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半辈子的代价”-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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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期回顾 & && &&&
一位纪检干部的跌宕人生
“得罪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半辈子的代价”
本报记者 刘畅
中国青年报
有关部门出具的工作鉴定
所在单位的书面答复
&&&&60岁的张昕昕说话语速很快，说起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如数家珍。由于常常沉浸在自己遭遇的命运波折与不公境遇中，他时而伤心哽咽，时而怒目拍案。
&&&&由于长期从事纪检工作，他养成了每一件事情都做详细记录的习惯。文字工整，过程详细。
&&&&他曾经是北京市纪委、监察局表彰过的优秀纪检干部，担任过副处级领导，查办过一些案件，由于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被一些微妙的人际关系所不容，随后，迎来了宁折不弯的命运拐点。在正式上访申诉之前，他从事的工作是一所高校的学生宿舍管理员，每天在宿舍楼道里打扫卫生，清理垃圾。
&&&&第一天“上岗”打扫卫生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你把一个纪检干部的名誉全给毁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名纪检干部从事业的巅峰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宕起伏中，他又为何走上了上访路？
&&&&从信访到纪检
&&&&张昕昕，生于1952年，曾经在辽宁省开源市当过知青，后来参军，在铁道兵部队当了4年兵，复员到北京市工作。1979年，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做了8年的信访工作。“处理了几千封群众来信，承办过几百件市委、市政府领导交办的批件”，回忆8年信访工作，他感悟信访工作是“了解百姓疾苦”的渠道，因此也对无数上访者的遭遇寄予过深深同情。
&&&&后来，北京市委组织部抽调一批干部到各高校担任联络员，张昕昕被选中了。他记得，离开信访办的时候，同事们依依不舍，“小张，别走了，留下来吧。”一位领导诚恳地挽留。确实，由于经常自告奋勇加班，他给领导、同事们留下了良好印象。友好、团结的工作氛围，也让他有所留恋。但在张昕昕的心里，信访整天就是“打官司告状”，对于已经干了8年的他来说，渴望一个新的起点和工作环境。他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1990年底，张昕昕调入北京联大文理学院从事专职纪检工作。两年后，他担任了监察审计组副组长，副处级纪检监察员，并在1994年至2003年，担任北京联大纪委委员。
&&&&从事纪检工作之初，他渐渐发现，这个工作的特点就是“得罪人”。“社会风气不正，人际关系复杂，得罪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圈子人，甚至是背后的领导。”张昕昕面色凝重。
&&&&查办某校办公司，证据扎实，相关责任人受到纪律处分，但一年之后，一位领导下令让张昕昕重写调查报告，硬将责任人的问题“拿掉”。
&&&&像公款私存、截留私分、干部搞传销等线索，张昕昕几乎过问一起，就得罪一批人。
&&&&多年后的一天晚上，他早已调离纪检岗位，只是一名宿舍管理员，一位曾经遭查办的干部跑到他面前大骂：“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当年整我。”
&&&&“谁整你？你想找茬报复吗？”张昕昕十分愤怒。
&&&&对方不依不饶，用手“刮”到了张昕昕的后脑勺，扒开他头上不多的头发，故意让秃顶“露”出来，以此羞辱他。
&&&&在纪检岗位上工作的日子里，有人公开威胁，有人暗中刁难，张昕昕只能默默承受。
&&&&日，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监察局发出《关于表彰办案有功集体和个人的决定》，称在反腐败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办案，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并要求“以他们为榜样，积极投身到反腐败斗争中去”。
&&&&张昕昕就在表彰之列。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监察局颁发的“荣誉证书”称：张昕昕在办案中作出显著成绩，荣立三等功。“这种荣誉，一般人不愿意要，得罪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半辈子的代价。”张昕昕说。
&&&&命运的拐点
&&&&1995年，北京联大党委撤销了学院一级的纪委，使得张昕昕一夜之间失去了“组织”。
&&&&撤销了纪委，各学院设一名专职纪检监察员，张昕昕有一种被“吊”起来的感觉。“没有机构、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室，没有相应职权，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他开始反映“体制不顺”的问题，没想到，得到的答复竟是“就这种体制，能干就干，不能干自己找地方调走。”
