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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2015年 新年快乐哦 哈哈哈 主题新年高清视频素材舞台LED背景编号：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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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语 文期中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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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我要找到你，王康
&&& 今天，是我最兴奋的一天，因为我找到了“梦里寻他千百度”、“踏破铁鞋无觅处”、“千与千寻”的王康！怎么能不激动？甚至有点语无伦次了。
&&&别人一定奇怪：怎样的一个人让你这般痴迷，急于找寻？其实，我与王康毫无关联，素未谋面，但自从第一次读到他的文字，我就认定了这个人，铁了心似的，在鄢烈山主编的《白纸黑字》一书中王康的名字旁边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我要找到你”。
&& 在网络上搜寻王康的资讯、动态，文章、影视作品、讲座和视频，无数次被其神奇的大脑、独到的见地、才思所折服！甚至曾托人去重庆打探他公司的地址，可是，我无法找到他的真人——那个有着一颗硕大脑袋和列宁一样相貌的独立思想家，向他亲口表示我对他的景仰，“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今天，多么奇妙的一次机缘，让我辗转能够“结识”到王康先生的好友，在野夫先生的博客中无意间看到了王康的相片，真是天意怜人！
自此，我开始相信缘分，自此，我开始相信金诚所至金石为开。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怎样的一些文字？
以下引用的这篇文章中王康在八十年代所写的“普通人文学社宗旨”就是让我沸腾、将我点燃的“导火索”……不用再说什么了，和我一起，一字一句将这篇伟大的文章读下去吧。
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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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路与去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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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西南师范学院“普通人文学社”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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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
那份从孔子以来未曾改易的圣贤气象，那份君子情怀，志士风骨，书生本色，其中无量数的颠沛、磨难、苦情、隐痛、寂寥、苍茫，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悬望，我们只能永远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1982年春夏之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78级200余名同学正面临毕业分配。彼时，我对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文科教育，早已不抱希望，对考试、分配之类更是不感兴趣。
中文系在两年前的1980年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取名“普通人”。这是1957年后这所西南地区最高师范学府第一个学生文学社，从社名到社长一律投票选择，从成立到解散没有任何官方背景。
我被选为首任（也是末任）社长，因为我曾获得中文系小说创作一等奖（一篇杜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短篇，借题描写国民党老兵的爱国精神），全院英语竞赛第二名。此外，我忝列藐视现行教育制度、长期旷课的学生之列。每次考试，一到法定离场时限（据说是30分钟），我就把答卷扔到监考教师面前，扬长而去。
我已年届三十，考进西师，不是来补习古文和拼音，也无丝毫“天之骄子”、“时代幸运儿”和其他“迟来的好运感”。
1978年2月大舅唐君毅在香港病逝后，我开始接触港台“新儒家”，并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它可能算中国大陆第一个研究当代新儒家小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方（东美）、钱（穆）等人对中国文化、东西文化的运思和对话如一源头活水，使我对中国命运和使命有豁然开朗的领悟和视野。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我个人已经深信不疑，我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命：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正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只有将中国现代的空前变局与旷古浩劫置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正面遇合，见证之，转化之，升华之，接通中国的来路与去向，中国的演变才将拥有伟大的前程，所谓“物极必返”、“贞下启元”是也。五分之一人类的生存与安顿，造化的有情无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备于此。
大学四年，上苍赐予的机缘，系统地读书、思考，结交贤达之士，这便是我走进西师大门的目的。
