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手抄本《少女之心》与七十年代的“流氓们”_远东之花-牛bb文章网
【记忆】手抄本《少女之心》与七十年代的“流氓们” 远东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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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文革”手抄本《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　　本文摘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第11期,原题:《《少女之心》:那个年代的性与罪》因在街头接吻，被抓进牢里去的事，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不过，这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三十年前。在70年代，爱情是严重的“违禁品”，“性”则尤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却有一本名叫《少女之心》的“黄色”手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很多人能够找到的、流传很广的性启蒙读物。为了读到它，青年们会背负道德重负，甚至牢狱之灾，尽管三十年后的今天，有着赤裸床戏的《色，戒》已能在电影院上映，隆胸广告中的女郎也能够在任何一个时段向电视观众搔首弄姿。这早已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少女之心》的黄色神秘感已经逐渐消退，人们发现，《少女之心》的描写，其实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抄《少女之心》抄肿了手《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曼娜有着遏制不住的两性冲动，在性和心灵方面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少女之心》自70年代起开始在民间传播。上海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当时我们读书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第二天早晨八点，书就会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往往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在15瓦的灯泡光亮下，我总是能够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书浏览一遍，再用剩下的时间细读一些重要的章节。天亮的时刻，当我交出上百万字的大书，就像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朱大可读到的《少女之心》，篇幅不长，不到一万字，平时练就的速度，让他没花多长时间就读完了全书。“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去把《少女之心》抄下来，有些同学秘密地传抄，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不过，抄《少女之心》的人并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过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诗三百首》和王力的《诗词格律》，即使是这些书，也都是违禁品，属于‘封资修’”。在当时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甚至被称之为“文革第一淫书”，这让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觉。“在那个年代，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都会被抓起来，接吻、拥抱的亲密动作，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严重违法。读《少女之心》，更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那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学，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少女之心》，流传非常广，因为说起曼娜，大家都是心领神会。不过，《少女之心》并没有普及到人人皆知的程度。张宝瑞是“文革”手抄本《梅花鞋》、《一只绣花鞋》的作者，他当时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没有读过《少女之心》。不过，他讲了一个细节：“在工厂值夜班时，我发现总有一些人喜欢在休息室的隐蔽处神侃，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们说的是《少女之心》，我当时比较传统，作为生产班长，还出面阻止了他们”。这些阻止行为并没有阻止手抄本的笔笔相传，被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少女之心》在当时甚至引起了轰动，到了1975年年初，姚文元还因为《少女之心》这一“淫秽”手抄本的广泛流行，特地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跟着曼娜普及性知识不过，围剿并没有让《少女之心》的流传受阻，甚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本书，其实，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读到它，需要它。“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朱大可在中学时期的几次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他们甚至为此还成立了帮会。最激烈的一次，动了刀子，结果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书店也都开门，但是卖的都是毛选，公开出版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鲁迅的小说如《孔已己》、《阿Q正传》，还有八个样板戏”，张宝瑞认为，当时大家无书可读，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不过，《少女之心》对作家摩罗而言，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摩罗的高中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在小镇上，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一种是《陈毅诗选》，另一种就是《少女之心》。