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所理解的正教应该是指引人心净化，使人自觉维护正义 ，而不是灌输各种思想。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佛教。根据个人观察，佛教对人性的定义是为——恶。为什么这么说？佛教讲究的是因果循环，说的是你前世干了什么什么，然后后世就怎么怎么。大多如此。最常见的是举各种例子，劝说大家一心向善，主题是后世得好报。其理论基础就一个字——利益！！　　我感觉原生态的佛教教义并不是这样的。其本源应该和道教同出一处，最大的原因就是早期佛教为了弘扬佛法，和统治者做了交易，统治者利用佛教的部分功能巩固其政权的稳定，而佛教利用统治者给予的资源（包括土地，政策，人口，政治地位等有形无形的资源）迅速发展壮大。　　仔细观察会发现，佛教教众的结构和封建王朝的结构令人吃惊的相似，等级划分极为清楚，其权威性和严肃性也是暗中相合。反观道教，道教除了几个著名的祖师爷以外，其他祖师爷没几个留下名字的。也许这和道教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　　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我个人认为道教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延续。道教并没有跟统治阶级做交易，最大的可能没有谈判的筹码，大家都知道，道教是很凌乱的，很少形成过象样的组织，其生存的空间在官方非常狭小，而在民间却影响深远。道教干的最多的事就是给大家看病。其理论基础则是来自于《易经》，非常凑巧的是中医的理论基础也是《易经》。　　孔教，其基本生存原理与佛教基本一致，不再细数。　　马教，呵呵……这个真是呵呵……本人认定马教到了中国也是做了整容的，它的教义和以上几种可能不同，但它在中国起到的作用和佛孔基本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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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傻逼才信教。　　为什么要信教？因为这个人找不到自己的信仰。所以需要通过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这些傻子发明出来的各种“教”上。　　正常人用脚趾头想想都能看出来，没有哪一个教的教义是能完全让人信服的，各自自相矛盾还排他，就因为只是拿来忽悠不长脑的
　　明教　　
　　信自己吧，放下一切，回归自我。
　　首拿佛教开刀 LZ八成是基教　　
　　目测楼主一本佛经也没读过！压根不清楚佛法讲什么！
　　目测楼主一本佛经也没读过！压根不清楚佛法讲什么！　　如果你说佛教说什么，不在佛经里，而是在民间信仰的老太太嘴里，那当我没说！事实上就是那种老太太他们其实也比你懂的多。
　　佛教的本源和道教同出一处是什么鬼？
　　其他几个教我就不敢发表看法了，楼主真厉害，通晓几大教！通一教都可以成名成家了！您这段位，能流芳百世！
　　佛教本源和道教同出一处？道教的理论基础是易经？楼主确定吗？　　
　　@吐槽专用新马甲
23:54:35　　佛教本源和道教同出一处？道教的理论基础是易经？楼主确定吗？　　-----------------------------　　要研究各种教派的出处，当然要研究各教派的历史，可历史基本是模糊的，没有完整的证据。即使有，也不是底层教众能够拿到甚至了解到的，既然有幕后，能保证没有交易吗？
　　@吐槽专用新马甲
23:54:35　　佛教本源和道教同出一处？道教的理论基础是易经？楼主确定吗？　　-----------------------------　　道教的身份绝对要比佛教清楚得多，身份也没有佛教那么可疑，当然是个人直觉
　　@天天天天天001
23:41:25　　其他几个教我就不敢发表看法了，楼主真厉害，通晓几大教！通一教都可以成名成家了！您这段位，能流芳百世！　　-----------------------------　　我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认为我有必要去仔细了解吗？我只要知道这些教派给主体人群带来了什么！佛教要人断子绝孙，其自身不产生继承者，为了其发展延续，必定要从其他群体掠夺信众。道教的继承者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绝对，不过道教在很多地方跟佛教相似，容易产生两教之间同宗同源的错觉。两个教派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一定有抗争，短暂的抗争之后应该是漫长的融合过程。　　我看到很多佛学者讲的都是佛教的教义，很少有佛学者将佛学的历史，我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楼主出于好奇心，希望层主给讲讲佛教的历史。
　　高谈阔论对我来说也是个夸奖人的词，连表达自己看法的勇气都没有，怎么会有进步。当然你可以说无知者无畏，当然我更知道一个积极的教派一定是主动引导他人畅所欲言的，而不会把别人作简单的定义，更不会不允许他人侮辱其核心人物的，这点和儒教和极权层主看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子孙不能侮辱祖宗，屁民不能骂皇帝老儿，否则，极权消灭你的肉身，儒教更厉害，让你侮辱的话都不好意思开口，佛教曲居第三，会有卫道士用语言与你辩论
　　楼主你到底在说神马……　　他人言不言的关教屁事　　信教就是教说的都是对的，不对信个脑袋
　　根据楼主的言论，楼下所有人排队问候楼主家108代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楼主就是这么高尚的人类，只有这么高尚的人类才会拥有这么高尚的情操。
　　又来了一个大师 天涯呀……呀　　
　　搞基神教！　　
　　我还是等着看楼主终极目的到底是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哈哈！
　　开篇第一句就逻辑问题。你对佛教看法肤浅至极，佛教乃外来物谁告诉你同出一处？
　　儒教又不是宗教　　
　　本来是想学习打小广告的方法的，我首先想到的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可惜她已经作古了，他的后代也很忙，为了全国人民的伟大中国梦，我选择了放弃……，最重要的是，人家不告诉你……　　当下来看，除了上述以外，广告做的好的就只有佛道两家了，道家依赖治病救人进行传教对人进行思想控制，事实也是如此，道家帮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也是事实，当然收钱也是事实，当然胆小也是事实，所以收的少也是事实，影响力小自然也成了事实！　　我不知道佛教为了老百姓干了什么？好象只是给人一个希望，这也许是欺骗，也许是善意的谎言，可它的作用的确也是够强大的！所以它对社会还是有贡献的，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所有宗教都是用来愚化没文化的老百姓，便于控制和统治的，你还当真啊。真的求安静清净光明，别有邪念贪念就好了。　　
　　科学理性才是信仰　　
　　马教是什么？
　　我是来为我的电子称和鞋架打广告的，我真的是来为我的电子称和鞋架打广告的，不信各位可以去问问那个卖电子称的，还有那个卖鞋架的。我也是服了，那个卖鞋架的和那个卖电子称响应党的号召合伙在某宝开了个淘宝店，经营快一年了，鸭蛋堆满了仓库，现在准备清仓。哦对了，他不是来卖鸭蛋的，而是来卖鞋架和电子称的，真的，对待楼主家的宝贝要下狠心，狠狠地买买买，以表达你心中的愤怒，买回去以后狠狠地砸砸砸以表示对楼主的愤怒，砸完了以后拼了命的拍拍拍，留下楼主售卖假货的证据！拍完了以后疯狂地点点点，上传楼主卑鄙无耻的笑容……
　　@周景华
09:34:16　　我是来为我的电子称和鞋架打广告的，我真的是来为我的电子称和鞋架打广告的，不信各位可以去问问那个卖电子称的，还有那个卖鞋架的。我也是服了，那个卖鞋架的和那个卖电子称响应党的号召合伙在某宝开了个淘宝店，经营快一年了，鸭蛋堆满了仓库，现在准备清仓。哦对了，他不是来卖鸭蛋的，而是来卖鞋架和电子称的，真的，对待楼主家的宝贝要下狠心，狠狠地买买买，以表达你心中的愤怒，买回去以后狠狠地砸砸砸以表示对楼主的......　　-----------------------------　　打广告你也挑个你在行的瞎掰呀！非要瞎掰宗教你好赖做做功课呀！搞的我们深深后悔参与你这个话题，挺掉价的。SO，你的电子秤我不买了！
　　另外，我很想了解一下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混饭吃，各教的生存策略我很有兴趣知道，更想知道，有没有和马教产生冲突的实际发生过的事，楼主爱打听事，好奇心又强，想象力也不错，写点小道消息是楼主的爱好
　　只有共产主义才有光明的未来！
　　我赞同！说出我的心声　　
　　我觉得佛教的源头道教的源头初中历史好像就有讲。楼主你初中在外国读的？
　　真的，谈论到过去和未来，我不希望未来是有电子称这种东西存在的，不容许……为什么要称？对活生生的同类不相信反倒愿意相信一个破电子称？买个菜回去还得称一称，明显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党嘛！　　对于楼主开贴售卖电子称一事，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在《真理报》用阿拉伯语在尾版尾条予以深刻地揭露！　　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把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号召全体网络兄弟姐妹，向楼主店里进发，买不完你的电子称我还睬不死你……　　台湾同胞则表示，对于楼主无耻的打小广告的行为，表示理解，希望大陆同胞不要采取过激行为，用爱去感化他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只要做好自己，不被社会改变。信不信教，有没有信仰，都没有关系。穷了努力赚钱。但是不能把金钱观留给下一代。我信的道为善，就是我之初，等于说我信自己。没有明白之前我也被社会给改变了，愤世厌世，不懂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意义，随社会改变而改变。有一天我接触道德经感觉挺好，所以我回家自己去买了一本，可是一看不一样，于是我就在网上找，不得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没事我就看看，看着看着我明白了，不同的版本就是不同的人的观念。那么观念从何而来？是父母教育社会。那么我就想我最初没有观念吗？记忆中孩童时简单纯真，你说我信，你开心我快乐，你病痛我难过，想帮你。为什么想帮你？这就是善！就是自己的观念。（此为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寻卐道
