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前身后任由评说
邓力群的书是怎样说胡耀邦辞职　　曾被反对派称为“左”王和地下总书记之称的老革命家邓力群同志，经过十来年的思考、研讨、讲述、修改、补充、完善，他十二年的自述书《十二个春秋》，终于于2005年2月完稿。由于该书具有很强的研究和史料价值，征求意见稿书一出即不胫而走，香港和内地多有翻印、复印。现将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中有关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胡耀邦的态度的内容列述于后。　　大风出版社在该书封底对现年95岁高龄的邓力群的人格作了简评：“长期以来，邓力群一方面，被海外媒体描绘成青面獠牙的‘左王’，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代表;一方面，党内党外，包括观点完全不同的人们，又都钦佩邓力群在当代政治人物中罕见的人格，——从不随风倒，坚持信仰不动摇，勇于承担责任的铁肩膀，敢作敢为的硬骨头。”　　邓力群的书说：1987年1月上旬，关于胡耀邦辞职的生活会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3个半小时。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关于反对精神污染　　1983年8月，我还在外地，邓小平找乔木谈了一次话。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9月6日，我从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　　他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他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我们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先送给邓小平。谈话记录稿经邓小平修改后，我把这个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问题的谈话。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绩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　　还指出：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于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赞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最后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　　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发党内学习、讨论。由我起草、乔木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经过领导审阅，以中发{1983｝36号文件发下去了。《通知》中说，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　　就在中央36号文件即将印发时，胡启立于10月22日，给乔木和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在二中全会上讲话也过去十多天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没有一篇言论(包括社论、评论、今日谈等)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整个报纸宣传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　　10月22日当天，胡乔木在胡启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会后，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通过广播电视系统，催各省、市、自治区表态：表示对二中全会决议和邓、陈讲话的意见和态度。催得相当紧。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个省表态。当时确有些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那种气势，谁不表态谁就落后了。这样一来，确实有一点紧张气氛，加上下面的传达也没有按着通知的精神去做，这样就形成对精神污染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要讲扩大清除范围也确实有点这样的苗头。在这个期间，苏州还开了一个农村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在会上有人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　　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强调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同志.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P307-308)　　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究竟这28天从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邓大姐讲话，先念讲话，赵紫阳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后，这个事就基本结束了。　　这个时候我和乔木都感觉到，在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胡耀邦对邓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是消极地加以应付。我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消除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不一致之处，使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致起来。　　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谈话。吴冷西把谈话的记录稿拿来给我看。我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陈云讲话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删去了。实际上我是帮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实观点，在稿子中看不出来错误的观点了。经过我修改的胡耀邦谈话，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发表了。　　这时，胡乔木从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这个谈话给他看了。他说：你改得远远不够。胡乔木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划了杠杠。　　从胡耀邦谈话记录中乔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颇不一致。　　日胡耀邦到上海。在从飞机场到市区锦江饭店的途中，他与陪同的人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议论过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小平同志讲话中，讲了十一个字：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有严格政策界限的。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是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始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　　胡乔木看到胡耀邦这个谈话材料以后，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的由来。我请人查的结果是：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用的是“清理”。