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案》评论：正因缺失才稍显美好
[导读]在影视作品中，创作者喜欢展现“英雄人性论”，并将其当成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因而在电视剧版依旧延续并坚持展现虐心的忠义价值观：程婴为了救赵氏孤儿，亲手摔死自己孩子。终极版海报来源：腾讯视频
腾讯娱乐专稿 文/方芳曾是一部元代杂剧，故事取自《史记》。2010年()将其改编为,票房反响平平,但这段关于医匠程婴“舍子救孤”的悲剧被观众熟知。近日，由()、()主演的剧《赵氏孤儿案》又把这个题材搬上荧屏，并将当今似乎遗忘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价值观再次提出来让大家讨论。尽管在兵器、称呼以及史实的错误依旧遭到民间高手网友的吐槽，但始终瑕不遮玉。该剧在故事编排、人物设置，及戏剧冲突和画面效果等制作上拿捏到位被无数人封为“零负面”的佳作。而实际，真正佳作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和追捧，向来不仅仅是制作方面的严谨，《赵氏孤儿案》成功的要诀，恰巧是因直击当代观众缺失的情怀，因为情怀一旦缺失，再相遇时才显得更加美好。正能量价值观与民间意识的对决在影视作品中，创作者喜欢展现“英雄人性论”，并将其当成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其实《赵氏孤儿》也有些许那种感觉。只是由吴秀波饰演的程婴那种“摔子救孤”的忠义之举，在当今很多人质疑“谁信”，这点想必陈凯歌当年已经尝试到自己对世俗观众的高估。可是四年后，电视剧版依旧延续并坚持展现虐心的忠义价值观：程婴为了救赵氏孤儿，亲手摔死自己孩子。在中国，血缘是传统百姓文化的根基，虎毒还不食子何况人。尤其是一个非常渴望能够传宗接代并刚刚享受当父亲的程婴。所以“摔子救孤”和老百姓至少草根文化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更是和当近这个世俗化时代道德集体堕落的镜像不符，至少并非传统中国文化熏陶下观众的心声。可是，殊不知，该剧正是太多的难以置信，这个故事才显得荡气回肠。以现代人略显世俗的道德观和功利心的思维无法理解古人，却也勾起一些人对“忠奸义侠”，小人物大英雄的期盼。那为什么4年前陈凯歌没有做到，4年会一群电视人就做到了？功劳先给编剧，他用了整整十集的铺垫。之前，有赵朔多次面临如：选择杀了程婴挽救社稷还是选择杀了卑南求程婴突显侠义；是以听将领劝诫握紧军粮赶路和秦军回合，还是开放军粮救灾民，等忠义无法两全的问题上纠结。还有公孙杵臼家族发誓对赵家世代尽忠，哪怕失去妻子包括自己的性命。有了足够的铺垫和电视剧从始至终的基调，让观众一点点沉浸并理解或者佩服程婴的所举，并享受着：“每当有一个人慷慨赴死，正义在世间就多了一份存在的希望。”第二个功劳，因给之前大多趣味低略的神剧和雷剧泛滥和近两年粗俗古装、穿越剧充斥。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赵氏孤儿案》从头到尾有着深刻的文化品味和观赏性。看吴秀波、()两个大叔的较量一个“摔子救孤”短时间的纠结和激烈，必不能撑起40集的篇幅。满篇的忠义正能量情怀势必也会让观众厌烦。电视剧要好看，首先是故事好看，要表达超然的人文哲思。其次更多所谓的好看大部分来自于角色和诠释角色的人。先说角色，至少前13集，虽然一直没有达到“舍子救孤”高潮，但吴秀波饰演的程婴和孙淳饰演的屠岸贾，一个攻于心计，一个见招拆招，你来我往的较量十分有看头。任谁都知道，屠岸贾和程婴，如果不是敌人，果真是极好的“知音”。相比其他权谋剧不一样，唯恐对手知道底牌。在《赵氏孤儿案》中屠岸贾玩的是阳谋，并总忍不住在对手程婴面前显摆计谋秀智商的冲动。屠岸贾每次给赵朔挖好坑，就急着跑去跟程婴显摆，所以前十二集，几乎每集都有长达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在阐述权谋之道，且反反复复，告诫谋道之要诀。让程婴佩服也让观众看得过瘾。再说演戏的人。有人说，影视创作中一向有两种姿态，第一种演员因剧作、导演而优秀，第二种，剧作及导演因演员优秀而更优秀，或更更优秀。