&&&&寒意袭来，性格耿直的张昕昕经历着更为严峻的人生考验。随着再一次的“人事制度和机构改革”，张昕昕的专职纪检员岗位也被撤销了。一位领导当面对他说：“你不适合当干部。”
&&&&竞聘其他岗位，不出意料，他落聘了。
&&&&落聘后，张昕昕问领导：“我是因为机构精简下来的，还是表现不好下来的？”
&&&&“是根据群众测评和票数多少来综合考虑的。”
&&&&“我愿意听群众意见，以后改进工作。”
&&&&“群众的反映不能对你说。”
&&&&“哪个人背后能没有反映呢，有人无事生非也当成群众反映？”
&&&&张昕昕怒了。
&&&&几经周折，在北京市教育纪工委领导的再三过问下，张昕昕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
&&&&还是一样的嫉恶如仇，还是一样的“眼里揉不进沙子”。由于向上级反映“干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他再次得罪了人。
&&&&到图书馆仅仅一年多以后，他在一次“改选”中落选了。这一次，他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做管理员。不过，他还不能算“后勤”的人，而是“借调到”学生宿舍的。
&&&&在学生宿舍扫地、打水，甚至在几个学生宿舍之间来回“检查卫生”，后勤聘来的两名合同劳务工，是真正的“宿舍管理员”，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干部”，只能不断恳求他“别瞎搅和”，不要影响了他们的工作量和奖金计算。
&&&&“这种耻辱我无法忍受”，被安排“管理宿舍”之后，张昕昕来到北京市纪委，开始了“上访”，越级提出控告申诉，反映自己遭受的“被打击报复问题”。一位以前熟识的纪委领导了解他的情况，含着眼泪说：“纪检干部怎么能到了这个份上，还是先借调出来吧。”
&&&&境遇会因努力工作而改变？
&&&&2005年9月，张昕昕暂时离开了学生宿舍，在北京市纪委的安排下，他被借调到北京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在该办公室督查组工作。
&&&&一年多时间里，张昕昕得到了特殊意义上的保护，他工作得更起劲了。
&&&&北京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张昕昕同志工作鉴定》称：“一年多来，他共办理领导交办的各类非正常访案件86件次，办结率为100%，起草制作各种文件256份，共计55000多字。”
&&&&鉴定称：“在下乡期间，他带病坚持工作，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开座谈、查案卷、下现场、进矿山、走村庄、访农户，共检查督办了71件挂账案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和市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受到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在鉴定结论中，“市联席会议督查组一致认为，张昕昕同志表现优秀，不争名、不为利，在维护首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工作中作出了突出成绩，是北京市信访工作战线中的先进代表。请市纪委及所在单位予以表彰奖励。”
&&&&对此，曾和张昕昕一起在派驻工作组下乡工作的组长刘明耀认为，“张昕昕工作积极主动，认真细致，有自己的见解，也有一定办案经验，克服了身体不适等困难，带病坚持工作，应予表扬。”
&&&&然而，2007年3月，张昕昕结束借调，回到联大文理学院，等待他的，依旧是严峻的现实和没有丝毫改变的环境。
&&&&一位领导告诉他：“你是我们学院管的干部，不归市纪委管。市纪委不是我们的上级单位，他们的意见我们可听可不听。”
&&&&这回，张昕昕被分配管女生宿舍。张昕昕十分为难：“我一个大男人，管女生宿舍也不方便啊。”他回忆“尤其是夏天，女生穿得少，更让我难堪”。好在，女生宿舍管了没几天，就让他负责一个临时搭建的男生宿舍。
&&&&穿着工作服，脚上蹬着雨靴，张昕昕冲完水房冲厕所。走在校园里，他发现，跟自己主动说话的熟人少了，有人躲着他，有人见面不打招呼。此情此景，让张昕昕感觉自己“抬不起头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我犯过什么错误吗？”
&&&&无法实现的诉求
&&&&此后，他先后向北京联大党委、纪委，北京市教育纪工委，北京市纪委反映情况，多次寄送书面材料，也多次与各级领导面谈。但自己所在单位和直接领导的答复基本是他反映的情况“没发现”、“不存在”、“不可能”等。
&&&&比如，对于他提出“调回北京联大纪委工作”的诉求，官方的书面答复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做“不合适”，“如果张昕昕同志有交流调出的机会，我们将大力支持。”
&&&&在张昕昕看来，这样的答复，跟当初“能调走调走，没人安排你”的说法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因为是正式书面答复，语气变得“委婉”了。
&&&&对于他反映的导致进一步被打击报复的“图书馆党支部改选中存在的不正常情况”，领导的回复是“经查，尚未发现有违反组织原则和违反干部政策的事实，尚不能追究有关责任”。
