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三个儿子的历史以及大明朱氏族谱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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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三个儿子的历史以及大明朱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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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中国·上杭——瓦子街-浅谈上杭瓦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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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上杭瓦子街
　　作者：钟巨藩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寻根”热潮中，从上杭迁往广东、四川、广西等地几十个客家姓氏的乡亲，依据祖上留传下来的族谱记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的上祖是从上杭的“瓦子街”、“瓦子巷”或“瓦子坪”迁去的，有的还要求我们帮助查找。如，广东翁源县1997年出版的《翁源县志》中的“翁源县部分姓氏源流考略表”中列出的翁源23个主要姓氏中，从“上杭瓦子街”迁入的有吴、黄、张等8个姓氏。又如，四川省仪陇县档案馆珍藏的朱德元帅家谱上写道：太祖“自福建上杭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而迁移广东韶州府乳源县龙溪枫树坪立业，……又徙居马鞍场琳琅寨佃田居住。”再如，广西陆川编印的《陆川百家姓宗支集》一书列出了该县有丘、江、李等17个姓氏是从“上杭瓦子街（瓦子巷）”迁去的。
　　瓦子街在上杭什么地方？从目前所能看到的6部《上杭县志》及1980年编印的《上杭县地名录》均无记载。“瓦子街”的记载虽不见于《上杭县志》等正史，但见于各姓氏族谱，特别是外迁乡亲的族谱。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客家学开拓者罗香林先生曾说过一句对我们很有启发的话，他说：“广府各系，多言上世避居南雄珠玑巷，因而转徙岭南；福佬各系，多言上世随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南戌，因而移居漳、潮；虽皆未见正史，而究之事出有因，非无实据，不容忽视也”。同样的道理，“瓦子街”也“不容忽视”。笔者根据近几年所研读的一些族谱史料和拜访多位专家前辈的心得，就瓦子街产生的历史背景、区域地点、文化内涵谈些肤浅的看法，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指正。
　　一、历史背景
　　上杭于北宋淳化五年（994年）置县，是汀州府较早置县的县份之一。境内山川秀美、肥田沃土，江河纵横、灌溉便利，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利于农耕经济，适于客家先民休养生息；汀江和它的主要支流旧县河、黄潭河纵贯全境便于发展航运，宜于客家民系播迁发展。在唐末和宋代是客家先民梦寐以求的风水宝地。从客家族谱中了解到，在唐末至两宋的几百年间有几十个姓氏先后开基上杭。客家先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先进的中华文化。凭借他们勤劳的双手，自力更生，开山造田，兴修水利，建设家园，开发上杭的山区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邑之金山，康定（1040年）间产金，至皇祐时（年），中书备对贡金之数一百六十七两”，至明清时“烟纸两项为出产大宗，旧时岁入总百数十万”。人口也遂年增加。宋元两朝上杭无人口记载，但汀州府的人口数可以为我们作个参考指标：汀州府在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有81456户，南宋宝祐年间（年）增至4890人，在170年间户数增加了2.7倍。