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享浪漫旅程
& & 晒太阳、踏青、钓鱼、烧香拜佛，这里一定是您最佳的旅游胜地！
?&?&?&?&?&
& & 梵音悠远静心禅茶
& & 尝新鲜禅饭，烧香拜佛请到郑州青龙山慈云寺来旅游参观！
?&?&?&?&?&
&->&&->&河南省巩义市慈云寺调查记述
河南省巩义市慈云寺调查记述
作者来源：admin
孙修身&&赵玉安&&席彦昭
内容提要：本文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河南省巩义市慈云禅寺发展的兴衰历史，阐明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应占的重要地位。二是介绍本寺现存的《释迦如来双足灵相图》，分析此图传来的历史缘由，认为其图是由唐朝敕使王玄策二使印度时，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带回，从而纠正传统的玄奘法师带回此图的说法。
关键词：慈云寺&&&&灵相图
分类号：K878.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99)03-0020-10
1998年12月22日，在巩义市前文物管理所所长赵玉安先生的率领下，由该所主任席彦昭、郑州市省文联孙志中、巩义市文化馆徐小龙、敦煌研究院孙修身等八人组成的慈云寺考察组，进入该寺遗址，作了一次短时间的实地勘查。
慈云寺位在今河南省巩义市东南约15公里的青龙山中。左有青龙河穿越而过(现已变为潜流)，周侧群山环峙。遗址位处于满月形的台地上，古碑称曰：“山色嵯峨，因见山水盘完，春秋可度，山形满月，玉兔悬河。左有狮子频吟，右有象王回互。东南钵盂峰秀，西北二老谈经，圣钟池大黑龙王之所，西天门乃祖师降妖之处，前代碑额常赞慈云和尚开此道场，大黑龙王时时护法。”①又有谓：“在汉明帝永平七年(67年)，有僧摄摩腾、竺法兰，始创白马寺于洛阳城东。既而云游此山，因其山川之秀，遂开慈云禅寺，故其山如满月之形，水曲银河之派。内藏玉兔，外列金龟，东有黑龙之潭。左名狮子之岭，南现钵盂峰，有祖师降蜘蛛之处，二老谈经之所。其它奇峰峻岫，叠峰层峦，壁立千仞者，不可胜记。”②
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称：位居于汉都洛阳(按：位在今河南省偃师县治中)东不远处的慈云禅寺，则是“汉、唐、宋、元敕建重修”的一座古寺神刹。“古刹慈云号释源……竺法兰、摄摩腾三藏宣，后显大唐并宋帝。重修至正、至元年。大明建立如来殿。”③这是对该寺兴衰史简而有要的概括。由于该寺在近代被毁，现将其历史作简单说明如后。
佛教自汉武帝派张骞二次通西域，“凿空”中西交通孔道后，西汉王朝和西域诸国的交通大开。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有大月氏国伊存到我国来口授浮屠经之说，我们认为此当为佛经东传我国的时间。至汉明帝时，夜梦金人，派遣使人蔡愔西行求法，并从于阗带回了优填王造像的复制品，图写数本在洛阳广传，这是佛教造像和佛教艺术东传我国中原的时间。
随着汉明帝求法使人的归来，印度的传教高僧亦不远万里而来我国，其中和巩义市慈云禅寺兴建关系至密的是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位高僧。在佛教传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佛教都是处在秘密的发展时期，到楚王刘英时，它才被搬上神坛，公开祠祭，并逐步成为中国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慈云禅寺自摄摩腾、竺法兰启基而后，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说慈云禅寺启基于二僧，应当说是除碑额中所见的简单叙事和有关的地方志中的记载而外，历史的记载是有缺的。但是，这个缺失幸赖考古发掘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供信凭的依据，这除随处都可在遗址中看到的汉式双檐大板瓦而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已作过清理的山门以内第一重殿的地面上，据发掘清理者告知，其地面堆压在三层以上，而最下一层则为汉砖铺地砌成的地面，时至于今日仍保存完好无损；加上嵩山南面的法王寺古碑也称“嵩阴之慈云”，④为汉时建，为佛教入中国作寺之始。