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西方佛教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同根同源（一）
来源：大同思想网
作者：龙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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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印度佛教源自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龙西江&【内容摘要】考古表明，上古东方蒙古人种远早于地中海白种人进入印度地区。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同为上古印度土著，两者有着某种共同的底层原始萨满宗教渊源。释迦牟尼和释迦族可能是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夏（嘉、迦）人之古羌系统人群。佛教是从释迦族的部族传统宗教中，并作为东方沙门，在与正统的婆罗门教的辩论、对抗和刺激中，产生发展而来。佛教源自中国底层原始萨满宗教思想，佛教与中国的儒、道思想有着深刻渊源，佛教只有在古代印度这种对异端宗教思想极为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佛教的产生是人类宗教思想史上的最伟大事件。
【关键词】佛教，萨满，释迦，蒙古人种，宇宙树（阿笈摩、建木），迦摩缕波，都广之野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按照传统文献的记载，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在过去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从公元十二世纪始，佛教在印度全境基本绝迹，由印度教一统天下。从二十世纪开始，佛教在印度有所恢复。但以十一亿人口之巨的印度，信仰佛教的人实在寥寥无几。
作为东方人，作为蒙古人种的东方人，从青年时代我在翻阅佛典时，常常会突然产生一种诧异和想法：佛教的思想几乎是东方蒙古人种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东西，怎么会起源于印度呢？印度虽也是东方，但佛教中相当多的精神与印度相距甚远的。然而，依据历史文献，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5年出生在尼泊尔境内南部靠近印尼边界的兰毗尼。因此，佛教起源于印度、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谁也推不翻的。这可以说是常识。可是，常识也有可能出错。再者，我们看到，历史上当佛教向蒙古草原和西藏高原传播时，像大海波涛汹湧，全力向外扩张蒙古民族，一听到佛教，就像听到天簌之音，平静了，扩张停止了。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民族，亦复如是。
佛教与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吠檀多、奥义书原理是什么关系？
佛教与中国的萨满教、道教和东亚民族究竟是什么关系？需深究。
怀着上述思想，在三十多年前，我开始注意查阅佛教起源，印度教与佛教，佛教与中国道教儒教的关系与区别的资料。并注意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西方文明的起源和相互关系的问题。对人类思想史、宗教思想史进行比较深入的关注。在大量宗教文献的对比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原始宗教学的田野考察的基础，我个人认为、中印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底层原始宗教文化（指黄色蒙古人种和棕色达罗毗茶人的共同原始文化），佛教是中印文化冲撞交汇的产物（笔者注：这里的&中印&在上古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地域文明），印度佛教思想应该较多地源自中国和东亚黄种人的原始萨满宗教思想。当然、这只是仅供参考的个人观点。下面我进行论证，以求教方家。
一、上古印度河考古文化发现这里有着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民族宗教背景
人类原始文化系统和人类原始宗教的文明系统从史前期迄今，应该有一至两万年以上的历史。与现有的国家历史和国界相比，前者要比后者古老得多，时间跨度要久远得多。在进行人类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的比较和研究时，如果不考虑人类文明和宗教系统的史前期，深刻和有价值的研究将无法进行。大尺度的文明系统和宗教系统间的比较研究，需要深邃的历史、宗教、哲学基础和素养。
上古印度河考古文化发现，这里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人种。我们现在需要对操印欧语系（梵语）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西北部前的印度土著居民（原住民）的人种、土著文化和宗教情况进行分析。
印度素有&世界人种博物馆&的称号，这种情况看来在公元前二千纪以前亦是如此了。
我们以为，沿喜马拉雅山麓南侧和印度河上游的蒙古人种部落，可能也同样是根据此山地的资源状况，从事着游牧、农业、城市手工业等生产和宗教活动。在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从中亚进入西北印度的五河流域地区以前，印度的土著居民应该主要是达罗毗茶人、蒙古利亚人和少量黑人。黄色的蒙古人种主要占据了东方印度，达罗毗茶人主要占据了西部印度。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的混居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我推测，双方可能有共同的底层宗教文化。因为按照麦克斯&缪勒关于语言的划分，达罗毗茶人（即现代泰米尔人）的语言是划在南部图兰语（蒙古人种的语言）中。语言的共同性就可能标志着宗教起源的共同性。麦克斯&缪勒指出：&如果我们了解早期宗教的依靠语言的情况，那么就知道语言科学的分类应当适用于宗教科学。如果语言确实有系谱关系，那么，可以说宗教也是通过系谱关系把全世界的宗教连在一起的，至少最古老的宗教就是这样的。&[1]
下面我们讨论，雅利安人侵西北印度前，今印度境内土著的蒙古人种居民的分布情况。
我国西藏地区存在一条与南亚、中亚和西亚的考古学上的分界线，其基本上是沿喜玛拉雅山脉的南侧和西侧进行分布。这条线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蒙古人种与其他人种的分界线。
这里我们从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和细石器文化谈起。
西藏细石器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有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广泛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范围，从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2]
根据侯石柱的研究，目前西藏发现旧石器的地点分布极广，各地点之间距离遥远，从地图上看，其范围大体在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横断山脉以西的广阔区域内。即东经80～90、北纬28～34之间，大体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三分之二的地区。
他认为，&西藏的旧石器文明已经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西藏的旧石器在文化面貌上与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传统相接近，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同文化因素；但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发现的旧石器则显著不同，完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民族萌芽的重要时期，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在旧石器文化上所呈现的共同文化因素，说明当时两地的远古居民在文化种族上已经有了某种密切的联系；而他们同印度河流域的远古居民却相对隔绝，没有文化上的联系。&[3]
