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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人生的一段路――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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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3 发布在
前&&言人过四十常怀旧，何况我已年过花甲！退休以后，回忆往事就成了我日常生活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往事也挥之不去地在我脑海里翻腾，其中回忆最多的就是文革。文革，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无法绕过、也不能绕过的篇章，曾经影响了多少青少年的人生轨迹，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造成了多少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年，我反复思考文革发生的真正原因，探讨这场浩劫给人们心灵带来的伤害与扭曲，尽量不被种种说法所左右，努力形成自己的一点看法。我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告诉中青年朋友，由他们自己来判断是非曲直，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中国再也不发生老一辈人曾经经历过的悲剧。今年是文革发生四十五周年。回顾往事，颇多感叹，赋诗一首以抒情怀：文革倏忽四五春，少小已成花甲翁。风雨神州多少事，青山霁后更葱茏。（记忆难免失真，难免疏漏。望知情者更正、补充）一九六六年文字狱六六年六月九号下午，我就读的武汉第二十八中学党总支组织全校师生批斗了彭大年老师。批斗他的理由，一是他五七年以提意见为名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六年给他摘了帽，是个“摘帽右派”；二是他这次借批判“三家村”为名写大字报又一次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不批斗不足以平民愤。我和同学们积极、主动地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了。跟武汉市各个学校一样，这次批斗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我和同学们积极、主动地参加到这场“斗争”去也不是偶然的，有它极其深刻的原因，应该说，它的酝酿始于六二年以后开始的思想革命化。一九六二年以后，全国兴起了思想革命化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学习毛泽东著作成为时尚。我自然不甘落后，“请”了一尊毛泽东石膏像。我打小就热爱毛泽东。这种爱，是老师教的，也是父亲培植的。我父亲解放前是京剧艺人，年轻时曾经“红”过上海滩；三十年代由于嗓音失韵而从事教学，带出了不少有出息的徒弟。但是，那时候战乱频仍，天下大乱，许多人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我父亲带着全家在苏北、皖南、皖北讨生活，就这样熬到了解放后。共产党来了，社会上对艺人的称呼也变了，不叫“戏子”，而叫“演员”，更让父亲高兴的是生活安定了，再也不用颠沛流离了，从此父亲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既热爱又敬佩。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由父亲撒播了热爱共产党、热爱毛泽东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粒种子就萌发，出苗，长成了树。在工农兵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中，我自然想走在前面。每次在家学习毛泽东著作，都要把主席像端端正正地放在面前，然后捧读宝书；边读还边看毛泽东像，小声地向他老人家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有时写写读书心得，努力改造世界观。我跟同学们、跟好多人一样在脑子里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如果我想的和毛主席说的不一样，那一定是我错了，就一定得改，因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主席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六三年起，城乡搞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也叫小四清；后来越搞越大。六五年初，全国大规模进行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是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上的一句话“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被这句话震撼了，甚至感到有些紧张。我看了一些电影，像《夺印》、《分水岭》等，使我初步知道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状况，对我“树立”阶级斗争观念起了极大的作用。我知道很多单位都派人到乡下搞四清，有些大学生也去了。我也有“去”的念头，但正在高中读书，不可能去。为此，我十分遗憾。因此，我抓紧学习报上的有关文章。《湖北日报》也积极开展思想革命化的工作，一度开展关于“四所”（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所见、所闻、所想、所为）的讨论。我看了不少文章，有很大“收获”，阶级斗争观念大大“加强”，阶级分析能力也有所“提高”。如对小偷的看法，以前认为是思想意识问题，现在“认识”到是阶级斗争问题，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他的思想，他贪图安逸，想不劳而获，说明他已经滑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那时，报上非常猛烈地批判“智育第一”、“分数第一”，说这两个“第一”只强调学习成绩，不管思想革命化，长此下去，学生就会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报上还批判了冯定的“正义冲动论”，说这种说法污蔑了无数革命英雄，难道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而是由于一时的冲动吗？我看了这些批判文章，深受“启发”。我以前崇拜一些有名的古代文人学者，如李白、杜甫、施耐庵、吴承恩等，常常阅读他们的作品，读得还十分认真。六十年代初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全国大搞思想革命化。我“痛切”地认识到，古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古代的，老是读古诗词，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封建士大夫思想感情的影响，只会使自己充满陈腐气。应该多读当代的革命文艺作品。于是，我买了杨朔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还在封二写诗明志：“古文实有味，险为八股沉。老书箱内锁，不做长衫人。”这毕竟是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呐！我当时哪里知道，我指望能帮我去掉陈腐气的杨朔会在六八年被迫害至死啊！六四年全国京剧会演在北京进行。听武汉京剧团的人说，这次毛泽东不但接见了所有的演职员，还跟他们合影留念，照片发给每一个参加会演的人――我见过照片；江青还讲了话，叫《京剧革命》；康生也讲了话，点名批判了《北国江南》。那时候，社会上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浓烈。在文艺界，这个气氛格外浓烈。《湖北日报》对一出京戏《胭脂虎》展开讨论，批判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很是热闹。当然，最后的结论是否定了这出戏。当时，还把一出戏《三关排宴》拍成电影，杨四郎再不是念念不忘故国、不忘母亲的忠臣孝子，而是个丧失了民族气节的大叛徒。武汉京剧团移植了这出戏，我看过。报上还批判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大将李秀成，指出他是背叛了农民革命的无耻叛徒。这样的批判给我带来极大的影响。三月份，湖北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我和同学们参加贫下中农游园活动。前一天，参加活动的学生都学唱一首歌，歌词是：贫农下中农哎翻身的日子火样红如今掌握了印把子啊紧紧抓住不呀不放松哟喂??????第二天，我和同学们到中山公园与贫下中农代表共同搞了热闹而庄重的游园活动。这在那时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因为在武汉市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能参加这个活动，在同一学校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参加的。能参加这个活动体现了你在班主任心中的政治形象。凡是有幸参加这个活动的学生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五月上旬，全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武汉各大影院放映苏联、东欧的老电影。我没有都看，只看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这两部电影我小时候都看过，但基本上忘记了。这次重新观看，想到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圣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中心，更加深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憎恨。不少同学也有这样的看法。这年九月，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发表了署名林彪的长篇论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我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特别是后面有一部分最引起我们的兴趣――论文把欧洲比喻为“世界的城市”，而把亚非拉地区比喻为“世界的农村”，以此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性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对当前世界形势极为形象而精辟的说明，这表明当前世界已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时期；同时，也感到肩上的历史使命是何等重大，因为苏联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大旗和世界革命的大旗只能由中国高高举起，这将会是非常艰巨、非常艰巨的；但历史把这样伟大的革命重担交给了中国，我们就应该勇敢而坚决地挑起来。想到这里，我极为兴奋；当然又为不能亲身参加埋葬资本主义的战斗而遗憾。前几年，国际共运展开大论战。中共发表了许多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先批法国的多列士，再批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最后跟苏联“老大哥”摊牌了。苏共领导在六三年七月份发表《公开信》，谈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中共中央从六三年九月起发表一系列文章，系统批判苏联《公开信》。当时，各单位都组织学习，气氛热烈，群情激愤。