这就说明，此寺启端东汉时期的摄摩腾、竺法兰二僧之说是有其历史影子的。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由于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及其母胡太后等的笃信佛教，在洛阳龙门石窟，巩义市大力山下大量地开凿石窟，修建寺院，雕造佛像，仅在洛阳市区内外即有佛教寺院1367所，慈云寺亦随之兴隆，相邻名刹少林寺亦创建。由于二寺相邻，慈云寺又是祖庭，僧众来往甚密，续焰排字，相互支持，现存古碑“祖风是务，佛日增光，少林共祖，白马同乡”的铭文为我们说明了三寺间的关系，⑤同时亦说明了它们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未经多久，诸多殿宇毁于东魏末的“永熙之乱”。慈云寺由于远在深山，更多名士避难于此，可能是由此而列于仅存的“什者二三”之中，获得幸免。
北周末，杨坚取北周而代之，于公元581年建立了隋朝，年号开皇元年。由于隋文帝、炀帝等都信佛教，并诏告天下“臣民任听出家”为僧，颁舍利于诸州县修建寺塔，并在诸名山实施，如五台山等。最高统治者的好佛，为慈云禅寺的发展又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在隋朝末年，炀帝迁都洛阳，并在此举行了大型的无遮大会等佛事活动。会上挑选僧徒，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高僧玄奘法师也入其选，成为所度男女120人中的一个。正式出家为僧的唐玄奘仍随其仲兄长捷，学佛于净土寺(据考此寺即为今巩义市石窟寺)。直至其年19岁，瓦岗寨农民起义军攻陷慈云禅寺附近的洛口仓，玄奘才离开巩县石窟(净土寺)到外地寻师访道，并游学五天竺。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唐玄奘法师游学印度归来，后随太宗、高宗皇帝至东都洛阳，又奉敕旨到巩县(即巩义市)重修慈云寺，并“开演大法，广度群迷”。⑥这是慈云寺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自此而后，定为中央皇朝直接关怀的寺院。由于玄奘法师的直接参与修建和讲经说法，因玄奘法师的影响，慈云禅寺的名声亦随之大振，这种情状一直延续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法时。在该寺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两件唐代刻制的石质经幢、泥塑佛像等为我们清楚地说明了此寺在唐发展的历史。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取后周而代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割纷争的局面，使我们伟大的祖国再度复归于一统。在大宋政权建立之后，他即选定巩义市(原名巩县)作为建立陵寝之所。在陵区之中建立了许多寺院，如罗汉寺、定香寺、宁神寺、十方院、会圣宫等。青龙山慈云寺地处陵墓的主要龙脉，又在陵区附近，并使其成为国家官修、受到政府保护的寺院，这由寺院遗址中现留的“敕建碑额”和宋建方形古塔等可以获得证明。
宋代之后的大元帝国，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尊崇西藏高僧巴思巴，因而尊信喇嘛教。在中原地区禅宗中的临济和曹洞宗亦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堪压迫的诸多汉族士庶，也都逃入寺院，作为被庇护和求生之所，所谓“后显大唐并宋帝，重修至正、至元年”，即其谓也。在元代“至正年间宗主广慧清辩大师续后重兴”。可见慈云禅寺在元代统治的近百年中，是经过元世祖忽必烈和顺帝先后两次“敕建”，除此之外还有僧徒和民间施主的续修，仍然是圣灯相续、香火不断的名寺大刹。在至元至至正(年)曾经再次重修。该寺院遗址中，现存元代的二则塔铭和部分石刻，清楚地向我们说明元代慈云禅寺发展的大致情状。
元代灭亡后的朱明王朝，由于朱元璋曾出家于寺，对于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其建国伊始，便大力支持和利用佛教来为其巩固政权服务，举办各种法会，以安定人心。其后代亦继其父祖的既定方针扶持和利用佛教，这就为慈云禅寺的发达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由此而达到慈云禅寺发展史的鼎盛时期。明朝修建和扩建的次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其宏伟壮观及规模等，亦为以前各代所莫比，现据碑文和有关资料记载，将其罗列和介绍如后。
