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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网
更新时间：日 14:08
视频简介：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8年初到1949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波澜壮阔，惊天动地，为世人所瞩目，但它们的指挥中心，竟然位于河北省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西柏坡。三大战役完成了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本期节目国防大学徐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敬请收看。（《百家讲坛》
《党史故事100讲》之运筹帷幄 战略决战）
&&|&&&&|&&&&|&&&&|&&《讲述》往期回看
&&|&&&&|&&&&|&&&&|&&&&|&&&&|&&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苦行亚洲腹地的“大篷车课堂”
2012年第23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编者按：2012年8月下旬，李希光的“大篷车课堂”穿过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翻越萨彦岭，来到唐努乌梁海。“大篷车课堂”是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主持的国家精品课“新闻采访与写作”和清华大学新生研讨课“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的一部分。自1999年李希光开创“大篷车课堂”以来，每年夏天他都会带领学生到边疆或域外展开中国边疆史地和人文故事的采访写作。西敏斯特大学教授戴雨果说，“2007年春天，我跟随李希光的‘大篷车课堂’去西藏。我惊奇地发现，李希光的教学方法是中国和欧洲古老哲学家教学方法与富有魅力的实用技能的美好结合。”本文根据李希光教授日在塔里木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中国论文网 /7/view-3773991.htm　　长期以来，我像一名学习新疆和西域历史地理的小学生，对西域充满了激动和向往。为了准备这个讲座，我昨天晚上回忆了我与新疆和西域的工作联系。在过去20多年里， 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一名新闻教育者，我每往前走一步都与新疆和整个西域的人文历史地理有密切关系。　　西域教我当记者　　22年前，我从西安古城西门启程，经过麦积山、河西走廊、星星峡、吐鲁番、沙漠北线，经过库尔勒、库车， 旅行了40多天，到达了今天的塔里木大学所在地阿克苏。那是我第一次来新疆。　　我的第一本画册《梦幻尼雅》（与小岛康誉等朋友合著）是关于塔里木的。1993年深秋，我与日本和尚小岛康誉、塔里木电视台记者林永健等人乘坐沙漠车，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民丰县城出发，沿着尼雅河，翻越无数沙丘，到达著名的沙埋佛教王国尼雅。　　我的第一本书《找回中国昨日辉煌》也与新疆有关。1990年夏天，我离开西安开始走西域。从第一天就开始记日记。整个中亚跑了一圈，我记录了七八本厚厚的采访笔记和日记。后来回到北京，经过几个月的整理，出版了《找回中国昨日辉煌》。我当时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在巴基斯坦著名考古学家哈桑·丹尼教授手把手的指导下，遍访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交河故城、高昌古城、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古城和喀什大巴扎。记者重要的职责就是记录。“记者”这俩字很好地描述了记者作为客观真实的记录者的职业特点。记者通过记录，将自己看到的、摸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走过的草原、沙漠，蹚过的河流展现出来。　　我的第一个影展也与新疆有关。1990年夏天，新华社摄影部一个资深编辑听说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学者，将遍访整个丝绸之路古道，马上找到我，给我配了两部尼康相机，一部拍摄正片，一部拍摄负片。同时交给我300卷正片胶卷和200卷负片胶卷。我从威尼斯启程，一直拍摄到新疆的尼雅古城。由于胶片摄影成本高，我用胶片拍每一张照片时都很认真，尽量不浪费一张胶片，讲究曝光，讲究聚焦，讲究景深，讲究镜头的虚实，讲究人物的构图，讲究光线。每天一大早起床就开始等待太阳升起，傍晚等着太阳落山，晚上等待月亮升起，等待拍摄胡杨林、雪山和佛塔最美的光线。1995年，我和塔里木的林永健、日本和尚小岛康誉等人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联合搞了一个“沙埋佛教王国摄影展”。　　1990年夏天，我采访来到敦煌，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古回纥文的印刷品。考古学家说，这是西域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印刷的时间与中原汉字的活字印刷时间相近，表明回纥文的活字印刷与汉文的活字印刷是同一个时代发明的。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一定要写一篇东西，让全国人民知道，西域的少数民族对活字印刷术也有重大贡献。