进大学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1949年以后，尤其是年以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大都狭隘、僵化，谈不上什么学问。他们的讲课，从板书到用语，从眼神到手势，都很乏味。有几位前“工农兵学员”还停留在病句别字阶段。这些“中年知识分子”更谈不上什么操守、道德、魅力，其中不少是“反右运动”、“文革”及其他政治运动的打手或积极分子。这是潮流使然，时代的造次。
幸有“旧中国”、“旧社会”过来的几位老先生尚在，他们几乎全都领受过文化专制和政治迫害的漫长苦难，却奇迹般地葆有中国知识人独有的古道热肠，他们的国学根底和西学造诣，令我折服。
1、曹慕樊先生，号迟庵，曾师从熊十力、梁漱溟。从孔（丘）、孟（轲）到耶酥基督，从老（聃）、庄（周）到释迦佛陀，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春秋》、《史记》到《昭明文选》、《资治通鉴》，从关汉卿到莎士比亚、从曹雪芹到托尔斯泰，从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再到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曹先生都早已自存胸臆，能信手拈来。他为我们开讲“杜诗选修”时，已年逾古稀。“学术之宫，千门万户，但总得经由一门进入。唯有深入学习一大家，大开眼界，大拓心灵，然后才可以到达四通八达之境……”（曹慕樊：《杜诗选读·小序》，1980年6月）。曹师讲授，可以他最心仪的庄周和杜甫“汪洋恣肆”、“沉郁顿挫”形容，是极凝炼的诗章，透人心脾的精神逡行；广大精微，胜境迭现；或哀音促情至性动人，或悲天悯人而不碍乐天知命，或愤嫉长叹而终悲叹复赞叹，或屏息闭目，俯仰之间，天德流行……。曹先生又谙熟西洋思想史，尤对黑格尔、康德颇有心得。对郭尔凯戈尔、克罗齐、胡塞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辈也不陌生。1957年曹先生因言获罪，在一次批斗会上威武不屈，直面邪恶，竟遭皮带面击，左眼几近失明。曹先生数百万字学术著作，便是在双目微明中写就的。
“文革”中，吴宓往中文系请求退还存款未果，曹先生路遇流泪而返的吴宓，当下便以同样的“牛鬼”之身，面见中文系负责人，仗义执言，慑服群小，竟为吴宓索回全部存款4500元。
年两度秋冬，曹先生曾陪我往数十位前“右派”处，搜寻那段历史。他那柱杖缓步，瘦削的身影，沉潜的缄默，深长的叹息，永在目前。
曹先生付梓刊印的著述甚少，名山之作却宏富惊人。他曾将梁漱溟晚年所撰《人生与人心》原稿示我，又将辨析中西文化遇合之《砧木喻》交我细读。其引据之广，识见之深，至今罕见。曹先生弟子邓小军，曾在《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8月第1版）的后记中写道：“迟师一生学行，壁立千仞，不愧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并有《哭迟师》七律一首，兹再引于此：&
儒者昂头天地外，胸中日月与春风；
直言谠论同溟老，侠骨柔肠感宓翁。
传付壁书宛如昨，再闻绝学已成空。
重深欲度今无路，此恨绵绵何有终！&
2、谭优学先生，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后遭政治迫害多年，晚年才得以重返教坛，讲授古文。谭师每堂课都是全副精神，全副性情，嬉笑怒骂，所寄深广，经常令学子或一片哽咽，或满室唏嘘，或哄堂大笑。
谭先生还我行我素，不顾叽嘲、反对，坚持所有学生每学期必须熟背古文二十篇。春夏秋冬，或皓月当空，或暮色如墨，二百余名学生逐一登上谭先生的“夫子堂”，接受严格检验。先生闭目凝神，吞云吐雾，慈祥万种。但只要背诵有误或偶有中断，老先生立即圆睁双眼，白发抖动，一点马虎不得。毕业20周年聚会上，所有同学都领会到谭先生当年的苦心孤诣。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在中国全部考试中，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谭优学教授私塾先生式的“面诵”，肯定是最严格最公正的一次。感谢谭先生，让从小只知践踏古人、诽谤传统的我们这一代，对前贤往哲多了几分敬意，几十年蔓延浮嚣的现代狂妄有所收敛。&
3、秦效侃先生。先生幼承庭训，转移多师，与曹、谭二师一样，数十年徜徉于中国文化精神世界。他的教学，可谓金声玉振，每堂课都是一次融汇性灵、才情、学识和睿智的艺术创作。秦师几十年临池不辍，碑、篆及晋唐以降诸法贴，皆造诣精深，他那飘逸峻峭的板书，松壑壁立，满壁烟云，每临课终，秦师返身去后，学子们都要驻足欣赏，流连低回，不忍遽拭。
曹、谭、秦诸先生平日皆愉愉如，坦荡荡，一片纯挚性情，所有学子前往拜访，无人不有“如坐春风”之慨。谁能想到，一代道德文章楷模，老先生们无人不有不堪回首之往事。兹将秦师《未花集·炼狱》七律二首恭录于此，后人可见当年之无道无仁无义无情，亦可见现代士大夫浩然正气之一斑：
&&&1968年夏历4月尾，余于役田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与闻他事。本少亲故，更鲜接触。讵料突遭扳诬，为造反派逮去，系于其所谓“五一八野战部队”私设秘密牢狱之中。凡转移他处皆在夜半，惧为人知也。半年内与家中音讯断绝，谣传余已不在人世矣。至于身经目睹之酷刑惨事，有不敢言不忍言者，信乎“史无前例”也！
诗二首，皆当日狱中吟成，不复计工拙及韵，今忆录未更一字，以存故实。
午夜“转移”
月黑风高到酉溪，
如磐夜气不闻鸡。
弥天大罪难寻死，
遍体鳞伤苦忍饥。
怜尔文章魂侘傺，
悯吾妻孥梦依稀。
悠悠四月音尘绝，
弱骨单寒只敝衣。
生不易兮死太难，
因风堕溷岂非天！
妻儿惴惴劳悬望，
日月依依费省参；
亦有酒浆倾北斗，
可无诗赋草南冠？
深宵起坐频呵壁，
七气凭陵一寸丹。
曹师于1993年以八四高龄仙逝，谭师于2007年以八八长寿辞世，秦师也至耄耋之年。中国老先生们曾经遭遇的那份远甚屈原司马迁们的苦难，那份从孔子以来未曾改易的圣贤气象，那份君子情怀，志士风骨，书生本色，其中无量数的颠沛、磨难、苦情、隐痛、寂寥、苍茫，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悬望，我们只能永远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8251;&& 二
&&&& 我的一篇十万余字的长文《现代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也从小组传出，与北京大学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湖南师院梁衡的校园选举纲领一样，都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处境和命运的产物。
我母亲一位老朋友在西师任教，提供了一间屋子，我因此享有特权，大学四年一直离群索居。适逢中文系几位对大学教育开始失望的才子商量组织一个文学小组，邀我参加。