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宋朝建县时就设有儒学公署，官府派遣教谕、训导教育学生，民间捐送和官府划拨学租田地，用收取的地租扶助贫困学生和奖掖优秀学生；社会也兴学校创文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民间著书立说、吟诗作画、山歌传唱、龙灯木偶成风，客家文化日趋繁荣。《汀州府志》说上杭：“衣冠文物，颇类大邦；礼乐诗书，实多济美”。上杭成为客家民系的摇篮，客家文化的发祥地，从南宋开始向粤东、闽南播迁。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一书的“南宋客家各氏迁移表”中列出的18个姓氏迁往广东，其中来自上杭的就有16个姓氏。广东始兴吴姓先祖吴侃，原居上杭瓦子街，宋宝庆二年（1226年）任南雄别驾佐理通判，卒于任，其子迁始兴罗杨公岭（这是目前发现有关瓦子街的最早记载）。明清两朝从上杭迁往粤北、广西、四川的客家乡亲就更多了，而标明从瓦子街迁出的也是不少，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所以说，瓦子街形成的时间应该始于宋元而盛于明清，这也和上杭客家向外移民的时间相一致的。
　　二、区域地点
　　上杭客联会曾举行过瓦子街遗址专题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提出民间口头传说在县城有岭子头上（今泰阳广场南侧）、雷坪里、居仁巷与杭中路之间、岗背街（今人民路中段）、今人民路北段以上至和平路一带和解放路东段等近10处过去曾称为瓦子街（巷、坪）的地段。文字记载有民国37年上杭《雷氏四修族谱》序中说：上杭城关雷氏始祖雷世倖兄弟六人在明嘉靖年间（年）从“延平府永安县三十都徙居上杭东门瓦子街立业”等。
　　祖地在上杭的粤北始兴县客家乡亲听长辈说，上辈从北方逃难，一路只见茅寮草房，在进入上杭县境后，看见一条大河的岸边有条大街，街道两旁尽是用青瓦盖的房子，觉得这里是个富庶、安全的地方，于是就定居下来。几代人后，一部分人再迁移到粤北，为了不忘祖地，他们用富有乡土特色的“瓦子街”来作为上杭祖地的代名词，代代相传。这条大河就是今天被人们称之为“客家母亲河”的汀江，大河边上的大街就是今天上杭县城的旧城区，瓦子街就在这里。
　　四川仪陇马鞍场的《朱氏家谱》说朱德元帅上祖聪一郎原居“上杭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宋朝民间有县城“地接金山势”之说法，这就表明当时民众就认为县城在紫金山麓。祖居上杭成关的上杭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今年84岁高寿的刘广福先生说，他早年听刘氏长辈讲居住在汀江岸边的城区居民利用河坝种绿竹，从东门坝哩到南门都是一兜一兜的绿竹（俗称麻竹），因绿竹既产笋又产竹，久而久之人们把这段河坝称为“笋竹坝”。绿竹既可提供有山珍之誉的笋，又能保护河堤防御洪水，还能为穿梭于汀江的船只提供堵塞漏洞的竹菇，所以在汀江沿岸随处都有种植。上世纪90年代初东门坝还是绿竹成荫。所以“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也应是县城东区。
　　明嘉靖“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从上杭播迁到外地的各姓氏裔孙纷纷回祖地上杭建宗祠家庙。一时之间，县城汀江岸边从东往西建起了袁、高、钟、胡、丘、廖、李、范等数十个姓氏的宗祠。宗祠是客家人的历史之根、认同之源、祭祖之处、睦宗之所。不论是从上杭县城或乡村向外播迁的客家乡亲因为他们的总祠都建在县城瓦子街上，所以都把自己的迁出地说成是上杭瓦子街（瓦子巷）了。
　　从上杭迁到粤桂川台等地的客家乡亲大都说是从上杭瓦子街迁出的，如果单单从县城迁去是不可能的，一是不符合移民规律，二是县城一时之间也不可能迁出这么多人口。所以，瓦子街涵盖的地域是上杭县全境，核心区域是县城老城区。
　　三、文化内涵
　　瓦子街不但是移民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客家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屈不挠、团结奋进，毋忘桑梓、爱国爱乡的人文精神和追求安居乐业、繁荣富庶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