前一阵换另外较好演员影片仍优秀，后一种换另外演员则逊色或者大逊色。那么《赵氏孤儿》无疑属于后一种。吴秀波和孙淳，两个视帝，在剧中一正一邪，戏份相当，每一集都有他们大段大段对招的台词，能够看出每一集他们那种“飚戏”的感觉。尤其，为了给吴秀波饰演的程婴和孙淳饰演的屠岸贾配戏，无论是赵朔、公孙杵臼、还是韩厥一干人等都成为五大三粗、智商低到无下限，就更显得吴秀波和孙淳在整篇中十分抢眼。回头看，正在播的其他电视剧，无论是古装、偶像还是家庭剧，各种细皮嫩肉的帅哥、美女，吴秀波和孙淳十足“大叔气”，可韩国的“大叔”可以被追捧，中国的“大叔”的美好早应该被发掘。腾讯娱乐独家稿件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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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赵氏孤儿》中程婴形象的崇高之美--《文化学刊》2015年06期
《赵氏孤儿》中程婴形象的崇高之美
【摘要】：《赵氏孤儿》作为中国古典悲剧的典型代表,其悲剧人物不乏崇高之美。然而,崇高的背后是残酷的鲜血,是无辜者的牺牲,人性在成全其崇高的同时,也遭受了无情的泯灭。如果过分强调"仁义"而忽略"爱",这样的崇高是令人敬畏的,也与古代圣贤的原意相违背。本文从悲剧集中体现着崇高、程婴换子、易牙烹子献糜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赵氏孤儿》中程婴形象的崇高之美。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I207.37【正文快照】：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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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艺版话剧和电影《赵氏孤儿》对传统寓意的改写
摘要：本文以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和陈凯歌导演的同名电影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时代精神、个体差异与经典重写的关系。本文认为，两个改编本都摒弃了传统故事中屠赵之争乃纯粹的忠奸斗争之说，展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价值超越。两剧的缺憾在于：话剧赵氏孤儿不复仇的结局是编导对传统的忠孝观念和人生价值反思的结果，但以赵孤的冷酷自私和懵懂无知作为不复仇的原因之一使编导未能获得其希冀的改编效果；电影成功演绎了枭雄屠岸贾的复杂人性，但过分渲染屠岸贾对赵孤的父爱无形中改写了赵孤复仇的“语境”，导致编导意图与观众感受的错位。以现代观念诠释或颠覆经典是一项涉及不同时代社会价值取向、政治文化等要素的复杂工程，这两部剧的经验有益于探索出反映时代脉动的“适度改编”的新路。关键词：电影艺术；赵氏孤儿；话剧创作；电影创作；传统寓意；改写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取材于《史记》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由于其承载着厚重的中国文化元素和浓重的悲剧意蕴而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屡被改编，早已成为经典题材。但是古代、现代乃至于当代戏曲的改编，对原剧的基本框架和主旨多无大的改动――赵屠之间依然是忠奸斗争，依然是程婴献子救孤，依然是孤儿长大复仇，程婴、公孙杵臼等依然是义士被讴歌。这说明，这一题材所阐扬的基本精神具有历史的连贯性，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所认可和接受。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在林兆华导演、人艺上演的话剧《赵氏孤儿》和陈凯歌导演的同名电影中，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所凝聚的“看点”被颠覆了。