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地狱人间（上）
第三章　地狱人间（上）
　　　　　　　　　　　　　　　　第三章　　　地狱人间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在土改农民分得土地以后，农民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由于父亲服刑的农场犯人多半是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农场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没有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的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向父亲他们几个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赶英超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的父亲在台上看到民兵持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的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一米多后，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深翻土地时，我的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河南省杞县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的父亲那里看到：只要农民一到休息时间，每次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把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每一次休息，都要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的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也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农场来对农场领导说这些“右派”活得太滋润了，消极怠工，如果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会让这帮右派们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拒绝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居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居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那么，什么叫“居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劳力、女劳力、少年劳力、老年人、儿童五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居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居家并屯”实行后，农民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儿童村”和“老人村”。由于老人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的劳改营从杞县转移到河南焦作地区。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看到山坡上的壮观景象：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父亲走到那些坟头前看到每座坟前都插着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那些木牌都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这些的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N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别再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豫北滑县也开始“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赶超美英，先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所以后来闹饥荒时连草根树皮都没的吃。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东西，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向我讲起的时候总是叹息着说，好多一同干活弟兄，都累死在那个时候。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一看到炊烟，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粮食。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打开大门，进屋用铁条在地上戳，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招徕横祸，挨批斗。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结果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喂.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上级来参观检查时，就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滑县是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西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的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过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我还看到那条河边有一些无碑的坟墓，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
　　挖河工程最紧张时，甚至出现了连续几天几夜不许停工、不许休息的情况。农民实在受不了了，就琢磨着逃亡。前面提到过的领着大姨探监的那位船姥姥，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大臊，当年十七八岁，正是挖河的棒劳力。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快要累死了，就跟船姥姥偷偷商量着要逃跑。那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逃亡全靠步行；白天不能走，也不能讨饭，否则被人家捉住送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时公共食堂还能吃饱，大臊就每天多领一个馒头，找个地方埋起来，又谎称拉肚子，每天在茅坑蹲很长时间，给村干部形成一个错觉。终于等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臊在干活时又谎称去拉肚子，船姥姥偷偷把干粮从地里挖出来送到大臊那里，于是大臊就逃跑了。村干部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大臊回来，就派了民兵拿着枪去追赶，也没追上。大臊昼伏夜行走了四五天，来到了河南鹤壁市煤矿。恰好当时煤矿也在大跃进，就下井当了矿工。大臊这人运气好，逃亡算是成功了；有些逃走的人则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回来。
　　人被这样过度地奴役，但生产队的牲口却需要和正常情况休息，因为那算“集体财物”，是要爱惜的。那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但我父亲在河南杞县农村演出时却亲眼见到过给牲口“刷牙”的情景。那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父亲他们收拾好乐器走到一个牲口棚旁边，见到几个男社员正在拎着个水桶，用大刷子挨个给牲口刷牙。我父亲他们头一次看见给牲口刷牙，觉得有趣，就站在一边看稀罕。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到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这种牲口有劲，但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已经骨折了。
　　那时的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的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居家并屯”。开始分类那天，全村人排成一个长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营，都由他们说了算。当时我的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四、五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进行筛选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居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里面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居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的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母亲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话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他们的爹比较窝囊，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可怜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当时她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我母亲直想哭，却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的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的母亲七岁就得了关节炎，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权需要牺牲，那么搞建设也需要牺牲。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注】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1958年大炼钢铁
画说大炼钢铁
河南博爱县的农村，干脆就在山坡上挖地三尺，用所谓“土平方炉”炼铁。上图反映出当时规模宏大的大炼钢铁场面，真可谓是“全民炼钢铁，钢铁炼全民”。
今天，当我在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很理解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干部、群众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也为当年全国人民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所谓大炼钢铁运动是得不偿失的。中共党史“二卷”提供的数据表明，1958年的钢产量为1108万吨，合格的仅有800万吨（合格率72%）；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合格的仅有900万吨（合格率66%）。换句话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钢铁产品是废品。“二卷”还指出，大高炉生产一吨生铁的成本是100元左右，而小高炉和土高炉生产一吨生铁的成本高达300元左右。为此，1958年仅炼铁补贴一项，国家财政的支出就高达40亿元，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1/10。“大炼钢铁”使大量的煤炭、矿石、林木等资源遭到破坏，河南大别山区的林木被砍伐殆尽，长江上游的林木被毁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带来长期的后患（由此造成的泥石流至今仍然肆虐成灾）。“大炼钢铁”还造成农业有10%的庄稼无人收割，烂在地里。
过去我们常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抗震救灾工作就需要全国人民的支援。但是，像1958年“大炼钢铁”这样的违背科学规律的“大事”，还是少办一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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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为什么大跃进时土高炉炼钢会制造出大量不合格产品？_百度知道
为什么大跃进时土高炉炼钢会制造出大量不合格产品？
大跃进炼钢的方法根本不对，大跃进炼钢的方法不对在哪里历史老师说，压根儿没有那样炼钢的所以我想知道？请对当时历史比较了解的人回答；如果不对，为什么当时的科学家和中央高层领导人不竭力制止
大炼钢铁炼钢。用来炼钢材料质量都不好。大跃进时代，曾经的口号赶超英美，土高炉炼出一炉子铁渣子，纯粹是为了指标，炼出的钢都是废铁，连做饭的锅都砸了炼钢
那和炼钢方式有关系吗？还是只是因为原材料质量差造成的？如果那样科学家和领导高层为什么不批判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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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1条回答
对炼钢稍微有点了解的人来说两句。（不是非常了解，但是总比搞历史的文科生了解得多一点。）
首先要明确，炼铁和炼钢是两个过程。
炼铁，原料是铁矿石，焦炭，石灰岩，加上空气，设备一般是高炉，产生的产品是高炉煤气，生铁（！！），副产物炉渣。
炼钢，原料是生铁，空气，偶尔有一些锰或者其他的金属，设备有三种，平炉，转炉，电炉，产生的产品是钢（也有一氧化碳，但是似乎是被烧掉了。）
也就是说！高炉根本不是炼钢的设备！是炼生铁的！如果真的要用高炉，投入的原料也应该是铁矿石，也就是铁的氧化物（其他铁的化合物一般先转化成铁的氧化物），锅碗瓢盆不是铁的氧化物，扔到高炉里面是肯定不行的。
然后你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被制止。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的。首先解释一下大炼钢铁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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