当时新闻稿要发到总社，或者传真发稿，或者英文电传发稿。电传方便英文发稿，但是无法传递中文稿。为了发这篇重要稿件，我跑到邮局发电报，邮局报房把每个汉字译成电报码，每个字7元。稿件当天就通过邮局的电报发到了北京新华社总社，第二天，给我们开车的维族小伙子高兴地举着《新疆日报》对我说：“你的稿子在头版刊登了。”　　1991年春天，我从北京飞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再飞到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再从阿什哈巴德坐越野车，沿着张骞、甘英出使西域的道路，从西往东反方向采访， 从阿什哈巴德，一直采访到新疆天山北部的霍尔果斯口岸。阿什哈巴德在汉代时，西方称其为尼萨，是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抵达西方最远的地方。甘英在那里看到了欧洲白人，欧洲人在尼萨看到了来自中原的甘英一行。1991年，苏联正处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国家处于乱局，外事管理松懈，负责接待我们的人给我们安排了很多过去外国人不得进入的地方，例如核武器试验基地附近的唐代城池遗址、宇宙发射基地。苏联政府部门专门给我们配了直升飞机，方便我们在中亚沙漠里和雪山上的采访。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谷城碎叶城的遗址，我们看到了一幅壁画：穿唐代服装的美女乘坐龙舟外嫁西域。在唐代，中原文化与中亚文化关系密切。中国历史学家郭沫若提出，伟大的诗人李白出生在天山西麓的楚河河谷的碎叶城。唐朝时的中国很开放，唐朝皇帝不拘一格降人才，向西域和边疆各国招聘贤才。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可以跟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和古罗马帝国征服北非媲美的远征，汉朝将领霍去病远征外蒙杭爱山、唐朝高句丽将领高仙芝征服阿富汗和中亚、北洋政府军队收复外蒙和唐努乌梁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高仙芝将军率领两万军队，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与阿拉伯人打仗，征服了整个阿富汗地区、巴基斯坦北部、喀什米尔和中亚大部分地区。但是，高仙芝将军十分残暴，对征服地区的人民不加以安抚，反而屠杀，结果在今天的塔什干附近的塔勒斯一战全军覆灭，2万名唐朝兵被俘后，押送到撒马尔罕做苦工。其中不乏会造纸的工匠，阿拉伯人由此掌握了造纸技术，造纸技术后来输入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人发明纸张之前，世界文化传承的载体主要靠什么？最早靠甲骨文，后来是金文，再后来是帛书、竹简和木简并存。为什么中原人写字用毛笔？因为在竹简木简上用毛笔好写字。每片铸件或木简最多能写10个汉字，《道德经》5000字，至少要写在500片竹简或者木简上，要装一麻袋。今天一本书至少10万字，写在木简和竹简上，要装满五车，正所谓学富五车。古人的书如何编辑？是造“册”。把一片片竹简、木简用线绳穿起来。但是什么样的竹简和木简可以编成册呢？必须是有价值的，如《尚书》、《论语》、《道德经》、《易经》。这些书在古代称为“典”，经典之作嘛。“典”字怎么写呢？就是把编辑成册的经典著作摆放在案板上供起来。西方人信奉上帝，但由于没有纸张，不可能让每个教徒人手一册《圣经》。只有神父持有《圣经》，其他人想听都要去教堂神父那里听。但是塔拉斯战役后，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圣经》慢慢地在大众中普及，这意味着普通人也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从而带来了文艺复兴。 　　在清朝时，中国西部有一个民族叫东干人，是回族的一个分支。他们与腐败的清朝政府发生冲突，遭到清朝政府镇压，成千上万的东干人逃遁到天山西部藏匿了起来。1991年春天，我就在苏联科学院专家的引领下，沿着楚河河谷进入天山西部。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穿着清代服饰的小姑娘，我下车给她拍照，她用西北口音喊我“舅舅”。接着，她把我们带到他们的村子里去，村里的人虽然都讲俄语，但夹杂着西部口音的中国单词，如村长喊我们“大人”或者“帮办”。 他们过年过节穿着清朝服装，平时穿俄罗斯人的服装。村里的村长喊我“大人，大人”。　　离开了东干人的村落，我们在天山里又走了一个星期，过了霍尔果斯口岸，然后由西往东穿越天山。先是翻越5000米海拔的天山大阪，来到海拔3600米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想在天鹅湖旁安营扎寨，但天气太冷。于是来到一个山里的小镇上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小旅馆只有两间平房，夜里一个女子优美的蒙古歌声把我惊醒。原来，我们来到了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1992年夏天，我从乌兰巴托乘坐小飞机，途经乌里雅苏台来到了科布多，那里直到北洋政府时，还是阿尔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阿尔泰是西域文化和东北亚文化的重要源泉。蒙古人、突厥人、回纥人、吉尔吉斯人、朝鲜人、日本人等都认为自己的民族发源于此。那里发现的岩画表明，狗、驯鹿、骑马人、猎人最早都出现在阿尔泰山地区。我们从科布多乘坐北京吉普，沿着游牧人的路线，走过蒙古大戈壁、乌里雅苏台大草原、翻越杭爱山、来到哈拉克林，考察了成吉思汗的宫殿遗址，看到了额尔浑河谷当年中国人留存的寺庙、庭院、官府衙门。