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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球32位顶尖文案创意之道.doc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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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阕歌：中国流行音乐80年
　 日15:54 　 新民周刊　
/a/254.htm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发达的商业文化大背景下产生了走在世界前沿的中国流行音乐。那流传于灯红酒绿之所、风靡于大街小巷的“时代曲”，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曲曲弯弯、磕磕碰碰地重现在这片大地上，只是依附于“港台”的外衣之下。
世纪末的最后20年，两岸三地共同创造了华语原创音乐的繁荣景象，不管是“光辉岁月”的Beyond、“青春舞曲”的罗大佑、“北京一夜”的陈升，还是“一无所有”的崔健，都记录下了那些“闪亮的日子”，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音迹……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码下载的形式对唱片业带来冲击，“选秀”式的快餐音乐也使流行音乐陷入“唯商业论”的泥沼。
有人怀旧，有人愤慨。80岁的中国流行音乐，路还在自己的脚下。（钱亦蕉）
1931年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学员在住所弄堂合影，左起：黎莉莉、黎锦光、聂耳、王人美、黎明健、余知乐、白虹
邓丽君的柔美声音流进干涸的心田
刘欢曾经代表大陆原创流行歌曲的顶峰
罗大佑是早期滚石的象征
黎锦晖和中国流行歌曲
当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风飘进大陆，新一代年轻人以为流行歌曲来自港台。他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末，黎锦晖就开创了中国的爵士时代。“黎派音乐”造就了三四十年代老歌的花样年华和电影流行音乐的世纪辉煌。
撰稿／钱亦蕉（记者）
黎锦晖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陌生的，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他却是中国流行乐坛最红的名字，几乎人人都听过他写的歌。
中国流行歌曲发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洋杂处的上海，一般来说，黎锦晖在1927年创作的《毛毛雨》（实际由黎明晖演唱、录制成唱片则在1929年）被视为中国本土诞生的第一首流行歌曲，距今已整整80年。
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黎锦晖这个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却被当作是“黄色歌曲鼻祖”，而《毛毛雨》也成了“黄色歌曲”的代表。直到黎锦晖1967年在又怕又冷又病的情形下去世，“黄色歌曲”的标记仍如影随形跟着他。还好，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对待这位“平民音乐家”，黎家人也可以自豪地喊出：“他就是中国流行歌曲之父”。
《毛毛雨》的诞生
在创作流行歌曲之前，黎锦晖已经创作了多个儿童歌舞剧。他的音乐创作是从儿童歌曲开始的，那首至今广为流传的 “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就是黎锦晖最早谱写的儿歌。应该说这是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影响的产物，那时黎锦晖在北大旁听，参加了北大音乐研究会。当时有人把《孔子歌》配上日本国歌的旋律，让全国小学生唱，李叔同等人搞的一些学堂乐歌，曲调也都来自外国，蔡元培曾鼓励黎锦晖创作新歌。
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是受到兄长、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影响，黎锦晖早年积极参加国语统一运动。为了推进国语运动，他编写小学国语课本，而“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的理念使他进入儿童歌曲创作的领域。1921年，黎锦晖创作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至1927年，他总共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表演歌曲。与此同时，他还主编创办了儿童文艺刊物《小朋友》，这是中国现当代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期刊，他的大部分儿童音乐作品，都首先在《小朋友》上发表，《小朋友》与他的儿童歌曲一样流传甚广，连边远农村的孩子们都会唱。
“20年代初，他担任国语专修科学校校长，组织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演出儿童歌舞，目的就是推广国语。”黎锦晖的小儿子黎泽荣介绍说。“这些歌曲影响非常大，以后的作家、国家领导人，很多小时候都唱过这些歌。比如陈毅同志在部队里，就对我们的一个亲属说：‘你伯父的这些儿童歌我们从小都会唱。’”
西风东渐，当时的上海已露商业文明的端倪，但是却没有本土的现代流行音乐，街坊流传的还是一些民间小调，包括《十八摸》、《打牙牌》等淫秽小调。这时黎锦晖试图通过完善原有的小调曲调，并填入白话新词，来丰富平民歌曲。
1927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新型的黎氏教学法使学员在短短三个月便可上台演出。“一开始很少人来报名，当时对歌舞表演有偏见，很多家长觉得这是培养‘戏子’的地方，所以只招了三十几个学生”，黎锦晖遗孀梁惠方说。“他请来了留洋回来的舞蹈教师、歌唱老师来教这些孩子们。那时最出名的就是他女儿黎明晖。”
黎锦晖办歌舞学校不收学费，还包食宿，把自己的稿费都拿了出来。后来办不下去了，一来是因为经济方面入不敷出，二来是因为北伐成功，他在学校挂出了青天白日旗，这在租界是不允许的。不得已他改办“美美女校”，后又成立了“中华歌舞团”。
就是在这期间，他开始创作《毛毛雨》等几首成人流行歌曲，但还在团内流传，没有公开演出。随着“中华歌舞团”在南洋各地巡演，除了儿童歌舞剧、《总理纪念歌》外，黎明晖还演唱了《毛毛雨》、《落花流水》等6首“新型的爱情歌曲”。这些歌曲在国内印刷发行，两毛钱一个单行本，极为畅销。这是在都市歌舞升平的发达商业文化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流行歌曲，风靡于大街小巷，当时被称为“时代曲”。
1929年初，因经营不善，“中华歌舞团”在雅加达就地解散，黎锦晖、黎明晖父女流落南洋。为筹归国旅费，黎锦晖答应上海出版商，创作100首“家庭爱情歌曲”，以稿费来充路费。他就在新加坡绞尽脑汁写作这些流行歌曲，包括《桃花江》、《特别快车》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黎锦晖也一跃成为“流行歌曲”之王，一时洛阳纸贵。当时上海的百代、胜利、丽歌等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
在他之后，黎锦光、陈歌辛、陈蝶衣等一批词曲作家奏响了上海流行歌曲的时代之音，形成了中国流行歌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前繁荣。
几度“明月社”
除了是中国流行歌曲鼻祖之外，黎锦晖还是尝试商业化歌舞团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黎锦晖还在北京时，就成立了第一个以“明月”命名的乐队组织——“明月音乐会”。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活动，但“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的愿望和决心却从那时就开始了。
对于“明月”歌舞团体，黎锦晖是屡败屡办，孜孜以求。在“中华歌舞团”南洋解散之后，黎锦晖回到上海，重办“明月歌剧社”即明月社。1930年，明月社北上，在清华大学等北平各高校巡演，取得重大成功。随后明月社在华北、东北地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公演，黎派音乐真正红遍大江南北。在大连演出时，曾有日本东京戏剧界人士邀请他们去日本演出，但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黎锦晖婉言谢绝。
东北演出结束后，明月社再度陷入经营困境，负债累累。黎锦晖与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经理签约，为之灌录100张唱片，包括儿童歌舞剧和家庭爱情歌曲。此一百与之前的一百首歌，形成了“黎派”音乐的基础和核心。
为根本解决经营问题，专心创作，黎锦晖与联华影业公司合作，改明月社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流行音乐与畅销电影挂起钩来，明月社的很多明星也成了电影明星，比如黎明晖、黎丽丽、王人美等。黎锦晖的这个无奈之举，反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影歌双栖明星培养基地。1932年，联华影业停办歌舞班，黎锦晖再次打出“明月”旗号。这届明月社因时局变化和内部不和谐声音而迅速瓦解。1935年，黎锦晖还组织过第三届明月社，虽以新歌剧《桃花太子》28场演出博得头彩，却仍以负债关门为最后的结局。
学者孙继南认为，“黎锦晖是中国现代文化演出商业化的首创者。可惜他缺乏从商经验与意识，在商业性的演出中只想到演出效果及演员个人利益，忽略团体积累；他办学、组团，无条件地培养人才，却任其来去自由；甚至往后有人劝他与演员订立合同，他也以‘我不是商人’为由不予采纳。长此以往，虽然从明月社‘飞’出众多的‘金凤凰’，而在另一方面却注定了他个人在歌舞事业上屡遭失败的必然结局。”（《黎锦晖与黎派音乐》）
“黎家班”确实培养了一大批著名歌星、影星。明月社成就了中国最早的歌舞“四大天王”黎丽丽、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后来1934年上海《大晚报》举办中国首届歌星大赛，前三名——白虹、周璇、汪曼杰——全部来自“黎家班”，可谓“歌台尽是黎天下”。