过去一般学者认为，南亚、中亚的细石器是受了西亚文化的影响。而西藏发现的细石器则是中国华北为中心的非几何形细石器的传统向南传播的一支。西藏是连接东亚、南亚和中亚的中心，南亚、中亚发生的非几何细石器可能受到了西藏细石器的影响。这从人类学上证明在古代西藏与北方等地的联系。西藏和中国内陆的华北地区自古均是蒙古人种的居住区域。从远古、沿喜马拉雅山南侧，从缅甸、印度的阿萨姆邦、不丹、尼泊尔到克什米尔大量居住着从北方中国迁徒蒙古人种居民，他们到达这些区域的时间，可能远远早于公元前两千纪雅利安人侵入西北印度的时间。他们也是这些区域的土著。
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现在缅甸北部地区藏缅语族各民族，大多由中国迁去的氐羌族群演化而成。如缅甸，包括缅语民族在内的藏缅语族居住的地区，应该是古代吐蕃与中华民族发源地两者之间的中原西北与吐蕃东北的甘肃南部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生活在该地区兆河流域的人与中国其它地区的人一样，创造了水平很高的新石器文化，他们的制陶业相当发达，手工十分精致。中国著名的青铜文化也是通过着些藏缅族居住的地区传播各地。
再如印度东北部地区，居住着那加、固基、米佐、梅泰、米基尔和加洛等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据那加族的历史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世界东方&，在其民间故事中提到Nchin- me，意即中国，认为其祖先是从东北方向移居到阿萨姆地区的。在那加族的历史传说中，提到那加族、固基族、米佐族、梅泰族为同一个祖先、后分化成不同的部族。从这些民族的史诗、传说以及他们的各种风俗习惯来看，其祖先当主要为中国的古羌人，沿着藏彝民族走廊辗转迁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部各地，形成了当地的藏缅语族各民族。
不丹和锡金的土著居民，基本都是操藏语的蒙古人种的居民。
现在看尼泊尔的情况；尼泊尔是个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从来源讲，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很早以来定居在尼泊尔的民族，第二种类型是古代从中国西藏移入的民族；第三种类型是中世纪以来从印度进入的民族。
最早在尼泊尔境内定居的民族即尼泊尔的原住居民，他们之中除塔鲁族定居在南部丛林地区外，大多居住在中部山丘地区；体型多属蒙古人种；语言也多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原先多信仰佛教和萨满教，后来在印度的强大影响下，不同程度地改信印度教，或接受了印度教的一些习俗。属于这一类民族的有尼泊尔族、塔芒族、马嘉族、古隆族，逊瓦尔族、林布族和拉伊族等等。
第二类型的民族有谢尔巴族（又译作夏尔巴或舍尔巴族，）塔卡利族、洛米族、洛巴族、多尔波族和巴拉高华族等等。他们多居住在北部靠近中尼边境的高山地带，人数较少。由于环境不同，这些民族虽然在生活习惯等许多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上保持着与中国藏族相近的语言和文化。
第三种类型：从印度进入的移民集团相当复杂。中世纪从印度进入的移民集团，经过世世代代的融合和衍化，已经完全尼泊尔化了。但是在晚期，特别是在近代徒来的移民集团则完全不同，他们的民族成分互异，种姓地位斑驳，构成一般异样的力量。[4]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尼泊尔境内的主要土著居民，应该是蒙古利亚人种。
地球上各人种在地域上的分布，在四千多年前就大致确定了下来。后来因迁徒和相互渗透有所变化，但变化幅度并不大（注：近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量白种人入侵征服美洲，导致大规模移民，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事件，不包括在此内）。
从前面引述的考古资料我们看到，以中国华北为中心发源的蒙古人种的非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压在以地中海为中心发源的几何形细石器文化下面。
哈拉帕文化的存在时期据一种估计为公元前年，公元前2000前后是其繁荣时期。这一文化的创造者一般认为是达罗毗茶人。但是也有其他的假说。在哈拉帕等地发现的印章上的文字至今还未释读成功，许多具体问题还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
哈拉帕时期已经有了度量衡器。从发掘所得的大批印章上还可以看到文字符号。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赫罗兹尼认为他已读通了一百二十五个符号，并指出哈拉帕文字已经由图画文字演进到带表音文字的性质。不过这种文字的读通还有待于继续研究，学者对赫罗兹尼的读法还不能肯定。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家刘志一先生对哈拉帕遗址的象形文字进行研究，认为基本是中国的古彝文字系统，用古彝文字可进行较大面积的释读。刘志一先生进一步认为，中原地区至少在8000年以前就向中亚、西亚和北欧传播了彩陶制陶术和象形文字。（参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刘志一：《中国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至少这是一种可供参考的学术观点。
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开始衰落，至公元前二千纪中叶灭亡。灭亡的原因现在不能确知。但是这一文化的发现，证实早在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印度就已有了本土的文化。古代印度的文化创造，并不是由入侵的雅利安人开始的。哈拉帕文化是以后印度文化发展的前驱。现代学者已开始从文字、宗教等方面寻求这一文化与以后印度文化的关系。&[5]&&&&
关于文化方面，有这样的述叙，&早期的发掘者看到摩亨焦达罗的城堡内的大浴池，猜测印度河的统治阶级以宗教作为统治的手段；用沐浴这样的宗教礼仪来加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根据是印度河流域的墓地里至今没找到类似埃及和巴比伦那样的王室大墓。看来那里并不一定有强大的主权以及王权神圣的观念。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大量印章上，有不少刻的是牛的图象。联想到牛在印度历史时期的神圣地位，就更使学者们猜测这个文明是由祭司们以和平的宗教方式进行统治的。问题现在看来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印度河地区并不一定有统一的宗教，也许每个城镇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宗教。摩亨蕉达罗和卡利班甘有大浴池，但哈拉帕和洛塔尔却没有。在洛塔尔和卡利班甘有火祭坛，这可能与伊朗高原风俗有关。在已出土的1755枚有图像的印章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牛的形象固然为数不少（155枚），更大量的则刻着一种神秘的独角兽（1159枚）。这个形象在印度历史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宗教地位。同时，以出土的大量艺术品来看，印度河流域人民崇拜各种偶像，特别是代表繁荣和生育的母神像。既然宗教信仰这样五花八门，用统一的宗教进行统治的假设就很难成立了。&
印度古代文明在宗教哲学思想上的辉煌，常常令人炫目。与中国古代文明相比，印度古文明是一个杂交的文明，是一个多人种的、多种原始古代文明杂交汇合的文明。而中国的古文明、基本是较单一人种的单一原生态文明。我个人认为，杂交优势是古代印度文明辉煌炫目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古代印度较少出现专制帝国的大统一局面，各王国固有的文明得以发展、保存并交融，这也是其辉煌的重要条件。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西北部，逐渐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混合同化。以吠陀为代表的雅利安文化，并与西北印度的土著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为标志，主张用四种姓制度规范社会各个等级的社会职责。其中执掌宗教事物的为&婆罗门&，执掌军政大权的为&刹帝利&，从事生产活动的为&吠舍&，为这三个等级服务的奴隶是&首陀罗&。四种姓是神造的，不可变更。婆罗门是人中之神，世界之首，力图用这种说法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但婆罗门教传入恒河中下游佛教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则是相当晚的事，约在公元前8世纪。它的到来，给原有的社会结构以极大的冲击。这里的居民有的接受了婆罗门教文化及其社会模式，有的则取激烈反对态度。反对者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反馈到它的西北产地，引起连锁反应；而婆罗门教仍继续向南流传，为一些权势者所接受，持久不衰。&[6]