和所有的中国大陆年轻人一样，我一直对赫鲁晓夫从红场陵墓搬走斯大林的遗体切齿痛恨，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在初中，学校领导跟学生们作报告，告诉学生：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没有始终抓紧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而给赫鲁晓夫篡夺领导权、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了可乘之机；所以，要保证我国不发生这种悲剧，就必须始终坚持抓紧阶级斗争，搞好思想革命化，抵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狠批现代修正主义，现在搞的四清运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到了高中，这一方面的教育抓得更紧了更深入了。学校书记在开学典礼上说，现代修正主义有好多牌子的，有铁托牌的，乌布利希牌的，陶里亚蒂牌的，最坏的也是最危险的是赫鲁晓夫牌的，即“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因为苏联是列宁的故乡，苏联党和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世界革命做过非常伟大的贡献，所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特别具有迷惑性；不过，毛泽东无比英明，早就一眼识破现代修正主义的各种鬼蜮伎俩，并号召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要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一九六三年，我看过一部记录片，叫《世界人民公敌》，专门揭露美帝国主义凶恶嘴脸的。我从这部电影中了解到两点：一是美国已经法西斯化，跟纳粹德国一样了；再一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搞侵略，但处处碰壁。因此，我认为，美帝国主义离灭亡已经不远啦！现在，不仅要反帝，也要反修，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祖国永不变色。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发表长篇论文《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颂扬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所做出的划时代贡献，接着又发表了《二论》、《三论》，引起巨大轰动。当时到处都在组织学习这三篇论文。各班由班主任辅导学生学习。经过学习，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过了两个五十年，第一个五十年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第二个五十年以列宁为代表，当前则以毛泽东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我想，当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对世界革命做出了多么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今天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一定会做出更伟大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这一代是多么幸运和幸福啊！我一向遗憾自己没有赶上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不能参加如火如荼的激烈的生死决战，也没能参加反右、四清这些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如今赶上了这样的革命时代，真是再好不过了！此外，我和同学们还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面的重要文章，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听老人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愤怒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所谓反革命黑话，特别是批判《伟大的空话》，写批判稿在班级大会上愤怒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把嗓子也喊哑了。那时，嗓子哑不哑、哑的情况重不重是看你革命的感情深不深、革命的立场稳不稳的标准之一。当时，曾一度是班内、校内哑声一片，个个都显示出自己革命的色彩，把嗓子没哑的人衬托得很难堪。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起初嗓子没有哑，很是着急。同学孙长生教我，喊口号的时候要尽最大的力气，喊完以后还要拖一下，能拖多久就多久。我照此办理，果然大有奇效，只两天工夫，嗓子就哑了。于是，我便“荣耀”地加入革命的哑嗓子行列，既自慰，又得意。六六年伊始，在学校领导安排下，师生们逐渐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课，而把文化课当成副课，更加积极努力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自四月份批判《燕山夜话》以来，上文化课已经越来越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批判活动越搞越多，火药味越来越浓。到了五月下旬，学校由每周六下午只开一次大型批判会改为周五周六两天不上课只开批判会，以班级开会讨论为主。六月份，政治空气愈发火热，开始发烫了。在第一个星期里，《人民日报》几乎天天发表社论，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还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学们认为，期待已久的大革命终于来了，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因此一个个摩拳擦掌，感到天下国家全指望我们这些人啦。一股壮志豪情如烈火般在心中腾腾升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场运动中好好锻炼自己，争取成为新一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很快地，“机会”就来啦！那天上午，校园里一如往常，老师上课，学生听讲，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正在暗中酝酿着。我班第四堂课是物理，老师叫彭大年，给我们上复习课。他体态白胖，神情和蔼，语调温柔，教学行之有效，能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因此在学生中口碑不错。我不怎么喜欢数理化，因为计算太麻烦，特别是公式老记不住；但是对物理、化学课的非计算部分还是很感兴趣的。正在上课之际，突然，学校共青团总支书记来了，叫走了班主席；过了一会儿，班主席又匆匆而来，叫走了团支部书记刘某，二人匆匆而去。对此，我也没在意，反正是领导又要安排大批判的事儿了。那天，彭老师讲完课，自认为很满意，便布置了作业，还乐呵呵地走了。我那天也巧，睡午觉睡过了头，醒来一看钟，急死了，便连走带跑地往学校赶去，赶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路上，我不停地想象着正在上课的老师会如何批评我、同学们会如何讥笑我的情景。谁知，赶到学校后门时，却发现不见了平日的宁静，只听得一片喧嚣声，又见各教室里人影走动。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不对，到处都是严肃而忙乱。办公室里，老师们在赶写大字报；来到班上，见黑板上写着“坚决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又见同学吕某满怀愤怒地在黑板上写下“彭大年是个老右派”七个大字。我大吃一惊：我的妈呀，骂老师啦！难道阶级斗争具体到我们学校来了？赶忙问别人是怎么回事儿。听说是这样的：彭大年这次借批判“三家村”的机会大骂共产党。写‘党’字，故意把‘兄’写掉了。听校领导讲，这就是污蔑我们党是没有兄弟党的党，而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这不是有意反党反毛主席吗？要是工人贫下中农写的，那一般是笔误；可彭大年是右派，那性质就不同了，那就绝不是偶然的，是他右派本质的大暴露。对这种“阶级分析法”，我当然是完全接受的。我经过批判三家村的“洗礼”，知道阶级敌人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时往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着革命的词语、喊着革命的口号却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彭大年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及时投入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和阶级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开始写批判稿，可是批什么呢？从彭老师平时的言论里一时还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来，不过，我知道彭老师还有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夺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胜利》，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有谁会去“夺回”呢，那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所以他这张大字报就是暗中替阶级敌人说话的。分析到这里，我好高兴呐！一眼就“看穿”了彭大年的“狼子野心”。这是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反动言论的“成果”啊！就批这个“夺”字吧。写完之后，把稿子交给学生会――学生会主席是本班同学郑某，目的当然是希望能让我上台发言。大会是在下午四点钟开始的。在响电铃的同时，同学胡某根据领导的安排跑到门房猛烈敲打挂在屋檐下的钢板（钢板是在突然停电时代替电铃的）。学校的气氛顿时更紧张了。各班学生一个个慷慨激昂、怒形于色，以近乎小跑的速度汇集在大操场。在一片仇恨的口号声中，几个学生提着木棒――这是练艺术体操用的――把彭老师押上主席台。彭老师脸色刷白，浑身筛糠般颤抖，几乎连台阶也上不了，后来被押送的学生七手八脚连推带拽给弄上去了，押到主席台右边角上站定，弯着腰在九十度左右。发言的学生一个接一个走上台去，挥舞拳头，瞪着眼睛，扯起嗓子，激动地宣读批判稿；老师代表也有发言的，他们显得比学生更激动，有的老师喊口号不是举一只胳膊，而是举两只胳膊，还要蹦踏几下。大会进行了两个多钟头，彭老师就一直没抬过头，也没伸直过腰。最后，大会主持人叫彭老师滚下去写交待。彭老师还没来得及“滚”，就被愤怒的学生一把揪下主席台押走了。那一晚上，彭老师在教师宿舍二楼一直写交待。学生们四人一组轮流值班，每人手持木棒，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这个阶级敌人，不许他乱说乱动。直到转钟以后，尹业陶书记来了，要学生记住毛泽东的教导，“不虐待俘虏”，准许彭老师睡一会儿。彭老师这才上了床，但不得放下蚊帐，于是只好用被单蒙头而睡。我亲眼看见彭老师在抽泣。有人吼了他一声：“别做鬼样子！”第二天大清晨，担任监督任务的学生就把他提拎儿起来，要他自己读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他读得结结巴巴，带着哭腔，满脸是泪水和汗水。学生们并不满意，就自发地把他拽到食堂里，令他低头哈腰，把他批斗了一顿。斗完以后，又把他押到初中生上课的大楼，关在第二层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继续写交待。高二两个班的学生每两小时一班，每班两个学生负责监督，严密注意并记录他的一举一动；如有异常，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我就值过一个班。我看到彭老师一边写交待一边擦眼泪，不由得生出恻隐之心。