　　客家人来到上杭后，面对的生存环境是虎狼蛇蝎出没的荒山野岭。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和从迁出地带来的农耕经验、技术和资金（有些人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从而促使上杭山区的迅速开发。正如罗香林先生所说：“冒难进取，大雄无畏的行动，亦往往促进客人事功的发展。”这样的事例，各姓氏的族谱中都有记载，如稔田镇石牌前《黄氏天禄公总谱》记述始祖黄天禄在宋朝开基石牌的情况：“先由宁化石壁乡迁居石牌前，当时地皆空旷，远近数十里尚无人烟，一望荆棘萧茅树林，蓄水不通，莫分谿径，虎狼蛇蝎孕育其中，均为人害。吾祖悯焉而费巨万之资，披荆斩棘以启山林，鸠工庀材以垦田亩，兽害已消，山原可稼。”县城杭中路59号“郭氏家庙”的石门牌坊楹联：“开辟郭坊吾祖始，源流杭邑我家先。”“开辟”两字记述了郭氏和其他姓氏的客家先民在汀江河畔开基创业的多少艰辛！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县城从钟寮场迁到郭坊村。乾道七年（1171年），陈朝章任上杭知县后，对民房、水井、排水沟、街巷及道路进行全盘规划建设，并根据的地形特点，留三墩，开七井；从东到西辟大街（今解放路）、中街（今杭中路）和小街（今杭小路）三条；以大街为主线，往南开十四巷通向汀江岸边，往北开十七巷直通中街。并将孔庙、城隍庙等国家规定的祭祀场所移进新县城。前后两年，县城的建设初具轮廓。
　　在冷兵器年代，城池是城市的屏障，能有效地阻挡敌人的进攻，保护城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上杭县城频临汀江，坚固的城墙还具有防洪的功能。上杭县城自宋端平元年（1234年）开始筑城，“知县事赵时钅戊　 创筑城，周回一百六十步，转车激水注为濠池，覆以茅竹，寻毁于火。”此后，屡筑屡毁，或毁于人祸，或毁于天灾。但上杭客家人在官府的主导下，全县人民团结一心，以不屈不挠务求必胜的“硬颈”精神，终于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建成“周一千四百二十四丈六尺，基广二丈。南临大溪砌以石，高三丈有奇，东西北并甃以砖”的“高广坚壮”的新城墙（南门汀江河岸城墙就是当时所建，今为省文保单位）。城市面积扩大了，“邑人喜可恃以为安也”，县城百姓有了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被时人号为“乐土”。宋嘉定六年（1213年）开通上杭至峰市的汀江河道后，汀江航运日益繁忙，上杭县城是当时最大的货运集散地，航运业给上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县城居民不但从事农业，而且有手工业、转运业和经商贸易等。人口日增、百业兴旺，建筑了砖瓦楼房、酒楼商铺。“闤阓栉比，肆楼云矗，奇技淫巧，纷沓杂陈。”县城经过一代接一代的客家人不屈不挠的团结拼搏，终于打造成经济繁荣富庶，生活安定和谐的“铁上杭”。
　　人都有向上的心理，怀旧的心态，对美好的事物记得特别牢，也希望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称自己是“唐人”，把华侨聚居的街区称为“唐人街”，他们怀念大唐盛世，以“唐人”来代表中国人，几百年来约定俗成。同样的，从上杭外迁到各地的乡亲，他们怀念故土上杭，毋忘桑梓地，记住了代表繁荣富庶、安居乐业的“瓦子街”，他们以来自“瓦子街”为光荣，以“瓦子街”人的后裔为自豪，耳提面授，代代相传，瓦子街便成了祖居地上杭的代名词了。正如广西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副所长、世界彭氏文化学术委员会主任彭会资教授所说：“广西彭家保留的族谱写的都是从上杭瓦子街迁来的，台湾的彭氏也是从上杭瓦子街迁到莆田再到台湾，我们广西都讲来自上杭瓦子街。”
　　主要参考书目：丘荷公主编《上杭县志》、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等。
