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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华林胡氏开基始祖胡藩原籍下邳郡：国家领导人中两位胡总书记祖籍是沿袭下邳历史沿革的邳州！
胡藩（372—433），字道序，下邳郡（今江苏邳州）人，因战功封地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为人重义气，性刚直，通武善射，足智多谋。初参郗恢、殷仲堪军事，转投桓玄。后桓玄亡，归故里。南朝宋武帝刘裕（宋武帝刘裕曾任下邳太守，刘裕之母赵安宗是下邳人，通俗地说刘裕娘家地下邳。）时召为员外散骑侍郎，参镇军军事。从征鲜卑，攻讨卢循，有战功，升为正员郎。复伐羌、征魏，皆率先力战。以功封阳山县男，食邑五百户。官至太子左卫率。胡藩卒谥壮侯。中华胡氏源远流长，华林胡氏最早可追溯到南朝刘宋时的壮侯胡藩（原籍下邳郡，今江苏邳州市南）。他是胡姓始祖妫满公的第62世孙，公元424年，以战功累迁至太子左卫将军，赐土豫章（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西），爱新吴（今江西奉新县）华林山水之美，遂筑室为家，为华林胡氏始祖。传至二十四世胡诚，他于唐天佑年间登进士，历任国子监博士、侍御史。唐朝灭亡后，退隐华林，大兴诗书门风，潜心教育儿孙。其妻耿氏温柔贤淑，知书达理。五个儿子因科举入仕，分居五处，为华林胡氏五宗。王当以宗子独居华林，其后裔孟鉴公迁居高安蔡溪，子岖公迁安徽绩溪（安徽绩溪县是胡总书记故乡）；瑜迁陈留后徙福建崇安，后裔中著名人物有胡安国、胡宏；琼迁江苏常州，后发展成晋陵胡氏（晋陵胡氏源出华林胡氏），著名人物有胡宿、胡宗愈；王告迁九江，一支迁婺源，其分支迁安徽；球迁武宁。华林胡氏历世不衰，人才辈出，唐有侍御史胡诚（华林一世祖），宋有开国公胡直孺（八世孙），近有总书记胡耀邦（三十九世孙），忠有金吾将军胡征孺，孝有员外郎胡令严。华林胡氏一门宋代就走出进士55名，官至御史、尚书和宰相的不乏其人。尤其是仲尧兄弟累世义居、兴教助学，一门进士，盛极一时。宋真宗曾赋诗赞誉华林胡氏：“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光阴流转，世代更替。如今，华林胡氏已成为中华胡氏最重要的一支，人口繁衍达到1800余万。在江西奉新华林祖居周围仍有58个村庄的华林后裔，人口近2万。但大多数华林胡氏子孙或宦或游相继外徙，真可谓“北辰上列从星朝，华林苗裔遍神州”。
（东海据《华林胡氏》略不正：今日邳州沿袭邳国、下邳、东徐州历史沿革！华林胡氏源出邳州欢迎胡氏族人来邳州寻根。）
【附录】江西文史：华林山的胡氏渊源
《华林山的胡氏渊源》
奉新县史志办 樊明芳
奉新华林胡氏一门，自北宋雍熙二年旌表门闾之后，创造了“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的家族辉煌。嗣后子孙繁衍，簪缨累世。华林胡氏发展到现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广居着1800多万华林胡氏子孙，真可谓是：“北辰上列众星朝，华林苗裔遍神州。” “夫人之有生莫不有祖，人之有祖莫不有宗。有祖有宗，如河流之有源，萌蘖之有本”。为便于胡氏子孙穷源溯本，寻根问祖，笔者本着尊重史实和现实的态度，撰写了此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华林胡氏源流考
华林山自古以来就屹立在奉新县城西南二十五公里。《奉新县志》（同治版）载：“在县治西南五十里，高八十丈，周回五十里，半属高安。云峰秀拔，土人常伺云气卷舒，以验晴雨。”《古今图书集成》“华林山”条载：“在县西南四十里，半属高安。其山山峰耸拔，高险奇秀，山腰李八百石室上，每有紫云如盖，一名浮云山，南有浮云宫及吴仙坛。” 由此可见，最早在华林山居住的主人是那些神仙和道士。
那么胡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华林山的呢？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九月，胡直孺撰《安定胡氏家乘序》载：“直孺之族，由刘宋元嘉中仕为太子左卫、谥壮侯、讳藩者，世居豫章之新吴（今奉新）华林，由是子孙世居之，云仍日蕃，衣冠日盛，宏谟骏烈，国史纪焉。”《华林胡氏西山支宗谱》亦载：“壮侯藩，仲之子，字道序，号永维，南昌人，仕刘宋元嘉中为太子左卫将军，以从鲜卑讨虏，循有功，封吴平县五等爵，生子六十人，事见《宋书》。赐土豫章之西，爱新吴华林山水之美，始就其地而卜居焉”。《华林胡氏赤砂支宗谱》又载：“华林，吾家之祖居也。昔南宋时有藩公之居邳州者，封土新吴，见其田壤腴沃，山秀水丽，遂卜为家。” 胡观文《中华胡氏人物大典》载：“华林是胡氏远祖胡藩、胡城公在此居住的地方，华林山在江西奉新县城20多公里处。”
由此可见，胡藩乃是最早从邳州来到华林山定居的，被尊为华林胡氏一世祖。胡藩有子六十人，但“多不遵法度，同逆谋夺国”。（光绪《南昌县志》卷三十《胡藩传》），有的被杀了，有的被流放了。正因为胡氏家族内发生过如此重大的变故，尽管子孙繁衍，但因儿子的“夺国”之罪，胡藩侯爵的继承权被取消了，使华林胡氏隋、唐四百年默默无闻，这是华林胡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挫折。
自胡藩传至唐代宣宗年间，24世华林胡氏子孙中出了一个胡清献，《华林胡氏族谱》载，他曾任饶州判官，退休后重返故里，“闻望昭隆，基址克拓，显诗书之门户，振仕宦之宗风，积庆有自，贤哲挺生”。胡清献娶妻徐氏，梦北斗七星入怀而生七子，其子皆以北斗七星而名之，时兄弟均以仕宦而迁徙，惟次子胡城守华林故土。胡城生于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登唐天祐二年丁丑科（公元905年）进士，擢升国子监博士，迁侍御史，卒封徐国公。《元和姓纂》载：“胡城值五季乱，悬车不仕，隐居新吴之华林，督课子孙。配妻耿氏，生子五：珰、瑜、琼、王告、球，因科举入仕分居五处，蔚为华林胡氏五宗。”华林胡氏从此五世同居，聚族八百，儿孙人才辈出，门第日渐显耀，走上了“为邦国之华，树儒林之望”的中兴之路。
