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为什么中国人都做皇帝梦？（2）
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那么谁最有权力，当然是皇帝，所以大家都拼了命要当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梦的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其实只有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住皇位。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争着当皇帝呢？原因很简单，你当上了皇帝，就一切都有了。尊严，享受，权力，金钱，美女。要啥有啥。对东北人来说，当上了皇帝就意味着你可以成天躺在皇宫里吃猪肉炖粉条，想吃多少吃多少。对北京人来说，当皇帝就是早上你可以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或者晚上买两个洗脚盆，一个洗左脚，一个洗右脚。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不过，确实，在中国，当皇帝太爽了，任何梦想都能实现。
我们可以说，过去整个中国，都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我们看，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花了无数的钱，用最精美的砖瓦，盖了一个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子组成的大宫殿，叫紫禁城，干什么呢？给皇帝住。
然后，人们从全国各地精心挑选出最漂亮的数千名美女，送到这个紫禁城中，供皇帝一个人享用。再然后，好几万名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叫做太监，来服侍皇帝的吃喝拉撒睡。
皇帝每顿饭，要九十九道菜，摆满九张桌子。皇帝的衣服，好几万件，装满了好几间大殿。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要由皇帝垄断。长江上的鲥鱼，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力品尝。清代内务府规定，鱼打捞上来后，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皇帝面前。在中华帝国之内，有上百处工场，几十万个工人，专门为皇帝一个人生产茶杯、马桶和衣料。景德镇这个中国著名的城市，就是因为是给皇帝烧造瓷器建立的。《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身份是什么啊？其实他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皇家衣料工场的一个工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皇帝是什么样的享受。
所以，自从秦始皇发明了皇帝制度以来，当皇帝，就成了几乎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在中国，当皇帝的门槛很低，不论你出身是什么，都有机会。出身再低贱的人，也有机会当皇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是个乞丐，汉高祖刘邦，出身是个流氓，他们都凭着个人奋斗，成了皇帝，开创了新王朝。这就形成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个在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是不行的，没有这个可能。在古代，世界上其他国家绝大多数都是世袭社会。比如欧洲，国王必须是贵族出身，欧洲的王位，一直是在几十个家族之间传来传去，从来没有老百姓当国王的情况。日本也是，贵族一直是贵族，武士一直是武士，老百姓一直是老百姓。王学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同事曾问过日本学者，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普通人怎么能当天皇呢？&印度更是这样，印度实行种姓制度，各种姓之间不能通婚。所以农民起义建立王朝这个事，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次农民或者说农奴起义，但是这些农奴起义的领导者没有人称王称帝，要开创自己的王朝。他们起义，是为了向国王请愿，希望能减少些剥削而已。所以&皇帝梦&是中国这块土地的&特色&。
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特殊呢？这是因为秦始皇早在两千年前就消灭了贵族阶层，创造了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下，除皇帝之外，其实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社会有很大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你只要个人奋斗，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有句话，叫&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在中国古代，要想改变命运，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拼命努力，发家致富，由贫农奋斗到富农再奋斗到地主。第二是读书，中举，中状元，当官。这两个都是正常的渠道。还有一个渠道，特殊渠道，那就是当皇帝，组织一帮信徒，一支军队，直接夺取最高权力。这种事，在历史上，也非常多。
责任编辑：沙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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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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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5
定价：35.00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张宏杰 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先后就职于某大型金融机构及某大学。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等。信箱： 微博：/zhjwb
项羽“死得很光荣”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中国文化特别是上层贵族文化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毁灭性打击。