一个秋天晚上，按照一种古老风俗，我和姜力挺、张鲁站到了篮球场边的树荫下。姜力挺，国民党军人之后，乐山人，高高的个子，有形的连腮胡须，诡秘地微笑着，一双眼睛却在两条闪电般的剑眉下忧郁得深不可测。有一刹那，我强烈地感觉到，我面前这位脸色苍白，手背上长着细长汗毛的乐山人，有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句将被无数人朗诵。张鲁，父母都是“革命军人”，从小却与哥哥弟弟独自长大。同样挺拔的身材，帅气的明眸，幽默而深情，每句话都是伊索寓言式的一语双关，姜力挺后来屡屡在张鲁发言之后立即追问：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老三届中的初66届（1966年“文革”时初中毕业），“该看的书基本都看完了”，“文革”，上山下乡，返城，高考。现在站在秋天夜空下，心里洋溢着陌生而坚定的信念，强烈而暧昧的冲动，冥冥之中有一种共同的意绪：我们已经荒废了宝贵的青年时光，如此乏味的大学生活，绝不属于我们，我们得做点什么。
于是，没有任何仪式，文学小组成立了，我那僻静的寓所成为小组活动的自由基地。
小组每周活动一次，有作品讨论，有主题发言，有时局分析。那时谭先生正讲《诗经》：“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椹。”每次活动都“打平伙”，先打开两瓶桑椹酒，就如同把全部古典文学喝了进去，劣质香烟在我们头上盘桓。
小组带着半地下性质，每次活动，都有偷尝禁果的刺激。张鲁可以把日本电影《追捕》从头到尾绘声绘色表演一遍，那神情逼似青年高仓健；姜力挺的诗作证明他的眼睛和灵魂都是被“缪司”吻过的，虽然是从地狱里飞出的苦难的“缪司”（提到父亲，“军人！国军军人！”直到姜力挺长成一名堂堂男子，那为人父的国军军官才从共军监牢里出来）；杨政是百科全书派的人物，曾在文革中四下张贴反动小报，都逍遥法外，对中国现实有着持久的敏感和洞见；腼腆的钱滨，比姜力挺和张鲁还高半个头，成都市少年篮球队队员，维特式的微笑着，对老大哥们抱以彻底谦恭的沉默；杜显怡，共产党员，班长，慨然与我们这班异端分子为伍，让自己从此杜绝了逐鹿官场的“康庄大道”；吴廷政三姊妹都是女才子（大姐吴廷嘉后在京与我成至交，可惜英年早逝），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守着东方才女的寂寞，始终维持着苦涩的笑容和宽宥的眼光；孙丹年的父亲曾是陶行知的同事挚友，育才学校重要创立人，在五十年代成为政治贱民，全家逐出城市，以致书香门第出身的孙丹年从外表到性格都洋溢着乡下女子的纯朴和热情；川南乡音浓重的彭光芒，生怕被大城市的同学笑话，每次拿出来的手稿，却令大家吃惊；北方小伙子阎旭光，身材高大，一笑一对酒窝，文学小组沉默的小兄弟，能写细腻缠绵的小诗；张世俊，一头卷发，热烈的争辩好手；从成都、重庆两所重点中学毕业直接考进大学的鱼雷和方莉（她们的名字被张鲁以“攻击之利器、少女之芳名”和“几何形的花”重新诠释了一次），则永远安娴地挤在一起，羞涩地聆听，小声地发问。
文学小组是一种浓缩，也是一种放大。
卡夫卡、海明威、贝娄等欧美现代作家成为文学小组的当然话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斗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我们打开了反思斯大林毛泽东牌号社会主义现行模式的西方之窗；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兄弟，以及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苏知识人、诗人、使徒和先驱，比弗洛伊德、里尔克、普鲁斯特等西方智者和才子，离我们更近，更熟悉，更是我们精神上苦难而伟大的父兄。
通过他们，我们重新走近十九世纪的俄国，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尤其是四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的“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莱蒙托夫小组”，“赫尔岑奥加辽夫恰达涅夫小组”和“孙古罗夫小组”，就直接成为我们的前驱。
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 赫尔岑这段文字，像箴言和经文一样，格外亲切，——似乎也是我们的写照。
这些俄国贵族青年大学生的诗歌、小说、艺术、历史、哲学作品，他们对俄国命运和道路的沉思与辩论，是真正令我们神往的教材和课堂。他们对俄国专制与愚昧的批判，对人生意义和世界前途的信念，包括他们的忧郁、伤感、阴沉、痛苦、愤怒和绝望，都会唤起我们从西方学术著作中难于遭遇的同感和震撼。索洛维约夫、弗兰克、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俄国宗教思想家也开始引起我们某种特殊兴趣。我们与俄国苦难先驱和拯救先知同属一个精神帝国，在西方映衬下，我们有惊人的命运归宿感。更直接的背景是，我们都经受了同出一源的苦难，这种苦难并不全是我们传统的罪孽，而是第一次以悲剧形式出现于欧亚大陆和世界范围的人类命运的一部分。我们承受的是若干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恶性积累、交叉、叠加和综合影响的后果，是真实不虚的世界性十字架。
波德莱尔、艾略特、萨特一类西方作家关于世界荒诞、虚无的说教，不能消解几乎一半人类承受的苦难。这种苦难是全部历史形而上学恶性终结前的启示录，我们是见证和最终消解它的一代人。这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宿命式的天命。
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忘掉从前吧，我们都是受害者，最高的智慧是忘却，不要再纠缠历史恩怨是非，一团和气地发财吧。另一种则由民间和知识界真诚表达：必须彻底反省从1957年（甚至更早）到1976年间中国社会的苦难和罪恶。血腥“乌托邦”的草草收场，决不意味自由解放的理想主义的终结。历史虚无主义不仅罔顾无数幽怨亡灵，而且抽掉了民族道德重建和精神复兴的基石，中国将不仅不能把深刻巨大的悲剧转化为现代化亟需的历史与道义资源，并且随时可能走回头路。中国必须进行一场被反复中断的思想、文化、精神、道德和国家基本制度的深刻变革，以确保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摆脱新老专制制度的禁锢，埋葬梦魇和恐怖，在广泛参考和借鉴西方并保留东方特性与魅力的基础上，重建中国。