华林胡氏发展到南唐时，28世胡氏子孙中出了一个胡元凤，字天瑞，号竹亭，官兵部尚书，赠朝散大夫、职方员外郎，他共生了八个儿子，原配刘氏，生子二：胡仲尧、胡仲宣；续娶涂氏，生子二：胡仲华、胡仲容；续娶官氏，生子二：胡仲雅、胡仲甫；续娶牛氏，生子二：胡仲光、胡仲（克）顺。八子均出类拔萃，时人号称“八仲”。八子中最让华林胡氏称道是长子胡仲尧。他于公元961年任南唐李煜的寺丞官；入宋以后，曾任洪州助教、国子监主簿。他乐善好施、兴教助学、建桥修观，在奉新做了许多为人称道的好事。他最大的贡献是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和弟弟胡仲容一起倾尽家产，创办了一所震惊文坛、闻名全国的华林书院。北宋时期西昆诗派创始人、文学家杨亿在撰写的一篇书院记中说，当时有两大书院“力敌以势均，复争驰而并骛” 于江东，这两大书院，一个是浔阳陈氏的东佳书堂，另一个是豫章华林胡氏的华林书院。《天下一统志》载：“四方之士来此游学者常数百人。”北宋时官至散骑常侍的文学家徐铉在《华林胡氏书院记》中说：“岂直豫章之间气概，以占皇宋之文运矣！”说华林书院不但代表了江西的水平，而且大有左右大宋皇朝文运盛衰的气势，其影响之大，声誉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八月初二日，宋太宗敕旌华林胡氏义门义学。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胡仲华、胡仲顺、胡用之叔侄三人同榜高中进士，震惊朝野。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胡仲容奉长兄胡仲尧之命“诣阙贺寿宁节，献华封之祝，寓言国事召对，语多晓畅大体，上深嘉之，敕授秘书省校书郎，面赐袍笏、御书百卷、御札行书二卷、白金祭器二百，以光私第。时在朝公卿大臣嘉其行谊，作诗赞美者七十二人，以华其归。” 从此以后，华林“义门”“义学”名扬天下。
华林胡氏发展到南宋时，胡藩的32世孙胡直孺可算是一座高峰。胡直孺，字少汲，晚号西山老人。登绍圣丁丑科（公元1097年）进士第，累官西路总管，刑、兵、吏三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经筵侍讲，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封开国公。宋绍兴年间（公元年），胡直孺退养于华林山祖居地，原配吕氏，生子七：胡杞、胡相、胡栝、胡楫、胡枞、胡根、胡朴；续娶饶氏，生子四：胡枟、胡榫、胡檥、胡椐。因所生十一子皆入仕而宦徙各郡邑，胡直孺决定举家外迁，念其祖垅所在，将祖居地的全部财产捐给了浮云宫。《华林胡氏族谱》卷二《附尧公支下清浮云租产记》载：“尚书直孺公，克忠于国，惟孝于家，念祖垅而兴思，顾丘墓而怵惕，用易书院为宫观，掷租产于住持，山上八百香火有资 ，山下八百次盛有供。” 胡直孺迁居稻田（在今奉新县会埠镇吟村南垣、郁竹一带）。
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华林胡氏和毗陵胡氏两支合修总谱，当时有许多公卿名流为之作序，赐状元及第、翰林院侍讲曾鹤翔（江西庐陵人）为之撰《重修华林胡氏总谱序》云：“夫有所宗者，必有所承，承之者，行与义之谓也。修行与艺，以培植先德，则蕃而盛，盛而显，继继不绝矣。余知两宗子弟皆能懋之，而华林在南昌之奉新，与吾庐陵皆江右名邑也。他日南还，尚能访而得之。”（摘引自《全国胡氏族谱大通考》第254页）清乾隆版《华林胡氏大成宗谱•华林祖居志》载：“吾祖代有迁徙，非不蔓延天下而要其始乎？于新吴华林其最先也，稻田、招宾、塘溪、浮丘次之，勋勋卓业，久为洪州之望族。”
以上所有引文都表明：华林胡氏是奉新人，其“源”和“本”在奉新，而其“流”和“叶”，全国胡氏族谱语焉甚详，兹不赘述。
二、华林胡氏祖居考
华林胡氏祖居位于何处？从县城出发沿着赤岸方向西行25公里就能找到。只是因为年代久远，祖居地淹没于荒烟蔓草之间，失去了当年的热闹、繁华而已。
华林山脉属赣西北九岭山系之余脉，由东到西有大获岭、玄秀峰、华林寨三座主峰。在玄秀峰下，有一块四周由九座小山包围着的广达百亩的平旷之地，被称为“九龙聚会”之地，也称为“冲霄凤形”之地，这里就是华林胡氏祖居所在地。据各种版本的《华林祖居基址图》载，祖居正堂坐北朝南，以祖居正堂为中心，北面山上是罗、武二仙庙，稍下是珰公墓茔（后迁南津杨公桥南），南面依次有中亭、召神台、万年宫牌坊、案山；东北面山上有呀口石（凤凰石）、浮云观遗址（南宋胡直孺举家外迁时迁入祖居正堂）；正东面山下是华林书院；东南面有九龙剑池、夜合山、会仙桥和进入祖居地的石板古道；正西面有浮云丹井，西北面依次有浮丘大学遗址、浮丘石室、李八百洞、胡仲尧墓等。
宋绍定元年（公元1228年）端午，奉新邑尉汤淳汉撰《重修华林书院记》云：“由浮云山麓蜿蜒而下结为华林，是为胡公仲尧旌表门闾之旧地，南恒（今会埠吟村南垣）磊落而上，背黄山，面凤凰石（即呀口石），俯临墨池（即九龙剑池），平眺砚峰，则书堂（即华林书院）之址存焉。”（引自诸版《奉新县志》和《华林胡氏族谱》）
奉新赤砂胡氏第30世孙胡盛饥曾于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来过华林寻根问祖，考察之后写下了一篇《华林祖居图说》，其中说道：“其龙来自黄山，西起数峰，伏而又起二峰，而后结为华林，像若凤形。上有罗、武二仙古庙，坛石现存；稍下数十武，其山之中落者，俨若凤体；其山之夹护者，恍如双翼，俗云冲霄凤形是也。按毗陵谱载，二世祖可宗公葬于凤脑下，前则正为祖居正堂，尚有义门遗迹，至左右龙脉之曲抱者，皆为基地。”（引自《华林胡氏•赤砂支宗谱》）
新建松湖胡氏第28世孙胡映庚也曾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到华林祖居考察，他写的《华林祖居图说》云：“华林自黄山起祖，峰峦层叠，壁立嵯峨，中抽正脉之元，三袅复起二峰，高插天表，然后结为华林，上有罗武二仙庙，今已倾圮，仅存苔楚，不数武、开肩展翅，下铺毯唇，俗云冲霄凤形者此也，二世祖妣韩氏藏真于此，左右分龙，闪脉横落铺毯，义门南向而立，乃宋雍熙二年敕建，前案则有主岭，奇翠叠出，东西诸山如三千粉黛，八百烟花，不胜观述。”（引自《华林胡氏•新建松湖支宗谱》）
宋代县尉汤淳汉所记华林书院遗址情形和清代两位胡氏后裔所见祖居遗址情形，跟我们现在从《华林胡氏宗谱•华林基址图》中所见情形基本一致。其实到南宋胡直孺手上的华林祖居还是相当辉煌的，据《华林胡氏族谱》卷二第251页载：“始居浮云书院，家置租税五十余石，聚爨五百余口，第宅阀阅，迢遥半市，东男膳堂，西女膳堂，一日三膳，苍头击鼓，膳者咸集，莫敢混乱。正厅前茶厅，茶厅前小厅，小厅前书院，书院前凉亭、水阁，凉亭、水阁前客厅，客厅前内竖门，竖门前鼓门，鼓门前三重之元门，元门前石梁，石梁前勾曲门，勾曲门前槽门，每宾客至，以鼓而报内堂，方出迎宾也。”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除了亘古不变的呀口石外，还有万年宫牌坊、九龙剑池遗址、华林书院的石门槛、石门枕、天井、石辗、石磨、江南杉王、浮丘石室、李八百洞、胡仲尧墓等。
以上所述仅为华林胡氏源流及祖居的历史和现实情形之万一。鉴于华林胡氏源流及其祖居情况在学术上有些不同的说法，笔者不想下什么结论，说什么是非，还是让华林胡氏1800万贤后裔自己去选择和甄别吧！
（本文公开发表于《江西通志》2006年第3期）
【附录】华林胡氏（简介）
中华胡氏源远流长，华林胡氏最早可追溯到南朝刘宋时的壮侯胡藩。始陈胡公（胡公满）历二十二世至与公以谥为姓“胡”，后又历四十二世至藩公，即华林胡氏之开基祖先。后又经二十五世至诚公，即为华林一世祖。
华林之开基祖先“藩公”