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陆续发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超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多党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0月26日。10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　　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胡耀邦会见日本访华团之前半个多月，即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有一个谈话。当谈到胡乔木1月3日的文章(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时，薄一波说，国内外反映很好。邓小平讲，反映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邓小平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又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乔木和我谈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访华团的谈话后，就在文艺界广为传播。“美国之音”的记者嗅到了气味。4月12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温尼·科里在电话中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外交部新闻司就根据胡耀邦对日本访华团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错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还算慎重，他们把答复稿打印出来送中宣部，问对这个答复稿有什么意见。我看了这个稿子以后，认为这个答复与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邓小平的讲话、与我们过去所讲的，都不一样;乔木也认为这个稿子发出去后，会使党外海外的人感觉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就让中宣部按照中央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答复稿。我在4月1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鹏飞志和外交部函中是这样写的：“……精神污染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有时放肆些，有时收敛些。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违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经中央同志多次划清界限，这一问题早已不存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今后仍将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因精神污染这一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清除净尽，所以今后将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赵紫阳批示赞成我们的修改稿。胡耀邦同意赵的意见。　　事情并未终结。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至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1984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邓小平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他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处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且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提到赵寻的发言。接着习仲勋发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日至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弄得一塌糊涂。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发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邓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意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邓小平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对于精神污染这件事，胡耀邦一直记在心里。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又提到精神污染问题，说：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让小平同志到现在还背着黑锅。他的意思是我们给小平同志搞的。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胡耀邦一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P324)　　1985年6月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上，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呜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1980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1980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1984年4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1985年5月、6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两年的6、7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1986年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邓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　　日，邓小平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我传达以后，胡耀邦在党校期间的一个秘书，说要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力群。党校也有人听了我的传达，知道我宣读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回去和他一讲，他们准备写批评文章的班子只好撤销了。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锐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议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态度，本来是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已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25日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发出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几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这样，我只好去了。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讲了送审稿子有“三个不够”，比十二大倒退很多。