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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大明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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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大明咒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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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是&啊&三字的扩展，六字大明咒和嘛呢叭咪耸峭宕省嘛呢叭咪耍嘧&麻v钵讷铭&都是观世音菩萨咒。六字大明咒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源于梵文。六字大明咒象征一切诸菩萨的与加持。若持诵六字大明咒内涵将异常丰富、奥妙无穷、至高无上，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大、大慈悲。
　　六字大明咒是什么意思
　　六字大明咒嘛呢叭咪耸谴蟠却世音菩萨咒，源于梵文，象征一切诸菩萨的慈悲与加持。六字大明咒是&啊&三字的扩展，其内涵异常丰富、奥妙无穷、至高无上，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大智慧、大慈悲。此咒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久远劫前，观音菩萨自己就是持此咒而的，佛名明如来。
　　嘛呢叭咪耍嘧&麻v钵讷铭&，具有微妙不可思议，又具无量，一切金刚、天龙八部，无不喜欢拥护，佛教认为，若此着于身、触于手、藏于家，或书于门，皆得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一切所求，无不满足。
　　《佛说宝王经四卷》原文写作& （引）么v钵　讷铭（二合）耍ㄒ&。诵读的更接近原文所说，即该念作：weng mua nie bua neng hong。本咒即特别启请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　　六字汉语拼音注音：（ōng）嘛（mā）呢（nī）叭（ bēi）咪（mēi）耍h&ng）
&　　关于此咒的读音，必须要强调一下。按照传统，其中的叭（bēi）不能念成（bā），咪（mēi）也不能念成（mī）。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所有的视频和音频MP3里，那些全部都是这样读的。在实践传承中，所有的高僧大德前辈先贤也都是读作（ōng）嘛（mā）呢（nī）叭（bēi）咪（mēi）耍h&ng），自古以来，民间所有的也都是这样读的，大家尽管去考证。
　　有人说按照古来读才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是片面的。实践中确实有人按照古梵音读，但也只是个别人，不足取。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大家读的不是古梵音佛菩萨就听不懂了，那真是够执着了。千百年来，我们汉地、藏地的广大佛众全部都是按照（ōng）嘛（mā）呢（nī）叭（bēi）咪（mēi）耍h&ng）来读的。这个传统是有其深厚意义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各代上师先贤为什么都是按照这个音来传承？难道他们都不懂古梵音？显然不是。这里面的意义我们不可妄加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能指摘千百年来所有的上师先贤是读错了。 如果我们初学时望文生音学错了，要有勇气纠正错误，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拿什么别的借口来搪塞。有些人还拿老太太错读为&嗡嘛呢叭咪牛&的故事来说事，我们且不说这个故事关于咒音的道理对不对。单看你的理解，如果你想用到这里也是错误的，这是错解寓言。那个寓言最主要的是要强调的重要。我们讲信、愿、行。信是成就的根本，你忽然信心不具了，自然会心随境转，道力尽失。然而，有些人却把他拿来当作可以念错咒音亦无妨的藉口，既是如此又何必要上师来传咒？ （ōng）嘛（mā）呢（nī）叭（bēi）咪（mēi）耍h&ng），每个字所代表的意义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字都代表无尽功德大利，即使你只修念其中一两个字，也会得到很大功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咒文读的不准确仍然有功德的原因。观世音菩萨曾为苍蝇到畜牲道度生，那些猪圈里的猪听到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苍蝇发出的&嗡&声，只凭这一个字，它们就当下得到。每一个字都具大利，这个道理应当明白。
　　但是，我们既然要修，就要完整的正确的，依传统一脉，传统是无数前辈先贤上师实证而来的，其中密义深远，包含了修陀尼的真义所在。而我们自行考证而来的读音，虽然在学术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缺少了无数先贤的实证，流于肤浅，不达究竟道地。至于别的真言陀罗尼，我们不反对学习古梵音，但是这一个咒，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其发音早已赋予了诸圆通大士的无上密义，不可轻易更改，老老实实依传统传承为是。当然，音节上这个密主要是义密而非形式之密，是为密义普传，众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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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开阮瑀,鹏翥杨修,身兹惟屈,抉摇未申 什么意思
抉摇未申”、杨修可没有刘冉运气好：仁慈宽厚却受到委屈。鹤开,抉摇未申梁元帝为孝绰墓铭云。（这是我参照一些资料的理解：文风飘逸如阮瑀，也只是做了个管谷仓的小官，他对刘孝绰的评价很高，有志向有抱负却不得伸展。 鹤开阮瑀。59岁那年死在任上，鹏翥杨修。梁元帝萧绎为刘孝绰题写墓铭 《黄门侍郎刘孝绰墓志铭》，明人辑有《刘秘书集》，一辈子舞文弄墨，活了48岁。 身兹惟屈：“鹤开阮瑀，身兹惟屈，身兹惟屈。比喻气象宏伟:如鹤展翅:鹏飞，梁武帝真是慧眼识人。鹏翥，将他比作三国时代的名士阮瑀，抉摇未申”。阮瑀。比喻文风飘逸，杨修运气却更坏。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刘孝绰官做到秘书监为止，也很准确、杨修，“鹤开阮瑀，鹏翥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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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1246985试题类型：单选题 知识点：盘庚迁殷,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商朝的内服与外服制度,周朝的礼乐制度&&更新日期：
“中国”一词在出土文物中最早出现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义)民”,意思是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对此铭文理解正确的是:A.铭文表明西周开始出现国家B.铭文说明西周强调秩序和等级观念C.铭文说明西周实行分封制D.“中国”一词西周与现代的意思一样
