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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发文喜讯:一组散文《乡村记忆》刊2013年第2期《山东文学》下半月刊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东文学》杂志。谢谢素昧平生的高艳国主席。
遍插茱萸/主持:冯立三
004& 紫色的波希米亚长裙(散文)/王慧艳
020& 大裂变(报告文学)/杨牧原
探海石/主持:刘玉栋
051& 蒲家私房菜(小说)/毕研波
058& 左邻右舍(小说)/许晓青
064& 太阳落山(小说)/梁积林
070& 猎狐(小说)/詹文格
075& 老王轶事(小说)/王兴海
079& 通师岁月(散文)/张同吾
090& 亲爱的,我们一起数那过去的星星(散文)/祝雪霞
094& 薄暮微凉,泪微温(散文)/陈融
097& 乡村记忆(散文)/曲京溪
104& 长睡不醒(散文)/秦思惟
散板如歌/主持 :黄恩鹏
106& 时间深处(九章)/李松樟
109& 巾& 帼(七章)/马永芳
112& 齐鲁诗草(组诗)/邢玉墀
114& 古风抒怀(组诗)/刘金忠
115& 鸡场组诗(七首)/孙子兵
118& 恩赐和逃亡(三首)/胡志红
119& 段维荣的诗(十首)/段维荣
132& 重温初恋(外一首)/王宗兴
121& 这个与树对话的人(评论)/赵月斌
123& 写真实& 重思索(评论)/史建国
127& 作者权威的瓦解与文本的重生(评论)/李晓晴
办:山东省作家协会
辑:《山东文学》下半月刊编辑部
编:李掖平
执行主编:高艳国
本期编辑:高亦低 程先利 爪哇岛 王吉明单睿&
乡村记忆(散文)
土墼(ji)
土墼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胶东一带,农家盖房子用的主要建筑材料,砌墙盘炕也是。
土墼长度可达50余厘米,宽30厘米,厚度达5、6厘米。用它盖的房子冬暖夏凉,在农村没有电、没有煤的年代,深受农家的喜爱。盖一处房子,要用几千块土墼。盘一铺火炕,也要百八十块儿。因此,脱土墼,就成了农家每年的一件大事。
清明以后,麦收之前,天气多风少雨,脱土墼通常就在这个时节进行。脱土墼是既要力气又要技术的活儿,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一般是生产队组织一帮青壮年劳力,一大早就到了场院,先往备好的黄土、细沙里倒上水,滋润一会儿。然后,人们脱掉鞋袜,挽起裤角,赤脚和泥沙。等把泥沙和均匀了,力气大的人用铁锨铲泥,上了年纪有些技术的手把土墼模子,先把模子填满泥,四个角用手夯实,两手再沾沾水,将上部抹平,均匀地用力上提,土墼就有棱有角地脱出来了……
每脱出一个土墼,把模子的就要用水刷一次模边,再蹲着往后挪一小步。脱出的土墼多了,一伍伍、一列列,排得齐齐整整,就像列队等候检阅的士兵。
土墼得晒上三四天后,才能当建筑材料。这期间,最怕的是遇上阴雨天。如果被雨水一泡,脱出的土墼,就成了稀泥,先前的劳动就算是白费了。遇到下雨天,不管是半夜三更,还是凌晨时分,大人孩子,都要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场院“抢墼”,垛成一垛一垛的,用塑料布或山草苫起来。一个“抢”字,可见情形的紧急。
土墼就像人的一生,它从土地中来,刚脱出来时,属婴儿期,只能平躺在地上,需要人的呵护;待一天后身子骨硬棒了,就可以扶起来站立;等春风耗干了它的水分,墼就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男子汉。
土墼从不挑剔抱怨什么,叫它盖房,它甘为人们遮风挡雨;叫它砌墙,它忠实守望农院;叫它盘炕,它吞烟蹈火无所畏惧……