藩公：胡藩（华林胡氏开基始祖）是仲任公子，字道序，号永维，原籍下邳郡（今江苏邳州一带），因功封地居于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一带）。生于东晋简文帝辛未年（371年），398年为司马元参军，404年桑落之战后为刘裕参军，411年后为宁远将军，初封吴平县五等子，413年后为建武将军，415年迁宁朔将军，427年为江夏内史，430年为游击将军戍广陵（今扬州），任鄱阳太守。南朝（刘裕宋高祖时，参相国军事，平乱有功，后封广东阳山县男爵，食邑500户，锡土豫章之西，爱新吴华林山水之美，遂就地居家。我胡氏有以藩公为华林始祖，并扬名“华林世家”盖由此始也。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转太子左卫将军，殁于刘宋元嘉十年（433年）癸酉，时年62，谥庄（庄）侯。妣韩氏（封一品夫人）、陈、田、滕、上官、司马、焦、石、薛、覃、庞、娄氏。韩夫人生子三：镇、锹、铠。（按晋书藩公有子68人，除镇、锹、铠&钟&三人外，俱失传）
华林一世祖“诚公”：
诚公：胡诚，一字汤老，号嵩山，登唐天祐二年（905）进士第，先任国子监博士，后迁侍御史，封徐国公，唐亡后悬车不仕，归隐华林故居，创建私塾，潜心教育子孙读圣贤书，时兄弟各以仕宦而迁徙，唯城守华林故土，子孙繁衍，卒谥忠献，葬奉新赤岸南枥大安山，配耿氏（878—956），温柔贤淑，教子有方，赠封徐国夫人，卒葬奉新赤岸南枥九皋山，生珰、瑜、琼、王告、球，人称“五骏”，后发展成“华林五宗”，此后五世同居，聚族八百，华林胡氏人才辈出，门第日渐显耀。
华林胡氏：姓氏分布
诚公有五子：珰、琼、王告、球。后因科举均入仕，分居五处，为华林胡氏五宗。王珰以宗子独居华林，其后裔孟鉴公迁居高安蔡溪，子岖公迁安徽绩溪（安徽绩溪县是胡总书记故乡）；瑜迁陈留后徙福建崇安，后裔中著名人物有胡安国、胡宏；琼迁江苏常州，后发展成晋陵胡氏，著名人物有胡宿、胡宗愈；王告 迁九江，一支迁婺源，其分支迁安徽；球迁武宁。华林胡氏历世不衰，人才辈出，唐有侍御史胡城（华林一世祖），宋有开国公胡直孺（八世孙），近有总书记胡耀邦（三十九世孙），忠有金吾将军胡征孺，孝有员外郎胡令严。华林胡氏一门宋代就走出进士55名，官至御史、尚书和宰相的不乏其人。尤其是仲尧兄弟累世义居、兴教助学，一门进士，盛极一时。宋真宗曾赋诗赞誉华林胡氏：“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在江西奉新县有很多华林胡氏遗迹可考，如浮云山的华林书院、江南杉王、八百洞天、胡仲尧墓、万年宫牌坊、召神台、浮云丹井、浮云石狮、会仙桥、丫口石，在九皋山有耿氏墓、在奉新县城有胡氏大宗祠等。2006年清明节，奉新县举办了首届华林胡氏文化节，有来自全国10个省（市）50多个县市的胡氏宗亲3万余人参加，此后，每年来奉新县寻根问祖的胡姓宗亲更是络绎不绝，有力地促进该县旅游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总之，华林胡氏，自胡藩创基，胡城光大，一代一代传承和发展，曾显赫于皇宫，盛名于华夏，历时1500余年，现已繁衍60余代，总人口近千万，占全国胡姓人口的50%以上，成为中华胡姓人口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其子孙后代不仅遍布全中国，而且遍布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真所谓源远流长，灿烂辉煌。1989年，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来到高安蔡溪胡家寻根。
（东海据《华林胡氏》略不正：今日邳州沿袭邳国、下邳、东徐州历史沿革！华林胡氏源出邳州欢迎胡氏族人来邳州寻根。）
希望重视“龙凤吉祥城”城市品牌——邳州是华夏民族重要的文明发祥地！
邳州土著先民大墩子人是世界华人的原始祖先之一！邳州是华夏共融之地，有大墩子古遗址为证，这里是东夷族和西戎族聚居地，这里是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邳州地区不仅有大墩子遗址，还有刘林遗址、岠山贝丘遗址、良王城遗址等众多的凝聚华夏文明的历史遗址。江苏地区，苏南的常州号称中华龙城，苏南的泰州号称中华凤城，请记住这只是两地的号称，名副其实的龙凤城在邳州，邳州为什么叫龙凤吉祥城，之前我已说明，东夷族崇拜凤，西戎族崇拜龙，东夷西戎两大族团的融合便产生了华夏族，华夏族便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的汉文化最大的特征是龙凤文化。历史研究得出；邳州先民是东夷族鸟夷人和虎夷人，邳地先民是古代东方最为强大强悍强盛的原始部族，邳州图腾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的形象正是古代华夏民族共融和谐的象征，邳州城标战汉翼虎（如虎添翼）的形象正是猛虎插翅的雕捍形象，邳州称作虎城源自徐夷又被称作虎方，邳州城邑集聚龙虎凤文化乃华夏福地。或许大家会疑问自己的祖先不是说是大槐树的么，我给解释一下您就会明白了，自古以来人类的繁衍生息无不伴着迁徙适者生存，邳州先民大墩子人是东夷人的渊源远祖，邳州地区的先民是东夷族鸟夷系徐夷人，有句话说得好，落地生根，这里是根，不管你的祖籍地原是哪里，只要是华人，既然生活在这片有神灵又神奇的土地上，祭拜的祖先自然是创造华夏文明的邳州土著先民大墩子人。
华夏文明诞生于邳州——关于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邳州大墩子遗址命名“华夏冢”的提议！
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概称，中华民族等同于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等同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诞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时期时代早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文明发祥于黄河下游地区邳州，邳州大地上古为东夷之地，邳州是华夏民族龙飞凤舞图腾诞生的圣地，邳州土著先民东夷族人和邳州移居先民西戎族人的交融产生了华夏族，华夏族大家可以理解为华族和夏族，不要一味的认为华夏诞生于中原，华夏族缺少东夷族就不叫华夏族，同样要缺少西戎族也不叫华夏族，东夷族和西戎族的交融产生华夏，邳州大墩子遗址、邳州刘林遗址文化层和中原的仰韶文化属同一时期。邳州良王城遗址（包含鹅鸭城遗址、九女墩遗址）、刘林遗址、岠山贝丘遗址充分的证明了东方古老文明发祥地诞生于此，这里毫无疑问是华夏福地民族之源。邳州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岠山贝丘遗址、良王城遗址延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国家花大量财力搞了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其实学者们来邳州研究一下问题也就解决，邳州大墩子遗址只是比大汶口遗址晚发现不到三年，其文化题型被大汶口文化遗址概括，这一概括不要紧，把邳州大地辉煌历史文化给概括的面目全非。邳州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良王城遗址的文化层涵盖了，青莲岗文化（北辛文化）、刘林文化、花厅文化、这三个同属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时间属于早期、中期、晚期，邳州大墩遗址包括三个文化层，华夏文明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华夏冢”是华夏儿女祖先的安详之地，邳州大墩子遗址是“华夏冢”神圣之地，关于“华夏冢”命名我将努力撰文呼吁，漂泊四海的华夏儿女不要忘了根在邳州，邳州是“龙凤吉祥城”，华夏福地，民族之源。（龙泉利剑）