按照国际宗教学界的通常看法，印度教的发展历程：雅利安的神话诗集吠陀 &婆罗门&印度教。著名印度教学者莎尔玛指出：定义印度教极其困难，可以说无法定义。其内在矛盾性和包容性一样巨大。简洁的陈述是：印度教矛盾地等同于它自身的否定。藉由11世纪的穆斯林学者阿尔贝鲁尼对印度的观察：印度教徒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很大&&最后他坦白地说，没有一件由一个印度教徒所说的事情，会不为另一个印度教徒所反对（莎尔玛著《印度教》，张志强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2-3页）。
就雅利安人的吠陀赞诗，莎尔玛的观点也根本没有融入印度教之中：&印度教是以多么薄弱复杂的形式被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其丰富的多样性，因此对吠陀权威名义上的接受，在发生认同危机时，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坚持接受吠陀权威的人很少。吠陀权威在印度佛教历史上周期性第遭受到质疑；作为印度教徒所接受的仪式和实践，甚至很可能是前吠陀时期的；吠陀自身对自己权威的怀疑，以及印度教的某些救赎方式远远超过了吠陀的范围，以至于就连不二一元论吠檀多（Advaita Vedanta）这种标准的印度教哲学派别，有时也会被划分为正统派。对吠陀的批评、冷漠，或是彻底的否认，都可以被容忍，因为它们并没有伴随着对整个群体的自觉性排拒行为&&作为一个印度教徒与作为一个正统印度教徒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同的世界&[7]。
莎尔玛又指出：&由于吠陀具有历史局限和经典优先性的地位，使得吠陀在印度教中以无可怀疑的方式扮演了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后来的印度教，以吠陀的术语来评价的，实际上是吠檀多的而不是吠陀的，因为其实是《奥义书》对后世发生影响。如前所述，虽然吠陀被视为印度教徒的启示文献，但很少有印度教徒知道它的实际内容。不过，接受吠陀权威已经成为正统印度教的标准，就如同向美国宪法宣誓效忠表达对国家的忠诚一样，尽管他们从未读过宪法。&
据说，19世纪英国殖民者当局曾用20年的事件对印度教做了系统的调查，最终却没能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当年英国外交白的白皮书宣布：&&它既是有神论的宗教，又是无神论的宗教；既是多元论的宗教，又是一元论的宗教；既是禁欲主义的宗教，又是纵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等等。实际上，印度教是一个由多种民族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相糅合的综合体。印度前总统尼赫鲁指出：作为一种信仰来看，印度教是模糊的&&在它的现在的体系中，甚至在过去，它包含着多种的信仰意识，从最高的到最低的，往往相互抵触，相互矛盾。[8]
&在谈到一个古文明的起源时。难免要问创造这个文明的是那个民族和人种。印度河文明早期发掘者对几百具从摩亨达罗和哈拉帕出土的尸骨进行了测量，提出这些人口成分是复杂的，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蒙古利亚高山人种、地中海人种和欧洲高山人种四种成分。后来一些历史学家又根据出土的艺术人像判断印度河人口的主要成份是原始泰米尔人，也就是现在居住在印度南的人口的祖先。这些判断是根据古典人种学和语言学作出的。&[9]
&哈拉帕城出土的艺术品如陶瓷，陶象等表现了多种的风格，墓地发掘也能看出居住在这个城里的人采用多种的葬式和不同的陪葬品，说明这些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10]
关于闪米特人的宗教，麦克斯&缪勒认为一开始就是一神论宗教。闪米特的众神的名字大多是表明道德品质的词，如&强劲&、&崇高&、&主&、&王&等；它们不说明神的外表，也不涉及神的鲜明的特征。所以，古代闪米特族的众神总是趋于合并，对一个个神的崇拜总是转而对一个由多大权力的神的崇拜。特别是在那单调的沙漠地带，众神崇拜差不多都演化成为一神崇拜。
学术界一般认为，哈拉帕城市文明，主要是达罗毗茶（泰米尔）人和地中海（应包括雅利安人和闪米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人种及蒙古利亚高山人种共同创造的，可能是以达罗毗茶人为主。由于哈拉帕文明的象形文字至今无释读通，因此，对哈拉帕文明的宗教文化面貌和哲学思想的研究，没有任何可供借助的可靠文献能加以利用。
那么，雅利安人在侵入西北印度时的宗教文化面貌是怎样的呢？这从大约形成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最古的《梨俱吠陀》中可以看到：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城市、依畜牧为生。《梨俱吠陀》是雅利安人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记载他他们自己最初的状况，其文献的可靠是没有问题。梨俱吠陀是属于多神的，是一部多种神教的经典。其中大多数的神是自然现象或自然势力的人格化。其颂诗的大多数也是向诸神的祈祷词，&&其中最著名的是天神帝奥斯；太阳神苏利亚、弥陀罗、萨陀、普善及湿奴；朝神二骑士阿史文兄弟与黎明之神乌萨斯、风暴之神则有因陀罗、阿巴耐巴、鲁陀罗、马鲁特；而太虚之神则有风神伐育，雨神巴尔建雅，水神阿巴斯地上的神有地神普利色吠、火神阿嗜尼，司不灭神索糜；与五洲省的河流如印度河的神信仰&&当这些神完全被人格化之后，他们被认为具有人的形体。但是他们的身体部分仍仅是象征的名词；所以日神的臂是他的光线，火神阿嗜尼的舌与四肢则是它的火焰。&&所有日神都以天车驶驰，而通常以两支马架着车。他们的食品与人所爱吃的是一样的，如牛乳、奶油、谷类、绵羊、山羊与牛的肉。这些食品是在祭祀时候供给他们的，而由火神带上天国，或是由他们乘车下凡到祭祀的地点去领受。他们的饮料是有酒性的索摩浆汁，他们饮后可在天国过着块乐的生活。&[11]
从最早的《梨俱吠陀》的上面记载可以看出，最初进入西北印度的雅利安人，其原始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与其有渊源关系的希腊人的多神论的神话传说，有极大的相似性和相同性，但再往下发展，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吠陀文化没有出现象基督教和依斯兰教这样强烈的一神崇拜的宗教，而是发展成婆罗们教和后来印度教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泛神论的宗教。
在《梨俱吠陀》的未卷，世是形成较晚的一卷里，第一次提到社会地位不同的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说明印度种姓制度开始萌芽。
现在需要解析的是：一、游牧的雅利安人是怎样同土著人混合同化？二、吠陀的雅利安文化和西北印度土著文化相结合，形成婆罗门教。这婆罗门教里面，有哪些宗教文化思想和理念是土著人的？有那些是雅利安人的？是怎样结合的？三、四种姓制度是由雅利安人完全新创的，还是过去西北土著人那里，已经萌芽？
按照麦克斯&缪勒的理论；整个雅利安人都有着宗教神话和语言的共同起源和源头。因此，我们用希腊的神话传说与《犁俱吠陀》中侵入西北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宗教神话相比较，我们看到了其中极大的相似性和共同性，都是清楚明朗地对宇宙诸神的崇敬，例如对太阳神、朝神、黎明三神，火神等的崇敬。这宗教气息的明晰性，是与蒙古人种的萨满宗教迥然不同的。
当我们掌握进入西北印度的雅利安人，最初宗教神话传说与希腊人相似的特质，以此作为基元，就可以对婆罗门教做某些分析，并对西北印度土著文化做一些推测；
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西北部，雅利安人最初作为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和经济上，肯定低于创造过哈拉帕城市文明的土著达罗毗茶等人。土著人是从事农耕的民族，进行宗教冥想和产生人生解脱想法，应该是定居农耕的民族，才有条件进行。雅利安还处在游牧生活中，游动中的人群很难进行冥思，得行动快于思索，否则，难以生存。因此，我认为，婆罗门教中，关于宿命、业力和轮回的思想，有可能是印度土著达罗毗茶人等诸色人固有的文化。
雅利安人在与西北印度土著融合交汇过程，及有可能在宗教思想上大量吸收并采纳了土著人的许多思想。因此，我们可以从吠陀文献约观察到一个行动中的游牧民族，怎样逐渐定居农耕，并且成为冥思中的民族。这其中既有接受土著现成文化理念的结果，也是雅利安人自己大量创新的结果。