没有了贵族文化是什么结果呢？俄国小说《沦落的人们》中的一段话，很好地总结了贵族精神消失的后果，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自从贵族开始饿死以后，生活里就没有人了……只剩下些商人……商人是什么？……商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暂时披着人皮罢了。他粗野，他愚蠢，不懂生活的美妙，没有祖国的概念，不知道还有比五戈比铜币更高的东西……他们不但是贵族的敌人，也是所有高尚的人的敌人，他们贪求无厌，不会把生活装点得美丽些。”
换句话说，没有了贵族，一个社会也就没有了精神旗帜，失去了超越性，也失去了精致和优雅。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优雅、高贵无处容身，而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现实主义、贫困文化和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尔斯?威尔伯语）贫穷使人的行为被现实利益完全控制，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风度，不再有超越性。贫困文化进一步沉沦，就是流氓精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为了一口吃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日本人渡边秀方这样评价中国人：“中国人有什么事都专讲实利与自利的性质，所以商业方面，是很拿手的。商业上所必要的宽大的忍耐的性质，是充分所有着。中国人别样事情都是很迟钝，唯商业方面则非常机敏可敬……他们只要能得钱，体面、主义、意见那些麻里麻烦的事都一概不讲的。”
在秦始皇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贫困文化或者说底层文化日益取代贵族文化。秦代末期的楚汉之争，就是底层文化战胜贵族文化的第一例。其结果就是平民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并且把底层气质注入到最高政治当中。
汉高祖刘邦是一个起自底层的流氓。刘邦从小没读过书，也看不起读书人，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他没有名也没有字，兄弟四人中他行三，所以人家叫他季，就是“刘老三”的意思。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年近四十，还没成家立业，只不过在朋友帮助下混到了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亭长主要职掌“逐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乡派出所所长。这个位置倒十分适合刘邦的流氓脾气。
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公元前206年，楚汉交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当了俘虏。项羽在军前架起烧锅，把刘邦的父亲放在案板上，要挟刘邦说，再不投降，我就把你老爸下了油锅。谁知刘邦居然嬉皮笑脸地说，当年咱俩曾结拜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今天哥们儿既然打算把咱爸烹了，可别忘了给兄弟我留碗肉汤。项羽见刘邦一副流氓腔，没有半点办法，只好拉倒。
项羽祖先是战国时代的贵族，他身上残留着贵族的高贵和高傲，是一个个性分明的伟丈夫。楚汉战争当中，一次两军对垒，刘邦手下一个神射手叫楼烦，连射死楚军三员大将。项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自己站出来了。“楼烦欲射之，项王_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就是说，楼烦想射项羽，项羽往那儿一站，眼睛一瞪，大吼一声，楼烦吓得屁滚尿流，跑进军营当中再也不敢出来了。
乌江之战的结果更说明了项羽身上难以化解的贵族精神。乌江之战，项羽本有机会逃亡，因为当项羽来到乌江边时，有一条船在那里等他。驾船的乌江亭长早早等在那里，一心要营救项羽。他对项羽说，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臣这一只小船，请大王立即上船，汉军无论如何追不过江的。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完全可以在那里再成就霸业。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带过江去，自己却和随扈亲兵全都下马步行，冲入重围，同前来追杀的汉军短兵相接。这无疑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也是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项羽受伤十多处，最终不支，自刎身亡。项羽以战死这种方式，维护了他最后的尊严。如果放弃战斗，举手投降，那就不是项羽了。
项羽死得很光荣，然而这个光荣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贵族精神和流氓精神斗争的结果，是贵族精神失败了。贵族太好面子，太讲规则，而流氓则更厚黑。在一个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后者当然更有竞争力。项羽的死，象征着贵族精神的失败。满嘴粗话的地痞刘邦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从那时候起，中国式竞争就变成了比谁更痞，谁更赖，谁的脸皮更厚，谁更残忍不在乎。
(责编：张淑燕、周斌)张宏杰：新与旧夹缝中的七十年代人_历史频道_新浪网
张宏杰：新与旧夹缝中的七十年代人
　　许纪霖推荐：十多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看法，认为分别以五四和文革为标志，二十世纪上下半叶的知识分子分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文革前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在那个时候，我以为，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年轻人是“后文革一代”。等到“80后一代”出现，我发现我错了，真正的一代新人类，正是在世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八0后”，而与我们这一代相隔半代年龄的六0、七0后，只是在革命与世俗年代夹缝中生长的一代人，这过渡一代所经历过的种种尴尬和纠结，以及混搭上下两代风格的双重情怀，张宏杰的这篇《新与旧夹缝中的七十年代人》有非常细微的描述，一如他以往其他作品一样精彩。七十年代生人们，多少心事与谁细说，让我们耐心地倾听吧！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与旧夹缝中的七十年代人
　　张宏杰
　　我们和这个世纪最巨大的存在擦肩而过。在我们蒙昧未开之际，毛主席就已离我们而去，使我们未能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口教导。在我们降生的七十年代之初，革命的激情已经消退，由于不断地经历欺骗(特别是当林副主席的座机失事于外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之后)，社会内部涌动着深深的怀疑主义浪潮。