不时有激动人心的消息。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走上码头，瓦文萨这名普通工人和科拉柯夫斯基这名《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作者成了我们遥远的英雄；苏联一批党政权贵、军界首脑、工业界代表、警察头子和御用文人准备在斯大林100周年诞辰为专制暴君恢复名誉，以萨哈罗夫和卡波查为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以康斯坦丁·帕乌斯多夫斯基（他的《金蔷薇》写得多么好啊！）、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与幸福》作者的后代）为首的苏联作家，以普里谢茨夫卡娅、叶弗列莫夫为首的苏联艺术家等第一流知识分子联合签名，硬是击退了新斯大林分子复辟暴政来势汹汹的恶浪……；北京寄来民间刊物《今天》、《北京之春》，小说《波动》马上成为小组讨论的话题；南斯拉夫共产党前领导人吉拉斯的《新阶级》、苏联马列主义红色教授学院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斯大林女儿斯维特拉娜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1956年“匈牙利事变”、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各种回忆和评论文字，从不同的渠道传到我们手上。我的一篇十万余字的长文《现代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也从小组传出，与北京大学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湖南师院梁衡的校园选举纲领一样，都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处境和命运的产物，也是我被选为文学社社长的背景原因。
&三& &#8251;
我们要强调普通人的文学地位。为人性的普通形态及其价值立法，这就是普通人的文学原则。
1980年，这个国家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的差额选举破天荒开始了（后来我从胡德平口中知道，那是1980年代初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整体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年岁参差不齐、经历各异的77、78级大学生立即把它变成一场民主运动。文学小组也迅速扩充，经过与中文系77级冉隆中、张育仁、周晓枫、陈泯、陈敏、雷飞志、李宪、熊郁等才华出众的同学的频繁接触，“普通人文学社”很快成立了。
那天，我们坐在中文系大楼前草坪上，阳光格外绚丽。定下社名，选举了社长和评论、诗歌、小说以及课间文学、文学社社刊编委会负责人。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随手写下文学社的宗旨：
《普通人文学社》宗旨
&&& 人性是检验一切的价值标准，社会民主是实现人性的重要保证。我们的文学要高举人性和民主的旗帜。
&&&人道的原则是联系历史和现实、心灵和社会的串珠，是现代化进程的精髓，也是我们文学的神圣原则。
&&&文学不应当仅仅是生活现象和社会意识简单的摹拟，更不应当是政治教条和权力意志生硬的传声。文学应当永远自觉承担描写人民心声的责任，摒弃一切虚饰、消沉和放任的自我发泄；成为现实生活冷静而热情的见证者，成为人类心灵、人类情感、人类痛苦，人类友爱的忠实记录者和歌颂者；成为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勇敢卫士，成为人类美好理想坚韧的开拓者。
&&&任何艺术上的堕落都是生活虚伪的必然。人性和民主的原则本身便规定了真正的艺术原则，那就是：真实、本质、超越和多样化。要努力去探索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思维。
我们要强调普通人的文学地位。为人性的普通形态及其价值立法，这就是普通人的文学原则。
今天，各种精神危机、虚无主义、怀疑狂、不可知论，唯我主义，各种陈腐的人生哲学和混杂的价值观念四处蔓延，而人类美好心灵和进步力量的聚合也在加快；在历史的废墟和现实的土壤上，人性和民主的花岗正在重建。
中国的未来既光辉，又阴霾重重，劫后重生的我们绝不气馁。一切希望中国自由光明的人们，让我们携手向前，用我们的笔，我们青年的热血和我们不愿过早衰老的心，去建造一个更人性，更民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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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于西师
完全是一种巧合，文学社与校园选举几乎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1957年，西师被打右派的师生人数达700多人，据说仅次于北大（著名大右派，外文系老师董世光，1945年在华盛顿街头散发他自己翻译的《论联合政府》，拼死拼活回到“新中国”。1957年被构陷罗网，后神经崩溃，死于四川峨边劳改农场）；二十三年后西师的校园选举留下的文献记录，据说也仅次于北大。将近三个月时间内，各种纲领、材料、演说、辩论、投票，使许多人走了神，变了脸，心跳不已。但没有一个人遭到1957年式的命运，这是历史最无形的进步。
我至今不同意1980年出现的校园选举是一场闹剧的说法。比起此前此后1966年“文革”、1975年“天安门事件”和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1980年的校园选举虽然有官方发动的背景，却有同样深广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诉求：对“文革”的反思（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控诉专制主义罪恶）；关于真理标准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讨论；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进程、后果和影响的批判；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某种共识已开始出现：对“文革”和“四人帮”的清算和审判，不能停留在政治权力和派别斗争上，中国人有权从历史、法律、道德、国际共运、国家制度上，重新审视和选择自己的道路……。