但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在作怪，便自己“提醒”自己，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阶级敌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那几天，有老师在我们面前表示，自己对彭老师早有觉察，发现这个人不对劲，心里在暗暗提防着哩。若干年后，我想，当一个人无辜地被群体抛弃的时候，处境极其悲惨，其他人出于自保的动机，往往急于跟他“划清”界线，污蔑者有之，侮辱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拳脚相加者有之，一个个都“清醒”了，一个个都“聪明”了，这是觉悟呢，还是胆怯呢，或者是残忍呢？那次斗争会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身参加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旁观者了。我感觉好极了！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件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轨迹，因为就在十三号那天，上面派的工作组来了，此后学校再也没有开课，我也被人为地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涯，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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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写的不错啊 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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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班主任舒先龙批斗彭老师之后，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只感觉意犹未尽，还想大干一场。六月十三号下午，工作组进驻我校。我们感到会有新的斗争将要开展。我和几个同学在传达室里畅谈了一夜，仍然精力充沛。上午，我们班请了工作组的一个人到教室里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相当多，主要集中在班主任舒先龙身上。在官方组织的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所谓“反动言论”的全国性活动，让我们“学”到了一种“本事”，就是从一句话里甚至一句话中的某个字上发现政治问题。舒先生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有这么回事：我的同学王巧巧六四年没考进高中，自愿下放到阳新县半壁（边）山农场，想投入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热烈的生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改造世界观。可是，到了那里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每天就是出工――做饭――又出工――又做饭――晚上睡觉，单调至极，因此很灰心；更多的人是抱怨出身不好，来到这鬼不上门、鸟不生蛋的地方，一辈子全完了，因此女孩子经常啼哭、男孩子则唉声叹气。王巧巧写信给我和其他关系好的同学，诉说内心的苦闷。我见她情绪消极，就回信给她说：“上山下乡的人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有真心实意的，有半心半意的，有被迫的。你是真心实意的，不要受那些半心半意的和被迫的人的影响。”我把自己的观点在高中同学中也讲过。我以为我很有分析头脑哩，可是遭到舒先生的批判，他说：凡是上山下乡的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的，因此都是革命的，把他们分成几类是没有看到他们的本质，有煽动性，客观上在破坏上山下乡。这一番“宏论”，把我弄得稀里糊涂，分不清是非了。舒先生还组织批判我说的一些他认为错误的话。以后在上课时又多次旧话重提。对别的同学说过的话，他也能搞几句出来批一批。他如此对待学生，首先是当时大的政治气候――六十年代初期大搞思想革命化，要狠抓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更不能放松――的影响。再就是跟他的政治经历有关。在五七年反右以前，他说话比较随便，曾戏言“毛泽东长得像婆婆”、“刘少奇长得像猴子”、“周恩来是美男子”等等。这些话搁到现在不会把他怎么样，可在那年月都算得上是了不得的政治问题。他挨过严厉的批评，只是侥幸没被划为右派。从此，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论。但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有好发议论的天性，迫于压抑的政治环境而不敢乱说，这对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来讲是相当痛苦的；同时，他又想以“好的表现”在领导心目中重建“好”的形象。于是，他需要找批评的对象，来宣泄内心压抑和在领导面前图表现。我和一些同学就成了这样的倒霉蛋。这样一来，他就难免跟我们这些学生“结仇”。&平时，我们没有机会，可是运动一来，我们就对他“下手”了。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我不便断言；但我是想报复他的。我想用事实“证明”他才是真正“反动”的。他经常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嘛。我们绝对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我们怕他，怕他抓小辫子整自己。不过，也跟着他“学”了这一手，就是抓住鸡毛蒜皮再胡乱分析、上纲上线，没有错也能弄出错来，小错也能弄成大错。最“著名”的一次是他启发我们批判一篇题目叫《友谊》的学生作文。该文据说是上海一个女学生写的。舒先生油印了很多发给我班全体同学，人手一份，叫我们先看，看看能发现有什么问题。我和同学们都太笨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问题来。他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说：“这篇文章讲的是两个好朋友要分别了，一个人送给作者‘我’一盆花，这盆花是友谊的象征。是吧？后来，这盆花遭到暴风雨的打击，是作者‘我’救下了这盆花。是吧？”我和同学们都点头说“是的”。接着，舒先生严肃地问了我们一句：“在我们国家，是哪个阶级的友谊才会受到打击呀？”这时，我和同学们才“恍然大悟”地哦了起来。这样，文章的“反动性”终于被我们“看”出来啦！就这样，我们学会了他那一套并拿来对付他。他平时跟我们说话也常常口无遮拦，例如他说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死了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王杰的每个指甲都是革命的；投机是不好，但投革命之机有什么不好；胡志明主席快七十岁了也没结婚，我没结婚怕什么；等等。批判三家村以后，我们“学会”了观察、分析所谓反动言论的方法，就把他说的话上纲上线一“分析”，觉得他更反动，就纷纷向工作组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写成大字报贴在食堂里（贴在食堂里，一则食堂里有一面墙没有被“充分”利用，二则有很多师生在食堂用餐），并标上“醒目”的题目《舒先龙是扼杀青少年的刽子手》。面对我们的大字报，他只能目瞪口呆。这里要提到一点：舒先生和其他老师的一些所谓政治、思想问题，学生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因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这些情况的呢？原来，当时有一种官方倡导的活动，就是“向党交心”。本来，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党组织的指点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未尝不是好事。党组织也是这么讲的。我校普通教师都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写在材料纸上，交给了党总支。可是，事情并非像善良、单纯的人们想的那样美好。党组织往往在人们交心以后组织一批他们信任的人把交心材料上的只言片语抄录下来，塞进档案袋――这就成了你难以辩白、无法否认的证据。滑头的人知道该怎么写，让党组织抓不到把柄；可是，那些过于老实的人就因此而倒了大霉。老师们揭发的“问题”更厉害。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人人自保，而自保最“好”的办法就是罗织他人罪名，且越大越好，这样就把斗争矛头引到那个“罪人”身上去了。老师们揭发，说他讲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的第一句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有语法上的错误，用了“诸位”就不能用“们”，不过人们习惯了，也就不算错了。这句现在看来没有问题的话在那时可是非同小可――竟敢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懂语法！又查出他曾经说过“毛主席长得像婆婆”，等等，条条够得上“惊天大案”&！彭先生和舒先生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小型批判会上，不知怎的，居然“发现”他是五七年反右时漏网的右派！所以，批他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称其为“右派分子舒先龙”。他浑身颤抖，脸上显出惊慌而又无奈的神情。最令他惊慌、而令与会者“义愤填膺”的，是一位女老师的“揭发“。那位女教师愤怒“揭发”他，说他自吹“可以倒着读毛主席著作”，并且质问道：“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时，他脸上的汗顷刻间就流了下来。我坐在第一排当中，看得很清楚，心里是又解恨又怜悯。小型批判会以后，工作组就组织大型批判会。时间：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地点：我校隔壁某个单位的大礼堂。那时，武汉正热，总在三十七、八度之间，热得令人窒息。可舒先龙先生站在台上竟然浑身颤抖。我想到他平时训人的那副凶样子，心里那个高兴呐简直没法形容。我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我知道，要不是这场运动，我和同学们那有批判自己老师的机会呢？平时只有老师批学生的，哪有学生批老师的呢？学生批老师，那可是大逆不道啊！师道尊严嘛！而如今，革命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使学生也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大会由军干子弟赵某主持，工作组幕后坐镇。不少同学都发了言，其中自然少不了我。我一上台，就大声说：“舒先龙的反动言论多如牛毛，他的三反罪行罄竹难书！舒先龙，今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前，在广大革命师生面前，我来问你：你说过，投革命之机有什么不好呢？投革命之机总比当反革命好。这话是你说的吧？你在宣扬什么？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干革命不能有半点私心，可是你竟然鼓吹‘投革命之机’，就是引诱青少年不要全心全意干革命。这是替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后备军。我们绝不会听你的那一套鬼话。你的阴谋绝不可能得逞！还有，你一直没找着老婆，心里发虚，为了掩盖你空虚的灵魂，你竟然胡说什么‘胡志明伯伯一辈子没有结婚，不是一样干革命吗？我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不是把自己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吗？