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西装的头像男人手放在脖子上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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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2月25日放假暂停客服服务【导语】25年前的今天,日,胡耀邦逝世。
以后的每一年,人们都会自发地怀念他。怀念他的善良和率真,怀念他努力让中国回归“常识”的过往。
这“常识”就包括对穿衣打扮的观念。一个时代的变化,不仅体现为政治形态、经济形式的变化,更是基于文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这一点来看,后人无论如何感念胡耀邦的远见和勇敢,都不为过。
●胡耀邦带头穿起西装,身后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大势
25年前的今天,一个老农蹲在从湖南到北京的列车车厢里哭泣。面对列车员的询问,老农大哭:“我弟弟耀邦死了!”
胡耀邦生前穿西装的最后一张彩照,第一次用在了追悼会上。
胡耀邦生前爱穿西装,并以身作则地鼓励人们穿西装。据儿子胡德平回忆:“父亲50年代去苏联、罗马尼亚就穿过西装。他觉得改革是必然的,社会习俗、生活习惯的改革必然要发生。”
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亟待拨乱反正的特殊时刻。
虽说“四人帮”已被粉碎,但政治形势依然严峻。在这样的特殊时刻,胡耀邦开始“走在潮流的前面”,穿起了西装。
中央党校的学员董济民在日后悼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道:“有一天,我们一些学员在校园遇见胡耀邦同志,就闲聊起来。胡耀邦同志穿着一身西装,有学员就说:胡副校长,你穿着西装可真精神呀。胡耀邦同志就笑了,说:‘你们年轻人也可以穿嘛!东方人穿西装,西方人也可以穿中服。毛主席还提倡向西方学习。好的东西都可以学,尤其年轻人更应如此。’”
再到80年代初的中国政坛,那是个新旧交替、政见纷争、党内认识不统一的特殊时期。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
处于最高领导位置的胡耀邦,面对的是法制不健全和人治社会形成的强大习惯势力,他本人也常常成为被批评、责难的主要目标。
在来势不小的批评面前,胡耀邦决定用事实来回答。日,胡耀邦带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走出北京南下,到被说成自由化泛滥、精神污染严重、搞资本主义的深圳特区实地考察。一直受到非议批评的广东省委、省政府,对胡耀邦一行的到来喜出望外。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当即表示要陪胡耀邦一齐前往。
新华社深圳支社原社长何云在《1983胡耀邦在深圳:从穿西装说到观念变革》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8日,待大家都坐下来后,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快人快语:我这个身材穿西装可能不大好看啊。笑声中有人接话说,西装这种服装老少咸宜,什么身材穿西装都显得有精神有气派。胡耀邦听后立即说,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一席事前谁都不曾预料到的、看似即兴却蕴含革新意味的话题,使会场一开始就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气氛。大家体会到总书记提出转变观念的要求意义深远。”
●衣着在政治上向来不是小事
胡耀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穿西装的最高领导人。从中山装、西装到如今的休闲装,领导人们的服饰,就一部国家的发展史。
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引起世界瞩目。此后,到处是中山装的“海洋”,不分党派,不分年龄,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甚至不分男女,人人都喜欢穿着中山装。
领袖的服装是一种含蓄的政治语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长乔冠华将率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出发前夕,周恩来特别要求:出席正式会议时,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
文革十年期间,国家领导人、外事干部在对外交往中,都是清一色的灰色中山装。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马保奉回忆:“1966年,外交部规定,男同志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不准穿旗袍。
在国内中山装成了唯一的正式对外服装。1966年8月我到礼宾司上班,买不起对外穿的服装,便从部里借了两套对外穿的中山装。不过,当时在驻外使馆并不那么严格,例如1972年,我国驻法国使馆工作人员、留学生中也有人在有限的外交活动中仍穿西服。”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中国领导人仍穿中山装,但是已有少数出国干部换上西装,1980年,外交部解除禁令,在外交活动中男同志既可穿中山装,也可穿西服。
1983年11月,胡耀邦访问日本身着西服亮相,这被外界视为培养开放意识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
●胡耀邦的表率,引领普通人脱离意识形态桎梏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就曾提倡女青年穿花裙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他的罪状之一。
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穿衣戴帽怎么会与阶级属性挂钩?提倡“女青年穿花裙子”为何就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
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讲究衣着打扮曾被视为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政治生活全面侵袭私人生活领地的时代,任何与穿衣打扮有关的物品都不可避免地成了被鞭挞的对象。1966年“文革”开始,西服作为“四旧”被禁穿。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销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这一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日常生活。70年代买布需要凭布票,蓝色咔叽布套装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着装,军队则是绿军装,这种抹杀个性的政治化服装时尚被推向了极致。一时间,中国人的着装被外国人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灰蚂蚁”,乌压压的一片。
1978年的一天,在北京的大街上,一个老外身穿黑色毛料大衣、脖子上随意搭条围巾,手插在兜里,气宇轩昂地走在一群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国工人中间,衣着及气质与工人形成了鲜明反差,这是皮尔o卡丹第一次来中国。第二年的4月,他在中国举办了第一场服装表演,这场表演让文化宫工作人员有些“眩晕”:跳跃的颜色,晃眼的女模特。皮尔卡丹是以外贸部的名义请进来的。那时候还需要公安部批准。当时外贸部的党组还进行了讨论:“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都拿不准,怕惹麻烦。”
1978年以后,街头爱美的女孩,开始动心思,头发过一点耳朵,裤脚放开一点。这点爱美的小心思还要防着被别人看出来。有些年轻人胆子越来越大,喇叭裤、大鬓角慢慢流行起来。喇叭裤和墨镜是学琼瑶电影里的秦汉。外国电影里的年轻人提着手提录音机在街上走。影片播放的第二天就能在大街上看到小青年提着家里的大录音机在街上逛。这种时髦顺理成章地引起了非议,关于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议论。
改革开放以后,在胡耀邦的表率下,西装很快就在中国百姓中普及起来。女性们也穿上了西装套裙,流行于欧美半个多世纪的职业女性套装,也受到中国女性青睐。随着对文革极左思潮清算的深入与扩大,中国人开始认同这样一个道理:美是没有阶级性的,穿衣戴帽与意识形态的健康没有任何关系。
(凤凰新闻客户端编辑 王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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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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