同时，我还以为，宗教和祭祀的作用，在土著居民那里一定很大。因此，雅利安人进入西北印度，首先争夺的是宗教祭祀的权利和位置。有了这个权位，就可以在西北印度发展壮大起来。在古代印度、宗教和祭祀的权势大于军事的权势。军事的权势只是一时起作用，宗教和祭祀的权势是长久起作用。
最初，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的设计者，是非常厉害的。这是一大创新。雅利安人中的婆罗门宗教职业者首先宣布：自己（指婆罗门）是神圣的，记录自己（雅利安人）游牧农耕时代的神话是天启（音），各种姓与灵魂有关的各种问题都得靠婆罗门祭祀来解决。不用刀剑，只向外传教和推广种姓制度，就最终控制了整个印度。
婆罗门在种姓制度的支持下，最后发展到现代印度教。印度教崇拜成千上万个神明（印度教徒称宇宙有了3亿个神）。在这个宗教中，高度发达，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极原始的崇拜方式杂然并存。
大约在公元前18到17世纪，印度河文明出现了明显的危机。城市迅速地衰落、城址被遗弃。对于印度河文明衰亡的原因，最初提出的解释是&雅利安人侵说，&现在部分学术界认为不能成立。操印欧语的所谓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公元前三千年来一直到二千年来，前面已提到过，早在哈拉帕文明的高潮时期，印欧人的一些文化成分如火祭就早已渗入到印度河城市中。然而如果入侵者竟是吠陀文学所代表的游牧人民的话，他们生活在旁遮普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而那时印度河大城市早已湮没几百年。[12]
彩陶文化在公元前一千纪前期出现在恒阿&&雅木拿河平原，可能是灰陶文化在进入次大陆以后发展起来的，是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文化传统与印欧人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彩灰陶文化与恒河一雅木拿河平原上原有的巴拉文化与赫陶文化的重叠，也就是说这两个文化所代表的人民的交往，是很自然的事了。哈拉帕后期文化踪迹一直流传到恒河流域中部，可以说是从旁遮普开始的印度河文明传统的主流。
印度河传统的另一支是从信德地区向东南发展的。大城市消失后信德地区代之而起的是农村型的&朱卡尔文化&大概是由于这个地区受生态水文变化的影响最严重，人口开始向古贾拉特地区迁移，古贾特拉地区在经过城市后文明的人口剧增以后，也开始出现衰落现象。一部分人继续向东移动，向德干高原。近年来在德干高原的戈达瓦里河谷发现了哈拉帕文明的后代的一些重要居民点。&&这支传统可以算是印度河文明遗留下来的一个支流。（笔者注：哈拉帕文明衰败后，其主要创造者之一的泰米尔人，应该是退向了印度南部。）
二、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所属的释迦族为蒙古人种考
我最早发现释迦族是蒙古人种的文献记载是1989年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宏纬、鲁正华合著的《尼泊尔民族志》：&尼泊尔境内的尼瓦尔族中的巴雷种姓，就被认为是释迦族的后裔。尼瓦尔族的民族语言，属汉藏缅语族。尼瓦尔族原先信仰佛，现在有部分人致信印度教。尼瓦尔族原先从体型外貌上看，属蒙古人种，由于长期混合，现在呈现出明星的雅利安人种成分。&[13]这是王宏纬等人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依据的记录。此前所有的文献记载认为释迦族是雅利安人种，现在看来是靠不住的。
另外三年前蒙古族著名老学者前德门告知笔者：大量引用蒙古族文献《黄金册》（已佚）资料的波斯人拉施特&唉&丁所著《史集》中载：蒙古人种的部落中有萨格亚特（释迦族），又被称为&贾哈（边缘人）&。贾哈在西方和拉丁文献中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的黄帝族，从西方迁往东方（注：《史集》出现于公元13世纪）。著名佛学家印顺法师（）在《佛教之兴起于东方印度》大量引证印度佛教最早的典籍《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中的记载：释迦族不是雅利安人种，也不是婆罗门。释迦族是源自东方系蒙古人种的毗舍离人，源自阿湿摩（即今阿萨姆地区）。在印度居住数十年的日本人类学家前田仁贵，在其专著《印度佛迹巡礼》中指出：释迦族极可能是中国人。原本印度是没有水稻的，吃食是以红薯豆类为主，而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迦毗罗卫的释迦族成功栽培出了水稻，大米成了上层阶级的主食进而扩展到全印度，印度有口皆碑。这使释迦族成为优秀种族而闻名于全印度。释迦族的国王都与&饭&有关，如&甘露饭王&、&白饭王&、&斛饭王&、&净饭王&等。水稻是中国的专利。中国人在八千年前就培植出了水稻，这是国际公认的。释迦族的前辈从东方越过喜马拉雅山麓西行，在今尼泊尔的迦罗卫定居，并将带来的水稻在尼泊尔种植。怀善法师在尼泊尔建中华寺和任中华寺主持，共长达十八年。他在尼泊尔期间，大量与释迦族接触和做了大量田野调查。怀善法师指出：&释迦族就是蒙古人种&。怀善法师拍有大量释迦族照片为证。[14]
恒河下游，东南向流入大海，会合了从西藏来的布拉马普得拉河，构成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流入孟加拉湾。从此向东看，河流、气候、物产，都适宜于文明的孕育。在这片孕育了各种沙门（包括释迦佛教和奥义书）思想的东方印度土地上，印顺法师指出：东方最先出现的像样民族，传说在瞻波，这是早在西方阿利安文化未来以前独自开展的。印度从来就缺乏明确的历史，何况是古代？何况是向来被西方雅利安人忽略的东方？然依古代东方人的传说，还能了解东方的大概。《长阿含&世纪经》（卷二二）说：&尔时，先造瞻婆城，次造伽尸婆罗奈城，其次造王舍城。&&以此姻缘，世间便有城郭、郡邑、王所治名。&[15]这是佛教所传的社会发展故事，以为此世界的城郭，瞻婆城最早，后造伽尸的波罗奈城，到最近才造王舍城。[16]
印顺法师又指出：&伽尸婆罗城，宋译作&波罗奈国伽尸大城&，在恒河中心，即东西的交流点。此七国七城，作一综合的观察，即看出它为纯东方的。所谓七国分王世界的传说，实只是早期东方人所知的世界。这一幅国际形势图，还在摩竭陀、释迦、跋嗜诸国族兴起以前，根本没有理会雅利安人的西方。自然，在此传说中，还是带中间所羼入的。从这瞻婆中心而分王造成的传说，去理解此东方民族分布的情况，即可以看出古代东方国际的清晰面目。恒河下流为中心的鸯伽；东北是阿湿波（向东）、苏摩（北而西向），西南是迦陵伽（沿海岸南下）阿槃提（沿频陀耶山北麓西进），沿恒河西进的是迦尸（南）与毗提诃（北）。古代的迦陵伽与阿槃提，上来已证明它没有后来那样的深入西方与南方。阿湿波，直到释尊的时代，还离鸯伽不远，属于鸯伽，似也还没有深入到现在的阿萨密。自西方的威力东来以后，沿恒河的东方国家受阿利安文化最深；而南系与北系，被逼得更南更北，居住于山林或沙卤地带。这一传说，系东方人所传说的古代东方，是毫无疑问的&。[17]
古代东方以瞻婆为中心的七国七城的王统，例如迦陵伽、毗提诃、阿湿波、苏摩等应该主要是蒙古人种，释迦族就源于此族群。约在西元前十五世纪，东方的王族已经从东西移至恒河中游地区，而西方雅利安人的王族俱卢（拘罗婆）和般度（般嗜罗）也已约在西元前十世纪左右，到达恒河上游和中游。后来释迦族沿雪山西进，这约是西元前八世纪以后的事了。东方的西进，西方的东进，发生接触；古代印度十大王统的传说，即止于此。
据《长尼迦耶》第3《阿摩昼经》中佛陀自述，释迦族的祖先俄迦格王（Okkāka）。俄迦格王为了让宠妃的儿子继承王位，放逐4位年长的儿子。这四兄弟流亡在雪山湖边，住在娑迦（Sāka）树林。为了保持种姓的纯洁，他们与自己（Saka）姐妹结为配偶。由此，他们得名为释迦族（Sakyā）。[18]
在《经集》中，佛陀向频毗沙罗王讲述自己的出身：&就在喜马拉雅山（雪山）山麓，有个乡村部族，繁荣富强，属于侨萨罗国。部落名为太阳，我出身的家族名释迦。&由于部族（gotta）名为太阳（ādicca），佛陀的常用称号之一是&太阳的亲属&（ādiccabandhu）。[19]
郭良鋆讲：释迦族祖先Okkāka的梵文形式Iksuvāku，即太阳族的祖先甘蔗王。释迦族祖先Okkāka未必能等同于Iksuvāku，但可理解为甘蔗王的后代。根据印顺法师考证：&释迦族从东方来，又自称刹帝利甘蔗王以后，这是不可通的，释族久受阿利安文化的熏陶，政治上附属于桥萨罗，然决非同族。这可以从释迦族与桥萨罗族的关系去说明：桥萨罗王波斯匿登位，凭借武力，强迫地向释迦族索婚。释迦族有不与异族通婚的习惯，却又不敢得罪他，只得&简一好婢有姿色者，极世庄严，号曰释种而以与之&（《五分律》卷二一）。末利夫人冒充释女去下嫁，完全看出了桥萨罗与释迦族的血统不同。当时的释迦族，处在桥萨罗的威胁之下，也是明白可见的&。[20]
经律一致的传说，释迦族是出于懿师摩王族，从别处迁至今尼泊尔的迦毗罗城。依《佛本行集经》（卷五）等说：懿师摩王住于褒怛那城。懿师摩即阿湿摩的音转，褒怛那即&阿波（的）布和城&，释迦族的故乡，他属于东方系。今有阿萨密（Assam）,与阿湿摩的原音全合，东方的古国，这是其中重要的一国。此古代独立的阿湿波（摩）国，佛世属于央伽，或也曾属于拔祗。它在恒河下游的东北，是可以断言的。到这里，也可断言释迦族来自今阿萨姆地区。
