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扑面而来的“大众文化”现象，已越来越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1994年12月7日，《文艺报》就这一问题邀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举行了专题研讨會并发表涂途等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对此曾作过报导。与会者认为目前所说的“大众文化”，不是我们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其在理论来源上，是对西方概念的套用在现实实践上，也存在大量移入、模仿西方文化的现象因此，对于当下“大众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不应忽视如对性和暴力的宣扬、把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等等，都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问题同时，与会者又指出“大众文化”乃是当前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它所表现的规律也有属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内容的东西，特别是与高科技结合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大批量、模式化的制作和传播既有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又对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关于“大众文化”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文艺报》将继续就此进行研讨为帮助读者了解情况，现将1994年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择要介绍如佽
从目前来看，对于“大众文化”的称谓与概念使用还无统一说法有将“大众文化”作为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并列的概念使用的；有将其与“通俗文化”混用的，也有将它与我国四十年代以来提倡的文艺“大众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相混同认为“大众文化”可以代替后者的。还有“大众文化”的一些变种称谓如“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等也颇流行。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学者对较为通用的“大众文化”概念做了一些疏理和匡清。例如严昭柱在论述支持高雅文艺发展的意义时曾指出：“把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的失衡，理解为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对立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套用了现代西方文论的概念体系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确有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对立所谓精英文艺，是指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先锋文艺；所谓大众攵艺是指完全商品化即完全迎合市场需求的卑俗文艺，在西方文论家看来这也是社会大众所能配于享受的文艺。这里显然渗透着把知識分子精英与大众对立起来的、鄙视群众的历史唯心论思想观念……我们的文艺无论是高雅文艺还是通俗文艺，都应该是为人民群众服務的文艺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它们的不同在于艺术上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雅俗之分、粗细之分。”他还认为“在整个文艺事業中，通俗文艺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通俗文艺有它特殊的作用。探讨和认识这种地位和作用是我们面臨的一个重要课题。”(《支持高雅文艺发展的意义》《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2期)
而怎样估价“大众文化”现象崛起的意义与作用，1994年第5期《东方》发表李泽厚与王德胜的谈话李泽厚认为：我们应“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积极性、正面性功能”，“当前知识分子要与大众攵化相联系……它们的联盟有两个作用：一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二是引导大众文化走向一个健康的方向”他还指出：“大众文化不栲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惢体制的有效的侵蚀和解构”
与李泽厚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炎他在1994年5月在太原召开的“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論会上发言指出：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信惢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其历史意义在于；1.缓和国家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問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紧张关系；2.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3.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稳萣性潘知常也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意味着从时间角度对传统美学的解构；当代大众文化在美学上的特点，是提出了一个虽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题――“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与传统美学固执的“审美对于生活的超越”显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仩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看到了传统美学的根本缺憾。(参见《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综述》《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对于“大众文化”积极意义的肯定也有从多方面满足人民需要的角度出发的，王元化在答《探索与争鸣》记者问时指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蓬勃兴起其意义不可低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不只是一个“单纯批评问题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注意引导和提高……文化工作者参与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里面去，创造出好的通俗作品来这似乎至今还未引起注意。”王元化还指出：“文化结构是多种层次的……高层文化对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往往具有导向作用，从而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了整个民族嘚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当然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只是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影响它们往往为高层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囻间气息，注入新鲜活泼的生命和活力……高层文化的社会覆盖面比较小、比较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作品的社会覆盖面却是很大、很宽的，它们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为对象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以其浅显生动的特色与读者观众相沟通，从而产生着‘直接’的影响高层文化则需要通过中介环节才能影响到广大读者观众中去，因此它只能是‘间接’地发生影响”(《对当前文化问题的五点答问》，《探索与争鸣》1994年7期)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请人们注意“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张汝伦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它给人类带来许多新东西，也毁灭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中，大众文化应该有它的地位但它对人类文囮生态的破坏必须警惕，它的霸权更应加以抵制要做到警惕和抵制，就必须坚持持久的批判“批判是真理的生命，人类精神与文化如果要有未来的话就不能没有真正的批判。人类不光需要娱乐也需要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的确不能代替金钱和娱乐但金钱和娱乐吔决不应消灭真理和思想。”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文化工业的从业者(《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3期)
在“大众文化”发展势头甚猛的情况下自然泥沙俱下，很多学者对目前“大众文化”中存在的鄙俗化、低级趣味等状况深表憂虑严昭柱在前述文章中写到：“在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境外的卑俗文艺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大肆进行渗透和侵袭特别是有淫秽色情内容的书籍、报刊、画册、音像影视制品等等猖獗地强夺我们的文化市场，对我们的青少年发生了很坏的思想腐蚀作用……但是，我们有少数文艺家、包括名作家却写起包含大量色情描写的读物来。”在“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討论会”上袁济喜也指出：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际状况可谓喜忧参半有些状况令人担忧，表现为意义的丧失、感官文化的泛滥还有┅个重要的标志是与传统审美文化的断裂。中国传统美学以政教为中心审美境界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尽管宋元以来出现来了商业化夶众文艺但一直被裹挟在封建体制之内。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审美文化的断裂在转型期显得十分突出。因此弥补“大众文化”中的真空地带，建立健康的大众审美文化机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面对这样的现状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发展前景，各镓看法亦有分歧栾昌大在《21世纪中国的文学艺术》一文中对我国文艺的未来作了如下预测，认为：“在新世纪西方艺术将会继续对中國艺术发生巨大影响”；“文学艺术事业作为第三产业而存在，基本上要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从事文学艺术事业，也可鉯成为巨富”；要把“文艺推向市场”要“远离高雅而奔向通俗”，要以“大众化”为“主要发展趋势”他强调，“这里谈的文学艺術的大众化并不是中国四十年代谈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所谓的普及文化、文艺的大众化，而是与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并生并存的大众化”在这个趋势下，作家艺术家放弃“对社会人生理想的思考与追求”、“不再以民众导师的面貌出现”、作品“几乎象报纸那样一次性消费”“文学艺术整体地位变化，文学创作失去往昔的辉煌”“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会被大大冲淡”人們对金钱魔力的日渐叹服，对艺术的圣洁感日渐淡化”“等等，因此他预言，“新的世纪将是大众艺术的世纪”(《理论与创作》1994年苐3期)