&&&&持续不懈的努力，不断引起各级组织和领导“重视”之后，出现的唯一变化，就是所在单位终于承认并补发了扣发他的工资。比如，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委员会曾书面答复称，“关于扣发张昕昕同志考勤津贴问题，图书馆是按照学院和图书馆考勤相关规定执行的，并无不妥。”而在日，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委员会作出的“书面答复”称：“从目前调查核实的情况看，不存在对张昕昕同志打击报复和个人歧视的问题，但是学院在工资管理中存在纰漏。学校决定：再次补发张昕昕同志2006年1月至2010年2月期间工龄津贴和职务津贴共计6920元，因还要追回2006年2月至2007年3月期间多补发张昕昕同志的目标津贴2800元，实际补发张昕昕同志4120元。”
&&&&由于北京市纪委领导的多次过问，以及市纪委多次派人赴北京联大协调此事，张昕昕离开了工作3年多的学生宿舍，被安排了一个“闲职”——校友会办公室副主任。随后，他主动将这一职务交出，仍然期待着组织上能给他一个负责的结论。“十几年的艰难与苦涩，与纪检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个人付出了极大代价。每当我回想起这些苦涩甚至屈辱，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说起以往的感受，他异常悲愤。
&&&&至今，他坚持认为，有意通过改选、改革等名义，试图致他于死地的个别干部是“腐败分子”，存在“收受回扣”、“做假账”、“资金体外循环”等问题。而他的举报信和信访材料，至今石沉大海。
&&&&而官方说法和结论认为，所谓“改选存在非组织行为”的情况不存在，相关领导和干部都属于“正常工作言行”。他反映有问题的个别干部“没有违反规定”、“没有违纪问题”。
&&&&去年6月，张昕昕已经到了退休年龄。7月，他的工资已经按照退休人员发放。然而，他并不认可，因为没有任何人找他办手续，而且，他并不希望这样“不明不白地退休”，就是蛇年春节期间，他满脑子想的，依然是如何努力才能为自己“讨个清白”，维护“一个纪检干部的荣誉”。
&&&&“我的遭遇发到网上行吗？可是，网络方面我一窍不通。我是以自己名义发，还是整理改编后再用？能用真名吗？网上实名举报会不会影响已经得到举报材料的纪委、监察、检察机关办案？”张昕昕有一连串的困惑和疑问。
&&&&张昕昕认为，自己控告被打击报复问题，纪检系统的领导“非常重视”，是具体承办人给“办坏了”。“纪检工作，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不能常干，也不能在一个地方干，否则，后果就是连饭碗都没有了。”说到这，他感慨万千。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您好，分享的企鹅
50后60后70后 三代人被户口捆绑命运各不相同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这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该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从此，中国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那些年，为了追随一个城市户口，许多人付出了一生的精力。当一种身份、福利和未来被附着在一张纸片上的时候，这其中被人为割裂开来的差别，从一出生就烙在了不同的个体身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户籍捆绑。此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将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直接挂钩，由于身份的不同而被设定的不同未来，导致了许多家庭的悲喜命运。本报记者 贺小巍 实习生 李蕾 崔睿娜50后：户籍差异人生不同谈起50年代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付玉玲大多数时候都强调的是工作问题，就因为这个身份，她的前半辈子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因“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年近60的付玉玲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农村，尽管其父亲是印刷厂的职工，属于非农户口，但根据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因而母亲农业户口的性质也决定了付玉玲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一纸户口，造就了付玉玲的经历与命运。1957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甚至规定“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中学毕业以后，同学中的“非农业户口”可以拥有招工资格，而付玉玲唯一的选择就是返乡。“人家居民户口就招工，你农村户口就别想”，付玉玲用一口地道的关中口音说。返乡回家后，付玉玲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正是因为结婚，她错过了一个拥有正式工作的机会。“那时候我妹刚从学校出来，正好赶上接我父亲的班。而我刚结婚，错过机会了。结婚以后就出不来了……”付玉玲如是说。谈话中她的眼睛总是注视着远方，与记者少有眼神交汇，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从侧脸看去，她的表情并不多，只有那双文过的眉毛显得异常抢眼，散发着上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气息。