难易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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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迁殷原因：①人类刚刚迈过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此时征服自然的能力还比较小。一旦发生天灾，轻则生活环境毁坏殆尽，重则整个群体就此灭亡。正因为如此，那时的国家经常为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所逼迫，四处迁徙，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这是商朝多次迁都的原因之一。 ②连绵不断的政治动乱，大大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九世之乱”后，出现了“诸侯莫朝”的局面，商王朝陷于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盘庚当政后，为了扭转动乱局面，于公元前1300年，不顾旧贵族的反对，毅然将都城由奄（今山东曲阜）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 ③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深知都城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即位以后就下决心要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再次迁都，以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实现商朝的长治久安。
盘庚迁殷意义：盘庚迁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是商代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从此商王朝结束了“荡析离居”、“不常厥邑”的动荡岁月，迎来了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灿烂的新时期。殷都在武王灭纣以后遭到破坏，历尽沧桑，变成废墟，称殷墟。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11座商王大墓，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片和各种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骨角器，反映了商朝的历史文化状况。
宗法制定义：
是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具有政治性质的一种权力继承制度。是用规定宗族内嫡庶系统的办法，来确立和巩固父系家长在本宗族中的地位，最终以保证王权的稳定。
宗法制特点：
嫡长子继承制，利用父系关系的亲疏来决定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把血缘纽带同政治关系结合起来，“家”和“国”密切结合。
分封制与宗法制的联系：
(1)宗法制和分封制一起，构成了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的主体，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体现，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内核和纽带，它维系了分封制，维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它们体现了西周政治制度等级森严、政治与血缘结合的鲜明特点。
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基本原则：第一，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第二，小宗服从大宗。诸弟服从长兄；大宗保护小宗，调解小宗之间的纠纷；第三，既是家族组织，又是一级国家政权，共同对周天子负责。
(1)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2)最大的特点(核心)：嫡长子继承制。 (3)内容：①宗法是周人把血缘纽带同政治关系结合起来的一种措施；②宗法制确立了严格的大宗、小宗体系；③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是相对的；④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不仅是家族等级关系，也是政治隶属关系。(4)作用：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5)评价：①通过血缘的亲疏，确立起一整套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制度，保障各级贵族能够享受“世卿世禄”的特权；宗法关系有利于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强化王权，把“国”和“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②宗法血缘关系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血缘关系经几代后就会逐渐疏远，封国的实力一旦强大起来，中央的控制效果必然减弱。
分封制与宗法制示意图：
内外服制度含义：
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内服是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则是附属国管辖的地区。商王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支配内服与外服的实际权力。商王经常与附属国处于战争状态。
“外服制度”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同：
二者有类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臣服于商族的部族，大都是迫于武力征服才承认商王的中心地位。臣服只是在商王强大的军事征服下才结成的一种臣属关系，接受封号，表示对商王承担义务，商王则承认附属国所拥有的土地和臣民。这种臣服关系的维持，是以中央力量的强弱为转移的。殷商一代五次治乱周期的出现，就反映了这种臣服关系的演变。
内服与外服制度：内服是商人本族的活动区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属国，商王通过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本族和臣服的外族的事务。由此，商王控制着联盟的实际权力，与各附属国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尚书·酒诰》在追述商朝的制度时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这里的“内服”和“外服”就是对应于商朝国土上的中央与地方这两个不同地区来说的。地方上的附属国存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对商王有义务关系。《周礼·秋官》“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番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中央政权与各附属国联系：商王对参加联盟的附属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中央政权与各附属国之间保持较为松散的联系，各附属国基本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除对商承担应尽的义务外，有很大的自主权。有的附属国还经常与商处于战争状态。
内外服关系示意图：
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的关系：&(1)分封制是宗法制的政治体现。周天子以嫡长子世袭，其余诸子由周天子将土地、庶民和奴隶分封给他们，成为诸侯。在诸侯领地内，诸侯仍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接受分封，成为卿大大。卿大夫再依次分封。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2)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内核纽带。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从而维护了政治统治的稳定。总之，分封制与宗法制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3)西周的礼乐制是保证分封制、宗法制稳定推行的工具。
“礼”和“乐”：“礼”：构成了西周文化的主构架，有利于维护政治安定、保证社会和谐，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乐”：是辅与“礼”的，以其艺术美，使得讲究等级规范、形式森严的“礼”具有征服人心的感染力。“礼”、“乐”是当时文明创造中最为高贵、典雅、精致的内容具有深厚的内涵、久远的影响，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