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的很大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P398)　　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在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重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方面，下一番功夫。我的修改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肯定。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的插话，最能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陆定一说，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苏联提出来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并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确实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青年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9月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不点名的批批判。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了，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耀邦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处自我批评。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薄老主持会议。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材料。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冯兰瑞：五问邓力群
——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世之政治人物，其实与常人一般，总是活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个人经历的历史事件，自以为机密、自以为不妨操纵的事，必然多少会有人参与，会有人知晓。因此之故，往事想要修改涂抹，不免捉襟露肘。“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寻常一句民间俗话，道中了古今多少人物的心事。有鉴于此，明智者撰写或口述历史就会留意，不敢胡编乱造，不敢脱离、更不敢违背而是一定要严格尊重历史，处处符合事实。否则总会有知情者、相关人员或细心的读者提出质疑，捅破窗户纸，岂不尴尬？尊重历史，无非常识。然而，如今却有权威自居者回忆往事而任意编造，吹嘘抬高自己，贬低攻击别人。以为自己所作所为或参与的事件无人知情，或则知情者慑于权威、碍于情面或其他考虑，不便或不敢说。可笑的是，该权威还特别突出强调自己的回忆真实可靠，以求欺世盗名。　　　　这番议论实有所指。所指非别，即《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 ——1987）》（以下简称“自述”）的作者。这位曾经的党内高官、“理论权威”的这部大作，正是歪曲历史的典型力作。作者大言不惭，宣称“自述”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自述”前言）读之令人哑然。　　　　“自述”长篇大论，内容丰富，与此相应，则问题层出不穷；要清理，有如恩格斯写《反杜林论》啃一个很大的酸果，费时费力。本文仅就其中略举数端，理清部分历史事实，请“自述”作者回答，并就教于读者。人间是非，天下公断。　　　　　　一问邓力群：　　　　我是“跟你一起”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吗？　　　　“自述”开篇第一章谈“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简称政研室），邓力群写道：“……很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这批人中间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冯兰瑞。”　　　　这于我算得小小一条“新闻”。　　　　我是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的。1975年7月下旬的一天，于光远通知我说：“你的工作分配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天你就到中南海上班。”并告诉我政研室在武成殿附近，要从中南海北门进去。我没有正式工作已八九年，一旦分配工作且是研究单位，很是兴奋。　　　　那么，我到政研室又是谁提名的呢？我原来想当然地以为是老朋友于光远。上班几天后，我向于光远问起此事：“是谁提出的？”于光远答：“是胡乔木。”他告诉我，我到政研室是胡乔木提名，组织部分配的。此事与邓力群没有关系。“自述”作者下笔时应该是清楚的。　　　　有一桩往事与此相关。2000年，我写《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发表于《百年潮》第三期。文中谈到《论总纲》的写作，认为此文是集体写的，批评《邓力群文集》将它作为其个人作品，放在该文集第一篇，不加任何说明，这种做法就不大好。听说邓力群看到后很不高兴，他还责怪当时《百年潮》社长郑惠不替他说话。　　　　本来到什么单位工作，跟谁一起去，都是无所谓的事。我在胡乔木家编书并没有见到邓力群。那他何以在“自述”中要这样写？无非是说你冯兰瑞到中南海国务院政研室，还是“跟我”去的。你不感谢我邓力群，反而批评我，岂不“忘恩负义”？事实是，我去政研室与他无关。退一步说，即令是“跟他一起去的”又怎么样？其中难道有何恩惠可言？这自然是小事，但从中也就可以看出“自述”作者的心机。　　　　关于《论总纲》一文的写作问题，留待下文。这里要说说上面引文中提到的“这个摊子”。它是指1975年春胡乔木约请帮他编语录的五六个人，摊子就设在胡乔木家，我曾应邀前去参加编《马恩列论生产关系》语录。之前，我接到邓力群一个电话：“冯兰瑞同志，胡乔木请你去帮他编书”。尽管在延安时我已因听说一桩丑闻而久闻邓力群大名，与他并未相识。要说此后有点关系，那就是1975年初接到的这个电话，可能是胡乔木委托他传话。总不能因此就认为我到政研室工作是跟他邓力群一起去的吧？　　　　我与胡乔木认识则在很久以前。1940年我到延安中央青委工作，胡那时任青委宣传部部长，不久即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1975年我又帮他编了半年多书，可以说是熟人了。他提名我到政研室是很自然的。　　　　　　二问邓 力群：　　　　是谁，在“文革”后期向邓小平提出大学从高中招生的主张？　　　　邓力群说，是他。“自述”第三章第4节“邓小平谈科学、教育”中称：“我向小平同志说，为了应急，应付青黄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　　　　是这样么？　　　　请看事实。　　　　十年“文革”，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人越蠢。知识遭到贬低，读书号称无用，教育制度受到严重的破坏。各地区各学校以及全国媒体大肆宣扬“白卷英雄”张铁生，连篇累牍赞美黄帅日记。在当时这种氛围下，学校大搞教育革命，高初中毕业生（共约一千七百多万，时称“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必须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5 年，文革结束前夕，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面领导各项工作，彻底进行整顿。邓小平指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小组负责人；其中李昌除分管中科院日常工作外，还分管中国科技大学，而科大当时正在准备招生。月间，李昌就向邓小平提出了科技大学恢复招生的生源问题，他说： “我们打算直接从65-67两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半工半读的办法。”邓小平赞成说，“这个办法好。”　　　　李昌自五十年代以来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重视人才培养。如今作为中科院领导，分管中国科大，从培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以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出发，不能不考虑入学新生的知识质量，这件事他责无旁贷。