在林兆华的话剧里，孤儿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复仇了；在陈凯歌的电影里，孤儿是复仇了，被“祛英雄化”和“凡人化”的程婴也仍不失伟大，但传统故事中穷凶极恶的屠岸贾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观众的同情。两部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观众感受与编导期许的分离。本文拟通过对林、陈两部剧作的分析，探讨时代精神、个体差异与经典重写的关系，期望能对今后经典剧的改编有所裨益。一、不复仇――人艺话剧对《赵氏孤儿》的改写本剧对传统最大的颠覆是不复仇。剧情的改动无疑是出于主题的需要。剧场发放的“剧情介绍”说：“在该剧主题呈现上，也可以理解为新旧两个时代价值观念变迁所带来的无可解释的困惑。……而在新时代中，旧时代的一切后果要新成长起来的‘赵氏孤儿’来承担，客观上对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形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质疑。……”①1.“不复仇”体现了多重价值观念编导认为，赵氏孤儿之所以不肯复仇，是因为他与上一代人关于生命价值的观念不同。本剧剧本第五幕开头编剧阐述剧情时说：在程婴看来，“复仇可以说是他十六年来生活的唯一目的，他希望着一桩历史事件在自己的努力下有其结果，并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如此这般的人生信念。养育屠勃这件事情对于他，等于是在十六年中培养着一个复仇的载体。他需要通过这孩子来完成自己后半生的使命。②”即在程婴看来，赵孤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复仇。而赵孤“有一套自己的活法和价值观念”，他认为“养父程婴那一辈的血雨腥风、恩恩怨怨，已经成为一个遥远陌生的故事”，他“尤其不能认同自己是一个复仇的使者”，他认为“所谓的身世只不过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多余的东西。他不能接受这个历史包袱。”③编导认为，上述这些都是客观形势造成的。孤儿不肯复仇，是因为孤儿人生价值观与程婴不同。孤儿长在“政治结构稳定”，“政局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中，“奢糜和耽于享乐”已经在孤儿这一代年轻人中间成为一种“气象” ④。这种“气象”即“形势”塑造了孤儿的人生价值。本剧编导认可孤儿不复仇的同时，对程婴行为持批判态度，认为程婴是“旧时代的残余”：“顾侯忠于屠岸贾……当程婴将屠勃的身世公布于众之后，他下意识的反映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杀死他。这是仇恨使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程婴是同一类人，都是旧时代的残余，只是他们仇恨的方向不同。” ⑤即话剧《赵氏孤儿》认为，程婴时刻想着复仇“是旧时代残余”们的思维方式；程婴与赵孤的矛盾，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更是两代人所代表的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矛盾。2.“不复仇”的逻辑基础是屠赵斗争无是非主题的改变必然有其逻辑基础，否则立论就难以成立。而话剧《赵氏孤儿》这个逻辑基础就是屠赵斗争无是非。编导在“演出介绍”直截了当地说：“旧时代的轰轰烈烈、复仇屠戮均有其内在合理性及英雄主义光彩……”与此呼应，剧作通过几个人物之口交代了二十年前赵盾曾逼死屠岸贾之妻逼走屠岸贾的事情。即编导意在强调，屠岸贾诛杀赵氏全家事出有因，是赵盾对屠岸贾“不仁”在前，屠岸贾对赵家的“不义”在后。