制定目的：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礼乐制的实施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但它又使乐成了礼的附庸，使音乐成为以礼为中心的模式音乐，并逐渐趋于僵化。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 　　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周礼·春宫》）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乐队的规定是：“王宫县”，即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轩县”，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排列两面；“士特县”，只排列一面。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周礼·春宫》及注）；等等。 　　总之，所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宫。
职位分配：春宫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1400多人，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他们大多数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有明细分工，各司其职。《周礼.春宫》中明确记载了最高乐宫大司乐的职务要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晋”。教学科目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大舞）和小舞四种。由于结合礼教，内容都含有伦理道德观念。在春宫中还有小师、磬师、钟师、笙师、鎛师等传授器乐技艺。周代如此重视音乐教育，无疑会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各种相关的措施也推动和保证了音乐的发展，从而使周代宫廷音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其配合礼教的作用，也给于音乐以很大的束缚，而不能很好发挥其艺术特征，以至到春秋后期，随着新思潮的兴起和民间乐的发展这种典礼音乐便日益衰颓不振了。
中国早期的政治制度特点：是指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其特点典型地体现在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和周礼上。这些制度与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有很大的区别，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也有差异，在中闰古代政治制度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有以卜特点:①从内容上看，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融为一体，将“家”和“国”结合起来。血缘关系既是家族内财产分配的依据，也是国家权力分配的标准，“立长不立贤”是其典型的特点，虽然有利于国家和家族的稳定，但是不利于调动家庭成员的积极性。②嫡长子继承制是其最基本的原则。这不仅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也体现在社会关系卜。嫡长子都具有较高的地位，体现出了原始社会父权思想的痕迹，也对我国以后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分封制、宗法制和周礼相互配合，形成一套政治体系，体现了我国早期政治制度的成熟。分封制以宗法制为4本原则，宗法制维护了分封制，周礼的内容以维护宗法制和分封制为日的，三者之间互为表里，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整体。④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差别，第一，在周王朝初期，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扩大了西周的疆域，有利于传播中原先进的文化；第二，在周王朝后期，由于诸侯力量逐渐增强，血缘关系逐渐疏远，逐渐形成厂诸侯争霸的格局，形成了中国几百年的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第三，周工朝灭亡后，分封制和宗法制虽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宗法观念已经深植中华文化中，甚至影响到现在，重视血缘亲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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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结束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提倡汉化，发展教育，洛阳再次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的融合。
魏碑体简介
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结束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提倡汉化，发展教育，洛阳再次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
魏碑体，又称为龙门体、伊阙宗等，因为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是龙门石窟一千方左右的题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称为，即《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们匕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母等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造像记》、《邑主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汗造像记》、《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邑主仇池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安定王为亡祖等造像记》、《齐郡王元枯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比丘道匠造像记》、《陆浑县功曹藏、薛法绍造像记》。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见于清末的《广艺舟双楫》和的《校碑随笔》，此后被社会所公认，、被视作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不仅国内珍视，而且享誉海外。龙门二十晶的书法艺术，端正大方，质朴厚重，刚健有力，峻荡奇伟。其行次规整，排列整齐，大小匀称；结体和用笔则在隶、楷之间，表现出其成熟性，也显现出其过渡性的承隶启楷风格。若细分析，又可分为几类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品。康有为分之为四体，即、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深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元枯峻骨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体。如从、用笔等特点分析，杨大眼、藏、慧成、慧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贺兰汗等品结体端庄稳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无松散下垂之感；笔法方硬有棱角，起落处犹如刀削，，。尉迟、一弗、解伯达、等品与上述各晶风格基本相同，唯笔划较细，于稳重中又显俊秀爽利。以上诸品被书法家认为是龙门体书法艺术风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此外，如、元燮、高太妃、拜等品用笔趋于，笔迹流畅，寓隶法笔意于楷书之中。、元枯、法生等品用笔含蓄，锋芒内在，转角圆浑，已同以后的无多区别。慈香一品在结体用笔上更为自由、柔和，显得十分潇洒奇逸，在魏碑中表现出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风格。