梁惠方说黎锦晖好为人起名，周璇、王人美、王人艺、黎丽丽等的艺名都是他给起的。“周璇原名周小红，1931年联华歌舞班招考演员，原明月社的钢琴师介绍贫穷的邻居周小红来参加，那时她才12岁，人瘦瘦小小，又黑，一点不起眼。黎锦晖觉得她是标准的江南妹子，音域虽然不宽，但嗓音很柔美，就把她收下了，跟着王人美学唱歌。后来她演唱《民族之光》时受到观众喝彩，黎锦晖高兴地对她说：小红，特别是那句‘与敌人周旋在沙场之上’唱得好。于是就让她改名周旋，后又给‘旋’字加了个‘玉’字旁，成了‘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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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和批判之声
红男绿女、莺歌燕舞，一边是风靡和赞美，一边却是批评和禁演。
伴随着黎派音乐的成长，批评之声没有断过。一方面来自国民党教育部门，反对黎锦晖用淫秽小调重新填词，《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也因“黄色”几度遭禁；另一方面的反对意见来自留洋回国的“学院派”，包括萧友梅、贺绿汀、刘雪庵等人。有意思的是，虽然理论上“深恶痛绝”，但实践上他们自己也深受黎派“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影响而创作了《天涯歌女》、《四季歌》和《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流行歌曲，为三四十年代自上海刮起的流行音乐风推波助澜。
按照黎家人的猜测，黎锦晖越红越遭批的原因很有可能是黎锦晖名声过大而遭忌，那时候上海就是黎家班的天下，曾有出版社以“非黎锦晖作不印”为由拒绝出版其他词曲家的作品。黎锦晖自己就常在家里念叨：猪养壮了，该杀了。
梁惠方说，对于“黄色歌曲”的说法，黎锦晖是不以为然的。他觉得《妹妹我爱你》一开始是由小孩演唱的，是抱着娃娃对着娃娃唱的。而《桃花江》是流落南洋时写的，他说当时“每天傍晚我看到男男女女拿着吉他，在椰林里面唱歌跳舞，非常迷人，就想起家乡湖南的桃花江”。
当然，所有的批评都没有来自内部的批评那么振聋发聩。这里不得不提音乐家聂耳和黎锦晖之间的纠葛。聂耳也是联华歌舞班的学员，黎锦晖可以说是他的老师。“聂耳报考联华歌舞班时只有19岁，还不识五线谱，黎锦晖觉得他耳朵好，有天赋，就把他留下了，让他跟着王人艺学小提琴。聂耳要求跟黎锦晖学作曲，他是云南人，当时国语说不标准，黎锦晖说：‘要学作曲，先正音律’，建议他先学注音字母。聂耳很刻苦，做了很多注音字母的卡片放口袋里，每天都背，没几天就背熟了。他很有心，经常午后、晚上到黎锦晖家里，谈天谈音乐。”聂耳在黎家班共一年多时间，黎锦晖对他音乐基础和音乐风格的影响是勿容忽视的。一些专家认为，聂耳后来写的歌曲，包括国歌，都有黎派音乐的影子。
聂耳后来成为明月社的领导小组成员，1932年，外忧内患，国难当头，他化名“黑天使”公开发表文章批评黎锦晖和明月社歌舞——并非真刀实枪，“显了十几年的软功夫”。聂耳的反戈一击引起轩然大波，明月社内有人著文解释和责问，但黎锦晖并未正面回应。这件事当时以聂耳退出明月社而告终，但后来却对黎锦晖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使黎派音乐形成了被批判被排斥的基调，被左翼一直沿用到解放以后。
“传统中国文化历来就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其实，历史上亡人国者不是女人，更不是音乐。而是君主的所作所为。”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李锦秀撰文指出，“年轻的聂耳写文章反对黎的软性爱情歌曲。而黎以自己的独立自由的社会观、人生观、艺术观正常对待聂耳的对立。当时黎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把歌舞团办下去，团里的人怎样活下来。聂耳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难。市场，经济，艺术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由个人主观意志而转移。”
人们往往光看到、记得黎锦晖的爱情歌曲，其实他创作的歌曲种类很多，也有励志歌曲、爱国救亡歌曲。“九一八”发生后的一个月内，黎锦晖就在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上发表了《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和《向前进攻》3首救亡歌曲，后集成《爱国歌曲十首》由中华书局出版。联华歌舞班，也曾在1931年10月举办过声势浩大的“爱国歌舞表演”。当然节目内容还是未脱当时“娱乐不忘救国”的上海文艺界实际。他还编写过一本《俭德歌曲》，宣传勤俭的品德。
黎锦晖在1925年创作的《总理纪念歌》（纪念孙中山）是流传最为广泛的，“那时电台，早晨把这首歌作为开始曲，晚上播音完毕，又把它作为结束曲。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把它编入中小学音乐教材，至今在台湾，每当纪念孙中山时，还播放这首曲子，改名为《国父纪念歌》。”梁惠方介绍。
告别流行歌曲
黎锦晖和他的继承者们创造了上世纪三四年代上海流行音乐的辉煌，当时的中国现代音乐是与国际流行音乐接轨的。在1933年至1935年间，黎锦晖曾致力于爵士乐的研究，为舞厅组建乐队、编写舞曲。
“他曾经把《特别快车》编写成爵士风格，美国有一个爱灵顿公爵，也写了一个类似于《特别快车》的曲子。有一个学者叫安德鲁&琼斯，他以为是黎锦晖抄袭了美国人的爵士乐，可是查证以后却发现，黎锦晖所作比爱灵顿公爵还早了一年。”黎泽荣说。安德鲁写作《留声中国》一书，介绍说有在上海舞厅演奏爵士乐的乐手，学了一些黎锦晖受西方爵士乐影响的“时代曲”，回到美国又把它们译回“美国歌”。
虽然在上海市场如日中天，但是，黎锦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就告别了流行歌曲，“两袖清风返故乡”。他的离开与好友田汉的劝说有关，田汉预言上海必将沦陷，劝他早日离开，否则必为日寇所利用。“第一，黎锦晖当时太有名了，怕日本人利用他；第二，那时左翼已容不下他，他的东西一出来，就遭批判；第三，由于电影的流行，歌舞表演在上海市场的份额也在减少。”黎泽荣解释父亲当时的决定。
黎锦晖固然离开上海到了故乡湖南，后又转移到重庆大后方，甚至想过前去延安，做了很多与抗日救亡有关的事情，但是这15年的流行歌曲祖师爷的历史却始终挥之不去。由于“政治迫害、流派打压以及时代错觉”，黎锦晖遭到“救亡派”和“学院派”的双重攻击。解放后，黎锦晖遭到“封杀”，成人的东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儿童文艺。后来文艺出版机构还接到内部文件，规定黎锦晖的东西不能用。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人是盖棺论定，我是棺未盖，论已定！”非常凄凉。（张伟群《爱是黎锦晖后半生的秘密》）
50年代以后，不仅黎锦晖告别了流行歌曲，整个上海乃至中国也告别了曾经的“时代曲”。虽然对黎锦晖的批评不绝于耳，他自己也在音乐界声讨“黄色音乐”的形势下写过《斩断毒根彻底消灭黄色歌曲》，但是黎锦晖的心态不错，远离政治，看淡名利，靠写作为生，支撑一大家子。只是到1967年，“文革”爆发后不久，每日心惊胆战看着街坊和同事一个个被拖出去批斗的黎锦晖终于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许用火炉（杜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黎锦晖又冷又怕导致心脏病发作在上海去世。说到丈夫的死，梁惠方至今感叹万分，“还好，他在1967年就走了，没有受特别大的苦。”
李敖说，中国近世有“三大文妖”——刘海粟、张竞生和黎锦晖，都以超前行为而招来群起攻之，黎锦晖被正式解冻承认是最迟的。黎家人说，《辞海》的好几个版本，对黎锦晖条目的注解都不一样，一开始完全否定他的“黄色歌曲”，后来肯定他在儿童歌曲方面的贡献，但还留了一个“做过一些不健康的歌曲”的尾巴。直到2001年，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后，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关心下，才彻底重新评价。
50年代，香港拍摄了黎锦晖的同名歌曲电影《桃花江》，《葡萄仙子》和《特别快车》，在歌舞片《龙翔凤舞》中选用黎的歌曲《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使黎派音乐继续在香港流行。
其后，国语流行歌曲又唱到台湾，在《综艺》主持“流行歌曲黄金岁月”的张小燕开场白：从黎锦晖起，台湾流行歌曲有50年的历史。紫薇、蔡琴、邓丽君的出道，以及刘家昌一代的流行歌曲都是黎派音乐的传承。
当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风飘进大陆，新一代年轻人以为流行歌曲来自港台。他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末，黎锦晖就开创了中国的爵士时代。“黎派音乐”造就了三四十年代老歌的花样年华和电影流行音乐的世纪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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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邓丽君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不过我是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好——我今天虽然是个歌星，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把我所有的感情，所有的feeling，都用我的歌声表达出来了。内心的感受，不管是欢乐也好，寂寞也好，痛苦也好，我只是用歌声来表达的。”邓丽君如是说。
撰稿／王悦阳（记者）
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尚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自己赴京绘制英文版《红楼梦》插图时的一件趣事：正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束缚着他的创作思路时，忽然来了一群老朋友，手里提着一个“黑匣子”，并与之共同欣赏起了一首首与当时外部环境极不相符的“靡靡之音”。“怎么样？好听吗？”面对朋友的询问，木讷的戴敦邦心有余悸地回答：“唉！好听是好听，就是听不懂。”“哥们哎！别假装正经啦！这是邓丽君，唱的是国语．．．．．．”