一、据碑文记载，明正统九年(1444年)英宗朱祁钰曾经下令天下重修梵刹。当地施主李普信及云水禅僧五德禅师等，即便率领僧俗对慈云禅寺进行了明时的第一次重修。此次重修至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完成，历时三年左右。
二、第二次重修，是由北京佛院大能仁寺国师弘善妙智的高徒觉顺主持。此人系长沙太守之子，访祖庭而至于此寺，经过筹措，并在朝廷和河南府的鼎力支持下，对寺院进行了一次大修建。此次修建耗费资金至巨，其来源牵涉到河南府治中的各个州、县、卫以及巩县的各个村落和全国的十个省府。自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动工，至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完工，亦是历时三年左右。自此而奠定慈云禅寺的基础和规模。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觉顺是临济宗的大师，从南宗顺的访祖一事，我们可以略知此寺所属的教派及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该僧主持慈云禅寺使临济宗在此地获得长足的发展，更加扬名于世界，漂洋过海而东传于日本(现在日本国有大慈云分寺)后又传到东南亚和台湾诸地，亦有其分寺。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今日本国的大慈云分寺主持谷次秀三及其师傅等，即是由巩县慈云禅寺而至于日本国的，其法名了慈，也与巩县慈云寺中“了”字辈份相合，这就是说此寺在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另外在此寺中现刊刻有临济正宗各代名僧世谱，对照于少林寺碑廊中所见的资料，亦是契合。这又说明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所居地位的重要，给中国佛教史，特别是中国临济宗、曹洞宗的发展史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
三、第三次的修建是由僧德安主持，始自明孝宗弘治庚(壬)子(1492年)，至于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前后历时长达15年。在此次的重修中，又增加了祖师殿、伽蓝殿、两角门、钟楼、方丈、厨库、客舍、僧房及寺院周围的围墙等，至此慈云禅寺的建筑规模大定。通过上述的扩建，我们亦可以推知该寺院当时迅猛发展的一斑。
四、第四次修建，由该寺的主持僧道科、道增、道悟、道重等与归乡耆老杜德仁、赵景春、杨景等主理其务。在全面重修的基础上，再增金刚殿、阎罗殿、官亭、斋厨等建筑。此次修建始于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之前，止年不详。
五、第五次修建，由寺院主持道科发动，全寺僧众募化集资，在寺后的峰峦上始建地藏十王殿，“栋宇隆起，神像焕赫，凡登游瞻拜者，莫不以为此寺之奇观也”。
六、第六次修建，其因和前者诸次多有不同，主要是寺内屡屡出事，以为风水原因，传谓地藏十王殿居高所致，以神欺佛，故而将其拆除改建在天王殿之东的隙地上，这次实是改建。时间在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四月至九年(1581年)十月完成。
七、第七次是由僧人永随率领，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进行的，重修千佛殿。
八、第八次是由施主郝小泉及其侄郝石重出资，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重修斋堂五间。
九、第九次由僧人远逢、永修、福田于崇祯四年(1631年)对水殿36轴像做了彩绘。
十、第十次是由主持僧人远逢主持，于崇祯十年(1637年)建造白衣阁、东西房、格扇门、木梯，修建台阶36阶，石栏杆28根、月台等。