除的造像题记外，洛阳出土大量的，其中的《北魏元怀墓志》、《北魏元怿墓志》、《北魏高猛墓志》、《北魏元肥墓志》等都是魏碑书法精晶。此外，洛阳出土的北齐时代的《北齐姜纂造像题记》等也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
北朝洛阳碑刻的书写者有不少当时的书法名家，但大多是一般文士，如、等人是龙门石窟一些造像题记的书写者，但史传无载，很可能是精于书法的普通人。
魏碑体特点
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
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魏碑体意义
北魏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主要时期，北魏时期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楷书，我们称之为“魏碑体”。在清朝的大力推崇下，名声大噪，享誉书法史，但是“魏碑体”的形成并非，它的形成与发展交织着政治和历史。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钟致帅《雪轩书品》称：“魏碑书法，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等，都是取法魏碑的。[1]
魏碑体发展历程
魏碑体书法演变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现出对极大的热忱。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公元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立孔子庙。北魏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巩固了统治，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早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玄伯自非朝廷，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范阳卢渊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不外乎篆书、、、、铭石书，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时，在的劝说下，罢黜佛教，迎请嵩山道士，道教大兴。“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复佛法，下《修复佛法诏》：“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显彰仁道……朕承，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置会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此佛教更加兴盛。经过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短短96年的历史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④，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书法才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它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有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
魏碑体书迹分析
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碑刻、、、题记、明堂瓦文等。我按时间顺序择要排列如下⑤：
《王银堂画像题名》（406）楷书
《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436）楷书，新疆吐鲁番出土
《皇帝东巡之碑》并碑额（437）碑文隶书，阳文“皇帝东巡之碑”，民国年间河北易县出土
《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山
《王神虎造像记》（440）楷书
《朱雄造像记》（440）楷书
《合邑又道继等造像记》（440）楷书
《鲍纂造像记》(442）草率隶书，清朝末年山东出土，现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隶书，年发现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先洞中
《孙恪墓铭》（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颂》并碑额（461）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南巡之颂”，1936年发现，现移山西觉山寺
《刘贤墓志》（452－465），隶书，四面刻，阳文篆额“刘戍王之墓志”，1963年辽宁朝阳出土
《曹天度造像记》（466）
《鱼玄明墓志》（468）楷书
《赵炯造像记》（469）草率隶书，同治年间山东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隶书
《钦文姬臣墓铭》（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477)楷书，咸丰年间山东黄县出土
《太和造像记》（478）隶书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479）
《太和五年石函铭》（481)楷书，1964年河北定县出土
《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
《崔永忠造像记》（483）楷书，山东历城出土
《司马金龙墓铭》并题额（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马金龙墓寿砖》(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额（488）楷书，在陕西澄城县
《阎惠端造像记》（489）楷书，光绪年间在河北昌平访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记》（490）楷书
《富贵万岁》（481－490）隶书，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访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书、、楷书、行草书，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晕造像记》（492）楷书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年代不详，草率隶书，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访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书迹中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属于庙堂之作，风格雍容大度，笔势开张，应为当时一流书家所写。作为摩崖隶书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显得浑朴雄厚。《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等为贵族官僚墓志，虽较庙堂之制略为草率，但却更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刻工也比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则显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当时普通大众的书写习惯。