同时，编导还一再从不同角度传递这样的信息：屠岸贾不是奸臣，而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剧本第五幕开头编剧直接就说：“在这十六年里，屠岸贾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成为晋灵公以下的第一号政治人物，而且业绩卓著，政局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⑥剧中晋灵公对屠岸贾说：“这十六年来，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你功不可没。”⑦总之，剧作编导一再强调，赵盾与屠岸贾都是能臣，屠赵斗争与忠奸无关。话剧中的晋灵公也与传统不同。话剧中的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君主，剧作开始时，他即位还不到一个月，是一个“青年政治家，有抱负”⑧，他支持纵容屠岸贾除掉赵盾是为了自己政权的稳固和晋国的安定，而非他个人的阴险暴虐。因为赵盾是三朝元老，功高震主，大权在握，不好驾驭，晋灵公已感到了自己“初即大位，令行不止，大权旁落，这王上也不好做”⑨，除掉赵盾是作为出色政治家的他将大全收归自己必要措施。而且果然，除掉赵盾后，他重用了屠岸贾，政治结构稳定了，国家气象一新了。并且，对权势日增的屠岸贾，晋灵公也是善始善终，“心甘情愿地给予屠岸贾以充分的荣誉，寻求一条能够促使屠岸贾和平出局的政治道路”⑩。――剧中晋灵公对屠岸贾说：“屠太尉，赵盾之后，不设丞相……赵盾死于非命，孤不让你做这个丞相，是替你想。……俗话说，功高震主，非臣下之福。……”总而言之，晋灵公对赵氏一族的处置不是刻薄寡恩，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情不得已”和“势不得已”。因此他操纵的这场屠戮虽然残酷，但也“有其内在合理性及英雄主义光彩”。该剧《剧情介绍》中说：“笔者设置了‘事与愿违’和‘形势比人强’的基本情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个人的人生目的的实现与否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话说得比较晦涩，意思可能为：一些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程婴献子养孤，忍辱含垢十六年，期望孤儿能一朝复仇，却意外地遭到孤儿断然拒绝；屠岸贾诛杀赵氏，处心积虑，要斩草除根，却偏偏亲手将赵氏孤儿养大，养虎遗患，欲杀不能；当初晋灵公假手屠岸贾要将赵氏斩尽杀绝，而16年后，晋灵公则“希望屠勃活下来，并成为继承晋国政治事业的新一代人物。”命屠岸贾：“这人，给孤留着。”（见第五幕）屠岸贾在不知情中认赵氏遗孤为义子，他得知这义子即为赵孤后，“形势”已变，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晋灵公来说，赵孤都从当初的斩杀对象变为保留对象。就屠岸贾说，他对赵孤十六年“视同己出”，感情深厚，除掉赵孤，他于情难忍；就晋灵公说，需要赵孤这个“王室后裔”平衡权力。晋灵公前后对赵氏态度的转变，也是形势变化使之然。16年前，赵氏专权，晋灵公作为刚刚即位的新君，只有拔掉总揽朝政的赵氏家族，换上足以与赵氏抗衡的自己提拔的新人，才能将政权收归己有，坐稳国君位置；而16年后，屠岸贾成了晋国晋灵公以下的第一号政治人物，这种政治结构的稳定对晋灵公的绝对权力再次构成了挑战和威胁，晋灵公又需要新的力量取代屠岸贾以去掉这种威胁。也就是说，对赵氏的杀或留，不关乎晋灵公的个人品德和爱好，而是客观形势发展之必然。3.“不复仇”――编导意在批判愚忠愚孝所以编导认为，屠赵斗争既不是赵盾的错，也不是屠岸贾和晋灵公的错，其间无是无非，那孤儿复仇当然就是无意义的了；程婴为了这场“形势”造成的斗争心甘情愿地献孤保孤就太愚昧了！按道理说，话剧《赵氏孤儿》对结局孤儿不肯复仇的道理说得是挺明白的，可是演出之后，批评意见很多，评论者对该剧对传统主题的颠覆多存质疑和保留态度。这是为什么呢？据林兆华自己说，他排这部戏的初衷是批判愚忠愚孝。他说：“实话说，在这个戏里我对程婴进行批判的力度还很不够。在我的戏里他就是一个愚忠愚孝的典型。赵盾、屠岸贾也是这样，但程婴最突出，因此他的悲剧色彩也是最强烈的。”“我认为程婴的悲剧就在于他的愚忠愚孝，因此我不想让他救孤显得是一个大义的行为。”