正是这位“邓丽君”，逐渐冲破了这批经历“文革”的人们思想的围城。
也正是这个时候，邓丽君的歌声飘过了台湾海峡，在百废待兴的大陆迅速流行开来，吹皱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一只三洋盒式录音机成了当年青年男女最向往的“财富”；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如同当今的盗版片那样四处翻刻着，传播着，一发不可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众多酷似今天的“追星族”所喜爱的“明星卡”一般的卡片，唯一不同的是，印制粗劣的卡片上除了有着邓丽君永远不变的甜美笑容与温柔眼神外，还印着她那一首首脍炙人口作品的歌词：《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小城故事》．．．．．．
远在海峡对岸的邓丽君也许并不知道在这片曾经只有红色革命歌曲和八个样板戏的土地上，她的歌正如同暗流一般汹涌地传播于大街小巷。此时，27岁刚获得台湾最高荣誉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的她正忙于筹备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唱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香港地区、东南亚、美国……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与歌声。
邓丽君是成功的。1953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一个军人家庭的她，从小就展现了独特的歌唱天赋。13岁那年，邓丽君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以一曲《采红菱》夺得冠军。第二年她就从中学休学，加盟宇宙唱片公司，当年9月推出第一张唱片，正式踏入歌坛。1981年，她的5张大碟在香港同时获得白金唱片奖，彻底征服香港歌坛。
1983年，邓丽君来到全球流行歌手的梦想之地——拉斯维加斯“恺撒皇宫”，并成为首位在此签约演唱的华人歌星。1984年，在亚洲流行乐的中心，也是众多华人歌手的败北之地——日本，邓丽君居然势如破竹，其专辑《偿还》甚至在日本唱片流行榜上停留了将近1年，彻底刷新了日本乐坛历史纪录。次年，她又以单曲《爱人》连续14周蝉联日本广播“点唱流行榜”冠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入选日本红白歌合战，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可以说，邓丽君是迄今为止华语歌坛最为成功、知名度最高的歌手。她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其独特的演唱天赋和完美技艺。邓丽君嗓音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甚至可以在没有鼻音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音色轻柔舒缓熈钊俗琶浴４送猓邓丽君歌曲的歌词也很有中国味道，堪称雅俗共赏，加之她极为清晰的中文咬字，便愈加显得旋律优美，琅琅上口，永远给人一种甜甜的、纯纯的感觉，透着一种浅斟低唱的美妙境界。
在那个物质匮乏情感封闭的年代，这种婉转的浅轻之唱悄然慰藉了无数渴望滋润的人心。当时，国内到处充斥的是政治宣言式的歌词，加之高亢激昂的歌声，让人怎么听都觉得相隔甚远。而邓丽君此时的出现，可谓恰到好处。她的歌声甜美圆润，轻声细语，似在耳边呢喃，“七分甜、三分泪”的音质特征绝佳地展现了女子娇柔细腻的情感。她的外形也十分符合传统中国女性婉约温柔的特质，清澈的眼睛、乌黑的长发，传递出浓郁的古典美，与其歌曲相得益彰。同时，她的歌曲曲调简单纯粹，几乎每个听过的人都会哼唱，并且一唱就会，易于流行。对于年轻人，这是一种他们没有听过的完全不同于既定认知的流行歌曲，对于上一辈人，邓丽君演唱了很多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让他们有“久别重逢”之感。所以，她的歌就如此毫无征兆地又如此自然地流行起来，并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然而，邓丽君的歌曲真正从地下走到公开化却有着漫长的过程。她的歌曲一度被认为传递着颓废、没落、情爱等不良情绪，具有“资产阶级情调”，会腐化广大青年的思想，因而被斥之为“靡靡之音”，大加禁止。甚至还出现了将邓丽君的磁带与裸体扑克牌等进行统一查收的行为。
其实，在那个改革开放风云初起的年代里，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不安的躁动、嬗变之中。从人们对牛仔裤、喇叭裤非议，到《大众电影》封底灰姑娘与王子拥抱画面引发的争议，再到杭州《工农兵画报》刊登全裸少女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莫不如此。一场推动社会进步的大变革中，难免总会有着“新”与“旧”的争论，邓丽君歌曲被禁，亦是如此。
好在这样的争议时间并不长，不久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以及两岸交流的逐渐恢复，邓丽君的歌曲逐渐不再禁止，一度被查收的磁带、卡片也逐渐归还。1986年，河北电视台甚至播出了《邓丽君故乡行》的特别节目，引起万人争看的轰动场面；1987年，随着台湾解除了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令，《邓丽君自选歌曲225首》首度在北京发行，邓丽君本人亲自为之题词，这也是大陆首次公开出版发行邓丽君的作品。
从此，邓丽君的歌曲被更为广泛、公开地传播起来。一时间，大到广场、商店、舞厅、饭店，小到每家每户，几乎都在播放着她的歌曲。“邓丽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抒情方式：大陆逐渐恢复了“流行歌曲”的概念，并涌现了大批在舞台上模仿着邓丽君，并不断变换形体动作以及拿捏话筒姿势的大小明星；“歌星”这个沉睡了将近30多年的概念再次如火焰般地升上了天空，成为了大众的情人和膜拜的偶像；流行歌曲的旋律与歌词大幅度地代替了青年人的思维过程，传递着新一代的青春活力与进步思想……可以说：时代需要邓丽君，时代也造就了邓丽君。邓丽君用她那独特的柔美声音，唤回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温情与美好。
尽管邓丽君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42年，但她对于当代流行乐坛的影响，却始终没有结束过。即使如王菲这般具有强烈个性的歌手，当年却也是从模仿邓丽君起家的。1987年，16岁的王菲以“迷人小姐”为名推出了首张专辑，以翻唱邓丽君歌曲为主。通过这次惊艳亮相，王菲的歌唱潜质才被人发现，随后赴香港发展，奠定了当今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同样的，如果不是邓丽君的那首《甜蜜蜜》，陈可辛的同名电影也绝不可能获得后来的影响与成就。70后、80后乃至90年代生人，都将永远记得邓丽君那甜蜜中带着淡淡忧伤的曲调。
30年后的今天，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精神生活空前开放的年代，当我们再度回望邓丽君，她的歌声表达的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有着最真的本性：妩媚娇柔，甜蜜温润。然而，今天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人在怀念邓丽君？也许，在这个情感爆炸，压力倍增的现代社会里，不少人内心深处依旧期盼着能回归到从前那个简单而美好的纯情年代。于是，人们会不自觉地开始怀旧，并在怀旧中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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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邓丽君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不过我是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好——我今天虽然是个歌星，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把我所有的感情，所有的feeling，都用我的歌声表达出来了。内心的感受，不管是欢乐也好，寂寞也好，痛苦也好，我只是用歌声来表达的。”邓丽君如是说。
撰稿／王悦阳（记者）
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尚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自己赴京绘制英文版《红楼梦》插图时的一件趣事：正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束缚着他的创作思路时，忽然来了一群老朋友，手里提着一个“黑匣子”，并与之共同欣赏起了一首首与当时外部环境极不相符的“靡靡之音”。“怎么样？好听吗？”面对朋友的询问，木讷的戴敦邦心有余悸地回答：“唉！好听是好听，就是听不懂。”“哥们哎！别假装正经啦！这是邓丽君，唱的是国语．．．．．．”
正是这位“邓丽君”，逐渐冲破了这批经历“文革”的人们思想的围城。
也正是这个时候，邓丽君的歌声飘过了台湾海峡，在百废待兴的大陆迅速流行开来，吹皱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一只三洋盒式录音机成了当年青年男女最向往的“财富”；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如同当今的盗版片那样四处翻刻着，传播着，一发不可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众多酷似今天的“追星族”所喜爱的“明星卡”一般的卡片，唯一不同的是，印制粗劣的卡片上除了有着邓丽君永远不变的甜美笑容与温柔眼神外，还印着她那一首首脍炙人口作品的歌词：《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小城故事》．．．．．．