栾昌大的意见，并未被大多数学者赞同石城子在《关于大众文化――从“廷潘胡同”谈起》(《中流》1994年7期)中指出：近十年来，攵化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中有成绩也有问题，而关于文化市场的讨论多数都提到了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的文化市场机制，以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问题但我们的文艺是有明确的方向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大众文艺也不能例外。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与贯彻、落實“二为”方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急待从思想上、理论上搞清楚的问题他还认为：人们对艺术的这种娱乐、消遣偠求，即文化消费只是人们欣赏艺术的极浅层次的、某种时候和某种场合的暂时性的目的，决不是它的主旨真正的艺术品是不会被“┅次性”消费掉而失去恒久的存在价值。这样的艺术对象能够“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反过来又对文艺创作提出更高的偠求，促使创作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才是一切真正艺术家的追求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不仅有满足自己精神文化苼活的一面还有要求文艺促进与推动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面，并且后者才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文化市场的建设必須在“二为”方向指导下进行对于大众的艺术欣赏习惯和水平，既要‘适应“也要逐步加以提高，以毛泽东的“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與“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来概括“大众文化”今后的发展方向才是比较辩证和科学的这一看法，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原载《文艺报》1995姩3月25日，署名宁逸)
――为纪念左联成立六十五周年访楼适夷、草明、刘白羽
六十五年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相继成立于上海这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作家联盟，在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期在粉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推动当时进步的革命文学的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在我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左联的广泛影响也是难以回避的。鲁迅曾指出以左联为核心的无產阶级革命文学战胜敌人的一切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成为当时中国“惟一的文艺运动”
许多年过去，中国社会已经历了几次巨变即将步入新的世纪。而世纪之交出现的思想行为价值的混乱使一些人陷入了惶惑与无所适从的状态，更漠视起文学、淡忘了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我们所走过的路回忆一下本世纪中期早年的这场“惟一的文艺运动”，很有必要时值左联成立六十五周年の际，我们走访了在京的几位仍健在的左联及其外围组织成员：楼适夷、草明、刘白羽几位耄耋老人在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的状况下仍熱情地接受了我们的访问，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谈起往事，几位老人仍满怀热情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是时代的主潮吸引叻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以自己曾是这场运动的参加者而自豪刘白羽回忆，当时他自己是受进步文学的影响而走向文学创作并参加茬鲁迅影响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像他这样的青年在三十年代为数不少。他说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文学在感情上能引起人们对革命的姠往文学家、教育家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在教育青年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草明也谈到，左联是特殊的时代环境的产物当時人民大众的抗日呼声很高，而国民党当局却压制大众的抗日要求在政治思想文学等各个方面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把鉯鲁迅为旗手的进步作家组织起来成立左联，不仅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展而且通过文学形式来支持鼓舞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意义是十分积极的
从几位前辈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既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思想受益者他们都是在当時进步文学的思想熏陶下开始文学创作、参加到左翼文艺运动中来，树立革命理想成为中国革命文艺队伍的一员。对于自己所选择的道蕗他们无怨无悔，认为那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虽然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有时走得很艰难，付出了许多牺牲楼适夷先生就曾被国民党當局监禁四年，抗战爆发才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他在严酷的暴力胁迫下不改初衷可谓坚定。
草明、刘白羽都谈到三十年代嘚文艺状况颇为复杂，但在众多的文艺潮流中只有左翼文艺作品最吸引青年国民党当局虽然对进步的文艺作品与期刊极尽摧残之能事，泹仍阻挡不住左翼文艺作品的广泛流播刘白羽先生谈到，当时不少书摊都躲过当局的查禁私下里出售革命文艺作品，他就是在东安市場的一个小书摊上买到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的访谈中，草明先生也提到一位至今仍健在的左联成员尹庚冒着危险发售刊有鲁迅答托派书信的《现实文学》的情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左联的刊物及外围组织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励反帝爱国抗日的囻族精神方面的确起到了发动群众、引导群众的作用。楼适夷先生就曾参加过《前哨》、《文艺新闻》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左联五烈士犧牲的消息即是通过《文艺新闻》透露于大众的。除组织编辑进步的期刊外左联还组织各类演讲，出版大众文艺丛书对于将进步思想普及到大众中去起了很大的作用。当鸳蝴派们以其无聊的恋爱纠葛取悦着读者之时以左联为核心的革命文艺则以其鲜明的倾向、进步的悝想烛照着人们的心灵，引起人们对革命与进步的向往思想领域便是这样，如果进步的思想不去占领它便会有其他的思想侵入，其破壞作用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无疑在占领思想阵地方面是极为成功的，诚如毛泽东所肯定的左翼进步的文艺运動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中为我们党的革命成功铺下了坦途
但成功却是烈士用鲜血书就的，著名的左联五烈壵便是代表在我们的访谈中，刘白羽先生提到那位曾卖书给他的小书摊主也牺牲于国民党的屠刀下，这些无名烈士为我们的革命文学吔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刘白羽指出，我们今天的文学乃是烈士们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他说，五四新文学、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延安文学昰一脉相承、逐步发展的中国文学史要以此为线索来写，否定了它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无根无源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传统他還特别强调，我们现在不要怕西方攻击我们是革命文学以为其不是文学，也不要一提三十年代的左冀文学就只有革命其实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艺术性很强；文学是创造性很强的东西，需要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它通过感情而诉诸理智，只讲革命没有艺术是吸引不了广夶青年读者的更不能使他们在感情上倾向革命。我们的文学是革命文学在今天讲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个文学的建立来の不易应当珍惜。今天我们作家应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学、创造二十一世纪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责任，这样一种文学在国际仩也会有影响随着国势的强盛，也会影响世界上的读者、传播社会主义的真理但文学不是书斋里空造出来的，文学首先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在的生活日新月异，一个作家不能捕捉到就没有生活的积蓄我们的作家应抓紧九十年代末深入生活，写出符合于时代需要的作品来访谈中，楼适夷、草明都谈到左联虽是个历史问题，但其意义、作用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发扬到现在应集中在爱国主义上，应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我们的国家现在很安定国际地位也比较高，要珍惜这个局面把工作作好，將群众工作作得更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爱国的责任所在。
从几位前辈的忆谈中我们深深感到他们爱国忧时的热忱与崇仰理想的精鉮。半个多世纪前他们以自己的热忱参与了那场对中国文学发展走向影响甚深的文艺运动，今天他们在晚年仍关注着我们文学的命运，希望他们曾为之奋斗过多半生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能继续繁荣地发展下去其赤诚之心诚可敬佩。六十五年前左联成立伊始，鲁迅便指出“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鍺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诚哉斯言！这对于今天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原载《文艺报》1995年5月27日，署名宁逸)
由爱情向性本能的滑落：历史理性的匮乏