05:17:0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只要做好自己，不被社会改变。信不信教，有没有信仰，都没有关系。穷了努力赚钱。但是不能把金钱观留给下一代。我信的道为善，就是我之初，等于说我信自己。没有明白之前我也被社会给改变了，愤世厌世，不懂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意义，随社会改变而改变。有一天我接触道德经感觉挺好，所以我回家自己去买了一本，可是一看不一样，于是我就在网上找，不得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没事我就看看，看着看着我...　　—————————————————　　申明一点，我对当今道教佛教非常感兴趣。　　
　　我倒是感觉到佛教是被唐王利用了，为什么要用佛教，要问李世民自己了。可能当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或者和道教没有达成协议？？？　　最大可能是道教在当时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群众基础扎实。李世民应该是先找道教谈判的，道教可能觉得没必要跟李合作，李很有可能碰了钉子。　　而佛教初来乍到，只有头顶一个天，既没地盘更没有群众基础。被李发现，为了生存，双方达成了共识，实际上是做了交易……佛教修改了教义及部分经文，以适应李的需要，这就是后来的大乘佛教，而原始的教义就成了小乘佛教。为了证明其伟大光明正确从而获得合法地位，李便郑重地收了个弟弟，这就是玄奘，并举行隆重仪式昭告天下，派他去什么西天取什么经……其实这部经书的大纲早就拟订好了，早就已经写好了的，只等着完善完善就等着印刷机开刷了……当然，李是叮嘱过弟弟的，为了证明其真的到过西天，要求他写随行日记，以证明其真实性，后来……就有了一部珍贵的日记，再后来有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我这么猜对吗？既然没猜对，那我继续猜　　当时道教的势力可能很大，群众基础广泛，只等着推选领导人的节奏！李感受到了危险，天天睡不着，西游记里说李睡不着是因为什么来着？不用说，大家比我都知道，但肯定不知道是因为我猜的这个。　　应对这样的危机，方法有很多，一是收买拉拢如招安宋江等，先稳住，然后消灭之，二是，这个不成就再创作一下，想不出来，消灭之。　　消灭道教？怎么消灭？当然有很多方法，一是学好多年以后的朝鲜，把他们的领袖抓起来，给他们的领袖命个名，再给他们的组织命个名，再制造一些事件，抓人，实在不能抓的就通缉，然后就一直通缉……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法。　　当然李做这种选择一定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还是实力，这个要史料支撑，所以说嘛。不过当时以胖为美，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人普遍饿肚子，瘦弱是国民的常态，教派清洗的代价太大……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相当严重，都不是好办法。　　李是美国议会的祖师爷，他想的办法被后来的美国广泛采用，那就是扶植亲什么势力，美国选了谁不知道，反正选了，而李选择了佛教……　　我乱说的，虔诚的信徒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为什么说中国佛教禅宗与净土宗是道教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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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形成中国佛教哲学，是近百年来在学手术界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中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印佛教哲学的联系与区别，如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地加以探讨、阐明，实有其必要。下面试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就中国佛教哲学的界说、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途径和根源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节　　中国佛教哲学的界说
　　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是东方文化史上的重大现象，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印度佛教代表着印度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它与中国固的哲学风格、宗教观念、价值取向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印度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相互碰撞、激荡、冲突、融合中，逐步转型，日趋中国化，形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新学说。这是古代东方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系统交流，是两种异质文化互相接触、影响、作用的成功模式。印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佛教学者吸收印度佛教哲学的养料，适应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需要，依据中国固有哲学智慧的方向、理路，创造出不同于印度的新的佛教哲学学说。中国佛教哲学不仅是隋唐哲学的重镇，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宋明哲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东亚佛教文化圈中，中国佛教哲学内容最丰富、最深刻，足以与印度佛教哲学相媲美。
　　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佛教学者阐发哲学思想，属于中国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佛教学者独立阐发本无论、不真空论、神不灭论、佛性论、顿悟论等学说，构成了当时哲学思潮的重要内容。在隋唐时代形成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和禅诸宗的一系列哲学思想，更是一度成为时代哲学的主流。这些宗派哲学，不论其发展势头，还是思想规模、内涵深度都超过了当时的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中国古代思想主流不断转型，先后形成了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这些不同的学手术形态，都包含了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又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的演变过程，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内容。如果无视魏晋至隋唐佛教哲学中国化的性质和地位，中国哲学史在隋唐时代几乎就会出现断层，难以说明当时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古代最庞大、最复杂的宗教哲学体系，它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成的，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历代佛教学者双向选择和自我组织的结果，是他们的思想创造和智慧的结晶。中国佛教哲学既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又是佛教哲学的一部分，然而它既不同于中国固有哲学，也不是印度佛教哲学的翻版。
　　佛教是为中追求人生解脱而创立的宗教，佛教思想的总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成佛，达到解脱的境地。佛教哲学是为求得人生解脱所作的论证，是出世的哲学、超越的哲学，它着重论述人生的痛苦、现实的矛盾、世间的污秽，探讨摆脱烦恼、排除苦难的途径和方法，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永恒的、幸福的彼岸世界，或者说是理想的、自由的精神境界。一般说来，中国儒、道两个系统的哲学家都肯定现实，认为现实是真实的，他们重视在现实世界和经验生活中寻找精神家园，塑造理想人格。可见，佛教哲学和中国固有哲学在精神旨趣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深受中国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甚至大量吸取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表现为更加重视圆融、顿悟，强调返归本性，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求得精神解脱。印度佛教在修持上重视考察现实的心灵活动，重视渐悟，又强调超越现实的人生和世界，争取在来世进入彼岸的佛国世界。这就表明，中国佛教哲学显然是不同于中国的固有哲学，也不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哲学形态。