77、78级大学生，是噩梦初醒的一代。“文革”的结束和“四人帮”的倒台，标志着宰制中国近三十年的专制极权势力的式微，也标志着新的精神生命和历史进程的开始。我们毕竟还年轻，我们之中许多人带着父辈、甚至祖辈和整个民族的创痛和苦难，带着对社会和生活的强烈质疑，带着对外部世界不可遏止的好奇和向往，带着迥然不同又惊人一致的人生哲学和目的，成为同窗。这批大学生的精神世界远远超出了西师这一潭死水的闭塞空间，尽管这所土围子式的“神学院”完全不能理解，更不愿接受这群“逆经叛道”的异端，但生活的辩证法已顾不得他们的惊愕、抱怨和抵抗了。
我那间陋室很快成为全院校园选举的临时中心，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交流动态，分析局势，切磋观点，讨论策略。谁都明白，有一道无形的界限不可逾越，毕业分配将使一切努力和成果终结。中国不可能出现1968年巴黎“红五月”那样的学生运动，不可能产生我们的萨特（那时，我们还缺少辨识西方社会浪潮和左翼知识界的眼光）。77、78级大学生本是社会演变的获益者，长期禁锢的历史堂奥已初露端倪，个人生存的发展空间将迅速扩充。很少有人能同时在道义和理智上透识中国的走向，中国将接受实用哲学和机会主义，直到新的冲动和愿望再次来临。同时，两种人生道路与国家命运的选择也已开始发生分化，维护并从中获益与深刻变革现行制度之间的分歧，或明或暗地贯穿于全部大学阶段。
&&&&什么事物没有边界呢？校园选举作为、1976年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艰难变迁的内在历程，始终跃动着民族生命的脉搏，既不是泛滥咆哮的滔天洪水，也不是转瞬即逝的涟漪泡沫。至少，对于我们的个体生命，它更像罗曼·罗兰那个著名的比喻：&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条河：——那条河在某些地段看上去似乎睡着了，只映出周围的山野与天色。但它照旧在那里流动，变化；有时这种表面上的静止藏着一道湍激的急流，猛烈的气势要以后遇到阻遏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等到这条河积聚了长时期的力量，把两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进发，向我们大家归宿的地方进发。
&&&&北京大学房志远、方觉寄来油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院选举委员会公布了《选举法》，校园里到处贴满海报、个人简历、竞选纲领，各种文章。张鲁说，康兄，你懂理论，文笔大气，天生的“宪章派”，现在需要启蒙，你不能旁观。我于是写了《民主是主流》一文，四处张贴：
&&& 民主是主流。这是现代世界政治的本质。
&&&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佛朗哥式的一人政府早已为人不齿；霍梅尼的宗教狂热、阿明的民族偏激、波尔布特的屠杀政策也再不能得到时代的容忍，就连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国“林彪四人帮”惨淡经营的“造神运动”也同样令人厌恶。它们再也不能统治时代精神。而民主已经越过国界和时代，成为当代进步力量的象征。……新的社会现实的发展，在任何国家内都使民主的政治改革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在我国国内，在民主被完全剥夺的十年恶梦后，民主开始成为政治生活中主要的因素。（“五·四”以来这个“德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以及“德先生”自身的涵义，本文不欲讨论。）这次校园选举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称得上“选举”的选举，不用多说，它是人民意志的产物，是民主力量的显示。
&&&中国的前途系于现代化，这上上下下中国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现实生活中怵目惊心而又比比皆是的践踏人性、主奴分治、官僚特权、裙带关系……除了归结到封建主义这面大旧旗下，还能放到何处！而反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民主。
现代相对于古代而言。如果说古代意味着神权、奴役、愚从、禁锢，现代则意味着民主、人权、文明和进步。时代确实在变，不仅秦始皇的“朕即天下”、“万世一系”的帝王哲学至袁世凯时截止了，一直到七六年十月前的“人民救星”、“人民之主”的现代神道也不吃香了，甚至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最易接受的官僚政治也越来越不适合时代精神了。
我们可爱的西师也响起“民主”这个陈旧而又簇新的口号。陈敏、黄云开两位同学已经肩负着广大同学的重托首先站了出来，两张“告选民书”各具特色，两张小传，朴实平凡。偌大的校园似乎立即有了一种新的东西，它在食堂、教室、寝室，到处被人谈论着，各种看法，不一而足。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吗？
姑且这样看吧，真正的新生事物总是幼小的，民主也是一样。到处乱轰轰的，颇有“人心不古”的阵势。陈、黄二位候选人已经为一部分选民所认识，对他们本人自然也有种种评定，而大家对这二位候选人有一种共同的兴趣，那就是，他们是“自愿出来的普通的同学”，对长期受人支配的群众来说，这已经够了，当然，人们对他们或多或少也寄予了一点希望。
陈敏稳重踏实，信心颇足，黄云开热情肯干，不乏献身精神。自从他们站出来后，已有一千多同学前往拜识。两位候选人也在“百忙之中”主动到各系了解民情，联络感情，集中群众意见。笔者曾有幸会见二位候选人，他们皆表现出诚恳、热情、切实干一点事情的精神，对选举前景，二位也是乐观的。笔者认为最可贵的是：这二位同学再三表示自己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名学生，离开选民的信任，他们实在寸步难行，这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显然迥乎不同。
这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共聚于西师的广大师生，实在不可能不关心这里的事件。历次政治运动中，西师所发生的事路人皆知，官僚主义远远说不上根除，民主的政治也说不上实现。黄云开同学告选民书中引用了“国际歌”中的一句最有生命力的话：“全靠我们自己”。这也可以说是对民主所作的最好的注脚。
对民主也可能有其他的注脚，比如鞭子和皇帝的新衣，这既不由我们决定，也不可悲，真理总是尾随在谬误之后。
我们不想去预计前景，从本质意义上看，这次选举是无所谓失败的。