任岁月流逝,烟熏火燎,土墼筋骨更硬,意志愈坚。屋顶的草腐烂了,粗粗的房梁被压弯了,可土墼能历经百年,挺立如初。直熬的屋里的人,从青丝变成白发,甚至腰弯背驼……土墼房,盛满了中国农民的喜怒哀乐,见证了农家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走过的贫穷艰难的岁月,感动着农人们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
直到维修房屋或打炕时,将其破碎,当作上等肥料,土墼又回到了土地,滋养农田,催丰了庄稼,完成了它一生壮烈的使命。它时时刻刻都在奉献着,就像一生都在田地里劳作的老父亲。
如今,土墼已成为远去的记忆。但回到土地的土墼,不管有没有人记得它、有没有人欣赏它,它依然紧紧拥抱投入怀中的种子,默默地滋养着它们生根、发芽、拱出大地,给勤劳的人们,捧出一个粮丰果硕的好年景。
夏风真是位出色的染匠,只两三个晌午头的工夫,就把田野里翠绿翠绿的小麦,染成了黄色,先是麦穗,继而麦秸,一垅垅、一片片,金黄金黄的。不用敲锣,也不用打鼓,一场抢麦大戏,就要在村里村外上演了。
最先想登场的,是生产队场院北屋的骡儿、马儿。瘸腿二叔每天不等天明,就一拐一拐地,提溜着马灯,喂草、加料,直把它们喂得浑身长了膘、蓄足了劲儿,急得蹄子在地上乱扒。还有在场院边上,闲了快一年的碌碡,队长一使劲儿,就一骨碌翻身醒来,抖落满身的尘埃,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
父亲嘴上不说,脸上满是严肃。从大爷爷家借来磨石,一遍又一遍地磨着镰刀,每磨三四下,就用大拇指在刀刃上试试。然后把锋利的镰刀挂在屋檐下,天天瞅上几眼。母亲刷干净了半大的鱼鳞瓷坛子,腌上一二十个咸鸡蛋。把平时不舍得吃的一袋小麦,磨成了面粉,等开镰时,全家人吃几顿白面饽饽。
场院早就清理出来了。常年扶犁具的王三爷爷,套上那头最凶猛的公牛,挥舞着一条长长的皮鞭,只一个上午,就把场院耕了个遍。再套上两头小牛,拉着耙满场院学营生。然后用耢抹平表面。日头还剩下一竿子高的时候,机井沿上的那台“195”柴油机,就扯开喉咙唱了起来,歌声引来了井水,泼湿了场院。第二天早晨,日头还没露出红脸儿,母亲就赶到场院,拉着碌碡压了起来,泼湿的土上,还撒上了一层上年打麦时,留下的麦糠。麦糠碾入土里,压出的场院,不易龟裂。
学校一放假(那时候为支援农业生产,麦收时设立的假期),队长就吆喝:“开镰喽。”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兴奋得在人缝里来回穿梭。不到30岁的振林爷爷,是全队里的割麦高手,每年都是他打头阵,50多个青壮劳力一字摆开,起初蚕食般前进,不大会儿,就分出了先后。落在最后头的,一般是青岛来的下乡知青,尽管他们有的双膝跪在地上,拼命地割,但远远赶不上那些庄稼地里的老把式。一位男知青用衣服袖子去擦脸上的汗水,一不小心,镰刀碰到了鼻尖,出了血,老农赶紧抓把土,摁在知青的鼻子上,说:“这土止血,还消毒。”大人割麦,我们就搬麦装车,女同学跟在后面拾麦穗。从那时起,我们就知道了颗粒归仓。
麦子上了场,如同大火上了房。王奶奶的眼睛瞪得老大,脾气也暴躁了许多。对长辈的话,她也敢顶嘴几句了;调皮的孩子,免不了要挨她几巴掌。这个时候,没人会计较,你看,麦子都上了场了嘛。进场院的麦子,晒上一个日头,就要打场了。打场通常是在晚上进行的,汽灯一点,满场院通亮。这是全队人的战斗,男女老少齐上阵。男壮劳力挑着麦捆发到脱粒机上,坐在脱粒机上的,还是振林爷爷,他戴一顶旧帽子,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掌管着均匀地给脱粒机“喂料”。妇女挖麦粒,大小伙子抬麻袋,小孩子挑麦草,有技术的老年男子垛麦草。队会计和保管,挑个宽敞通风的地儿“扬场”。任凭机声隆隆,一切都井然有序。