付玉玲在家排行老四，除了妹妹外，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家里面唯一有正式工作的就是妹妹，当年接上父亲的班在印刷厂工作，一直到退休。付玉玲的丈夫也是农业户口，年轻时曾当过兵，但回来以后并没有被安排工作。谈起50年代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她大多数时候都强调的是工作问题，就因为这个身份，她的前半辈子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如今付玉玲在西安市的吴家坟公交站牌当志愿者，绿色的志愿者服，红色的帽子，再配上手中红色的小旗，这使得她和她的同事在人群中的辨识度很高。在这里，付玉玲每月可以领到1000块钱的工资，上班时间是上午七时至九时半，下午五时到七时半，每周日可以休一天的假。这份工作她已经干了将近两年，如今马上年满六十，根据规定，她不能再在这里工作了。“人家跟我说了，60岁就不让干了，我再干上几个月就走了”，付玉玲说。同为50后，李玉的人生经历则与付玉玲大为不同。坐拥城镇户口的李玉，17岁便参加了工作，在西安市某电力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直至退休。“我当时初中还没毕业，上了两年零两个月，单位在我上一届的学生中招工，名额没用完，于是就在我们70届中挑选了一些人去补充这个名额，我就很快很顺利地进单位了。”虽然已是花甲之年，李玉看起来却非常显年轻，烫卷的短发让整个人都很精神。61岁的李玉目前退休在家，和爱人帮儿子儿媳照顾6岁的孙子，安然地享受天伦之乐。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经历，只是因为户籍的不同，却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60后：三代人的换户口梦听闻户籍改革政策要实施的好消息，刘运平很激动，也有些许感慨：“愁了多半辈子的事情，政府终于要给我们解决了。”“辛苦了一辈子，还没能换个城镇户口。”53岁的刘运平无奈地说，一本普通的城镇户口，牵扯着刘运平半辈子的悲喜，也影响着他一家四口的命运。刘运平老家在内蒙古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子里，他的前半辈子都生活在那里，耕种几亩贫瘠的旱地，一年到头都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刘运平有个小他三岁的弟弟刘运安，很早就在县城工作，生活要比他好得多。“运安有城镇户口，早些年他家就能分到粮食，我们只能自己种着吃。”看到弟弟生活的改变，刘运平心中早早就有了个坚定的信念：要拿到非农户口。但在农村生活了许久的他并没有好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儿子小的时候，我经常教育他，要好好学习，考到城里去，在城里工作并拿到城镇户口，生活就能好得多。”2010年，刘运平的儿子儿媳怀揣梦想来到西安打工，用自己的积蓄做起了小本生意，渐渐适应了城里人的生活，但他们手中的农业户口仍然给不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归属感。2012年，刘运平的小孙子蛋蛋出生，给刘运平家平淡的生活带来莫大的惊喜，但也有不少问题随之而来。“儿子儿媳都没有西安当地的户口，当时办准生证特别麻烦，儿子来回跑了三四个月才办好，而本地户口很快就能办好。”刘运平告诉记者，从儿媳妇怀孕开始，家人就为这个孩子的将来做打算，但农业户口的限制使得这个孩子连在城里出生都困难重重。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子，2012年底刘运平离开了内蒙古老家，来到西安和儿子儿媳同住。刘运平介绍说，儿子儿媳的店面在沙井村，自己和小孙子住在杨家村的出租房里，两地距离较远。小两口为了省些交通费，平常都住在门店里，周末才回来杨家村一家团聚。刘运平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住的条件不好，但他心里最想要的还是能在西安落户。“儿子一家能定在这里，我就安心了”。虽然现在不再为城镇户专属的那几斤公家粮，但还是希望儿子一家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因为户口得不到解决，家里好多问题都困扰着我们。”刘运平说。去年11月，刘运平因胆结石住进医院，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住院十多天共花去八千多元，这让本就拮据的刘家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没有西安户口，我们没有医保，看病只能自己掏钱。”刘运平叹着气说，“同病房的病人，出院的时候能通过医保报销一大半，我看着特别羡慕。”一次手术让刘运平的腹部留下一道疤，也给他心里留下一道印。“还是城镇户口好处多，一定要帮孩子们想办法转成非农户，以后就会少很多麻烦。”刘运平告诉记者，前不久儿子申请到了居住证，这是他今年最高兴的事。“有了居住证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廉租房，我们全家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说到这里，刘运平的脸上充满笑意。他告诉记者，居住证是他们走向城市的第一步，小孙子渐渐长大，不久就要面临上幼儿园、上学的问题，自己慢慢变老，也需要一些社会保障措施的扶助，而一个西安市的户口会让这一切变得顺利。听闻户籍改革政策要实施的好消息，刘运平很激动，也有些许感慨：“愁了多半辈子的事情政府终于要给我们解决了。”