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匈奴人留下的石像、唐明皇留下的碑文、更有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我们在中亚和阿尔泰山采访，没有卫星定位仪，完全靠蒙古牧民带路。一天晚上，我们在山谷里搭了帐篷，准备睡觉。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四周漆黑一片。夜里听到远处的狼声，我壮胆走出帐篷，月光下，我发现一排手持刀剑的匈奴将士站立在我眼前。天亮后，才看清这是古匈奴人为战死沙场的将士立的石人像。这些石人像到底是匈奴人？还是突厥人？还是蒙古人？学界无定论。跟我一块在杭爱山采访的一位土耳其学者坚信这些石人像是突厥人的祖先。穿过没膝的草丛，我们来到唐玄宗御立的碑文《阙特勤碑》，唐玄宗御笔写道：“沙塞之国，丁零之乡”，“尔无我虞，我无尔诈”，显示了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兄弟情谊。　　1993年随考古队去尼雅采访。在民丰的巴扎上，遇见一位9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人，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尼雅的佛塔下藏着一个金骆驼。古时候，南羌人越过昆仑山，与尼雅人打仗，目的就是抢夺尼雅的金骆驼。尼雅人把金骆驼埋在了佛塔下。从民丰到尼雅要在沙漠里骑一个星期的骆驼，金骆驼一直没有被盗走。我们的考古队在巴扎上雇了30峰骆驼和一个当地向导。向导说，100年前他爷爷给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当过向导，带他去过尼雅。骆驼背着我们要在里面一个月的生活用馕、榨菜、矿泉水、帐篷等。《史记·西域传》中称尼雅为精绝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玄奘取经东归时路过此地，在《大唐西域记》记载：“媲麽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 泽地热湿，难以履涉， 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萨旦那以为东境之关防也。”我这次跟随新疆考古队，在尼雅大漠里发现了佉卢文。佉卢文是写在木简上的一种希腊化的文字。新疆考古队骑骆驼往北走，发掘出了汉代西域精绝国国王和王后身上的织锦，上面织有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楼兰和尼雅有一个共同之处，两个地方都有一个佛塔。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木简都是用佉卢文书写的，而这次我们的一个队友发现了汉文写木简。我们见到的佉卢文多是用泥封存的，上面还用木板盖上。佉卢文木简多半不是私人信件，更不是情书，更多的是国王有关法令、税收方面的官方文件和记录。　　早在1000多年前，佉卢文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与阿富汗地区盛行的一种希腊化文字，是犍陀罗王国的官方文字。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亚历山大国王远征东方国家，先是征服了波斯国，后又征服了喀喇昆仑山以西的地区，即今天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那个时候，佛教在这个地区刚刚兴起。佛教源于尼泊尔和印度，后传到相当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亚历山大国王征服了这个地区后，为了更好地统治当地居民，采用当地人信仰的宗教来统治他们。希腊统治者也信奉了佛教。改信佛教的希腊人搞偶像崇拜，但早期佛教没有佛像。希腊统治者决定用希腊神像雕塑佛像。　　我从喀什沿着丝绸古道往东采访，在南疆，比如在和田、楼兰、喀什、尼雅、库车、库尔勒，看到的古代佛像，几乎都是雅利安人的特征。到了敦煌后，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个地方融合了，佛像露出中原人的特征，但很多佛像还保留有欧洲白人的特征。1990年夏天，我采访到了甘肃天水，发现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佛像只占四分之一。再到了洛阳龙门石窟，中原人特征的佛像占了压倒性的多数。　　古代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比如壁画、雕塑、服饰、音乐、舞蹈等，在新疆的南疆，几乎都是希腊化的，或是健陀罗化的。古代巴基斯坦北部的塔克西拉地区是健陀罗佛教王国的中心。希腊人来之前，健陀罗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后来采用变异了的希腊文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叫佉卢文。我在塔里木地区采访时，无论是在尼雅考古发掘现场，还是在乌鲁木齐的博物馆里，都看见了这种希腊化的语言、希腊化的佛像残片。这说明塔里木地区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遭遇点和相融点。　　1995年，在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沙漠、海上、草原、游牧和佛教路线的采访后，我回到北京，与小岛康誉、林永健等朋友举办了“沙埋佛教王国摄影展”。这个影展还激发了李政道和周光召这两个物理学家的兴趣。李政道走到一个尼雅发掘的陶罐跟前停下，紧紧地盯着陶罐上的图案。“那是什么符号？”我问他。“像数学符号，也像天文符号。”李政道说。他把数学、物理与考古联系在一起了。　　