他看到高中学生下乡劳动固然可以受到锻炼，接触社会，但几年不上学，势必丢荒在中学打下的学业基础。所以，他提出恢复高考、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主张也就势有必至。在当时形势下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大胆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迫切的。　　　　据邓力群的“自述”，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却是“我”的“打算”。那么，这个主张究竟是谁向邓小平提出的？是邓力群还是李昌？　　　　事实俱在。这一建议由李昌向邓小平提出，有关情况当年中科院的吴明瑜（国家科委前副主任）、明廷华（国家专利局前副局长）等不少同志都知道。知情人现均健在，认真的读者可以调研查证。　　　　证据之一，《十年“文革”资料选编》之三，收录了《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汇报提纲〉时的插话》。这个材料有这样一段话：“耀邦同志汇报完后，接着李昌同志汇报了几点：一是请中央调些干部，一是想在怀柔办一个科技学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读，加强自然科学基础和外语的学习；一是办进修班，把各行专业在科研上表现特别突出的调来培养，一是办一个宣传自然辩证法的刊物。”这个《十年“文革”资料选编》是80年代为起草历史决议，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内部印发，印量很小，但是邓力群应该有。实际上，当年参加过这次汇报的好几位亲历者都有记录，而李昌汇报的几点，几个记录稿几乎一字不差。　　　　证据之二，当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中科院运动办公室编了一个《胡耀邦、李昌同志部分言论摘录》（1976年2月）的批判材料，第七部分“关于教育革命问题”，摘的一段言论是：“胡耀邦、李昌同志准备建一所科学技术专科学校，要从各地直接选拔高中毕业生中数、理、化学得好的所谓尖子入学。……李昌同志还要科大也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并要科大办理科中学，培养尖子。”批判材料的编辑者当然是把这些作为“右倾翻案”的反面材料，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证据之三，是胡乔木1976 年2月23日在政研室全体会议上揭批邓小平的长篇发言。1975-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张和同意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曾经列为李昌和邓小平一条共同的罪状。胡乔木在他上述揭批的第四个问题中称：“他（邓小平，下同）说李昌主张科技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他赞成。他说半工半读是毛主席主张的，不会有问题。” 往事难忘。胡乔木在室全体会上揭批邓小平，连带李昌，言犹在耳。曾几何时，实践一旦证明这个主张的正确和超前性，它就变成为“我”（邓力群）提出的了！胡乔木的揭发发言，当年在政研室印发，文件俱在，白纸黑字；我已经把它作为附录收进拙作《别有人间行路难》中（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第49页）。读者有兴趣，不妨查阅。　　　　邓力群“自述”本身也经不起推敲：“'我’打算在65-67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请问，这是谁的“打算”？是邓力群吗？1975年他并不是任何高校的负责人而仅仅是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之一，政研室当年七月五日才成立，并没有办什么学校，邓小平也没有叫他管学校，他怎么会有这种打算？　　　　历史不容也无法篡改。邓力群如此“自述”，无非邀功抬高自己，标榜自己正确。这样做诚然徒劳。却不免搅乱历史事件，混淆视听，给后人的研究平添困难。　　　　　　三问邓力群：　　　　凭什么说马列所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　　　　“自述”第五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说到社科院新建了十几个所时，写道：“这时候（1979年—笔者注）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内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　　　　马列所竟然“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此种说法不仅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后新增政治冤案，也真算得上头条新闻！虽然，邓力群无中生有，却使笔者得以弄清一桩重要历史公案：制造1983年马列所危机的罪魁祸首原来就在这里，“自述” 的作者正是其中一人（此事不排除胡乔木参与，他说过：马列所这些人怎么能研究马克思主义）！　　　　马列所危机，指社科院曾打算撤销马列所。（1983年《马列所的危机》笔者曾有专文记载，参见《别有人间行路难》第204-224页）　　　　按照邓力群等人的逻辑，既然马列所已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当然应当撤销。但是当时邓力群、社科院领导都没有说明何以要撤销马列所。如果不是所整党领导小组硬顶住，马列所糊里糊涂地撤销了，还不知道祸从何来。　　　　当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定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共产党为了掌握意识形态以及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胡乔木等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副院长后不久，扩大社科院，新成立了十几个研究所，包括马列所在内。　　　　1980 年3月，我来到马列所担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之前，已听说胡乔木要把马列所办成社会科学院的首席（第一）研究所；由副院长于光远兼任马列所所长。胡乔木指示“马列所需要的研究人员，可以从院内调，也可以从全国调，需要谁就调谁。”果然，调了《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苏绍智来当副所长，以后又陆续从全国调进了一些研究人员，可谓“兵强将勇”。　　　　但成立不过五年，马列所就遭遇被撤销的危机。1983 年10月16日我出访联邦德国归来，听到社科院内外传说马列所这个首席研究所要撤销，所内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奇怪的是，马列所领导却得不到确实的信息。这时整党已经开始，院里派来三个人的联络组帮助马列所整党。我先是问过联络组，后来又在一个会上当面问过马洪（时任院长）：社科院是要撤销马列所吗？为什么要撤销马列所？组长说不清楚，马洪说院党组议论过，却说不清撤销的原因。　　　　实际是，社科院领导确曾议过撤销马列所的问题，已经研究撤销后人员的去处，打算让他们分别到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中央编译局，而且已经征求过此三单位的意见。马列所所长苏绍智（这时于光远已不兼任所长）、党委书记彭克宏曾接到该三个单位领导的电话，均表示欢迎这些同志去他们那里。　　　　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认为第一，社科院领导的做法是违背整党决定的。按照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整党决定，整党主要是“清除精神污染”，组织处理放在运动后期。而社科院在运动初期整党刚刚开始、马列所有没有“污染”的问题尚未查清以前，就要对它作出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我很怀疑：撤销社科学院马列所是谁的主意？　　　　我认为不会是马洪或梅益（党组书记）的主意。 　　他们不具备这个权威，也没有这个胆量。那么，是谁有这么大的胆，竟敢撤销胡乔木如此重视的社科院第一研究所的马列所？为什么要撤销马列所？对此我一直不明白。当年有些想法，但未能作出判断。时值前兼所长于光远出国访问，无处可以得到确实信息。　　　　不料二十三年后，邓力群不打自招。　　　　“自述”使我恍然大悟。