在笔者正斗胆把这篇东西交到院选举办公室去“备案”时，又听说历史系颇受学生赞扬的邓堪老师也将出来参加选举。勿庸讳言，作为一位中年教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喜可贺，让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选举刚刚开始，拙文不过一砖石而已，当民主的大厦在西师校园内筑成时，它就会埋进黄土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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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O年十月十一日
从一开始，校园选举就是一场思想的启蒙和精神的解放。至少在西师，基本没有年间充斥中国的斗争、对抗和仇恨的言论，没有土匪痞子式的打、砸、抢行径，没有政治污陷、围剿和迫害，甚至没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没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至少在西师，政治生活从来没有那么健康，几千师生的政治热情和期盼，从来没有那么高涨而理性。哪里仅仅在选举人民代表！我请一名书法造诣深湛的同学狂草一幅东林党人的不朽对联，在大剧院门口瀑布般垂下（可惜那时没有相机，我们有多少苦难和光荣随风散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我作为几次重要辩论的主持人和投票选举的总监票人（我至今不知，院方出于何种考虑，委我以这个角色，却是我在官方得到的最高名位），深为我的同胞和同龄人潜具的政治素养和历史责任心所震撼。我深知这是几千年儒家传统熏陶的结果，是我们一代对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天然回应，更是人们唾弃专制主义，向往自由、民主和美好未来的时代精神。我常兀自感慨，为守住这份最可宝贵的精神和道德财富，中国人缴付了多么高昂的代价。有了它，中国固有的仁爱、谦逊、礼让、宽恕……就可能进行一次现代普适精神的积极转化。西方的博爱、正义、公理、自由……也有了与中国相互汇合、融通的时空，中国就大有希望，并有可能回报世界以东方的灵性、道德、经验和智慧。但我也悲哀地意识到，中国社会亟需的现代精神，无论怎样来之不易，无论怎样弥足珍贵，却总是那样零散、孱弱，总难长成欧美社会那样的参天大树。
四& &#8251;
&&& 我和几位年届三十的高龄同学，不约而同地穿上黑皮夹克，神情凝重地坐在雪白的日光灯下。我和姜力挺已开始谢顶，我们的半秃顶泛着高光，深凹的眼眶散发出密谋分子和哲人的光影。
1980年一个深秋之夜，文学社举行了第一次公开集会。我们在校园四处张贴了海报——“普通人文学社首次集会”。西南农学院、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外语学院、渝大高师中文班、市一师高师班也有人闻讯赶来。
在3318教室，五百余人挤得水泄不通。窗外秋风萧瑟，暮色浓黑，室内灯火通明。
我首先代表文学社致辞。我宣读了《普通人文学社宗旨》，看着几百张兴奋而紧张的脸，我突然被一种强烈的宿命感罩住：“昨天，萨特辞世了，人们将他比作雨果和伏尔泰。他的去世惊呆了世界——除了我们。在今天，不时有动人的死亡刺激着充满疑团的心灵，面对死亡这种绝对的自由和平等，人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庄严和世界的神妙。”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是弥漫全社会的虚无主义，企图消除终极关怀、遏制价值判断的历史性阴谋。当我们还远未挣到人的基本权利时，虚无主义却在贬低人类，解构人性，对于无数承受了深重苦难、向往人性之美的人，这不啻是双重的凌辱。”
“各种公开和潜藏的力量随时准备加害我们。诚然，我们两手空空，充满书卷气，当青春还没有被生活销蚀为市侩气、犬儒哲学还没有玷污我们的大脑和心灵时，青春总是不切实际的，但正像十九世纪赫尔岑一代人和二十世纪鲁迅一代人一样，我们服膺的是不妥协地挑战黑暗，献身未来的事业。”
“历史上有各种被人称颂的关系和联盟，我不奢望文学社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我想它将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占据适当的位置。大学四年不过是我们短暂人生中的一个驿站，我们在这里歇息、打点，为的是精力充沛地重新启程。”
“我无法、也不愿预测文学社的未来，当整个民族刚刚从漫长的噩梦中醒来时，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新时代来临最初的证据。在各种人物匆匆来去的世界舞台上，在宇航员看到的这个茫茫寰宇中微末如尘的星球上，我们这些普通的青年要对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呢？”
评论组组长张鲁站起来，开口就问：
“毛泽东是人吗？是的，现在正反对把他尊为神。但同时又有一种倾向，似乎毛泽东犯了错误不可理解，不可饶恕。不，他也是一个人而已，也有七情六欲。不错，他犯了错误，但只是犯了一个人能犯的错误。”
“工人农民是人，英雄豪杰是人，大学生是人，小朋友是人，说到底，坏人也是人——是坏的人，谓予不信，请注意特别法庭开庭时，将会喊‘带被告人——江青。’”
“我们并非伟人、先知，更不是贵族。我们的文学社取名为‘普通人’，这决不是我们自作多情，也不是纡尊屈贵，降格以求。不是，我们的目标是恢复普通人在文学中的地位！”
“请问，张志新是谁杀的？人们痛心、愤怒、追查！诗人作诗，作家立文。是谁？是四人帮？不错，是他们，但决不只是他们！还有我，还有大家！请问，如果当时张志新在你面前游街示众，你能保证自己不说：‘反革命，该杀！’”
“我常常痛苦地问自己：四人帮上了台，你会不会去游行欢呼！想来想去，我得到的回到是，我会去欢呼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独立思考过！”
“一个年长的朋友曾经问过我，别人的口水吐在你脸上，你怎么办？我琢磨了很久，说：‘我自己揩干。’他却说：‘不，让它阴干！’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这就是四人帮上台作乱得以通行的重要原因！”
“我们常说，官僚主义可恨，封建专制可恶，应该铲除，现在我要加上一句，先铲除自己身上的毒素吧！最可怕的敌人是你自己！”
这番发言，差点没让张鲁分回电视台。如是，张鲁将没有那么多余暇去沿街晨跑，就不会撞上那辆汽车，不会在轮椅上一坐近23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当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奖项，不会有他对佛门庄严世界那么深遂的体悟。
渝大中文班的张海星突然站起来，这位老大哥曾获得重庆市围棋比赛冠军，以稳健著称：