远在海峡对岸的邓丽君也许并不知道在这片曾经只有红色革命歌曲和八个样板戏的土地上，她的歌正如同暗流一般汹涌地传播于大街小巷。此时，27岁刚获得台湾最高荣誉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的她正忙于筹备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唱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香港地区、东南亚、美国……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与歌声。
邓丽君是成功的。1953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一个军人家庭的她，从小就展现了独特的歌唱天赋。13岁那年，邓丽君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以一曲《采红菱》夺得冠军。第二年她就从中学休学，加盟宇宙唱片公司，当年9月推出第一张唱片，正式踏入歌坛。1981年，她的5张大碟在香港同时获得白金唱片奖，彻底征服香港歌坛。
1983年，邓丽君来到全球流行歌手的梦想之地——拉斯维加斯“恺撒皇宫”，并成为首位在此签约演唱的华人歌星。1984年，在亚洲流行乐的中心，也是众多华人歌手的败北之地——日本，邓丽君居然势如破竹，其专辑《偿还》甚至在日本唱片流行榜上停留了将近1年，彻底刷新了日本乐坛历史纪录。次年，她又以单曲《爱人》连续14周蝉联日本广播“点唱流行榜”冠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入选日本红白歌合战，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可以说，邓丽君是迄今为止华语歌坛最为成功、知名度最高的歌手。她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其独特的演唱天赋和完美技艺。邓丽君嗓音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甚至可以在没有鼻音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音色轻柔舒缓熈钊俗琶浴４送猓邓丽君歌曲的歌词也很有中国味道，堪称雅俗共赏，加之她极为清晰的中文咬字，便愈加显得旋律优美，琅琅上口，永远给人一种甜甜的、纯纯的感觉，透着一种浅斟低唱的美妙境界。
在那个物质匮乏情感封闭的年代，这种婉转的浅轻之唱悄然慰藉了无数渴望滋润的人心。当时，国内到处充斥的是政治宣言式的歌词，加之高亢激昂的歌声，让人怎么听都觉得相隔甚远。而邓丽君此时的出现，可谓恰到好处。她的歌声甜美圆润，轻声细语，似在耳边呢喃，“七分甜、三分泪”的音质特征绝佳地展现了女子娇柔细腻的情感。她的外形也十分符合传统中国女性婉约温柔的特质，清澈的眼睛、乌黑的长发，传递出浓郁的古典美，与其歌曲相得益彰。同时，她的歌曲曲调简单纯粹，几乎每个听过的人都会哼唱，并且一唱就会，易于流行。对于年轻人，这是一种他们没有听过的完全不同于既定认知的流行歌曲，对于上一辈人，邓丽君演唱了很多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让他们有“久别重逢”之感。所以，她的歌就如此毫无征兆地又如此自然地流行起来，并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然而，邓丽君的歌曲真正从地下走到公开化却有着漫长的过程。她的歌曲一度被认为传递着颓废、没落、情爱等不良情绪，具有“资产阶级情调”，会腐化广大青年的思想，因而被斥之为“靡靡之音”，大加禁止。甚至还出现了将邓丽君的磁带与裸体扑克牌等进行统一查收的行为。
其实，在那个改革开放风云初起的年代里，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不安的躁动、嬗变之中。从人们对牛仔裤、喇叭裤非议，到《大众电影》封底灰姑娘与王子拥抱画面引发的争议，再到杭州《工农兵画报》刊登全裸少女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莫不如此。一场推动社会进步的大变革中，难免总会有着“新”与“旧”的争论，邓丽君歌曲被禁，亦是如此。
好在这样的争议时间并不长，不久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以及两岸交流的逐渐恢复，邓丽君的歌曲逐渐不再禁止，一度被查收的磁带、卡片也逐渐归还。1986年，河北电视台甚至播出了《邓丽君故乡行》的特别节目，引起万人争看的轰动场面；1987年，随着台湾解除了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令，《邓丽君自选歌曲225首》首度在北京发行，邓丽君本人亲自为之题词，这也是大陆首次公开出版发行邓丽君的作品。
从此，邓丽君的歌曲被更为广泛、公开地传播起来。一时间，大到广场、商店、舞厅、饭店，小到每家每户，几乎都在播放着她的歌曲。“邓丽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抒情方式：大陆逐渐恢复了“流行歌曲”的概念，并涌现了大批在舞台上模仿着邓丽君，并不断变换形体动作以及拿捏话筒姿势的大小明星；“歌星”这个沉睡了将近30多年的概念再次如火焰般地升上了天空，成为了大众的情人和膜拜的偶像；流行歌曲的旋律与歌词大幅度地代替了青年人的思维过程，传递着新一代的青春活力与进步思想……可以说：时代需要邓丽君，时代也造就了邓丽君。邓丽君用她那独特的柔美声音，唤回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温情与美好。
尽管邓丽君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42年，但她对于当代流行乐坛的影响，却始终没有结束过。即使如王菲这般具有强烈个性的歌手，当年却也是从模仿邓丽君起家的。1987年，16岁的王菲以“迷人小姐”为名推出了首张专辑，以翻唱邓丽君歌曲为主。通过这次惊艳亮相，王菲的歌唱潜质才被人发现，随后赴香港发展，奠定了当今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同样的，如果不是邓丽君的那首《甜蜜蜜》，陈可辛的同名电影也绝不可能获得后来的影响与成就。70后、80后乃至90年代生人，都将永远记得邓丽君那甜蜜中带着淡淡忧伤的曲调。
30年后的今天，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精神生活空前开放的年代，当我们再度回望邓丽君，她的歌声表达的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有着最真的本性：妩媚娇柔，甜蜜温润。然而，今天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人在怀念邓丽君？也许，在这个情感爆炸，压力倍增的现代社会里，不少人内心深处依旧期盼着能回归到从前那个简单而美好的纯情年代。于是，人们会不自觉地开始怀旧，并在怀旧中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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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乐与路 大陆流行音乐风云再起
西北风带动起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次原创高潮，原创开始成为中国歌坛的主流。
撰稿／王 倩（记者）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在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里典藏了25年的旧书，近日忽然在民间流传开来。这本1982年出版的小薄本，将近5万字数，定价两毛二，印了33030本，着重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地的被众多年轻人膜拜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带有太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它真实地记录了流行音乐重新在大陆流传起来的第一步——与旧观念旧势力的斗争。这本书真实记载了当年文艺界的一场战役，至少代表了当时拥有话语权的一代人的思维。大陆的流行音乐正是从这里重新起步。
流行与传统
改革开放给一度中断的中国流行音乐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一批带有强烈现代化色彩的商品以走私的形式进入广东并迅速影响到全国，如电子表、麦克太阳镜、喇叭裤、高帮靴，伴随着这些生活消费品一起进来的还有盒式录音机以及大批的港台录音带的传入。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在其著作《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中评价，正是盒式录音机的出现，使得大众音乐文化中出现了一个不依赖于统一传播渠道的个人化途径，自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音乐文化的格局。
港台音乐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流行音乐之潮，这就是令人记忆犹新的邓丽君风靡内地的时期。与她同时期的还有凤飞飞、徐小凤、蔡琴、齐豫、罗文和张帝、刘文正和奚秀兰等，到了1980年台湾校园歌曲开始风行全国。港台歌星们的录音带在民间开始大量地下翻录和地毯式传播，《何日君再来》和《夜来香》等再次走进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
民间涌动着的热潮最终还是顺应时代潮流，被有胆识的业内人士接纳了。最先萌芽的内地音乐是从正规音乐团体的民族或美声唱法里出来的，东方歌舞团因为要学习海外歌曲以便接待外宾，他们接触到了迥异于当时音乐环境的“新音乐”；海政歌舞团的苏小明率先向传统唱法发出了挑战，她唱出了《军港之夜》，但遭到了权威音乐杂志批评；民歌手李谷一在演唱《乡恋》时，使用了十足的带有“靡靡之音”色彩的“气声”唱法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一方面是听众喜爱歌曲风靡，另外一方面却是上纲上线的批判；作曲家王酩写出了《小花》，也被点名批评，开了批判会；真正应用流行唱法的程琳，更是经历了多次沉浮。