你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敢把自己跟胡伯伯扯在一起！”在我发言过程中，每当我要舒先生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台下就响起“快说快说”的呵斥声。我太激动了，满面流汗。我看了一眼舒先生，发现他也是汗流满面。我好高兴呐，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后来，工作组长拿起话筒说：“这只疯狗对着太阳狂叫，我们绝不答应！现在把这个坏蛋押下去，要他彻底交待。他敢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押下去！”&舒先生抬起灰白的脸，看样子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居然径直往前走，差一点就要栽到台下去。一位工作组成员拉住了他，把他拽向后台。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武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烫，由砸招牌开始，到更改路名，最后发展到拉人游街。当时只要是被单位或街道认为有问题的人，学生都可以拉他们出去游街。这些人，头发被剪，头皮或露或不露，走在大街上，往往引来人们一阵哄笑，笑他们是“癞皮狗”；有的还挂着牌子，甚至双手反剪，一律低着头，光着脚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行走。很快地，这股风就吹到各个中学来了，自然也吹到武汉二十八中来了。八月二十三号下午，我来到学校，听见喧闹之声。一看，原来是有些班的学生把那些被工作组判定有问题的老师押着在校内游走，边走边喊口号。我走到教学大楼二楼，只见初三（三）班的一群学生拎着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我问那些师弟师妹，这个女的怎么了。师弟妹们气呼呼地七嘴八舌：“看样子，她是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我看，她那是装死！”“等她醒了，再游！”高二（二）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我班是高二（一）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庄严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一）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队伍出了校门，四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邻居们和其他人都来围观，指指点点、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张条凳上。有同学向围观的人们揭发他的“罪行”。人们听着，有的表情严肃，有的怒形于色，有的做出点头状。郑某、张某带一些同学进到他家去，有人把他妈押解出来，也推到一张条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脱掉袜子，但不许抬头。他母子顺从地照办。有的同学把舒先生的一些有问题的书――线装书和页面发黄的书――搬出来堆在马路上，张某划着火柴把书烧掉。然后，赵某、张某带着队伍走了。这时，已经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热得出奇，太阳光像毒蛇信子一样狂舔着人们，舔得人皮肤阵阵生疼；空气滚烫，热得人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晒得几乎要冒火，穿着胶底凉鞋也能感觉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灼热。舒先生光着脚板走路，却毫无感觉似的。我想他一定很疼，因为他一直紧咬着下嘴唇。在江汉路亨达利钟表店附近，马路边围观者当中有一个人递给郑某一件金黄色衣服。郑某抖开一看，原来是道士穿的长袍，大笑起来，又绷着脸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犹豫了一下，但是看见周围的人们都在呵斥他，就顺从地接过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围观者笑声一片，郑某、张某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脚。队伍继续前进。下午一、两点钟，这次“游街”才结束。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认识到把斗争矛头指向他是错误的，拉他出去游街更是错误的，但仍然认为他有反动言论，挨批判是应该的。直到八年后的批林批孔，当我的学生给我贴大字报历数我搞“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种种表现时，我才彻底明白“学生斗老师”是一件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又多么可恨的事！其荒唐、可怕又可恨之处就在于，师生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地步，教育还怎么健康地进行下去？教育不能健康进行下去，还怎么培养出正常的学生――民族的后代？一个民族没有正常的后代，将如何自立于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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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08 &&
砸毁古德寺那时节，我和同学们都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不亢奋是不可能的，因为广播电台在天天报道来自北京的消息：“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我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广播里还陆续传来许多新闻。先挑选几条如下：1.“我们在广大市民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道，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行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2.&“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接受首都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保卫我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于八月二十六日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小学。”这些报道燃起了文革的烈火，使全国的城市学生也燃起了要革命、要造反的的“激情”！北京动了，武汉自然按捺不住。武汉的学生们学起北京红卫兵的样子，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武汉市也天天有革命新闻了：三民路该为人民一路，民族路改为人民二路，民权路改为人民三路，民生路改为人民四路；还有用“红卫”命名的路；一些老字号也改名了：曹正兴菜刀厂改为武汉菜刀厂；中苏友好宫改为武汉展览馆，友好商场改为武汉商场；武汉关（江汉关）改为反帝大楼！学校里有人贴出大字报，提议：既然街道、厂矿、机关、商店、马路的名字都改了，人名也应该改一改，坚决清除封资修的遗毒在人名上的表现。一刹时，应者如云。有人改名叫“承革”，以示继承革命传统的意思；有人改名叫“卫东”，就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其他同学，有改叫“永赤”的，有改叫“击空”的，有改叫“红卫”的，有……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校召开红卫兵成立大会。学校里蒸腾着滚烫的“革命”气氛。一些人在四处张贴标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造反有理！”广播里反复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金色的太阳》。操场的主席台上飘扬着各色彩旗；其中一面鲜红的旗子，在热风中高傲地飘荡，上面有“红卫兵”三个金黄色大字。各班学生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好条凳，端坐在操场上，静静地等待大会召开。九时正，“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军人子弟赵某主持大会。在响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声中，第一批红五类子弟满怀豪情、面含微笑地走上主席台，戴上了印有“红卫兵”字样的大红袖章。班上的工人子弟也上了几个。赵某庄严宣告：“武汉市武汉二十八中红卫兵组织今天正式成立了！”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广播里领呼口号，与此同时，锣鼓声也响了起来。看着春风得意的红五类子弟，没有戴上红袖章的学生羡慕得眼睛直往外喷火，从心里或嘴里发出不服气的啧啧声。散会后，各班学生回班上去。大家还没坐定，就听得广播里在喊话：“快把凳子送回教室，各人抄家伙，立即到操场集合，马上出发，到古德寺采取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采取革命行动”是什么意思，有多么大的威慑力！一千多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排好队，以红卫兵为先导，很多人手里抄着家伙――铁棍、木棒、榔头、废旧的菜刀，一路高歌，浩浩荡荡地向古德寺进发。我也捏着一根直径一厘米的铁棍，跟着革命队伍前进。大街上，各路游行队伍来往不绝，敲着锣，擂着鼓，高举愤怒的拳头，呼喊着口号。“牛鬼蛇神”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凸凹不平，有的凹处可见头皮。他们脖子上挂着木牌，被押解着游街示众。木牌上写着：“投机倒把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大右派”等等字样。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心想：这些家伙都是落水狗！尽管斗了一次又一次，还是不能放过！就是要痛打落水狗，打得他们永远不能跑到岸上来咬人！&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审查了，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想到：如果把我也像落水狗一样痛打不停的话，我可怎么活啊！队伍来到古德寺外，只见大门紧闭，推也推不动。有人骂开了：“里面的臭和尚听着，你们想对抗革命潮流是痴心妄想！快把门打开！”里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同学们愤怒了，不少人翻墙而过。这时，我听见里面传来僧人凄楚的哀求声和同学们愤怒的呵斥声。外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纷纷用手里的棍棒死命敲打门板。很快地，大门开了，外面的人蜂拥而入，几个和尚抱头鼠窜。学生们在一片“呕”声中杀向各处殿堂。顷刻间，到处响起乒令乓啷的打砸声。我嫌自己太文雅，动作太慢，比不过那些工农子弟，万分羞愧，便紧跟着冲进大雄宝殿。这时，大殿内已是一片狼藉，遍地是各色旗幡的碎片和碎玻璃。我一时找不到可砸的东西，急得要命。忽然，我看见有一盏残破的莲花灯可怜巴巴地挂在梁上，大喜过望，赶忙拖过一条已被“采取革命行动”了的椅子，站在这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用铁棍猛敲那盏可怜的莲花灯，必欲敲下地来而后快。莲花灯被打得左右晃荡，玻璃渣直往下掉，可那可恨的灯座就是死也不肯掉下来。我怕玻璃渣砸坏自己的眼镜，又怕扎伤了脸，打了几下，见莲花灯实在打不下来，就气喘吁吁地回到地上，把那个破椅子给打垮了，以泄心头之恨。我看见有人冲着我笑，又气又羞，就来到楼上和尚的一处卧室。一伙学生刚革完命出来。我想，完了，又来晚了。走进去一看，还好，发现一把断了嘴的茶壶和几个裂了缝的杯子，上面有山有水。这还用说，地道的封资修，砸！砸它个稀巴烂！我抄起铁棍敲了几下，把这些东西给“革命”了，便高高兴兴地下楼，来到院子里。