　　怀疑是我们的胎教。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和革命的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事实上，我们这貌似非常现代的一代意识深处却有一层不能消除的陈旧底色。
　　我们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年代里出生，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书写着巨大的毛主席语录，图书馆里除了毛选、鲁迅全集之外其它书籍廖廖无几。我还清楚记得我的一本儿童读物是批判宋江的彩色图书。那里面宋江被画成一个异常滑稽可笑的形象，扉页上是黑体的毛主席语录：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
　　这些肤浅的儿童读物之后我又弄到了一本记述长征的书，还有一套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青少年时代的书，我估计这大概是文革后首批重版的六十年代出版物。所有的这些书、标语、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父母的正统语言，在我们幼小的、然而已经开始思考的头脑中结出了这样一些果实。首先，这个世界是完整有序的，它在按着马克思和毛主席所揭示的规律运转，世界已经被真理之光所照亮。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所献身。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某种已被揭示的道理所活着，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克制自己的软弱、动摇和私心杂念，投身于推动历史进步的努力之中。其次，我们的思想里被灌输进了唯意志论的因素。宏伟远大的革命理想要求我们具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抵御各种危险的诱惑，一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罪恶所吞没。
　　记得我在读到马克思的生平故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困惑。在那本书里，马克思被描述成一个为了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断自虐的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读书，写书，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地面磨出了两个深深的脚印，写出了谁读一遍都要累吐血的《资本论》。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人活着就要尽最大努力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作贡献，而要做出这样的努力就好象罚自己干一辈子苦役一样。任何为了自己的享受都是可耻的。这使我对人生产生了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得面对这样痛苦的命运。不仅如此，仅仅是这样当牛作马一辈子也许还算幸运，如果你不幸遇到卓娅或者江姐那样的事，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当敌人把竹签子一根根地钉进你的手指甲里、或者把通红的烙铁按在你的胸膛上的时候(这情形想一想都觉得难以忍受)，你能保证自己不投降不叛变吗？而如果你意志不坚定，经不住这样的考验，你可就完了，身败名裂，掉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且，随时有可能被我方的地下人员绑架回去，死在人民正义的枪口下。人生真是太险恶了，险恶得我不断怀疑自己能否有信心光荣地走完它。而当大人们不断地剥夺了我们游戏的乐趣，穷凶极恶地赶我们回去学习，并斥我们对游戏和美食的爱好为没出息的时候，又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生的这种悲观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我思索再三，最后的结论是尽管人生如此不幸，但伟人们的结论不会错误，我们只能不断地和自己的软弱做斗争，这是我们取得人生幸福的唯一希望。
　　每个人的体内都生存着无数代人。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我们成长初期残留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我们这一代，获得了和上一代，乃至和中国的五千年传统对接的思维接口。我们的这种困惑和痛苦，正是无数代的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获得了解脱，而他们没有。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初期所形成的这种对人生的看法，正是几千年来无数代中国人人生观的翻版。只不过，那时候，代替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是孔子和孟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了孔子，世界就被他的思想光辉所照亮。后来的人们，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去遵循天道，“助天地之化育”。这和我们的想法何其相似乃尔！从孔孟时代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及我们的父母，虽然沧海桑田了多少日月，其实所有中国人的头脑都是在这个势能庞大的思维贯性下运转。为自己的生存确定依据，在此指导下安身立命，乃是传统的生命模式，我们不知不觉，在生命初期，也走上了这条老路。
　　在此，我要提出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我们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上继往开来的一代。以上所叙述的，着重突出了“继往”的含义，在以后的叙述中，你会看到我们从这条老路上偏离，走上了真正现代意义的不归歧路。