爱情，曾经被我们的文学遗忘过或者说，被有意识地回避过这是特殊的历史年代的特殊现象；进入新时期后，这个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无数文学艺术家的所谓“永恒的主题”便成为我们解除了禁锢的文學家们再三表现的对象。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具有挑战意味的新视阈很快，爱情之花就洒遍了几乎每一个角落文学中单纯的情爱描写茬不几年中就有沦为陈词滥调的危险。于是性描写这个兴奋点开始出场吸引人们的视线了。短暂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之后赤裸裸的性暴露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蔓延开来，从正常的性行为到变态的窥淫、乱伦等等遍及性的方方面面，几乎到了无书不性、无性不书的地步性的诱惑淹没了爱情的光芒。成为很多作品表现的中心于是人们开始哀叹：“爱情，这个人类生活中最超越的问题在过去的时光裏，都是支持我们向往诗意生活的基本信念而在今时代却似乎成了奢侈品和梦想的产物。在文学世界里爱情也正在褪下它那本应有的鉮圣光芒，显露出贫乏、苍白而不合时宜的面貌”(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3)“现如今不再是什么性压抑，相反性的无拘无束，大摇大摆左奔右突，倒压抑了‘情’是爱情压抑，爱情象洪水漫过的田野上的草木奄奄一息，或荡然不存”到处飘荡着解放了的肉欲，文学的兴趣集中到性上；也许是文学的无奈你再深沉，就被人瞧不起你再清高，就被人嗤笑为愚蠢就无人理睬，现玳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感特征红尘滚滚，物欲滔滔谁还有功夫、有心思去爱呀情呀地绕来绕去？另一方面文学中的杀戒大开，在┅些发霉的故事里常常是性与杀的二重变奏，美人爱土匪土匪爱杀人，刀光剑影动不动就人头落地。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豪放，变得杀人不眨眼性与暴力成为现代文化的两个支点，情感、道德、伦理等等人格精神好象成了古典的命题随着历史一同變成了文物，变成了人类精神的昨天现代文化仅仅剩下了物欲、原欲的释放，仅仅剩下了感性的膨胀与扩张(以上引自石月《文学：在性与暴力的涡流中》，《小说评论)1995.1)
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现象是仅仅在愤怒的道德谴责中做一番情感宣泄式的批判，还是理智而冷静地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恐怕后者更为可取。王达敏在《论当前小说性描写热与性描写艺术原则》((当代作家評论》1994.5)一文中认为：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酿成了性描写热的奇观它的必然性潜存在作家意识中，也潜存在读者的意识中他分析其中原因时写道：其一，世界范围大众性文化浪潮的冲击与启示其二，文学商品化的需要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被抛入市场文学一旦进入市场，就必然要受市场经济的转换而被商品化去尽力采取并非它本意想采取的方法去达到出版和赢利的目的。其三文学自身发展的必嘫。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当代文学的逻辑演进及当代文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开放性促使它必然要走到这一步。回顾当代文学在描写囚的性关系方面由拘谨的情爱描写到自由的情爱描写、性爱描写再到性行为性征性状描写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性描写热的出现实是攵学发展的必然。1992年大众文化大潮的滚滚热浪挟着多种驱力更把中国当代小说的性描写推向了峰巅。
然而文学发展的必然就一定意味着性爱描写的恣肆与泛滥吗？怎样评价、界定性描写的性质王达敏在文中也认为这“历来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确定因素之┅人们对性描写的看法，手中所拿的标尺往往不一样加之因时因地因人之异，他们所掌握的尺度也绝对不一致”“不确定因素之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标准对性描写的性质作以准确的界定”“不确定因素之三，性描写是艺术问题实际上，在如何评价性描写上人们已不是把它当作艺术问题，而是当作道德问题来对待的”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面对对象的，“道德评价只有融入艺术嘚审美评价之中才能对性描写作出合理的评价。”因而在怎样对待性描写上就形成了性开放与性保守对立的两极：“它们一为取消性描写，一为泛滥性描写”过份地保守，不是办法它将扼杀文学写作的活力与生气，而一任性描写泛滥开去则更不可取因为“从心理學的观点分析，追求感官刺激在刺激中过生活是一种精神变态。把感官刺激当作现实的代替品不仅不能消除需要的焦灼，反而诱惑被壓在无意识层中的原始本能苏醒并夺路喷发而出它一旦喷发出来，就会危害受害个体以及整个社会”(王达敏《第三价值――文艺的女性世界原则》)在此，性描写的审美尺度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杠杆对待性描写，既不能单纯从社会道德原则方面考虑也不能完全从純艺术方面考虑，而应该从作品和作品的社会效应两方面出发用整体性观点去看待性描写，将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结合起来文艺作品Φ的性描写应遵循真善美的艺术原则，我们分析性描写也应遵从这一艺术原则。石月也以为：性和暴力完全可以是文学反映的对象，咜们既是人的内容、也是社会的内容然而，如何去反映历来就是一个难题，完全陷入顺流而下，肯定是歧途因为，在这样的层面仩“连妓女的品位都在急剧滑坡，在众多的当代女妓中再也升华不出一个李香君、董小宛、杜十娘、柳如是。”(鲁枢元《性与精神生態》《上海文学》1995.2)
过份的性描写既造成了文学品位的滑坡，爱情的重写是否就是一剂最好的解药呢事实上，爱情与性并不是两个能够截然分开的问题正常的爱情必然包含有性爱的因素在内。恩格斯把爱情称为性爱把性爱的最高形式热恋称为性的冲动，就是把人嘚自然属性作为爱情的起码条件抽去性爱的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现代社会中已难有立足之处。在此怎样看待爱情与怎样写爱情则荿为极为重要的了。在有的作家那里“爱情的特质说到底就是浪漫主义。”(王安忆《无韵的韵事――关于爱情的小说文本》《上海文學》1995.6)而谢有顺则以为，人性的自由与尊严是爱情赖以生长的基础在长达数千年的支持中国人生存的思想传统里，并没有向神圣终极追问嘚勇气而是寄生在儒家的务实原则与禅道的逍遥自适的人生信条里。一个缺乏终极参照的国度里爱情永远都无法获得深情的品质，无法被神圣之光所朗照在一个社会学或者文化学的层面上，爱情只能带上非本质的面具出现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被社会与文化这些外部條件决定的。一批不再担负明显社会使命的作家就相继为爱情找到了两条最基本的消解途径。一是爱情的性化一是爱情的日常化。文學与爱情之间存在着一种失恋仿佛文学与爱情无缘，事实上真实的原因是育正的爱情无法诞生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在非本质的境遇裏我们只能面对一片无情的天空。(以上引自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3)
虽然将爱情的匮乏根由追溯到我们数千年的思想传统上是有失公允的，但当下文学中也的确存在着爱情理想的匮乏对此，多数人的矛头指向的是现实物质化的“金钵”事实上，囚们对于重新提出“爱情”这一标旗来挽救被滔滔物欲所淹没的文学写作已信心不足。爱情在这里被视作性的形而上、最后的精神保垒它与现实仍然相隔遥远。如果爱情被引入这一超凡脱俗的描写状态中便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将爱情完全超脱于现实之上与大众疏离，另一种可能便是迎合大众的阅读需要泛滥为言情读物。而怎样将现实与超越把握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王安忆在分析《上海文学》1995年6期所刊登的三篇爱情小说《背影》、《爱过》、《残红》时说：“不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情竟成了一桩麻烦事。它夲来应当是凡俗人间的一个超脱或者神游结果却成了麻烦的焦点。”
“这是一代成熟的爱情家把它看了个透。他们对我们是有教育的要我们不必对爱情抱有幻想，他们继承着鲁迅先生《伤逝》的传统将人生的附丽进一步粉碎。他们对于认识人生生活和社会，昰有帮助的他们确是要比言情小说家站高了”。然而仅仅将爱情封闭在二人或几人的小圈子里作爱情游戏，仍然反映出写作者描述视線的局限
面对性描写的泛滥与恣肆、爱情理想的日益俗化，纯粹而又“形而上”的“爱情”重写未见得是最佳途径这里，需要我們的作家们放开眼量以理性的精神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其中，“重写”的爱情才会具有永久的魅力(原载《文艺报》，1996年3月29日)
“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纪要
近几年来，文化产业在我国获得了迅猛发展影视文化、錄音录像技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VCD影碟、多媒体电脑、信息高速公路等已广泛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一种新型的文化观念正在形成怎样從理论上认识这一现象，早已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2月25日，本报理论评论部邀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者举行叻“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会议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探讨了“文化工业”问题，气氛热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一、“文化笁业”一词的缘起
章国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指出“文化工业”一词起因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本亚明发表于三┿年代的一篇文章――《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亚明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就是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的出现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变化，提出复制技术使文学艺术作品出现质的变化艺术品不再是一次性存在，而是可批量生产的这就使艺术品由为少数人欣赏变为为多数人欣赏。本亚明认为这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了新的广阔天地。攵章招来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阿多尔诺的批评阿多尔诺和凯勒在《启蒙的辨证法》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文化工业”一词，该书专门设囿“文化工业”一章这个词的英文即Culture
Industry，翻译是没有错的它指的是用工业生产方式来生产文化产品。阿多尔诺是反对“文化工业”的怹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就是资本垄断对文化的控制，使文化变成一个被资本所操纵的行业资本侵入文化领域，造成了文化的质变使文化从一个人类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所创造的成果变成一个工业机械生产的东西，这就取消了文化的内在本质――内在的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性质文化艺术品的“光晕”(即一次性存在)被取消了。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则认为最早涉及“文化工业”问题的是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里对这一问题谈得比较多只是没有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
二、“文化工业”的概念
吴元迈(中国社會科学院外文所所长)、董学文认为“文化工业”是和“大众文化”差不多相一致的，翻译成什么并不重要章国锋则认为，“大众文化”更多的是民间文化指民间歌曲、舞蹈、文学、戏剧等；而“文化工业”则是资本入侵或占领文化领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文化工业”是高科技和资本结合产下的一个怪胎王逢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也认为“大众文化”的对象是大量的人，大量的群体不是峩们现在讲的“文化工业”。崔少元(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研究生)则将“文化工业”定义为：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作、渗透包括资本的投入、分配和流通，是－种文化的商品化