但是导演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多数观众看过戏以后，反倒对程婴这个人物有比较大的认同感。”当被问及“您怎么看待这些与您设想不同的反效果”之时，林兆华说：“如果我有意识地想要去批判程婴，那么这个戏恐怕就不会这样写了。太有意识地去批判结果反倒会没有力量。我认为至今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我的主人公很相似，对这些人我不想去批判他们，而只是客观地把他们的状态呈现出来，我认为这样做才是有力量的。”但是，话虽这么说，最后观众与导演期望的分离，说明是导演做得“没有力量”和不成功。对此导演将其归之于这些观众本身受愚忠愚孝毒素太深，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程婴太合拍了。果真是如此吗？4.“不复仇”――编导意图与演出效果分离本文认为，人艺话剧《赵氏孤儿》编导意图与演出效果分离的原因主要是对孤儿不复仇的原因阐释不到位。编导虽然赞成不复仇，但是剧作本身对不复仇的原因却表现得很模糊。据一般逻辑推导，应该是孤儿与屠岸贾的义父义子关系起了作用。因为第五幕中屠岸贾对屠勃说：“你虽然是我的干儿子，但十六年来，我可是视如己出。”孤儿对程婴说：“您是我爹，屠太尉养育了我十六年，他也是我爹。”但似乎又不是或不完全是“父子”感情的作用，因为第五幕开头编剧就为屠勃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定了位：“从屠勃一代人身上传达出了某种奢糜和耽于享乐的气象。”剧情也显示，屠勃确实是有点儿浪荡公子哥儿的味道，他喜欢玩乐，跟韩厥的儿子韩二是很好的玩伴，生日那天他甚至把妓女领到家中鬼混……。对程婴认为屠勃不肯复仇是“贪恋荣华”，剧情中也没有拿出得力的理由否认；而屠勃的那番说不明道不白的原因也确实令人瞠目结舌――当程婴告诉屠勃屠岸贾杀了他赵家全族后，屠勃始而不信，继而说：“我信――”“但我不认账！”程婴还告诉他：韩厥将军、魏绛大夫、公孙老丞相都是为救他而死的，“你身上有多少条人命！屠岸贾身上又有多少血债！”这时孤儿的回答是：“不管有多少条人命，他跟我也没关系！”“谁的手上没有血，谁的血是干净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孤儿不肯复仇是建立在不问善恶是非的懵懵懂懂甚至荒谬的理论之上的。尽管赵氏之难的根子在国君，尽管有赵盾对屠岸贾“不义”在先，但一朝得志的屠岸贾诛杀赵氏全族的复仇行为可谓灭绝人性；在救孤中献身的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行为相当大部分是正义感起作用，因为赵氏孤儿是无辜的，全城小儿是无辜的。而程勃在表现结束积怨的意愿时，却是不问善恶是非的。即程勃认为，杀人犯与为了阻止杀人犯多杀人而迫不得已杀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杀人犯手上的鲜血与为救助无辜者而不得已杀人的人手上的鲜血同样是不干净的。“不管有多少人命，他跟我也没关系”，言外之意是本来人都是平等的，你却杀了自己的儿子而让我活了下来，韩厥、公孙杵臼也以自己的死换取了我的生，这都与我无关，这不是我让你们干的，那是你们愚昧，你们是傻瓜，活该，我一点也不感激。这说明了屠勃在希望结束过去的积怨而向前看时，泯灭了他人性中应该具有的良知，表现出对为正义而献身的人――如果说算不上正义、那也可以说是对为了救助他前仆后继牺牲的前辈同辈的冷酷。因此有研究者称赵孤为“软体孤儿”，认为“当代人的精神萎缩状态就折射在这出戏中”，不是没有道理的。本剧编剧说：“在该剧主题的呈现上，也可以理解为新旧两个时代价值观念变迁所带来的无可解释的困惑。”那屠勃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呢？是的，人活着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复仇，人活着应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人活着不应该陷在前一个时代留下的难以理清的恩怨是非中不能自拔，或者虽然是非可以理清、但也不能什么事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这不等于认为这一切与己无关，不等于说应该没有良心。