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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跟帖排行吴德自述：1976年天安门事件真相（组图）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天安门广场的人群
天安门诗抄
　　1976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
　　1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4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
　　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周恩来逝世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
　　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渲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4月4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
　　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
　　&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曾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
1976年&四五&运动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我还说：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是同意这个建议。
　　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1976年&四五&运动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做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1976年天安门运动时的群众
　　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提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免了提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4月8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见报的广播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请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4月5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4月8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1976年&四五&运动时期的群众
　　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1976年&四五&运动时期的群众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来源: 《百年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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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基本法则
命运就是今生的应受果报串起形成的一条路。轮廻也好，命运也好，它的运行只依照两个基本法则，周而复始，无余众生悉被纳入其中。这两个法则是轮廻的根本依据，在其面前，众生一律平等无有差别。
其一就是宇宙第一定律：因果定律，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定律是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都要遵循的一个铁律,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断因果关系的循环。所以今天你对婆婆不好，种下恶因，来世有可能你就会夫妻关系不好，得到恶果，前世杀生太多，今世就有了病痛缠身。同时有了因，那么就必然要结果，哪怕是超级力量也不能凭空在果没有形成的时候将其抹掉。所以如果你前世作了很多坏事，应得血液病的果报，那么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其发生。即使你得到超级力量的垂青，替你挡了今生的恶报，那么来生你也一定要还。当然如果有人或其他力量愿意替你抗这个果，这又涉及到你的福报，另一份因果，算法虽然复杂，但一样遵循着因果定律，而且最终你种的因应得的果是一定要结的。
其二就是天理。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并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天理实际上是一套管理制度，详细地规定了什么因得什么果，多少因得多少果，什么时刻得果。天理不但规定着个人的因果报应，也规定了一个地区，一个朝代，国家甚至一个世界的因果报应。天灾人祸就是共业的恶的果报,温室效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切都在天理的范畴之内。 所以一个人在某一刻作了一件坏事，动了一个恶念，依照天理会立刻自动排列所应得的果报，转化成业障定于下一世的某年某月某天发生，同样善事功德也一样会自 动排列到某一特定的时刻得报。
所以我们每一刻的所思，所念，所为种下的因，依照天理的规定自动转化成按得报时刻排列好的果，这条线连起来就形成了下一世的“命运”。很多时间我们并没有干 什么好事坏事，排列中就有许多接近空白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一生太多的时间都在等待，等待上学，等待考试，等待毕业，等待遇到心仪的人，等到 事业的转折，机会的到来，等待孩子出生，无尽的等待，荒废了时日，荒废了人生。往世的业障是如何带到今生的
我们经常听到特别是西方教义中总是说每一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是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一个刚刚出生的纯洁的婴儿会有罪? 罪有是从哪里带来的怎么带来的哪? 在众多的听众解答案例中,有好几例都是年轻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三年时间里没有睡过一个整宿觉,孩子得湿疹并有夜间惊醒.这种情况就是对原罪论的一个最好的栓释。实际上人界的每个人都有业障，而业障就是所说的“罪”，没有业障的就不会出现在人界。所以说原罪论是正确的。
当应得的恶果一经天理排列转化成业障，就象一个计算机程序记录着所有的信息潜伏在人的灵魂上，从图腾上看就是在某一特定部位的一块黑气。坏事作了一件又一件，灵魂上的黑气就东一块西一块。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这些黑气会和灵魂一起带到今世，并在拟定的时刻发生作用。这就是业障随行的方式，也就是“如影相随 ”。当一个地区国家的人不行善而专造业，那么就会同样形成黑气，而影响天时地理，而得恶报。
业障在没有发作的时候，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哪？不但有，还很大。灵魂上的黑气就象腐蚀性液体一样时刻侵蚀者我们的机体，阻碍气脉的流通，压迫我们的神经，影响 我们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所以有的人的病是由灵性引起的，而有的人是因为业障缠身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卢台长会区分灵性病和业障病。
业障只有两种变化，要么被抵消掉，要么变成灵性发作出来。而灵性则有可能是业障转化的，或外部来的。问题在于既然业障是一份因果关系中的果，应该不可以被抹掉，那么为什么会被抵消掉哪？什么可以抵消这个果哪？
修佛拜菩萨念经为什么可以消业障
业障是一份因果关系中的恶果，同时它是你种的因所应得的果，那么除了你用另一份善因果去抵消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它。而善因果就是功德，所以功德可以抵消业障。（详见“白话佛法”类《善事于功德的区别》）
修佛修的是什么？修的是心，修出清静心，分辨心，善心，平等心，慈悲心，去除妄心，贪心，嗔心，痴心，执着心。大家都知道善恶就在一念之间，只有把心修正了修善了，才能保证不种恶因，从而避免恶果，所以修心为修佛第一要旨。
念经拜菩萨，并不是说菩萨就把你的业障消掉了，而是因为念经拜菩萨就是功德，“果报不可思议”，“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但正常情况下，功德会按天理的规定自动排序，不会主动去抵消某一个业障。而每当你企求菩萨慈悲，保佑你工作顺利，爱情如意等，菩萨可以动用神通慈悲用你的功德去抵消那一个特定的阻碍你事业或爱情的业障，从而使你变的顺利。你的功德和菩萨的慈悲神通缺一不可，但基础还是你自己的功德，一份善果去一份业障。如果有人只是拼命祈求菩萨而不作功德，不念经，那么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你。如果业障深，功德浅，所求同样不会成功。
如何应用的我们的生活中
明白了这一切，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抓紧时日，利用每一分去修心积累功德。同时因为明白了功德和业障的深浅关系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可以针对自己的业障程度制定 相应的短期修行目标：业障深的，平时总觉得什么都不顺，求菩萨念经很多但还不变好，这就是业障缠身阻碍非常。集中精力消业障，多念小房子。业障浅的，一念经就有感觉，求菩萨每求必应，那么就是本身有功德有修行，就要提高要求，修心积累功德最要紧。
理解了这些道理以后，希望大家就能认清自己的命运是怎么形成的，不要在怨天尤人，推卸责任，而是放下包袱，专心修行，把所有等待的时间都用在念经修功德上，那么即使来世还在人界，那我们的每一天也会尽是好的果报，象生活在天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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