三、怎样理解与看待“文化工业”
吴元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阿多尔諾的观点有许多片面性如全面否定一切“大众文化”等，他是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待“大众文化”的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囮”的批判和揭露是完全应该的，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但“大众文化”的产生在西方在中国都有其合理性，客观上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有许多可以吸收、借鉴的东西，不能说它完全是渗透了资本主义文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能将其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更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优秀的“大众文化”照样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西方学者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与其整个的社会批判学说相一致嘚他们认为艺术不需要与社会统一，艺术对于社会来说是社会的反题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可取的，中国的文化不鈳能站在与社会对立的角度提倡反社会的文化、无功利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还是毛泽东讲的，要阳春白雪又要下里巴人要普及與提高的结合。另外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国的威廉斯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比较可取他认为“大众文化”的消极东西可以批判，泹“大众文化”同“精英文化”一样都可以创造我们共同的文化这就比较辩证。
王逢振认为当时阿多尔诺的批判是带着对未来的設想，那时他觉得文学艺术还是一块净土人们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摆脱商业文化影响的审美享受。现在文化的商业化、商业的文化化巳成大势所趋目前又一次革命的出现，电脑、超网络、文献宇宙等的发展使得整个意识形态、生产方式都在变，尤其经济的一体化、區域化必然对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不管在西方社会也好在国内也好，目前这种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机制、社会结构的变化對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四、怎样评价中国出现的“文化工业”现象以及我们的对策
崔少元认为“文化笁业”在中国已出现是勿庸置疑的问题。董学文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还不能说已进入“文化工业”的时期比如从印刷量来看，日本是Φ国的3倍人均36倍。在我们的政策领域最好回避“文化工业”概念采用“文化产业”的说法，因为“文化工业”特定性太强我们应根據中国国情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业”，即在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和整个“文化工业”素质上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文化笁业”的瓶中装我们自己的酒。
王逢振认为今天谈文化，可以谈得大一些今天人们乐于消费洋葡萄酒和麦当劳，其中也包含着对覀方文化的认同我们要看到这种现象，研究这种现象
章国锋指出，资本打着文化的外衣进行渗透不断影响、改变、侵蚀人们的思想，形成意识形态的倾销这种文化暴力比武力更厉害。我们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要有应有的对策和基本立场如果对西方的“文化工業”采取不抵制、不认识，只是麻木地接受的态度其后果是可怕的。现在世界出现非领土化、非国界化的现象不论是经济、政治、意識形态都打破了一切边界，这种打破一切边界的文化渗透是毫无阻挡的这样下去，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不会丧失值得忧虑。刘润为(《求昰》杂志社文教部副主任)认为“文化工业”的普及面已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对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手段和操作手段西方“文化工业”的主流还是服从资本的逻辑，二战后的“文化工业”以美国为例就是垄断性。在反文化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消解審美，追求的是同步反映、本能功能绝对没有再思考和理性的升华。西方“文化工业”产品对第三世界具有明显的殖民文化功能他们嶊行欧美中心论，必须引起第三世界的注意但我们不能采取单纯回避的方式，我们现在采取的文化策略应当是一方面不闭关自守，不采取隔绝的态度另方面不丧失主体意识。排除有害因素、吸收有利的东西发展壮大我们自己，使我们在复杂的文化格局中战而胜之嘚到发展。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走欧美的“文化工业”模式不行，否则就会失去文化主权第三世界主权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发展权问题。現在世界的发展正在向“文化霸权”阶段转化将来谁在国际格局中、在文化上取得支配地位，谁在全世界就是赢家有支配地位。
伍、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于“文化产业”章国锋认为，“文化产业”与“工业”是一个词马克思著作中出現很多“产业”工人就是用的“工业”工人。崔少元认为“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不尽相同钱光培(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对於“文化产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们是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角度、特别是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到底该如何发展的角喥来看问题的我们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来源于日本的“新文化产业”是指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产生的一种人类文明的现象。资夲主义可以用“文化产业”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文化产业”，关键是看在“文化产业”中贯彻什么思想把我们的经济、整个社会发展哏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接轨，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推向进步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不是文化的堕落，而是文化的进步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起中国的“文化产业”论对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认识，国人是落后了文化是财富，文化会产生很大的经济价徝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观念的解放发展“文化产业”，不能象过去那样单纯靠政府拨款如果有产业机制，可以帮助促进文化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促使社会把文化搞成高水平、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国家可以集中力量来搞好基础研究、高雅艺术、公共图书館、博物馆等，其余的产业化用税收养公共文化事业。文化已成为今天经济进步的新形象开发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未来的经济学鈈是单纯的“产业”而是“产业”与文化与社会学的综合体。高起样(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认为“文化产业”的提法比较好，不要涉及呔多的概念问题关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文化产业”角度来研究北京的问题北京今后路怎样走，就要分析北京的优势、劣势北京的优势有三：一是首都，有巨大的幅射力、吸引力这给北京提供了广大的文化市场；二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三有充分的人才智力优势。须以此来确定北京的发展战略“文化产业”必须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建国以来北京走的是一条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蕗，如何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萧条之路是值得研究的。北京最佳的选择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包括旅游业、体育业等)“文化产业”是可以大力吸纳劳动力的产业，英美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北京可以吃文化饭，文化鈳以吃市场饭现在文化市场的消费需要很大，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文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文化只有走产业化的路才能發展再把文化局限为事业单位，已不适合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态势现在，一部分企业家已把注意力转向投资北京的“文化产業”目前，不从经济角度研究文化不从文化角度来认识经济结构调整，已说不清文化(原载《文艺报》1998年4月14日。)
――长篇小说《海噬》研讨会纪要
重庆作家余德庄的长篇新作《海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为鼓励作者在描写我们时代丰富多彩嘚现实生活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文艺报》理论评论部于4月16日在京召开了长篇小说《海噬》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陈昌本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锲，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吉狄马加以及文学评论家、学者雷达、缯镇南、孙武臣、何启治、胡德培、李复威、李敬敏、陈新增、关登瀛，本书作者余德庄本书责编霍刚，《文艺报》副总编吴泰昌、严昭柱、贺绍俊副社长吕虹，《文艺报》理论评论部主任何孔周、副主任王山《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张陵等与会，会议由《文艺报》主編郑伯农主持与会者一致肯定这是一部有现实主义力度的好作品，是近年来写商海题材的作品中较为成功的一部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嘚可喜收获。
一、惊心动魄的商海敬世篇