　　中国佛教哲学有其特定的对象和范围。中国佛教哲学是整个佛教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分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使命是，以历代中国佛教学者与宗派的重要著作和哲学思想为对象，阐明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基本内容、源流演变和发展规律，以及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中国佛教哲学的构成，是以著名佛教学者个人思想，尤其是以宗派学说的形式出现的。隋唐时中国佛教形成了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律、净土、禅和密八宗，其中的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和禅五个宗派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五个宗派中最富有中国人的创造性、与印度佛教哲学距离较大的是天台、华严和禅三个宗派。东晋南北朝的著名佛教学者和隋唐以来的天台、华严和禅诸宗，是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他一些佛教学者和宗派的具有鲜明中国色彩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佛教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决定了它与印度佛教哲学的区别，也决定了它与中国固有哲学的区别。
　　中国佛教哲学讨论的重大哲学问题，构成了研究、论述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范围。佛教是一种解脱论学说，着重阐明解脱人生苦难和成就佛果的根据、道路和方法，其中所包括的哲学思想是解脱论的理论基础。中国佛教哲学学者也是围绕追求人生解脱这个佛教主题，将印度佛教哲学理论与中国具体情况，尤其是与中国固有文化及其哲学相结合，阐发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第一是对人生主体的论述，第二是对人生所处环境的论述，第三是如何根据前面两个问题的理论成果进行实践、修行成佛的问题。以上三个问题也就是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它们构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框架。而每一个问题又包含了若干个不同侧面、多重内容。人生论包括人生本原、因果、价值、形神、心性、佛性、道德伦理、理想境界等；宇宙论涉及结构论、现象论和本体论；实践论则主要是修持的方法、方式、步骤、时间、直觉思维、真理论等问题。上述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对于这些问题加以厘别，只能是相对的，也是困难的。我们对中国佛教哲学问题加以分解，其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论定中国佛教哲学的范围和为叙述的方便而已。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印度佛教哲学，没有中国佛教哲学。其理由主要是，中国佛教的根本问题、运思方法都从印度来的，不是由中国哲学传统中来的，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对中国佛学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佛教并未因中国化而有所质变。中国佛学虽然是中国人的佛学，但其义理是纯粹佛教的，只是印度佛学的继续发展，而不是属于中国哲学传统的佛学。［解释：参见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序言，4～5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还有学者或许是传统儒学的情结太深，甚至带有以儒排佛的色彩，否定中国佛教哲学的存在和地位。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的联系，而没有看到两者的巨大差别。我们说，正是在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强大影响力的作用下，印度佛学在中国传传过程中，在体用观念、心性理论、伦理学说、修持方法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确发生了偏离，乃至发生性质的改变，有的甚至是与印度佛教教义完全相反的。这种情况分别在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几个中国化的宗派上有着程度不同的表现。我们认为，凡是中国佛教学者撰写的与印度佛学完全相同的哲学内容，不应作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而凡是与印度佛学内容不同的部分，包括继承后的发展、发挥、改造，以及离开印度佛学的独立创造，即印度佛学在中国的一切变异，都应视为中国佛教哲学。佛教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主要形成了印度和中国两大系，这是佛教界公认的事实。佛教哲学的中印两大系的历史存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佛教研究学者的肯定。
　　第二节　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途径
　　中国佛教哲学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表现出自己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要了解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就要考察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定的媒介机制、接受机制和扩散机制，考察传播者、接受者所采取的途径和运用的方法，也就是要分析、总结佛教中国化的创造主体在客观条件的制约、决定下是如何接受，如何改造，又如何创造的。概括地说，中国佛教学者主要是通过编撰佛典、判教立宗而使佛教哲学中国化的，同时也和翻译佛典、讲习经义密切相关。因为只有经过译经、讲习，全面深入地了解佛教各种典籍，亦即经过消化、理解，才能有所开拓、创造，建立起中国的独特的佛教哲学体系。从佛教中国化的艰难、复杂的历程来看，翻译经典、讲习经义、编撰佛典和判教立宗，就是中国佛教哲学得以形成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方式。从这些途径和方式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佛教哲学的创建者是怎样以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为本位，去接受和改造印度佛教哲学思想，创立和构筑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
　　一、翻译经典
　　佛教经典的翻译，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佛教传播运动中心事业。这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基础工程，也是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一个特殊条件。它确定了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也决定了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思想倾向。　
　　佛教经典的翻译，自汉以来，迄至宋代，前后长达千年之久。译事先是以西域和印度的僧人为主。后来，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取经，回国后也从事翻译，并逐渐成为译经的主导力量。译事极为严肃认真，有一整严格的程序。通常译场设置译官，分别担任九职：译主、证义、证文、书字梵学僧、笔受、缀文、证梵语、刊定和润文。由于翻译难度很大，为了提高质量或是其他原因，有的佛经重译多次。大量佛经被译成极为优雅的汉文，从而使佛教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获得了立足之地，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了根，并转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重要表现。
　　佛教经典的翻译过程，也是佛教中某些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因为佛典的翻译受到佛典传入的特殊情况，如语文字的不同，译者知识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别等条件的制约，从而不仅导致了文字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也涉及某些思想内容的改变。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内地，其间相隔了五百多年。佛教不同教派的佛典又因种种不同的机缘，交相混杂传入中国。这样，佛典翻译就反映不出佛学思想的演变轨迹，也增加了阅读、理解和翻译上的困难。同时也为翻译时偏离印度佛教思想本义，渗入中国思想提供了契机。