也有人挺身而出。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创作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作词张枚同），并带到了北京、上海的大中学校甚至幼儿园里，来为这些被认为是“流氓”才会喜欢的歌打抱不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露天剧场，大雨倾注，人们把衣服脱下披在头上拥到台前使劲鼓掌，为这首不曾听过的新歌表达出从来没有的感受。但是很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同样引起了激烈争论，它被定下的罪名叫做“用资产阶级音乐毒害青年”。而曾以演唱《白毛女》插曲而闻名的上海歌剧院著名歌手朱逢博也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起了《乡恋》，对北方的李谷一表示了坚决的支持。此前她曾在自己的专辑《雁南飞》（1981年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出版）中收录了自己演唱的《夜来香》，但不久之后遭媒体长文点名批评，专辑重版时只能抽掉了这首歌。
当时最走红的音乐更多的还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众歌曲传统的延续和拓展。内地自身的流行音乐还处在学习阶段，包括一些中年作曲家在内的音乐人悄悄地听着邓丽君告别音乐会的录音带，开始学习流行音乐的写作技术。金兆钧说，虽然有了录音棚，但没有人懂得流行音乐要用分轨录音技术，一旦录音还是乐队集体录制；当年东方歌舞团买了一个鼓机，但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编制打击乐程序的，只知道用手指头在鼓机上打出鼓点来，结果就这样拿着出去走穴演出，还场场博得喝彩，因为观众觉得太好玩了——这样一个小东西居然能打出这么热闹的动静来。
因为“流行音乐”这个词太容易让人想起30年代的那些所谓“靡靡之音”音乐，理论界中一些倾向于允许流行音乐发展的人在1984年左右提出了“通俗音乐”的称谓。从此流行音乐有了合法身份，与西洋传统唱法歌曲和民歌形成了鼎足三分之势。但是引发中国流行音乐大讨论的最初一批歌曲，包括李谷一演唱的《乡恋》、朱逢博演唱的《美丽的心灵》、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和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严格地说，它们只是我们向流行音乐跨越的过渡性作品。
全民“西北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4年全国音像业取得了令人吃惊的发展，300多家音像公司出现在各个城市，流行音乐作品销量猛增。1985年广州举行了“红棉杯羊城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开了流行音乐大奖赛之先声。同时大量的创作、编辑、录音、出版、表演人才纷纷聚集广州，并从中培育了90年代后活跃于流行乐市场的一代音乐人；北京也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摇滚乐爱好者，其中有崔健、孙国庆、秦奇、丁五、王迪等；朱逢博和李谷一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组织了轻音乐团，谷建芬组建了“声乐培训中心”，东方歌舞团也多方罗致流行音乐歌手，这些团体后来成为歌手出身之地。流行音乐已经拥有了控制市场的实力，成为社会的主流音乐。
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北京演出，票价为5元人民币，黑市票价却被炒到了25元一张。而在这一年北京市民的月平均消费为47．15元；1986年，台湾的罗大佑等人组织了港台60名歌星举办了献给当年“国际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音乐会；张明敏、汪明荃和罗文等香港歌手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所有这一切都刺激着内地流行音乐界，内地流行音乐正面临着从创作到表演上的一个突破契机。
这个契机通常被认为是1986年5月北京工人体育馆里，108名来自全国各地通俗歌手们参加的“让世界充满爱”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郭峰作曲，陈哲、小林、王健、郭峰填词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自此盛行一时，它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原创流行音乐的首次亮相。也是在这场演出上，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崔健演出了自己创作的歌曲《一无所有》。
但中国流行音乐最引人注目的高峰和兴盛时期应该是1988年，全国刮起了“西北风”。那一年最热门的句子是“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能代表那一年的歌曲自然就是《黄土高坡》和《信天游》。
广东音乐人谢承强创作的《信天游》出现在1988年中央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的伤感催生出的彪悍西北风情迅速感染了大江南北。谢承强在回忆当初的创作时说，“其实它的这种演唱情绪演唱风格是介乎革命歌曲和流行歌曲之间的。它两者都不是，设计得刚好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比这个历史刚好走前了一步。”
同样带有强烈西北风情的《黄土高坡》差不多同时期火热登场。在中央电视台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上，《黄土高坡》创造了一个几乎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杭天琪、胡月、安冬、范琳琳、田震和赵欣觎，得奖的六个歌手全部演唱了《黄土高坡》这首歌。“没法不火了，当时的电视媒体是很有限的，各家都在播大奖赛。这一届大奖赛几乎成为西北风专场，由西北风带动起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次原创高潮，原创开始成为中国歌坛的主流。”著名音乐人苏越说。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两部电视剧，一三五二四六错着放，一个是《雪城》，一个是《便衣警察》，而两部剧的主题曲都是刘欢演唱的西北风歌曲，于是全国人民足足听了两个多月的西北风。以唱英文歌出名的成方圆也搭过“西北风”的便车，“我不是很适合那种扯着嗓子喊的那种歌，但是那时候别无选择，因为你一上台，底下的观众都吆喝着《我热恋的故乡》，点歌。”甚至连姜文在《红高粱》里吼的那一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也是典型的陕北风。
在某种程度上，西北风集中释放了在流行音乐崛起过程中一代青年词曲作者的全部能量，表达了一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思索。1988年底，一场名为“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的大型演唱会召开，演唱会分为西北风、港台风、流行风三个主题，这是西北风歌曲最后一次集中出现。当强劲的西北风刮过，内地流行音乐的春天正踏着它的节拍走来。
羊城兴衰记
“（西北风）题材太局限，流行音乐毕竟是都市的音乐，和后来时代需要的格格不入；另外唱法过于激情，人不可能一辈子都这么吼来吼去的吧。所以后来就慢慢被“岭南风”所代替。”“岭南风”的主力音乐人陈小奇如此看待90年代初广东原创音乐之兴盛。
1991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在按惯例召开的产品订货会上，推出了公司新录制的男女歌手毛宁和杨钰莹的带子。当时歌坛的“甜妹子”称号归李玲玉所有，但杨钰莹的歌声一下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成为“甜妹子”的最新继承人；而毛宁唱响了陈小奇最知名的作品《涛声依旧》。
“当时毛宁还在唱歌厅，只是单独录了这首歌去电台打榜，立刻拿了当年的广州十大金曲。广东这边的歌厅都开始流行唱这首歌，但在全国还没有太大的影响。直到他走上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一夜之间红遍全国。”陈小奇回忆说。
这对金童玉女是90年代中国原创乐坛的扛鼎之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签约包装、解约换公司、改变歌路、负面新闻、重新出山等等——都是刚刚过去的一代歌手的写照。
经过80年代广州音乐茶座的洗礼，以及渐具雏形的唱片工业的发展，90年代初广东乐坛造就了一批可供包装的原创流行歌手。1992年广东率先在全国引进了歌手签约制度，最早兴起了“包装”的术语，出现了第一批“包装”的歌手。“中唱”、“太平洋”、“新时代”和“白天鹅”日渐成为广东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各自旗下都拥有一批重量级歌手和重量级的词曲人。所有与之相关的行业都盛极一时，“造星”工程得以不断深入。当红歌手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如甘苹的《大哥，你好吗？》，李春波的《小芳》，林依轮的《爱情鸟》，高林生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城市化，卡拉OK化，更加抒情优美，也更加含蓄”，陈小奇说。
1993年6月，陈小奇带着中唱公司的4个歌手去上海和北京做宣传。先到了上海，媒体反应十分平淡；但在北京，却一下来了70多个记者，媒体对广州的歌手签约制度特别感兴趣。之后广州其他唱片公司的歌手也逐渐开始北上推广，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带起了签约歌手的热潮。
但尚不完善的签约制很快出现了漏洞，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演出市场会是如此的火爆，而之前歌手和唱片公司赖以生存的唱片销量却开始萎缩。“盗版猖獗，唱片公司收不回成本；但演出市场上来了，歌手出场费忽然飙升起来。但公司并没有在演出方面拿到提成，变成了歌手在挣钱，公司在吃亏。”在陈小奇的记忆中，当时歌手们在一场演出中唱3首歌就能拿到四五万元，而唱片公司工作人员的月收入还在几百元，就连身为大唱片公司副总经理的自己月工资也只有1000元而已。
演出市场的红火让歌手们更加看好北京这个平台，“全国各地演出市场都起来了，但穴头们都在北京”；而中央电视台对流行音乐的涉足更是加速了歌手们对北京这块热土的眷恋，每一次亮相都有可能成为一炮而红的机会。