附录：“百鸟朝凤”——东夷人凤凰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邳州应好好保护少昊遗墟和宣传东夷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人说邳州人是邳雕子，我眼中的邳雕子是褒义，象征着邳州人雕悍狡黠，生存法则决定适者生存，邳州人的本性仁义良善。鸷，是东夷少昊的名字，鸷，是天上的猛禽雕鸟，鸷，是传说中一种凤鸟。天上吃肉最凶猛的叫雕，陆地吃肉最彪悍的叫虎，邳人先民是强大的鸟夷，邳州先民是强悍的徐夷，邳州人是天上雕陆地虎，邳州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邳州自古雄踞于黄淮海，邳州城标叫做如虎添翼。邳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邳州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邳州是东夷故里、少昊遗墟、艾王故里、徐国圣都。邳州境内古遗址众多，城市文化的底蕴丰厚，享誉四海的古文化遗址有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九女墩遗址、良王城遗址、岠山贝丘遗址。邳州上古为东夷之地，邳州土著先民东夷人，大墩子、刘林、良王城等众多古遗址充分佐证这里是少昊都邑。东夷始祖少昊，号金天氏，上古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他的名字叫鸷，鸷是一只雄健强悍的金雕（金鹰），金鹰又叫做金凤，金凤即太阳神鸟。少昊氏生活的时代从6000年前开始，但他的后裔，几乎分布到东南西北中，一直到商周以后才统一到华夏之中。在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列为上古五帝之一。这五个帝王就是少昊、颛顼、帝喾、尧和舜。少昊部族在古代一直是以太阳神作为祭祀的神祗。少昊时代的邳州土著先民们曾经盛行过以日为崇拜，以太阳神鸟（凤凰）为图腾的原始宗教。邳州西北有大量的东夷文化古遗址及城邑，邳州西北是华夏民族繁衍的聚居地和福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古黄河下游地区邳州，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华夏民族古代的历史，那就请您亲自光临历史厚重的神奇邳州吧，我愿意义务的为大家讲解邳州辉煌的过去，谢谢大家，华夏民族和谐共荣大团结万岁。（东海原载于《邳州人绰号“邳雕子”源于历史与地域文化》）
附录：《东夷文化·凤凰文化——兼谈邳州古称邳国是华夏民族龙凤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
华夏民族东夷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江苏省北部、山东省南部、山东省南部、河南省东部、安徽省北部、苏鲁豫皖接壤的淮海地区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夷”的名称，约产生于夏代，与“华”、“夏”并称，目的是为了进行华夷、夏夷之辨。在商代甲骨文中，“夷”字经常出现，泛指居住在统治中心之外周边的部族。《礼记·王制》篇云：“东方曰夷。”东汉许慎《说文》中亦言：“夷,东方之人也。”更加明确了这种说法。夏商的统治中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的黄河中游地区，“东夷”既然在这个统治中心之外的东边，那么东夷就只能是以今淮海地区为中心的东部地区了，而位于淮海地区中心节点城市的邳州正处于东夷地区的重要位置。东夷人以凤鸟为图腾崇拜。《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凰是东方神话中的神鸟，也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关于凤凰的形象，晋代学者郭璞说：“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其高六尺许。”雄为凤，雌为凰，古人称之为“仁圣之禽”。 神话中说,凤凰可以存活五百年，每次死后，会在周身燃起大火，然后在烈火中重生，并获得较之以前更强大的生命力，称之为“凤凰涅槃”。如此周而复始，凤凰有“不死鸟”之称。《诗经》也记载着凤凰的故事：“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说是周文王出世时，有凤鸣于陕西岐山西北的凤凰山上。圣人出则凤凰鸣，“见则天下大安宁”，因此凤凰也成为太平、吉祥、和美的象征。邳州是充满神奇！凤凰文化在邳州留下了很多遗存，邳州艾山上有传说中的凤凰台，邳州岠山有传说中的“凤凰城”，邳州银杏树结的白果被称为“凤眼果”，邳州南部有“凤凰山”，邳州北部有地名黄墩又称“凤凰墩”，邳州北部有村名叫做“凤凰庄”，这些都是凤凰文化在现实中的的影子。更为现实的是邳州大墩子遗址、邳州凤凰庄遗址、邳州刘林遗址、邳州良王城遗址、邳州岠山贝丘遗址等众多古文化遗址出土的东夷文化特点的彩陶和黑陶等珍贵文物，充分佐证邳州土著先民东夷人创造的凤凰文化在邳州地区（邳州古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厚重和神奇。邳州博物馆原馆长陈永清老前辈在《邳州史前文化》一书中对邳州地区的东夷文化和华夏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论证解释。文化强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特色的精髓只有文化。