平城时期的书迹上至皇帝驾幸的铭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罗万象，我们从中可以透视到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北魏平城的遗迹中，既有隶书又有楷书，而且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从字体来看，篆书多为碑额，墓志多为隶书，多为楷书，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从它们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隶书、楷书的顺序时前时后，明显地表现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们从这风格各异的书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事实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楷、草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规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魏书·世祖纪》
但是从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来看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法度，这说明风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一种社会风尚，它需要、社会的选择才能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书写规范，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审美共识。
魏碑体书风演变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体兼”的总体特征。隶中有楷，楷中有隶。为了弄清北魏书法的发展演变，我先从几部隶书味较浓的碑刻说起。
从皇帝南巡之颂看平城隶书
此碑刻于文成帝时代，魏书·高宗纪有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失，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铭。”
此碑书迹具有明显的隶书特征。横画两端都向上翘起作翻飞状，竖钩平挑，撇画收笔处微微向上翻挑，捺画收笔处平出，字形成横扁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隶书笔法。
同时这类隶书杂有显著的楷书特点，笔画方截、瘦劲，横画左低右高向上倾斜，许多字的横折处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为向左侧倾斜，如“过”字的首笔折处。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如“郡”字中“君”首笔处的折。从结构上看结体凝重，呈欹斜状。
皇帝南巡之颂所表现出的特点使其在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掺杂的楷书特征会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楷书特征我们可以在稍后的“”和邙山墓志中明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从笔画的顿挫到结体的欹斜凝重都与“魏碑体”楷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种风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时期还见于《皇帝东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马金龙墓铭》中《皇帝南巡之颂》的许多特点得以延续，但有些特点却被明显的抛弃了。例如：横画左侧起笔处的向上翻起已不明显，字体的欹斜度也大大减弱，但仍表现出隶书的特征。可以说楷书对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地影响，以至于不自觉的渗透到书法当中，使之“体兼”。事实上由于北方书风保守，庙堂之制按照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许多波磔、翻挑以及结构的平整往往都是，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写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皇帝南巡之颂》为庙堂之制，是记载皇帝出幸的碑刻，当为一流书家所写。《司马金龙墓铭》为贵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这两块碑刻可能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状态，也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书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惯用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对方笔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比较认同的笔法，这对后来洛阳“魏碑体”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城时期的隶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朴浑厚，《嵩高灵庙碑》的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砖文的简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从《晖福寺碑》看平城楷书
《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⑧所以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与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隶书碑刻《皇帝南巡之颂》相比，虽然一隶一楷但在风格上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皇帝南巡之颂》在上的严谨、笔画上的方棱锐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横画的书写，虽然《晖福寺碑》的书家采用的是楷书笔法但与《皇帝南巡之颂》中的横画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庆”“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横画，其神态与《皇帝南巡之颂》如出一辙。这说明从《皇帝南巡之颂》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这种笔法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楷书当中得到应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颂?还是?晖福寺碑?在当时都应该是最新的笔法，这对北魏书风的演变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如果我们将其与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当然平城时期的楷书仍残有明显的隶意，这在《邑师法宗造像记》以及明堂瓦文所发现的楷书中有明显的体现⑨。
魏碑体洛阳书法
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汉人服饰；改变鲜卑人籍贯“代人南迁者，悉为洛阳人”；以汉语为“正音”；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促进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的通亲。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族的融合，表现出对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批南朝汉人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书坛带来一片新的生机，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书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书》记载：陇西（？－516）“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⑩”；颍川庾道（？－517）“历览史传，善草隶书”；彭城（？－517）“善草隶书，多识奇字”。这些人都属投北的南方书家，他们所传之草隶应该属于“”一派。北魏的这些南方书法家为北魏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初学《小学篇》⑾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当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⒉洛阳“魏碑体”