所以，剧中的程勃是冷酷自私的。以这种冷酷自私和懵懂无知来结束上一代的积怨人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这是本剧编导未能获得希冀的改编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二、“祛英雄化”和坚决“复仇”――陈凯歌电影《赵氏孤儿》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上映后反响很大。如果粗线条地看情节，这部电影与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没有太多区别：历史背景同样是晋灵公时期；同样是屠赵同殿为臣，相互仇视；同样是屠岸贾以阴谋手段加害赵氏，屠戮了赵氏全族三百多口人；同样是屠岸贾为斩草除根拿全国婴儿做人质；同样是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赵孤；同样是以程婴儿子名义活下来的赵孤认了屠岸贾为义父；同样是孤儿长大之后报仇杀了屠岸贾（当然只杀了屠岸贾一人，而元杂剧是杀了屠岸贾全家三百口）。所以陈凯歌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太大的颠覆”。但是“没有太大颠覆”说明毕竟还是有颠覆的。大而言之，电影《赵氏孤儿》对传统剧情的改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程婴救孤时的心理和过程上的改写；二是屠岸贾与赵孤义父子之间感情的补写。1.凡人英雄程婴在元杂剧中，程婴是主动的、义无反顾地以自己儿子换下赵孤的；而电影里的程婴“是一个苟且求生的草民。他不情愿地被卷进大时代里，成就了一件大事。”他被动地介入了屠赵斗争，被动地接受公主之托。也就是说，电影对程婴进行了“祛英雄化”和“凡人化”处理。程婴救孤，不是出于什么“忠义”，而是一场无意识的卷入。程婴是一个凡人、普通人，出于凡人、普通人的道德良心，对公主要他带出孤儿的请求，他不能不接受，因为那是一条人命。原本他以为把孩子送到公孙杵臼那里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想让两个孩子都活下来；他既未想过用自己的儿子顶替赵孤去死，也没有想过献出赵孤换取荣华富贵。当“大错”已经铸成，自己的儿子被当成孤儿摔死之后，他又以平凡人的道德肩负起了养育孤儿的责任。在元杂剧中，孤儿从逃过劫难到长大成人的20年间的成长过程是一笔带过、基本空白的；而电影则对这段时间（十六年）予以了浓墨重彩的渲染。程婴将赵孤送到屠府当义子，意在让屠岸贾亲手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但屠岸贾与孤儿在朝夕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浓浓的父子亲情。孤儿对义父的依恋，义父对孤儿的慈爱，令人感到残暴的屠岸贾也有良善的一面。在屠岸贾已经认出义子即是自己当年追杀的赵孤之后，这种后天产生的亲情竟然战胜了以往的刻骨仇恨，在孤儿被敌人重兵包围、身陷绝境的危机时刻，屠岸贾伸出了援手，救出了孤儿并因此身负重伤。此时的屠岸贾，爱化解了仇恨。电影中的程婴不像《史记》和纪君祥的杂剧中的程婴那么“圣人化”，那么义无反顾，那么无私无畏，那么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更靠近真实的人；尽管电影中的程婴不那么崇高完美，但也令人对其怀有敬意。而陈凯歌用现代观念的“舐犊之情”、“人人平等”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来诠释程婴，恰恰是从《史记》到元杂剧“赵氏孤儿”故事所缺少的。另外，电影还通过屠岸贾前期的暴戾与后期对义子孤儿的慈爱，合情入理地阐释了“恶人也有善的时候”的人性的复杂，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2.令人同情的枭雄屠岸贾但是一再表明自己对原作没做什么大的颠覆的陈凯歌，观众却感到他颠覆得很大。