师傅带徒弟的“苦行书院” 　　13年前，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请我去创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他问我新闻人才的培养标准时，我把已成书的中亚采访日记送给他一本说：“我培养的新闻学生应该能写出这样的日记。”我把在新疆和西域当记者学到、用到的方法作为我的办学理念带进了清华大学新闻学课堂。我在西域采访报道携带三个工具：一支笔，一个本子，还有一本《大唐西域记》。如果认真阅读《大唐西域记》，会发现玄奘对西域各国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的记录是那么翔实。可以想象，玄奘在往返西域各国的途中每天都会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至于他是如何记录的，今天无从得知，至少他那个年代没有微博这样可以随时随地记录的工具。由于微博的到来，今天好像人人都在写日记。但是，对照《大唐西域记》，大多数的微博作者，甚至包括很多记者和学者写的微博，更多的是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判断，而不是准确的描写。《大唐西域记》都是实实在在的记录和描写。“大篷车课堂”最重要的教学方法是学生跟着师傅学。一个年轻记者外出采访，最好有师傅领着。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出国留学，很少有人会向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拜师求学的。而我在丝绸之路上的老师就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学家丹尼教授。1990年，我随丹尼教授来新疆南疆考察丝绸之路，那时南疆很少有外国旅行者，当地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欢迎他们的到来。1990年夏到1992年夏，我跟着丹尼教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丝绸之路考察。　　我的祖先是东北人，远离西域。让一个东北人对西域的人文历史地理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与兴趣，并能迸发出写作灵感，需要有人在旁指点。从西安到喀什，从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布哈拉到碎叶城，丹尼教授运用他广博的中亚历史知识，沿途一路讲解。这是学习新闻采访写作最有效的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法。多年后，我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新闻采访写作》和《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都是以丹尼教授为榜样，带着学生走丝绸之路，西出阳关去罗布泊、楼兰、居延海，北走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和唐努乌梁海。带着学生，边走路，边读书，边采访观察记录，边教学生写故事的技巧和理论。记得有位美国历史学家与我一同在新疆考察时说：“新疆好啊，随便在路边捡一块石头都比美国的历史长。”当然，这里所说的石头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石头，而是有人文历史故事内涵的石雕、碑文、寺庙和古城池遗存的废墟。　　2000年，我带领学生穿越罗布泊，到楼兰采访。到楼兰要乘坐沙漠车，租车费、汽油费和驾驶员费用都很高。老家有个老朋友帮我出了这笔钱，租了两辆沙漠车。但楼兰不是有钱有车就能够进去的，楼兰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任何人要进去都必须获得国家文物局或者新疆文物局的批准。我带着学生去楼兰是采访，很难获得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我策划了一个文物部门无法阻挠的理由：去楼兰捡垃圾。我在阅读新疆史料时发现，西方探险家打着考古的旗号，更多的是盗窃中国的文物。一百多年里，来自英国、瑞典、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在挖掘盗宝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生活垃圾。我设计了一个题目“清华大学师生到楼兰捡垃圾”。我们开两辆沙漠车，一辆车带着我和七个学生以及生活用品。还有一辆车是空车，从楼兰往外运垃圾。从楼兰出来时，果真拉了一整车的垃圾回去，很多都是一百年前的垃圾，瓶瓶罐罐的。　　当然， 我带学生去罗布泊的目的不仅仅是捡垃圾，而是要教学生用人文历史的眼光观察西域。每年有很多游客和记者来新疆旅游，但是转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只是满足了视觉的好奇心。我在课堂上教给学生的方法是：先读一定数量的关于新疆的书籍，对新疆的昨天和今天有了基本的了解，然后再去新疆观察。到了新疆，我带着学生边走边讲，边读边写。回到北京后，我和学生们合写了一本书《跟我去楼兰》。　　西域采访是一个让人激动的社会大课堂，是新闻教育的巨型实验室。“大篷车课堂”不是在温暖的教室里上课，而是在雪山上、游牧人的毡房里、佛塔下、戈壁滩上、胡杨林里、古城废墟上、塔里木河边、熙熙攘攘的巴扎里、博物馆的木乃伊旁上课。　　那么，我在中亚带着学生上课，或者自己采访，走了许多地方，这对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们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有责任心的教师在新闻学课堂上，要激发同学们对万物的好奇心，要随时记录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有画面感的、能留下记忆的有意义的人或物。