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苹乡效能作风整治自查自纠情况报告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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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苹乡效能作风整治自查自纠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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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作​风​整​治​自​查​自​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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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社苹乡政府办公室　生成日期：日　查看次数：
&一、民生工程
&&& 1、实施了社苹乡敬老院升级改造项目
社苹乡敬老院位于乡政府驻地500米，始建于1985年，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原有住房22间。由于已使用了20多年，致使房屋破旧、设备落后。外加管护人员不齐全，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农村养老事业的需求。2013年，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的关心帮助下，我乡投入资金71万元，对敬老院进行了升级改造，截止2014年6月，已全面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升级改造后的敬老院占地5亩，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拥有住房30余间，可接收容纳老人32人。并配备了厨房、餐厅、医务室、洗衣房、浴室等配套设施，每个房间都带有卫生间和有线电视。整个敬老院环境优美，院内栽有柏树、四季桂、蔷薇等10余种绿色植物，院后种植了毛竹100多棵，十分怡人。敬老院目前在住院民17人，平均年龄65岁，都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老人，乡政府聘请了3名专职工作人员照料他们日常生活起居，让所有在敬老院的老人都能颐养天年。
2、实施了社苹中学教学综合楼及师生食堂新建项目
社苹中学位于社苹乡社苹村新村路，距县城17公里，学校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现有在编教师23人，在读学生106人，共三个年级三个班，为改善社苹中学教学条件，在社苹乡政府和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争取到新建教学综合楼和师生食堂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60万元。目前，该项目已正式开工。
新教学综合楼规划建设三层楼，建在原教师办公室和厕所的所在位置，建筑建筑总面积为1200平方米，包括学生教室、教师办公室、电脑室和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室等共12间。新建教学楼日照充足，通风良好，内部空间布局也符合现代化教学的需要，一举多得，效益非常明显。新师生食堂规划建设两层，建在原食堂向后移近10米的位置上，建筑总面积约为800平方米，食堂内部设施全部采取标准化配置，配备冰箱、消毒柜、洗水池、不锈钢餐具等，有效确保师生用餐安全。
教学综合楼和食堂建成后，还要兴建学校操场、篮球场和花园等活动场所，兴建一片绿化带。全部建成后，既能改善学校拥挤的教学环境，又能改善校园绿化环境，有利于学校的快速长远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3、实施了社苹乡自来水管网延伸工程
社苹乡集中供水工程建于2011年，当年完成了管道主网建设，解决了2个行政村的饮水安全问题。2014年，我乡再次多方筹集资金89.6万元，对已有的集中供水工程向前进村进行管道延伸，配套建设了自来水厂区管理房，围墙和绿化带等设施。此次自来水管网延伸工程建设规模为每天供水300吨，项目建成后，有530余户农户从中受益，解决了2239人饮水安全问题。该延伸工程进一步扩大了自来水管网覆盖范围，在极大地改善供水区域内群众的用水条件的同时，对加快我乡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步伐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实施了前进村朱家堡村小组新农村建设工程
&&& 围绕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全力推进前进村朱家堡新农村建设点的建设工作。截止目前，已拆除猪牛栏123个、空心危房67间，面积3300平方，穿衣戴帽基本完成，墙面粉刷11000平方米，屋脊2100米，浆砌块石大小排水沟建设980米，干砌护塝310米。在村庄内种植了桂花树、红叶石楠400株，再计划种植香榧树300株，努力实现村庄亮化、绿化、美化的效果。
&& 二、特色产业
&&& 1、建立了宏源村彭池香榧种植基地
宏源村彭池香榧种植基地作为我乡2014年重点打造的香榧种植示范基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由江西森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无偿提供香榧苗木和全程技术服务，农户以山场入股，进行年度分红，实现与农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目前已种植香榧800余亩、20000余株。2015年，我乡将坚持&做强富民强乡特色产业，做优&中国香榧之乡&品牌&的思路，进一步把香榧产业做大做强，使其成为推动我乡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森冠公司香榧种植基地（社苹）。该基地是江西森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香榧种植基地之一，目前已种植香榧800余亩、20000余株。该基地的建设，是我县香榧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经过短短三年时间的发展，我县香榧产业无中生有，已种植2万余亩，种植区域从宏村镇核心基地向周边5个乡镇拓展，组建香榧专业合作社8个，黎川荣获&中国香榧之乡&称号。为培育打造百亿香榧产业，我县引进中国香榧产业巨头&&浙江冠军集团。集团在我县组建森冠公司负责黎川香榧发展业务。该公司集香榧种植、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计划在我县投资30亿元，建设80000亩香榧种植基地、1000亩育苗基地、1000亩深加工基地。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推进香榧产业发展，实现与农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公司组建以来，先后荣获江西省省级林业龙头企业、江西省省级林下种植示范基地、江西省十佳林下种植示范基地等荣誉。
&&& 2、建立了吊瓜种植基地
&&& （1）产业现状：吊瓜，又名瓜蒌，作为传统中药材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近年随着食用瓜蒌籽成为消费者青睐的休闲绿色保健食品，经济效益高，在全国形成种植热潮，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份在大力提倡发展瓜蒌籽，瓜蒌产业在我省尚属刚刚起步，目前仅在我县唯有社苹乡宏源村逢源种粮专业合作社试种，该产品可以带动群众致富。黎川位于闽赣交界属于热带气候，经瓜蒌种植专家考证，各方条件都很适应瓜蒌种植，未来反应县域农业产业，扶持本乡农户脱贫致富，探索农业发展之路。
（2）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黎川县逢源种粮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10月，至今三年之久，合作社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帮助下正在往农业产化发展，目前入社人员182人，合作社主要从事种植水稻、烟叶等。
（3）项目实施区基本情况：社苹乡宏源村吊瓜种植基地落户社苹乡宏沅村，位于黎川县县城正南部，距黎川县城12公里，交通便利。全村辖19个村小组，农户486户，人口2085人，全村耕地面积4465亩，山地面积1.726万亩.社苹乡宏源村气候宜人，属亚热带润湿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全村地势平缓，海拔在120-300米之间，山地属四季红壤，土质肥沃，宜林、种果、营竹等，耕地水田平坦，土壤耕作层厚，有机物含量高。发展吊瓜种植基地，气候适宜，条件得天独厚。建设吊瓜生产基地50亩，每亩种植吊瓜200株。吊瓜配套的吊瓜棚每亩需水泥柱子60根，共需3000根，及搭棚用的铁丝和尼龙网。
（4）项目其他情况：项目前期总投23.6万元，瓜蒌是福建冠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瓜蒌科学种植多年，该企业参与研发培育的新品种在福建省建宁县得到了大力推广，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合作社与该企业合作，引进成套成熟稳定的生产栽培技术和加工工艺，开展瓜蒌试验种植，在我县开展新兴农业建设项目，其技术条件是成熟的。公司将对合作社执行五统一管理进行产品，提供全套种植技术规程，并派专业技术人指导，产品分级按打立合同回收高出市场价进行回收。