摩罗至今都认为《少女之心》能够传到小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放心，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当时是1978年，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少女之心》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读完，也没有想过抄下来，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少女之心》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不过，摩罗认为，《少女之心》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在《少女之心》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少女之心》中，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曼娜要怀孕了。摩罗在一次讲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就以为要怀孕了，很恐惧。后来又仔细地想，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所谓的通气，他理解为肚脐眼、双方肚脐眼会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少华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不会怀孕，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少女之心》导致流氓案频发？不过，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所读到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细节，“当时我读到的版本，没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写，手抄本上并无增删的痕迹”，不过，和摩罗一样，《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读到的第一个色情文本。实际上，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摩罗认为，《少女之心》中对性的无知，其实就是现实的反映。“即使到了80年代后期，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就曾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女孩，出生在县城一个干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就认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怀孕的，她就整天处在那种对性的恐惧之中，她心里可能对某个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这个后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个出生在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对性知识的了解却还是这么一个认识。”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周褪茄芯俊拔母铩笔殖镜淖遥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吐氏纫匝胺玫男问讲煞昧耸肝皇殖臼詹卣撸隹鋈⑿戳艘黄ご锪酵蜃值摹抖晕母锸殖镜囊淮巫芙嵊氡泶铩肺恼隆周投砸晃弧澳衬鞠壬钡姆梦手校澳衬鞠壬苯彩隽怂某榫杉笔钡氖殖镜拇榫埃骸暗笔背槭欠浅Ｒ蔚模玫绞殖竞螅惴旨敢常曳旨敢常缓笤偌由细葱粗剑淮尉湍苡∥辶荩煤笤偈掌鹄赐豢槠匆幌拢缓笤俣┮欢饩统闪耍砸槐臼殖境吕醋旨６纪耆灰谎保八拇ㄓ泻芏嘈∏鹆辏鹆晟嫌胁簧倭懔阈切堑男》匕颐蔷偷叫》匕先コ嵌巳サ蒙伲话隳猩及稣饫嗍露啻蜓诨ぃ镒懦始牵挥斜焕鲜ψプ」Ｒ亲プ【筒坏昧耍舛际切┓庾市蓿貌槟慵业某煞郑∠愕睦巡怪！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传抄《少女之心》，在当时是有风险的，不过是视“情况而定”，有着变通的余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学看《少女之心》被老师发现，老师问她书从哪里传来的，朱大可当时还很义气地站出来承认，说是他车上捡的。“后来那个老师看我还挺讲义气的，就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究到我的学校，我是侥幸逃过去的，相当幸运。那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相对比1974年管得松。”到了80年代，朱大可开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给我了，他们的兴趣似乎在减弱，最先读到《少女之心》时紧张传递的情景并没有继续发生。”不过，在当时读过十几个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从来没有想过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这在当时是一个谜团,现在也是.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投恋降陌姹境擞小渡倥摹贰堵然匾渎肌吠猓褂小睹啡慊匾渎肌贰段液臀业谋砀纭罚还行┌姹久挥行词槊蛘咧苯蛹由弦桓鍪樘住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但是，作者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也许是好事，也许未必是。”周投凉兜诙挝帐帧返牧礁霭姹荆笆殖尽兜诙挝帐帧分挥邪饲У揭煌蜃郑钦叛锖罄蠢┏涞搅思甘蜃郑绻渡倥摹返淖髡呋乖冢也恢浪嵩趺蠢┏洌牵铱梢钥隙ü壑诘男巳ひ丫换崽螅缘年用烈丫鸾ハ颐巧踔撩刻於寄芄辉诘缡由霞铰懵蹲派硖宓墓愀妫约拔抟庵辛髀兜男园凳尽！　　它可能是那个年代除毛选和新华字典外,读者群最多的书籍。它与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性意识一起,被压抑在地底下。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在洋泾浜上海,市民一直习惯于用西式的发音来表达一些内容用汉语不太容易表达的内涵,比如,用“来赛”这个发音(lasses,原意小姐)指代类似发育成熟、行为开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马格”这个发音(mug,有脸、嘴、抢劫、流氓等含义)表示男流氓。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对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皮艺军说:“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1979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工作者廖岭珠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社联通讯》1980年增刊第七期《少女犯罪与性爱心理初探》一文中写道:“据某中学一个班级的不完全调查,43名学生中,承认看过《少女之心》等黄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学生甚至在上课或自修课里抄阅这类书刊”。但是这些孩子并未犯罪。