大门口，经书已经堆成了小山。旁边躺着几个木雕佛像，上面尽是泥土，一副倒霉相。围观的人比蚂蚁还多，不少人脸上露出不解或诧异的神情。红卫兵在准备火柴，说要烧书。很快地，点着了火。一刹时，火苗腾起，转眼已形成熊熊烈火，呼呼作响。几个红卫兵顺势把佛像丢到火堆上，很快地，佛像也烧着了。人们围着火堆笑啊，跳啊，鼓掌啊，欢呼啊，气氛之热烈比火更盛。我口渴了，就到庙里的厨房去找水喝。几个和尚一看见我，马上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睁大了眼睛盯着我。此情此景，让我好满足啊！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成年人这样“尊重”过我哩！这就是革命的威力呀！我一面接过一个老年和尚双手捧着送过来的开水，得意地喝着，一面严肃而亲切地说：“我们革命是有原则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虐待俘虏’。我们到这里采取革命行动，是来破四旧的，同时也是为了改造你们。你们长期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吃斋念佛，干些封建迷信活动。广大革命群众早就有意见了。今天这次革命行动，就是对你们冲一冲，要你们也参加革命。”见和尚们恭恭敬敬地连连点头，我心里那个乐啊，简直就没法儿说啦！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这样教训人哩，而且是一群大人！我喝完了水，把碗往一个和尚手里一塞，就昂首阔步走出厨房。今天我教训几个和尚，并不是谁交给的任务，完全是我自愿进行的。若干年后，我想，那时“自觉”革命的人太多，所以造成的损失才特别大。中国人――其中有我一个――太容易被鼓动、被操纵，这正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悲剧丛生的原因。武汉市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的古德寺就这样被毁灭了！四大丛林之一的莲溪寺，也在文革中被毁掉。另外两座寺庙，即归元寺和宝通寺，则一直被关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放。古德寺大部分建筑被拆掉，主殿后来被当作某照相机厂的一个车间。该寺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开始重建，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已然部分恢复；但是要恢复到以前的盛况，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改革开放以后，我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典籍，儒释道的都有。关于佛教的，有赵朴初先生介绍佛教的小册子，有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等等。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和我的同学、校友们当年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自己摧残自己的民族赖以生存了几千年的根基――中华文化！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民族和由这样的民族教养出来的子孙！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的说法，在我们这群糊涂孩子身上得到最具体最准确的证明！然而，时光已不可能倒流，做过的傻事已不可能更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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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13 &&
房管局的人造反六六年文革爆发。“八•一八”以后，全国刮起“破四旧”的十二级台风，武汉自然不可能例外。八月下旬的一天，房管局的一大群人敲锣打鼓，举着红旗，喊着口号，来到位于汉口自治一街的京剧团宿舍，在二栋右侧外墙上贴了一份《严正声明》，一个怒形于色的小伙子拿着铁制广播筒在庄严宣告：京剧团宿舍里资产阶级高薪阶层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东风劲吹，捷报频传。一小撮牛鬼蛇神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真是大快人心！革命人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与自豪！我们，房管局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干部，今天来造你们的反！你们竖着耳朵听着：你们拿着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挣来的血汗钱，不宣传无产阶级革文艺路线，不歌唱工农兵，反而尽唱老戏鬼戏黑戏，贩卖封资修的黑货，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腐蚀广大革命群众，腐蚀青少年，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已经堕落为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你们凭什么住在人民建造的楼房里？我们平时给你们整修房屋，是遵从党的政策，并不是觉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们再也不想侍侯你们了！我们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的干部勒令你们，立即滚出这个宿舍，让伟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住进来。倘若不遵从革命的法令，我们必将采取革命行动！勿谓言之不预也！特此声明！（大意如此。我的印象是，原作的措辞更激烈，气势更嚣张）然后，他们又敲锣打鼓举红旗，又呼喊革命口号，十分得意、十分满足地走了。他们走了，可宿舍里乱成了一团。班底们倒没什么，他们不是高薪阶层，不属于“滚出去”的范围，说不定还能乘机换个好一点的房间住哩，所以挺高兴地看着事态发展。角儿们和“二、三路”的不知如何是好，男人咒骂叹息，女人抹泪揪鼻子。我回来了，看到房管局的大字报，非常气愤。我和一帮宿舍里的年轻人在一起议论了半天，认为他们的大方向错了，他们来闹，其实是为了房子。我自信地说：“对他们呐，就用斯大林的话来对付：‘不理睬它！’”我嘴上这么说，可是心一直噗噗跳个不停，紧张得把手不断地往衣服上抹。我想得挺复杂的。我觉得这是文革以来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应当将房子让给工人阶级，因为房子是工人建造的嘛。你高薪阶层住这么好的房子群众当然不服啊！这在武汉市可是甲级房子呀，比许多工人住的房子要好得多。可话又得说回来，这些年角儿们也真听党的话，党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思想上不通是有的，但在行动上是坚决服从没有二话的。五八年，党要唱现代戏，角儿们就唱。青年演员很快就适应了上面的要求，像姐姐、姐夫他们就是的；可有的老演员丢不掉老习惯，出演角色往往念白要上韵（中州韵或湖广韵），像武汉京剧团的陈鹤（音háo，豪）峰演杨白劳、高盛麟演红军指挥员就是的。演员们尽心尽力去演好每一场戏，把这看成学习革命老前辈的具体表现。尽管不太习惯，但还是努力去做。后来，现代戏不叫坐，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各剧团又演老戏。武汉京剧团上演连台本戏《封神榜》，还有其它老戏，生意可好了。六二年以后，搞四清、搞思想革命化，现代戏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武汉京剧团又演出《白毛女》、《赤卫军》、《飞夺泸定桥》、《红色娘子军》等剧目。我就看过郭玉昆演洪长清、杨菊萍演吴琼花。现代戏还是不叫坐，演一场亏一场，但是上面保着，工资照发，演员也就没意见。六四年，十一月下旬，全国的戏曲剧团一律封箱（把老戏的行头统统收在衣箱里），不再唱老戏，演员们就一门心思演新戏。演员们包括那些角儿们真是听党的话。可上面还是一百个不满意，老说演员们、尤其是角儿们演工农兵演得不像，是阶级感情问题，是世界观问题。真不知要把演员改造成什么样子，他们才满意！我很有同感。演员们、角儿们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可怎么就是不行呢？要改造成什么样子才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只是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今天不是说说而已呀，是准备动手啦，这可不是好玩儿的，得认真对待。可怎么对待，我并不知道。我想，估计跟那些家伙辩论也是白搭，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幸好，老天有眼，报上发表了社论《红卫兵要向工农兵学习》，要求红卫兵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后，破四旧的风潮过去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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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00 &&
我的四次串联大串联是文革初期一个极端重要、不可或缺的活动。正是大串联把大、中学生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使红卫兵运动联成一片。所以，谈文革，就一定得谈到大串联。我第一次串联去的是北京，时间是六六年八月三十号。那时候，破四旧刚结束，学校里盛传毛泽东每天要接见八万人。我动了心思，想去北京见毛泽东，就把想法跟我的两个朋友孙长生和沈树信说了。他们也有这个念头，彼此一拍即合。孙长生说：“我爷爷一家在北京，在北新桥。正好可以去找他们。”于是，我们决定结伴同行。当务之急是搞到去北京的火车票。怎么搞呢，我们毫无所知。经过商量，我们想去车站碰碰运气。三十号那天上午，到了大智门车站，我把我们三个的学生证递进售票窗口。我的心在急剧地跳动，不知会遇到怎样的局面。等了一会儿，喜从天降，售票员竟递出我们的学生证和三张车票，车票上标明的时间是当天晚上九点多钟的。登时，我们相视一笑――成功啦！碍于候车室的环境，我们忍住了；但是，一俟出了车站，我们禁不住大笑起来。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结果呀！太顺利啦！我们一路笑着走了一段路，然后各自回家。当时，能到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并非所有的人，必须是“红五类”。我校就奉上级的命令安排过一次红五类子弟去北京的活动。我班的张美萍等人就遇到了这次机会。班上多少人羡慕至极。我、孙长生、沈树信还有其他不“红”（红五类）不“黑”（黑五类）的子弟们心中非常嫉妒、非常不服，却无可奈何。怎么办？只有自己想法子。走正路子不行，就想办法走歪路子。我们自己去搞票，没有校方批准，所以就不是正路子，所以就有人认为是非法的。我不想把我去北京的事告诉我妈，嫌她拢拖茸雷≡诤娇章返木┚缤糯蚬睦姓攀蓝魇迨寮遥蛩业牡奔胰俗肯及⒁探枋凳俏衣枰依唇璧摹Ｋ懊凰担宋沂榍Ｎ夷昧饲按怼蹦仿璞硎玖诵灰猓愀娲腔丶摇当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在我所居住的自治一街武汉市京剧团大门口集合，就一起直奔车站。进站很顺利，可是上车一点也不顺利。因为是从广州到北京的过路车，车上人本来就多，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了一身大汗，才挤进去，但只能站在车厢门口。后来，又来了一批大学生，边吆喝着边挤，竟把我们挤到两节车厢衔接的地方。孙长生喘着粗气说：“刘中秋，刘中秋，我要吐了！”我边喘着粗气边鼓励他：“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想想当年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又冷又饿，多艰苦啊！”有人说：“我这时候倒想爬雪山过草地哩。多凉快！”周围传来笑声。等后来车开动了，才稍许松动了些。我们就把书包垫着坐，双肘交叠往膝盖上一放，在列车的摇晃中睡着了。