（5）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建成瓜蒌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50亩，平均年份亩产瓜蒌籽250斤，按2014年市场行情计算，亩产值达5000余元，生产成本中其中瓜苗和水泥柱子可以连续使用5年，且搭棚的工资后四年也不用，这样实际测算到每年的实际成本是12万元左右，这样可以实现每亩纯收益2600余元，种植50亩吊瓜每年可以实现收益13万元。同时可以带动贫困户参与种植，一是贫困户可以到基地做工，二是通过技术指导，贫困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选择种植3-5亩吊瓜，一年可以增加收入1万元左右。目前参与到基地做工的贫困户5户。社会效益，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瓜蒌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利用率、土地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从而大大提高经济效益。能充分合理地利用、保护和增殖自然资源，加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它又能为社会创造数量多、质量好的多种多样的农产品，满足人们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瓜蒌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的实施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项目通过与福建冠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直接把该公司的科技成果拿来进行转化和开发，把成熟的新技术和新品种直接用于生产、推广给农民，使一大批新品种、新技术迅速传播开来，创造价值。
3、建立了花卉种植基地
建立了社苹乡金典花卉苗木基地。该基地由黎川县金棟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兴建。黎川县金棟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花卉、苗木种植、销售为主要业务的公司。该基地坐落于社苹乡宏源村青港村小组，目前拥有花卉苗木260余亩，主要种植红豆杉、桂花、罗汉松、红枫等品种。基地全面建成后可带动当地30余户农户实现就业，创造利润400余万元。
&& 三、其他工作
1、实施了农业产业提升工程
2014年全乡粮食产量保持稳定，总产量达1997万斤。全乡种植烤烟1450亩，收购烟叶3752担，实现产值429.2万元，烟农增收明显。江西闽川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建成投产，年出栏生猪2万头；6家三元杂交猪养殖场稳步发展。甲鱼养殖场规模继续扩大，养殖面积达320亩，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农业综合竞争力明显增强。
2、实施了农村基础夯实工程
争取11万元的团星村石戈桥建设项目，现已完工；争取10万元，完成彭池、上游、杨家湾等10余处水毁桥梁、涵洞等设施修复；团星村榉棋村小组、石戈村小组、社苹村上坑村小组、宏源村刘家村小组公路已立项，进入设计环节，即将开工实施；17处陂坝渠道、山塘维修已完成项目设计，待招标结束后即可实施；投入30多万元对全乡烤房炉膛进行更新改造。同时，基本完成投资255万元的前进村1047亩土地平整工作以及社苹村、宏源村烟水工程建设。
3、实施了社会保障覆盖工程
为全乡172户297人办理了低保，全年共发放低保金60.8万元。此外，针对高龄老人和低保户中重度残疾人，为其发放了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为25户参战人员和退伍军人发放优抚金3.4万元。投入了65万元，兴建了社苹乡卫生院住院部，进一步改善了全乡的卫生医疗条件，让群众能够&病有所医&。全乡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6%，农民医药费补偿资金84.6万余元，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新农保参保率达73%以上，大病救助42户，救助资金达13.77万余元。全乡人口出生率为13.89&，计生率为90%，节育率为83.9%；流动人口计生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农村计生奖扶政策等工作均落到实苹楼夕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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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楼夕照集　
序　　说来惭愧，我的生活面相当窄，平时除逛书店买书、藏书、读书和“爬 格子”之外，几乎别无他好；当然，对社会现实还是关心的。和书结下了不 解之缘，在买书和藏书的过程中，就少不了书的话题；爱读书，自然就有一 些不同于他人的心得体会；关心社会现实，也免不了要发点议论，故常常情 不自禁地写一些随笔性的文章，其中多已公诸报纸副刊和有关杂志。　　近承来新夏兄介绍，并蒙山西古籍出版社不弃，将我的文史随笔汇辑成 册，收入他们的“当代学者文史丛谈”中，得附骥尾而出版。于是检点旧稿， 遴选一百余篇，略加修改，粗分四类：一、古今随想；二、诗文丛话；三、 史林杂识；四、文献拾零，总名《苹楼夕照集》。因为是随笔性质，有话则 长，话少则短，涉及面较广，均围绕中国传统文史的范畴命题，谈的主要是 文史知识。也注意使文章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消闲性，只盼读者在茶馀酒后 随便翻翻，增加点文史知识，以佐谈助，而不作废纸处理，我就很满足了。 学贵切磋，若能在随便翻翻的过程中，痛揭其谬误，匡我不逮，则又不胜感 激了。　　最后，要交代一下这本集子命名的由来。“苹楼”是我的室名。“夕照” 指黄昏，也指西方。我已年逾古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这本 集子中的多数文章，是我离休以后所作，犹如“夕照”之光；再有一层意思， 即我原籍西蜀，人到老年，寄寓津门，思乡之情弥切，常在黄昏时分，于苹 楼阳台上目送落日，神驰故乡，曾有诗云：“老来偏爱送斜阳，落日西陲是 故乡。罐子坡巅黄桷树，涂家河畔绿池塘。几番归梦迷烟雨，万缕情丝绕梓 桑。每忆园明出生地，枯枝败叶亦芳香！”由“夕照”而念及西陲故乡，故 以“苹楼夕照”名集。是为序。巴县涂宗涛识于丁丑新正上元后五日。时年七十有二。卷首絮语　　文史不分家，堪称治学古训。鲁迅评《史记》曰：“史家之绝唱，无韵 之《离骚》。”即以兼善文史取则，推为最高典范。回首历代硕学大家，文 章巨公，莫不淹贯文史，通才博学，惜时至当今，学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 学文，人为割裂，鲜能造就通才。有鉴于此，我社广邀名家，纵而谈史，横 而论文，各出一集，合成丛书，名之曰《当代学者文史丛谈》，实则以随笔 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综观金性尧、黄裳等老先生，均为国内兼通文史 之名学者，为关心文史者所熟知。此次慨允我社之邀，精心选辑其文史随笔， 合旧篇新文于一编，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数典 章制度则溯其沿革。征引丰富，多所参稽，而性情所至，谈古论今，烛幽洞 微，切中时弊，率能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于广大读者不啻为 熟面孔下的新创作。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佐谈助，要而可窥见其一家 之言，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而多有所获。　　涂宗涛先生是天津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先后兼任南开大学、天津师院等 校讲席，兼善文史，多所著述。本集收录先生于文史相关的随笔百馀篇，厘 为“古今随想”、“诗文丛话”、“史林杂识”、“文献拾零”四类，概可 窥见先生涉猎之广，见解之深。其中书话及遗诗收集，甚有资料价值；而“从 唐诗看封建政权”等篇，正是以诗证史，与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致力者正是一 样路数。其他寻幽辟微、见他人未见之作，也可广开思路，开人心智，从中 受益。　　苹楼夕照集谈士人的“嫠不恤纬”精神　　“嫠不恤纬”，是《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四年》所记当时人们流传的 一句话。原文是：“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 焉。’”译成现代汉语即：“人们有这样的话：‘寡妇不操心自己织机上的（经线）纬线，而忧虑周王朝（国家）的陨落，因为祸患也会到她头上的。’” 和“嫠不恤纬”相似的记载，还有汉刘向《列女传·鲁漆室女》。大意是： 鲁国漆室邑的一个大龄姑娘，并不为自己过时无偶而伤感，却为“鲁君老悖， 太子少愚，愚伪日起”的国家而长叹不已，因她懂得“夫鲁国有患者，君臣 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的道理。可见我们的祖先，早 在春秋时代，虽作为普通老百姓的寡妇和姑娘，也知道关心国家大事，因国 家的命运和个人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性 和政治责任心，从古至今，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从未中断过，更是集 中地体现了“嫠不恤纬”的可贵精神。在朝政腐败的东汉末叶，年仅十五岁 的郭亮，其师李固被冤杀并不许收尸。为伸张正义，他面对势压朝野、专擅 非常的权臣梁冀，敢于左手拿着伸冤的奏章和斧子，右手提着铁椹，到皇宫 大门前请愿，并公开宣称当时是“居非命（违反天道）之世”。他之所以拿 着斧子和铁椹，是为了表示自己以死抗争的决心。北宋末年，当金兵围攻京 城，投降派李邦彦当权，而将主战的大臣李纲罢斥的消息传出后，当时正好 四十岁的太学生领袖陈东，再次率领太学生们聚集在皇宫的宣德门前，上书 朝廷，要求恢复李纲的职务，罢斥李邦彦。这一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军民 的支持，“军民从者数万”。这是历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迫使宋 王朝答应了大学生们的要求，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明末抗清爱国志士、才华 横溢的诗人夏完淳，牺牲时才十七岁；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愤而投海自杀，留 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的陈天华，也只有三十岁；在“三·一八惨案” 中，被鲁迅誉为“为了中国而死”的女大学生刘和珍，年才廿二岁。