打完场刚回家睡下,突然,一道闪电滑过天空,照亮了大地,雷声也赶来凑热闹,还唤来了凉凉的雨点儿。“抢场了!”声音从一个个农家传出。大人孩子不管有多累,一个个像是从家里弹出来似的,从四面八方冲向场院,雷声、吆喝声充斥在场院内外。闪电、灯光,交相辉映。麦收大戏进入了最高潮。等把麦子拾掇完了,大雨就哗哗地落下来了。
队长还没等擦干脸上的雨水汗水,就喘着粗气、哑着嗓子吆喝上了:“明天早晨4点半,妇女孩子压场院,其他人都到沟子南地里点苞米。”春争日,夏争时。农民的夏季都是抢着过的----抢收、抢种、抢管。刚刚收获了金灿灿的麦子,农人又要把秋天的憧憬,种进大地。秋收大戏,已经拉开了序幕。
&&&&&&&&&&&&&&&&&&&&&&&&&&&&&&&&&&倒地瓜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人。我是吃着地瓜和地瓜干长大的。也许是小的时候吃多了、吃腻了,所以,我至今对热气腾腾、香气喷喷的烤地瓜不甚稀罕。倒是小时候倒地瓜的经历,会时不时地来敲打我记忆的闸门,流淌出儿时的一些时光。
那个时候,地瓜,是我们家乡种植的除小麦、玉米之外,第三大农作物。也是农民冬天的主要口粮。收获地瓜,通常是在秋后种完小麦之后进行的。生产队收完地瓜,都要用犁具耕地复收一遍。可犁具只能耕到地下10几公分深;跟着犁具拾地瓜的又多是妇女孩子,力气短,忙活不迭,所以,落在地里的地瓜还是有的。待生产队“放坡”(允许社员公开拾草什么的)后,到土地封冻前的一段时间,我们早晨上学前、星期天,便会扛着铁锨,提上棉槐条筐,奔向田野,疯了似的翻地找地瓜。我们家乡,把这种劳动叫做“倒地瓜”。
出门前,我们一般要先问问大人:哪块地里有可能地瓜多?因大人刨地瓜时心里有数。“春瓜”(春天栽的地瓜)扎根深,结的地瓜个头大,人工刨不干净,复收时犁具耕得浅,够不着,落在地里的地瓜就多些。我们就一窝蜂地涌去,走到地里一看,比我们大点儿的孩子早已捷足先登,把地瓜垄翻了个遍,背着一筐筐地瓜回家了。我们只能在大孩子还没来得及掘的垄沟底下刨挖,也会有些收获。
等把春瓜地翻遍了,有的地方甚至翻了好几遍,我们就转移到“麦瓜”(收了小麦后栽的地瓜)地里倒。那情景,就像大人们种小麦时翻地一样,一人一块“领地”,一锨一锨地排着翻。麦瓜地里一般没有什么“大景”,能挖出的,多数是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的小地瓜,我们称之为“瓜毛毛”。偶尔倒出一个能有大人拳头那么大的,我们叫它“孩子头”,伙伴们会围上去称赞一番,然后就都集中在那个地方,淘宝似的挖,但多数时候是大失所望。据我的经验,麦瓜地里,一般是地边沟沿或者靠近水渠的地方“货”比较多。伙伴们都在暗暗地比赛着,有人发现了“宝地”从不吱声,只顾一个人埋着头使劲挖。遇上仗义的伙伴,才会叫上我们一起去挖,还真有点儿有福同享的哥们义气。大人“下坡”(收工)时,我们身子累了,肚子也饿了,赶紧穿上脱掉的衣服,拾掇拾掇筐子周围的大小“果实”,随大人们回家。当大人们看到我们的筐子里,装得满满当当时,都会称赞说:你看这些孩子,还没有根锨柄高,也能倒这么多地瓜了。我们的心里便乐滋滋的。
回到家,奶奶把地瓜分拣开,个头大的、“模样”俊秀些的煮了给人吃;其它的留下喂猪。在饭桌上,我和哥哥姐姐还能认得出,这个地瓜是我倒出来的,那些是他(她)们倒的。二哥要拿我倒的地瓜吃,我不让,忙用手护着。二哥就假装生气,拿筷子敲我的手。看着我们开心地嬉闹,爹娘都笑出了响儿。
莱州掖县公园的民俗园里,那远离现代生活的石磨,依偎在郁郁绿树下,凄凄芳草间,簇簇花丛旁。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又像一部用青石装订的纪传体史书,和着潺潺的流水,无言地记载着那些逝去的岁月和苦乐生活。