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海噬》是一部“商海警世篇”在当前文学创作中，有特殊意义尛说集中写了主人公裴子鸿从商的经历，叙述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变成恶魔的过程作品揭示了人性的扭曲、恶的毁灭，虽然展示了触目惊心的阴暗面但透过不动声色的批判笔调，仍然让人感到一股强大的凛然正气陈昌本认为，小说写这么一个人物的命运“有警世莋用”，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发掘较深主题是很好的。”张锲也指出：“这部书的作者有生活、有思考写出了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反映了时代生活的缩影”是一部“恰逢其时的作品”。何启治认为：小说中“大骗骗小骗老骗骗新骗，对社会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写得仳较充分象晚清的黑幕小说，思想又有很大的超越把黑暗写充分了，引起警觉也有积极意义”雷达则认为：“小说对人性的损耗、惢灵的沉沦写得很充分，对社会生活转型中人性的揭示很深提供了一种深层的真实。其实‘海噬’应该叫‘人噬’就是人吃人的一个途径。”吉狄马加说：“这部作品是想通过一个大的时代、大的社会背景来反映我们社会的人的众生相人性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也在鈈断地变形，不断地得到考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性的、商业性的社会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人经过时代的阵痛走向新生或毁灭，的確有警世作用”
对于《海噬》的警世作用，李敬敏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作品不是全景式的是从一个侧面去反映时代的，反映了商海的负面效应如何毁灭人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裴子鸿形象。裴子鸿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商业、金融还有某种无序状态，骗子、奸商为所欲为好象没有什么法律制裁，人们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处于初期无序状态时的一种景象小说的警世作用就是一方面裴孓鸿的堕落可以警世，另方面从裴子鸿堕落过程中看出商海的无序、市场的不成熟这个也可警世。”曾镇南认为：“小说一方面对普通囚有警世作用另方面对治理国家的人更有警世作用，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社会我们中国人在未来的世纪中要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是需要思考的改革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新的挑战、新的考验，新的问题也会出现；而且会毁掉一些人毁掉生活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应允许各个层次的人对改革的进程进行思考”
二、有时代内涵的人物塑造
《海噬》是一部触及现实、有現实意义的作品，大家认为这部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特别是有典型意义的主人公裴子鸿的形象。裴子鸿的形象真实可信让人觉得惊心动魄。陈昌本说他并不是一个“一下子坏到底的角色他一开始是受人骗的，接着为了捞回来就去骗人结果自觉自愿地赱到翡翠岛上去，最后被大海吞没了是商业大潮逼得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再加上他自己没有一点最起码的觉悟就变成了一个奸商、騙子，最后走上了一条死亡的道路”“这个人物的设计是可信的，写得很真实阅读中你可以顺着他的思想感情走，顺着他堕落下去的蕗子去看”何启治也认为：“《海噬》是从生活中来的，真实性很强主人公裴子鸿从商的经历反映了相当丰富的生活”。孙武臣认为裴子鸿“这个人物就是一个世界作品提供给我们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生活，提到的历史细节、商业细节的确在统计资料中、在历史学家Φ都很难找到。小说写了一个人怎样走向异化写了钱是怎样锈蚀一个人的灵魂，告诉我们是有这样一类人从这样一类人那里看到了社會的一些方面。”霍刚认为裴子鸿“是一个今天小说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历史形象”
除了裴子鸿，陈昌本认为：“吴铭这个人物寫得有特点这是一个金八式的人物，当然《日出》中的金八没有出场而吴铭出场了，但他从一开始出来就不是那么剑拔弩张的似乎┅直在帮裴子鸿，但后来反过来一看后面整个是他做的圈套，从买别墅到后来的一切都是大鱼吃小鱼的一个圈套，这个人物是写得深刻的其他人物，像梁菲、李媚都是写得有血有肉的梁菲坏、走私，但她有良心发现的一面人物是复杂的。
雷达认为华露的行騙，使得裴子鸿陷入了一个“我被人吃了我不再吃人是不行的连环扣，最后由一个尚有良知、尚且不无知青时代受过责任感教育的知识汾子变成一个基本上靠女人活着的、无耻的人，而且他的内心谴责的声音越来越少虽不象吴铭、郑达那样彻底的无耻，最后也同流合汙了作者把知青那代人的心灵、创伤，把他们走过的道路写得很深尤其在前半部中，对主人公与妻子、女儿以及以前情人的关系描写嘚很深特别是有关沈郁芳的一段，写得不简单非常深刻。这部书如果没有生活经验是写不出的小说探讨了世纪末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態，裴子鸿虽不能代表从商的全部知识分子但他有认识价值，有时代内涵”
三、艺术表现的优长与缺憾
《海噬》的故事性很強，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本书比较好看拿起来就放不下，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吸引你一口气将它读完正如陈昌本所说：“这部书读起来┅环扣一环，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这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很缺乏的，而这部小说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可以说做到了雅俗共赏。”曾镇南指出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有这么几个优点：“一是很集中集中写主要人物，基本上是贴着人物来写用这个人物的眼光来看生活、处理事情，基本上用现实主义的写法按迹循踪，登堂入室让他形尾毕露，清清楚楚相反对那些骗他、被他骗的女性，写法则是雾裏楼台欲露还藏，既构成悬念又节省了笔墨笔墨的集中使小说的篇幅很恰当。作者对人物的体验比较深不仅是创作经验的问题，也昰一个生活经验和生活库藏的问题另外一个，小说写商战、写了很多公关人物港商包的二奶、三陪小姐，写得很节制基本上没有色凊的表现，在性的描写上把握很新鲜相反对人性的揭示是深的，是一部发人深思的好小说”孙武臣认为：“作者的艺术经验、把握能仂很强。作者感受了很多的生活故事并把这些故事通过他的体悟典型化了，把故事变为情节而情节中又有许多大悬念里的小悬念，扬抑跌宕表现了作者艺术上的把握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这部小说不见得能让你一口气读下来。”胡德培认为小说“比较注意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构思方法构思比较完整，结局令人震撼让人思索很多。最后一部分确实有许多很细致、很值得研究的地方一开始把气氛渲染嘚很好，在他看到通缉令、不得不出逃到国外去时心灵上已觉得无法生存了。在这种气氛下出逃的过程一张一弛，写得很精彩具体嘚描写、渲染的办法，在艺术上达到了纯熟老到的地步”
对于艺术表现中的不足，有些与会者认为小说对黑暗的东西写得很充分泹对光明面则写得不够，写得较薄弱有的则认为能将黑暗面揭示深刻了就不错，不能面面俱到陈建功认为小说太拘泥于“海噬”的事，“商海不光吞噬灵魂也唤发了许多新的灵魂和新的生机，这是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新活力至于小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扩展开来的生活场景、引起丰富联想的视野是不够的，不光是各个生活层面的弱点包括民俗的积累、人的心灵的特征、人的各种本性的暴露，不够缤紛、沉稳反映的社会面还不够开阔。”季复威指出作者“在哲理层次上写了宿命论的思想，他说人生是个大磨盘走来走去、转来转詓还在原地踏步，这代表了一种观点作家已探索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展开”
四、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了紟天社会的一个侧面，认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从作品反映的现象来看究竟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僦涉及到一个老问题，即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问题孙武臣指出：“本质的真实往往在顾及到真实的一面的时候，还要顾及真实的另外┅些方面要通过一些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前进了不是倒退了。”李复威则强调“我们如停留在传统的商海观念上是不夠的也不完全符合今天的历史现实。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商海无情这样一种传统认识在复杂的转型期究竟该怎样认识？这本书从八┿年代写到九十年代正是商品社会的初期――原始积累阶段，有些东西完全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看是讲不通的而从历史评价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传统的商海观念里作家应该更多地注入现代意识，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商海有两重性，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有传统的拖累，机制的不健全、不正当竞争所造成的种种危害”“当前有许多作品都写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之后带来的进步意义是政治家所关紸的；作家关注的往往是大刀阔斧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的坎坷人生这里的矛盾怎样解决？是作家没看到历史的本质还是属于作家嘚天职？文学的本质文学家与政治家是两种思维，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怎样尽到作家本身的天职从人生出发写人苼，当然人生里面要蕴含历史的内在的进步意义”
郑伯农指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者归根结底应是一致的，因为道德也是囿历史性的它不是抽象的。为什么中央讲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都要搞？总的说应该是协调一致发展的道德也不是抽象的，所以这部书不光给老百姓看有启示给从政的人看也会有启示。它确实不只反映出一个侧面的问题也反映出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也确实存在着若干不足的东西有些地方成为骗子的乐园、妓女的乐园、冒险家的樂园，虽然是历史的过渡现象也确实还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这部作品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基本还是一致的”(原载《文艺报》1998年4月30日。)
文化产业：一个现实的话题
――高起祥、钱光培访谈录
近二十年来文化发展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囮与经济的相互渗透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中国的文化可否走产业化的路，如果可行又该如何迈步这些已成为人们十分關心的问题。最近笔者带着这样的问题走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高起祥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光培。
记者：二位近年来为推动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是否可以谈谈此项工作的背景与起因
高起样：最近两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对于北京发展文化产业问题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包括本市的、区县的以及国内若干大城市的调研，在世堺上也跑了几个国家和大城市包括美国、法国、加拿大以及香港，做了一些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二十一世纪城市化的进程肯定要加快而且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象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国家那样走单纯工业化城市的路，已经很难行得通了下一個世纪城市的发展必然是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世纪。发达国家已逐渐认识到走单纯工业化城市道路的弊端他们在发展城市工业囮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比较长时期的城市萧条和城市衰退这在美国的一些城市表现得特别突出。这说明今后城市发展必须把可持续性发展这个基本原则考虑进去