假若把中国历史上忧国忧民而不计个人安危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光辉事迹，加以汇纂，可成一部巨著。那些具有“嫠不恤纬”精神而不惜自我牺牲 的人们，早已名垂千古，光照日月！它让人看到中华文明的脊梁，看到未来 和希望。范仲淹的“和稀泥”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一句名言， 也被后世整饬吏治者奉为圭臬。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参政范文 正公”记载：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和韩琦、富弼一起在朝执政， 很想把当时的政治整饬一番，对一些大行政区“路”的地方长官“监司”的 “不才”很不满，于是取出各路监司的名册，“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 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公（弼）素以丈事公，谓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 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见《四 部丛刊》本）。因范仲淹行十二，故富弼尊之为“十二丈”。　　范仲淹整饬吏治，对各路监司的“不才”者统统罢了他们的官，尽管富 弼提出“您老这一笔勾下去，罢了他的官，怎能不使他一家哭泣呢”！而范 的回答很坚决：“与其让在‘不才’监司治下的一‘路’人哭泣，不如让他 一家为丢官而哭泣！”对范的这种作法，确是值得称道，至少对那些“不才” 监司，能起到暂时的震慑作用。不过，也不能过高估计，因只罢官而不治罪， 并不能达到整饬吏治的目的，这在政治上实际是“和稀泥”的消极作法，惜 乎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也在那里 “和稀泥”！那些被罢了官的“不才”监司真的会“一家哭”么？我看未必。　　“朝中有人好做官”，“路”是大行政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监司 是“路”级大官，这些人虽“不才”，却能成为地方大员，肯定有其政治背 景，在朝中有靠山。范仲淹的时代，朋党现象很严重，政治山头林立，据朱 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记载，“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与执政论及朋党 事”，可见当时朋党问题严重到皇帝也得亲自过问的程度；和范同时的欧阳 修，还专为此写了《朋党论》。既然朋党之风盛行，那些被罢了官的“不才” 监司，在朝中各有靠山，只要靠山不倒，就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就会 “东山再起”，罢官只不过挪个地方。即使原来的靠山倒了，既有朋党，他 还可另投靠山，须知在朝的各朋党首领，都需要在地方上安插自己的势力。 这样，那些被罢了官的“不才”监司，就不愁在朝中找不到新主子，不愁没 有官做。试问：他们会因暂时被罢官而“一家哭”么？不会的。那些“不才”监司，既然能搞得“一路哭”，一定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能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在任期间早就捞够了，捞足了，只要 不追查，不退赔，他才不怕罢官呢！即使不能“东山再起”，他可将搜刮的 民财广置田产，投资做大生意，一家老小过着锦衣玉食的奢靡生活，反而感 到“无官一身轻”，不做监司而做富家翁。试问：这些捞够钱财后被罢官的 监司，会“一家哭”么？同样不会的。　　事实上，范仲淹是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对那些“不才”监司，只采取仅 罢其官而不加深究以治其罪的“和稀泥”作法，可能有其苦衷，可能“不才” 监司太多了，即使严厉如范大人也难以一一深究，且有自身难保之危。此乃 整个封建官制之绝症，是怪不得范仲淹的。　　南郭还有善良处顷读屈超耘先生《“南郭”也有老实处》（《天津日报·满庭芳》1995年 5 月 8 日）一文，觉得颇有见地。在一篇千字短文中，用了九个“混”字 去点明南郭的为人，将南郭的本质揭穿；同时指出他也并非毫无是处，因“还 有老实处”。但愚意以为屈文还不全面，因只承认他有“老实处”，而没有 认识到南郭也是相当有本事的，同时他还有善良处。　　“混”，也是一门学问，可称之为“混学”。南郭先生当“百家争鸣” 之际，乃通“混学”者，自应成为“混家”，本属百家之一。遗憾的是，历 史文献中不见“混家”之名，史学界的老祖宗司马迁写《史记》时，也不为 这位“混学”泰斗南郭先生立传，可见自古迄今，对“混学”和“混家”是 抱有偏见的：即把“混家”看为“没本事”的“废物典型”。实则大谬不然。 须知没有点本事是成不了“混家”而“混”下去的。请看南郭的本事：齐宣 王喜听“竽团”合奏而从不听独奏，即是说对这位“上级领导”的爱好和习 惯，南郭事先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敢到“竽团”去“充数”的。结果 完全如他所料，终宣王之世，他在“竽团”一切顺利，享受了音乐家的待遇。 他真是把这位“上级领导”摸透了，可见他有不同寻常的智慧。不妨设想， 假若他用这种能摸透“上级领导”的本事，不是在“竽团”混，而是到官场 去混，我敢说，他一定是拍马溜须的圣手，知道怎样去投“上级领导”之所 好，从而官运亨通的。再看看他“充数”以后的表现。他长期在三百人的乐队里混而不被发现，说明他有善于弄虚作假的本事。须知在他周围都是吹竽能手，近在咫尺，长 期厮守，只有伪装得很巧妙方能瞒过行家。他既有这种善于伪装和弄虚作假 的本事，假若把这一套用在官场，去对付并非什么行家里手的“上级领导”， 不是易如反掌吗？此外，南郭还有见风转舵、临难脱逃的本事。如当齐湣王 即位后，即摸准这位新皇帝喜听独奏而不喜合奏的脾气，就马上转舵，临难 脱逃，一走了之，不但未当众出丑，他甚至还可以编一套离开“竽团”的堂 皇理由，使人相信他并不是滥竽充数。假若把这套本事用在官场，不是同样 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吗？由此可见，南郭并不是没本事的人，更不是“废 物典型”。那么，作为“混学”泰斗的南郭，为什么既知自己没有“音乐细胞”，却偏要到“竽团”去混，而不到官场去混呢？为他个人着想，是很适合到官 场去混而左右逢源的。但他毕竟没有涉足官场，而且根据他的才能和经验， 完全能为后人留下一部阐述混学的《混经》。不过，他都没有这样做。之所 以如此，我想很可能他生在儒家的发祥地，受了儒家提倡的恻隐之心的影响， 也知“混学”只能为个人混饭吃，若以之治国临民，一定荼毒生灵，他还有 不忍之心，才未到官场去混并留下《混经》的。这正是南郭的善良处。父子情与法　　假若父亲犯了罪，当儿子的该怎么办？一边是父子情，一边是法，是以 法为重呢？还是宁愿违法而以父子情为重呢？按照今天的法律常识，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既然自己的父亲犯了罪，当儿子的就应当尊重法律，不能违 法去进行包庇。但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却公然主张“父子情”大 于“法”，即使父亲犯了法，当儿子的也应进行包庇，并认为这样才符合“父 慈子孝”的道德伦理标准。中国缺乏法制观念传统，是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有 直接关系的。　　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 中矣。’”大意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 偷了别人的羊，他便亲自去告发。”孔子说：“我们这里的坦白直率和你们 那里有所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里边就包含着直率 的道理。”请看：尽管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犯了盗窃罪，孔子却反对儿子去 检举，主张父子之间要互相隐瞒，彼此包庇，认为这么做也“直在其中矣”。 孔子之所以这样主张，是从维护“父慈子孝”的宗法道德伦理规范出发的， 认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就会破坏宗法家族的稳定性，不符合以“亲 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本精神的“礼”的原则。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即使父亲杀了人，当儿子的也应包庇，还可和父亲一起潜逃。在他看来这么做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在孟子心目中，甚 至圣如虞舜，假若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虞舜也会宁愿不做天子，偷偷地背 着父亲逃走，到海边住下来，一辈子快乐得很，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掉 的。《孟子·尽心上》云：“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 则如之何？’??（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 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尧、舜是被儒家尊为圣人的，既然圣 人舜之父杀了人，当儿子的可以包庇，背着父亲潜逃，置法律于不顾，一般 人当然可以效法了。孔、孟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情大于法”来说，这正是孔孟思想的一个局限，而且在今天的 现实生活中，孔孟思想的这一消极影响，仍随处可见。它不利于法制的推行， 是应该进行批判的。从否定黄帝说起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句口号对团结海内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近年来对黄帝陵的维修和举行盛大的祭黄帝 陵祀典，也是为此目的。