道宣《释迦谱》说：阿湿波的意译是&马&，马国与马邑，确也是经中所说过的。《中阿含&马邑经》（卷四八）说：&佛游鸯骑国，与大比丘众俱，往至马邑。&马邑，巴利文作Assapura,即assa(马)与pura(城)的结合语，也即阿湿波。
释迦的意义还有一种解释：《阿摩昼经》说：&到雪山南，住直树林中（注：释，秦言立言直）。&直树，巴利文作Sakāsanda，与释迦的音相同。另，如《五分律&受戒法》（卷一五）说：&在雪山北（？），近舍夷林，筑城营邑。&《佛本行集经》（卷五）说：&以释迦住大树蓊蔚枝条之下，是故名为奢夷耆耶。&舍夷，即奢夷耆耶，系一种树名。释迦族住居在舍夷林边，因此得名。
现在我们来考证：释迦族的先祖誐迦格王（Okkaka）是蒙古人种的哪一支。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曰：谓迦毗罗卫以外之释族，凡四国：一、梵衍那国，在雪山中，即今兴都库斯山脉之西部。二、四摩咀罗（雪山下）国，在巴达克山南。三、商弥国，在葱岭西南境，与印度、阿富汗接壤。四、乌仗那，在今印度西北边省之北部，其故都直逼葱岭下。此四国悉非雅利安人也。唐玄奘是公元六世纪的人，此时距释迦牟尼涅槃（公元前六世纪）已一千年了。查阅《大唐西域记》此四国的王族是释迦族，其国民就不一定是释迦人了。《西域记》第396页载：四摩咀罗国，国王是释迦种人，曾收伏过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度，由于这国家的领域和突厥相邻&&。
另外还有塞迦族，传说是释迦遗族，所以非常信仰佛法。印顺法师指出：希腊人、波斯人、塞迦人的一再侵入，西元初，称为贵霜王朝的大月氏人又进入印度。其中，乌仗那、舍摩（Sami）等四国是塞迦族，被传说为释迦同族。塞迦族与波斯人又长期合作关系，都是大乘的信仰者&&。[21]我们前面谈到乌仗那（巴基斯坦境内）是嘉（夏）人的&都广之野&，是黄种萨满教的&建木（宇宙树）&所在地，是群巫上下的&沃之野&。从唐代乌仗那还在释迦族手中，我们基本可以判断释迦族是哪一支蒙古人种。释迦族可能应该是建立中国第一个夏王朝和西藏阿里的古象雄（古支那）国的夏（嘉、迦）人。誐迦格王（Okkaka）在梵文中没有查到这个词，在巴利文中有这个词，但同时认为誐迦格王（Okkaka）就是太阳族的祖先甘庶王（Iksuvaku）。我们认为誐迦格王不是甘庶王，只能认为黄种的释迦族的祖先与雅利安的太阳族通了婚。誐迦格王（Okkaka）用汉藏语来解释，誐（O）是一个感叹词，指&大&的意思；迦（kka）是指&夏（嘉、迦）&人的意思；格（ka）是指&颜色&的意思，现在笔者无法判断是指什么色。古代藏语指古汉人和象雄人为&嘉朗&（rgya-nag），意为&黑汉人或黑夏人&。&朗（nag）&是&黑色&的意思。古藏语指印度为&嘉噶&（rgya-dkar），&噶&（dkar）为&白色&，就是&白汉人或白夏人&的意思。&格&是指什么颜色，以后待查。
另外，印度另一部史诗《罗摩衍那》把支那人视为&释迦族&的一支，也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那个族。《罗摩衍那》的这一记载应该是准确的。
在政治上，释迦族虽然附属于太阳族的桥萨罗国，但黄种人的释迦族自古有不与异族通婚的习惯，桥萨罗王波斯匿登位，凭借武力，强迫向释迦族索婚。释迦族极不愿意，再次用婢女（末利夫人）冒充释女下嫁。虽然释迦牟尼有时也自称是太阳族的亲戚，只能说二者有通婚关系而已。释迦族最终在桥萨罗国的军事进攻下亡了国。
任继愈、杜继文先生在谈到对佛教产生主要影响的第一条；&释迦族部族宗教的影响。释迦牟尼出身于释迦族聚居的迦毗罗卫国，佛教传说中的所谓，&过去七佛&&贤劫四佛&可能就是该部族宗教的领袖。从佛教史上著名的提婆达多反佛事件，及其以后提婆达多教团的活动情况看，以佛立宗的不只是释加牟尼一个僧团，而是释迦族的传统信仰。&第三条是&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影响。释加牟尼成道前曾参学其他沙门教团的领袖，在其后建教传道的漫长岁月中，亦经常与其它沙门教团往复辩论。他的思想中有许多主张同六师的观点接近和相通。第四条：婆罗门教的影响。释迦僧团是反婆罗门教的重要力量，但其对佛教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其中业报轮迥即与佛教所说十分接近。&[22]
释迦牟尼有可能是带着自己土著的蒙古人种的部族宗教信仰，与其他沙门一道参与对婆罗门教的辩论的。佛教产生的公元前六世纪，正值婆罗门教作为正统派思潮普遍流传于古印度的时代。
在远古蒙古人种的氏族部落（王国）里面，部落酋长（国王）和部落的巫师，是由同一个人和同一个家族来充当。例如，在夏朝的黄帝那里，黄帝是最大的巫师，同时又是国王。中国古代道家黄老方士的修习奇经八脉的六重吐纳法，都是追认黄帝为其宗师和创始人，就是这一东方宗教的真实反映。释迦族内也同样是这一情况。很多迹象表明，释迦牟尼很小的时候，可能接受过系统的禅定训练，他的宗教内部一直承袭着土著文化，当然也就包括自古以来，带有浓重黄种土著文化特点的宗教。这种宗教不同于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他们更重视禅定冥想所带来的亲身感悟。家族内部的宗教师们学习过这类禅法。释迦牟尼是太子，将来就是国王，他必须要接受家族内部的宗教禅定训练，以使他在今后管理国家时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因此，我们在《阿含经》中看到释迦牟尼在很小的时候随其父饭净王参加春耕仪式时，释迦牟尼坐在田地的树下，很快就进入初禅状态。
现今释迦族所在的尼瓦尔族，据说&尼泊尔&一词就是由&尼瓦尔&变化而来的。尼瓦尔族的起源，学者众说纷纭，见解不同。主要是以法国学者列维为代表，认为尼瓦尔人来自喜马拉雅山以北地区。持这种说法的理由比较清楚，因为尼瓦尔人多属蒙古人种，又长期笃信佛教，尼瓦尔语也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刹帝利的尼娃尼族以&释迦族&为王族。现在尼泊尔境内遗留下来的释迦族主要的在加徳满都的巴当市拉兰卡，博克拉.汤增和现在佛母故乡parasi。这些释迦族都是蒙古人种。
笔者认为与释迦族和迦摩缕波同为嘉（夏）人的部落，在整个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还有云南境内都有许多分布，例如，云南的纳西族和藏族中的嘉莫戎，都是此类人。只是嘉（夏）人在今汉族中的部分可能已无法识别和区分。但从姓氏上还是有某种办法区别。
释迦族是蒙古人种，在比较宗教学和人类学的意义极其巨大。人类的宗教史可能需要改写。笔者认为，释迦摩尼佛教的宗教源头应该是在蒙古人种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中去寻找，而不是在雅利安人种的原始宗教中去寻找。由于麦克斯&缪勒不知道释迦源自蒙古人种，可能他也没有到过东方印度，可能他主要的工作区域都在德里附近的梵语区。所以这个工作他没有做。这就应由我们来做。
三、从中国上古经籍、释典及西方古地志穿越青藏高原考察蒙古人种在西北印度河流域、东北印度和喜马拉雅山麓南侧的蒙古人种上古居民和活动
这里首先考虑古印度河哈帕拉文明主要创造者之一达罗毗茶人与蒙古利亚人种的关系。土著的达罗毗茶人究竟是什么人种，学术界观点不一致，有认为是黑种人的、有认为是棕色人种的、也有少数认为是蒙古利亚人种的。达罗毗茶人可能是以棕种人为主的杂交人种。在雅利安人没有来到印度河流域以前，黄色的蒙古利亚人种可能已经与他们共同居住了数千年或一万年。因此，达罗毗茶人在血缘、宗教、文化方面可能与蒙古利亚人种有大面积的交汇和融合。前述麦克斯&缪勒把达罗毗茶语划在了南部图兰语中，图兰语就是指蒙古人种的语言。这样，虽然达罗毗人不是蒙古利亚人种，但由于远古长期居住在一起，因此有了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极有可能其原始宗教上的理念就十分接近。我认为某些宿命论的思想，可能在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那里是一致的。至于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茶人的交汇，可能已经是很晚的历史事件了。
前述，沿喜马拉雅山脉，从缅甸、印度阿萨姆、不丹、锡金、尼泊尔到什米米地区，自古大量蒙古利亚人在此居住，他们至少一万多年前就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他们中有些部分在1万六千多年前就深入到了印度河流域、曾参与了哈拉帕城市文明的兴起，哈拉帕城址中曾出土过蒙古人种的塑像。前面我们引述了尼泊尔境内的大量资料，说明了尼泊尔的土著和原住民是蒙古人种，他们从中国西藏、内陆云南和缅甸一些地区迁徒而来的。
&佛教也属沙门思潮。从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考察，佛教的产生主要受过如下一些因素的影响：&&二、土著文化的影响。这儿的土著文化与流行于西北印度并被吸收到婆罗门教中的土著文化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释迦牟尼并非雅利安人，他长期活动在摩揭陀和拘萨罗等国，也不是雅利安人统治区，而在土著人的王国终其一生，没有到过婆罗门教的根据地&&西北印度去过。&[23]尼泊尔的土著文化应该是黄种人的文化，它与流行于西北印度土著文化（即达罗毗茶文化），在广义上都有属于萨满原始宗教文化范围。那么，尼泊尔的土著文化，应该是正宗的黄种人的萨满文化。