实际上,大多数传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为追查其它案件时被连带出来的。　 姚文元的“扫黄令”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姚文元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压抑和反弹　　张扬在不准写爱情的年代,“硬要”写了爱情,所以他的书“沦落”到色情读物《少女之心》的层次。而后者,是一本并无故事情节、更无爱情描写、从头到尾赤裸裸性爱的色情手抄本。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少女之心》也不能算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连一部故事都算不上,然而,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反弹,越是谈性变色,越是偷窥得性味盎然。　　那时候有个词叫“作风问题”,特指“男女关系”。皮世军在分析性压抑对中国人的影响时说:“当时的性压抑是对所有人的,各级干部在性压抑之下产生的异常的工作作风,对自己的部下任何‘作风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和过度反应。谁和谁稍微多接触一点,他就可以派人去捉奸,把自己变态的压抑投射到下属身上,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因为这种压抑而变成变态和粗暴。”　　也正是在这种贫瘠而压抑的环境中,一些外国电影中短短的数秒拥抱、接吻镜头都会让不少人如痴如醉。在那个年代,《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女星》……这些影片被很多青年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皮艺军接触到的一名少年犯讲述,日本电影《望乡》他看了七遍,后六次每次买完票以后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等到将要出现早年妓院的镜头时,他分秒不差地踩着钟点进去。买那么多张票,就是为了多看几次那几秒钟。　　《望乡》中几秒钟的镜头,《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数行文字的描写都能对人构成极大的刺激。皮艺军认为,由于当时“性”在中国一直被当成最淫秽的东西,讳莫如深,所以处在性压抑之中的中国人,都还没有“脱敏”。　　因为对“性”过敏,所以不能谈性,又因为对“性”过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大事记&#年因《少女之心》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出版人白士弘依此推断，《少女之心》开始在民间传抄的时间最早约是1974年。&#年“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7月正式出版。在“文革”期间，《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都被列为“坏书”。&#年第一期《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当时便有人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同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江西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并计划在全国5000所中学开展青春期的性健康教育。&#年重新修订后公布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原流氓罪中“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被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聚众淫乱罪”被收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少女之心》传抄中，被抓获罪者多以“流氓罪”判处。&#年《焦点》在该年的第12期杂志上发表《〈少女之心〉冒名走江湖》一文，文章称在深圳发现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少女之心》，该刊记者经采访后获知，哈尔滨出版社并未出版该书，《少女之心》的书号盗自《数学的历史思想与方法》。&#年《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出版，这是对“文革”手抄本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整理，收录《远东之花》、《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7部流传于民间的手抄本。出版人、时任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的白士弘在图书面世同期对外发布消息，寻找手抄本的第一作者，以无果告终。南方都市报 B24-B25版撰文：本报记者 钟刚 实习生 陈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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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面平凉新大陆信息报↑一键订阅，平凉人必须关注的微信号，每天发布：本地各类信息/传统文化/国学经典/历史轶闻/深度好文/热点关注/视觉/文艺/怀旧/有趣的…… 在70年代，爱情是严重的“违禁品”，“性”则尤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却有一本被誉为“文革第一淫书”的《少女之心》的“黄色”手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它可能是那个年代除毛选和新华字典外，读者群最多的书籍。时过境迁，现在人们发现，《少女之心》的描写，其实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多次被宣判的“死刑”　　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他的姐姐不从，哭着把他告到了派出所。这个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顿，又放了出来。但是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到亲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学校的大喇叭，用义正言辞的声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没有一般死囚临死前的惧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时睃往台下，大约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面孔，他呲着牙笑了。他已经被各所学校的大喇叭宣判过多次“死刑”，只因没有完成各校示众这一“使命”，才一直没有拉去枪毙。　　