东夷文化是邳州土著先民东夷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凤凰”这个古老东夷民族的图腾，已经成为邳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当前邳州市文史办应组织开展“东夷文化研究课题”充分挖掘、展示、高举、弘扬华夏民族东夷文化这面大旗，通过对华夏民族东夷文化的开发，增添全国同胞乃至世界华人对“龙凤吉祥城”邳州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邳州古称邳国，邳国乃大邦之地，“丕”的文化意义在古代是东方部族图腾，邳州大地不光是凤凰文化重要发祥地而且是龙凤文化重要交融圣地，龙凤文化体现了某种和谐文化，邳州地区是龙图腾崇拜的西戎族和风图腾崇拜的东夷族聚居交融之地，可以说这里是华夏民族福地和民族文化圣地，华夏文明诞生于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邳州境内发掘出土的文物正处在这一时期，进入阶级社会后的东夷文化依然熠熠生辉，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共同组成了灿烂文明的华夏文化，所以，邳州是名符其实的“龙凤吉祥城”。龙凤呈祥，凤凰代表着“和”“ 美”，邳州城市应通过打造“龙凤吉祥城”，龙飞凤舞不光是华夏图腾而且是邳州图腾，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理念里，龙和凤代表着吉祥如意，龙凤一起使用多表示喜庆之事，我们华夏儿女结婚办喜事贴的龙凤图案实际上是对祖先表达着一种图腾崇拜和尊敬。介于此我建议；邳州别称：龙凤吉祥城（华夏圣城）；邳州图腾：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东海原载于《东夷故里·江苏邳州》、《华夏福地，民族之源——“龙凤吉祥城”邳州城市别称之我见》）
附录：九州通衢·江苏邳州——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中华儿女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出自邳州！
盘古开天辟地！邳州是孕育生命和文明的地方……邳州之名其意源于“胚”，华胥氏与邳州有文化渊源。中华民族孕育生命和文明的摇篮在邳（古意“胚”）州！华胥氏，是我国上古时期母系民族部落的一位杰出的女首领，神话传说中女娲和伏羲的母亲。邳州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良王城遗址、岠山贝丘遗址……）佐证了这里是华夏民族重要的文明发祥地，华夏文明诞生于古黄河下游地区邳州，华夏文明诞生于旧石器晚期和新时期早期，邳州境内的文化遗址有些正处在这一时期。华夏中的华是母系社会，华夏中的夏是父系社会，华通“花”正所谓开花结果，果子又叫种子，种子又称“胚”，例如鸡蛋，我们又称“鸡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类诞生的地方叫“胚”……邳州真正读音是“胚”pēi ，今邳州读音用作“邳”pi ，盘古开天辟地！邳州是孕育生命和文明的地方…邳州的邳字拆开理解是花邑之意，“丕”为东方农业部族的族徽，九州皆出大邦之地邳，故称邳州为九州通衢。…未完待续，研究整理中。也无怪不知道，在混沌社会环境下，中国政府已经不敢“博古论今”了！
邳州城市人文：胡耀邦祖籍邳州！华林胡氏开基始祖胡藩原籍下邳郡治今邳州宿迁新沂睢宁一带。
& && &胡耀邦，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文家市中和镇苍坊村，这里古时称西岭。然而他的祖籍在江西何地，却有几种说法：有说江西乐安县的，有说奉新县的，还有说高安县的。2001年，湖南作者陈利明曾在《党史文苑》发表《耀邦夫人谈耀邦》一文，称胡耀邦的祖籍是“高安县的浯塘”。对这一说法不少人有不同的看法，为此，江西上饶市委党史办派员深入湖南浏阳和江西的高安县、乐安县等地就胡耀邦的祖籍问题，走访了相关地方，并请教了耀邦的亲属，经过考证，认为胡耀邦的祖籍是乐安县龚坊乡浯塘村。
& && & 据《胡氏族谱》记载，胡氏自始祖胡满公起，至今已传128代。古时的胡氏族人先后迁徙过河南、湖南、甘肃、江苏等地。其中重要的一支迁江西，始于第62代的胡藩（原籍下邳郡，今邳州一带）。
& && &胡藩，字道序，东晋安帝时（424~453年），因屡建战功，封土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一带），于是举家从下邳郡（治今江苏省邳州一带）徙居于豫章以西新吴华林山麓，始为华林胡氏开基始祖。此后数百年，子孙繁衍，胡氏成为华林望族，至第89世（华林第28世）祖胡元凤，生有8个儿子，多居官宦游。其中，第5个儿子胡仲雅，出任江西吉水县令，其直系后裔未再回归华林居住。胡仲雅的长子胡用先随父居吉水，中进士后官授岳州巴陵县令，后升任福建邵武同知。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胡用先病逝于邵武任上。其子胡汪扶柩回江西，途经乐安县17都的浯塘，适逢天寒地冻，冰雪封路，日久仍寸步难行，于是胡汪将其父卜葬于枫山寺旁，且结庐于墓左，守孝3年。从此，胡汪未再离开浯塘。此后，胡氏枝繁叶茂，成为当地一大宗族。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为躲避战乱，浯塘第23祖胡允钦，带领部分族人迁徙湖南浏阳西岭聚居立族，西岭胡氏尊允钦公为开基始祖。至胡耀邦这一代，为西岭第12世、乐安浯塘第34世孙。
& && &胡耀邦夫人李昭，深知丈夫对祖先出生地永怀眷恋，让家乡父老派人前往江西寻根访祖。日，胡耀邦堂侄胡德懋、胡德谦、胡祖铭、胡祖钦4人，背着族谱，千里迢迢专程来到乐安，写下了《浯塘访祖记》一文：“我西岭、樟槽、藻岭数支，均出自浯塘，先辈与浯塘曾有过密切的联系，故浯塘胡氏与西岭数支胡氏先后合修了第七、八、九、十次族谱。由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继之日寇侵犯，道路梗阻，所以自十修族谱之后九十二年，两地的胡氏裔孙中断了联系。”
& && &日，江西省乐安县委党史办等部门会同龚坊乡浯塘胡氏到湖南省浏阳市中和镇西岭村拜访胡氏宗亲，送去了乐安浯塘胡氏族谱，受到热烈欢迎，并举行隆重的族谱交接仪式。2005年7月，胡耀邦之子、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德平到江西乐安祖居地视察，乐安县还向胡德平赠送了《胡氏宗亲纪念册》。
& && &综合上述；华林胡氏开基始祖胡藩原籍下邳即今邳州一带！邳州宿迁新沂睢宁自古一家。东海据《华林胡氏名人：胡耀邦》略补正：今日邳州沿袭邳国、下邳、东徐州历史沿革！树高有根，水深有源。欢迎江西和湖南等华林胡氏后裔到邳州寻根问祖，欢迎华林胡氏族人投资邳州，华林宗族祖地邳州更加美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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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耀邦 ...