根据前面之所列，我们可以将明朝慈云禅寺的发展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自明正统九年(1444年)始，至于明嘉靖(年)中兴之年，为今巩义市慈云禅寺扩充和完善之年，为在明时发展史的第一阶段。中国佛教的教派临济宗由此而勃兴。第二阶段，自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开始，至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为其后期，此期主要是在业已完善的寺院基础上进行补修，使慈云禅寺这座名寺大刹，业已形成为“远公之庐山，达摩之少林，未逾此也”的海内名寺，成为全国佛教文化的中心之一。
由于朱明王朝日趋腐败，对于人民的压迫日渐加重，激起人民的反抗和起义，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即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在明崇祯六年(1633年)李自成和当地的义军万余人，“潜避”这座名寺大刹之内。“营踏遍野，飞鸟难入其中，寺中僧房烧毁一空”，甚至是“人马作秽，粪有尺余，其残破景象大不堪观矣”。⑦
到清兵入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后，佛道虽已呈现衰落的颓势，但是，慈云禅寺仍然在广大僧俗的鼎力支持之下，逐渐恢复其旧时景状。自顺治至于乾隆时期，亦有过多次修复。其中在清代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修建长达十余年，工程较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黑石关建立高级小学校，附设师范科，用慈云禅寺资产(香火地七顷)作为建校经费。嗣后此校再改为桑蚕中学校、县立中学校等。尽管如此，寺院仍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佛寺之香火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此寺院最后一次补修和最后一块砖塔铭，碑铭称：“在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按院承差李胤兰招募慈云寺僧人时，正殿前面忽然倾倒，后由僧众捐钱十千买草数十担，对大殿进行补修，不数日而成焉。”并为纪念此事而撰有《草修正殿记》碑铭，至今屹立于寺院遗址中。铭文对于寺院自东汉启基、至于明清发展的历史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最后一块碑铭是刊勒于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的《上自下彦和尚塔铭》，这是还俗和尚名牛护兰之笔，将慈云禅寺的发展史画上一个句号。讲到清朝“光绪丙午”(1906年)朝廷变法修盖学堂，“寺庙财产十分之七归于学校，并迫身归俗。遗师独苦，□异常在。光绪戊申(1908年)乃圆寂焉，身廑为殓殡，并泐绪石，以志半僧师徒之情，云是为序”。巩义市慈云禅寺自此而成为荒丘和民居，慈云禅寺这一驰名的海内外名寺大刹，亦渐为世人所遗忘矣。
由于慈云禅寺是海内外的名寺大刹，有着绵绵久长的发展历史，因而在该寺遗址中亦留有丰富的文物，仅是现存于遗址的碑铭和历代的刻石等，即有百余件之多。现择其要者介绍一二略作说明如后：
《释迦如来双足灵相图》碑(图版13)。此碑刊勒在慈云禅寺大殿之前左侧前檐下，通高1.2、宽0.60、厚0.10米，圆形碑首，四周刻有卷草纹，上部横额楷书“释迦如来双足灵相图”，其下方为对称竖刻的释迦如来双足灵相图，足迹长0.50米、宽0.20米，两足大脚指掌部俱刻山形图案，余四指均刻相同的“&&”字纹样；在足掌部位刻的纹样有宝瓶、双鱼、宝剑、法螺、莲花、千辐轮、梵王顶相等诸种纹饰；下部楷书此《释迦如来双足灵相图》所表现的故事内容，现将其按照原来的行次移录如后：
1、按西域记云摩竭陀波吒厘精
2、舍中有大石释迦如来所履双迹
3、犹存其长一尺八寸，广六寸两迹
4、俱有千辐轮相十指皆现华文“&&”
5、字宝瓶鱼剑之状光明炳耀昔者
6、如来北趣拘尸那城将已寂灭回
7、顾摩竭陀国踏此石上告阿难曰
8、吾今最后留此足迹示来世众生
9、令得亲见或生信心瞻礼供养者
10、灭无量生死重罪常生人失(天)胜处
11、百年之后有无忧王君临此地匡
12、护三宝役使鬼神告阿难已行诣
13、拘尸入般涅架及无忧王嗣位迁
14、都广邑迹石遂迩宫城常亲供养
15、后诸国王竟欲举归众莫能动继
16、有外道凿破此迹经宿还合至设