冲突和解约是1995年中国流行乐坛的主题。歌手纷纷北上，甘苹和李春波到北京学习后留在了那里；陈明转签了SONY北京公司；光头李进借着与北京中国之路网站合作《拥抱internet》歌曲而落户北京；林依伦、毛宁和周艳泓等人也都与北京的公司签约；当媒体宣告“广东最后一个一线歌手金学峰日前签约北京”时，曾经“雁南飞”的广东乐坛，此时已是不折不扣的人去楼空，留下的只有记忆中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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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谭张争霸到“四大天王”
流行乐坛的粤语歌曲辉煌
香港歌坛是音乐市场化的典型，这座东方之城将西化的流行音乐文化搬上货架、打上标价，用商业规则勾画出上世纪最后20年里鼎盛的粤语歌曲景观。
撰稿／吴 琦
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出现过一种全球流行歌坛罕见的现象，那就是，一种大多数国民所听不懂的方言成为了引领流行音乐趋势的主流声音。上世纪末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它真实地存在，并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这就是粤语歌曲。粤语歌曲也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代名词，它见证了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香港商业文化的兴衰。
究竟哪首歌是最早的粤语歌，还存在争议。1973年，“筷子姊妹花”成员仙杜拉演唱了由顾嘉辉创作的电视剧《啼笑因缘》同名主题歌，此歌也是香港歌坛第一首粤语剧集主题歌。同年，初出茅庐的郑少秋同样在TVB剧集《烟雨蒙蒙》中出演并主唱同名主题歌。而1974年由许冠杰演唱的大热电影《鬼马双星》同名主题歌则更是乐坛的重磅炸弹，成为第一首在英国BBC电台播放的中文歌曲，在当时名震一时，也最受大家对粤语歌起源的认同。
许冠杰，香港歌坛早期最著名歌手，他对于粤语歌曲潮流的创领是受到公认的。这位擅长翻唱英文歌曲的“莲花乐队”主唱，在1974年趁着影视领域的成功，发表了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这张唱片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10首歌曲中有6首原创，并且与粤剧腔加文言辞藻的老派粤语歌调形成截然差别。许式风格带着口语化的平民气，轻松诙谐的鬼马劲，改变了香港缺少本土流行音乐的现状。他的新式粤语歌，往往传达了小市民的真实生活、积极的励志倾向，以及独特而清新的情歌风格，这都成为他牢牢吸引住听众的巨大磁力。
同时，粤语歌盛行和香港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也密不可分。当时正逢香港电视剧黄金时代，大量粤语电视剧出现，高收视率成就了其粤语主题曲和插曲的迅速走红，并将这种新音乐潜移默化地植入普通百姓生活，让人喜闻乐道。郑少秋、叶振堂、关正杰、张德兰、叶丽仪、罗文、甄妮都因演唱热门剧集的歌曲而名闻遐迩。
香港歌坛是音乐市场化的典型，这座东方之城将西化的流行音乐文化搬上货架、打上标价，用商业规则勾画出上世纪最后20年里鼎盛的粤语歌曲景观。
如果把许冠杰比作香港的猫王，那谭咏麟就是香港的迈克尔&杰克逊。谭咏麟在历经温拿乐队与影视发展后回归歌坛，以情歌风格将80年代收归为谭咏麟的叱咤乐坛篇章，他是香港歌坛无可争议的标杆，更是群星追赶的目标。而在这场一群人对一个人的PK中，尤其以谭张（国荣）争霸的剧情演绎得最为惊心动魄。
张国荣出道于1977年的亚洲歌唱大赛，在演艺圈挣扎7年之后，1984年凭舞曲风格的“Monica”获得歌坛认可，并快速蹿升。他音乐表现力宽广，慢歌劲曲无所不能，与谭咏麟的平民亲和相比，张国荣的时尚感与表演才华呈现出另一种偶像魅力，80年代中后期他是最逼近前者的竞争者，谭张争霸也在此间全面爆发。
两强之争是唱片销量、奖项颁授、演唱会数量、歌迷狂热，以及媒体追捧的全线比拼。从1981年到1988年，谭咏麟推出13张个人专辑，张国荣11张。谭咏麟1986年万众同欢演唱会连演20场，1989年浪漫演唱会连演38场，都创造了同期香港演唱会场次之最；张国荣同年的演唱会数目分别是12场、33场。两人80年代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数量分别为：谭咏麟10首，张国荣6首。谭咏麟始终在这场竞争中占得先机。但两派歌迷却因此经常发生口水大战，非吵即骂，甚至肢体冲突。谭咏麟探望重病歌迷会遭致非议，被认为沽名钓誉；而张国荣也在生日当天遭到恶毒诅咒。在众多压力之下，日，第10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谭咏麟在获得第10座年度金曲奖座后黯然宣布不再参加任何比赛性质的奖项活动。一年之后，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
谭张争霸的实质是唱片行业商场较量的明争暗斗，是粤语歌曲鼎盛时期最著名的行销案例，也是香港歌坛激烈竞争的缩影。在这轮PK中，唱片业是最大赢家，他们大肆演练了明星包装、媒体炒作、市场宣传、巡演组织、商业运作、歌迷发动等众多现代娱乐业操作手法；在这轮PK背后，是更多年轻艺人坚定了比拼的方向，是更多商人看见了利润的丰厚与无限的可能。
年是粤语歌曲的鼎盛时期。香港歌坛不仅创造了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三大天皇巨星的辉煌，也给粤语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超强影响力。
由于利润丰厚、市场需求旺盛，当时音乐形式的多样和对主流细分市场的满足，都是现在所无法企及的。沿袭新浪潮电子风格的“达明一派”迷离妖娆，文艺气息浓郁，使粤语歌曲具有与欧美时尚音乐接近的特质，其1990年的《神经》更是粤语歌坛最著名的概念专辑；摇滚乐随着Beyond、Raidas、太极的成长，在香港找到了一条走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区瑞强用他的木吉他弹奏出城市民谣的恬静。在主流风格领域也有载歌载舞的草蜢、中西合璧的林子祥、书卷气浓郁的黄凯芹、演绎都市情感的林忆莲、大家闺秀般沉稳的陈慧娴……粤语歌曲在此时向全华语地区歌迷传达着好听好看的音乐信息。
粤语来源于古代中原地区的通用官方语——“雅言”，在汉语变迁中，粤语是至今最接近这种古代“普通话”的语言。粤语发音共分9声，音韵表现力上明显强于现在的普通话，这也使粤语歌曲更“动听”，在词作上更具有中文的诗词特征。虽然文化诉求与人文倾向薄弱，但是风格多样、产出高效。
香港歌坛的繁荣，还有赖于产业链的完整与高效。通过唱片业所产生的利润，在利益链中重新分配，并催生出更大的市场和盈利可能。评奖机制就是其运作体系里极其重要的一环。香港的电视与广播媒体都有自己的流行音乐评奖节目，而其中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是由香港唯一官方电台——香港电台，协同国际唱片协会（香港会）、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香港唱片商会举办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评选。这项至今已有29年历史的评奖活动，向来以公正客观闻名，有一套健全的评价与传播机制，正是它坚持不懈的推动，发掘了数百首经典曲目，使粤语歌曲成为全华语地区时尚的代表、流行趋势的引领。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引退，留下了王座真空。在争夺香港歌坛霸主的过程中，虽然张学友在歌艺上相对突出，却始终遭到刘德华、黎明、郭富城的阻击，四人的均衡演艺实力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经某媒体戏称为“四大天王”后，这个四分天下的舆论格局一直未被打破。他们四人在华语音乐市场里战绩彪炳，享受着全球华人对粤语歌的习惯性赞誉。
四大天王时代是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也是商业故技遭遇市场变化的困兽之斗。四大天王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以过多的外在元素诱引着市场的审美疲劳。随着内地市场开放，尤其是97香港回归，同时加速了香港艺人对音乐的国语化改造和港澳居民的国语趋同。所有艺人都开始练习普通话，推出国语专辑。港澳地区音乐市场生态在自己的变化中发生了改变。再想依靠粤语歌曲影响力争得华语音乐的掌控权力，已越来越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年里，原籍北京的女歌手王菲，完成了从无名之辈到天后歌手的跨越，也完成了粤语到国语的回归，更完结了粤语歌坛塑造歌坛至尊的情结。香港唱片业这架原本性能优良的跑车，终于要歇下来大修改装升级了。它在雄心勃勃地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一不小心被世界改变了。
“科技改变世界”这句口号，在唱片业的感同身受，是另一番惨淡景致。进入21世纪，音乐复制与传递的便捷，改变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音乐销售模式。粤语歌曲上一次所受到的冲击可以算作市场变化，而面对这场全球性行业寒流，只能感叹世事弄人。音乐销售的颓势削弱了本土原创的数量和质量，1989年张国荣可以连出4张专辑张张热卖，而如今香港一线歌手维持一年一张新碟已算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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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的日子
鼎盛时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完全是个人化的，它不是“晚会歌曲”，也不是商业社会里的陈词滥调，其间的社会动荡与生活体验包括大量真实的情感体验直抵内心。
撰稿／孙孟晋
一直以为两岸三地的华语流行音乐，要数台湾最高。无论是民歌运动，还是以罗大佑、苏芮为代表的黑色狂潮，乃至台语（闽南语）歌曲的复兴，在本土化与欧美文化的结合上都非常成熟。更令我辈难以忘怀的是：鼎盛时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完全是个人化的，它不是“晚会歌曲”，也不是商业社会里的陈词滥调，其间的社会动荡与生活体验包括大量真实的情感体验直抵内心。
在每个人的成长里都有听歌的经验，尤其是母语。我不相信有人曾经不被母语歌曲打动、折磨与留作记忆的。可以说，我是内地最早听到刘文正、叶佳修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批。80年代初，一个朋友经常带我到一个刚刚移居上海的香港人家里，那家人的孩子天天放邓丽君、刘文正的磁带，但我是误把刘大哥的“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当作“靡靡之音”的。