　　佛教最初是经过西域地区传入的。这些地方的胡语使印度佛教传到西域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传到中国汉语地区，又发生进一步的变化。由于西域的胡语经典和后来直接从印度传入的梵文经典在语言文字等方面与中国语言、文化和哲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给翻译带来种种困难。早在东晋时代，当时著名的佛教领袖道安就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总结了翻译佛典有“五失本三不易”［注释：简称“五失三难”，详见《大正藏》第55卷，52页中、下。］，即汉译佛典有五种情况容易丧失本来原义，有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五失本”为：一是由于梵、汉文法不同，不得不使原文语词颠倒，以符合汉语语法；二是原典的文体质朴，修辞语较少，而汉语则好文饰；三是原典常有重复相同的语句，不嫌其烦，汉译则多删去此类重复语句；四是有的原典经文中夹杂注解，汉译则多删去此类夹杂注解；五是原典在说完一事再接着叙说另一事时，常常重复前述文词，汉译则多略去重复的部分。“三不易”为：一是佛典系依当时印度的语言、风俗而立，而要适合后代的语言、时俗，就会给翻译带来困难；二是圣人与凡人本来就距离很大，在翻译中，要使远昔圣人的玄妙思想适合后世凡人的时俗，是很不容易的；三是佛典流传久远，后人若以平凡浅识从事翻译，即使万分谨慎，也难免有误。道安总结的这八种情况，表明了佛典翻译，尤其是早期翻译失去印度佛典原义的必然性与严重性，揭示了在佛典翻译中中外古今的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译文内容必须作出适应当时中国语言与时俗的调整。这就给佛教中国化带来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事实上，当时译经者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看懂佛典，译经时不得不采取中国固有的，尤其是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的名词、概念、手术语，作出相应的翻译，从而导致原义的某些变异。更有甚者，译经者为了和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相协调，常常通过选、删、节、增等方法，对佛典描述的人际关系进行调整，尤其是删去了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和性生活混乱的原文，从而背离了印度佛典的本义。
　　译者的语言条件、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等主观因素，对翻译质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意义。早期译经以西域和印度僧人为主。西域和印度僧人多数不通或者半通汉语，译经时，需有中国人襄助。这样，语言文字的沟通问题，始终是困扰翻译工作的一大难题。后来，中国僧人担任主译，他们一般都是汉梵兼通的，但精通梵语的程度毕竟有所不同，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同样极为重要的是，参与译事的中国僧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在翻译过程中也起了无形的然而又是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佛教知识分子，通常在皈依佛门以前，都受过儒学和道学的教育，有着固有文化的深刻影响，他们原有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极大地左右着对外来佛教的理解和翻译，以致有时导致了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某些根本性变化。
　　因翻译而带来的佛教哲学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吕澂先生列举的对“如性”概念的翻译。这个例子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固有的哲学手术语、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对印度佛教哲学观念的理解和改造。这个概念十分重要且不易把握，特引说于此。吕先生说：
　　例如，关于“如性”这一概念，当初译为“本无”。现在考究起来，这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如性”这个概念来自《奥义书》，并非佛学所独创，表示“就是那样”，只能用直观来体认。印度人已习惯地使用了这一概念，可是从中国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与引相应的词。因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比较看重实在，要求概念都含有具体的内容，所以没有这类抽象涵义的词。所谓“如性”即“如实在那样”，而现实的事物常是以“不如实在那样”地被理解，因而这一概念就有否定的意思：否定不如实在的那一部分。印度人的思想方法要求，并不必否定了不实在的那部分以表示否定，只要概念具有否定的可能性时就表示出来了。所以佛家进一步把这一概念叫做“自性空”，“当体空”。从这个意义上说，译成“本无”原不算错。而且“无”字也是中国道家现成的用语。要是了解“本无”的来历，本来不会产生误解。但这种用意只有译者本人了解，译出以后，读者望文生义，就产生了很大的错误。最初把这一概念同老子说的“无”混为一谈，以后联系到宇宙发生论，把“本”字理解为“本末”的“本”，认为万物是从无而产生。这一误解并未因它的译名重新订正而有所改变。例如，以后“本无”改译成“如如”、“真如”等，反而错上加错，以至于认为真如生一切。……总之，我们不能把中国佛学看成是印度学的单纯“移植”，恰当地说，乃是“嫁接”。两者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就职是说，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注释：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
　　二、讲习经义
　　为了广泛传播佛教，使之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中国佛教学者还采取讲习经义的方式。讲习经义和翻译佛经一样，是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的专业化活动，不仅构成中国佛教活动的特色，而且也成为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途径之一。
　　据史载，商北朝时，讲经活动已十分盛行，规模也很庞大。为了使佛教深入人心，扎根社会，讲经不仅有明确的分工，还有一整套程式。如擅长歌赞和咏经、善于阐释佛教义理的僧侣，称为“经师”。讲解佛教经典的僧侣，称为“讲师”。协助讲师讲经，在讲师讲经时和讲师对话，使听者更加易于明白经义的人，称为“都讲”。随着讲经的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宣唱法理，开导人心”的僧人，他们用美妙动听的声音向信徒传教，这些人称为“唱导师”。这种专业性的分工，表明佛教宣传的正规化，它有助于提高佛教传播的效果，使之根植中土。
讲经人对经文的理解直接受个人的文化水平、传承关系及其原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所学所知讲解的。而听经人也多半受过中国固有文化的熏陶，是借助于自己原有的中国文化思想素养去理解和接受经义的。可以说，讲经和听经，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思想与印度佛教教义的比较对照、融合会通的过程。中国僧侣讲习经义，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
　　东晋初期，讲习经义主要采用固定格义和自由发挥两种不同的方式。［注释：僧叡在《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中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泳以来，虽曰讲肆，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格义和六家是讲肄的两种不同方式。］康法朗、竺法雅等人，为了解释佛典中的“事数”，创造了“格义”的方法。事数，又作名数、法数，即名相，是带有数字的佛教名词，如四谛、五蕴、六度等。所谓“格义”，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注释：《梁高僧传》卷3《竺法雅传》，《大正藏》第50卷，347页上。］。也就是把佛典中事数和中国《老》、《庄》、《易》等典籍的相关概念进行比配，把相近的固定下来，作为理解、讲习佛教事数的规范。这样，就把佛教的名词、概念、范畴判定为中国固有的与之近似的名词、概念、范畴，形成了统一的格式。格义方法运用，常常导致人们对经义的理解与印度佛教典义理相违：“然凡谕之者，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何则？？考文则异同每为辞，寻句则触类每为旨。为辞则增其卒成之致，为旨则忽其始拟之义矣。”［注释：《道行经序》，《大正藏》第55卷，47页中。］意思是说，佛经文句不同，不具体把握其旨趣，一味执著格义的方法，拘泥于文字，以章句是务，就会造成迷误混乱。格义必然歪曲佛典原义。而我们认为，这种歪曲实际上恰恰也就是佛教义理包括佛教哲学中国化的朴素表现和初级形式。
　　采用自由发挥方法的是东晋时期的般若学派。由于此派是自由讲论，又分裂为六七个支派。这些派别的思想分歧，此处不论。这里只举例介绍他们自由发挥的程度和引起佛教哲学转型的后果。据载，般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支敏度，在往江东之前，曾与一伧道人商量到南方以后怎样讲般若的问题，伧道人说：“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注释：《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诸子集成》，226～2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于是决定“共立心无义”。支敏度单独到了江东，大讲心无义。尔后，道人又写信提醒他说：“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注释：《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诸子集成》，226～227页。］支敏度为了博得江南名士的欢心，以解决吃饭问题，自由发挥经义，不惜随意附和清谈玄学，于印度般若学外另立新论。再如，当时般若学派又一重要代表人物道安，长年讲《放光般若经》，并注意和《光赞般若经》作对比研究，他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说：