17、赏迦王毁坏佛法欲灭圣迹凿已
18、复平文彩如故遂移殑伽河中
19、寻复本处前后八遭破除竟莫能
20、损大唐贞观年中有玄奘法师亲
21、往西域求教亲获瞻礼图归进呈
22、太宗皇帝奉敕刻石供养以广传焉(按：后二字横书)
23、大明洪武丁卯岁云水僧德明长安卧龙禅寺镌
24、天顺四年庚辰岁巩县慈云禅寺住持顺南宗重镌
25、石匠刘福升
国内外佛教美术史家研究指出，佛教美术的发展有其漫长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原始崇拜和偶像崇拜两大阶段。在原始阶段，人们认为佛祖释迦牟尼是至高无尚的圣人，是人们心目中的神和偶像，它的形象是不能随便在人间出现的。人们对于他的崇拜是通过对其生前使用过的遗物等进行的，遗物如袈裟、佛钵、扫帚、锡杖等，遗迹主要是释迦牟尼在世时活动所留遗迹，如晒衣石、佛足迹等，遗骸如头盖骨、牙齿、指骨、舍利，等等。人们通过对上述诸物的供养，以满足人们对于释迦牟尼的供养和崇拜之情。第二阶段是指雕刻绘塑有关释迦牟尼各种活动历史的故事，这是真正的佛教艺术。《释迦如来双足灵相图》是佛教原始崇拜的遗物。
《释迦如来双足灵相图》出现的故事，有其衍变的进程，除碑文的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里所记的故事外，随着佛教的发展和外传，它的内容逐渐丰富，并与所到之地的人民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衍生出新的内容，其中以降伏毒龙，保证农业生产有成的故事为最多，如法显、玄奘、道世、道宣等所记天竺那揭罗曷国、鸟仗那国的有关故事等。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那揭罗曷国”条称：“西城南二十余里至小石岭，有伽蓝……伽蓝西南深涧峭绝，瀑布飞流，悬崖壁立，东崖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罗龙之所居也。门径狭小，穴窟冥暗，崖石津滴，溪径余流。昔有佛影，焕若真容，相好具足，俨然如在。近代以来，人不遍见，纵有所见，仿佛而已。至诚祈请，有冥感者，乃暂明视。尚不能久。昔如来在世之时，此龙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进奉失宜，既获谴责，心情恶恨，即以金钱买花，供养受记窣堵波，愿为恶龙，破国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为大龙王，便欲出穴，成本恶愿。适起此心，如来已鉴，悯此国人，为龙所窘，运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龙见如来，毒心随止，受不杀戒。愿护正法，因请如来，常居此窟，诸圣弟子，恒受我供。如来告曰：‘我将寂灭，为汝留影。遗五罗汉，常受汝供。正法隐没，其事无替。汝若毒心奋怒，当观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当止。此贤劫中，当来世尊，亦悲悯汝，皆留影像。’影窟门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来足踏之迹，相轮微现，光明时烛。影窟左右，诸多石室，皆是如来诸圣弟子入定之处。”
同上书“乌仗那国”条记载：“瞢揭厘城东北，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罗逻龙泉，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龙者，迦叶波佛时，生在人趣，名曰克祗，深闲咒术，禁御恶龙，不令暴雨，国人赖之，以蓄余粮。居人众庶，感恩怀德，家税斗谷，以馈遗焉。既积岁时，或有逋课，克祗含怒原为恶龙，暴行风雨，损伤苗稼，命终之后，为此地龙。泉流白水，损伤地利。释迦如来大悲御世，悯此国人，独遭斯难，降神至此，欲化暴龙。执金刚神，杵击山崖，龙神震惧，乃出归依，闻佛说法，心净信悟。如来制创；勿损农稼。龙曰：‘凡有所食，赖收入田，今蒙圣教，恐难济给，愿十二岁一收粮储。’如来含覆，悯而许之。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灾。阿波罗逻龙泉，西南三十余里，水北岸大盘石上，有如来足所履迹，随人福力，量有短长，是如来伏此龙已，留迹而去。后人于上，积石为室，遐迩相趣，香花供养。顺流而下，三十余里，至如来濯衣石，袈裟之纹焕焉如镂。”如此等等，都是和降伏恶龙相关的故事，这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故事再演绎的这一事实。