儿时的记忆里,我们家西厢房里就有盘石磨。直径约60厘米,每扇磨盘有20多厘米厚。两扇磨盘相对的面,都有一组组成扇形辐射的条纹;上磨盘的条纹是凸出的,下磨盘的是凹进的。进粮食的磨眼在上磨盘上,若是推黄豆、玉米这类颗粒较大的粮食,磨眼里须插上一根筷子,不时地搅一搅,粮食下得才快些。用的回数多了,磨盘的凹凸条纹,就像老人的牙,呈扁平状,就要镩了。镩磨不是什么人都能干得营生,十村八疃才能找到一个,且多是老年人。镩磨一般用圆錾、扁錾,那工艺就像姑娘绣花差不多。
起先,我们家里推磨是用牲口的。我们家养有一头黄牛,当家里需要推磨的时候,奶奶就去养驴的邻居家借驴来推磨,再用我家的牛,替邻居干别的农活。用驴推磨时,要在驴头上搭块厚布,遮挡驴的双眼,我们那里叫它“捂眼”。还要在驴嘴上拴上“笼嘴”,防止驴偷吃磨上的粮食。即使这样,驴若是累了,听不见人的吆喝声,会自动停下来歇一会儿。奶奶看见了,就拿笤帚疙瘩朝驴屁股上打一下,还骂上一句:“你这偷懒的畜生。”要是还没干多少活,驴就拉屎撒尿,奶奶也会来一句:“懒驴上磨屎尿多。”好在牲口听不懂人语,要不,我真怕那驴尥蹶子不干了。但驴还是忍着委屈,照样为人类干活造福。
农户家不准养牲口以后,磨面机还没普及时,推磨就靠人工了。记得我小时候推磨时,开始凭着好奇猛推几圈,不一会儿工夫就大汗淋漓了。每次推磨,母亲一边带着我们推,一边罗罗。推玉米时用粗罗;推小麦时用细罗。每次推磨都要罗好几遍,那呱嗒呱嗒的响声,如今想来,就像是一首悦耳的打击乐。推累了的时候,母亲就会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家的邻居马大伯,全国解放前夕当了解放军的炊事兵,主要任务不是做饭,而是推磨。马大伯人机灵,加上进过几天私塾,认识几个字,他就给家里写信说:“爹娘二老您别愁,您儿在外面当牲口。”这封信不知怎么被部队领导发现了,说大伯入伍动机不纯,大伯被送回了家。不知大伯后悔过没有。但我知道,村里解放前跟他一起入伍,现在还活着的人,都享受着政府对老兵的待遇。母亲说:“人得熬着,熬不住可不行哇。”是啊,人生在追求幸福的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是需要努力、坚持和耐心等待的。不是么?
我们家的那盘石磨什么时候“退休”的,我不知道。推磨的日子,已经不想复制,就让它留在记忆里吧。
打开记忆的网站,在童年时光里搜索,拾草的记忆频频闪现……
我们村庄不靠山,也没有成片的树林。村北有一条不算太大的河,我们叫它“北河”,河堤上的树木也不多。打我记事儿起,农户做饭基本上靠生产队分的麦秸根和玉米秸根。
生产队的地里,小麦玉米,玉米小麦,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种。虽说家乡是农业大县,但那时候粮食并不高产,一亩地也就打个400百来斤。听说那时长江以南的地区,粮食亩产可达800斤。村里靠街巷的墙壁屋山上,就用白石灰水写上了一道道标语:“战天斗地拼命干,三年亩产过江南”。愿望归愿望,现实是现实。可能是由于肥料不充足,种子不先进,种法不科学的缘故,多少年也没见粮食有突飞猛进的增产。粮不丰,草自然就少。那年月煤炭短缺,液化气还没有,多半农户,到了春天,有米也无草可炊了。那时候,除了上学外,拾草,便成了我们一年四季的“副业”。
惊蛰的一声春雷,震松了冰封的土地,草木萌动;丝丝暖风,吹掉了农人穿了一冬的棉衣棉裤。到了星期天,我们一群半大小子,还有少许丫头,背上面槐条编织的草篓子,拿着镰刀、小爪钩,就到正在返青的麦田里,捡拾上年种麦子时,弃在地里还没腐烂的玉米秸根。一个个带着泥土的玉米秸根,有拳头大小。我们先砸光上面的泥土,再放进篓子里。每发现一个,我们就欢喜一阵儿,找到的越多,身上就越有劲;要是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心里便充满了失落。看到伙伴快拾满篓子了,心里更着急;卯足劲儿到处寻找。虽然一块地里,不知多少人、多少遍地“扫荡”过,但我们每次都能拾满篓子。喜得奶奶那张核桃皮脸上,堆满了笑。