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著名学者庞朴先生发表了《黄 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点》（《文汇报》1992 年 3 月 10 日，以下简称《黄帝》），否定了黄帝的存在。《文汇报》1994 年 7 月 17 日又发表了仲 伟民《黄帝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庞朴先生访谈录》一文（以下简称《访谈 录》），就《黄帝》文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请庞先生作了详细回答。从《访谈录》中得知，《黄帝》的中心观点，乃经过庞先生的考证，认为“黄 帝这个原来在人们头脑中活生生的形象变成了混沌、混蛋、牛皮筏子”。不 言而喻，《黄帝》发表后，自然会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许多研究 先秦史的人不赞成”庞的观点。对此，庞先生在《访谈录》中仍持己见，指 出：“我认为黄帝就是混沌，就是牛皮筏子；你说不是，有什么证据，这是 可以讨论的。”　　读罢《访谈录》，不禁感从中来。本来，在历史上是否确有黄帝其人， 作为学术问题，是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 易！不妨设想，倘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中央正以“我们都是炎 黄子孙”相号召的时候，发表否定黄帝的文章显然不合时宜。即使到了 1992 年，《黄帝》一文的发表也不是作者主动的。在《访谈录》中，庞先生说： “由于各种原因，文章写好后，并未急着去发表。后来到杭州开会，带上这 篇文章的提纲，但不知谁拿到《文汇报》学术专刊发表了。此事我一点都不 知道，于是惹出以后的争论来。”从《黄帝》到《访谈录》，作者并未改变 自己的观点，可见所说“由于各种原因”之中，很可能包括顾虑在内。庆幸 的是，《黄帝》发表后，并没有给作者和《文汇报》带来任何麻烦，毕竟时 代变了，我们党真正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为之额手称庆！还应附带一提，在学术问题上，台湾也比较宽容。如在“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和新儒学派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等均在台湾的情况下，刘塘先生在台 湾出版了《点一盏心灯》。其中有篇《厉司河卜者》，公开称孔丘“是个贫 贱的私生子”，也未听说在台湾惹起过什么纠纷。因孔子的出生问题，历史 上就有不同看法，辛亥革命后对此也是允许争论的。无数事实说明：必须有个宽松的环境和宽容的态度，才有利于“百家争鸣”，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从毛大可不喜苏诗想到的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苏东坡《惠崇春江晓景》）对苏东坡的全部诗歌应怎样评价，虽然 还有分歧，但对上面这首小诗，除毛大可之外，历来的评论者都是给予好评 的。至于毛大可的评论，据《渔洋诗话》载：“萧山毛奇龄大可不喜苏诗， 一日复于座中訾謷之，汪蛟门起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云 云，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我想 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读了这则诗话，都会觉得毛大可的“妙论”，实在有 点太可笑了。　　这难道是由于毛大可不懂得诗和文学常识么？不是的。毛大可是清初著 名的学者，也是散文家和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有“《西河合集》 四百余卷”，“其著述之富，甲于近代”。在《西河合集》中，即包括了他 的诗五十三卷，词七卷；此外，他还有《毛西河论定西厢记》等书传世。如 此说来，为什么大名鼎鼎的毛大可竟会发出这样可笑的谬论呢？我想道理很 简单，就是在他脑子里已先入为主地形成了“不喜苏诗”这么个框子（也许 还有门户之见），又不具体分析作品，即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把苏诗一笔 否定。当他碰到无辫子可抓时，就只好来个强词夺理，硬搬出个“鹅也先知， 怎只说鸭”的所谓理由来！毛大可死去已经两百多年了。他这种绝对主观主义，甚至还有些宗派主义的文艺批评观点，除给后人留作笑柄之外，我们也可从反面得到些启发的： 不管办事也好，评文论人也好，都必须客观而又全面地进行调查研究，作具 体分析，万不可先入为主，硬用一个框子，强客观以就主观。不然，就要闹 像毛大可“不喜苏诗”那样的笑话了。难得之诤言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260 期，刊载了《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会议部分代表发言纪要》，读后很受教育；尤其是黄山书社诸伟奇同 志的发言，更是一针见血。他率直地指出：“绝大多数文史研究工作者包括 一些著名教授功力不够，难以胜任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要注意人材的培 养。”（第 16 页）其中提到“功力不够”的文史研究工作者不是“少数”而 是“绝大多数”，同时还包括“一些著名教授”在内。作这样的评估是否危 言耸听呢？我认为是符合当前实际的。我佩服诸伟奇同志的胆识，敢于道出 这难得的诤言！　　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我作为一个“文史研究工作者”，桑榆已晚，年逾 古稀，虽滥叨研究员之名，也同样是“功力不够”的一员，我愿以自己的切 身体验与接触到的一些现象，来为诸伟奇同志的诤言作注脚。　　“功力不够”的表现之一是知识面窄。中国古代学者主张文史哲不分家， 许多学者往往文史哲兼通，知识面宽，而今人具有较好的文史哲基础知识者 实在太少。我这一代人读书实在是太少了。除极少数人之外，和我同时代者（指解放前夕的大学生），都彼此彼此，称之为“一代空疏”也不为过。并 非我们这一代人都笨、都懒，除个人有责任之外，更主要的是时代造成的： 因为解放前无心读书；解放后极“左”思潮统治卅年，政治运动不断，想系 统读书而不可得，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这一代人早已垂垂老 矣。“功力不够”的表现之二，是缺乏基本功，尤其缺乏小学的基础知识。某研究李白的学者，在一次讲习班上讲课，所引用的李白诗句，竟读错了好 几个常见字；更有某著名出版社出的“读诗常识”之类的知识性读物，不知 作为官称的“尚书”的“尚”可读作平声，而是硬读作仄声，并进而论证对 “孤平”的新见解；有次学术会议在开封召开，游繁塔，导游称因其地姓繁 者多，故称“繁（pó）塔”，相当多的人就不明“繁”为何不读“fán”而读 “pó”的常识；更有一本讲古籍整理工作的讲义，别的方面都讲了，唯独不讲 如何掌握声韵、文字、训诂方面的知识，此无他，主讲者也不甚了了故也， 不过态度还算老实。“功力不够”表现之三是缺乏目录、版本、校勘的知识。例如研究天津文化史，其中静海县的励守谦为清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参加了《四库全书》 的编纂工作，并献出家藏善本以供《四库全书》选为底本之用，但励守谦共 进献了多少种书？他的献书量占有献书数字可考者人数中的第几位？励氏进 献书被《四库全书》采用的有多少种？以上问题，通过目录学著作完全可以 解决，但不少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目录学知识。 至于版本校勘学更被许多人所忽视，甚至注释整理古籍的人，也存在不知选 何善本以作底本并进行校勘的问题。如某古籍出版社出版《南唐二主词析 释》，大谈“分析”，却不注明据何版本，也不校勘并指出句中的异文，甚 至将王仲闻、詹安泰等学者早已考证定为李煜作品的《渔父》、《柳枝》不 收，反而将存疑的[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肯定为李煜作品，又不说明何 所据，这都是由于不注意版本校勘学所造成的。　　“功力不够”表现之四是不会检索较僻的工具书。如承德“避暑山庄” 楷书匾额为康熙帝手笔，其“避”作“避”，必有所本，查何工具书能知其　　所本的最早文献是什么，也不是多数文史研究工作者所熟悉的；同样，要知 清代某人是否为翰林院庶吉士或供职于翰林院，亦有相当多的人不知查何工 具书才能解决。　　“功力不够”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以上所举，仅就其荦荦大者而言， 其余不再列举。“功力不够”固然使人担心，但我觉得更令人担心的，却是 时下很多“文史研究工作者”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自我感觉良好”， 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出错的试题　　据《今晚报》1993 年 7 月 15 日报道，今年高考历史试卷出现错误，“‘阳 平公苻融’误印为‘平阳公孔融’”；对此，国家教委的答复是：“考生答 苻融也对，可给分。”读后联想起北宋年间杭州学教授姚祐出错试题的故事 来。　　叶梦得《石林燕语》和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记载：北宋元符初年， 姚祐任杭州学教授，考试《周易》，他出的试题是：“乾为金，坤亦为金， 何也？”实际上应是“坤为釜”（见《周易·说卦》）。一个学生假装不懂， 带上一本国子监刻的《周易》（官刻善本）去请教。那位姚教授就信口开河 地作一番解释，这个学生听了，慢条斯理地拿出监本《周易》，说：“先生 所读恐怕是福建刻的麻沙本，若据监本，应该是‘坤为釜’。”那位姚教授 看后恍然大悟，十分羞惭，“鸣鼓自罚三直”，自己责罚了自己。当时的麻 沙本为坊刻，错字多。姚祐又未真正读懂《周易》，因而才闹了笑话。但他 知错能改，敢于“鸣鼓自罚”，也属难能可贵。　　今年高考的历史试题误以“苻融”为“孔融”，是否也有版本问题呢？ 非也。查通行本《晋书》、《魏书》、《宋书》、《北史》、《资治通鉴》 等，都明作“苻融”，从未有误“苻”为“孔”者；难道是因字形相近不易 校正么？非也。“苻”与“孔”字字形并不相近；即使不熟悉校对的人，既 然试题作“苻坚之弟平阳公孔融”，至少也该怀疑一下，怎么“苻坚”之弟 一下又改姓“孔”呢？并未说明他俩是结义兄弟呀！再退一步说，即使试卷 误作“孔融”，那标准答案怎么也同会误作“孔融”呢？真使我百思不得其 解。最后，我想说：我作为在史学界滥竽充数的一个老朽，要向那些不作“孔融”而作“苻融”的青年学子致敬！也谈“老来读书乐”顷读《天津老年时报》1995 年 3 月 28 日载许杏林先生撰《老来读书乐》（以下简称《许文》）一文，倍感亲切。