有了好政策，刘运平一家将会享受到一些城镇居民的福利，刘运平期待孙子蛋蛋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一家人都享受医保，就像他说的“很快就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日子越过越好”。70后：命运被商品粮改写一个吃商品粮的梦想，将张夏的未来定格在了乡镇。如今他10岁的儿子，又开始了像他一样的奋斗历程，只不过这次不是户口，而是城市。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刚刚走出十年浩劫梦魇、百废待兴的华夏大地吹来第一缕春风。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通知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1985年7月，《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城市暂住人口管理制度走向健全，公民开始拥有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的合法性。同年9月，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颁布实施。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户籍相联系的一系列户籍权益逐渐调整而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户籍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和制约也大大降低。1992年底，国务院宣布自日起在全国放开粮油市场价格，停止粮票流通，户口与粮油挂钩的历史至此宣告终结。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农民也有机会通过高考改变自身的命运。对于70后来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已经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但两类户口所衍生出的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依然在一些人的身上留下了烙印。对于户口和身份，生于1976年的张夏，有一件印象特别深的事情。那是一个春天的中午，他和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镇上的同学和他的父亲拉着一架子车的粮食从粮站回家。车子上的粮食堆得很高，有当时颇为稀缺的白面和大米，还有各种杂粮。他问父亲：“我们为什么不从粮站买粮吃呢，在地里累死累活干一年，也不过就打那么点粮食。”他父亲告诉他：“那叫商品粮，不是谁想买就能买的，有城镇户口的人才可以拿着粮本去粮站买粮，我们是农民要吃粮就只能种地，你要是不想种地，那就好好学，考个身份当干部！”张夏就是从那天开始，认识了户口对于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张夏从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考出农门，换个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正是因为这个梦想，张夏发奋苦读了三年，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所中专。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父亲，他考上了，有工作了，以后就可以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可以有粮吃了。当时以张夏的成绩，其实完全可以上一所好的高中，读三年考个好大学。但是因为家里条件差，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所以张夏压根就没想过继续再读高中，而是满足于自己终于有了干部身份，有了一个城镇户口。可是让张夏始料未及的是，等到1997年他中专毕业的时候，一纸中专文凭已经完全在这个发展飞快的社会上没有了立足之地，用张夏的话说“几乎和文盲没什么差别”，后来费了好多周折，找了好多关系，终于被安排到老家一所小学工作。经过工作后的继续进修，张夏拿到了大专文凭，如今在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的张夏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掩饰不住的却是酸楚，“当年和我一样学习最好的一批学生，上了中专，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家乡工作，而当时学的一般，考不上中专只能上了高中的这批人，现在大部分都上了大学，有些在省城工作，差的也在市上，比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其实当时如果不是心里揣着一个吃商品粮的梦，也许我可能会选择上大学，或许会比现在有更好的成就。”一个吃商品粮的梦想，将张夏的未来定格在了乡镇，如今他10岁的儿子，又开始了像他一样的奋斗历程，只不过这次不是户口，而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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