说是“睡着了”，其实是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等到天大亮的时候，车子早已过了信阳。我第一次看到了华北平原，嗬，那个大呀！我还看见了马车，北方农民挥舞马鞭赶着马前进――这都是在电影上才看到的啊，我兴奋得不得了！车上的人基本上是湖南的学生。从他们的交谈中，从我们对他们的询问中，我了解到他们是到北京请愿的（原因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什么事跟警方起了冲突）。我们三个其实也是到北京想澄清一些感到困惑的问题。我们对“破四旧”最初是热烈拥护并积极参与的，参与了我校砸毁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的古德寺的行动，又参与了我班押送班主任舒先龙先生游街的活动。但是，我们和有些同学如胡国F等还没有完全糊涂，都认为胡乱揪斗人是不对的，为此在班上跟文革小组负责人张某、刘某、郑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还去过市委信访部希望得到支持。不料，《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令我们哑口无言。但是，我们重温了毛泽东关于政策的说教，仍然想不明白，总想把问题搞清楚。这也是我们去北京的一个原因。因此，我们和那些湖南学生有共鸣之处。从广播里，我们得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五十万人，羡慕得不得了，深悔晚了一步，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当时，我们不知道，半个月后，我们也参加了毛的第三次接见。我们当天晚上到了北京。下车后出了站，我们去找长生他爷爷。一路上看到很多红卫兵小队，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见他们个个面无表情，所到之处，人人敬而远之。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不言不语，加上昏黄的路灯，给我的感觉是气氛非常压抑。我们来到北新桥某居民区。这个居民区离马路有点距离，路灯更昏暗，又少，户外只有几个小学生在玩，我感到气氛更压抑。长生在昏暗中拉住一个人，喊了声“奶奶”。他奶奶擦了擦眼睛，说了声：“呦，是长生啊！”就拉着她进了一个小院儿。我和沈树信也跟着进去了――我第一次实地看见了“仰慕”已久的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四合院。我一时很兴奋，又好奇。他爷爷看见我们，不是笑容满面，而是严厉又带着惊恐地问我们：“你们是串连来了，还是请愿来了？”&我和沈树信看到这架式，心里老大不高兴；孙长生更是没好气地说：“什么都不是！”他爷爷又问了他几声。他一句话也不说。我见气氛不对劲，就说：“爷爷，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如果有不同意见还准备跟写大字报的人交换意见，还准备跟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谈谈，谈他们的《十条》，还……”&他爷爷一听此话竟然脸色大变：“那么说，你们是请愿来了？你们还敢跟清华红卫兵谈谈？不要脑袋啦？走！赶快走！现在就走！今儿晚上就走。现在是戡乱时期，别惹麻烦！”他堂叔也说：“你们还敢跟清华红卫兵谈谈？胆子也忒大了！他们定的《新十条》就跟《十六条》一样，各单位都乖乖执行，你们可千万别去碰他们！这样吧，我带你们去天安门的一个接待站，要是能接待你们，你们就留下来吧。”&长生这才转怒为喜，斜视了他爷爷一眼。他爷爷的脸本来就瘦，还满是褶子，再绷着脸，让人看着又别扭又害怕。听他堂叔说完以后，他爷爷一声不吭，陪着我们一起去了。刚出院门，长生的奶奶一把拉住长生，呼唤了一声“长生”，就哭了。当时，我只觉得是通常的祖孙感情的表现，为此着实感动了一阵，但没有深入思考。过了几年，我在回想此一情景和他爷爷的态度时蓦地产生另一种心情，就是凄凉感。怎能不凄凉？长生和他爷爷、奶奶，一在北京，一在武汉，相隔两、三千里，见一次面实属不易；可是，在破四旧的狂潮刚刚过去，令人恐惧、压抑的社会氛围竟然使平素难得一见的祖孙不敢立即相聚，不得不“寻求”政治上的“保险系数”！那是个怎样的世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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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28 &&
出了巷口，过马路，先到一个中等规模的饭馆吃点东西。他堂叔去叫菜去了。我观察了一下这个饭馆，发现饭馆内吃饭的人较多，但没什么人说话，几乎鸦雀无声，气氛显得肃杀；还发现个别服务人员胸前有块白布，上写该人的姓名和政治身份资本家或五类分子。我觉得北京的革命比武汉的厉害多了。正想着哩，长生他堂叔端来三盘菜，说：“吃饭的菜没了，就用下酒的菜吧。”我们匆匆吃过，就奔汽车站，上了去天安门的汽车。汽车在昏暗的马路上前行，到了东单往右拐，上了东长安街，马路才明亮起来。到了天安门，我看见那一块特别亮。原来，整个天安门城楼都被高度数的电灯环绕，毛泽东巨幅画像的周围也是高度数的电灯。到了府右街中南海西门，中央办公厅在那里临时设了一个接待站。八月八号那天，毛泽东路过时突然就下车去见了一些群众，报上登了毛泽东当时一句著名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会儿我来到这里，心里自然万分激动了。我们见到一位负责的工作人员。他轻言细语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和蔼地说：“我给你们开个条子，你们去某处接待站。”说完，就开了个条子递给我。我们一行出来后，沿着路灯昏暗的马路走到另一处接待站。接待站设置在一个不知是什么单位的小礼堂里。里面的人都堆起来了，都在急不可耐地等着安排。我们在大门口领了号，号码写在一张长方形的纸片上。我们领的号码是“***”，就耐心地等着叫号。工作人员忙着叫号，两个号码之间相隔几十号，凡属于号码范围以内的就急忙大喊：“到！”&工作人员验过他们的号，就安排他们去某单位或某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我们来得太迟，当晚安排已不可能，只能在接待站囫囵睡一晚上了，等到第二天再说。我们劝长生的爷爷、堂叔先回去，说好等安排了就去找他们。他爷爷和他堂叔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离去。接待站里早已“人满为患”，我们只得自谋睡处。八月底已是秋天，当晚还刮起了北风，气温降低了一些。我体质单薄，怕冷，就想找一处暖和的地方挤一挤，混一晚上再说。还别说，我很快就找到一处比较合适的地方――在礼堂的主席台上睡满了人，有几个大学生在侧着身子酣睡；我便在他们中间一尺左右宽的空隙里侧身睡下了。第二天，大家早早就起身，等着安排。我们刚好被安排到北新桥方家胡同小学，离他爷爷家满近。这倒是没想到的，也许是老天爷的关照吧。那时候，北京的革命气氛浓得很。人们正沉浸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后的亢奋情绪中。听说前几天好多学生和群众跑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沿途贴了不少标语。我在东单也看到过标语，有一幅的内容是：“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这一类标语是怀念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反对现在的苏联的。孙长生带我和沈树信到扬威路去了一趟。我看见扬威路中间用石灰浆画了一个粗粗的长长的箭头，箭头前面写了“反修路”三个大字；还看见了苏联大使馆。为了支持串联，官方安排了许多大卡车，到指定的地点去坐，人满了，车就走；有时候，没赶上这样的车，就坐公共汽车，不用买票。在公汽上，售票员卖完了票，就大声背诵毛泽东语录。我们跑了不少大学，在大学，看了好多大字报，真是长见识。每次跑了一个大学，我都很激动，因为大学里有很多很多大字报，内容基本上是我闻所未闻的讯息，例如有康生的讲话，说毛泽东在这方面超过了马克思、在那方面超过了列宁。我觉得我视野开阔了，头脑丰富了。我们冒过一次险。我们三个来到清华大学附中，找到他们的接待处。一个学生接待了我们。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表达了不同意见，主要是批评他们的《十条》扩大了打击面，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那个学生没有反驳我们，只是死盯着我们，然后问我们是什么成分。我当时被他盯得心里有点儿发虚，但无暇多想，就挺直腰杆说：“我父亲在武汉市江汉区工作，是革命干部。”那个学生才没有进一步盘问。这时候，有人进来喊：“你还磨蹭啥呢，快去开会，就等你了。”那个学生口气缓和地说：“我去开会去了。你们先坐会儿。”说完，拿了笔记本就走了。是沈树信还是孙长生说：“我看就别等了。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都是高干子弟，真要把我们怎么了，没人敢管，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有理，还是“走”为上。我们打开门，看了看两边，见没有一个人，就赶紧走了。事后，我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哩。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不懂得江湖风险，弄得不好真会出什么事儿的。我去北京带了十块钱，所以必须节省着用。我按每天伍毛（角）钱开销：早餐用一毛二到一毛伍，吃一个馒头（四分钱）或窝窝头（三分钱），再吃一碗稀饭（价格忘了），花粮票三两，再买一份酱菜丝；中餐、晚餐共用三毛或两毛八，各吃四两米饭，要花去一毛二，再买一份素菜。这是在饭馆里吃。如果在大学吃饭，花一毛伍、三两粮票买一张进餐证，可以领到一份带肉或带鱼或鱼肉都有的“盖浇饭”，味道相当不错，分量很足，比在饭馆吃强多了。所以，有时我们就在大学吃两顿。剩下的一毛钱是买水果吃的。常吃的有“京白梨”和天津鸭梨（雅梨）。后来，到第十天左右吧，听说来京串联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钱粮，我们就去申请了（拿学生证就行，很方便。不过是找哪个部门就记不清了），果然得到了补助，标准是一天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但钱粮不交给本人，有关部门给个证明条（上有公章），本人持此条去指定的饭馆用餐；为了方便学生到各校串联，允许学生带走一天的伙食。我们被安排到方家胡同小学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馆。这样一来，我的腰包登时就“鼓”起来啦，手头也“阔绰”了，就可以到别的饭馆吃“粉蒸肉”、“红烧肉”之类的高档伙食了啦到北京才两、三天，寒潮就来了。我们三个还都穿着夏天的短服装，觉着好冷。寒潮是半夜来的。我越睡越冷，迷糊中竟伸手把相邻的一个河南来京的小学生的小棉被给扯过来了，盖在身上，沈树信也“沾”了点光。第二天，那位小学生说，怎么盖了棉被还冷。我和沈树信笑得不得了。这算是那次串联中一段喜剧性的插曲。长生的爷爷奶奶和他堂叔关心我们，借给我和沈树信一人一套长衣裤，是咔叽布的，完全能应付冷空气。这身衣裤我和沈树信都穿回到武汉，洗了以后还给了孙长生。他爷爷奶奶还借给我们一床棉被，晚上睡觉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还上了景山，在景山上欣赏了故宫。本来是不会去的，因为北京的学生对外地来京的学生有意见，说多数人是来游山玩水的。后来，我们在北大（或清华）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是陶铸的讲话，说许多外地学生是第一次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想看看首都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嘛（大意如此）。当时，陶铸是中共中央常委，第四号人物，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有他的话在那儿，我们如同拿了尚方宝剑一样“有恃无恐”起来，就有了“玩”的念头。这样，我们就上了景山。故宫顶上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显得分外鲜亮，非常壮观。北京也有非常不好的现象。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到指定地点坐车，经过长生他二姑的工厂。我们想进去看大字报。门卫不让进去，说里面正在学习，雷打不动。有人去报信。这时，我看见厂门上贴有一张传单，是讲北京红卫兵大闹天津的事情的，见传单大部分已脱落，就想扯下来，可是扯了两下扯不动，就算了。