我也好读书、好藏书，同样年逾古 稀，深感“老来读书，更有乐趣”。由于要纠正“过去读书不多、不深、不 精之弊端”，我老来读书，就特别“较真”，甚至有点“钻牛角尖”。但我 感到，读书越是“较真”，越是感到乐趣。一“较真”，就不轻易放过，就 得脑力与体力并用：因翻箱倒柜去找书，得费体力；不断思考，得费脑力， 脑体并用，对老年人大有裨益，不仅有乐趣而已。　　即以读《许文》为例，我也“较真”起来。关于阎若璩历时二十年才弄 清“使功不如使过”一语的最初出处一事，我是过去翻阅《阎潜邱先生年谱》 时了解到的，至今仍有印象；但读了《许文》的介绍，觉得有点出入，就促 使我查书，而我的藏书也逾万册，空间小，一部分上架，一部分堆存，找书 费劲，折腾一通之后，才把有关的书找出来。以手边的书和《许文》对照， 发现有如下三处出入：首先，《许文》称：“阎告：系宋代陈良时语。”据 阎若璩著《潜邱札记》卷一载：“忆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庵寓邸， 夜饮，言今日某直起居注，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既 思不可得，又不敢上问，奈何！余对：丙午丁未间，重策论，读宋陈傅良时 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发挥，??甚矣，学问 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四库全书》本）到底是“宋陈傅良” 语，还是“宋陈良时”语？查《宋史人名索引》、《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 引得》、《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均无“陈良时”之名；若“陈傅”如白 居易之称“白傅”，系曾官“太傅”或“少傅”之故，那在上述书中是会提 到他的。而“陈傅良”却是南宋名家，《宋史》有传，他的《止斋先生文集》 收入《四部丛刊》，《宋元学案》中刊有“止斋学案”。傅良也不又名良时。 到此，可以肯定，是《许文》作者一时疏忽，把“陈傅良”误为“陈良时” 了。至于“时论”何所指？从《潜邱札记》得知，显系陈氏所作策论之类的 文章，因陈氏有《止斋论祖五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 存目一》介绍：“此论五卷，盖即为应举而作也。”明清人称八股文为“时 文”，阎氏所谓之“时论”当指策论，惜《止斋论祖》今已罕见，陈傅良那 篇论“使功不如使过”的文章，查阅只有俟之异日了。另外两处出入是：《许文》称：“当时清帝在翰林院曾问知名学者徐乾学，??徐不能答，转请问阎。”上引《札记》已说明，并非清帝问徐，而 是徐不敢问清帝。《许文》又称：“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们说：‘甚 矣，学问之无穷。’”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原文在“学问之无穷”后， 还有一句“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乃自叹之词；第二，据《阎潜邱先生年 谱》记载，阎氏彻底弄清“使功不如使过”一语最初出处之后，只隔两年半 就去世了。在这两年半中，无文献记载阎氏曾以“甚矣，学问之无穷”告诫 弟子们的事，不知《许文》作者何所据，也只好待查。生刍一束寄哀思　　有生必有死。前几年常见送花圈，如今是丧家的门前摆一排花篮，这都 是死者家属和亲友们送的。不管是花圈还是花篮，最后都付之一炬。倒不如 吊丧不送花圈、花篮而送一束青草，就是个古已有之的高雅形式。　　吊丧送一束青草的故事，是东汉时号称“南州高士”的徐孺子首创的。 人们对徐孺子并不陌生，因许多人都读过《古文观止》，从而知“人杰地灵” 这句话。这是来自王勃《滕王阁序》的“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徐 孺”即“徐孺子”，名徐稚。王勃把徐孺子和陈蕃称为“人杰”，可见徐孺 子非等闲之辈。据《后汉书·徐稚传》载：当时的名流领袖郭林宗丧母，郭 在其母墓旁搭茅屋以居丧，徐稚前往吊唁，在郭的庐前放一束青草（生刍一 束）而去，不留姓名。别人都很奇怪，问郭这是怎么回事。郭说，这一定是 “南州高士”徐孺子来吊丧了。之所以放一束青草，是取《诗经·白驹》中 的“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的含义。因此，后人把吊丧的礼物称为“生刍”， 如敦诚《挽曹雪芹》诗“故人唯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垌”，其中“絮酒” 指徐稚吊太尉黄琼的故事，而“生刍”即徐吊郭林宗母丧的故事。这里要附 带一提郭林宗。郭在当时是名震天下的人物，死后蔡邕为之撰《郭有道林宗 碑》，给予高度评价。蔡曾说，他写了许多死者的碑铭，都有溢美之辞，唯 独郭林宗是当之无愧的。既然“南州高士”和被王勃称为“人杰”的徐稚，去吊唁当时的名流领袖郭林宗之母丧用“生刍一束”，使郭也感到愧不敢当，可见吊丧送一束青 草是郑重其事的，被后人认为这是高雅之举，因而将“奠仪”美称为“生刍”， 那我们今天吊丧为什么不能送一束青草呢？这既寄托哀思，又高雅得很呀！从史进拜师说开去　　百廿回《水浒全传》的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庄”， 每个教师和学校的领导者不可不读，因其中很精辟地讲到教育学。九纹龙史 进拜师的过程，对我们很有启发。这位史进“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 可见对学习武艺，他是很有兴趣的；加上家道殷实，其父史太公“不知使了 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前后“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按理说，史进 应该学到真本领了，实则大谬不然，当史进和“如此高强”的“八十万禁军 教头”王进一交手便被打翻在地之后，他才明白“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 来不值半分”，终于“没奈何”，拜王进为师。　　史进为什么“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却学不到真本领？这首先是师父 本人就没有真本领。原来教史进的师父，却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李忠 之流。这类“师父”都有一共同特点，即会使“花棒”招徕观众，使人们觉 得“好看”，从来不考虑在阵上真刀真枪以败敌的。师父自己只会“花棒”， 所教徒弟当然也只会“花棒”了。　　误人子弟之深，莫过于教“花棒”。什么是“花棒”？王进深谙其中三 昧，对史太公说：“只是令郎（过去）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 于是这位王教头撇开“花棒”，对史进“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 使史进“从（重）新学得十分精熟”，终于成为梁山泊的三十六天罡星之一。 学武艺的根本目的在于“上阵有用”，而不是学一套“花棒”好看；同 样，我们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在德、智、体、美方面打好基础，扎扎实 实地打好基础，而不是教一套如何应付考试以提高升学率从而博得“好看” 的本事。要达此目的，必须提高师资水平，使教师具备相应的基础知识和专 业知识，如同掌握“上阵有用”的真本领，而不是只会耍“花棒”一样。笔 者曾和某县的一所重点中学接触，发现那里的图书馆没有多少可读的书刊， 而是大量的来自各地的“高考升学复习提纲”和“试题解答”之类的东西； 同时发现其中两位拔尖的语文教师却缺乏基础知识，但这所中学的升学率却 相当高，使许多家长羡慕。对这所学校我虽缺乏全面深入了解，但不使学生 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从而学到“上阵有用”的真本领，却片面地追求升学 率以图“好看”，这就是教育战线上教“花棒”的现象。我想，凡是去大学 教过课的人，都会有一共同感觉，即在大学生中，有些本来在中学甚至小学 就该解决的问题，却带到大学来了，此无他，在中小学未打好基础故也。事 实早就证明，要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材，必须在学校学到扎实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如盖房打地基，只有地基打好了，才能建造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 唯愿我们的各级学校为培养学生具备“上阵有用”的真本领而在“打好基础”上多下功夫，尽可能少教些“花棒”！有感于“之乎者也”　　《天津师院学报》刊用的《书衣文录》一文，一下吸引了我，随手翻阅， 知是一篇藏书题跋的汇集。由于文章一开头就介绍说：“进城后，狃于旧习， 别无所好，有暇即奔跑于南市、北大关等处。逛书摊于冷巷，时有所得。” 进而知作者就在天津，而我自己也一直在天津，从爱好来说，也是“别无所 好”，“唯对于书，不能忘情”的人，同样爱逛书店，蹓冷书摊，并以收藏 古籍为乐。由于爱好藏书，常跟书店、书摊打交道，时间长了，有此同好者 多往往相识，但却不知耕堂其人；尤其引起我同感的，是我的藏书也和耕堂 的藏书一样，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抄没，后落实政策才大部分退了 回来。正是由于这些，就更促使我非读完这篇文章不可，很想知道这位藏书 家是何许人也，他到底藏了哪些好书。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耕堂是我们天津市一位著 名作家的笔名，过去我也听说过，他除勤奋创作之外，还喜欢收藏古籍。这 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耕堂是国内有名气的散文作家， 他的小说也别具风格，这些都早有人评论过，这里没有必要赘述，今天，我 之所以要特别提出他这篇《书衣文录》来，是由于他敢于用文言来写作，使 “之乎者也”出现在今天的刊物上，不怕别人扣上“封建余孽”、“复古倒 退”之类的帽子，这是需要勇气的。假若不是囿于见闻的话，在我的印象里，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在报纸刊物上，除时人创作的诗、词、曲之外，散文还没有出现过用文言来写的。 有时我也想：诗、词、曲是相当精炼的文言文，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人们不 以为怪，为什么散文的某些体裁，如序跋、随笔、杂感、札记、游记之类不 能使用文言呢？