新华网：《胡耀邦文选》出版 相当一部分内容首次公开
时间：日& & 来源：新华网-时政频道（新华社主办）& & 编辑：东海
& && &新华网北京11月19日电 为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胡耀邦文选》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 && &这部文选，收入了胡耀邦同志1952年5月至1986年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77篇，约49万字，包括文章、讲话、报告、谈话、批示、书信、题词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胡耀邦同志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和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集中反映了胡耀邦同志信念坚定、心系人民的高尚品格，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 && &《胡耀邦文选》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了解胡耀邦同志的思想业绩和革命精神，深入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历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书也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本文来源：新华网-时政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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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城市人文：刘裕代晋一一从“娘家门”下邳即今邳州起家的南朝宋武帝刘裕！
宋武帝刘裕（公元363年—公元422年），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宋武帝”，曾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在位时间仅短短的两年。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又名“刘下邳”，民间俗话说三倍辈不离舅舅门，刘裕“娘家门”是下邳即今邳州，邳州前身是东徐州、下邳郡。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其生母赵安宗是下邳人（今江苏邳州市），先居于东徐州（今江苏邳州一带），后迁居到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一带）。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壬交的后代。《宋书．武帝本纪》还十分详尽地列举了他家族显赫的世系表，不过这里面的可信程反怎样，尚待考证。刘裕幼年时，家境已十分贫困。他年轻时，干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出门做些小买卖，赚钱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也常受人欺负。当时，京口（今江苏镇江）有一家姓刁的大族，因为有钱有势，鱼肉乡里，被称为“京口之蠹”。有一次，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结果输了，刘裕还不起赌债，竞被刁家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寒人掌权”。
　　 镇压孙恩卢循起义
　　刘裕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他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十分腐败和昏暗。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孙恩、卢循赵义。这时，刘裕正在东晋将领刘牢之军中。
　　起义爆发后，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裕此时已因有勇有谋受到刘牢之的赏识。刘裕在交战中善于用计。安帝隆安五年时（401）刘裕率部与起义军相持于海盐城。当时，刘裕守城，兵力薄弱，起义军则人多势强。刘裕见此情景，心生一计。他选了数百精壮人员组成了敢死队，一律脱去甲胄，手执武器。鼓噪而出。起义军一时没有戒备，又不知刘裕真实意图，纷纷撤离，并在混乱中损失了大帅姚盛。就这样刘裕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天。最后刘裕怕相持太久，就又想了个计谋。一天深夜，他下令部下偃旗匿众，装出撤离的态式。第二天一大早，就让几个老弱病残登城上镇守。起义军不知刘裕底细，就向刘裕部下打听刘裕情况。部下故意回答说：“刘将军已趁黑夜逃出城了。”起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登城。刘裕趁其不备，率精锐猛击登城起义军，结果起义军受损惨重。由此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
　　刘裕虽然有勇有谋，又死心塌地地效忠东晋统治者。但他毕竟出身寒微，因此要想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晋时代崭露头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孙恩起义军败退海岛后，东晋统治者仍不放心，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部督五郡军事，率徐州部众，镇守东土。谢琰是东晋著名大族，孝武帝马司曜时宰相谢安的儿子。淝水之战中，他因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和其从兄谢玄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望蔡公。朝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晋书．谢安传》）。将帅们都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下养国贼，令速就戮耳。”（同上）众人见他执意不听，也就不再进言了。谁知后来孙恩果然又重振旗鼓，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战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离山阴北只有三十五里之遥。谢琰这才慌忙派参军刘牢之攻打孙恩。不久上党太守张虔硕也战败，起义军越战越勇，琰部下不能阻挡，谢琰只好亲自出战，大败，被自己部下张猛害死。谢琰的失败意味着东晋士族已无力控制局面。从此，北府兵权尽入刘牢之、刘裕这些原来被人瞧不起的寒族出身的武将手中。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谢琰死后，东晋又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刘牢之自己屯驻上虞，派刘裕戌守句章（今浙江慈溪境）以抗拒起义军。
　　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从海上复出，直奔丹徒，这时起义军已有十余万众。刘牢之命令刘裕前去阻击，刘裕日夜兼程，与起义军大战于蒜山。刘裕战胜，孙恩只好返回船上，转攻建康。孙恩因楼船高大，又是逆风行驶，速度无法加快，走了很多天才赶到白石。孙恩这时听说刘牢之已赶至京口，朝廷已严加防备，料想不易取胜，只好转奔郁洲（今连云港市之东）。八月，朝廷以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率领水军赶到郁洲，双方交战，刘裕又占了上风。孙恩部众只好南还海上，刘裕却紧迫不放，连战几个回合，屡屡获胜。起义军元气大伤，加上“饥馑疾疫，死者大半”，基本上再也无力与刘裕相抗了。
　　孙恩败后，其妹夫卢循又高举义旗，继续战斗。元兴二年（403）正月，卢循部徐道覆进攻东阳，以后又攻永嘉，都被刘裕打败。在永嘉交战中，卢循大帅张士道被杀。后来起义军转向晋安，刘裕仍然穷追不舍，卢循只好逃往海上。六月，刘裕被封为彭城内史，日益受到朝廷重视。
　　义熙年中，刘裕伐慕容超，一时无暇它顾。卢循的妹夫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他认为“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刘裕）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晋书．卢循传》）卢循深以为然。
　　不久，卢循率所部由广州北向，进攻湘中诸郡；徐道覆则由始兴向南康、庐陵、豫章等郡进攻。一路进展顺利，东晋“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拒之，结果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卢循率部沿湘水北上，在长沙打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并准备进攻江陵。这时，徐道覆听说北府兵三大主力之一的刘毅（三大主力为刘裕、刘毅、何无忌）将至，便急告卢循，先放弃进攻江陵的计划，转而东下，一同进攻刘毅。
　　刘毅与徐、卢部在桑落州（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决战，结果刘毅“败绩，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起义军连挫何、刘部，一时间声势大振，史称其盛况为“戎卒十万，舳舻千汁”（《晋书．卢循传》）。
　　朝廷见况大为惊恐，赶紧召回正在北伐的刘裕。刘裕“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徐道覆听说刘裕急还，便劝卢循“于新亭至白石（南京市西沿江一带），焚舟而上，数道攻之。”谁知卢循这个人多谋少决，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没有听从，失去了故机。徐道覆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后来，刘裕也心有余悸地谈起这事，认为当时起义军“若于新亭宜进，其锋不可当”。卢循失去战机后，攻故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晋书．卢循传》）。于是又转攻京口，亦无所获。只好从蔡州南走，重又占据寻阳。刘裕穷追不放，大败卢循于雷池。卢循准备逃往豫章，故在左口（鄱阳湖口）做栅，刘裕命令全力攻栅，起义军虽奋力抵挡，也不能守住。刘裕乘胜击之，卢循只落得单舸而走，后来收散卒余勇千亲人退守广州。徐道覆则败退始兴。
　　义熙七年（411）月，卢循到达番禹。被晋军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徐道覆亦被刘裕部下刘藩、孟怀玉斩杀于始兴。不久，卢循攻广州二十余日不得下，转奔交州，为交州刺史社慧度所败，最后绝望自杀。
　　坚持了十余年，影响甚大的孙恩、卢循起义终于被东晋统治集团扑灭了。在起义军将士的血泊之中，刘裕建功立业，获取了政治资本，为他日后步步高升，直到当上宋代的开国皇帝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平定桓玄之乱