正是这位前副院长邓（可能还有前院长胡）认为马列所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出了这个主意。真正是闻所未闻！　　　　邓力群和胡乔木轻轻地使出一招“杀手锏”，可把我们害苦了！　　　　想当年，我同马列所的党政负责人（即整党领导小组五人），为了马列所的生存而苦恼焦虑、而奔走呼吁。彭克宏还陪同我去拜见薄一波请求支持，并曾两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第二次还有胡乔木）。我们一面领导整党学习；一面分析研究形势，想办法，写报告；还要为稳定同志们的情绪而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我还特别致函胡乔木请求他过问此事，让社科院不要撤销马列所。为了快速和可靠，我亲自将信送到胡的府上。这时我相信胡乔木是起决定作用的人，但还不敢断定撤销马列所就是他的主张。现在看到“自述”中的这段话之后，可以作出判断了：撤销马列所是胡邓二位的主张，此两人正是制造马列所危机的罪魁祸首。　　　　我还要问，既然马列所被苏绍智等人搞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那就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么严重的问题何以邓力群当时不向社科院或马列所提出批评，堂而皇之地将它撤销？社科院为什么含含糊糊不说出撤销的理由？邓力群攻击苏绍智等“几个人”，那就不仅仅指副所长苏绍智一人而是攻击了一连串的人：兼职所长于光远、副所长、党委书记冯兰瑞、兼职副所长王惠德和廖盖隆等人。他这话当时不说，至少是不敢向我们透露，这又是为什么？除了自己心虚，乱扣大帽子站不住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四问邓力群：　　　　日，邓小平到底会见了谁？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前，于5月12日约见了中科院的方毅和李昌（“文革”结束后，中央调整了中科院的领导班子，胡耀邦已另有重任。中科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仍是郭沫若；方毅任副院长兼党组笫一副书记；李昌任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5月24日则会见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于光远和邓力群两人。历史如此，事实如此，改无可改。　　　　1977 年5月初，政研室岌岌可危。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已决定撤销这个单位，几位负责人已是束手无策。我碰巧知道了邓小平约方毅和李昌去谈话的事，就考虑政研室的负责人是否也去见见邓小平，也许能保全政研室。于是我就向政研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建议，并代为打听到邓小平秘书王瑞林的电话，告诉了于光远。　　　　5 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于光远和邓力群。当时有王震在座，而胡乔木没有去，只是托于、邓转达了他对邓小平的愧疚之情，邓小平表示对胡谅解。邓小平同他们亲切谈话，于光远当场作了记录，以后将记录提供给文献编委会，摘编入《邓小平文选》。以上情况，笔者已有专文《邓小平关于政研室的一次谈话》较详叙述（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1期，并收入拙作《别有人间行路难》一书第84-90页）。事实十分清楚，此处不赘。　　　　意外的是，事过二十多年间，却有邓力群控制下的某些人前后几次胡搅蛮缠，张冠李戴，弄乱了套。其中首先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3 年出版《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亦即后来的第二卷），书中收进了日邓小平会见国务院政研室两位负责人于光远和邓力群时的两段谈话记录。此两文的题目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篇文章都是日邓小平和于光远、邓力群谈话记录的摘要。两文首页注脚都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这两个注脚引起了我和老伴李昌的不解和怀疑。据我们所知， 日去邓小平处谈话的两位（政研室的于光远和邓力群）都不能称为“中央同志”。那么，这两位“中央同志”是谁呢？　　　　其次，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其中日条目将邓小平会见的两位“中央同志”拔高为“中央两位负责人”。小平同志那天会见的同志的地位改得愈来愈高了，愈发令人疑惑：究竟邓小平那天会见的是哪两位“中央负责人”呢？　　　　第三是2004年，同一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8月份出版的《邓小平年谱（）》记载，日邓小平会见的两位“中央同志”非别，乃是王震和邓力群，尽管1977年时这两位都还不是中央负责同志（这一点笔者已另文指出）。疑团解开了，《年谱》所述却又转而掩盖了另一真相，正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琵琶盖住了谁呢？原来，他们想要遮盖的就是当年与邓力群同时去见邓小平的于光远！那么，《邓小平年谱》的编辑们怎么会将于光远从邓小平当时会见的三位（于光远、邓力群、王震）中排除，只留下两位了呢？这又是一个谜。　　　　最有意思的是，邓力群通过“自述”自己揭示了这个谜底，也说明编者何以敢于如此篡改邓小平同志政治活动的事实——因为有当年的“理论权威”、著名的邓力群担任幕后指挥，充当强硬后台！我曾听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曾就此事访问过于光远。于老对他们说明了情况，提出了异议，而文献室人员又去访问邓力群，结果还是遵从了邓力群的意见。　　　　事隔29 年后，邓力群对此次会见又是如何“自述”的呢？他写道：“邓小平在听了王震（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反映后，采取了三个动作。”其中第一、二两个动作与本文无关，不谈。“三是让王老和我（邓力群—笔者注）去看他” （见“自述”第三章“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中“邓小平的三个动作”）。原来如此！这里不是政研室的负责人于光远、邓力群为了政研室存亡问题请见邓小平，反而是邓小平要王震和邓力群去看他，跟他们说：“你们（指政研室）的事情，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这又是一个奇闻。与邓小平的一次会面如此一改再改。真是越改越乱。　　　　“自述”于此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说法，明确声称邓小平当时会见的是王震和邓力群，大概他们也已明白了邓、王二位当时还不能称“中央负责同志”。这样编年谱是露马脚的。但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会见时没有于光远、进一步抹掉于光远当时在座的痕迹，“自述”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摘自于光远当场的记录、收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两篇短文说成系邓力群“回来后整理出来的”，并进而自我吹嘘说，此二文“实际上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垫了个底。”　　　　顺便还提个疑问，邓力群在“自述”中说他“相信邓（小平）还会出来，等他出来后，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工作”。按这个说法，邓力群是应该坚守在政研室的。还在邓小平谈话的两个多月前，我们已经听到传达，邓力群调国务院财贸小组，我还保存着听传达的记录；邓小平谈话后没多久，邓力群就去国务院财贸小组任副组长（组长姚依林），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他自己答应姚依林调去的。这就令人不解了，邓小平谈话尚余音绕梁，邓力群自己却调走了，他那“等他（邓小平）出来，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邓小平）工作”的“信心”从何谈起呢？　　　　历史无从修订，事实难以掩盖。这是无法抹掉的常识，也是做人的起码品德。信笔涂抹，自取其辱。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力群的“自述”，效果无非如此。　　　　　　五问邓力群：　　　　《论总纲》（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起草者究竟是谁？　　　　