这虽无明文规定不可，但谁也不敢开这个先例，现在，由耕 堂带头，敢于用文言来写题跋，并且敢于公诸于世，这就把先例开了。在“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这种敢开先例的精神，也是值得赞许的。 “如此说来，你是要提倡写文言文了？”不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 主张在报刊杂志上，对某些体裁，如序跋、随笔、杂感、札记、游记之类， 只要是写得精彩而又易懂的文言文，不妨发一点，使文章形式更多样一些，活跃活跃气氛。这正是我写这篇《有感于“之乎者也”》的目的。略谈散文传统中的“神理气味”　　近来，文艺界对散文讨论得颇为热闹。继承我国散文传统的问题，已有 不少人在议论了。提到散文传统，使我想到桐城派的主将之一姚鼐，他曾在 这方面发表过系统的意见。　　姚鼐是《古文辞类纂》的编者，也是桐城派的奠基人之一。对桐城派的 全部理论和创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尽管今天 还有争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姚鼐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他对我国 散文传统方面的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姚鼐的《古 文辞类纂》一书，一百多年来成了一般人学习古文的教科书，直到今天它还 有相当的影响。而《古文辞类纂》，正好作为姚鼐对我国散文传统的看法的 具体印证。其次，《古文辞类纂》一书，上起先秦，下迄清初，把我们今天 通常提到的历代散文代表作，大部分都选了进去，可以说它在体现我国散文 传统方面，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如，大家都认为“言简意赅”是我国散文 优良传统的一个主要方面，而《古文辞类纂》一书，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这部书的十三类文体中，总计选文七百零六篇，其中散文占五百九十三篇（包括十五篇散体赋在内），以散文的字数而论，三百字以内者凡一百三十 六篇；三百至五百字者一百六十二篇；五百至一千字者二百一十八篇；一千 至两千字者五十八篇；二千至三千字者十五篇；五千字以上者仅四篇。最多 的为八千五百七十余字，仅一篇。其中最短的文章仅二十四字。由此可见， 在这部历代散文选集中，千字以内的文章占压倒优势，即占所选散文总数的 百分之八十七。姚鼐对我国历代文学，尤其是散文进行了长期研究，《古文辞类纂》是按照他认为的我国散文传统的特点来编选的。在这部书的“序目”中，他把 我国散文传统的特点，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 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 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段话，通常解释为：所谓“神理 气味”，主要是指文章的内容精神；“格律声色”则主要是指文章的形式技 巧。但如果不要“格律声色”，则“神理气味”也就失掉了凭借。姚氏所说的“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但为了论述的集中，“格律声色”暂且不提。我们的主要着眼点，是 对他所总结的我国散文传统中的“神理气味”，即古典散文的内容精神方面， 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予以分析批判，吸收其合理部分，以便使今天的散文创 作有所借鉴。至于对“神理气味”的解释，尽管历来说法不一，而且在一篇 文章中，我们又不能用化学定性分析的方法，把“神理气味”所占的成份一 一区分出来，因为这四者往往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不过，只要我们联系历代 散文作品，作一番综合比较研究，找出一个较为可靠的解释，也并不是不可 能的。下面试就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来谈谈。　　“神”指精神、神采、神韵。一篇文章要求有“精神、神采、神韵”， 换言之，即要求“境界高”。所谓“境界高”的文章，主要具有这样一些特 点：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动人的感情和某种特定环境的气氛等等（某些“立 意高远”的纯说理文也包括在境界高之内）。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正好作 个例子。在这篇不到六百五十字的短文中，塑造了作者本人光辉的忠贞形象； 抒发了真切动人的感情；渲染了在“天下三分、益州罢弊”的特定环境中，　　蜀国忠臣义士们那种发愤图强的强烈气氛。难怪从前有“读《出师表》而不 下泪者则其人必不忠”的评论。当然，要使文章有“神”，还必须具有“妙 笔传神”的技巧，不然，“鲜明的艺术形象”即无从说起。所谓“妙笔传神”， 不妨以柳宗元《至小邱西小石潭记》为例。其中一段：“潭中鱼可百许头， 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 似与游者相乐！”谁读了这几句不叹服为“传神之笔”呢！故刘海峰评之为 “摹写鱼之游行，如化工肖物”，是很中肯的。这篇不到一百五十字的游记 文，正如刘师培所评：“如永州柳州诸游记，咸能类万物之情，穷形尽相， 而形容宛肖，无异写真。”（《论文杂记》十二）应该指出：在散文传统中， 这种素描手法，只简单几笔即构成生动形象，是屡见不鲜的，整部《世说新 语》即可作这方面的代表。文章之所以能“妙笔传神”，是作者深入生活， 对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抓住其本质特征，运用高度的艺 术技巧进行概括的结果。　　“理”即道理、事理。指文章内容要符合道理、事理，而文辞又要符合 逻辑。桐城派主张“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方苞《答申谦居书》）， “故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手人心”（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序》）。所以， 一篇好文章往往是“说理透辟”的，不过一提起说理文章，常常会使人联想 到“枯燥”、“冗长”，有些头疼。但我们的传统散文，一般地讲并不这样。 以大家都熟悉的韩愈《师说》和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为例，都在五百字 以内，是相当简炼的，而且在说理之中，又有抒情气氛，使人读起来并无枯 燥之感。在仅仅四百多字的《师说》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能者为师的进步 主张，并把老师的作用，人为什么要求师，师和弟子的关系，古圣贤和当今 巫医百工对求师的态度，以及当前士大夫耻学于师的风气等，都论证得一清 二楚，有理有据。在论点上，除“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观点应予 批判外，其他的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仍然站得住脚。又如在短短三百多字 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作者把对方所强加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 天下怨谤”等所谓“罪名”，逐条予以驳斥，义正辞严，无懈可击。站在保 守派立场的吴至父，在评论这篇文章时，尽管一方面诬蔑作者为“兀傲性成”，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究亦理足气盛”。文章之所以说理透辟，主要是由作者 的世界观和思想水平所决定的。“气”指文气、文章的气势，即文章的节拍。传统散文是讲究气势的。大家知道，古人很重视朗读，学写文章都是从朗读别人的文章学起。重视朗 读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在朗读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我国传统散文的气势 所在。气势又可分为“豪放”和“婉约”两大类。举例来说，韩愈的《送董 邵南序》即属于豪放类。在这篇一百多字的短文中，可以说气势雄浑，波澜 起伏。文章是这样开头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 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这 是多么高亢激昂的气势呵！而欧阳修的《苏氏文集序》却正好属于婉约类。 通篇气势平和，了无挂碍；尤其难得的，是他在这篇序文中还提出了一个十 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经济基础和文学艺术的关系问题。他写道：“予尝考 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 之余习。”接着，他更十分感慨地叹道：“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 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何其难之若是欤！”在这篇不到七百字 的序文中，作者不但把苏氏文集的集录过程，苏子美的为人及其不幸遭遇，和作者对苏氏文集的评价等，都说得明白流畅，而且还提出了重要的理论问 题。可以说这篇序文的内容是充实的，感情是强烈的，但文气却十分婉转， 读起来委婉动人。　　文章的气势之所以有豪放和婉约之分，主要是由于文章的不同内容和作 家各自的修养、气质与语言风格所决定的。但同一作家，在不同的文章中也 可能有不同的气势，如欧阳修的文章，只是属于婉约类者居多，而其中也有 属于豪放类的。　　“味”即“饶有余味”。不但在传统诗歌中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优点，在若干传统散文中也同样具有这个优点，即散文诗化。如苏东坡的《记 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 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 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 人如吾两人耳。”寥寥八十三字，却创造了可以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相媲美的同样意境！应该说它就是一首散文诗。