这一点从当代人类学研究中也有证据。尼泊尔境内的尼瓦尔族中的巴雷种姓，就被认为是释迦族的后裔。尼瓦尔族的民族语言，属汉藏缅语族。尼瓦尔族原先信仰佛，现在有部分人致信印度教。尼瓦尔族原先从体型外貌上看，属蒙古人种，由于长期混合，现在呈现出明星的雅利安人种成分。[24]
就笔者自己在民族边疆地区二十多年的田野考察，笔者认为，麦克斯&缪勒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远在三代以前，就存在一个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中心和蒙古人种的语言中心。后来各地的蒙古人种都是从此处迁徙而去。这个情况与闪米特和雅利亚安人的是一样。由于蒙古人种的单音节语言变化特别大，从语言上去寻找，难度比较大，但是从萨满教的原始理念和共同的神话上去寻找，就比较容易。
蒙古族学者乌丙安教授著《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华本土文化从书&&中国原始文化根基》上海三联书店版，证实了中华各民族都有共同的原始宗教理念和神话传说。例如乌丙安教授在内蒙和东北地区调查到的内容，一、萨满教的大自然界；天地多层、大地飘浮、天的支柱、天地崇拜；二、日、月、星；一个太阳和几个太阳，一个月亮和几个月亮，众星与银河，三辰信仰。这些与笔者在横断山藏族和羌族人群中调查到的内容完全是相同的。与汉族的远古神话传说也是相同。我相信这些内容到喜马拉雅山南侧的蒙古人种群体中，照样能找到相同的神话传说的东西。
释迦坐在菩提树下修炼开悟，这是南方蒙古人种宗教的传统说法。菩提树就是萨满宗教的&世界树&或&建木&，萨满巫师和其管辖的灵魂，要通过世界树接通天地的。释迦族是来自阿萨姆地区。&阿萨姆&一词可能与世界树有关联。《薄伽梵歌》中被婆罗门篡改的倒置的世界树&阿湿婆陀&（A&svattha），意译为马厩，应与阿萨姆有关联。阿萨姆与&阿含&可能有关联。阿含（agama）或译&阿笈摩&，《长阿含经&序》意译为&法归&，谓阿含经乃&万善之渊府，总持之林苑&。依师弟传承的教说，意思是传承的经典或圣典。阿含（agama）还有一个意思，是彩虹蜥蜴。蜥蜴在萨满宗教中就是指龙族，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阿萨姆地区应是蒙古人种的萨满宗教的一处渊薮，一处&都广之野&。这里有龙穴和灵魂出入的世界树，是大量出萨满宗教经典的地方，佛教就是从此沙门原始宗教思想上脱颖升华而出。佛教有传统说法，佛经是藏于龙宫的。佛陀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修习的灵鹫山，就应该是都广之野和建木的灵山。
根据唐代樊绰著《蛮书（云南志）》所载：昆仑国，又称大小昆仑国，唐代移至缅甸和柬埔寨之间，东临我们国云南省，西接阿萨姆的迦摩缕波（西王母）。两者应是有关联的。
印顺法师指出：拘罗地方的婆罗门，曾在他们的典籍中告诫道：&婆罗门乎！勿去东方！免与婆罗门之尊严有损！&因为在西方的婆罗门国（即拘罗）的婆罗门来看，东方虽有雅利安人，但已失去血统上的纯粹，即曾与东方的土著相混合。如摩竭陀人、毗提诃人、毗舍离人，都不能算是纯正的雅利安人。波罗奈以东的民族，含有大量非雅利安的血统。因此，宗教、社会、语言等，都显出非婆罗门文明的倾向。东方的民族，无论是雅利安、非雅利安，都没有能像西方雅利安人那样的尊敬婆罗门。如婆罗门进入东方，必不能维持他无上的尊严；最好还是不去。不过，东方情调的印度文明，正在继长增高，婆罗门也不得不起而追求了。印顺法师又指出：婆罗门教主要的仪式，是祭祀。在《夜柔吠陀》中，已有祭祀万能的倾向；《梵书》的思想更极端。祭祀，主要是牺牲的血祭，这本是渔猎时代的遗制。但在东方，一方面是农业的发达；一方面，爱护生物的思想特别浓厚。所以传统的血祭，被看作不彻底，看作无意义，甚至看作不道德。&不杀生&已成为奥义书的德目之一。后来在东方兴起的佛教、耆那教、阿耆毗迦外道，都严格地禁止杀生。这重视宗教的实质，轻视仪式，与慈悲思想的发达，直接影响到婆罗门的宗教。离去宗教，负宗教专职的婆罗门也自然受到冷落。东方摩竭陀一带的文明，有它的特色，无怪乎正统的婆罗门把摩竭陀一带看作异教的地方。[25]
就连轮回业力的教义，也不是婆罗门传统学者的产物，而与东方的王朝有关。如《布利哈德奥义书》（六&二）说：&此义（轮回），直至今日，婆罗门犹未知之，故世界政治之权，归于刹帝利。&佛教是在历代摩竭陀国王的支持保护帮助下发扬光大的。根据包达耶那派《法经》的意见，摩竭陀人不是纯静的雅利安人，是首陀罗男与吠奢女的混种。
现在谈汉以前的西域范围。蒙文通先生于1962年发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产生地域》基本上肯定了《山海经》部分记载的真实性，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关于《山海经》的写成年代，蒙先生以为《大荒经》时代最早，《海内经》次之，《五藏山经》最晚。蒙先生又认为《禹贡》反映的是西周以前的地理情况，而《山海经》则更久远的多。这就是说，古人传说《山海经》是大禹所著是有道理的。谭其骧先生也发表了对《山海经》中黄河古道的研究论文，同样肯定了《山海经》所记载地理情况的古老，增加了蒙文通先生的论断。关于《山海经》的海外四荒诸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太平洋彼岸的墨西哥的学者论证了其中所记东荒的地理完全符合美洲大陆的情况。郭元兴先生在《&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一文中取得许多研究进展，惜读懂的人不多。
而周绍良先生对郭元兴的评价是：&郭元兴同志的《&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文章首先解决了历代从未引起注意的《山海经&西次三经》的错简问题，然后利用中国古籍、印度古籍、佛教典籍及西方古地志，从语言学及地区、方位等角度对《山海经》所载的西荒地理作了详尽的考证。指出《山海经》的记载竟然与今天的西藏、印度、中亚等地区的山水实貌丝丝相扣，这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成果，相信必定会引起研究《山海经》及古代地理、历史的诸位学者们的重视。&[26]
炎帝族和夏禹族都是从横断山区的汉藏交接处北徙上溯，从洮河流域到达今甘青陕的黄土高原上，进而发展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夏是羌人，汉文史籍并不讳言。夏的继承人周王朝的周公，在《尚书&立政篇》中曾告诫成王：&整顿你的军队，踏着禹的遗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没人不降服。&当初的夏人非常的勇猛，夏禹的武功为后世所推崇。其后裔周王朝的武力当初在西方也是所向披靡的。《山海经&西次三经》和《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巡的路线当年是通的，这一线的部落有许多都是周人的宗亲和亲属。前几年甘肃省的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在电视上讲：甘青七八千年的马家窑文化和巨大的蒙古人种部落人群的兴起，在西部挡住了西亚雅利安人东进的势头，保护了中国和远东的文明。东方蒙古人种的西进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也时有发生，成吉思汗打到西亚和东欧的事件，只是被记录下来了，上古东方人西进恐怕还有一些没有被记录的。蒙古族学者包立志在《巴别塔前的沉思》一书中指出：&早期苏美尔人或其统治阶层是使用粘着语的蒙古人种，并不说明其治下的民众全部都是黄种人&&匈奴帝国的早期组成或统治集团很可能包含羌藏系统。匈奴源出陕西，社会发展程度与军事能力要远胜于蒙古高原的东胡系统。司马迁认为匈奴与黄帝系统存在渊源，笔者深以为然。&[27]（笔者注：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匈奴与汉王朝的战争是内部战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郭元兴指出：由于刘歆（约前50-后23年）的误编，使昆仑之丘及西王母等西荒之地移在积石山以东，因此自东汉以来史地学者大多在金城、临羌（兰州-西宁）一带领域寻找昆仑及西王母的位置，而在东汉以前的古人却是没有这种误会的。郭元兴先生是正确的，但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昆仑之丘及西王母是从积石山以东迁往西方（阿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间）的大夏。同时把一些地名（部落名）、河流名称都带过去了。
《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禹贡》又曰：&织皮（王鸣盛注：西戎之国也）、西倾、西桓（桓水，即白水，今名白龙江）是来。&意思是织皮和西倾给夏都的贡品，是沿着白龙江运输而来。西倾山在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北侧，织皮距此不远。析支河首位于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因此，昆仑应在此不远处了。一般认为昆仑在青海省西部，渠搜在陕西，它与氐羌有族源关系。（见龙西江《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26页。）多识教授指出：青海湖藏语称&赤烧杰毛&（万部女王），其东南有高山名叫&九桶神母&。[28]这说明青海湖边曾存在过女国，这一女国肯定是西王母国，正好与昆仑（部落）毗邻。那么，西王母国和昆仑如向西迁徙，只能去两个方向：一则从青海向西去新疆；一则向西南去西藏。