随着佛教的东渐，此故事和有关的《释迦如米双足灵相图》亦东传到我国，再由我国东传日本国，成为中印、中日诸国间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关于此故事和图像的传来尚有以下诸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是故事和图像的传来是不同步。东晋时我国高僧法显游学印度归来将此故事由印度带到我国，广为流传开来。此灵迹图传来，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道世《法苑珠林·圣迹部》谓：“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有使图写迹来。”这就说明有关故事和图像的传来不同步的这一事实。第二，此图为何人所带回，这在历史文献中有玄奘游学印度带回说和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带回此图说。持玄奘法师游学印度带回此图说者，首见于宋时齐州开元寺僧义楚撰《六贴》卷一之中，其谓：“《西域记》云：佛在摩揭陀国波吒厘城石上，印留迹记，玄奘法师亲礼圣迹，自印将来，今在坊州(陕西省坊州宜君县的附近)镌碑记之。其佛足下，五足指端有&&字文相，次各有如眼状，眼间各有网轮，中心上下有通身文。大指下有宝剑，又第二指下双鱼纹，次指下有宝瓶纹，次旁有螺王纹，根有梵文顶相。”这个说法至今还为国内外学者沿用，如今陕西省考古所所长韩伟先生，他说“中国内地佛足雕造，始于玄奘从摩揭陀国佛足记之后，最早刻于坊州玉华山。”第二种是我主此图为王玄策第二次使往印度时写图带回我国，并由此而传开的。其主要依据，除前面业已提及的道世《法苑珠林》记载而外，还有日本国奈良市药师寺第一重殿内现存的佛足迹石的铭文。其谓：“案《西域传》云：今摩揭陀国，昔阿育王方精舍中，有一大石，存佛足迹，各长一尺八寸，广六寸，轮相花纹，十指各异，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望王城，足所蹈处。近为金耳国商迦王不信正法，毁坏佛迹，凿已还平，文相如故。又捐殑伽河中，寻复本处。今现图写，所在流布。《观佛三昧经》若人见佛足迹，内心敬重，无量重罪，由此而灭。非有幸之所致乎?又北印度乌杖那国，东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有龙泉河源，春夏含冻，晨夕飞雪，有恶龙，常雨水灾。如来往化，令金刚神，以杵击崖，龙王惊怖，归依于佛。恐恶心起，留迹示之，于泉南大石上，现其双迹，随心浅深，量有长短。今丘兹国(按：即今新疆库车县)城北四十里寺，佛堂中，玉石之上，亦有佛迹，斋日放光，道俗至时，同往庆修。”同石中的第二条铭文又称：“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苑中转法轮处。因见迹，得转写，搭(拓)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黄文(书)本实向大唐国，于普光寺得转写，搭是第二本；此本在右京四条一坊禅院向禅院坛，披见神迹，敬转写，搭是第三本。从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岁次癸巳七月十五日，尽二十七日，并十三日作了。”这条资料和道世《法苑珠林》的记载恰相契合，这就为我们证明此图的写来，是唐朝敕使王玄策，而不是唐朝高僧玄奘法师。
为弄清问题，我们又对王玄策入印度活动的历史进行了考证：大凡研究唐史的学者，都清楚地知道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时，有印度及西域诸国朝贡使入唐奉献(详参《唐会要·杂录》卷100等)。为保证客使返回途中的安全，更兼由诸客使处知道在印度有制石蜜(蔗糖)法，于是唐太宗降旨送客使还国，并至印度摩诃菩提寺取其制石蜜之法。又据道宣《续高僧传·玄奘法师传》卷4记载知，唐太宗此次所派使者，仍是以王玄策为首，由20余人组成的使团出使印度。王玄策此次出使，在途中遇到诸多麻烦。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抵达于摩伽陀王国时，遇到叛王阿罗那顺的抵抗，并剽掠诸国贡献之物。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逃出后，到泥婆罗国，檄召诸国军兵赴难。吐蕃派出精兵1200人，泥婆罗国派兵7000人，除此之外还有章求拔国亦派来军兵支援。王玄策和蒋师仁依靠这些军兵，很快将叛王阿罗那顺势力消灭，并将叛王和其妃、子等俘虏，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献于阙下。在唐太宗陵前所刻诸蕃王像里即有其像，史本于此。所以我国已故的史学家冯承钧先生评论谓：说王玄策是出使正使，不如说他是出征将军更为合适。