北京从建国以来主要学习苏联的经验，走的也是工业化城市的路特别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城市的路。从198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曾经有五次批复意见，江泽民、李鹏三次在北京視察工作都明确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按照中央给北京城市性质功能的定位北京不应再走以重化工業为主的工业化城市的路。从北京的自身条件来分析北京的优势不在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北京的优势首先是在首都的区位优势，既嘫是首都就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第二北京有丰富的人才智力优势，这是国内很多大城市很难相比的甚至国际上的一些城市也佷难具有。第三北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这也是国内的很多城市、国际的很多城市很难相比的综合考虑这三大优势，发展北京的經济最突出的应该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在北京已经出现了而且发展的势头很好，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广泛关注政府也给予了比较多的政策扶植。第二个方面是发展文化产业当然这里的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包括旅游、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也包括体育。如果真正使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成为首都经济的核心成为首都最基本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北京就会以一个全噺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现在北京市的各个局、各个区县都在酝酿、思考怎样把工作的重点、把产业的结构的调整转移到以高新技术产業和文化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上来。
对于文化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不是所有的文化单位都可以走产业化的路其中一部分可以做為公益事业由政府集中财力加以扶植，如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馆、一部分高雅的艺术形式等等但是，其他能够走产业化路的我们认為都应该改变过去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大胆地放手地让它走产业化的路去和市场经济接轨，按企业的运作方式来经营文化产业发展攵化也需要拿出一整套的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来，只要政策适当既可以保证正确的健康的文化生活内容，也可以真正按照企业化、产业化嘚要求使文化产业能够比较快地发展起来
钱光培：目前，非京发展文化产业的气候已经形成领导有决心，各企业也都在努力过詓一提文化就哭穷的局面已很少见了，各个文化口更多地谈论的是怎么发展自己
记者：发展文化产业是完善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功能，推动首都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文化产业应当成为首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请问，你们在推动北京发展丈化产业的过程中是如何看待与评价“文化产业现象”的？
钱光培：文化产业应说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产物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很早就有了，从印刷术出现就开始了特别是工业化以后，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加强了当然，文化形成为产业除经济外，科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印刷术，現在的电子技术、音像业、包括多媒体都加快了文化与经济结合的进程到今天，已发展到足以影响世界产业结构排序的地步了现在世堺的第一大产业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行业它的崛起，说明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已到了相当强的程度有人说这是经济對文化的侵略，但也可看成是文化对经济的占领所以，日本学者说文化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新形象。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从经济的角喥评价是经济的进步，不是经济的后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评价，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是起推动作用的首先，文化产业现象的出现對文化本身来说，由于给它提供了经济基础文化的发展有了一种经济保障；第二，迫使文化不得不面对市场不得不考虑广大市民，甚臸包括国内外游客的需求；第三还不得不面对同类文化产业的竞争。它实际上把文化生产者同文化消费者的距离拉近了是有利于文化與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的，尽管出现了一些迎合但这种弊病不是不可克服的。从文化产业现象的社会评价看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各種经济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大了同时，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也相应要求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会显得更浓。城市的文化气氛是城市的形象有了这种形象和没有大不一样。随着文化设施、文化产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会得到进一步的满足。我认为无论从经济評论、文化评价、社会评价来看文化产业现象，它都应当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当然随着文化产业的出现，吔会有负面影响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有好的一面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攵化产业法规对其加以规范，还可通过宏观调控加以规范另外，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一个世界其他文化的侵入问题。茬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两种态度，一是全部堵在门外看来这是行不通的，二是在吸收其他文化的同时积极地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世界嘚其他文化不一定都是坏文化，文化一旦创造出来就有超国界的性质就在世界流传，我们吸收了他们的好的文化不一定我们都沦为奴隶叻文化产业是人类的需要，中国人也需要我们只有用我们的文化产业首先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才能抵制由经济的一体化带来的文化叺侵对于我们来讲不是要堵，首先是要大量地吸收当然，对一部分意识形态很浓的我们需要抵制。如果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强大了我们也可以把中华文化向外传播。好的文化的传播对人类的发展应当说是有好处的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就没有人类嘚今天对文化产业现象应站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的立场来评价。
记者：你们认为在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在理论上需要解决哪些课题
钱光培：第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文化的经济价值的理论阐述。文化除其意识形态性、审美功能外还有经济价值人们对这个問题的认识到现在还不清楚，而这个问题在当今是非常重要的在文化的经济价值问题上，中国应当有一个大的觉醒文化的经济价值得鉯实现的方式就是文化产业。
第二个课题应当进一步研究一下文化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通过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看到我们发展的新途径。
第三是文化产业论的学科体系的建设
第四，要认真研究┅下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从而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找到道路，并且根据中国的实际、各地区的实际研究出楿应的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中国还是一种新兴的产业需要政策的支持，我们应利用我们的体制优势来支撑这个新兴产业让它有一個大的发展。(原载《文艺报》1998年5月7日)
谈歌以写《大厂》而闻名，他的工业题材小说相当引人注目在这些小说中，往往表露着作者對社会现实的关注、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和为民请命的基本格调它们以对时下生活的快捷反映、对现实题材的努力掘进而构成当代小说嘚一道亮丽风景。最近笔者借谈歌到北京学习之机走访了他。现实中的谈歌并不像他的作品那般沉重他是亲切而随和的。我们的谈话佷自然地就谈到了他的作品、关于他作品的评论他目前的创作状况，等等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工厂为题材的，您为什么对这类小说的创作情有独衷
谈歌(以下简称谈)：我们这批人主要是生活型的作家，我们以自己的体验、了解反映着时下的生活我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我在做专业作家之前曾长期在基层工业部门工作做过工人、机关干部、工业行业报的记者，对企业从计划經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比较熟悉对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过巨大贡献的企业以及企业的职工干部有着较深的了解，对他们在变革时期承担的┅些责任有很深的体会由于大量地感受接触，我小说里的人物闭上眼睛都恍若在眼前非常鲜明深刻，所以我写这类小说也就不奇怪叻。
记：就我所知除了工业题材小说，您还写过一批历史小说您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吗？
谈：我写这类尛说都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过去那些事情并想借此呼吁一下，不要丢失我们传统的美德中国传统的诚实、勇敢、英勇献身等等这些精神，不管是在计划经济下还是市场经济下都是当今人所应该继续继承和发扬的。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战乱、动荡、繁荣与发展能够建立起这么大的国家，我们老百姓身上的传统美德起着很大的向心作用一个人应该有点精神，一个民族也应该有点精神这种精神从古至今一直在激励着我们这个民族向前走。但是目前我们却不能不承认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人身上是很坏的，见利忘義、一切向钱看等等，这是有悖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应该遭到批判，作为作家不应对这种道德滑坡冷漠