　　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注释：《出三藏记集》卷7，2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道安在这里是以魏晋玄学的本末思维方式来理解《般若经》，他把“如”、“法身”视为根本、本体，是不符合印度佛教本义的。《般若经》提倡空观，是破除现象和本体的实有，是否定本体存在的，或者说主张本体是空的。而道安则提倡“以无为本”的学说，把破除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印度佛教哲学的方向，改造了印度佛教哲学的内容，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本体论。
三、编撰佛典
　　随着佛教的长期流传，中国佛教学者由单纯的翻译转向进行独立研究，融会贯通，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据统计，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共约600部，近4200卷。这些著述不仅具有汉民族的思想形式，而且也程度不同地具有汉民族的思想内容，涉及宗教、哲学、伦理、文学、历史等诸多方面，表现了与印度思想不同的风格、色彩、特征。中国佛教学者的撰述是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标志，历代中国佛教撰述记载着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成为我们探寻、开掘、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主要资源。
　　中国佛教撰述，有以下多种类型：
　　章疏。中国佛教学者尊奉印度佛教经典，持诵研习，坚持不懈，同时在讲经时加以解释，阐扬和发挥佛典的思想。也有的佛教学者模仿中国传统的注经形式，热心于撰写章疏。这类著作在中国僧人全部撰述中数量最多，居第一位。章疏往往引用中国古典著作的语句和固有思想来注解原文，作出中国化的诠释，借以阐发独立的哲学思想。例如，唐代华严宗四祖澄观撰写多卷本《华严经疏钞》，阐发《华严经》的圆融观念，发展了中国华严宗人的“四法界”说，“四法界”说是中国古代佛教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宇宙结构论、现象论和本体论的学说。
　　论著。中国佛教学者重视创作，勤于写作，撰写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论著。这些论著或为阐发总结佛经要义而作，或为发表独特见解而作，也有不少是在与儒、道两家争论中为“护法”而写的，包含着最丰富的中国佛教哲学思想，有的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著作。如东晋时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与时人争论沙门应否礼敬王者的问题，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其中有专章结合中国古代灵魂不灭的观念，论述形尽神不灭思想，强调人的形体虽然有生有死，而人的灵魂是不朽不灭的。慧远这种形神不灭的观点，可以说，恰恰相当于释迦牟尼所抨击、拒斥的婆罗门教的观点——认为不灭的灵魂可以寄寓不同的躯体之中。早期佛教认为人的精神是不断变化的意识状态之流，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性的灵魂存在，而慧远则是中国固有的灵魂观念和实体性思想的支配下，去理解人的形神关系问题，从而导致了与印度早期佛教思想的背离，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神不灭论。
　　经典。中国僧人还撰写了不少佛经。禅宗创始人慧能的《坛经》是中国僧人唯一公开称“经”的著作。这部著作是吸取佛教某些信仰因素，在中国儒、道固有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它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之大是众所公认的。此外，还有另一类伪疑经，是指断定或怀疑由中国汉族僧人编撰、选抄的佛经，不是译自古胡语、梵文的汉文佛经。伪疑经的内容往往与儒、道、佛三教斗争有关，有的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吸取儒、道思想编成的。伪疑经实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其中包含了鲜明的中国化的哲学思想。比如《提谓波利经》是中国僧人为在家信徒撰写的，着重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和持戒修行。此经把中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学说、伦理纲常等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虽然这种结合不免生硬勉强，但却表现了中国佛教宇宙论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某种特色。
　　灯录。又称传灯录，系禅宗人创造的一种独特文体，记载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著作，内容以记录言论的“语录”为主，也记载传承关系。重要的灯录有二三十种，其中包含禅师语录不下三百余则。语录大都为禅师口语，由亲随左右的禅门弟子笔录编集而成。语录中记述的是师徒传法心要、参悟验证、方便施行、参学所得等，集中表地现了禅宗的人生理想境界、心性思想、直觉思维，构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内容。
　　善书。指宣传伦理道德、劝人为善的书。佛教善书往往糅进儒家道德观念，宣场儒佛两家的伦理目标和生活规范。如明代名僧云栖袾宏的《自知录》，把人生的行为分为善、过两门，劝人去过从善，积累功德，以获得好报。这种通俗易懂的说教，比正规经典更易为民众所接受，所以影响很大。佛教善书，反映了中国僧人在重建适应国情的佛教伦理道德学说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普及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哲学的成就。
　　史书。佛教史书记载了佛教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史书，尤其是为中国佛教僧侣列传的纪传体史书，有总传、类传和别传等不同类型，记述了佛教代表人物的活动和思想，反映了历代佛教哲学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对于我们了解佛教哲学家的思想内涵和特色，以及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判教创宗
　　隋唐时代，由于佛典的大量翻译，佛教研究成果的长期积累，佛教人才的普遍成长，中国佛教的创造力空前高涨。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为中国佛教学者的思想创造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随着这种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佛教各宗派相继成立。在隋唐佛教宗派中，有的适应国情，结合中国固有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传承关系和教理主张，也就是偏离乃至背离印度佛教教义而创立的。这些宗派领袖在创宗过程中，各自阐发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的哲学思想。
　　中国佛教各宗派创宗所依据的经典，基本上来自印度。印度佛教不同派别的不同教义、不同经典的不同教理，一方面为理解、阐释佛教义理带来了某些困惑，另一方面，也为创立宗派带来了方便。为了解决困惑，创立宗派，中国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各类经典进行了统一安排，确定次序的先后和教理的深浅，并且把本宗所尊奉的经典置于最高的位置。这就是判教。中国佛教不同宗派的创始人，依据中国深厚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采取不同的标准、尺度，引导门徒去学习、研究自己所推崇的经典，推动本宗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判教反映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思考的过程与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固有的历史哲学和价值观念。
第三节　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
　　上面我们论述了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途径、方式，现在要分析的是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所谓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就是中国佛教哲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根本原因缘自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哲学生态环境”——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只有深入地考察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哲学生态环境”，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佛教哲学产生的根由、源头和必然性，进而也有助于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内容和特色。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作为一种在主题、主导思想方面与中国固有文化根本不同的异质文化，必然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碰撞、冲突，这就要求佛教传播者必须根据中国的客观环境，作出必要的反应。中国是一个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一个历中悠久、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国。当佛教由西向东，经过千山万水、流沙荒漠，传入中原一带时，面对的是和印度同样伟大、先进的文明古国。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以关怀现实生活、重视道德实践的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的。当时中国官方和文人中还广泛存在着华夏中心主义、中国中心观的思想，更增强了接受佛教的心理障碍。但是，中印两国文化的发展态势和达到的水平是相当的，两国文化的主题差异又为文化互补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两国的不同价值观念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人群都具有相应的主导意义。这就是说，印度佛教文化和哲学与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既有不相容性，又有相容性，也即存在着把印度佛教文化与哲学加以改铸以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可能性。