邓力群把此文收入《邓力群文集》（1998 年12 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列为第一篇，不加任何说明，意思是说，《论总纲》是他邓力群的个人作品。　　　　是这样的么？　　　　《论总钢》是政研室成立后集体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撰写此文，是胡乔木提出、经邓小平同意布置给政研室的任务。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大力整顿各项工作。为了扭转“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局面，他概括毛泽东近年的讲话，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三项指示统一起来就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胡乔木非常赞成这一指导思想，积极组织撰写文章加以论述。他把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布置给邓力群，由邓力群负责找了几个人一起来写。据我所知，参加过写作的人员有：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龚育之、吴冷西等。由此可见，这篇文章是集体写作的成果。不能说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当然也不是邓力群的作品，《邓力群文集》不应收入这篇文章。　　　　何以为证？首先请看“自述”的说法。　　　　第一章，1976 年2月邓力群给华国锋的信中说：“我和四个帮我写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个写文章的架子。五个人分成两个组，进行流水作业。”仅仅隔了一页，“自述”又是另一个说法：“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究竟此文是五个人分两组轮流作业还是四个人分头各写一段，姑置不论。但无论写作过程如何，分工又如何，除邓力群而外还有几个人参加了写作则是清清楚楚的。　　　　其次，“自述”接着说：“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有人”显然指我。我确实说过（在国内报刊上是第一次指出）《论总纲》是胡绩伟主持下写作的（我不是说胡“主要执笔”），而这正是符合事实的提法。　　　　我为什么这样提？这需要一点说明：《论总纲》一文曾经数易其稿。有第一稿，第二稿，被胡乔木否定之后还写了笫三稿。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三稿都没有发表。　　　　第一稿是由胡绩伟主持、余宗彦等几人参加起草的。10 月上旬写出后上交胡乔木，胡认为此稿批判“四人帮”的笔锋过于尖锐，篇幅也过长，不能用。胡乔木在约胡绩伟和龚育之谈话时曾评论说：文章不应当用批判和论战的语调来写，要正面论述，从理论原则上讲清道理。还特别对胡绩伟说：“你在报社工作了那么多年，这样长（一万多字）的文章报纸能登吗？写一篇两三千字的社论就行了”（据胡绩伟提供的材料第5页）。　　　　胡乔木对第一稿文章太长的这一批评，是重要的旁证：“你在报社工作了那么多年”。这句话当然只能是针对长期在《人民日报》工作并曾担任副总编辑的胡绩伟，绝不可能用来指邓力群——邓力群根本没有在报社工作多年的经历。胡乔木的这句话清楚地表明：这份长达一万多字、不能在报纸上刊登，内容又嫌过于尖锐的文稿，不是邓力群写的。它只能是胡绩伟主持下集体写作的。难道胡乔木的话还不足为据，还需要论证吗？　　　　胡绩伟主持写作的头一稿未能通过，这才有第二稿。第二稿倒是邓力群主持下写成的，但10月中旬拿出的第二稿胡乔木认为仍然不能用。因为虽然去掉了第一稿中的尖锐言词，却改进不大，反而把题目改成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胡乔木一看就很不满意，说题目就不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让人看了，好象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似的。　　　　这时，胡乔木可能觉得再让邓力群主持此事难以完成，就把写这篇文章的事交给胡绩伟、龚育之。但是因为当时已经准备让胡绩伟和龚育之去参加西四院（在中南海内）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所以只要他们拟了一个提纲，没有写成稿。于是，胡乔木又让吴冷西另起炉灶。（以上材料来源于当年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于光远1990年代写的回忆：《论总纲》）　　　　邓小平二次复出，二次打倒；这段时间“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中大批特批的“三棵大毒草”之一便是《论总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起初听说，所批判的是第二稿。近两年根据胡绩伟和于光远的回忆，才有资料证明，被批判的不是第二稿而是第一稿，亦即胡绩伟主持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一稿批判“四人帮”，笔锋特别尖锐，胡乔木看了很不满意。“四人帮”却恰恰因此认为它更具“可批判性”，拿它做文章。　　　　综合以上种种，不妨稍作归纳：第一，即令是像“自述”所述，邓力群确实主持了第二稿的写作。但据“自述”所言，此稿写作过程中共有其他四人参与讨论框架，分头写出初稿，以后又参加讨论。请问：这四位参与者付出的劳动、提供的思想资源都不算数了吗？那些主持和参加写第一稿者的劳动也不算数了吗？就算第二稿主持修改和定稿的是你；将题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改成第一稿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也是你，就能说明这篇文章是你邓力群一个人写的、是你个人的文章吗？　　　　第二，如果说集体写作和独自写作、主持定稿和全文自始至终全部出自个人之手大有区别，则《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尤其难以混淆。胡乔木交给政治研究室写的文章，前后两稿，两稿都不为胡乔木所取，“四人帮”却偏偏看中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把它列入“三颗大毒草”大肆批判，《论总纲》于是尤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特别是邓小平再次复出，看到“四人帮”拿来批判的《论总纲》时（此文从未正式发表），特别加以赞扬说“是香花”，邓力群就将集体的智慧和功劳据为己有。一方面把此文列为他本人文集的头一篇，一方面又在“自述”中宣称“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互为补充。这样看来，他不仅要把他组织撰写的文章据为己有，就连别人主持撰写的文章也要据为己有，岂不令人哑然？　　　　我在2000 年发表于《百年潮》第三期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中，对邓力群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没有上推下卸，承担了写作的责任予以肯定，同时也揭露、批评他将《论总纲》当成自己个人的作品收进《邓力群文集》，放在第一篇，“这种作法就不大好”。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批评是过于客气了。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938年后任延安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5年后担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9年作为中央特派员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　　1975年后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日16时56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邓力群逝世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给出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对邓力群所立之德、所立之功、所立之言的公正概括。纵观邓力群一生，“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可谓极尽哀荣。
2月17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在庄严肃穆的灵堂外，近千名群众自发前来送邓老最后一程。