陈凯歌确实没有颠覆复仇的结局，但是他颠覆了屠岸贾的形象。电影中的程婴和屠岸贾都是悲剧人物。程婴是普通民间医生，有个幸福的小家，本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却阴差阳错地被卷入血腥的政治漩涡中，丧子失妻，家破人亡。“如果说每个人都注定要饱受煎熬，那么程婴一定是最为难过的一个。在矢志报仇要敌人生不如死的同时，他已经先走一步置身其中了，而且这一走就是十五年。”屠岸贾呢，“悲剧色彩并不比程婴逊色，高层斗争波谲云诡，稍不注意就身败名裂，晋王的轻慢挑衅和赵家的羞辱逼人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赵家之所以遭受屠戮，并非是因为宅心仁厚，只是过于轻敌傲慢的缘故，如再假以时日，遭受灭门惨祸的可能就是屠岸贾了。屠岸贾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先做恶人，却又偏偏赵氏孤儿命不该绝，最终还是只得端起这杯陈年苦酒一饮而尽。”大概是因为屠岸贾是与程婴对立的、以负面为主的形象，所以陈凯歌认为他应该死。但不少观众却认为屠岸贾很冤，不该死；有人甚至问是“还原人性还是为屠岸贾昭雪”？这是因为一来电影中屠岸贾对赵家下毒手是“迫不得已”的：“赵家功勋浑厚又傍依国亲，一山岂容二虎，如果不是消灭敌人必有一天被敌人消灭，赵家气势咄咄逼人和屠岸贾终是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比，君昏只能有佞臣辅助朝廷，两股势力必不能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屠岸贾是在自卫。斩草必定除根，否则后患无穷，历代忠贤或者恶煞无不深寻此道，也无可厚非。而赵朔挑衅问屠岸贾的儿子活到现在也可以怎样怎样，如此嚣张气焰，这不是摆明了挑事吗……是逼着别人变成了敌人，又无心机，岂有不死之理。”也就是说，屠岸贾“从开场就可以看出赵氏遭遇灭门不但难以归咎于屠岸贾无端嫉恨暴戾生变，甚至能感受到其狠辣行为背后颇有些身不由己先发制人的无奈。”“晋王的轻慢挑衅和赵家的羞辱逼人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二来后半部屠岸贾主要以正面形象示人，冲淡了他前半部留给观众的反面印象。他对孤儿倾尽心血，传授孤儿武艺，磨练孤儿意志；他感情纯粹，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当初他为了自保而灭绝赵氏做了恶人，如今时过境迁，面对仇敌后裔，他情深义重，下不得手。“这种陷身爱恨泥沼的痛苦丝毫也不会少”。洞察真相后，他仍从生死场上救出孤儿并为其身负重伤；最后面对孤儿的复仇之剑，他腾挪躲闪，不肯还手，终于让人难以想象地命丧孤儿之手。有人说：“这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他说了不再让步，这很符合一个枭雄的本色，然而随即却被以巧合的方式杀掉了，让人不知道他究竟是痛苦到无谓生死有意寻求解脱，还是真的心神不定才会战败身死。”所以，看完电影，对屠岸贾说什么也恨不起来，反倒很同情。3.屠岸贾形象设计的误区总之，电影长篇大论地铺陈屠岸贾与赵孤之间的父子深情，却以赵孤义无反顾地杀死屠岸贾结局，剧情的发展与寻常逻辑相悖，致使屠岸贾的悲剧下场令人不免生出许多同情。所以甚至有人说：“怎么看，赵盾、赵朔父子死得不冤。说到底，他们是这场政治斗争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怎么看，屠岸贾的死不是让人看得解气，而是让人觉得――很冤！说屠岸贾冤，是因为他铲除了政敌、巩固了地位，却死于自己的父性，难道这不是一出悲剧最好的命题？那么惨的人物，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更冤的是，这么一个充满悲剧气息的人物，这么一个被演员演得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么一个内心复杂的人物，竟然还是被贴上了‘小人’的标签，作为‘正义’的陪衬死在赵氏孤儿的剑下。这一刻，恐怕所有的观众都不由得感叹：前面的戏全白看了！”