郭元兴先生没有条件在实地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但其深厚的梵文和中国文献功底，使其一些考据很精当。郭先生指出：&1.《山海经》《西次三经》源于昆仑之丘的&河水&，应为&印度的恒河&（Ganga），而非中国的&黄河&。否则，经文的&南流东注&全不可解。这个误会太大了，使我们困惑了两千年。经文&无达&当即梵语之Videha，古代印度泛指东部地区，佛书译为东胜身洲。2.经文的&赤水&应为梵语之Lauhitya（义为赤色），其下游入引名Brahna-Putra（梵天之子），正符合经文所说&东南流注于梵天之水&的情况。这条河在佛教中又名Vitarari。此&赤水&一名也是两千年来我们的史地学者茫无头绪。&（郭元兴，第231-232页）此处&赤水&是指雅鲁藏布江。《山海经&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应该是在西藏阿里以西。
塔里木河在佛经中称私陀河，唐玄奘《西域记》译为徙多河，并谓其&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这当然是企图把中国黄河之源也同昆仑之丘联系起来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并不始于玄奘，郦道元的《水经注》已经这样做了。
郭元兴指出：&从文字记载看，对于昆仑和西王母在西汉以前的古籍中都是肯定其实际存在的。自黄帝以迄周穆王的十余世纪中，官方的往来可云史不绝书。但自公元前十世纪中周穆王征伐犬戎以后，这种官方联系断绝了，因此，五世纪后国语的作者慨叹道，&自是荒服者不至&，表示了极大的愤惋之情。公元前二世纪中汉武帝遣张骞西使似乎也有探寻其地理位置和恢复其历史关系的意图，但张骞只凿通葱岭之&空&（孔）而未通今青藏高原之&空&，所以未能解决这个任务，而太史公司马迁据此冒然下结论，怀疑昆仑的存在和《禹本纪》、《山海经》的记载（《史记&大宛列传》）。[29]
我的看法是：昆仑在《山海经》中应有好几处。青海积石山附近的昆仑是存在的，三千年至八千年以前，已经移向西藏阿里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间的大夏。此两处昆仑是同时存在的，这些都在上古羌人的范围之内。但是唐玄奘把徙多河潜流地下、出积石山，显然是错误的。在整个青藏高原上，有两处&四水出焉&。汉以后的史地专家往往把此搞错搞混。第一处是源自青海省的&四水出焉&，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四水。另一处是源自西藏阿里西部的&四水出焉&，即是1.狮泉河（洋水）是印度河；2.孔雀泉河（河水）是恒河；3.马泉河（赤水）是雅鲁藏布江；4.私陀河是塔里木河。人们不光是把这两处水系搞混，还常常企图在积石山以东去找昆仑之丘，谬也。在西藏阿里实地进行勘测的汉末成光子（205年）、初唐王玄策（643-663年）、晚唐刘元鼎（822年）和清朝派赴西藏勘绘地图的官员一再指出的阿里冈底斯山即古昆仑之丘，史地专家们却不太相信。蒙古族学者包立志讲：谈论印第安人遍布整个南北美，一样也不觉得奇怪&&历史教科书说，几万年前他们从亚洲去到了那里。可令笔者奇怪的是，近一万年里亚洲腹地的种群存在大量的相互走动，却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太可能的。我的一个同学正在攻读民族史学博士。他用及其崇拜的口吻对笔者说，自己的导师能背诵该民族的几部经典史籍。我心想，那有什么用吗？亚洲中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热闹、不同种群交往最为频繁的地域，才是历史学家们更应该关注的区域。学术研究不应该哪儿热闹往哪儿凑，而应该钻研那些疑点、难点多的问题。我们必须打破那些国家史、民族史框框，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探寻那些迷失在岁月流沙中的深层奥秘。包立志还说，其父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苏美尔文化与远东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化关系。他的着手点是梳理地名、族称之间的历史链条关系。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令很多专家不以为然。他们的观点是传统的，即民族史、国家史各自写-各自表述；某个国家或民族必然只属于某个历史阶段和固有地域。[30]
前面我们提到唐代阿萨姆地区迦摩缕波，童子王的先祖名叫福授（Bhagadatta），驩头与Bhagadatta可以互为转音，这个传说与赤水两岸的三苗国和驩头国的内在联系太明显了。郭元兴指出，近代学者在Gilgit（小勃律）考古发现其地六世纪时Shahi王家的一个世系表（JRAS，1944,5页起），其始祖也名Bhagadatta，《穆天子传》的&剞闾&即Gilgit（小勃律），在轩辕之国（鄄韩氏）之东。&剞闾&也应是《大荒北经》末之&牛黎之国&，也是《海外北经》之柔利国、留利国。此国当然在轩辕之国东方。《大荒北经》在牛黎之国前述及&有人为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海外南经》也说驩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有翼自然能飞。《山海经》上记载这西北、东南两处的驩头苗民之国。我引证上面史料可以说明两点：1.迦摩缕波意指嘉（夏）女国，也说指&西王母国&。就我们的田野实地调查，嘉（夏）是一种体型高大的北方蒙古人种。而三苗和驩头则是一种体型矮小的{孟高棉语族}南方蒙古人种。但从《山海经》的记载&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来看，双方在远古就已经融合。因此，当我读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伽摩缕波国。周万余里。&&人形卑小容貌厘黑。语言少异中印度。&起初感到吃惊和不可理解。嘉（夏）人体型高大，到这里怎么人形卑小呢？读到上面文献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迦摩缕波（西王母）其童子王等上层，是体型高大的嘉人。但其下属部落是体型卑小的三苗驩头（如吐蕃）的濮僚系统之南方人，都是蒙古人种。因此，郭元兴先生考证精当。
迦摩缕波的先祖福授（Bhagadatta）与小勃律的始祖Bhagadatta同名，小勃律是隶属古象雄（古支那）国的，而迦摩缕波就是指西王母国，都是嘉（夏）人建立的国家，应是一回事。只是从西北迁到东南，或许是两处同时存在，两者有密切联系。这个福授王（Bhagadatta）曾率支那人（Cina）、吉罗多人（Kirata）参加摩诃婆罗多大战，帮助俱卢族（Kaurava）一方。查福授王是俱卢族王持国儿子难敌的女婿。就是说，雅利安人种的俱卢族和蒙古人种的西王母国（迦摩缕波），在摩诃婆罗多大战前已经通婚融合。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间形成的，摩诃婆罗多大战又称俱卢之战，据推测应该是公元前八世纪前就发生的战争，雅利安俱卢族与黄种人的大夏（嘉）古昆仑、古支那人的通婚应该最早发生在古印度西北部。因此，福授王所率领的古支那人应该是从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上游到中印度来参战的。唐道宣在其所著《释迦氏谱》中引《阎浮图》云，&葱岺西据香山。&&山西南面，号曰天竺。&他接着又引&《山海经》云，身毒之国，轩辕氏居之，郭璞注云，即天竺也。&郭元兴先生指出：该条经文及郭注，今本均佚，但极其重要。通过上面的史料和事实分析，我们就读懂了&身毒之国，轩辕氏居之&。此轩辕氏就是嘉（夏）人建立的古象雄、古支那国。郭元兴先生还指出：北俱卢州与轩辕之国完全可以视为同一区域。这也是俱卢族与轩辕族能通婚的条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意大利学者图奇亲赴尼泊尔考察，发现不少资料，证明尼泊尔以北有SucarnagoTra（金氏）Strirajya（女王国）S&han-Shun（羊同，象雄），Sucarnabhumi（金地），Ci-nabhumi（支那地）等异名（见Tucci,Prelimiuary Report of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l,pp.92-105）。羊同和象雄就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女国（苏毗女国）就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上古夏（嘉）人和夏王朝在西北和西藏地区的遗族和母国。据苯教文献的传统说法，象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著名苯教学者朵桑坦贝见参所著《世界地理概说》记载：&里象雄应该是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par zig）、巴达先（bha dag shan）和巴拉（bha lag）一带。在这儿的甲巴聂查城的遗墟中有座山，山由密尊的形象自然形成。木里山拉（mi lus &bsam legs）在此建巴却城（rgyal mkhar ba chod），并在该城修法灵验，将一块仿佛人体大小的巨石定在半空中，不让它落地。后来人们用土石方垒了个基座，把这块巨石托在半空中（笔者按：这正是《山海经》中描述的&悬圃&之昆仑，是西王母和黄帝轩辕的下宫，苯教的传说与《山海经》的记载是相符的）。此处&悬圃&之昆仑就是冈底斯山，郭元兴先生指出：比较西藏、印度和西方的古代传说和史料，则我们对昆仑之丘、阿媷达山（Anauatapta）、白吉罗娑山（Kaiiasa）和冈底斯山（Gan-ti-se）的认同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这是因为，这种同一性早就有汉末的成光子（公元205年）、初唐的王玄策（公元643、647、659、663年）、晚唐的刘元鼎（公元822年）和清朝派赴西藏勘绘地图的官员的实地考察所证实。