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力群叔叔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我也很尊敬他，所以对邓叔叔的去世感到很悲痛。”
胡石英评价邓力群时说，邓叔叔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他的思想很开阔，喜欢与年轻人接触。
在灵堂外，还有许多自发赶来的各界群众。
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表性人物，邓力群已经远行。观其一生，真正给人留下记忆的，是他不顾中共在历史上深陷“左”的错误并屡遭重挫的事实，在改革开放之后仍拒绝改变固有观念，阻挠国家朝现代化转型。这个鲜明特征，使他的名字成为党内某个派别的特殊符号。
程敏：伍精华生前批驳《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伍精华同志简介：伍精华同志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普雄县工委委员，普格县委副书记、县长，昭觉县委第一书记，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他是中共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伍精华同志既是少数民族，又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并且还担任过主管民族事务的国家民委领导，在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对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在西藏工作期间，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推动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和加强党在西藏的基层组织建设。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西藏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为加强边防部队和基层人武部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认真落实统战、民族、宗教政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创了西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为了推动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支持组建了西藏航空公司，积极推动布达拉宫的首次维修，支持寺庙修复，恢复藏族重大节日，支持兴办藏医学院。积极推进在内地举办西藏班、西藏中学，推动在北京建立藏学研究中心等，为西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伍精华同志不幸于日因病去世。 　　前些年，邓力群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以下简称《十二个春秋》），在内地以“征求意见稿”名义出版，并在香港以精装本、简装本出版，在全国流传甚广，影响很大。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和《国史讲谈录》中污蔑攻击胡耀邦和西藏的事情，大多发生在伍精华担任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期间。 　　伍精华同志当时看过该书后，认为该书中凡涉及到胡耀邦同志与伍精华自己的内容均与事实不符，为还原历史真相，伍精华同志生前专门对该书提出批评。 　　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说：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见书313、314页) 　　“胡耀邦的两个问题：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当然啦，在‘文革’期间，在内蒙地区搞内人党确实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这类‘左’的危害，可能给他的印象太深。于是就要纠正，就要拨乱反正，而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放在脑子里，结果就出了问题。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见书316页、317页) 　　伍精华认为：虽然《十二个春秋》的前言和后记都一再强调其内容是经作者本人反复斟酌敲定的，是“一份可信的史料”。但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舛误。 　　对《十二个春秋》中涉及到胡耀邦同志的几个问题，伍精华同志逐一给予批驳： 　　“第一，所谓的‘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内调汉族干部’”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耀邦同志1980年12月去西藏，这是错误的。准确时间是日到拉萨，5月31日离开。”对这并不久远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十二个春秋》的记述就如此混乱，令人怀疑其可信度。 　　《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伍精华说：“必须明确的是当时中央和耀邦决定的是内调西藏可以离得开的汉族干部，离不开的要留下继续建设西藏。而不是邓《十二个春秋》中称的‘汉人’，这是他有意混淆概念。” 　　伍精华说：“内调部分汉族干部是符合《宪法》、《党章》的。《宪法》、《党章》明确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行使自治权’。耀邦同志和中央的精神是，只要把以汉族为主的驻藏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好，地方上要让藏族行使自治权。经过几十年的工作，藏族干部已经大批成长起来。加上当时因受到‘文革’前‘左’和‘文革’的破坏，西藏的财政经济很困难。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做出内调部分汉族干部的决定，是必要和正确的。” 　　伍精华说：“邓力群为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1991年4月出版）中的西藏卷中说：‘一九八○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并向全国发出通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中央通知，迅速组成内调工作组。本着’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精神，制定干部内调的具体政策措施。从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底，分两批先后内调进藏干部2万余人。这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调整。’（见书437页） 　　‘大批进藏干部内调之后，西藏干部领导层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级干部中占72%，在地级干部中占68.1%，在县级干部中占61.2%，全区各地、市、县级行政主要领导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7个地、市党委中的6个由藏族任书记，75个县（含县级办事处、区、市、口岸）党委书记中有63个由藏族干部担任，体现了以藏族干部为主的西藏干部队伍结构特点。’（见书439页） 　　从以上引语可以看出，《丛书》中肯定了内调干部这个决策，《十二个春秋》中却给予了否定。出尔反尔，这怎么能称为‘一份可信的史料’？” 　　“第二，所谓‘胡耀邦批阴法唐’的问题”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胡耀邦批了阴法唐，这是毫无根据的。1980年阴法唐进藏是中央和胡耀邦派遣的。调离时，中央明确肯定了阴法唐同志在西藏的工作。” 　　“第三，《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不知道反民族分裂是头等大事，特等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 　　伍精华说：“中央和耀邦同志的思想和政策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热爱祖国，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安居乐业，难道不是反分裂的最有力措施之一吗？ 　　