也许这些观众的理解有偏差，但陈凯歌非得让已经赎罪的屠岸贾被赵孤杀死，这对程婴和赵孤的正面形象真不能算是锦上添花。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缺少对不复仇原因铺垫的林兆华话剧《赵氏孤儿》最终说什么也不肯让孤儿复仇，而既写出了屠岸贾对赵氏的屠戮有某种情不得已因素，又浓墨重彩抒写屠岸贾与赵孤父子之情的陈凯歌，却非要让孤儿杀死屠岸贾不可。陈凯歌说：“程婴是想复仇，没做成，他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差点就成了施害者；屠岸贾相反，他想做好人，但也没做成。”人们不明白，陈凯歌既然都把屠岸贾有情有义的一面铺陈得那么厚重了，为什么说什么也不让屠岸贾做成好人？陈凯歌说：“屠岸贾被赵孤杀掉这个结局是不能改变的”，为什么不能改变？据说这个电影是想传递“暴力是丑陋的”的信息的，陈凯歌说：“（对《赵氏孤儿》剧来说）暴力的结局是结构中必要的，但最后是被否定的。”这似乎是动机与效果背道而驰的，因为从电影中很难看出这种否定。所以有人迷惘地问：“是陈凯歌错了，还是我们看不懂？”三、启示与反思应该说，话剧和电影《赵氏孤儿》对传统的改写既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和总体价值观念有关，也呈现出较强的个人色彩。首先，就时代大背景说，两部剧都体现了时代思想的深邃，都看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林剧强调“政治法则”的作用，突出了君主的意志，颠覆了传统题材忠奸矛盾的伦理定位和逻辑基础（虽然并不太成功）；陈剧也未将赵氏写成毫无瑕疵的正人君子，也涉及到了权臣之间的权力之争。这些都有明显的现代观念的印记。其次，两部剧对传统的改写更多地呈现了时代大思维下导演的个性色彩。林氏话剧想批判程婴“愚忠愚孝”，认定程婴死抱复仇不放是“旧时代残余”；而陈凯歌则崇拜程婴，电影开拍前，他和葛优专程去河北蔚县程婴的寺庙祭拜了程婴；陈凯歌颂美电影中的被“祛圣化”和“平凡化”的程婴是“爷们”，敢担当，够英雄。他说：“如果我是赵孤，我会做出现在电影里同样的选择。”这说明，如何评价屠岸贾和这场斗争，是否应该复仇，至少在今天编导这样的“精英”阶层，也仍是见仁见智。第三，关于话剧和电影都出现了编导主观动机与观众反映的某种错位，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编导的论据不能很好地支撑论点。就话剧来看，一是编导的屠赵斗争无是非观点混淆了道德上的“善”“恶”与政治上的“是”“非”的关系，而这种混淆，在某种程度上与编导对政治斗争的认识有关。二是编导未能成功地以现代人的正面生命价值观来诠释孤儿的不复仇行为。话剧中的孤儿太混，不复仇的理由站不住脚，编导又未能以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补足这个缺憾，因此观众难以接受。第四，陈凯歌电影以现代的人性观念诠释了程婴和屠岸贾两个人物，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从塑造人物角度讲很成功。但屠岸贾被塑造的成功，却又无形中“颠覆”了屠岸贾的基本形象定位，改写了赵孤复仇存在的“语境”，最终导致了观众对屠岸贾同情。应该说，林氏话剧和陈氏电影对《赵氏孤儿》的改编都提出了一些深刻的、值得今人思考的问题，均有其合理性和值得称道的价值超越。同时，两部剧也启示我们，在以现代观念诠释尤其是颠覆经典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度”，避免因某种现代观念演绎得“不到位”或“过分”导致客观效果与编导目的的不一致（话剧演绎得不到位，电影则有“过”之嫌）。以现代观念诠释或颠覆经典是一项涉及不同时代价值取向、政治文化等要素的复杂工程，达到尽善尽美需要一个过程。这两部赵氏孤儿剧在如何以现代精神烛照经典，为既有历史感和艺术价值、也体现新时代价值评判的历史剧改编提供了经验，这经验有益于探索出反映时代脉动的“适度改编”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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