　　作者单位：上杭客家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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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族谱o第二卷（大16开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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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族谱--海邑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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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建筑秘籍：当“徽派”遇到“闽派”——浙南土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鲁晓敏
主页猪按：浙南建筑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廊桥，然而浙南土楼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葩。这种夯土古民居，要抵御江南梅雨的冲刷，又需要适宜伏旱时节的居住。她们是福建建筑与安徽建筑的融合，或者又可能说是过渡，本文取了松阳，这个浙江省古民居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县，来看看我们浙南建筑的风格。
丽水市位于浙、闽、皖、赣交界的浙西南，地理环境兼有徽州和闽西的特点，同时也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样本。乡土建筑既有徽派的&粉墙黛瓦&，又有福建客家建筑的元素。透过建筑，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大片&黄泥墙&老屋，能成为浙西南代表性民居吗？
松阳县三苍殿村（叶高兴摄）
松阳县黄岭根村（叶高兴摄）
松阳县西坑村（叶高兴摄）
松阳县山甫村（叶高兴摄）
10年前，我到浙西南松阳县大东坝镇的石仓去参加战友的婚礼。按照当地风俗，几十桌酒席从一幢大屋延伸到另一幢大屋，全村人接龙般地坐在席间觥筹交错，热热闹闹地喝着喜酒。席间的我一本正经地听他们交流，却没能听懂一句话。我可以断定，村民们说的不是浙西南本地方言，这是一种深奥的语言，带着粗砺的音调，语调急速转弯，弥漫着北方高原的苍凉，涌动着南方溪流的急促。一些只残留于典籍上的古老词汇，在我耳边飞速旋转，只是我难以听懂其中的任何一个字。
婚礼举办地是一幢封闭式的大院子，两道高大的泥墙、双重牢固的石库门，将一座大屋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独特的婚俗、神秘的语言、雄伟的大宅，让我陷入了沉思：这是一群怎样的人群？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为何要迁到这里？像石仓这样的移民村落群，浙西南还有多少？那时候，这些疑问无法解答，萦绕心头许久。近些年，我走访了丽水市百余处古村落，终于才发现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已经调查过的古村落中，竟有近半数出自移民之手。
原来，历史上的浙西南曾接纳过来自中原、福建、江西、温州等各地移民。定居后的移民将故乡的建筑技艺充分施展，给丽水大地留下了诸多建筑奇葩。过去，浙西南古民居很少被外界熟知。直到近两年，随着古村落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老房子才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石仓溪，客家人在浙西南生根
石仓，松阴溪支流石仓溪流经的一条小河谷，名称来自当地一则民间故事：旧时此地有一寺院，寺院附近有一岩洞，天天流出米来，足够寺院里的僧人食用，因此取名叫石仓。有一次老和尚出门时，徒弟出于贪心，就把石仓出米口凿大了一些，结果石仓就不流米了，变成了死仓。巧合的是，这个故事在闽西客家地区也广为流传，上杭县境内就有一个石仓遗迹。