夏风吹,麦儿黄,芒种三日见麦茬。收麦时,起初用镰刀割,后来用上了收割机。留在地里的麦茬就高了、多了。我们在生产队干活的空隙,在种上玉米的地里,捡拾麦秸根。日晒地烤,汗流浃背,常常弄得全身上下,泥猴似的。
清秋时节,风吹黄叶落。天还没明,就一骨碌爬起来,到沟边湾沿,用小笤帚扫树叶,有柳树叶,槐树叶,还有杨树叶。那碗口大的白杨树叶,是我们的最爱。因这种树叶,不管是在树上,还是在地面,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我们叫它“哗啦叶”。遇上刮大风,我们会起得更早。扫树叶的人多了,我们就抢占地盘。扫的树叶篓子装不下,我们会到生产队的场院边上,扯几根半干不湿的地瓜蔓子,一头横拴一节树枝,一头竖接一段细树条,用来穿树叶,就跟南方人家屋檐下挂着的辣椒串差不多。“北河”是村人的禁区。只有到了入冬前夕,村里林业队收获结束了,我们把从河边拾的草给村里的烈属、军属送家去了,“北河”才解禁半天,我们村里称之为“放羊”。虽叫法有失文明,但那半天是全村人的节日。大队副业组休班,社员不上坡,学生放假。家家户户,大人小孩,成群结队,扛着扁担、绳子、镰刀、爪耙……潮水般涌向北河,除树木之外,尽可往家收拾。就连那些在生产队干活不出力气的人,都豁出去了干。这半天拾的草,一个家庭能烧半个冬天呢。
寒冬到了,那沟崖上的枯草早就不见了踪影,仅剩下寸高的草根,还有别人搂不起来的碎草屑。就这,我们也稀罕得要命。只要不是雨雪天,清晨上学前,我都要踩着盖地的白霜,去搂这些别人瞧不上眼的小玩意儿。搂成一堆,寒霜居多,用手捧进篓子,没几下,两手就都冻得通红,手指麻木。把手捧到嘴边,哈口热气,跺跺脚,再接着搂。那样的日子虽然艰辛,但没有觉得愁苦,只有童年,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的童年。
拾草的日子,已成了远去的记忆。如今,我离开老家30多年了。还在老家住着的乡亲,也已经不再拾草烧锅了。每次秋冬回老家,看到田边地头,河堤沟沿上那些发黄的野草芦苇,在风中摇曳,都会引起我对拾草的回忆。一次与儿子在网上视频聊天,说起我小时候拾草的事儿,儿子像是听“天书”,怎么也不相信。“你们为什么不烧天然气或者用电做饭?”“那时候农村没有电,也没有天然气。”“哪留着玉米秸、小麦秸做什么?”“玉米秸生产队喂牲口;小麦秸大人掐辫子卖钱呀。”儿子一脸的愕然。
我知道,他们不会再有像我那样拾草的日子,也不太想打听那些有关拾草的细节。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但拾草的记忆,我是不会从记忆中抹掉的。因为,在生活困难的年月里,那里面有对我们吃苦耐劳精神意志的磨练,有我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我的老家是个叫刁哥的村庄,逢农历的二、七赶集。集是什么时候起得我不知道,打我记事儿的时候就赶。“刁哥庄集,刁哥人赶,刁哥人不赶白瞪眼。去得早了没有人儿,来得晚了散了集儿。”这段顺口溜,二三十年前,在村里流传很盛。从耄耋老人到上学的孩童,不知道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村是个大村,农户上千,人口三千有余。但集却很小,在那个大割资本
主义尾巴的年代尤小。说是赶集,其实就是乡亲们早晨从坡里干活回来,在集
上逗留一小会儿工夫。集上摆摊的,多是老人和妇女。春夏季节,摆的是自家菜园里产的菠菜、蒜苗、芸豆、茄子这几样,家人舍不得吃,拿到集上换几个
钱。冬天卖个干辣椒、粉条、凉粉什么的。不过,粉条、凉粉私人家是没有的,
只有生产队才准许上集卖。