冈底斯山的昆仑之丘，《山海经&西次三经》曰：昆仑之丘是黄帝夏都。《穆天子传》：&天子升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晋释道安（公元312~385年）的《西域记》说：&阿媷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水经注》卷一引）。唐释道宣（公元596~667年）的《释迦方志》也说：&《水经》云：&无热丘者即昆仑山&。&据《罗摩衍那》：上有俱尾罗（Kurera），即多闻天王（Vaisravana）的宫殿。这山也是湿婆大神（Siva），即大自在天（Mahesvara）的住处。据佛教经纶，山上有阿媷达宫，北宫在密教经典中名为阿拿迦缚底宫（Adakavati，Alakavati），西藏译为Loan-LO-can（有髻）是密教主金刚手（Vajraoani）的住处。在西藏本教（Bon-po）的经笈中叶认为在赡部（JamBudvipa）洲之西北，持边山（Nimindharat金山最外层）之南，赡部树下，有冈底斯山，为缚邹、辛头等四大河之总源（见藏文版《西藏本教源流》10页引本教经）。我们看，印度教、佛教和本教的古典文献记载都与《山海经》所述不谋而合。[31]
周穆王过了昆仑之丘（冈底斯山），申戊，至于赤乌。&&赤乌氏，先出自周宗。赤乌氏，美人之地也，珤玉之所在也。周穆王再往西，过洋水（印度河）、黑水（阿姆河）、西膜，到达西王母所居的群玉之山。周天子四日休于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周穆王过了羽陵，到达剞闾氏（阿里地区的小勃律国）。周天子又西行五日至鄄韩氏，鄄韩氏即轩辕之国，其地&有乐野温和、穄麦之所茂，犬、马、牛、羊之所昌，宝玉之所（在）&（《穆天子传》卷二）。周穆王在此大休三日，举行大朝和大享两次盛大典礼。其后又西行12日至西王母之邦。郭元兴先生认为，轩辕之国应在今阿里之西的巴基斯坦的乌仗那（Uddiyana），这西王母之邦只可能是在乌仗那之西迦毕试（Kapisi）境内。《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西王母所居玉山在轩辕之丘的东面，《山海经&海外西经》的巫咸国之登保山显然就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巫咸等十巫升降之灵山，其下文即云&西有王母之山&就是说巫咸国在轩辕国沃野之南，则王母之山亦在其西。
娑夷水，我们从公元718年高仙芝西征小勃律的史料中知道这个名称。《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年：&娑夷水，即弱水也（注：小勃律王居孽多城（Gilgit），临娑夷水，其水不能胜草芥。&四川藏区的雅砻江，上古也被称为&弱水&或&若水&。这个名称是夏（嘉、象雄）人从甘孜阿坝地区带到阿里和巴基斯坦（大夏）去的。弱水即勃律河水。《山海经&海内南经》曰：&建木在猰貐西弱水上，&则在娑夷水（Gilgit）上游处。又云&氐人国在建木西。&《淮南子&地形训》说&后稷垄在建木西，&又说&建木在都广。&《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这氐国与氏人国应即《山海经&海外西经》&白民之国&及《山海经&大荒西经》&白氏之国&之讹略，而应以&白氏之国&为正。其地应即宋云行记之&波斯国&，《魏书&西域传》言其国有三龙池。再往西就是《山海经&大荒西经》的沃之野和轩辕之台。《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说&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这是对圣人的敬畏。这跟大禹出生地今四川阿坝汶川县石纽乡自古羌人不敢在此居牧，罪犯逃入官府不敢搜捕的情况一样。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说过了娑夷水（Sailoda）就是&北俱泸州&（Uttarakuru）。这就是说小勃律以北以西之地即佛经中所说的北俱鲁洲，乃人间胜地而非虚无缥缈之乡。郭元兴先生指出：北俱鲁洲（Uttarakuru）与轩辕之国完全可以视为同一区域。
此处也是建木（宇宙树）所在的都广之野，沃之野。巫咸国等十巫升降之灵山（登保山）也在此附近。此处离释迦出生的尼泊尔迦毗罗卫国并不远，沿喜马拉雅山麓南侧或北侧都很快能到。
释迦牟尼在《长尼迦耶》第32《阿吒囊阺经》中，借北天王毗沙门之口描述北俱鲁洲为人间仙境，衣食自然，稻谷自然成熟，无忧无虑，寿命千岁。这里与《山海经&海外西经》描述的西王母国、轩辕之国和沃之野的情况完全一样，其地&鸾鸟自歌，凤凰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这里《山海经&大荒西经》之白氏国Bhadag-Shan即今日之Ba-dakhshan，《魏书》之跋底延或弗敌沙，《西域记》之钵铎创那国。Bha-lag显然是梵语Valhika，Valhaka（Balkh）之音变，即通称之Balkh或Bactria，古大夏之都城。此处《魏书》的跋底延即跋底族。《增一阿含&高幢品（二）》（卷一四），有释迦佛降伏&毗沙&恶鬼的故事。此毗沙，应即是马国的毗波（沙）蜜神。《增一阿含经》说毗沙鬼在跋底国中。然跋底族为恒河以北、雪山以南的主要民族（与释迦同族），它向东伸展，南与央伽相接。古代独立的阿萨密（Assam），佛陀在世时，曾隶属跋底族。《大般涅槃经》曰：摩揭陀王阿阇世要攻伐跋底国，佛陀讲他曾向跋底族讲授&七不退法&，只要跋底族遵守七不退法，就不会灭亡，只会繁荣。此处，我们看到跋底族也存在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大夏国里，应该是夏的部落。
希腊人托勒密《地理学》说：北俱鲁洲（Ottorocorae）在艾摩达（Emoda）和赛里山附近。这里的艾摩达应即是玄奘《西域记》中之四摩咀罗（雪山下）国（Himatala，Hematala），和《魏书》中的厌达（Hephthal，Ephthal）。厌达在《史记》和《汉书》中又称为猗顿。郭元兴先生讲，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不能谓其始于大月氏五翖候时期。猗顿和《穆天子传》卷四的重黎氏都在黑水（阿姆河）上，当极相近。穆王在重黎氏处传授炼铸采石成器之法，千余年后厌达之人仍以制造玻璃闻名于世（见《魏书&西域传》）。所谓赛里实指女子国（西王母国），西藏古语名为Se-rib，或为Gser-rabs即梵语Suvarnagotra之义译金氏国（见《西域记》卷四）。这个地区也应该是古印度古籍所说Kamboja（建木）古国所在地，是梵文学的渊薮。其地以多美女闻名。
此四摩咀罗国，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注明释迦族人为其国王。这已经是公元七世纪的事了。位置在西北印度。
《海外西经》中女子国（西王母）南丈夫国即乾陀罗国（Gandhara）之都城Purusapura（弗楼沙国）purusa，丈夫：pura城、国。其地即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
丈夫国之南有奇肱国，《海外西经》言&刑天与帝（黄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章太炎依《说文》释天颠、顶，刑天即断首之意，极精确。按《大唐西域记》，自健陀罗国（今白沙瓦）之乌铎迦汉荼城南行渡印度河至旦叉始罗国。《法显传》说，&竺刹尸罗，汉言截头也。&梵语Taksa为割截（cutting through），Sira为头。在佛教兴起后，在佛教典籍中因截头之地名，而产生释迦佛如来前生在此断头施人的本生故事。然而地名及位置均与《山海经》全合，这是不容忽视的。此地今名塔克西拉（Taxil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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