　　中国佛教学者从事的佛教学手术活动，就是在中印两种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冲突融合中进行调适。他们一方面受印度文化的规范，另一方面又选择印度佛教文化。所谓选择，包含着排拒和吸纳两个方面，既排拒那些不适应中国国情的思想文化，吸纳那些适应中国国情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说，选择是有条件的，是受中国的种种复杂的因素制约的。选择的后果，就常常出现“郢书燕说”、“种瓜得豆”的现象，以致背离了佛教思想的原义。中国佛教学者在对印度佛教哲学的选择过程中还进行整合工作，竭力把经过选择和自己创造的佛教哲学思想，组织成为一个结构严密的、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这种整合构筑，最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也是受中国的固有文化和社会需要制约，并受中国佛教学者的主观条件规定的。
　　从思想渊源和思想特色来看，隋唐佛教宗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据印度佛典立宗，在教理上，几乎没有或很少发展，如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密宗就是如此。三论、唯识两宗也有一定的创造，但多属于原有理论的推论性发展。另一类是将印度佛教经典和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结合起来，或者是以中国固有思想为主结合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这是通过多方选择、融合重构而综合创造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就是如此。天台宗奉《法华经》为宗经，根据《法华经??方便品》，倡导方便法门，吸收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法，宣扬先成神仙再成佛，从而和道教信仰相融合。天台宗人还吸取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念，从而和道教信仰相融合。天台宗人还吸取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念，宣扬去恶从善，把佛教修持说成类似儒家的道德实践。华严宗奉《华严经》为宗经，此宗以《华严经》的圆融观念为依据，与融中国固有的诸说于一炉的包容思维相协调，提出宇宙万物之间、现象与本体之间圆融无碍的宇宙观。此宗还直接把儒学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思想体系，并在一定意义上沟通了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规范。至于禅宗，这是在中国固有儒、道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受佛教解脱思想的启发，吸取佛教外壳、打着佛教旗号而创立的宗派。禅宗以性净自悟为宗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见性自悟，顿悟成佛，认为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不读经，不拜佛，不坐禅，行住坐卧，挑水烧柴，都可以悟道。后来一度发展为呵祖骂佛，提倡超祖越佛。可以说，禅宗是中国儒家的性善论、良知说、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和道家的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的宗教化。十分明显，在天台、华严、禅诸宗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佛教哲学思想，需要我们去开掘、整理、研究和总结。此外，净土宗的教义，可以说是与儒家思想和道教主张相呼应。儒家强调诚心、崇奉经典，为净土宗人的修持提供示范。道教所说的美好仙境，给净土宗人以巨大鼓舞，他们极力宣扬和追求西方极乐世界。
　　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深究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下面分述之。
　　一、地理环境
　　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中国佛教哲学不同派别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首先，交通地理在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佛教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沿线的重要都市成为了佛教僧侣聚居之地，也是佛教哲学思想最早产生之地。如道安、僧肇等人的佛教哲学思想在长安形成，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其次，政治地理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南北朝时代，主要是由于政治地理的隔离，致使南北两地佛教分别形成了重实践修持和重理论玄思的鲜明特点，表现为两地佛教不是学派的的不同哲学思想色彩。又如，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及其周围地区，往往是佛刹林立、高僧聚集之地，也是佛教宗派创立较多之地。在这些地区形成中国佛教哲学也是极为自然的事，如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就是在唐代京都长安形成的。再次，都市与山林都是佛教寺院集中的地方，都市佛教多接近社会上层人士，山林佛教则多与下层平民为邻，前者重视义理，后者偏于修行。禅宗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山林环境相关，反映了平民百姓追求解脱的愿望，表现出素朴、简易的风格，只是后来一些禅师与士大夫交往而愈来愈偏离了原来的思想轨道。
　　二、自然经济
　　佛教的发展必须凭借一定的经济助力，也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是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佛教哲学形成的重要根源。中国佛教哲学是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换句话说，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趋势和思想性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寺院经济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巨大影响。寺院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庄园经济，二是自耕经济，这是导致形成两类不同宗派哲学的重要因素。
　　佛教寺院经济在东晋十六国时期逐渐形成，并在南北朝时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到唐代中叶，一些大的佛教寺院，基本上就是一座封建庄园。这些寺院既是宗教组织，也是社会的和经济的组织。寺院庄园经济，包括农田、园林、果菜、畜牧、碾硙、手工业等多种内容，构成一种综合经营的自然经济体系。如北魏时昙鸾在山西创建玄中寺，孝文帝赐予寺庄；至唐代，德宗和宪宗也敕赐寺庄，以致共有方圆一百五十余里的区域。又如，南朝梁时郭祖深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注释：《循吏??郭祖深传》，《南史》卷70，第6册，17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这实际上是南北朝寺院经济的真实写照。这里讲的丰沃资产包括田地、园林、资财、商业贸易。在唐代初期，如长安清禅寺，“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禀碾硙，库藏盈满”［注释：《慧胄传》，《续高僧传》卷29，《大正藏》第50卷，697页下，］。长安西明寺仅由唐宗敕赐田园就有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注释：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碑》，《全唐文》卷257，25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到了武则天时期，更是出现了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注释：《狄仁杰传》，《旧唐书》卷89，28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有的寺院所在地方“公私田宅，多为僧有”［注释：《资治通鉴》卷205，64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的局面。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使一些佛教大师有富裕的物质保证，有充裕时间去注释经典、阐发义理，组织、创造庞大的佛教思想体系，也推动这些佛教大师竭力缩小并调和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佛国世界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和矛盾。如天台宗、华严宗的佛教哲学体系就表现出这种思想特征。