　　一九八O年以后的精神解冻，注定了我们这种纯而又纯的理想主义只能是生命中淡淡的一抹底色。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是舆论机器日以继夜地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宣传打破大锅饭，宣传计划生育。我们觉得这些宣传合情合理，用心善良，苦口婆心，无条件地为之折服，并且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农村妇女竟然不明白这样一目了然的道理，千方百计百折不挠地破坏着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我们开始读到了《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百科知识》之类的刊物，以及一些通俗的历史读物，在我们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些读物的出现无疑是十分及时，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们，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构筑了我们知识结构中最基础、最坚固的一部分。这些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大脑细胞的分裂，扩展了我们的世界，培养了一些将影响我们终生的基本兴趣。我们的早期教育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到我们为止最好的一代。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比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兄长一代要幸运得多，比父母那一代(他们多数在农村长大)也要优越得多。不过，这种优越是极为有限的，因为这只是程度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差别。无所不包的学校教育，为我们展示的只是达尔文、牛顿、笛卡尔那时的世界，它提供给我们的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
　　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头脑中出现起来越多困惑的时候，也很难在周围的精神产品中找到合适的消费品。记得一九八四年左右，我携带着一个日益庞大的精神问题(与当初曾困扰过青年毛泽东的问题类似：人生应该是是利已还是利他)走进新华书店的时候，寻觅许久，我找到一本《人生的价值》，书脊上方注明，这是“青工培训教材”。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买下来，通读了一遍。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这本书未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本书说，个人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要同他对人生意义的正确理解联系在一起，要从他对社会所作的实际贡献来衡量。这个简单的论断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这是一九八四年的文化景观。作为这种文化贫瘠状况的又一个例证是这个时候，我迷上了鲁迅的著作。在我家少得可怜的藏书中，相对于马列毛的选集，以及公文写作常识之类的东西，当然那几本鲁迅的著作更为有吸引力。于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非常痴迷地把这几本书读了好几遍，当然是似懂非懂。不过，在我这个时期写的作文当中，都出现了鲁迅的风格，比如“确乎”之类的词屡屡出现在一个小学生的作文中(竟然得到了老师的好评)。不过，在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文化重镇乃是十分重要的，哪怕只有一个。所以，能读到鲁迅，应该是我的幸运，虽然对一个少年好象早了点。(相比之下，更年轻的一代比我们幸福得多。现在的儿童，不但可以从非常丰富的儿童读物中获得必要的知识，还广泛地从现代媒体中接受到全方位大密度的信息刺激。所以，他们显得比同时期的我们智力发育快得多。)
　　但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一切不同了。西方现代思潮又一次在中国登陆，并以洪水猛兽的姿态吞没了一切。尼采，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们用他们悲观伤感而富于魅惑力的声音轻而易举地击碎了我们心中那个还没有成型的固定世界。我们轻而易举地被征服，传统的、封闭结构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象见了阳光的残雪，瞬间消亡了。我们不再通过研究世界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寻找上帝。我们通过自我来创造世界，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虽然丧失了在固定世界的稳定感、安全感、清晰感，但是那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感正符合了爱好冒险的我们。我们的世界变得混沌一片而又自由自在。我们为自己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和冒险冲动找到了哲学依据。
　　在八十年代后期，各种年龄的人都在谈论时髦的西方现代思潮。但是，这种思潮对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成年人，这种思潮对他们有一种冲击作用，是一种侵略者的姿态、杀伐的姿态。老的一代人为捍卫自己坚固清晰的世界观而进行了抵抗，这抵抗是顽固的，甚至不惜采取闭关锁国不屑一顾的下策。而思想更有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则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开关延敌，表现出殖民地性格，不遗余力地用这些时髦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头脑。不过，这毕竟是一种改造，有一种不自然的意味，而且由于原来的建筑施工认真基础深厚，改造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程。只有我们，生逢其时，正处于精神领域的开拓初期和这股思潮不期而遇。它们不是通过原著，而更主要地通过某种氛围，某种提示，某种似是而非的语境，和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乘着我们的困惑开进了我们的精神处女地，以开创者的姿态占据了我们的精神领土。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传统模式的世界观在一代人心中全面瓦解。世界不再是有根有据，而是呈现出多元和混沌的面目。自我，头一次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感觉取代理性成为把握自己和世界的依据。我们不再给自己的存在强加上某种价值标准，不再把自己的生命依附在某种先于生命存在的任务之下。我们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走到哪里算哪里。叫真成了一种落伍的风格，我们比任何一代都更宽容，更随和，也更冷漠。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这一代人头一次不再赋与自己的生存以高尚的目的。首先，我们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迂阔空想；其次，我们没有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奔走呼号的焦虑和悲壮；第三，我们更没有领导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的伟大志向；最后，我们甚至没有“重建价值体系，寻找心灵归依”，“在张扬自我和理性重扬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庸”的热情。我们认同人性的平庸，理性力量的有限，不再试图改变世界而倾心于营建自己的世界。我们这一代身上，没有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敏感心理。独善其身就是我们理解的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以上，我通过文化氛围的变迁来解释了我们这一代文化性格的形成。这种一维的解释实际上是不全面的，是一种偷懒的作法。在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感到了下笔的牵强。