长生的二姑来了，说正学习哩，有事儿晚上再说。我们就走了。当天晚上，长生从他爷爷那儿回到学校，笑得要命。我和沈树信问他笑什么，他说我走后，门卫准备叫人把我抓起来，说我不该撕扯传单。他二姑说，这孩子小时候得过病，神经有毛病。门卫这才算了。我听完了，只能苦笑。过了若干年，我想起此事就感叹不已：在那年月，做个正常人居然还不如做个精神病患者好。还有一点：我看到了所谓牛鬼蛇神的队伍。北京破四旧比武汉厉害得多，好多街道里有问题的人被打了、被剪了头发。男人被剪了头发，倒无所谓，可是女人被剪了头发就惨啦，剪得乱七八糟的，只得剃成光头，还怎么见人呢？特别是熟人！我在北京就亲眼看见不少这样的女人。这些所谓牛鬼蛇神每天早晨集合听训话，然后劳动，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他们还被勒令唱一首歌，记得歌词有这几句：“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我有罪！”唉，现在想想，那简直就是侮辱人！他们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们。说起来，谁也没有正式宣布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可是在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及其子女没有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掌权者可以任意决定对待他们的态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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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51 &&
中国人――其中有我一个――太容易被鼓动、被操纵，这正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悲剧丛生的原因。++++++++++++++++++++++++++++++++++++++++++++++==楼主的文章真实重现了当年红卫兵的一些疯狂行动，青年人为什么那样容易被鼓动、被操纵，是长期思想革命化教育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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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38 &&
我的文革武斗回忆：《现在杀个人不如杀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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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10 &&
中国人――其中有我一个――太容易被鼓动、被操纵，这正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悲剧丛生的原因。++++++++++++++++++++++++++++++++++++++++++++++==楼主的文章真实重现了当年红卫兵的一些疯狂行动，青年人为什么那样容易被鼓动、被操纵，是长期思想革命化教育的恶果。――――――――――――――――――――――――挺九楼的先生！六十年代初期（主要是六三年）开始的“思想革命化”，鼓噪阶级斗争，火药味越来越浓。学生们普遍树立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个观念。所以，学生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自然就尽量表现出“恨”和“狠”的情绪来。在文革中这种情绪达到极致，以致出现破四旧中用军用皮带打人、拉人游街又一路打骂的现象，更有甚者，以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为乐事的事件（六六年在北京市大兴县就已经出现对四类分子灭门的事，而到了六八年，在湖南某些地方就出现更大规模屠杀四类分子甚至全家的法西斯暴行）。就我观察，有那种心态的人不一定完全绝迹。那些仍然为文革辩护的人在将来某一天未必不会重演或导演文革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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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08 &&
那次在北京，必须说到九月十五号毛泽东的接见。那次接见，在文革史上算第三次。见毛泽东，是我和孙长生、沈树信的心愿，也是到北京来的主要目的。现在和将来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可是在当年，见到毛泽东是一件最荣耀、最值得显摆的事。那是造神运动的结果。有一天，我们到市委接待站去，走进一间客房，看见一个大学生。他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问我们是那个省的。我们说是湖北的。他马上走过来拉着我们的手说：“也是中南区的，太好了！我们几个大学的战友准备召开誓师大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欢迎你们也去。”这时又有一些学生进来了，那个大学生问明来者都是中南五省的，就激动起来了，马上站在床上说：“鉴于中南区的革命形势落后于全国的革命形势，我们准备召开誓师大会，把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起来，欢迎你们大家都去。地点是工人体育场，时间是明天。”大家一致表示肯定去。第二天，我们去了。会场真是热闹，人山人海，歌声、口号声、呼喊声一阵接一阵。有一个喊声最响亮，就是“我们要见毛主席”，集体喊了无数遍。我们也跟着喊，喊得嗓子都快哑了。我们到北京已经十来天了，怎么一直没有毛泽东接见的消息，心里着实不甘。我们到场外闲走一回，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司机正跟几个北京红卫兵聊着哩。他们都穿着军服。一个红卫兵傲慢地说：“操，他妈的，什么成分，想见毛主席！”&司机边抽烟边说：“主席能随便见他们吗？谁放心呐？”另一个红卫兵说：“别说你不放心，就是我们也不放心呐！他们，什么成分！”其他的红卫兵也说：“操，什么成分！”我看着他们就来气。这要是在武汉的话，我早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只是在心里痛骂他们：“王八蛋！”集会一直到天快黑了还没散，也不肯散。后来，来了中央文革的一位，是谁已记不清了，他说，同志们想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明大家是非常非常热爱毛主席的，我们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我回去以后一定把同志们的愿望向中央首长反映（大意如此）。大会主持人规劝大家伙散去，等待好消息。集会的学生这才解散。我以为见毛泽东也不知是哪辈子的事，都快不抱什么信心了。可是没想到，很快就梦想成真了。记得是九月十二号下午，方家胡同小学接到通知，要学生代表去区里开会。我和一位河南来京的初中生去了。区里的一位领导激动万分地向与会者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将要接见广大革命群众！”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接着，区里领导交代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宜，但没有具体的安排。我们回校后就只能说个大概。校方不太满意。所以，区里第二次通知开会，校方没有告诉我，是学校的一个老师去的。当天晚上，他召集住在学校的所有学生开会，把具体安排一点一点告诉给我们，要求我们明天上午九点钟集合，九点半钟以前一定出发。我心里想，正式接见肯定是下午的事，去那么早干吗？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把内务处理完毕，就直奔那家回民餐馆，拿了一天的伙食，有火烧、炸糕，装了一大书包，便匆匆赶回学校。饱餐一顿后，就耐心地等待。终于到九点钟了，所有的人匆匆集合，一行人迅速来到车站，上了车。汽车向天安门前进。快到东单的时候，车停了，那位老师催促我们快下车，说是前面已经戒严，要我们走着去天安门。走了才一会儿，我们看见好多参加接见的群众队伍在飞快地奔跑。不用说，都想冲到前面去，抢占尽可能接近天安门的位置。那位老师跟我们点点头，我们也跑了起来。我们队伍人不多，他带我们抄小巷，走近路，冲到东长安街，然后迅速跑向天安门。天安门外早已有人来了，我们离天安门至少一、两千米。我好遗憾，不过也只能如此。但是，我们这个队伍还是很齐心，只要前面有一点松动，就狠狠往前挤。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居然挤到离天安门一千米左右的地方。那天群众来的很多，后来才知道有上百万人哩！北京卫戍区官兵和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纠察队组成人墙，从不同方向排列，形成一条又一条窄窄的通道，强行把人群分隔开，以免人挤成一堆，不好管理。这时，我才理解方家胡同小学的老师为什么要我们早点集合了，敢情是想尽可能靠近天安门城楼。他们是本地人，知道接见活动中的奥秘。五点钟，接见开始。先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接着是周总理讲话，说革命是不容易的，要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然后是毛泽东接见。在《东方红》、《金色的太阳》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声和播音员的解说中，毛泽东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他身后跟着一盏灯，为的是让群众看清楚。可我哪里看得清楚？借了一个望远镜，以为可以看清楚了，可是人又多，挤过来挤过去的，我连站都站不住，望远镜根本用不上，所以我只看见毛泽东的身影，还是模糊的――不过，这已经足够了。接见完毕，城楼上广播里传出播音员的话：“现在，开始游行！”可是，半天没有动静，人们都很奇怪和纳闷。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估计是人太多，难以指挥，于是只得作罢。后来，中间的人向前门方向前进。这时，播音员说：“请大家向两边疏散！”反复呼叫。我们从东交民巷疏散出来，走回方家胡同。一路上，见到好多好多街道办的人和小学生摆着矮桌子，上面放着装满水的罐子和开水瓶，站在人行道上，端着一碗水，大声喊着：“同志们，辛苦啦，请喝水吧！”我确实口渴难耐，喝了几次。这次毛的接见让我着实地兴奋了好多天呐。这毕竟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有六、七亿人，有机会参加这种接见活动的人能有多少？机会难得！过了两天，我们就回武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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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25 &&
