们处在远离闹市的深山老林之中，一贯一个人说了算，养成些恶霸作风，但他们打人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无需揭发，有些人已主动检讨，向知青赔礼道歉。
于是，广泛设立的检举箱内塞进了一些别的内容的检举信。工作组的人打开这些检举信后，不由得产生了顾虑。这些检举信的内容是：女知青被干部利用职权奸污！
可攻击解放军就是“毁我长城”！何况强奸、奸污、通奸是有区别的。
在他们犹豫之时，更多的揭发信送到工作组人员的桌上，揭发的内容越来越详尽：
某团保卫科长吴某有一天单独审问一个偷窃地方商店的四川女知青，在审问过程中发现她还在县城旅馆与男朋友通奸。吴表示为了取得通奸的证据。要对女知青进行具体检查。他先解开她上衣和胸罩，仔细研究了乳房后，认为不明显，还需检查阴部。女知青只好被迫脱去裤子。她刚躺下，分开双腿，吴某便扑上去，占有了她。女知青想反抗，但吴威胁说：“不同意，我就以盗窃罪把你和你的同伙一块关起来，让你以后没脸见人。”
某团农业连指导员齐某，以黨支部书记名义找一个四川女知青到打谷场去谈话，两个人，躺在稻草堆上，先是谈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慢慢地齐搂住了女知青。女知青很害怕，但又不敢得罪齐，因为她正在申请入团。
齐说自己身体非常难受，希望女知青给治疗一下。女知青便询问怎么治。齐说：“要把我难受的东西放进你体内呆一会就好了。”
这个刚刚16岁的女知青竟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且还帮助指导员将“那个东西”送进体内，自己则忍受着疼痛。她觉得帮指导员治好病是自己的光荣。
某团运输连长，长期霸占两个北京女知青，当其中一个怀孕后，为了不使人们发现，他先是一天数次与之发生关系，使其流产，不成功后，他竟然趁她不备，用穿皮鞋的脚，猛踢她的后腰。这个女知青终于流产了，但也留下了后天性不育症。
一桩又一桩，揭发材料堆满了工作组的案头。
这是不容置疑的残害知识青年，奸污女知青比捆绑吊打男知青留下的身心伤害更为严重！
有人提出来女知青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反抗因而不能给那些干部定罪。但是，女知青们大多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这些干部利用职权威逼、引诱、要挟等手段而失身的，而且长期利用这些被告人失身后的忍辱心理状态，进行兽行发泄。这些行为在客观上是对妇女身心的摧残，是绝对违背妇女意志的。
一切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都可视为犯罪行为！
军人和干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触犯了法律理应判刑！
中央下达了打击残害知青份子的正式文件。
色狼们一个个低头伏法
被周恩来骂为不是的那个人正是本文第二节所描绘的色狼连长，他被列入第一批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名单之中。他叫张国良。与他一同执行死刑的还有某师独立营营长贾小山。这个1942年参加革命的现役军人曾向全营知青宣布：“晚上八点以后谁也不准出来瞎逛，否则就是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１而他坐着全营唯一一辆北京吉普车，不分黑天白天，在全营各个连队乱串，看上漂亮女知青就利用职权搞到手。他在公路上开车，碰到教导员搭车却不停下。这个恶霸式的人物直到听见宣判他死刑的判决书，才明白革命资历和绿军装也救不了他了，不觉瘫倒在地。
而后，凡是被揭出了与女知青发生过关系的非知青人员，一律判刑或给予处份，这是在一个极端的年代所必然采取的极端方式。
定案方式也并不复杂，只要调查组看到揭发材料，到被奸污的女知青那里进行了解，女知青点头承认，男当事人便可以被拘捕了。
开始，还要对女知青进行妇科检查，后来传下来一条指示：对女知青进行妇科检查也是一种变相迫害。就把这条手续也省略了。
那个捉住指导员的副连长被平反了，而那位指导员因携带女知青越境逃亡缅甸被军事法庭判了无期徒刑。
那个被女知青腐蚀了的作战参谋也在这场打击运动中旧事重提，判了一年徒刑了事。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共二百余名现役军人，先后判刑及处份的30余人。
揭露出来的奸污女知青的手段之恶劣，也令人发指。
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
这些账仅仅记在那些色狼身上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责任者吗？
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
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
当时为了使那些已经被众人知道的被奸污过的女知青们不因屈辱而难以生活，上面又下了一道命令：可以让她们在全师范围内自由调动。但是，调动的结果也并不佳，因为凡是单位新来一个女知青，大家立刻就明白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无论是被奸污还是与人乱搞，吃亏的都是女知青！
那些由农村上大学、提干、入黨的女知青们，不管她们如何清白，也会被人联想到是付出代价换来的，尤其比较漂亮的女知青。
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历史更有必要为后人所知。
见的太多了、
不说也罢···
怪虾一直霉
哼 什么上山下乡 说得好听 其实就是流放
阿拉宁波人
这些军队中以权奸污女知青的人,应该立即枪决,这些人与国民党军队有何区别!
阿拉宁波人
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无可奈何之举,什么贫下中农教育,改革开放后犯罪最多的就是农村来的农民!
原帖由 吓丝丝 于
13:47:00 发表
弄堂真小，贴子一出来就被荣誉居民明珠美女识破
——谁是刘翔？
此刘翔非彼刘翔。
【作者简介】
刘翔，男，日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近百万字。写此文时任《东方剑》杂志编辑、三级警督。
中等身材，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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