“我是渝州大学中文班的同学。今年34岁了。我一想到这年龄，心中便涌出一阵惭愧。我不由想到了60年前的一个历史画面，想到了南湖江船上的那群人，他们当时的年岁小我十岁，获得知识的条件不及我们，但他们那时已在探讨人生，关怀天下！”
“我曾认为自己是死了的人，一切都不再回复。但是，前几天，我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校园选举。今天，我又感到了民主的召唤、文学的召唤——真正的文学在召唤！我死了，但死去的只是过去的我，不是今天的我，更不是将来的我！”
张海星后来留校任教数年，1989年春夏之交，大家都贫穷的时节，他曾雪中送炭，资助我500元。后又下海经商数年，可算商业成功人士，但人生热情如故，只是平添了许多感慨。
姜力挺像一块岩石一样站起来，用他那浓厚的乐山乡音代表诗歌组发言：
“在艺术形式上，我们的态度是尊重一切传统，也批判一切传统，尊重一切流派，也批判一切流派。在所有对准社会的艺术镜头中，我们的焦距也许是特殊的。但是，我们愿意和能够与不同焦距的镜头一起，共同拍摄人的灵魂和生活的宏伟画面。”
姜力挺最终没有如我所料，成为名满天下的诗人。他也下海浮游，终一无所获，但他那高大聪明的儿子姜大地已到大洋彼岸深造。姜力挺本人则隐居式地栖居在乐山大佛对岸的寓所里，任凭青衣江、大渡河在窗下奔流。
曾德风（君子德风！他母亲与我父母是川大同学，他父亲去了美国，避免了前30年的所有苦难）的父亲从美国寄来手提式录放机，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回荡在会场，一种前所未有的氛围笼罩着，——西师三十年历史里，肯定没有出现过这样富于现代感的自由场面。
我最后提议，几百人一齐起立，同声朗诵匈牙利诗人斐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久久不散。
&&& 我和几位年届三十的高龄同学，不约而同地穿上黑皮夹克，神情凝重地坐在雪白的日光灯下。我和姜力挺已开始谢顶，我们的半秃顶泛着高光，深凹的眼眶散发出密谋分子和哲人的光影。
这次聚会，从头到尾都被人记录下来，交到学院有关部门。
文学社有两种刊物，一种是油印小报《课间文学》，主要由七七级张育仁编辑刻印（前几年，他曾率先撰文指斥余秋雨的文革陋行，完成了45万字的《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邀我作序。我最初拟定的序文题目是“大器晚成的一代”。后来否定了这个浪漫的题目。生活已经表明，如果没有警觉，缺少自知，我们不仅是没有青春的一代，也是被历史忽略和抹煞的一代，甚至是殉葬的一代。当我看到张育仁这本厚厚的书上我那篇序文《守住我们的精神谱系》时，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代人，我们的使命刚刚开始就终结了。不知道年轻的学子们，看到它时，能否多少理解我们这一代的命运，——正像我们不能完全抵达曹、谭、秦诸老先生们的心境一样）。这份油印小报共出五期，大都是文字犀利洗练的小说、散文、评论和诗歌。最后一期，我以“低衢”为化名写了一篇时评，莫名其妙地取名《即将过时的话》，我已看到校园选举很快要收场，文学社也即将解散。这篇文章后来竟然被收到一本叫《跨世纪对话》中，我是十四年后的1996年，在北京公主坟街心花园地摊随手翻书时发现的，不知是哪位有心人弄上去的。
即将过时的话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廿五日
&&& ……历史上没有哪一种伟大的文明不具有批判精神。批判，它是思想的思想。每一种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批判，是真理和知识的起点和终点。人，只有在对整个世界开始进行批判的时候，才不再是物类。伯罗奔尼撒山上一块石碑上刻着三个希腊字母“oxi”，英语“NO”，中文“不”，——批判。纳粹上校曾企图把它们抹掉，结果他们失败了。“不”——批判，这是人类特有的天赋，不可褫夺的权利。时代精神在本质上永远是批判的。怀疑一切，这使人类文明的火炬代代延续。不妨重复恩格斯的一段话：“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说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发展和衰亡，什么都不存在。”思想永远生动，真理永远清新，运动变化是世界最本质的属性。中世纪结束——神权完蛋的鲜明标志，就是批判的出现。作为奴隶社会自然基础的奴隶的最大特征是：服从；而作为现代社会自然基础的人的最大特征是：批判。批判，永远是一种积极的感情，它深刻地表达了对现实的思考，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由于思虑焦灼而产生的有别于悲观的忧郁。
批判绝不等于简单地摒弃，它不是形式上表面上的离异，而是本质上内容上的更新。高尔基在《一月九日》里写道：“一个浓黑的可怕的问题终于寻着了答案：虚构的道德源泉，沙皇的形象毁坏了。最初，只有少数人才敢于承认，这不容易，因为这等于使自己丧失了一个虚妄的希望来做自己生活的支柱。但人民的神经毕竟是健康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就宣扬一个以上帝为终极目的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事物都以工具对目的、奴仆对主人、下属对上司的关系统摄于全能的主宰。但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喜剧力量却表现为：人，不能在天堂和尘世、现代和过去同驻。批判的精神导向紧紧拥抱未来的热情。只有公正地清算过去，才能明确地面向未来，才不会为了预支天国的光明而缴付了今生的幸福。昨天的概念再不能充分阐释今天的生活，而大多数古代文明之所以在僵死的栅栏里枯萎，就在于崇古、留恋往昔。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总是和过去拴在一起的酒精瓶。“先王之道不能更，祖宗之法不得变”，就是中国政治的基石，中国政治文化从来不敢越出封建经纬一寸，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历史反复表明：生活中总有某些东西在消亡，但它们并不愿意离去，在腐朽日益加重的结局过程中变得顽固而凶残；生活中也总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这种生长也不容易。那些竭力阻挠进步摧残革新的人，尽管手挥灵杖，口吐符咒，实际上并没一点理想。他们没有信仰，绝不忠于什么，除了个人的权利和欲望。因此，他们无法守住一个营垒作战；他们顽固，守旧，只是凭借权位和为了权位，这是最卑鄙的不义和不可宽恕的反动，也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在辩证法看来，主要的，最有希望的是生长着的事物。《淮南子》中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若处竞争之世而行三代之法，比如已夏犹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