　　实际上，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生的第一代人，我们是在一种普遍的挫折心理背景下成长。我们的父兄，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主义的一代。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真诚的代价。而他们收获的，却是梦魇过后的落寞、疲倦、麻木，还有深深的被欺骗、被伤害的感觉。他们找不到发泄报复的对象，只能拿自己曾经有过的真诚理想来作践，来嘲弄。这种全社会的盲目的报复心理导致了他们矫枉过正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悲愤而懊恼地宣布，自己再也不相信什么，只相信实际利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长大的。虽然我们没有经过大跃进，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但是我们以儿童少年敏锐的感受力毫无障碍地领悟和接受了父兄的情绪。这就是人类传承中奇妙的地方。通过父兄的言谈和表情，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历史知识，少小年纪的我们，已经坚定地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妄图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改变世界是可笑的尝试。我们无师自通地选择了实用主义。而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这种倾向的下意识鼓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小就厌烦标语和口号，我们很早就认识到，物质比精神更实在。出于青年人的优越感，我们十分厌烦父母身上残留的迂腐教条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方式，因为他们过于拘谨、笨拙而瞧不起他们。我们做事更倾向不择手段，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就是更灵活更少限制。我们生来善于穿空子走捷径而较少受到道德心的障碍。
　　所以，八十年代后期形成主流的商业文化被我们迅速认同。按照商业文化的标准，人的价值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少，具体地说，也就是财富的多少。我们认为，这不失为这个多元世界的一个简便易行的通用计量标准。在商业文化中，人和人的关系应该由利益来调节。我们一般是从效率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一般来说，凡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就是善的。如果每个人都较好地照顾了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协调，而不必有一些人苦心积虑地为了社会而甘愿牺牲自己。“如果你坚持在那危险的不文明的自我牺牲的河水中游泳的话，你为之‘牺牲’的那些人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情况更加糟糕。相反，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关照第一号人物(你自己)上，那么你最关心的人将会因你的行为而获益匪浅。”(摘自罗伯特?灵格的畅销书《关照第一号人物》)
　　因此，我们这一代人也就给中国五千年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划上了句号。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泛道德倾向在我们身上得到根除。我们认识到，道德所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更需要的是智慧、活力、创造力而不是道德教条。我们这一代中未来的知识分子做学问时将会严守“价值中立”原则，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说，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以往的中国历史划开了界线，正是这一点，有力地证明我们是转型后的一代，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
　　(本文来源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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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
葛剑雄、秦晖、马勇、张鸣四大学者诚挚推荐，张宏杰以国民性为视角建构全新中国通史，解读国人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
中国人的品质，春秋时清澈刚健，唐宋时雍容文雅，明清时则奴性和流氓气十足，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
梁启超、胡适、鲁迅、林语堂，近代大学者对国民性的批判振聋发聩，却收效甚微；大陆与台湾，同文同种，却在近三十年产生巨大差异，国民素质改造，路在何方？寻找解决困扰国人一百多年的“民族劣根性”痼疾的根本药方
书 名：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作 者：张宏杰
出 版 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页 数：304
字 数：230千字
I S B N：978-7-
定价：35.00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先后就职于某大型金融机构及某大学。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等。信箱： 微博：/zhjwb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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