我的第二次串联是在六六年十月下旬，我和我的三位同学去上海，坐东方红*号轮。九月十七号回武汉后，我就投入到造反活动中去了。那时，北京有很多学生以大学生为骨干组成造反大队奔赴四方，“炮轰”各个省市委，指出他们派遣工作组镇压群众，压制革命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此要给所谓的“右派”平反并赔礼道歉，还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做出深刻检讨。武汉就来了一支这样的队伍，叫“北京南下造反大队”，领头的是北京人民大学的赵某。对他们，我当然是欢迎的。欢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符合当时报上鼓吹的造反精神。在破四旧的狂潮中，报上登载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早期的红卫兵，他们是红卫兵的创始人，反工作组的（他们反工作组并不是因为工作组打击了群众，而是认为工作组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派，故意转移斗争大方向，因此曾一度被工作组认为是非法组织；后来被毛泽东看中，率先肯定了他们的合法性和革命性，使他们一夜成名）――所写的文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和《再论》、《三论》。我和其他青少年一样，看他们的文章直看得热血沸腾，还模仿他们写了“三谈”（《谈造反》、《谈乱》、《谈群众》）。我有了造反的念头，自然就站在南下造反大队一边了。再一是为了我的姐姐和姐夫。我姐和姐夫是湖北省鄂城县京剧团演员，他们自一九五六年代表剧团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汇演湖北省赛区演出《董家山》获奖并一举成名。古人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真的一点儿不假。我姐和姐夫成名后一直就过得不顺，总说他们骄傲自大、忘记了党的培养，而且世界观没改造好，从五七年反右起，一有运动就拿他们”开刀”，弄得我家人――娘家人和婆家人――不得安宁。文革伊始，工作组进驻剧团，把姐姐、姐夫划为敌我矛盾，但对姐姐“手下留情”，权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工作组还把姐夫批斗了，并严令姐姐姐夫只能待在住房里，又派人持枪守门。他们的工资被扣了不少，姐姐的由一百四十元降到九十元，姐夫的由一百元降到八十元――这是根据哪一条？没有，也不需要有，凭的是强权！姐夫写信到武汉，告知一切，把家里人都吓死了也急死了，我妈和姐夫的妈哭成一团。我太了解姐姐姐夫了，坚信他们绝不会是反革命，也不是“黑线人物”（当时对“五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学术界――中有政治问题的人的说法）；可是，面对现实，我又无所适从，满脑子困惑。因此，对撤走工作组、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我是从心底里认同的、行动上是紧跟的。我常常跑到大学去看大字报，跟反对北京学生的人辩论，还在学校里跟反对“怀疑一切”（那时支持造反的人都鼓吹怀疑一切，反对造反的人都批判怀疑一切）的人辩论，自诩是“怀疑一切的万能论者”，乐此不疲。国庆假期期间，我去了一趟鄂城，了解姐姐姐夫的境况。他们是牢骚满腹，姐夫最生气，骂剧团领导和工作组不是东西，有私心杂念，随便冤枉人。我问姐姐：“他们说你们是什么？”姐姐说：“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说魏亚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姐夫在一旁苦笑。对魏亚英，我是了解的，她是唱老生的，当了个副团长。要说当走资派，也轮不到她头上啊，应该是团长、特别是书记呀。我觉得这不正常，便安慰他们说，这样对待你们肯定不对，现在工作组走了，以后的形势说不定会变的。姐姐还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姐夫则有些信心。第二天，我就回武汉了；但心里的疙瘩始终解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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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4 &&
一天，我正和同学们讨论以后运动会怎么搞的问题，忽然听到广播里发出通知，叫全体同学立即集中到各教室前的走廊上，准备听录音。同学们立即走出教室，靠在水泥栏杆上，猜测着将要听到什么内容。我听到了来自北京的声音：周总理宣布中共中央的重要决定，给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平反；接着，传出人们连连高呼“万岁”的声音。与此同时，各教学楼的走廊上也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登时激动万分，觉得自己又一次紧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也为姐姐姐夫高兴。反对南下造反大队及其支持者的势力有当地官方做后盾而居于优势，但鼓动造反的人绝不屈服。这样，双方就僵持在那儿。《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指出文革中有一条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局势就发生微妙变化了，一些反对造反的人开始采取观望态度了，而鼓动造反的力量在慢慢加强。这在大中学生中尤其如此，只是一时还没有对工作组和单位的党支部采取行动，而表现为外出串联。十月中旬，孙长生来找我，提出再出去串联，去上海。我说暂时还不想出去，想留在武汉再观察一下形势，并提出他们出去搜集资料寄给我，我搜集资料等他们回来一起研究。他说“好”。几天以后，他和沈树信、孙梦得、余其钰、夏磊、宋家豪、李石英和张恒久一起坐“东方红*号”离汉。张恒久本来是送孙梦得的，说是家人不让他走；可是，眼看着同学们上了船，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到候船室搞了票，也上了船。我支持他，还陪他跑来跑去，送他上船。他托我跟他家里人说说，寄点钱给他。我满口答应并告知他家人。他父母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与孙长生他们同行的还有我的一位初中同学也是好友严语实。严语实读高中时在七中，后来上面搞教育革命，把他们这一届的学生连锅端地送到京山县办校，至于怎么办，谁也不知道。文革发生，他们想回武汉，就开始造反，直闹得人去校空。他和同学们都回武汉了。他来找我，询问串联的事。我把我去北京的经过讲给他听，把它深深打动了，表示也想外出串联。我把它介绍给孙长生。孙长生因为我的关系早就认识他，自然是答应的。于是，严语实就跟他们去上海了。很多人都走了，我则去大学和在大街上看大字报，不时和观点相反的人辩论。那时的事，有三件值得记下。第一件：观看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那张大字报贴在民众乐园大门外右侧的墙上，内容是提出一系列问题，其中有：是谁在六二年搞右倾，又在六四年搞形左而实右？是谁背着毛主席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毛主席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又是针对谁说的？看着这张大字报，人群中议论纷纷，像炸开了锅。联想到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一个中央领导人由第二位一下子降到了第八，人们马上就猜到是刘少奇！年轻人――其中就有我――看完大字报，都大声说“肯定是刘少奇！”而中、老年人看完后都默不做声，面无表情。我当时觉得他们太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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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持造反派封《湖北日报》社所在地――红旗大楼――的举动。记得是十月中旬的事。那天，我又在六渡桥至江汉路一带看大字报并跟观点不同的人辩论，突然听说有人封了红旗大楼，我就急忙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到红旗大楼外，见大楼的正门已被关闭，门口的台阶上站满了反对者，记得其中有一些女学生，都戴着红袖章，上写“女红军”三字。她们比男的表现得还激动，对造反派散发给她们的传单看也不看拿到手里就撕得粉碎。台阶下，人们自动分成两个阵营展开舌战；不过，反对的多，明确支持的少，多数人当“厅（听）长”，只听不说。我当然站在造反派一边，跟反对者们唇枪舌剑，把嗓子也喊哑了，但仍然毫不退让。这时，有位上海口音的大学生，在那里说：“湖北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严重••••••”话音未落，一个老工人紧紧抓住他的领口说：“么样啊，你说湖北人都是拐（坏）的呀！”那位大学生赶忙申辩道：“我没有说，我是说••••••”又是话音未落，那个老工人跳起来大喊：“同志们呐，他说我们湖北人都是拐的呀！”有一些人开始鼓噪：“抓起来！抓起来！”当然，也有反对他们这样闹事的，发出愤愤不平的声音。我声嘶力竭地喊道：“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没有这样说，是那个人瞎说的！”这后一句话看来惹恼了那个老工人和他的同伙，有一个人上来抓我的领口。我不让他抓，一个劲地挣扎。不过，我哪里是此人的对手，渐渐不支了。有的人上来帮我，有的人帮他，双方扭扯了好大一会儿。那个人松了手，边走开边回头说：“看你们右派猖狂沙！“（“沙”，武汉方言，语气词，相当于“啊”、“啥”）我得意地看着他们，心里充满自豪感。那天晚上，我挨到转了钟才回家。路上的行人较少，但仍有往红旗大楼赶的。三是参加了一次湖北大学（即现在的“武汉财经大学”）的集会。这次集会是湖大造反派举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下着中雨，我照例去湖大看大字报、听讲演。刚进门，就看见宣传栏贴出一个通知，说下午两点钟（或三点钟）在大礼堂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决定参加，中午在湖大学生食堂吃的饭。吃完饭，我就来到大礼堂，坐在前几排当中的位置上。会前，趴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小睡了片刻。后来，人越来越多，相互交谈，很是热闹。会议开始，一个又一个人上台发言。人们倾听一些老师、学生愤怒揭发工作组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事实。记得有一位女学生激动地说：“同学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中央文革说了，你们是光荣的反革命！”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还高喊“毛主席万岁”。我兴奋得把手也拍红了，由此受到启发：我校的工作组也是这样的，不批党总支，只批老师，甚至在学生中揭发坏人坏事，转移斗争大方向。这不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我深深感到问题并不简单，同时产生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认为应该找同学、校友们认真处理这个问题。这时，我又想起了姐姐姐夫，希望他们快点平反。第四件事是湖北省委为南下造反大队平反的大会，地点在武昌体育场，时间是十月中旬。有一天，我又去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刚下车不久，看见一辆宣传车大喊大叫地过来了，说是南下造反大队和大专院校于某日要在武昌体育场开大会，将有重要新闻公布，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参加。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兴奋呐，决定届时参加。那天，我去了，只见里面的人相当多，除了主席台上的人以外，都坐在地上。我找了个尽可能接近主席台的位置坐下。主席台上一个大学生在激动地发言，批评湖北省委压制学生造反、把学生打成右派的错误，要求省委做检讨。下一个是湖北省委秘书长张某发言，说代表湖北省委宣布，北京南下造反大队负责人赵某是“革命的好同志”。会场上一片讥笑声。再下面，大会主持人说：“请张体学（湖北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的好孩子周某发言！”台下又是一片讥笑声。这个周某力保省委，反对北京南下造反大队，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我想看看周某是怎样的模样。可是，周某没有露面，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也一直没有露过面。后来出尽风头的是造反派的一些头头；不过，在诡谲多变的政治风浪中，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无一人逃过了政治上的惩罚。别说他们，就连比他们更出风头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中央文革的大员也没逃过政治上的惩罚！他们只是棋盘上的棋子，由人摆弄，需要则用，不用则弃。唉，真是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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