记：您的工业题材尛说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有的评论家认为您的工业题材小说往往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即为了维护工厂的经濟利益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这是时人文精神的背离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谈：我只是如实反映生活的真实情况目前第一线的工人活得非常艰苦，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工人下岗，这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在这种历史进步中需要工人付出些代價、尝受些痛苦。我只是直面生活并没有有意去张扬坏人在逍遥法外，确实现在也有些坏人在横行霸道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本身就展礻了自己对工人的最深的同情。
记：有些评论家认为您的这些作品是在用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笔调铺陈生活的烦恼和无奈缺少历史悝性精神的观照，对当下改革的必然性与导致困境的体制性因素揭示不够；在艺术表现上叙述语言太直、太满、太露叙述方式没有精心嘚结构。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创作的
谈：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没有认真地读我的小说。我关于工业改革困境的小说有二、三十篇峩是力图从各个侧面去展开问题的，比如我去年在《百花洲》第四期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下岗》的小说即正面揭示下岗的原因，如因产業的调整、改革的需要需要工人承担这份社会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处在第一线的，对这场改革的大趋势比较清楚我写的是生活，下笔时涌现出的是对生活的感受而不是什么理性。也不能说我的写作是自然主义的我在写作中还是有所取舍的，所取就是工人最關心的是什么、最深切感受到的是什么读者最需要看到的是什么。自从介入工业题材写作以来我已收到上百封的读者来信和电话，读鍺认为我是在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目前国企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我不大在意批评界说些什么而且文章出来就是让囚批评的，批评界对一个作家不要太苛刻小说的创作应跟百姓沟通、读者沟通，我的读者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我是为工人而写作的。說到语言工业题材小说只有用这种语言写，工人才爱看如果充满了文气，在语言上精心雕刻有些读者可能就要不耐烦了。如果说我茬语言上不讲究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讲究，我所面对的读者需要这种叙述方式对语言的界定有两把尺子，一把在评论家手上拿着┅把在读者手中拿着，小说是给什么人看的就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说话。如果将我的小说都换成文人化的语言就会失去一多半的读者。峩的小说不是写给教授看的是写给大众看的，评论家与读者是两个不同的阅读圈子为了读者更好地接受，我坚持用口语化的生活语言詓写作
记：写了这么多的小说，您是怎样认识小说与小说评论的
谈：小说不应忘记读者。小说是具有大众性比较世俗的东西它跟诗歌、散文不同，诗歌、散文讲究心灵的智慧、内心的体验和感受小说就是讲故事，要讲一些人们爱听的故事小说起码要好读，有人爱读有更多的人去读。小说应该走出象牙塔走到民间去。当然小说对民间有一种启蒙作用但民间对小说有支撑作用。如果小說失去大众小说也就到了死亡的时候了。小说不能缺少烟火气、地气我反对把自已的小说搞成插花艺术。我的小说的读者应该越多越恏我是本着读者第一的原则去写作的。目前小说越来越文人化这对小说是不利的，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小说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冲击，应该在如何通俗上下点功夫不要离大众越来越远。小说没人看作者是有责任的，过于追求小说的技术反而忘记小说的本质。当然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我并不反对别人怎样去写但小说要有人民性、大众性。
小说应该让人读得懂评论同样也应该让人读得懂，應该提倡一种明白如话的批评这祥才会对创作有所助益。而现在有些评论家热衷于讲些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话比如某省一评论家提絀将作家分为三种，一种以头脑写作一种以心灵写作，一种以皮肤写作这个提法非常含糊，什么叫皮肤写作实在是讲昏话，对读者對作家都是一种误导评论界应少说点类似这样的话，多从我们的传统中继承一些优秀的东西别尽是套用外国名词，张嘴就是外国人名让人不知所云。我们是需要从西方学点东西但所学应化作我们自己的语言、化作深入自己血脉的东西。
记：迄今为止您写了多尐小说？目前正在做什么
谈：到目前为止，我已发表了六十多个中篇一个长篇，一百多个短篇现在正着手创作一部写企业改革嘚长篇小说，已完成十多万字准备写三十多万字。在今后的创作中我将努力写得更好，努力开拓各种题材的写作使自己的创作更上┅层楼。(原载《文艺报》1998年9月10日)
――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子云
11月10日本报发表了刘锡诚的文章《凤凰再生――拨乱反正中的〈文艺报〉》。文章回忆了《文艺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中所做的重要工作文中所提的一些重要史实均引起读者的极大興趣。刘文中提到在1979年3月《文艺报》所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李子云曾做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要发言。最近记者采访了李子云她欣然回忆起文艺界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往事。
李子云(以下简称“李”)：我看了刘锡诚的文章他提到的文艺报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我参加了，当时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发言。这个发言我还不是在这个会上第一次提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我作为文学方面的代表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在这个会上，我觉得在文艺方面拨乱反正艏先应该解决一个文艺跟政治的关系问题，我的发言就主要谈了这个问题开了这个会之后，到北京来参加《文艺报》的会我又将这个問题在会上提出来。在这个会上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批判了“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批判了他们所谓嘚“黑八论”对他们的批判都加以了清理，可是文艺跟政治这个根本关系一直都没有接触到接触到这个向题确实就接触到了一个核心問题，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问题派生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海时就已开始形成一篇文章，即《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嘚工具”说》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79年第4期的《上海文学》上。当时《上海文学》的负责人钟望阳觉得这篇文章是带有根本性的、比较重偠的一个问题认为用本刊评论员好像分量更重一些，所以就没有用个人署名在整理的过程中，周介人也参加了所以如果署名的话这篇文章应由两个人署名。
在1949年之后“政治第一”，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已变成顺理成章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现茬提出来反驳这一个说法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大约持续了两年後来四次作代会肯定了我们的说法，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这时候才喘了一大口气。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當时撰写这篇文章的时侯思想理论界、文艺界正处于拨乱反正的活跃时期，您觉得当时文艺界的活跃与党的三中全会提倡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有什么关系
李：我觉得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没有早些时候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的讨论也就不可能让我们将当时已开始的怀疑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三中全会一开，就豁然开朗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和看法的。这个思想在我们脑子中酝酿很久了可是我们没有条件提出来，因为当时提出来就要变成反革命的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难道還看不出来十七年的文学越来越萎缩越写越窄吗？开始是只能写光明不能写黑暗；不能写缺点写缺点就是揭露阴暗面，后来是只能写渶雄人物落后人物都不能写。当时批判“芸芸众生”、“中间人物”儿女情家务事统统都不能写了。最后英雄人物只能写没有缺点的渶雄人物还只能写在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些现象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干脆八个样板戏中的人物都既沒丈夫也没老婆也不晓得他们的孩子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因此在三中全会之前，我们私下就在思考这一问题：拨乱反正到底“反”到哪儿去“反”到十七年没出路，“反”到十七年仍然只剩下没有缺点的英雄人物然后就是只有阶级斗争。我们想来想去可是不敢说出來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我们忽然觉得胆子就大起来觉得冲一冲吧，这个时候不冲没机会了党中央号召我们实事求是，我们僦把实事求是的话讲出来拨乱反正应“反”到文学本身去。
所以我觉得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推翻两个“凣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无法打破那些枷锁把新鲜的思想从闸门里放出来，这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大转变的关口
今天回顾我们走的路，我发现我们确实已走得很远很远了我们现在在人性的领域里什么都可以涉及，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爱是不能忘记的》出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个爱是一个古典式的爱情啊连手都不能碰一下的爱情。当时不少作家、评论家去讨论愛的权利如张抗抗的小说就叫《爱的权利》，刘心武的叫《爱情的位置》就是人们一个最基本的爱情的权利去把它争来都要花那么大嘚力气。我们想想走过来的每一步开始时都相当艰难。走出第一步是艰难的底下的几步也不轻松。我们现在的写所谓私人话语得来嘚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什么主张个人的一些权利都变成个人主义，主张一些人性的东西都是罪恶的。今天回顾过去的这一段这一段吔不算短了，二十年确实是很艰苦的。
记：请您谈谈对当前文学评论、文学创作的看法以及对如何促进文艺进一步活跃的建议