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学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1.路上师傅要不断点拨和提示；2.出发前要研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和书籍。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交网络媒体时代，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甚至教师，更多的是在用大拇指拨弄手机键盘，用傻瓜相机随时拍照。他们越来越少地去翻阅厚重的人文历史地理书籍。为了恢复古老的人文写作， 我在亚洲腹地这片广阔的原野里，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大篷车课堂”。带着学生在中亚或中国周边地区采访上课，师傅带徒弟式地手把手教学。这些学生在采访、观察、记录、摄影、提问时，我在旁边看着他们，随时作出示范，教学生正确的方法。如果我听学生发出不合适的提问，我会当场纠正。我不仅白天领着学生们翻山越岭去采访，晚上回到营地，还要跟学生们一起研讨，听学生们报告白天采访到的有意思的人或物。讨论结束前，我给每位同学确定选题或第二天需要深入采访或者补充采访的人物。　　老话说，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在报纸时代，人们说，“报纸白纸黑字都报道了，还会有假吗？”到了电视时代，人们说，“电视都播出画面了，我在CCTV和CNN都看到了，难道还是假的吗？”到了今天的社交网络媒体时代，人们说，“微博里都传播开来了，难道还是假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化的世界里，媒体刊播出来，并不等于就是真的。也许，真的东西，经过媒体的过滤和编辑，反而变成假的了。我们今天是媒介化时代。什么是媒介化？本来这个人是真的，但是经过媒体处理，这个人就变成假的了。我曾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新闻秘书：“你每天跟媒体打交道，说句实话，你究竟相信媒体报道的百分之多少？”“99%的媒体报道我都信”，他说。我又问：“为什么还有1%的新闻报道你不信？”他回答道：“因为这1%我知道真相，所以我不信。”22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塔里木，我去过千佛洞，那里有泪泉。丹尼教授站在泪泉边，流下了一把泪，他悲观地说，“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受到了现代媒体的阻碍。” 　　中亚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东西方文化交流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在精神层面，塔克拉玛干南北两线的贸易大道承载着多样化的文化，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有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我是新闻采写教授，但是，我利用西域的“大篷车课堂”，给学生在世界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讲新闻传播史。在讲报纸的诞生时，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在唐代发生的一场中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的战争讲起，接下来讲塔拉斯被俘的中国战俘被押解到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帮助阿拉伯人造纸，阿拉伯人把纸张卖给欧洲人。后来欧洲人从撒马尔罕那里偷学了造纸技术，几百年后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在讲古代的记者时，我从敦煌壁画里的唐玄奘画像讲起，他是第一个带着记者的眼光走向世界的僧人。我沿着玄奘的足迹走进了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尼雅佛教古城，我带着学生去巴基斯坦北部的犍陀罗佛教古城遗址上课，那都是唐僧西天取经经过或去过的地方。　　“大篷车课堂”不局限于100多年前德国探险家划定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大到了更广的疆域：沙漠路线、草原路线、佛教路线、阿尔泰游牧路线、成吉思汗西征路线……所谓沙漠路线，就是从洛阳出发一直往西，到今天的喀什。这条路线到了吐鲁番后分成了两道，一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线，一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线。南线出阳关，进罗布泊，到楼兰；或者出民丰往尼雅方向走。北线是往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方向走，到喀什，再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古印度或者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尔泰游牧路线是今天的新疆、蒙古、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大片土地，阿尔泰山山脉横贯其中。