变革的真谛就在于使腐朽过时的东西让位于新事物。
啊，批判！——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强大武器，它把人们从宗教裁判所引向旷野，人们正是靠着它来发现和判断生活中的一切。批判，是对权威和旧秩序的挑战，却是对真理和新世界的追求。批判的出现是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具有启蒙意味的象征。别林斯基指出：“当我们前面已经出现终点的时候，怎么还不从头开始呢？”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艺术总是富于批判意味的，对真理的追求总是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文学艺术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仲裁者、预言者，它总是持着批判的盾牌去清除历史的废墟，抚慰心灵的创痛，搜集失散的文明，召唤异化了的人性，并预告明天的进程。
常识还告诉我们，批判者从来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切历史的酷刑总是最先加在他们身上，这恰能证明他们作为历史先驱的意义。批判者个人的悲剧是对旧世界最有力的控告。从屈原、司马迁到秋瑾、谭嗣同、瞿秋白；从哥白尼、布鲁诺到伏契克……，在流放途中，在绞刑架下，就预告了两个时代的交接。新世界的绿洲得靠鲜血来浇灌，这没有什么可悲，一个十字架吸引了千百万警省者，普罗米修斯便是他们杰出的代表。他们是伟大的时代明灯、历史候鸟！
为批判旧世界而付出的代价决不会白费，反对邪恶和专制，没有一样是枉然。因为，所有这一切，包括牺牲，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力量。批判者们的灾祸，是人类进步的祭礼，他们所承担和表达的，绝非个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
那篇文章和着另外几十篇东西，被院方搜集成册，在毕业前夕一起交还给我（当然已有复印或打印件存放在我不知晓的某个地方），上面用红笔勾划了道道痕印。
其中有一篇，是为美术系人民代表竞选人黄云开（他曾资助文学社近200元，美术系同学已开始外出画广告，是西师学生中最早的富人）写的竞选纲领。
&&& 王康，生于1949年。文化学者、民间著名思想家。
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为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光华战略俱乐部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多年来，他引领着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同数家电视台合作，先后拍摄了《大道》，《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重庆大轰炸》等著名电视政论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来他一直研究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生命意识。
　　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绝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1989 年，王康离开公职，过上了一种“流亡”式的生活。
1993年，在“流亡”途中，他写下中国九十年代惟一一部究诘中国道路的政论片，曾引起中国最高层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体强烈关注。
1994年，成立了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令许多人意外的是，1996年、1999年，“流亡”途中的王康又两度参予有关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国家级专题片，并任总撰稿，他特有的话语风格和独到的历史视野曾对亿万观众产生了无形的影响。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尽管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较之后来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王康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汉语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响周围，成全自身，进而推动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个关怀悠远的中国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汉语的历史、世界的当下经验，并有着极为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里，连接了汉语世界的历史和未来。
　　2005年6月、2007年11月，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分别邀请他在北大作的《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道路》、《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两个精妙无比，既让人冷思，又让人亢奋的演讲也是例证。在流亡前后，老康的主体学识魅力先后得到了耀邦夫人李昭、长子胡德平、前辈学人大师梁漱溟、美国著名华人陈香梅、政界开明要人汪道涵等的青睐或认同。认识王康的友朋都叹他因“自我淡薄名利”与“社会敏感过滤”的双重关系，而使文章多未公开发表或不能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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