难道说，松阳县石仓的居民很有可能是从福建汀州（古地名，今长汀）地区迁过来的？石仓原是松阳县的一个乡，现指原石仓乡上茶排（今六村）、下茶排（今七村）、下宅街、后宅、蔡宅、山头、山边、梨树岗和灯塔等9个村落。其中，上茶排、下茶排、下宅街、后宅、蔡宅、山边六村仍旧保持着古代的格局，连成了一条长3公里的古村落带。让我吃惊的是，这块狭小的空间内，还保存着40多幢清代古建筑，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的民居有19幢，超过3000平方米的有3幢。
有意思的是，石仓溪两岸的古民居群的排布方式与闽西、闽南一带非常相似，常常是屋舍相贯、院庭联幢，同一家族的房屋围成一个方块。当地阙氏居住的大宅&余庆堂&通面阔74亩，进深40米，四重大门，两个厢门，9座厅堂、18个天井，129个房间，使用了31副楼梯，552根柱子，最多时住着290多口族人。客家民居有3种典型的建筑&&土楼、九厅十八井、围龙屋。其中，&九厅十八井&民居多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的客家地区，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四合院特点，为适应多雨气候而设计出的一种院落。石仓&余庆堂&就是一座典型的&九厅十八井&建筑：院落正中最重要的建筑是香火堂，设有神龛、供奉祖先牌位，&四时八节&均要上香祭祀。除夕这天，所有石仓人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抬着供品到宗祠祭祖。除了在宗祠中祭祀共同的祖先，各房还要在各自香火堂中祭祀本房祖先。然后，族人全部来到门外，朝着祖源地方向烧香、跪拜，遥祭安葬在千里之外的始祖。
游览福建土楼之后，我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些联系：尽管石仓古民居与土楼在外观有明显区别，石仓古民居以长方形为主，而土楼多有圆形，石仓古民居扁平状，土楼为高层建筑，不过它们给我一致的感觉，同样是土木结构的客家建筑，同样是聚族而居，同样将香火堂设置在建筑最中心，横梁上也到处贴着字迹潦草的神符。与土楼一样，通过一重又一重围墙、一道又一道厚实的大门，石仓人把自己密不透风地围护起来，在冷兵器阶段，这种牢固的庄园，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常常让土匪和强盗束手无策。以至于我在大屋中行走，自始至终感到一种剑拔弩张的情绪在建筑中游荡着。当我爬上了一侧的山顶，俯瞰整片石仓谷地，令人震撼的视觉出现了，石仓大屋仿佛一方方庞大的印章，压在田间地头，压着山水之间，或者四四方方，或者长方形，几乎就是&扁平版的土楼&！
由于受地形、地势、地基以及泥土粘性等方面的影响，石仓大屋无法建成土楼那样高大的建筑，只能从平面上扩展自己的空间。原本一幢土楼就可以聚集一个村落，现在变成了几幢甚至是十几幢大屋，仿佛土楼被生生地截成几截，平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安置，或者将土楼进行拆散了重组，将立面的土楼建截成平面的土楼。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谢重光教授曾到这里考察，他说：&石仓宅院总体构造跟闽西客家人的五凤楼庭院很相似，但山墙却是典型的徽州风格。这就是说，宅院主人老家来自汀州，但外出经商时经常去徽州，因此把汀州和徽州的建筑风格揉合在一起了。&
虽然石仓的建筑融合了各派精华，但是石仓人自始至终操着纯正的客家话，完全保留着客家人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这些坚守母语的客家人是如何来到石仓的呢？当年这些潦倒客家人为何几代之后能够富甲一方？作为外来人，他们又是如何建起这些大宅的呢？带诸多疑问，我拜访了当地的客家文化研究者阙龙兴。说明来意后，阙老师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包袱，里边是一部清道光二十五年的《阙氏宗谱》。族谱记载：&阙氏自康熙年间由闽杭而迁徙于括郡（括苍郡，即今丽水市），或松（阳）、或遂（昌）、或云（和），不一其人。即居松川之石仓者亦众。唯如祥公居厚宅，盛宗公居茶排，弼光公居下宅街，厥后子孙蕃衍。&据此，石仓阙氏祖先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上杭县迁至浙江松阳。族谱中说的后宅、茶排、下宅街，现在大致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明清时期，赣闽粤山区的客家居住地人口密度，导致引致大量客家人外迁。