　　除了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外，刘裕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东晋统治者平定了桓玄之乱。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一生跋扈，位极人臣。桓玄长大后，也“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晋书．桓玄传》）。因为朝廷忌恨桓家势力过大，故一直疑而未用。桓玄二十三岁时，才拜为太子洗马。太元末年，出补义兴太守。为此桓玄常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有一次，他登上高处感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弃官而去。后来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桓玄逐渐崭露头角，地位日趋显赫。他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桓玄又上疏固争江州，于是都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这以后，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孙恩起义后，桓玄又想借讨伐之机，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屡次上疏求讨孙恩。朝廷看出他有野心，“诏辄不许”。后来孙恩逼近建康，桓玄又“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晋书．桓玄传》）。他乘机控制了长江上游大部地区，而东晋朝廷辖地却不出三吴，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粰橡。”（《晋书．简文三子传》）至此，桓玄开始自命不凡，“自谓三分有二，知势适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晋书．桓玄传》）。
　　元兴元年（402），朝廷以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并以北府兵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讨伐桓玄。桓玄甚为惊恐，欲保江陵，后来他听了长史卞范之的计谋，留其兄伟守江陵，自己率众至寻阳，反而“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结果变不利为有利，大败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直入建康，杀司马道于、元显。刘牢之背叛朝廷，降于桓玄。第二年，桓玄称帝，国号楚。
　　桓玄称帝后，“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晋书．桓玄传》）。刘裕看清了局势，与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反桓之事。从此，拉开了平定桓玄之乱的序幕。
　　桓玄始欲叛晋时，他的从兄卫将军谦曾讨问刘裕的口信，刘裕当时已经“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主意要起兵反玄。
　　桓玄称帝后，有一次见到刘裕，便对左右的人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以后每次游集，都对刘裕态度优礼有加，赠赐甚厚，想借此笼络裕心，可是刘裕反心却更加坚决。也有人看出刘裕不会久居人下，劝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桓玄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反而更加褒奖刘裕，下诏说：“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铎。泛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桓玄以为用这种怀柔政策可以打消刘裕的不满情绪，但刘裕却暗中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加紧了叛玄的步伐。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田演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在京口、广陵杀死了桓修和桓弘。桓俯被杀后，刘裕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表示要厚葬桓修。
　　刘裕部初克建康时，桓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前来救援。刘裕登上城楼对他说：“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刁弘被他唬住，只好收众而退。不久刘毅率部众赶到，刘裕急命他杀了刁弘。
　　刘毅的兄弟刘迈原来也在建康。刘裕起兵讨玄后不几天，曾派遣同谋周安穆前去通报刘迈，要他为内应。刘迈为人胆小怕事，他表面敷衍周安穆，内心却不敢应允。周安穆看破了他的心事，心中懊悔，害怕事情会因此泄露，于是急忙赶回报告刘裕。
　　这时，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准备船只走马赴任。一天夜里，刘迈接到了一封桓玄给他的信。信中问道“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刘迈阅信后惊恐万分，以为桓玄已经知道刘裕的阴谋了。第二天一早就把事情全盘托出。桓玄这才如梦方醒，封刘迈为重安侯，既而一想，刘迈不抓住周安穆，使周得以逃出，于是又把刘迈给杀了。并连忙召桓谦、卞范之等共谋对付刘裕。桓谦认为应马上出兵攻击刘裕。桓玄听了不同意，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于是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
　　桓玄自从刘裕起兵后，天天优惧不安。有人宽慰他说：“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桓玄听了不同意，在他看来，“刘裕是为一世之雄”（事见《宋书．武帝本纪》）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与吴甫之会战于江乘。吴甫之是桓玄手下一名勇将，“其兵甚锐”，刘裕手执长刀，大声呼叫着，先身士卒，结果吴甫之被杀。接着，双方军队又战于罗落桥，桓玄部下皇甫敷卒数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刘裕各率一队人马，檀凭之战败被杀，其部众纷纷逃散。刘裕却愈战愈勇，前后奋击，所向披靡，最后皇甫敷兵败被斩。
　　桓玄听说皇甫敷战败，更加恐惧。慌忙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双方兵力约有二万余众。不久，刘裕部饱食之后，将所有余粮全部扔掉，轻装上阵，进到覆舟山东，遍插旗帜在周围山上，作疑兵之计。桓玄又增派武骑将军庾袆之前往增援，庾袆之部兵精器利，局势开始对刘裕不利。
　　刘裕面对强敌却镇定自若，他总是冲杀在最前阵，士兵受他鼓舞，也无不殊死奋战，一以当百，呼喊声惊天动地，士气十分旺盛。当时，天公作美，东北风刮得很大，刘裕急令纵火，火烟张天铺地，“鼓噪之音震京邑”。桓玄部很快崩溃瓦解。桓玄见大势已去，只好留下领军将军殷仲文守住石头城，自己率子弟沿长江南下。
　　刘裕在石头城立留台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重立晋新主在太庙中，以示自己是东晋的救世主。并派诸将帅追击桓玄。
　　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尚书王嘏率百官迎接刘裕，众人都推举刘裕领扬州，刘裕心不在此，辞不肯受。于是大家又推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一下重权在握，这才遂了心愿，答应下来。
　　刘裕此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桓玄当权时，接下来的是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史称当时“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刘裕时就不然了，百废俱兴，众望听归，他“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在刘裕主持下，朝廷内外确实有振兴气象。
　　当时，也有一些人瞧不起刘裕，认为他出身布衣，地位卑贱，例如尚书左仆时王愉的儿子王绥，本是江左冠族。王绥少有重名，他对刘裕颇不服气，对这一类人，刘裕都想方设法一一予以铲除。
　　后来，刘裕派人追击苟延残喘的桓玄，在峥嵘洲大败之。义熙元年正月（405），刘毅等到达江津，破桓谦、桓振，收复了江陵。晋安帝司马德宗也到达江陵，下诏历数桓玄罪状，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中所立下的功绩，并封刘裕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这样一来，刘裕的权力大大增强，很有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味了。
　　 北伐南燕
　　刘裕很狡猾，故意作出谦让姿态，他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职，要求归藩，晋安帝当然不许，又是让百官奉劝，又是亲自到刘裕家中说服，刘裕还是拿定主意不干。结果晋安帝只好让他镇守丹徒，“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兖州刺史”。其实，刘裕这时已掌有实权，声望也很高，皇帝只是傀儡了。不过，刘裕心里明白，要想取而代之，自己来当皇帝，仅仅靠立功于东晋境内还不足以服众，要树立更高的威信只有北伐。
　　东晋历史上，北代向来是权臣立功业的好机会，除祖逖北伐没有私心，一心只想收复失地，统一河山外，其余的庾亮、庾翼和殷浩、桓温的北伐都带有借此建功立业，扩大势力影响的意图，刘裕当然也不例外。
　　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都被其抓去，数千家百姓被掳掠，边境再次告急。
　　刘裕正想出师北伐，于是上表皇帝，主张北伐，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四月间，北伐军从淮入泗，五月就到了下邳。
　　听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慕容超慌忙会见群臣，商讨对策。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当时主掌朝政的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指东晋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晋书．慕容超传》）公孙五楼这几条建议都是知己知彼的可行之策，可是慕容超没有接受，他逐一驳斥了公孙五楼的建议，他认为自己“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只要“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超的狂妄自大，导致了南燕军的失败。
　　这年夏天，刘裕军抵达东莞。慕容超恰恰采取了公孙五楼所说的下策，派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领率步骑五万，进据临朐，而让刘裕军轻易地长驱直入，过了岘。刘裕入岘后，心中不免得意，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派公孙五楼小广宁王贺赖抢先占领了临朐城。
　　待刘裕大军压境，便只留老弱兵力守住广固，其余兵力全部用来抵抗刘裕大军。临朐城旁有巨蔑河，离城大约有四十里地。慕容超警告公孙五楼说：“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觉得有理，急忙向巨蔑水进发，谁知晋军龙骧将军孟龙符已抢先一步，占据了此要害之地。
　　晋军有车四千辆，分成左右两翼，车上都一律用布遮挡，御车者手中都持着长矛，又以轻骑作为游军。晋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还没等晋军抵达临朐城时，南燕军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急忙命令兖州刺史刘藩、参军刘怀玉、索邈等，合力奋击，同时又命令谘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檀韶率建威将军向弥急驰临朐，当日陷城。斩慕容超部牙旗，获辎重。慕容超听说临朐已被晋军攻下，只好率成都逃走。刘裕亲自击响战鼓，鼓声咚咚，慕容超部众溃散奔逃。慕容超逃往广固。良马、辇车、玉玺、豹尾等皆被晋军缴获，送往京师。