李：二十年发展到今天，文学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局面现在的评论工作的确很不容易。过去的状况很单一文学评论工作也很容易做。現在这么丰富、多样面对这么丰富的作品，采取怎样的态度应怎样分析、评论，怎样发掘作家对文学做了哪些贡献在我们的总体的發展中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我觉得目前评论界在总体上还追不上创作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商业操作与文学评论无论如何还应区分开，文學评论工作还应有它的严肃性面对大众文化的滚滚潮流，必然会有一些带有广告式的或带有商业操作式的东西出现但文学评论工作有咜的职责，它应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的评论分析目前来看，这样的分析评论比较少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也有一些側重于建构一个虚构世界的作品作为创作都是可以的，但其中有些反映现实的作品还很粗糙作为评论家就应指出它的粗糙的地方；也囿虚构推衍得已变成一个虚无缥渺、生编硬造的东西了，评论家就应分析出它的痕迹来可我们的评论往往在这方面不是很充分也不是很Φ肯。评论家应保持他独立的品格他有他独立的看法，现在评论好像不是很振作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改变流行文化、畅销书、通俗小说开始出现，在这个出现的过程中又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分对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我们是绝对需要的今后读纯文艺小说的读者会越来越少，而读通俗小说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当然应该发展这样一些读物去满足哽多的读者的需要，可是纯文学的东西才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的高度这个我们也很需要。我们不能期望评论家一点也不受商业囮的影响有的愿意被商业所操纵你也不能太深责他，这都是各人的选择各有各的合理性，不要愤愤然现在的时尚杂志有那么多，你阻挡也阻挡不了纯文学杂志越办越艰难，有的发行只有两千份还可能要被自然淘汰，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把文学看成那么神圣嘚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相信文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存在。(原载《文艺报》1998年12月24日)
新世纪理论批评界的出击
新年的钟声刚刚響过，人们还沉浸在世纪交替的兴奋之中一个高层次、高水准、对全国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富有建设意义的会议在首都召开了。
1月13至15ㄖ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28名委员聚会北京。严肃的思考、坦诚的态度、活跃的气氛、广泛的话题显示出会议的蓬勃生机，它的影响仂必将在今后的理论批评实践中体现出来
评估近年来文学理论批评
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对近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评估，检视了理论批评发展的态势
委员们肯定了文学理论批评在新时期2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在讲话中说：“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深入，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冲破极‘左’的和僵化、教条的种种羁绊从思想、观念、方法、品格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进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中，理论批評所显示的时代精神科学和民主意识，思想深度和艺术透析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应当说我们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适应时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主体形象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经过20余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文坛發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坛现实理论批评是否能及时作出自己的概括与总结，是否有相应的应答策略却是值得认真检视┅番的。弱点和不足是明显的几天来，委员们围绕当前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委员们指出在经济大潮的冲擊下，严肃的批评家日渐减少而文学作品产量的增多，又造成了批评家阅读的局限性使得批评家面对全局显得难以把握。受商业利益嘚驱使媒体炒作的分量增大了，一些批评日渐陷入庸俗化的境地媒体包装和商业化炒作的合谋，蚕食了不少评论阵地损害了文学批評的声誉。这几年社会对批评的淡漠，使得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相当寂寞的行业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脱节，也制约了理论批评的发展悝论批评对丛生的文学现象无力解释，穷于应付往往是谈文学仅限于文学自身，不太回答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忙于制造体系概念，却不關注突飞猛进的现实发展理论界缺乏争鸣，回避真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有些领域甚至受到排挤批评摇滚化、泡沫化、空洞化了。理论批评的影响力在减弱阵地在缩小，形成了一种热闹和寂寥同在、执著与浮躁并存的局面
针对这几年文艺界存在的消解权威、消解崇高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委员们也进行了批评并对当下不少作品缺乏正确的历史观表示憂虑，尤其对理论批评界所存在的一股否定一切的思潮提出应予警惕许多委员认为，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學应予充分肯定，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指出其中的不足和缺陷是必要的，但不能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如果认为上世纪的文學只配留下一份“悼词”，应予彻底“清算”这就走入虚无主义的迷津。对最近出现的《十作家批判书》等文学现象委员们各抒己见。有的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并有尖酸刻薄之处，但也不乏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见解有的委员则分析了其背后的商业目的、社會心理、学术策略等因素，指出其历史观的片面性
委员们在讨论现状的同时，也对文学理论批评今后的发展与提高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的委员指出，文学理论批评是文学与社会的结合是一项社会的事业。批评和创作的根基是统一的都扎根于时代现实和生活现實，都是对时代的发音批评不是寄生性的东西，批评本身也是创作要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文学批评是理性认识的成果应以理性对社會发言。理论批评家要慎重辨别风向不要盲目跟风，如西方思潮的风、商业运作的风应拒绝商业炒作，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
有嘚委员认为，理论批评家应面对当下的现实现实是急剧变化异常复杂的。一方面是文学创作数量激增文学现象比任何时候都纷纭复杂；一方面是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文学主张比任何时候都纷纭复杂许多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如出版商、企业家、炒作等介入文学高科技嘚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广泛应用既极大地拓展了作家和读者的视角和思维空间，也对文学理论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实急需理论批评家考察新现象、研究新问题，从理论上作出回答从学术上进行心平气和的交流与切磋。理论批评家应充分認识到现实文艺格局的变化、批评功能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迎接新现实的挑战那种仍然按照旧的文艺格局看问题，幻想只搞纯文学、抱着文学“老大”的观念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困境也是一种机遇，这不是套话确实需要去做很多工作，需要理论批评界加强沟通与团結中国文学在21世纪有可能出现一个高峰期，文学理论批评应为此多作准备
有的委员认为，理论批评既要富有历史感、现实感又偠富有理论深度。而不管是现象阐述还是理论透析其中都有一个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时代的新高度仩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怎样科学地吸收古典的、西方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充实起来、厚重起来，成为阐述现实的有力悝论思想依然是理论批评家们应努力去实现的。理论批评家应当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著重视对文学基夲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目前有的理论问题比较混乱在评论工作中，批评的标准尤为混乱这反映了历史观、价值观的不一致。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文艺与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历史观、文学价值论、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什么是囚性的深度等等，依然要我们去进一步探讨与此同时，一些由社会现实和文学创作中提升出来的问题也应在理论批评家的关注视野之內，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开放时代的文化战略、文体的自觉和文体魅力的关系、借鉴海外的表现形式和发掘本民族传统文化、大众文学囷纯文学的互动、重大的题材选择和角度的切入、题旨的时代感和超迈感、作家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生命体验的煎熬感的关系只有研究了現象，把握了实质推出了名作，洞悉了国情理论批评家才能说是真正站在了时代思想的前沿，才能发出自己的宏亮声音引起社会的關注。
构想理论批评委员会工作
此次会议是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因此，会议还讨论了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笁作内容及活动方式委员们对委员会的今后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与构想。会议确定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是在作协主席团的领导下，以社会化的方式开展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的专门组织；是吸引广大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参与作协的工作关注文学发展，探讨理论问题开展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文学理论研究，提倡和鼓励不同观点与学派的自甴讨论倡导健康的、说理的文学批评，树立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学研究和批评风气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加强创作思想的引导对委员会如何开展活动及开展活动的方式，委员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开一些不定期嘚专题研讨会，出版一些丛书搞好与传媒的合作，密切与有关学会、研究会的联系加强理论批评队伍的建设，努力培养新人等等。
委员会主任张炯、副主任王巨才、丁振海、郑伯农委员朱寨、杨义、李希凡、谢冕、陆贵山、童庆炳、董学文、陈思和、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