但长期以来，客家人迁往浙西南这段历史鲜有人研究。根据史料，客家人入浙与官方的移民政策有关。清代处州（今丽水）地方志记载说：&括自甲寅兵燹，田芜人亡，复遭丙寅洪水，民居荡折，公&&又招集流亡，开垦田地，不数年土皆成熟，麻靛遍满谷。&由此可知，客家人迁来浙西南之前，浙西南一带是清初&三藩之乱&的战场，清军与耿精忠叛军在此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大量百姓逃离了战火纷飞的险境，造成大批土地荒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时任处州知府的刘廷玑主动招纳流亡人口开荒耕种，大量的福建客家人就是在这一时期涌入浙西南。清康熙、乾隆年间共有18支同宗的阙氏从福建汀州迁来。康熙四十六年（1707），阙龙兴这一支阙姓从自福建汀州迁徙到了石仓。从始迁祖阙盛宗开始，垦山、种地、植麻、开矿、建筑、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阙氏家族在他乡建起了奢华的故乡，这些客家人已经告别了客居身份，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浙江人。
清初丽水一共有多少移民呢？据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统计，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处州客家移民约17万人左右。除了松阳，当时云和、遂昌、龙泉、缙云、景宁等县均有福建移民分布。他们带来了福建的建筑工艺和文化，其建筑平面布局、空间序列、文化理念延持着闽派风格，仿佛乾坤大魔移，在丽水的崇山峻岭间建起了一座座气势如虹的村落，向世人提供了福建客家人的村落建筑格局。
至今，石仓人依旧操着福建&汀州腔&，并一直自称&汀州人&。千里之外的闽西，历史上的&汀州&已经消失。很多人不会想到，浙西南的客家移民仍旧&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思念着故乡。这也就不难理解：虽然已经繁衍生息300年，但石仓人仍旧没有被同化，至今操闽语、循闽俗。当地坊间常常吟诵一首诗：&作客处州三百年，年深外境优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梦里依稀是汀州。&千年河阳，&粉墙黛瓦&的建筑长廊
丽水（古称处州）位于泛徽州地区外沿，徽派建筑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到了这里，到处活跃着徽派建筑的靓影。在好溪流域的缙云县，就有一座典型的&徽派&村落&&河阳村。据《义阳朱氏宗谱》记载，始祖朱清源五代时曾为吴越王钱镠的&掌书记&，因为仰慕好溪两岸风光，便和弟弟朱清渊一起定居到缙云，并在缙云县西乡（今新建镇）找到一处风水宝地，逐渐形成了河阳村。
明代洪武年间，河阳人朱维嘉入朝为官，闲暇之余，常常忙于修纂朱家的族谱。一个春日，皇帝朱元璋问朱维嘉：&你我乃同姓，不知你祖上出过些什么名人？&于是，朱维嘉便详细介绍了先祖往事：公元908年，朱清源、朱清渊兄弟从河南信阳先是迁至杭州，曾辅助吴越王建功立业；后来，二人隐居至缙云境内，为了使子孙后代不忘本，便从&河南信阳&中取两字命村名为&河阳&。
随后，朱维嘉向朱元璋提起了一件最荣耀的事：宋元时，河阳村曾出现八个进士，村里为此修建了一座&八士门&。朱元璋听后说道：&稀罕，稀罕，朱氏真是望族也！那么，朕就赐河阳朱氏一对&稀罕&物。& 朱维嘉非常疑惑：&&稀罕&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这只是朱元璋的一时兴起，随口一说罢了。之后，朱家的一名书童对朱维嘉说：&达官贵人门前喜欢摆放狮子，要是去掉狮子头，不就是很稀罕了嘛？&现在，&八士门&前果然蹲守一对无头狮身的怪兽&&它们的名字叫&稀罕&。朱氏族谱记载了这样一件&稀罕&事，但很可能只是一则传说而已。不管故事真假，那段&一门八进士&的家族荣耀已经载入史册，那座&八士门&也已经成了这座千年古村的标志。与功名比翼齐飞的是那些丝毫不亚于西递、宏村的徽派建筑群，16座古祠堂，14座古庙宇，百余幢明清至民国的古民居，在丽水很少能够找出一座与河阳媲美的村落。马头墙，粉壁，黑瓦，楼阁，亭榭，池塘，以黑白色调打底，一派江南水墨画风情。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标志性元素，江南最长的一组马头墙并不在徽州地区，而是在河阳村里。河阳村有一条街叫&答樵路&，这里有一组32垛马头墙，排列成近100米的长度。正面看，它们像奔腾不息的群马，爆发出动感的力量；侧面看，它们是黑白相间的音符，演绎着跃动的音律。