　　唐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上层僧侣地主的各种特权渐次丧失，寺院庄园经济渐趋衰落。又经唐武宗的灭佛事件，寺院经济遭受沉打击。一些僧侣转向开垦土地，尤其是禅宗寺院，有的虽仍有田庄、山林等寺院领地，但禅宗僧徒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不断在南方山区开垦耕地，自垦自耕成为禅宗丛林经济的基本特征，农禅结合成为禅宗僧徒生活的基本方式。禅宗寺院的自垦自耕、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禅师追求自我满足的精神境界：禅师重视个体切身体验，强调自我的开拓奋斗，并将宗教生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从现实生活中求得自我精神解脱。
三、政治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政治结构具有与印度社会政治结构显著不同的特征。印度是实行种姓制度的国家，人们按职业分为四大种姓，依次为：婆罗门，是专门从事祭祀和文化教育的僧侣，为最高等级；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吠舍，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平民；首陀罗，即苦力，从事各种繁重劳动，为最低种姓。后来各种姓又分化出三千多种亚种姓。此外，还有“不可接触者”或“贱民”。不同种姓世代相袭，互不通婚，互不交往。印度又是一个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的国家，五六百个大小王国互相争霸，相持不下，长期分裂。印度部派佛教的分裂、大小乘佛教的斗争、大乘佛教内部空有两宗的对立，以及密教与显教的差异，都是和这种政治结构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并通过郡县制、官僚制和宗法制来贯彻。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封建政权组织形式，君主即皇帝，为国家元首，是世袭和终身制的，并被奉为神的化身。在长期的统一政治局面中，这种君主专制越来越强化，在明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清朝被推翻，君主专制存在了两千多年。自秦至隋唐，君主还通过郡县地方政权组织来控制全国的统治。郡县制成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为了配合郡县制，又实行以察举、科举方式产生政府官员的官僚制。为了维护封建政权、族权和夫权，在国家政权顶端皇室和社会基层实行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宗法制。君权主义的绝对性，要求将宗教事务置于国家管辖之下。自北魏和后秦以来，国家实行僧官制度，设置官吏、机构，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如制定寺院建制、僧尼定额，发放度牒，编制僧尼户籍，任命下属僧官以及重要寺庙住持，还主持重要佛事活动，以及管理僧人日常生活等。
　　这就是说，中国的封建政治结构，是佛教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结构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论证、美化、神化君权，要求全国臣民绝对忠君。对于佛教，也同样强调君权高于神权，佛教要服从政治，僧侣应向君主跪拜。封建宗法制还要求崇奉孝道。由此自然而然地导致中国佛教哲学重视论证现实，调和世俗现实和出世理想，在伦理观念上提倡忠孝，从而形成了与印度佛教显著不同的哲学内容。
　　四、文化环境
　　中国佛教哲学是印度佛教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僧人在中国文化环境、氛围中的建树和创造。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文化与哲学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中国先哲的哲学体系及其理论思辨足以与印度佛教思想相匹敌。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渗透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吸取外来文化的母本。与印度佛教风貌极不相同的中国文化与哲学，极大地制约了中国佛教文化及其哲学的具体发展方向，影响了中国佛教哲学的主题、内容和特点。中国文化环境制约中国佛教哲学的因素主要有：中国文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载体——语言，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儒学、道学和宗教观念等。
　　语言文字的差异。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汉语和印度梵语不同，梵文是拼音文字，由字母拼成，有13个元音，33个辅音，书写以音节为最小单位。汉语则是单音节，不由字母拼成，缺乏语尾变化，也无所谓语格、方法上各种形式的变化。这样就难以通过单独的词来判断词本身的确切涵义，而必须通过前后文的相关意思来判断其真实意思。又因为语言同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思维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以，语法的组织结构不同，直接影响了思维方式、方法；思维方法的不同，又大大影响文字的表达和思想的交流。这样，印度佛教经典经过汉语的翻译传播，佛教思想就被消融于古代汉语的思维形式之中，某些印度佛教思想的本来面貌也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是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的，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儒学的基本特点是宗师孔子，以孔子言行为最高标准；提倡仁义道德，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由于儒学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儒家创始人孔子被封建统治者尊为圣人；儒学的人文本位思想和道德伦理，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部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手术，直至五四运动以前的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界，影响极为深远。儒家学者对佛教徒工不向皇帝行跪拜礼的超俗立场作了猛烈抨击，强烈地指责与中国家庭伦理和祖先崇拜相抵触的佛教徒的独身生活方式，批判佛教否定现世的出世思想。儒家学者还批评佛教的有神论，这反映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不同哲学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佛教不得不这样那样地和儒家思想妥协、调和。如，寺院采取儒家提倡的家庭仪礼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体系。在哲学上则竭力与儒家的心性论、道德观、境界说相协调，这都是受儒学的强烈影响所致。
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道家是春秋末期老子创立的学派。战国中期，道家开始发生分化，庄子发展了道家学说，形成为庄学。同时，齐稷下学者又倡黄老道德之手术，形成了黄老之学，后在西汉初年盛极一时。魏晋时，又出现崇尚老庄思想，发展黄老之学的玄学。老子的基本思想，是在哲学上以虚无无形的“道”为宇宙的本根，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实行无为而治，强调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庄子进一步提出“道”是“虚无”的本体，是生成天地万物的根源，并由此推演出“万物皆一”的论断。庄子还主张人生的最后归宿，是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即达到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黄老之学融合道家和儒、墨、名、法诸家的学说，以推行无为政治。在哲学上，黄老学派中有的以“道”为阴阳二气的统一物，有的则仍把“道”视为“虚无”的本体。魏晋玄学着重探究宇宙本体问题，以辨论“有无”问题为中心。玄学贵无派把“无”视为“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命题。玄学家还强调在探讨问题、认识事物时，应着重把握思想义理，反对执著于语言、物象，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方法论命题。汉初的黄老之学，成为官方哲学。魏晋玄学则是魏晋时的主导思想。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儒学，它的宇宙论、本体论的思想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则超过了儒家。道学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道家哲学深刻地影响了道教和佛教两大宗教思想的发展。汉魏晋时期的佛教，往往沿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印度佛典，如用道家的“道”来表达“菩提”。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教与魏晋玄学相结合的产物。隋唐时期的天台、华严、禅诸宗的思维路向和方式，一个重要源头就是道家思想。