北朝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南方新妍书风，终于在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魏碑体”⑿。
我们可以从以邙山墓志和“”为代表的洛阳碑刻中看到这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魏碑体”，他们一改北魏平城书风的古拙、，呈现出新妍别致的书风。险峻奇伟、惊心动魄、体态新妍、结体严谨。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桢墓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楷书多用；横画出锋，收笔下顿，横画向上倾斜；撇画突出，收笔平挑；捺笔雄壮，收笔平出；竖多下顿后向出；斜画紧结，字形横扁，且整体呈欹斜态势。笔法刚劲、潇洒，撇画捺画突出，如长枪大戟，刀砍斧凿，给人以遒劲雄壮之感⒀。
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昏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体”地发展
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秀雅，方圆兼施。
魏碑体意义
⒈“魏碑体”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面貌，反映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迁，社会风气的演变。如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弓马骑射，太和以来迁都以后则转而崇尚儒业⒁。这与“魏碑体”晚期由转而趋圆是同样的道理。由注重身体的英武强壮转而注重内心的修养，这无疑是鲜卑族汉化改革的结晶。“魏碑体”的这些特点对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⒉“魏碑体”具有多元的美学特质。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具有复化背景。它渗透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血脉，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内敛，融合了北方书法的古朴浑厚与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融合了隶书的笔势开张与楷书的结体严谨，给人以雄健开张的心理体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⒊“魏碑体”对后世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上承汉隶下启，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虽然“魏碑体”曾一度不为人知，但它笔法的多变令后世书家大为赞叹。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说：“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①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35页中说“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而施安昌则将其命名为“邙山体”。笔者认为这类楷书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且在当时广为流行，故将其称为“魏碑体”。
②《北史·崔宏传》云：“宏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齐名，湛法钟繇，悦法卫凯，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③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如《邑师法宗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十七窟南壁。
④道教碑刻如《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山，《嵩高灵庙碑》并碑额（456），碑文隶书，阴文“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在河南登丰县嵩山。
⑤此所录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引自：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大同魏碑述略》。
⑥例如《曹天度造像记》（466）当为隶书，而《鱼玄明墓志》（468）则为楷书。
⑦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25页：这类隶书杂有明显的楷式，例如横向笔画一律写成左低右高的斜势，许多撇画是方头尖撇，有些结构部件如“昌、日、口、田”等近乎楷式，《皇帝南巡之颂》碑阴的许多字如“他、和、男、代、将、盖、尚”等，几乎就是楷书。
⑧见刘涛着《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431页。
⑨如《邑师法宗造像题记》风格浑厚古拙、端正平稳、结构横扁，有些横画中仍有波挑的意味，隶意很浓。明堂瓦文中的楷书多“平划横结”、结构较散，饶有隶意。
⑩这里说的“草隶”一词当是草书、(楷书)的合称。参见《文献所见魏晋士大夫风法风尚之真实状态的考证》，见《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第227-231页。
⑾《隋书》卷二十三《经籍志》有：“《小学篇》一卷，晋下邳内史撰”；《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小学篇》，撰者都作“”，《魏书》卷第十九中《校勘记》十二云：“或北魏已有作‘羲之’撰的本子”云。
⑿洛阳时期的隶书已经很明显的显示出衰微态势。而此时洛阳形成的“魏碑体”已普遍运用，这时的隶书明显的落后了，故这里不作介绍。⒀施安昌《“北魏邙山体”析》中归纳这类楷书的特征是“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横画起笔不再向下扣而是出锋朝上，收笔不再上挑而是下顿，跃笔顿挫上挑而不再有弯弧。”见《书法丛刊》第三十八辑（1994年第二期）
⒁如：道武帝时常山王遵“少而壮勇”；他“身长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永昌王键“姿貌，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襄城公题“少以知名”；九原公仪“容貌甚伟，美髯须，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河南王曜，五岁时，能中。太武帝朝，真定侯陆“以武功颇蒙恩遇”。
⒂如《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初书《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参考文献：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大同风采》徐世信编著，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一版
《魏书》（北齐）着，唐长孺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着，陈仲安点校
《大同魏碑述略》，载《书法丛刊》1999年第一期
《北魏邙山体析》施安昌载《书法丛刊》1994年第二期
．中国艺教网[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