河阳村大多为四合院，白墙黑瓦，硬山顶，重檐，阴阳合瓦，选址和营建过程都是按堪舆学说规划的，达到了建筑与环境的完美融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这些古建筑两进或者三进，中轴线对称，门楼，中厅，后厅，层层递进，一进和二进之间是敞阔的天井，天井多以石板和卵石铺设，富裕的人家厅堂地面以方砖墁地或者以三合土铺设。河阳古民居有些围屋的模式，围绕着天井，左右两侧是排列有序的厢房，建筑立面构成前低后高、两翼拱卫的中轴轮廓线，使建筑有主有次，有藏有露，保持着神秘感。
河阳虽说是村，但建筑的恢弘格局不亚于一座城池。跟城市规划类似，河阳的街道格局为&五纵四横&，以棋盘状布局。未被破坏前，村庄外围也像城池一样，不同方向设置了6座城门，现在仅剩一座&八士门&。进入老街后，一路上全是排门式建筑，多为老字号杂货店。老街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几家店子还在营业；大街是中轴线，两侧是横向的巷道，里边是一排排民居群。走进巷中，那些宅子的名称极为雅致，如&廉让之间&、&循规映月&、&耕凿遗风&、&儒林古第&等等。
科举成功的带来的自豪，让儒家文化的微言大义均渗透到建筑的每个细节中，无论是大处的门楼、影壁、天井、地面，还是小处的门楣、牛腿、雀替、神龛，均有人物神像、传说故事、花鸟虫草、琴棋书画等图案。可以说，细微之美遍布建筑的每个细节：门楣上都有名人题词，厅堂内悬挂牌匾，抱柱上则刻有楹联。用当地人的话说，河阳&有建筑必有书画，有书画必有寓意，有寓意必有寄托&。朱家人真正将建筑当成了中国耕读文化的载体，每一幢建筑，都是一部修身立世的教科书。而已故的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这样盛赞河阳的古民居：&稀有的古村文化，罕见的建筑艺术。&
随着科举荣光渐渐黯淡之后，朱氏族人眼光投向了商贾之途，涌现出许多商贾巨富。明中后期到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浙南的商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他们将生意扩展到了竹制土纸、山货、粮食和靛青，河阳朱氏的商贩的脚步走向了大江南北，与徽商一样，他们将换回的巨大财富建筑起了这些砖石垒砌的堡垒。与位置偏僻的石仓相比，河阳村所在的缙云县更靠近省城杭州，因而深受儒家礼教制约。在规模上，河阳的建筑没能像石仓那样，可以无拘无束地拓展规模。但是，河阳的商人在建筑材质上斤斤计较、在房屋装饰方面精益求精。在照壁、门窗、横梁、柱础等狭小的空间里倾注大量的精力，精雕细镂，极尽富丽豪华之能事，雕刻成为竞富的手段。走在建筑内部，引发了我强大的想象，隐隐感觉到一股来自历史的推力：你可以想象大屋某一间密室中曾经有堆积一地的白银，大屋中还会有老谋深算的较量，某一间幽暗的房间中亮着一双同样幽暗的眼神，但更多的是朱氏族人平静如水的生活。
相比浙西南其他县、市，缙云县民居最接近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河阳、松岩、道门、工联、邢弄等村落多以砖砌墙，建筑更为细腻，马头墙也更显庄重。河阳商人常常四处经商，而徽商是其主要生意伙伴。长期耳濡目染之后，河阳商人将徽派风格的宏丽重楼搬到了老家，但是河阳古民居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保持本土特色之外，收纳了大量的徽派元素，完成了徽派建筑本土化的进程。
在丽水的桑岭、吴弄、杨家堂、保定等许多村落，坐落着更多闪烁着徽派光环的建筑，与徽派建筑的砖木结构不一样的是，这些的建筑多为泥木结构。徽派建筑多为四合院，而这里多为三合院。木雕、砖雕、石雕同样题材丰富，雕刻精美。由于泥墙比砖墙更加厚实稳重，这些建筑显得比徽派建筑更加雄浑挺拔，特别是在斜风细雨中，那些湿漉漉的墙垣浮现出徽派建筑的身影，有如一张惊世的水墨画，矗立出一种绝世的美。黄墙灰瓦，处州乡土建筑的符号
石仓的闽派民居、河阳的徽派大院，均是浙西南乡土建筑中的&贵族&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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