公社草艺品厂收草辫子的摊子,是集上最热闹的地方。那时候,家家户户年老的、年少的妇女,在生产队劳动之余,都掐草辫,赚几个零花钱。夏天的夜晚,生产队的场院里,村里的大街上,到处架着一盏盏马灯。十几个人一帮,围坐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边说笑着,边掐着辫子。这时,我就拿一块塑料布,躺在母亲身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管蚊子怎么咬,我都香甜地酣睡不醒。只是第二天早晨,能看见两只小手还粘着血迹。冬天,跟着母亲,到专门为妇女掐辫子掘得地窨子里玩耍。大人们掐得辫子,有
5根草的,也有7根草的;有圆形草的,也有削成平面草的。到了集日,不等天明,母亲、姐姐就起来忙活,把一个集空5天掐得辫子,都放在一个瓮里,拿一个小的瓷酒盅,或着文蛤皮,放上硫磺,点燃熏辫子。辫子出瓮后,青的变黄,黄的变白,增色不少。再放到面板上,使劲用擀面杖擀,辫子平平整整。太阳一出,收辫子的来了。大姑娘、小媳妇收拾得齐齐整整,亮亮鲜鲜,来到大街上。上了年纪的妇女,出门前也会拿一把聚满油垢和头屑的梳子,到脸盆里沾沾水,在头发上梳理几下,打扑打扑衣服上的灰尘。到了集上,年轻的轰的一下就先围了上去。她们跟收辫子的说笑话、套近乎,为的是把辫子卖个好价钱。等验过等级,拿到钱,一个个眉眼都笑成了花。
母亲卖了辫子后,每次都是不先往家走,而是拉着我说:“走,当会去。”我至今也没弄明白,那时的当会是算个组织呢?还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但我记得母亲把卖辫子的钱,攥在手心,走到集上一个妇女堆里。这个堆里,一般是不常换人的。等人到齐了,会首王家大奶奶就在人群中间划一个圆圈,当会的人站在圈外,把卷着的钱放在自己面前。大奶奶拿一截儿高粱秸,从离地面约1米高的地方,垂直落下。高粱秸倒在谁的面前,当天地上的钱,就归谁。每次看当会,我都急切而无知地盼望高粱秸能倒在母亲的面前。但我发现,只有家里急等钱用了,母亲事先跟大奶奶悄悄一说,那高粱秸才会倒向母亲这边。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准备参加公社运动会,稀罕一双白色运动鞋,就缠着母亲要,母亲说等下集当了会再说吧。果然,母亲那个集日卖了辫子当会后,直接到供销社代销点,给我买了双运动鞋。在我的眼里,母亲和大奶奶简直就是神人。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候农村家庭都不富裕,几角钱难倒英雄好汉的事儿实在不少,东家借、西门倒,又抹不开面子,大人们这才发明了当会。其实,高粱秸只是个幌子。谁家急等用钱了,什么时候用?大奶奶的心里有本账呢。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刁哥村,村里、村外都是新模样:村北的夏(邱)土(山)公路两旁,十几座二层、三层小楼肩并着肩;几十个加工石材的厂家手拉着手。街道上还开了四五家铺面不小的超市,商品丰富的叫我眼睛都不够使了。集市已经扩得很大很大,不光是逢集日热闹非凡,集空里的每个清晨和傍晚,四乡八疃的人,都来做起了买卖。乡亲们也不再是囊中羞涩,顺手掏出来的,尽是百元、五十元的大票。大人孩子的脸上,无不荡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承载着乡亲们辛勤劳动的辫子,那充满农村人智慧的当会哪儿去了呢?哦,它们已化作暖暖的乡愁,永远印在了我的心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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