　　第二天，晋军赶至广固，克之。慕容超退保小城，在城周边设长围以防守。围高三丈，外设三重堑。
　　七月间，刘裕被朝廷任命为青、冀二州刺史。人心更加归向，连慕容超的大将垣遵、垣苗也率众前来归顺。刘裕心中很是得意。不料有人讽刺他说：“你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张纲是慕容超的尚书郎，“其人有巧思”。刘裕进攻慕容超时，他被派往姚兴处，以称藩为条件，乞求姚兴出兵援救。姚兴表面上表示愿助一臂之力，而实际上却畏俱刘裕，根本不敢发兵。张纲无奈，只好返回，在半路上被泰山太守申宣抓住送给了刘裕。刘裕把张纲囚在车中，让慕容超守城的将士看，结果城内守军莫不惊慌失色。
　　刘裕命令张纲加紧制造攻城的器械，慕容超求救姚兴不得，反使张纲被俘，于是心灰意冷，失去了与刘裕抗衡的信心。他提出向东晋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千匹良马以讲和，刘裕当然不答应，更加日夜加紧攻城，河北人民也荷戈负粮，纷纷前来援助晋军。
　　不久，张纲攻城器械制造成功，“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
　　义熙六年（410）月，广固城终于被晋军攻下。慕容超逃跑时被抓，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王公以下数千人被俘，南燕灭亡。
　　刘裕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灭掉称霸一时的南燕，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南燕政治状况不好，史称“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晋书．慕容超传》）。慕容超为人也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意见。公孙五楼对于东晋北伐的几条对策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可他却根本不愿采纳。另外，刘裕北伐却是顺应了民心，刘裕攻广固城时，河北民众前来援助，日以千计。民心所向对于这次击败南燕起了很大作用。加上东晋军队素质尚可，士气高涨，武器精良，供给充足。主观原因是，刘裕本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比较有谋略，他攻广固城时，姚兴托人带话给他说：“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接到口信后处之泰然，说：“告诉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结果，旁人都替刘裕担心，害怕会激怒姚兴，刘裕宽慰他们说：“此是兵机，非你们所了解。兵贵神速，如果姚兴真要来救慕容超，一定会怕我先知道有所准备。现在他故意派人告诉我，不过是见我伐燕，心怀畏惧，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其次，刘裕每次作战郝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甚至亲自鸣击战鼓，一个将帅能做到这些，对鼓舞土气当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再次，刘裕能听取他人意见。刘穆之才华谋略不及刘裕，但他间或有可取意见时，刘裕都能采用。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刘裕当然是必胜无疑了。
　　 北伐后秦　　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又一次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兵分五路。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趋许、洛；建成将军傅弘之、振武将军沈田子趋武关：冀州刺史王仲德，由巨野入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自汴入河；九月，刘裕自己率所部驻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各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史称“望风降服”。十月，众军到达洛阳，包围了金塘，姚泓弟弟平南将军姚洸归降。晋军修复晋王陵，置守卫。
　　这时刘裕认为自己功劳甚高，便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纪》）。这时，刘裕的心腹刘穆之正在建康掌留任，看见刘裕居然如此无赖，感到为他羞 愧，因之发病而死。这年十二月，朝廷见刘裕功高难治，只好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朱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刘裕原先让王弘还建康求九锡用意大概是想探探朝廷态度，现朝廷果然能如他的意，他反倒感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所以没有敢接受朝廷之封。
　　义熙十二年正月，刘裕以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自己则率水军入河。北魏步骑十万，占据河津，刘裕命诸军渡河击之。七月，刘裕由洛阳到达陕城。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也攻占了长安，活捉了姚泓。九月，刘裕也到了长安。当时长安城内物资丰富，币藏盈积。刘裕将一部分浑仪、土圭等献给朝廷，其余珍宝珠玉则分给将帅，他还在长安谒汉高祖刘邦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很有些以光复故土的救世主自居。　　本来，刘裕完全可以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疆域，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宁愿功亏一篑，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却匆匆返回建康。
　　刘裕停止北伐，虎头蛇尾，使关中父老非常失望，因为长安自316年被匈奴人刘曜占领，人们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多年了。因此，当时“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对刘裕的心事，有人倒看得明白，认为刘裕将“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事实的确如此，刘裕之所以匆匆南归，是因为刘穆之病死，他怕此时朝廷会有人趁机夺权，所以急忙赶回建康。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
　　 废晋建宋
　　这时，整个东晋王朝可与刘裕对抗的几乎没有谁了。比如刘毅，与刘裕同时起兵反对桓玄，被称为北府兵三强（刘裕、刘毅、何无忌）之一，刘毅“自谓京口、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指刘裕）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刘裕既知刘毅不肯俯就在自己门下，“终为异端”，于是“密图之”。刘毅假装病重，上表求以从弟刘藩为自己的副职，刘裕亦假意允许。九月，刘藩入朝，刘裕下令将刘藩及刘毅的追随者尚书仆射谢混抓入狱中赐死。然后亲自率军讨伐刘毅。不出一个多月，刘毅就兵败被杀。
　　除了刘毅敢与刘裕抗衡外，还有一个叫诸葛长民的人，他也是与刘裕一同起兵抗击桓玄的，所以在北府将官中，资格不低。刘毅被杀后，诸葛长民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对自己左右感慨道：“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于是开始“将谋作乱”，刘裕召他到建康，他每每托故不行。后来刘裕设计骗来诸葛长民，将他和弟弟诸葛黎民一块杀死，算是解除了自己又一隐患。
　　刘裕既铲除了异己，而且东晋朝廷这时也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刘裕威望、权势与日俱增，连北魏崔浩也认为“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刘裕不仅以武功显赫于当时，而且在一些政治措施上，他也很有建树，这些为他日后称帝打下了基础。
　　比如，当时东晋“山湖川泽，皆为豪强作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刘裕认为这对百姓不利，于是“禁断之”。这些措施，使刘裕在普通民众心中，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受封为相国、宋公。这一次，他没有推辞，因为刘裕认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目光早已盯上皇帝的宝座。义熙十四年底，刘裕缢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一年半后，刘裕又迫使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定都建康，史称宋武帝。
　　刘裕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当上了皇帝，他深知帝位来之不易，所以即位后，尚能勤勉于政事，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刘裕即位后，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能多少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也能及时制止，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刘裕虽然是行伍出身，却能注重学校教育。他认为东晋末年以来，“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于是下诏要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振兴学校教育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全社会注重学校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结果。
　　刘裕个人品质也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车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有一次，宁州地方官吏献上一个虎魄枕，非常精致美观。刘裕听说琥珀可以治刀剑创伤，马上命令左右把它捣碎分给将士。刘裕平定关中，得姚兴从女，刘裕对地非常宠爱，几乎误了政事。后来有人谏说此事，他马上就把这个从女赶走了。宋台建好后，有人上奏要把东西堂施局脚床，钉银涂钉，刘裕听了认为太浪费，只同意用直脚床，钉铁钉。刘裕衣着简朴，常常拖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散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他的儿子早晨向他请安，也不拘于札，常穿着平常衣服。他睡的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帐子，墙壁上挂着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拂灰扫把。他的儿子孝武帝很看不上老子这般穷酸样，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宋武帝刘裕一生戎战，当了皇帝却不到两年就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统治政策，终于出现了南北朝历史上第一个小康局面——元嘉之治。（供稿：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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