如果说贞观二十二年献俘，在时间上和道世《法苑珠林》的记载又相去一年，彼此抵牾。其原因又是为何?在开始之时我们亦是疑团丛生的。在后来我们阅读《新唐书》《唐要会》诸历史文献之时，发现王玄策的此行，在途中虽遇到诸多的麻烦，但他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从印度取回制糖法，特别是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有制糖法的遗文，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知道，王玄策和蒋师仁在镇压了叛王阿罗那顺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印度抚集亡国，处理善后事宜和完成使命，直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初时，他们才带着在鹿野苑中所搭(拓)的《佛足迹灵相图》和印度的制蔗糖密方，偕印度摩诃菩提寺的高僧与石蜜匠人返回唐都长安的，这和道世《法苑珠林》的记载是完全相合的。所以我们认为《佛足迹灵相图》是王玄策由印度带回的，决不是唐玄奘由印度带回的。
《释迦牟尼佛双足灵相图》既为王玄策所带回，何以在明代的诸多刻石中，如西安卧龙寺，河南少林寺，山西五台山白塔寺，还有现今新发现的河南省巩义市慈云禅寺的这块石碑，都说它是依据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刻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王玄策和玄奘法师都是唐朝初年人，都曾经到过印度，参礼过有关的圣迹。在归来之后，他们都曾经根据自己的见闻撰写过介绍印度的书，玄奘《大唐西域记》是尽人皆知的，王玄策的所著《中天竺行记》在当时亦一样受到朝野人们的极大重视，如在唐高宗时期官府修撰《西国志》时，即是以二人的著作为依据。但是王玄策一生仅作到五品的中下级官，在官修史书里没有立传的资格，故而正史中无传。他的命运亦不佳，他撰著的《中天竺行记》经过“五代十国”的离乱，他的书和依其而修成的《西国志》等，亦都全部丢失，他的英雄事迹亦为历史所淹没，甚至被人们转附于玄奘法师的名下，《释迦牟尼佛双足灵相图》即是其中之一。我们这样说是有如下的依据的。根据我们目前所获得的实物资料，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如下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唐朝初年此图传来之后至宋朝建立的960年，遗物有陕西省宜君县玉华寺和日本国奈良市药师寺现存的《佛足迹灵相图》，它们都是按照王玄策的记载刻绘的。日本奈良市药师寺的图，不仅有大段的铭文，而且还有雕刻的故事画，其内容是乌仗那国的有关故事，是依据王玄策所带回的图样。第二阶段，是以公元960年宋代建国开始至于义楚《六帖》撰成之前。此段时期内代表作品有陕西省耀县文化馆前佛足迹石碑、四川省大足县圣寿寺前池溏里的佛足迹等，表现出明显的混乱状态。如陕西省耀县文化馆现存此碑的情况是：卧式碑，高82、残宽57厘米，复原宽度或达100厘米，残存者为佛之右足，长43.5、宽18厘米，只有无名和小拇指。无名指上刻有莲花一朵，小拇指上刻有&&字文，前后掌中均刻有千辐轮相文各一，前掌千辐轮相有一线雕花饰，亦仅存两朵，轮下有鱼纹两尾，螺具一只。两只佛足外缘，画有三个同心圆，三圆之空白处刻有莲叶、涡纹，还有披巾、瑞兽等浮于瑞云上，奇兽二只。楷书发愿文6行，前4行，行18字，后2行，行17字，现将其抄录如后：
释迦如来足迹。佛至狮子国化恶龙，以神通力，一足蹑王舍城北，一足蹑山顶，两足相去十五由旬。《观佛三昧海经》云：若人刻佛足迹，令人见之生欢喜，除百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颂曰：王城现趾，伊山露迹，实相开轮，神威举石，七花既步，三阶是辟，永作津梁，恒为利益。