罪犯被带走，台下的受教育者们，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光后，再也无法回忆起这个高年级学生被“宣判”时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他的姐姐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抄《少女之心》抄肿了手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曼娜有着遏制不住的两性冲动，在性和心灵方面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少女之心》自70年代起开始在民间传播。　　上海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　　“当时我们读书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第二天早晨八点，书就会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往往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在15瓦的灯泡光亮下，我总是能够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书浏览一遍，再用剩下的时间细读一些重要的章节。”　　在当时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甚至被称之为“文革第一淫书”，这让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觉。　　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学，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少女之心》，流传非常广，因为说起曼娜，大家都是心领神会。　　“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　　《少女之心》在当时甚至引起了轰动，到了1975年年初，姚文元还因为《少女之心》这一“淫秽”手抄本的广泛流行，特地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少女之心手抄本　　■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这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1979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工作者廖岭珠在《少女犯罪与性爱心理初探》一文中写道：“据某中学一个班级的不完全调查，43名学生中，承认看过《少女之心》等黄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学生甚至在上课或自修课里抄阅这类书刊”。但是这些孩子并未犯罪。实际上，大多数传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为追查其它案件时被连带出来的。　　■ 姚文元的“扫黄令”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第二次握手》，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　　张扬在不准写爱情的年代，“硬要”写了爱情，所以他的书“沦落”到色情读物《少女之心》的层次。而后者，是一本并无故事情节、更无爱情描写、从头到尾赤裸裸性爱的色情手抄本。　　压抑和反弹　　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少女之心》也不能算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连一部故事都算不上，然而，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反弹，越是谈性变色，越是偷窥得性味盎然。　　那时候有个词叫“作风问题”，特指“男女关系”。皮世军在分析性压抑对中国人的影响时说：“当时的性压抑是对所有人的，各级干部在性压抑之下产生的异常的工作作风，对自己的部下任何‘作风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和过度反应。谁和谁稍微多接触一点，他就可以派人去捉奸，把自己变态的压抑投射到下属身上，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因为这种压抑而变成变态和粗暴。”　　也正是在这种贫瘠而压抑的环境中，一些外国电影中短短的数秒拥抱、接吻镜头都会让不少人如痴如醉。在那个年代，《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女星》……这些影片被很多青年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皮艺军接触到的一名少年犯讲述，日本电影《望乡》他看了七遍，后六次每次买完票以后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等到将要出现早年妓院的镜头时，他分秒不差地踩着钟点进去。买那么多张票，就是为了多看几次那几秒钟。　　《望乡》中几秒钟的镜头，《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数行文字的描写都能对人构成极大的刺激。皮艺军认为，由于当时“性”在中国一直被当成最淫秽的东西，讳莫如深，所以处在性压抑之中的中国人，都还没有“脱敏”。　　因为对“性”过敏，所以不能谈性，又因为对“性”过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　　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　　■ 幸运的孩子们　　进入1980年代，查抄《少女之心》仍在继续，但烈度小了很多。查抄的主力已经从公安局变成了学校。　　当年在湖北某中学上初二的陈卫东，还记得1983年的一次全班大搜查。那是下午最后一节课，他焦急地盼望放学铃响。家里枕头底下还藏着一个手抄本，马上就该传给下一位排队的同学了，他得赶在家长下班前再看一遍。　　这一整天，陈卫东都惦记着书里曼娜和表哥的事，后悔没敢把那个小册子带到课堂上偷看。他手里那份是同班同学用方格子作业本抄的，差不多抄了一本。当时他还觉得这部“小说”语言不好、不通顺，心想不如自己重新写一遍。多年后，他从互联网上看到真正的《少女之心》，才发现原作者的文字功夫还不错，那个作业本上的，可能是同学们自己添加的结果。　　当盼望已久的放学铃声响起时，班主任走了进来。　　班主任叫大家把书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到课桌上，他要挨个仔细检查。陈卫东此时不由得大呼幸运，多亏没把书带到学校来!天黑的时候老师才检查完，放学生们离开。过了两天，他才知道那天是全校大检查，查的就是《少女之心》。后来又听说，他们学校也有“曼娜和他表哥那种事儿”，不知道是不是看了手抄本的原因。　　在绵延十几年的时间里，《少女之心》几乎传遍了全国。　　无数看过《少女之心》的“陈卫东”，像他们的同龄人一样，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忙碌而安详。再次提到《少女之心》，他们说，算是一本性启蒙读物吧，只是过于极端，没有理论只有感性。　　陈卫东觉得自己还算幸运，他从15岁看《少女之心》到17岁时和初恋女友有了性的关系，从来没被人发现过，更没有被当成流氓抓捕过：“如果当时被公安局抓到了，肯定会说我是看《少女之心》，成了失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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