　　传统宗教思想的作用。印度是个多宗教的国家，绝大多数人都笃信宗教，人们认为信仰宗教是天经地义的，不信仰宗教倒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基本上没有国教，也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宗教狂热。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形成的是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为特征的多神教。中国早期宗教是和巫手术结合在一起的，掌握这种通神的巫手术，就掌握了祭祀大权，进而也就掌握了氏族部落的大权。中国宗教的神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神灵是现实世界、现实程序的守护者。人们往往有了现实问题，才去求神灵保佑。这种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决定了古代宗教发展的实用道路和理性道路。历史表明，中国早期宗教的上述特征，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不无重要影响的。与中国早期宗教的神异观念相适应，佛教传入之初，能够吸引中国人的就是它的神通、咒手术，这种神通、咒手术与人们追求自由与永恒的愿望具有交相感应的魅力。中国早期宗教的祖先崇拜、维护现实社会和功利性倾向等特征，也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僧人对佛教思想的重建，这突出地表现在典型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神宗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之中。
　　中国最重要的本土宗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道教。道教源于古代的巫手术，并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时形成。道教的基本教义是，相信人经过一定的修炼可以长生不死，羽化成仙。“道”是造化之本，神明之根，天地之元。“道”是神异之物，被人格化了的神。道“因修而得”，人们只要认真修道，就能与道相合而得道，得道而成仙，为此还提出一系列道功和道手术，如服食、行气、守一、外丹、内丹等神秘方手术，以求得长生不死，度世成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道教是为了抵制、反对佛教而成立的宗教，道教依仗于民族本位、传统和情感等优势，竭力排斥佛教。它很早就提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后来还撰写《老子化胡经》。道教以华夏的宗教文化排斥外来的佛教文化。佛教则反对夷夏论，竭力为自身辩护。佛教一面与道教斗争，一面也融合道教的某些教义。如天台宗人智顗就吸取道教内丹的说法。道教长生不死的愿望和对超凡能耐的热切追求，也深刻地影响了佛教宗派。禅宗和净土宗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是和道教的成仙心理及理想境界可吻合的，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文化环境对于文化特性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化环境对于印度佛教哲学的改变和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这种重要影响又是通过中国佛教上层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佛教思想家而发生作用的。中国佛教思想家是佛教哲学创造的主角，是把印度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的代表。从形成中国佛教哲学的角度考察中国佛教学者，他们一般都有这些特点：第一，绝大多数中国佛教学者在出家以前，是先受儒家学说的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的熏化，然后再接触、学习、钻研佛教理论，这种知识背景的层次、程序和结构，必然深刻地左右他们对佛学的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必然深刻地影响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和创造。第二，约在唐代以前，绝大多数佛教学者是名门大族出身，原有的社会地位很高，一般是因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官场失意、家境衰落而遁入空门的。他们在出家以后，多数仍与社会名士、官宦往来，交流学问。如晋代，名僧、名士往往并称。这种身世和社会背景，推动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上层人士的特殊精神需要，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哲学。第三，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佛教学者，往往是具有强烈民族本位观念的人。他们不忘固有文化传统，思想敏锐，具有理论勇气，善于结合中国实际。他们根植于传统，又容纳外来文化。印度佛教本身不断开合演变，从而具有了圆融性和调和性，为中国佛教学者阐发、创造新的佛教哲学思想提供了前提。
四部阿含经内容是真正的佛之所教。希望信佛的人能去看这几本。佛法内容是四谛，佛法是出世间法。
大乘与小乘还有....这个是个问题
白莲先生何必为个佛道名份来烦恼自己呢？？人生不过三万多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过去了却没个结果。那这一辈子就是个笑话。所以与其争个佛道长短，不如抓紧时间。修出个真材实学才不误此生。所以，白莲道人；你就把佛道之争放下吧。你提着不放，烦恼的只是自己，误的也只是自己，改变不了任何事。
回复第10楼 　　白莲先生何必为个佛道名份来烦恼自己呢？？人生不过三万多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过去了却没个结果。那…… ========== 我很快乐！！因为我有所得嘛！！而且，破邪显正，这是为自孙万代造福！！只有打击了佛教以及和佛教一样的妄想狂让他们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看清包括佛教的邪恶本质，让他们与现实中的罪恶斗争，大家都清醒了，就会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向罪恶斗争！！这是儒道的传统，也是千古不变的精神之火！！就算我不继承，中国人还会有继承！！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并没因此而耽误，失落。相反，我们很快乐！！每救一个人，每弄清一个问题，每打击一只佛狗…！！我们都很高兴。爱国先从破佛开始！！希望你早日回头，莫做非份之想，据绝当佛狗！！
对楼主大部分观点表示同意~~所有教到中国，都会被道教潜移默化，中国道教才是正宗
衡量“真假佛法”的方法不是看谁有没有住在寺院，更不是看谁是不是穿着袈裟，而是要看他是否执着于“佛的名相”，是不是让人“觉悟自性、悟空成圣”。
　　凡是把“佛号、道号”挂在嘴上、给“佛像”烧香磕头的人，都是执着“名相”的没有“悟空”的愚昧无知的畜生猴子，都是畜生界的妖魔在显像。
　　凡是给“佛像”开光的人，都是谤佛毁法的魔王在辱佛。凡是让我们给“佛像”烧香磕头的人，都是讹传教义、蛊惑人心把我们引向魔窟的魔子魔孙，因为佛既不是让我们“拜”的，也不是让我们“念”的，而是让我们觉悟自己“本来都有圆满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的真理的。
衡量“真假佛法”的方法不是看谁有没有住在寺院，更不是看谁是不是穿着袈裟，而是要看他是否执着于“佛的名相”，是不是让人“觉悟自性、悟空成圣”。
　　凡是把“佛号、道号”挂在嘴上、给“佛像”烧香磕头的人，都是执着“名相”的没有“悟空”的愚昧无知的畜生猴子，都是畜生界的妖魔在显像。
　　凡是给“佛像”开光的人，都是谤佛毁法的魔王在辱佛。凡是让我们给“佛像”烧香磕头的人，都是讹传教义、蛊惑人心把我们引向魔窟的魔子魔孙，因为佛既不是让我们“拜”的，也不是让我们“念”的，而是让我们觉悟自己“本来都有圆满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的真理的。
从楼主这个论点看，楼主对中国文化、儒家、道家的理解是有很大的误区的，这影响了楼主对儒释道的把握和理解，因此本文其后的立论应当存疑。中国文化儒家道家并非认为世界是肯定现实，现实是真实的，这样的理解完全是西方哲学、宗教的世界观。
楼主是什么教信仰
回复第20楼 　　楼主是什么教信仰 ==========只研究宗教，不信仰任何宗教！！
回复第19楼 　　一般说来，中国儒、道两个系统的哲学家都肯定现实，认为现实是真实的，他们重视在现实世界和经验生活中…… ==========是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而不是佛教，印度教等的此假彼真！！或者因缘假合！！儒道都认识现实世界是唯物主义的气化！！宇宙是物质性的气化不停的生变过程！！印度没有这种认识。他们要么如印度教讲此假而梵真，要么如佛教讲因缘实有但假合，佛性，耶识真…！！其余都假！！而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明词没有一个是实在！！你对中国哲学了解太少！！对外国哲学也不清楚。更不懂唯物与唯心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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