铭文所及的内容，我们可以说它是依据我国高僧法显所撰《佛国记》(按：亦名《法显传》)刻成的，和其前及其后所见碑铭的内容都不相同。这个不同，正向我们说明在宋代之初时，人们已经不知道此图形为何人由印度带回的这一时代特点。
到宋王朝的中后期，齐州和尚义楚撰著的《六帖》中，始有唐玄奘法师游学印度带回此图的新说，并成为人们刻刊此图铭文的定式。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在中外交通史上所作出的这一伟大贡献，亦由王玄策的名下转到玄奘法师的名下，王玄策的历史事迹亦就此而为历史所淹没，长期地为人们所不知了。在此期内现留的实物有：陕西省西安市卧龙寺、河南巩县慈云禅寺、河南登封少林寺、山西省五台山白塔寺现存的双足灵相图，共计4图。铭文是依据宋义楚《六帖》的说法而刻成的，按其碑式我们又可以将其分为两式：第一式为将碑面分为四大部分，在其上部刻出西方三圣(按：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像)，其中刻出双足灵相图，其下为依据义楚之说，刻出故事所及的内容和供养此图的好处，第四部分是在碑石的最下方刻出供养施主的姓名和结衔。其中以少林寺碑保存最为完好(图版14)。第二式，是以巩义市慈云禅寺今存的此图为代表。它和第一式的区别是，在此碑中不见上式第一部分，其他部分的内容都和上式相类，不在重叙。较少林寺双足灵相图早106年的慈云禅寺双足灵相图碑，是当前发现的此图中具有明确年代、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通碑铭，具有特别珍贵的史学、考古研究价值。
通过上面的介绍和讨论，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的几点看法：其一是此寺为海内外名寺大刹，自从东汉肇基，以至民国，上下绵绵延续长达近两千年，有名僧主持，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佛教文化交流史等，都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这是其他任何寺院都无法比拟的。尽管铺地汉砖的殿堂地面，是否为东汉初中期即有寺院尚存疑问，但嵩阳法王寺古碑中所称嵩阴慈云禅寺与洛阳白马寺同为释源的记述，应当受到人们的注意。其二是此寺院有诸多碑铭，为佛教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补缺的资料。如碑铭中所见有关玄奘法师修行于净土寺(即巩县石窟)和其由印度归来，奉敕旨主持慈云禅寺的修建，在此讲经说法，广渡群迷等等，都为研究唐玄奘法师活动的历史增添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颇为珍贵。其三是此寺现存的碑文，不仅清楚地向我们说明此寺发展各段的历史，而且亦说明在很早的古代，它已经形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中的一个佛教文化中心。比如此寺在中国佛教临济宗、曹洞宗的发展史上，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远传到异国他乡，在日本诸地还出现慈云禅寺分寺，这都说明此寺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文化发展史中的中心地位。再如释迦如来双足灵相图，在中后期的形式，亦是由慈云禅寺传到嵩山少林寺，再由少林寺传到五台山和全国其他地方的，这又为慈云寺的佛教中心说增添了一条有力的证据。
①③景泰元年(1450年)《青龙山重修慈云寺碑》。
②明天顺四年(1460年)虞廷玺撰《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碑》。
④嵩山法王寺《重修大法王寺碑记》。
⑦清顺治己丑年(1649年)《草修正殿记》。
摘自《敦煌研究》&&
&&(注：孙修身先生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曾在日本等国讲学。与另外二名作者在西安“唐文化与法门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相识，对慈云寺“释迦如来双迹灵相图”有浓厚兴趣，大会结束后，即与其夫人到青龙山慈云寺以及少林寺、石窟寺、法王寺等处搞调查，于1999年4月初完稿，载入首届全国优秀社会基刊《敦煌研究》总第61期1999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