《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 　　伍精华说：“耀邦同志主持召开过两次关于西藏工作的座谈会，第一次是1980年，我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主要工作在四川，没有参加会议，但学习了会议文件。第二次是1984年，我作为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参加了会议。两次会上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主要强调的是要反‘左’，同时也要防‘右’，而不是邓力群所说的‘多次强调反右’。很明显，他是企图通过强加给耀邦同志的所谓‘耀邦接受了教训’的手法来证明自己的极‘左’思想的正确。” 　　伍精华说：“本着对历史事实负责的精神，邓力群关于耀邦同志和西藏问题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耀邦同志代表中央有关西藏的决策是有远见、深得民心的。” 　　伍精华同志在文章中对《十二个春秋》中涉及到自己的几个问题也作了澄清： 　　第一，伍精华去西藏和离开西藏的原因 　　伍精华说：“作为党的高级干部，邓力群本应知道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任用政策，像省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是不可能由总理一个人来派的。”“我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是中共中央决定的。担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是军委主席邓小平下的命令。到1988年，我在主持一次区党委常委会时病倒，被紧急送到北京医院治疗。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几次来医院看我，见我入院半年多病还没恢复，为了西藏的大局，中央才决定锦涛同志接替我去西藏。决不像邓力群《十二个春秋》所说的。这只能看作是他有意以人划线，加以整肃的极‘左’思想的反映。” 　　“第二，所谓的‘伍精华到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藏族干部都不沾边’” 　　伍精华说：“这是严重的歪曲事实。我进藏后，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以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尊重和团结广大各族干部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动了各项工作。 　　在基层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方面，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鉴于很多乡还没有基层党支部，有的乡甚至还没有党员的情况下，先后形成了三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决定》，于1987年8月召开了自治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会议；二是《关于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决定》；三是《关于原基层干部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日）。在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动了布达拉宫的首次维修，支持了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祖寺甘丹寺的修复。恢复了已被停办二十几年的藏族重大节日雪顿节和传昭大法会。每年加大经费投入加强自治区区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兴办了藏医医学院，为了培养下一代建设人才，在内地举办了西藏班、西藏中学，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伍精华说，在军队建设方面，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裁军一百万，军队实行精简整编。决定人武部交地方建制，边防部队移交公安武警。我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先后向成都军区、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反映，建议西藏的人武部和边防部队不宜交地方，并向中共中央提出军队建设的相关建议。这个影响中央决策的建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据笔者了解，有关方面认为这个建议对军队建设是一个很好的贡献。 　　伍精华说：“关于统战工作，中央和耀邦同志指示要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尤为重要。比如说如何正确对待十世班禅、阿沛等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进藏时，班禅和阿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还兼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时，中央派班禅副委员长到西藏视察，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由我主持请班禅、阿沛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班禅在大会上讲到，‘我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也永远是，愿意用我的鲜血和生命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企图分裂西藏的行为作斗争’。作为班禅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能讲出这样的话，实属可贵。”“我耐心地对一些领导干部讲，‘西藏是个特殊的地区，班禅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起着特殊的作用，不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更不要再以和班禅对立为荣’。我们应该发挥像阿沛和班禅等在藏族人民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的作用，齐心协力把西藏建设好，维护祖国的统一事业。”　　“难道这些都是‘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难道在西藏这么特殊的地区统战工作就不重要？难道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是正确的？” 　　“第三，所谓‘藏族土改积极分子受压’ 的问题 “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西藏‘土改’积极分子受压，邓力群连西藏的社会性质都没弄清楚就乱写。西藏以前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只进行过‘民主改革’，根本没有搞过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所说的‘土改’。这怎么能作为‘一份可信的史料’。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是历来受保护的。我在西藏时，中央和耀邦同志的指示是：进一步否定‘文革’，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对事不对人。” 　　伍精华同志从亲身经历的事实出发，有理有据地批驳了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的污蔑不实之词，反映了伍精华同志对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学习。 小编个人相册里的内容有干货，有意思，加小编的个人微信号:caring57，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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