现在回溯起来，内地与台湾的流行音乐的起始与发展有不少共同之处。1975年，蒋介石的“驾崩”给台湾歌坛带来了起色，而差不了多久内地粉碎了“四人帮”；台湾摇滚的真正抬头是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而内地摇滚在走过一段压抑的日子后迅速蔓延，尽管动力是相反的；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高潮是现代民歌接替琼瑶电影的老套流行音乐插曲，而在大陆，流行乐在唱片业还未揭竿而起时也是靠电影、电视剧传播的，如李谷一的《乡恋》；巧合的还有各自略有不同的对民间文化的探索——台语歌曲与“西北风”的风行都在80年代末，自然前者是更自觉与更彻底的，而且带着政治目的。当然，在如今的“滚石”唱片也开始包装偶像派之时，内地歌坛也深受娱乐的大规模的恶性侵蚀。
几天前，一个在海外的友人突然对我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年纪的从大陆出来的人都靠听陈升的歌来摆脱孤独。我愣了很长时间，差点流下泪来。当时我想了很多问题，首先还是回到母语歌曲问题上来，以前我总是对在海外的绝大多数的留学生抱有成见——他们对欧美流行音乐的了解远不如大陆年轻人，但身处这里的人又怎知漂流在外的易感的心。母语背景在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一个在身边，一个在远方。那么在选择母语流行歌曲时，那些学子为什么没选择孙楠或者那英，而是选择陈升，恐怕最重要的是孙楠的歌词空洞无物，而不是心声的，内地流行音乐歌词（不包括摇滚乐）这样糟糕是很难有翻身机会的。再有陈升具有成熟男人的深层意味，他的恣情他的尝遍沧桑是很难找到第二人的，不是抬陈贬黄，黄舒骏尤其早期有不少学生气。一个是靠生命做音乐，一个是靠才气与人文因素做音乐，无论高低，两人都属于可以大写的。
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时代背景很明显，拿著名的李双泽扔可口可乐罐头来说，那天在他上台前，所有的人都是翻唱欧美歌曲，于是激怒了他，而这股风气迟早是要刹住的。滚石第一批唱片中的——陶大伟、孙越的《朋友歌》里有一句歌词就是一种呼应：“洋酒不比长寿（长寿：台湾本地香烟），清茶胜过酒”。这是社会动荡中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抬头，但民歌时代还是处在工业时代前的。而这一时期的田园文明的浪漫倾向几年以后就被黑色狂潮取代，以电影配乐为例，前者是以《欢颜》和《龙的传人》为代表的，分别有《橄榄树》和《捉泥鳅》、《龙的传人》等那个时代风格的主题曲。而电影《搭错车》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插曲则是具有工业化时代的批判精神的。罗大佑的横空出世绝对少不了这种社会背景里的使命感。这是大背景方面的，也有小的契机。如1981年陈达不幸身亡引起的震动使台语歌曲的摇篮形成了，孕育了不止陈明章一人。连罗大佑的《家》里的“青蚵嫂”也是台语哼唱，只是我一时无法考证罗大佑的“青蚵嫂”与陈达的台东调是否同出一辙。陈达先生在台语歌曲的贡献是实践了台湾恒春地区的各种民间曲调，并且生前命运坎坷。还有，我至今难以估量全球唱片大公司对台湾本土流行音乐冲击的副作用。
台湾流行音乐的成就也体现在国学的普及，很多音乐人的中文底子相当深厚。就从表面事例来讲，制作人李泰祥说：他能把那么多天赋极高的女弟子招至旗下是她们都热爱文学。还有民歌风潮的旗手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集》是为余光中的诗歌谱曲。再有就是1991年，水晶唱片为纪念台湾文学的先行者杨逵出了一张唱片，名为《杨逵纪念专辑&鹅妈妈出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有一个问题要特别说一下，台湾的摇滚从最高成就来看不如内地，一度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如薛岳早期的《摇滚舞台》的成就并不是很高，音乐形式相对是美国50年代的，他最令人心动的唱片是《生老病死》。由于摇滚唱片长期遭到禁止发行，曾经有过香港的“达明一派”横扫台湾的演出记录。而Double X与“黑名单工作室”的出现则扭转了一些局面。尽管这一时期，欧美的重金属音乐在本土乐队中大行其道。
台湾流行音乐鼎盛时期的一大特征是女歌手的千姿百态，女歌手在民歌时代的表现甚至是阴盛阳衰的。也许，风骚于金韵奖的纯情女子占了绝大多数，论唱功有郑怡、齐豫（第二届金韵奖冠军）水准的也属凤毛麟角。据台湾乐评人分析：台湾女歌手女性意识抬头是因为一部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播放。不管怎样，你是不会将高歌猛进的苏芮与古典化的齐豫混淆的，你也不会把嗓音出众的潘越云视作随意、自然而露点破绽的小妹张艾嘉的。几乎所有女歌手都是个性突出，尽显美丽。这种个性化在当时的男歌手身上也随处可见。
我读过台湾很有名的文化杂志《诚品》，却没读过与其发生过关系的音乐杂志《摇滚客》；我聆听过第一支集体创作的乐队——红蚂蚁的音乐，却没有机会听第一支乐队——丘丘合唱团的唱片，尽管其创作由邱晨一个人包办。当台语歌曲复兴者之一朱约信早就用了艺名“猪头皮”；当伍佰对商业圈乐此不彼而再也不叫吴俊霖；当我在王欣家初遇赵一豪的唱片，而王欣不久开始叫棉棉；当罗大佑动人的情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对于培育过我们的成长，并让我们笑对人生挫折的台湾流行音乐，我们还有多少记忆？
最后想用陈升的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你在个不知名的旅店里睡去／电视里闪烁着马赛克的光影／想不出要拨电话给谁来安慰自己”。每个飘流在外的朋友，每个内心有过漂泊的朋友，是不会以如今的孤独来忘怀那些萌生理想火花的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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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石唱片，慢慢衰落的贵族
滚石，作为华语唱片的一个样本，书写着华语流行乐坛和唱片业的律动。
撰稿／陈 冰（记者） 施丹妮
滚石唱片也许只是一家唱片公司，但她曾经也代表着一个时代，她的全盛与低谷也正是台湾流行音乐走过的30年的写照。滚石简单的黄色箭标铭刻了一代人的青春激情与迷惘。从最早的民谣歌手到独立音乐人再到向市场妥协的偶像化，乐坛的起起伏伏中，滚石在历史中昌盛，也在历史中沦落。
民谣带来滚石
台湾早期的流行音乐主要是欧美歌曲的翻唱，自20世纪60年代起翻唱之风已在乐坛上盛行，欧美文化的印记存留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976年是台湾音乐的一个分水岭，1976年的一个可乐瓶让全台湾爆发了民谣运动，也让段钟潭、段钟沂两兄弟走上了他们的音乐人生轨迹。他们在同年创办了他们自己的音乐杂志“滚石”，杂志名源于两人对美国音乐杂志“滚石”的钟爱，在杂志运营伊始还是主要介绍一些西洋音乐，然而随着民谣运动的开展，他们已不甘于介绍外国的音乐——本土音乐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个打着理想印迹的未来蓝图已在两兄弟心中悄悄形成。
1980年，滚石有声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交由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BMG发行。滚石的成立，在当时新格、海山两大唱片称霸的市场下，代表着一种新生力量，充满现代流行意识。滚石成立之初便“挖”来了民歌时代极具影响力的歌手张艾嘉，当时年轻的罗大佑刚刚从医药学院毕业便被委任担当唱片制作人，在1981年推出了《童年》专辑。这张专辑是罗大佑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第一张唱片。
1982年，罗大佑第一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由滚石出版，被评价为“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的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之乎者也》已不再是校园民谣式专辑，而更力于对现实的批判。面对社会的阴暗面，罗大佑发出了他源自青春，纯真，散发着荷尔蒙味道的声音。《之乎者也》这张专辑携带了大量摇滚的元素，引发的了乐坛的摇滚革命。之前滚石推出的陶大伟、孙越《朋友歌》专辑就已携带着社会反叛意识，在音乐中他们却大胆地吸取了Beatles的曲风，滚石的理念在这些专辑中逐渐显现。
滚石梦之队
有人说，滚石的队伍里，他们整体的烙印很“台湾”，或者说很“滚石”。台湾的华语歌坛享有教父地位的三个人：罗大佑、李宗盛、小虫（本名陈焕昌），都是滚石制造。而台湾其他名噪一时的男女歌手，也大都拥有“滚石”血统。这些滚石一手开发的艺人、制作人，曾经无数次地拒绝诱惑，始终与滚石共进退，最终成为乐坛中不可抹灭的记忆。
1987年，陈升经当时丽风录音室老板徐崇宪的介绍，进入了滚石。当时滚石的负责人已是曾经的摇滚青年张培仁。1988年，陈升推出自己的首张创作专辑《拥挤的乐园》，滚石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打出了三个字“反流行”。
这不仅是陈升的决心，也是滚石特色的人文音乐理念。这种理念让许多歌迷发烧友在一大堆唱片中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滚石制造”。一位滚石发烧友说，“当我们看见CD包装上那张圆圆的黄色贴纸上面写着‘滚石授权，原版引进’，我们就知道，那些歌一定不仅仅是好听而已，那些歌同时还教会了我们尊重音乐，尊重梦想。”
1989年，滚石引进了内地摇滚歌手崔健的早期专辑《浪子归》，同年，张培仁和制作人贾敏恕成立魔岩文化，集合内地的摇滚新势力在90年代初期相继推出了黑豹、唐朝、《中国火1》、张楚、何勇等人的专辑，取得空前的社会影响力，滚石的音乐内涵及领域进一步拓展，对许多人来说，它是内地摇滚的功臣。
滚石的地位开始愈来愈象征化符号化，就像张培仁所说的，它是个怀抱理想的公司，并且成功了。在90年代滚石已包罗了罗大佑、李宗盛、小虫、张艾嘉、潘越云、齐豫、齐秦、张洪量、张信哲、马兆骏、赵传、陈淑桦、万芳、辛小琦、周华健、黄品源、娃娃等等几十位华语流行乐坛的顶尖歌手，那时也是滚石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豪华的阵容，人文的包装，商业的拓展让滚石拥有了空前的辉煌。
当刘若英第一次走进台北光复路麦当劳楼上的滚石唱片公司时，看到的是衬着黄色底的八字口号“我在滚石，我很重要”。在流行音乐极速转变的30年间，滚石给了做音乐的人最大的心灵认同感。