又如归有光的《项 脊轩志》，即通篇充满诗意，无论记轩的自然风光，记月夜，记轩中有关的 人事，记老妪和大母的言谈风貌，都使人读后有“余音嫋嫋”之感！文章的 最后三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短短 三句，寄托了多么缠绵悱恻的情怀！回肠荡气，余韵不绝！事实证明，要使 散文诗化，饶有余味，这不是容易的，必须要求作家具有多方面的修养才行。 综上所述，我国的散文传统，不但具有简炼的优秀特点，更难得的，是 在简炼之中，还分别体现了“神理气味”的特色，不愧“咫尺具万里之势”！ 这些好的传统，只要我们批判地继承，对今天创作富有时代色彩和民族风格 的散文，是会有益处的。但是不可忘记，在我国散文传统中，还有一些糟粕 性的坏东西的一方面，如封建主义的说教，形式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应该予以批判。没有很好地批判就不能很好地继承。这是应该着重说明的。唐人的对外友好诗　　在繁荣的唐代诗歌中，有些反映当时对外友好交往的诗篇很引人注目。 如：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 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 穷荒回日月，积水载寰区。 故国多年别，桑田复在无？（张乔《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李白《哭晁卿衡》）　　这是唐人对外友好诗中的两首，它感人颇深，读后令人久久难忘。远在 一千多年前，朴球作为朝鲜（新罗）的著名棋手来到中国，在长期留华期间， 由于棋艺高超，被唐王朝聘为“待诏”，并通过棋艺的交流，与中国各阶层 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在他归国临别之际，诗人张乔写下了这首充 满友情的诗篇。这首诗，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故国多年别，桑田复在无？” 表达了对知交朋友关怀、体贴的深沉感情！张乔是晚唐诗人，那正是藩镇割 据、民不聊生的时代，而当时的新罗，也正是统治阶级“政荒民怨”、农民 纷纷起义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离国多年的朴球，现在回去，老家到 底怎么样呢？作为朴球好友的张乔，所表达的这种感情是多么真挚而又体贴 入微呵！同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哭晁卿衡》，谁读了也会感到李白和那位日本朋友晁衡之间的友谊，是深厚而真挚的。据历史记载，晁衡，即日本遣唐 “偏使”阿倍仲麻吕，于开元初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与当时的 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人相友善。天宝十二年他随日本使臣归国， 船在中道遇险，漂流到越南，又复返中国。当晁衡中途遇险的消息传来，李 白误以为他殉难了，因而写下了这首一往情深的悼诗。诗题是《哭晁卿衡》， 这个“哭”并不是泛泛之词，而是记载了当时李白的真实感情。当李白听到 误传的晁衡殉难消息时，他能不为这位日本知交好友的死而流泪吗？类似上面这种反映中外人民友谊的诗，在唐代诗歌中还保留了不少。因为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时期，不 但与周围邻国如朝鲜、林邑、日本、印度等国交往频繁，甚至与狮子国（斯 里兰卡）、大食（今伊朗一带）、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等也有友好来往。 而大量的唐代诗歌，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整个唐代社会 历史的一面镜子。当时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当然会在唐诗中有 较充分的反映。以现存的唐代诗歌总集《全唐诗》来说，据初步统计，着重 反映友好往来的诗即有一百余首，这是记录中外人民友谊的宝贵史料。对唐 人的这些对外友好诗，我们应当加以重视，它是历史的见证，是能够为增进 今天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服务的。首先，唐人对外友好诗说明，不管中外封 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之间有过什么矛盾或冲突，而中外人民之间总是要求友好 的。请读下面这些送别诗句：君家沧海外，一别见何因。　　　（项斯《送客归新罗》） 离心寄何处？目断曙霞东。
（马戴《送朴山人归新罗》） 何年持贝叶，却到汉家城。
（法照《送无著禅师归新罗》） 从兹头各白，魂梦一相望。　　　　　　　　　　　　　　　　　　（贯休《送人归新罗》） 中国诗人们对行将离别的朝鲜朋友，表达了多么真挚的依恋之情！当时长期 留华的朝鲜诗人崔致远，当他临别之际写了那首《酬吴峦秀才惜别》：残日塞鸿高的的，暮烟汀树远依依。 此时回首情何限，天际孤帆宁浪飞！这位朝鲜诗人对中国朋友又表达了多么缠绵的难分难舍之情！这里，特别值 得一提的，唐代诗人贾岛还同当时的高丽使一同联句，留下了《过海联句》 诗一首：沙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　　　　（高丽使） 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　　　　　　　　　　　　　　　　　　　　　　（贾岛） 中朝两国诗人共同创作，这是中朝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同样，在唐代，中 国人民与比邻的林邑、骠国、缅甸、日本、印度等国人民，也是充满着友好 感情的。从唐代诗人贾岛、杨巨源的诗中得知，在他们的朋友当中，就有越 南的惟鉴法师、供奉定法师等人。白居易对当时来唐王朝任职的越南人姜公 辅①，也有很友好的感情。据《新唐书·白居易传》称，白居易要求任京兆府 户曹参军，以便赡养老母，就是学习姜公辅的榜样，可见白居易对姜公辅是 既熟悉而又友好的。在唐代产生的一个词牌[菩萨蛮]，据考证，就是唐人歌 颂来到中国的缅甸友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的装束而谱写的。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唐人对外友好诗中更有充分的反映。除前引李白《哭晁卿衡》一诗可证之外，我们不妨再引一首项斯的《日本病僧》：云水绝归路，来时风送船。 不言身后事，犹坐病中禅。 深壁藏灯影，空窗出艾烟。 已无乡土信，起塔寺门前。　　唐代，不少日本僧人来到中国，他们在交流中日文化上曾起过重要作用。 这位不知名的日本病僧，不念乡土，“不言身后事”，为交流中日文化而不 惜埋骨中土，“起塔寺门前”。对这位异国病僧，项斯在诗中除表示敬佩之 外，又赋予了多么深厚的同情！“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晁衡《衔命 还国作》一诗中的这两句，也同样表达了这位日本诗人对中国朋友的隆情厚 谊！
对来到中国的印度僧人，在唐诗中，既有热情赞扬他们带来印度文化的 诗篇：“刹利王孙字迦摄，竹锥横写叱萝叶。遥知汉地未有经，手牵白马绕 天行。”（刘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竺国乡程算不回，病中衣锡遍浮 埃。如今汉地诸经本，自过流沙远背来。”（刘言史《病僧二首》之一）也①
姜公辅系越南人，见冯承钧《西藏南海只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版）第 155 页。有热情歌颂他们传进印度医术的篇什：“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刘 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这些记录中印人民友谊的史诗，是很值得一读的。 其次，唐人对外友好诗，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新的史料。如在 唐代朝鲜来华的友人中，唐诗给我们留下了朴充、金夷吾、弘惠上人、僧雅 雅、无著禅师、高元固以及新罗国王子金地藏等名字，这些都是在一般的历 史著作中找不到的。就是那位弘惠上人，还跟诗人皮日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弘惠上人曾请皮日休撰写灵鹫山周禅师碑文带回本国。对这段文字因缘，皮 日休十分感动，写下了《庚寅岁十一月新罗弘惠上人与本国同书请日休为灵 鹫山周禅师碑将还以诗送之》一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唐诗中提到来华 的日本友人如金文学、褚山人、朴山人、智藏、鉴禅师、僧敬龙、园载上人 等，也是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见不到的。以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二册）来说，在谈到唐代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时，只提来华的日本 僧空海、道慈、智通、园仁、普照等十多人，而不提园载上人。其实，据陆 龟蒙《闻园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海声。 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证明园载上人回国时是带去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和文物的，其中包括“九流三 藏”，而且数达“万轴”，无疑，这对交流中日文化做出了贡献。此外，在《全唐诗》上，还记载了唐明皇时日本贵族长屋的一首诗《绣袈裟衣缘》：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据此诗小注称，长屋造了一千件袈裟，把这首偈语式的诗绣在袈裟上，送到 中国来布施。那位大名鼎鼎的唐僧鉴真和尚，就是受了长屋这首诗的激励， 才决心东渡大海到日本去传法的。这又是中日人民友谊史上的一则佳话！在 东渡日本的中国友好使节中，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了那位高鹤林，其实从他写 的《因使日本愿谒鉴真和尚既灭度不觐尊颜嗟而述怀》一诗，证明他确实是 出使过日本的。再次，唐人对外友好诗说明：唐代中国人民通过向外国友人的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证明，不管大国或小 国，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各国人民之间是应该互相友好学习的。