人类学家相信，突厥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发源于此。这条道路可以从蒙古西部的科布多，经乌里雅苏台、翻越杭爱山，沿着额尔浑河，到哈拉和林，最后到乌兰巴托。沿途，学生可以看到上个世纪明清时期中国古城废墟、藏传佛教寺庙遗址，并看到北洋政府军队的将士捍卫国土为国捐躯的战场。也可以带着学生，从西伯利亚启程，从北往南采访，翻越萨彦岭，进入比五个台湾的面积还要大的唐努乌梁海大草原，采访那些身着清末服装、留着长辫的游牧人，听他们用真正男人的豪迈嗓音演唱的呼麦。这条路线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路线，沿途学生可以采访到古丁零人、匈奴人、回纥人、契丹人的后裔和文化遗存。　　成吉思汗西征路线，也是“大篷车课堂”的草原路线。从阿尔泰地区向西经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到土库曼斯坦，途径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这些《天方夜谭》的故事发生地。这些草原王国不仅承载着游牧文化，还承载着中原文化。元代的道人丘处机从北京出发，越戈壁，到蒙古高原给成吉思汗讲道。到了蒙古，发现成吉思汗已西征去了中亚。于是，丘处机沿着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经过阿尔泰山、新疆北部、撒马尔罕，最后在阿富汗的大雪山里见到了成吉思汗。　　2012年1月，我带领清华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去了一趟唐玄奘西天取经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犍陀罗佛教学院遗址。冒着蒙蒙细雨，我和学生们考察了当年唐玄奘上课、思考、读书、讲经的地方。在玄奘的僧舍内，我在当年的佛龛里点上香火，怀着百倍的虔诚和学生们一道怀念这位东西方文化伟大的传播者和记录者。我们一边思考，一边问自己：唐玄奘在西天取经学习期间，他讲的是什么语言？是梵语？还是佉卢文？我们从玄奘后来翻译的佛经看，多是用汉字作为梵文的音符。如果要真正理解他带回来的这些佛经，是否需要先将汉字翻译成梵文或者佉卢文，然后再从梵文或者佉卢文去学习和理解佛经？　　文化多样的西域是追求人文主义写作的新闻学生极妙的学习和实习场所，为记者们报道跨文化交流的古今故事提供了不尽的源泉。但是，我也在策划更令人神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大篷车课堂”。目前，我正在筹划2013年带学生沿着晋代的法显和尚的海上求法路线，重走最为艰辛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1990年，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从马可波罗的老家威尼斯启程，乘坐阿曼苏丹借给我们的一条船，沿着马可波罗和郑和曾经停靠过的二十几个古港口，经过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西域的陆路丝绸之路开始衰落。尤其是中国陶瓷的外销，海上运输会更方便。海上丝绸之路还承载着宗教文化的传播。公元八世纪、九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伊斯兰文化通过两条路线传到中国来。一条是通过中亚沙漠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另一条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也是通过这两条路线传入中国的，法显就走过海上丝绸之路。1990年走海上丝绸之路时我是新华社对外部的记者，新华社要求我每天发一篇稿子，但新华社每天给我的生活补助只有一美元。在船上吃饭免费，渴了就喝盥洗间经过处理过的循环的洗脸水。　　很多人问我：“李教授，你每年的‘大篷车课堂’经费来自哪里？”我是个学生中心论者。我总是在试图利用海内外各种关系，为学生上好采访写作课、采访到有意义的人物，办好“大篷车课堂”服务。2009年，我在外交部给发展中国家的媒体领导人讲课，认识了尼泊尔记协主席喜玛尔。我请喜玛尔帮助我安排了“大篷车课堂”开往喜马拉雅南坡的远征，并安排我们两次到尼泊尔毛派领袖普拉昌达家中采访。2009年秋天，我到纽约参加世界创意峰会，一个朋友邀请我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共进晚餐。我抓住这个机会，向他推销了我的“大篷车课堂”。扎尔达里总统听后表示“你带着学生到巴基斯坦来采访”，并安排身后的助手做具体安排。几个月后，他安排我带领研究生们去他的老家信德省采访印度河流域的摩加达罗古人类文明遗址。2010年寒假，我带领清华学生去巴基斯坦印度河谷采访莫亨乔达罗古文明遗址。我们到了扎尔达里家乡的村子，全体村民出来迎接我们。我们的“大篷车课堂”还专门在清华大学举办了摄影展“走进人类文明的摇篮”。扎尔达里特地来清华大学为影展剪彩，并会见了去他老家采访的全体学生。　　总而言之，“大篷车课堂”的基本理念是“学在路上”。这个“学在路上”包括两方面：“读书”和“路上”。走在路上，不仅是坐火车、乘汽车、骑马或骑骆驼，最重要的是引领学生在未来更为艰辛的社会人生路上，能够忍受各种磨难，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坚持人文主义的写作精神。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院长，本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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