贵族的没落
随着互联网的流行与科技发展，电子行业对传统媒介的冲击愈来愈盛。2000年后，盛极的滚石开始逐渐衰落。段钟沂承认，唱片市场在萎缩。老段面临的困境已不仅仅是“最近比较烦”，不仅仅是李宗盛那句“我问老段，这怎么办”的调侃能解决的了。
随着经济萧条市场恶化，滚石将旗下的各家制作公司整合，“龙卷风”画上句点，同年底，魔岩唱片的创始人张培仁离开魔岩。2001年，“魔岩”也画上了句号。其后滚石在北京成立了战国音乐，在上海也设立了发行部，转向内地发展。
时代变迁，滚石的中流砥柱纷纷淡出或离去。半年间光良、任贤齐、黄品源等5位艺人相继离开。而魔岩的关闭让1996年已签约的陈绮贞毅然决然地离开滚石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而伍佰离开滚石时说″离开滚石，是因为我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很感谢滚石，没有滚石就没有伍佰。”
在那些纷纷离开的背影后，滚石独剩了梁静茹和五月天两张年轻面孔。1999年签约滚石的五月天是个很滚石的乐团，它按照滚石“城市英雄”的路线塑造，年轻、流行、充满对现实的反叛。《人生海海》和《百万青年站起来》两张流传度极广的专辑迅速煽动起年轻人对理想的狂热与激情，然而2006年9月，五月天也自组公司“相信音乐”，离开滚石，并在之后挖角了梁静茹加盟。滚石真的只剩下了一个孤单的背影。
许多人指责滚石的滑坡是“理想的沦丧”，包装愈来愈程式化，音乐选择愈来愈偶像化，市场化。2003年，网络爆发了一场关于滚石未来的大规模讨论，一封来自网友的亲笔信引出了关于滚石未来的论战，而一些已离开滚石的老将也纷纷加入这场论战之中。
曾经的音乐总监杨忠衡说：“老段曾经支持魔岩、支持巨石、支持古典部门，甚至支持音乐时代，他何尝不想做些有想法的事呢？只是受限现实而已。我在滚石的时候常说，我们是在吃流行音乐的奶，先生存后求品质。”
滚石副总经理王方谷在回应信中痛心疾首地说：“是什么样的环境淘汰了魔岩？是消费者拋弃她还是她拋弃消费者？如果是一家可以赚钱的公司是不会被财务报表打垮的，音乐环境并不给她生机……若是不在这个杂乱庸俗的市场找到出口，如何奢言放眼未来。做音乐这条路是要走下去的，纵使环境险恶到令人沮丧。”
王方谷所说的环境便是便捷的网络下载带来的传统唱片市场的萎缩，当我们动动指头就可以听到某个歌手的歌时，我们何必驱车几里去唱片行买唱片。而愈来愈商业化的大众口味，也让滚石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经过长久的调整后，2007年7月，滚石唱片在北京宣布，与百度双方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共同拓展中国数字音乐市场，为中国1．44亿互联网用户提供华语音乐在线服务。其实从2000年开始，滚石便开始进军网络，找寻音乐产业未来之路。设立网站“滚石可乐”，力图透过互联网的方式来从事音乐的购买，付费下载MP3。然而由于盗版问题，版权难以保护，5年来总计亏损了1000万美元。而海外的一些子公司由于市场萎缩也接连亏损1000多万美元。滚石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拥抱数码时代，要么死亡”，她选择了后者。
面对昔日的光荣，听众选择缅怀，而滚石选择硬着头皮，走下去，对理想不是背叛，而是先选择生存。好在滚石的理念还在，她依然承袭了自台湾地区民谣时期老滚石的精神，虽然未来依然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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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一代人的打口唱片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想象打口片无端地被打一口的命运，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曾经被打过口子。这个有点创伤有点破相的时代应该在隐退了，因为网络时代已经来临。
撰稿／孙孟晋
说中国内地乐迷包括音乐人曾经靠打口唱片而了解了西方音乐，一点也不为过。打口唱片不仅影响了几代乐迷，还形成了一种文化。
没有什么比打口唱片（打口磁带）那样更物质同时又更精神的了。渴望与占有欲、聆听的迷惑与权威性，这一切都曾经使我们在夸张的境遇里激动过或者失落过。但在这背后，一个时代十分残酷地离我们而去，而打口片与主人情人式的关系也正以梦想破灭的方式淡出。
音乐，在开始时总是美死人的，后来不知不觉骨子里的东西发生了变化，至少某种音乐里的呼唤在某种人那里听不见了。当有人老是提醒我：我收藏的只是一堆废塑料时，我连感叹都来不及发出便感到那是一个无底的陷阱。真正热爱过音乐的人都会上瘾，都会让那些打口片很自然地使自己与外界隔开来。
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人，那些年我拼命收集，只为了在电台里播出一点特别的声音，尽管后来这种声音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整整十年我靠大量的打口唱片维持着一种骄傲，尽管我现在并不相信这里面还有多少尊严。还记得在打口片刚出现的时候，生活在诅咒边上的几个朋友联系我编黑色《摇滚》杂志，后来编出来了，很多人在传阅的时候，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美编老马。那时候我只是痴迷于电波，一个自以为有使命感的人对更年轻的人说我们要延长做梦，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科特&考本死了，不久便有朋友写科特&考本的书了。后来我才知道江湖高手们就在那时开始各占山头。而我辈仍然以打口片在争取自己内心的通行证。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想象打口片无端地被打一口的命运，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曾经被打过口子。这个有点创伤有点破相的时代应该在隐退了，因为网络时代已经来临。
很多人被称作打口的一代，我想已成历史的东西并非是真实的。曾经也有人称我为打口的一代，我去过打口的“源头”两次，只是为了多听到一些片子。1992年年底还是打口带刚冒上来的时候，记得在那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Grateful Dead和P．I．L兴奋得要死，同行的朋友后来成了摇滚歌手。第二次去是几年以后的事情，那个镇上除了到处有打口片以外，呆在那里格外得冷清，一到晚上只能在随声听里听刚到手的打口CD。
记得那里的打口片都直接堆在老板的家里，上百箱的打口片堆得高高的，一挑就是十几个小时。朋友，那年头为了一点片子我是什么苦都吃了！有过这种经历我才知道上海本地老板是因为吃不了苦才不干这一行的，而在这几年有一阵很火红的安徽三兄弟就是靠能吃苦才立住脚的。买片子和卖片子里有一种心理较量，但总而言之抢片子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我遇到过的外地同行没有一个比我挑片子快的。但在上海有一个人比我速度还快，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在挑打口片上花的时间足可以写十本书，但我真觉得什么书都没有挑打口片这本书来得惊心动魄和来得精彩了。
打口唱片改变了大陆摇滚乐的历史，也改变了不少个人的历史。我就是靠打口唱片在电台里做了一套又一套节目，尽管这段历史总有一天将不再被提起。
因为贫困才有打口时代，但最终要被埋葬；同样，因为成长才有听歌时代，但最终也要被埋葬。我相信有的人家里的打口唱片已蒙上了灰尘。打口唱片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好像是最后一个还能听到一点感人东西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的确是要被抛弃的。
打口片是不知道自己的痛楚的，但是我们与打口片一起的日子里却有很多痛楚，以及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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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周刊值得找下，可惜好像图片不多，网上看到的只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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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滚石发烧友说，“当我们看见CD包装上那张圆圆的黄色贴纸上面写着‘滚石授权，原版引进’，我们就知道，那些歌一定不仅仅是好听而已，那些歌同时还教会了我们尊重音乐，尊重梦想。”
滚石的唱片确实值得赞赏和收藏，大陆引进的滚石版也很优秀，看了才知道什么叫“原版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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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看了昨晚CCTV9频道的经典栏目吗?里面谈到了君姐.这一期节目是CCTV9系列节目[莫扎特密码]的一集,邀请了钢琴家刘诗昆、指挥家卞祖善、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画家陈丹青、舞蹈家沈培艺等著名人士访谈，在谈到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时，播放了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画面，响起了邓丽君小姐[小城故事]动人的歌声，沈培艺就讲他们这一代人都有“邓丽君情结”，钢琴家刘诗昆谈到他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坚持与邓小姐通信，现在那些信都好好地保存着。
看了这期节目，我真的很高兴，要知道，涉及莫扎特的节目，流行音乐方面也只有咱们君姐有这个资格了。哈哈1还有，希望什么时候出一本邓小姐的书信集，那对于了解邓小姐将会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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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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