唐代 的封建文化之所以高度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学习和吸收了外国文化。 王维《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一诗告诉我们，当时 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注意学习外国语文，同时外国朋友也注意学习中国语文： 张藉《赠海东僧》一诗的“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学得中州语，能为外 国书”，即是一个明证。再以棋艺来说，许浑《送友人罢举归东海》一诗云： “沧波天堑外，何岛是新罗。舶主辞番远，棋僧入汉多。”证明当时的大批 朝鲜棋手来到中国，除进行友好比赛之外，其中一定有不少像朴球那样的国手。　　又如在唐人对外友好诗中，那形容大漠风光的“龟兹碛西胡雪黑”（刘 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描绘日本风土的“流黄山火著（指火山），碇 石索雷鸣（指海港）”（贯休《送僧归日本》），和再现大海雄伟景色的“无 风亦骇浪，未午已斜晖”（吴融《送僧归日本国》）、“沙日晒红螺”（许 浑《送友人罢举归东海》）、“鼙喧时为骇长鲸”（颜萱《送园载上人》）、 “衣上日光真似火，岛旁鱼骨大于船”（贯休《送新罗人及第归》）等反映　　异国风光的诗句，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唐代诗人来说，只有在外国友人的 交往和学习过程中，经过外国朋友生动而形象的介绍才会产生这样具体形象 的诗句。如颜萱在“鼙喧时为骇长鲸”句下自注云：“师云：舟人遇鲸，则 鸣鼓以恐之。”可见假若没有园载上人作具体形象的介绍，作者是不可能写 出这样的诗句的。　　尤有甚者，方干在《送僧归日本》一诗中写道：“四极虽云共二仪，晦 明前后即难知。西方尚在星辰下，东域已过寅卯时。”作者不但完全打破了 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直觉地感到地球是圆形球体，而且还相当准确 地表达了日本和中国的时差概念。按方干卒于咸通末，正当日本平安时期， 都京都。唐都长安和日本京都的时差，依据今天科学的测算，正好大约相差 两小时，也即是说，当京都已是早晨天亮五六点（寅卯之间）时，西方的长 安却正在夜里星辰下的三四点。方干为什么会产生地圆和时差的概念？很可 能是向这位日本的学问僧请教或共同研究过的，不然，方干把这四句写进诗 里送给这位日本僧人，就不好理解了。　　再以唐代诗歌创作的本身来说，唐代诗人也是注意向外国作品学习的。 例如据文献记载，有一首朝鲜女子丽玉所作的《箜篌引》，是一首由箜篌伴 奏的歌曲，歌词是：“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诗人 李贺即根据这首歌词的内容加以发挥，另外谱写了一首《箜篌引》（“公乎 公乎，提壶将焉如！”）。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国的人民，也很喜欢中国诗， 如白居易的诗就曾经“价重鸡林（朝鲜）”，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掌故，就无 须赘述了。　　谈艺二则简更难　　“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 寒。”这是明代李东阳题柯九思墨竹的一首诗，并在《麓堂诗话》中引它来 说明“画法与诗法通者盖此类也”。我们虽未直接欣赏过柯九思所画的墨竹， 但读了上面这首诗，可以想见在画面上虽仅寥寥几笔、萧萧数叶，却使人有 “满堂风雨不胜寒”之感，故李东阳才叹为“简更难”！不然，在画面上尽 管画了许多整竿的墨竹，甚至画的是竹丛，但如毫无生气，使人看了索然寡 味，这样的“繁”又有什么意义呢？　　李东阳说得好，“简更难”，确是“画法”与“诗法”相通的。但我们 所说的“简”，并不是为“简”而“简”，而是说在形式上虽只“萧萧数叶”， 但却要求具有“满堂风雨不胜寒”的内涵，即是说要“咫尺具万里之势”， 以最经济的笔墨表达出最丰富的内容。这就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高度的概括力和艺术技巧，才能达到这个境界。“简炼”正是在艺术上成熟 的表现，故曰“简更难”！柳宗元有首《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据《诗 人玉屑》载，苏东坡对这首诗的评论是：“熟味之，此诗有奇趣，其尾两句， 虽不必亦可。”（卷十“奇趣”条）可以说，苏东坡主张把这诗的最后两句 删掉，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只留四句，已臻化境，韵味无穷，而最后两句， 反觉有些累赘。这“简”得妙。但也有因简而返玉为璞的。如杜牧的一首绝 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曾有人把它改为五言：“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 指杏花村。”这一改，简则简矣，但原诗所包涵的那种在特定环境与季节中 的气氛和韵味，却大大地减少了，因而诗意顿失，这实在是胡改一气。由此 可见，所谓“简更难”是“难”在简而得当！“满城风雨近重阳”，这是宋代诗人潘大临一首诗的头一句，因“忽催税人至，遂败意”，结果就留下这么一句。但潘大临就是因为这一句而享有 盛名的。“满城风雨”这个成语，我们今天仍然普遍地在使用。试问：古来 很多诗人写了不知多少咏重阳的诗，但其影响之大有几人的诗能和潘这一句 相抵呢？这可以说是“以简胜繁”。当然，也有“以繁胜简”的。如唐李嘉 祐诗：“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王维把它改为“漠漠水田飞白鹭，阴 阴夏木啭黄鹂。”这一改，真有“点铁成金”之妙，使诗句更加形象化，大 大加深了读者的直感，使我们好像在烟水漠漠之上，看到白鹭横飞，夏木阴 阴之中，听到莺声婉啭，这实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不是如魏庆之（《诗人玉屑》作者）所说的什么“剽窃”。 “简更难”，对于诗画来说，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否“繁”就容易呢？当然不是。其实，不管“简”也好，“繁”也好，都难在“得其当”，我们 并不一般的反对“繁”。以画而论，李思训的山水并不是寥寥几笔，应该说 是相当“繁”的，但我们有谁不惊叹这位“李大将军”为卓越的画家呢？“啼”与“题”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这是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一折中我最欣赏 的一句。尽管只这么一句，但却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十分美妙的图景：正 当暮春三月，红色的杜鹃花开遍青山，而凄厉的杜鹃声又从青山深处传来。 这鲜红的杜鹃花呵！是杜鹃的啼声唤醒了你，还是杜鹃的啼血洒遍了青山？ 还是??。作者所创造的这个美妙的诗的境界，是具有多么大的艺术魅力呵！ 古人说，诗是“以一字论工拙”的，这一字之工通常称之为“诗眼”，犹如 画龙点睛的“睛”一样。“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其关键正在“啼”这个字， 凡是读这句诗的人，都会感到这个“啼”字下得太妙了。根据现存《牡丹亭》 的最可靠、最接近原本的明代“怀德堂”本和“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等善 本来校，“啼”皆作“啼”，可见这不仅是汤显祖的原文，同时也让我们“一 叶知秋”，作者在这一句中，已透露出何等惊人的才华！　　最近我有机会翻阅了《牡丹亭》的几种版本，结果使我大吃一惊：因为 比汤显祖稍晚一些的明代人，即对原著毫不尊重，大改特改，有的竟改得面 目全非。如墨憨斋冯梦龙改本，就把《惊梦》一折中的《好姐姐》一支曲子 整个删去，因而“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这一名句也随之被“开除”。不仅如 此，他竟把《牡丹亭》改为《风流梦》。由于古代没有什么版权和著作权， 就只好由冯梦龙之流去胡改了。又如毛晋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本，这是 影响比较大的一种刊本，但其中所收的《牡丹亭》，仍系“硕园（郁蓝生吕 天成）改本”。吕天成比冯梦龙稍好一点，并没有把《好姐姐》一支曲子删 去，但“遍青山啼红了杜鹃”的“啼”字，却硬改为“题”。这一改，使原 诗变得浅而无诗味，意境顿减。所以，对于古人的诗集，如何广泛地占有多种版本，进行比较分析，予以科学的校订，择善而从，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谈诗短札二通致周明道先生　　得读大作，不胜欣喜。我深感目前中青年一代，缺乏旧体诗词的创作实 践，许多人不懂得格律；有的人写诗虽合格律，但不成其为诗。从大作中得 知，您是个医务工作者，正当壮年。您能把格律诗写到这样的水平，确实是 难能可贵的。您有诗人气质，也有诗才，对写格律诗是下过工夫的。您的诗 有相当的工力，有好诗，也不乏佳句。我尤其喜欢《漫兴》、《村居即事》、《西湖小坐得句抒怀》诸首，佳句如“思将世外无名药，疗尽廛中有病身”； “闲步苏堤狂欲舞，捉来蝴蝶是杨花”；“殿漏苔欺佛，垣颓蔓过墙”；“放 怀惯效闻鸡舞，问世谁谙相马经”等。　　对大作除赞赏之外，也感到尚有某些不足之处：（一）有新意、新境界 的不多，因而内容较平淡，缺乏深度。“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赵翼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任何文艺作品，总得要有时代感，要有新意和新的 境界，而且还要有自己的风格。艺术作品没有个性就没有生命力。今后，希 望在“炼意”上更上一层楼。（二）大作自然流畅，这固是佳处，但仍感有 些诗句锤炼不够。诗的语言要求凝炼，有容量，总是先熟后涩，终归于凝炼 而自然。大作中还有个别句子欠顺，似乎还可以再推敲。（三）“庾信文章 老更成”，按理讲，老来写的诗应比年轻时写的更成熟、老练，但事实很难 做到这一点。我自己即有此种体会，把今天写的诗和二十来岁时写的相比， 好像没有多少变化和进步，没有什么突破。读大作后也有这个感觉，即后来 写的诗与青年时写的诗相比，没有多大突破。希望您在突破上再下功夫。　　答某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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