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陕北 “肃反” 大血案(上)
揭秘陕北 “肃反” 大血案(上)
揭秘陕北 “肃反” 大血案(上)
这是1935年夏秋之交。中央红军正朝着陕北疾进。
陕北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左倾主义的执行者们, 正在中央红军日盼夜想远征而来的这个“家”里, 酿造一场苏区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肃反”大血案……
宁夏西南部、甘肃东部交界处，群山起伏，连绵不断。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
依照榜罗镇会议决定，红1军、红3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会后，毛泽东、彭德怀于日率领第一纵队先行出发，越过六盘山，直指通渭城，迈出了向陕北前进的第一步。
行前，毛泽东特地把在井冈山一起战斗过的老部下召集在一起，讲了话，照了相，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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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负责干部在陕北合影。
此刻，越过长征路上最后一座大山，既将到达预定的“两点”——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不禁心潮激荡，诗兴大发。他站在六盘山顶上，口里念念有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日缚住苍龙！
战士们听了，一齐拍手：“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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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手书
毛泽东说：“同志们，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2万多里，再走下去，就是第11个省陕西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要到家了，大家加把油，甩开膀子下山！”
“下山了！下山了！回家了！回家了！”指战员们一齐跳跃着，高喊着，向山下奔去。
人字形的大雁绕山而过，结队向南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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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来到环县四合原村口。他看见一个墙壁上贴有布告，便伫足观看。墙上贴的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决议案的布告。下面署名：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
他兴奋异常地说：“我这个中华苏维埃主席，一年多了，才第一次见到一个下级主席发布的布告，真令人高兴，想必确实回到家里了！”
毛泽东再往前走，在另一堵墙上也贴着一个布告，那是国民党军悬赏捉拿刘志丹、习仲勋的布告。上面写着：若活捉刘志丹赏洋3000元；活捉习仲勋赏洋2000元。
毛泽东对周恩来笑着，诙谐地说：“身价不低嘛！你我在井冈山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周恩来调侃道：“凡是革命者的头颅，都是非常值钱的。”
毛泽东说：“是呀是呀，我们一定要爱护好每一个同志。我多想今天就见到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呀……”
这是1935年夏秋之交。中央红军正朝着陕北疾进。
陕北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左倾主义的执行者们,正在中央红军日盼夜想远征而来的这个“家”里, 酿造一场苏区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肃反”大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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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结束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同警卫员合影留念
1935年7月15日，陕西安定县永坪镇。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惠子俊、张秀山、郭洪涛、朱理治、聂洪钧等人。
刘志丹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坐在会议上方的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兼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刘志丹说：“朱理治同志，原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共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的指派，来西北工委指导工作。”大家热烈鼓掌欢迎。
朱理治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表示感谢。
刘志丹又向大家介绍了聂洪钧同志。刘志丹说：“聂洪钧同志，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他由上海中央局临时派遣，来西北工委指导工作。”大家鼓掌欢迎。
聂洪钧也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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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说：“过去，我们长期与中央联系不上。现在，我们有了中央的指导，工作起来更有信心了！现在请朱理治同志讲话。”
朱理治中等身材，面庞清瘦，文质彬彬，神情坚毅。他站起来先清了清嗓子，语气严肃而庄重，一字一板地说：“同志们！我是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的代表，代表中央讲话，我首先传达一下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对西北工委的指示信和军事指令的内容。中央代表认为，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的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彻底革命，加速革命进程，必须和党内的右倾取消主义这些国民党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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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上海中央局特派代表朱理治
朱理治讲完后，聂洪钧随声附和：“朱理治同志讲得很好，讲到了西北工委问题的实质。为了更大的发展，西北工委必须改组！”
刘志丹听到这里，立即站起来说：“改组就改组，只要把党的工作能全面抓起来，谁负责都行。就我而言，希望到前线去工作。”
朱理治说：“到前线去，行，但是军事上要全面出击，四面出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朱理治俨然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发出命令。
郭洪涛说：“我的意见是：西北工委日常工作暂由朱理治、聂洪钧二位代表主持，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都到下面去。这样行不行？”
大多数同志表示：“同意！同意！”
散会了。刘志丹走近习仲勋说：“仲勋同志，好像这次会议不大对劲，是专门冲着咱们来的。”
&“不怕，只要咱们把军队和地方抓好，看他们怎么行动吧！”习仲勋宽慰道，可是他的内心却十分沉重、难受。
习仲勋刚回到甘泉县夏寺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被朱理治任命为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的李景林，就带领工作队成员惠碧海、鲁奔来陕甘边区帮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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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习仲勋率陕甘边区党政机关迁往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
图为下寺湾义子沟边区政府机关驻地旧址
李景林以极“左”的手法搞查田，进行二次土改。
在洛河川的一个村子，李景林召集群众开会。会上，李景林大讲：“农民同志们！我是党中央代表朱理治派来陕甘边区担任特委书记的。我们陕甘边区第一次土改搞得不彻底，很不彻底。由于领导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作怪，该没收的土地没没收，该打击的地主、富农没打击。他们是保护富农利益的。我今天宣布：我们洛河川要搞二次土改，要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分完，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苏联的成功经验。大家大胆揭发，大胆提意见，只要是大家提出的打击对象，我们都完全接受，坚决支持！现在大家开始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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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解放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的李景林
一个油头粉面、二流子模样的人站起来说：“王三多近年发了家，他家牛多、羊多、猪多！”
李景林说：“好，记下来！”
又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刘月月也是地主，他近年开荒30多亩，家里只有3口人，每人种地10亩，要给别人分。”
惠碧海说：“好，也记下来。还有谁？” 　　一个姓张的白胡子老汉说：“我说几句，我家祖祖辈辈租牛佃山，是红军来到边区后，我才分了30亩地，我家3口人，算不算富裕户？”
李景林说：“你现在是富农，要交出一半土地。”
这一说会场议论纷纷。贫农团长站起来说：“你说得不对，张老汉家怎么会是富农呢？他原是一个赤贫户，是边区政府给他分的土地。他这几年生活好了，是他勤劳致富的结果。你们这样把贫农当富农打击，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
惠碧海一听暴怒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简直是反革命！”
李景林命令：“把他给我抓起来！”
可是会场上没有一个人敢抓贫农团长。贫农团长看形势不对趁机逃了出来。他凫水过河，跑到夏寺湾习仲勋那里去反映情况。
习仲勋听了这个贫农团长的汇报，感到问题严重。他对贫农团长说：“你先回去，我带工作组随后就到。”
于是，他也带了一个工作组深入洛河川调查了解情况。习仲勋在田间地头同农民交谈，他走村串户看望老贫农和由穷变富的中农，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农民反映了许多情况。
习仲勋一回到机关，就同李景林吵了起来。习仲勋生气地问：“李景林同志，你怎么能这么搞！你把富农东西分完，又去没收富裕中农的财产，赶他们上山去吃草？”
李景林说：“你是右倾，苏联革命就是把富农扫地出门！”
习仲勋说：“我的同志哥，那不一样！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我们前一段已公布了政策法令，不能说改就改。我的意见还是开个特委会研究一下，把步调统一起来。”
李景林满不在乎地说：“好好好，开就开。”
在特委扩大会议上，李景林仍坚持他的错误观点和做法，他说：“这一段工作方向是对的，方法是对头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习仲勋立刻站起来说：“我认为，一是方向不对头，二是方法也不妥当。边区内的土改已经搞过了，我们不能反反复复搞土改，你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中农当成土豪地主，要人家的东西，闹得群众反了水，我看是我们的政策不妥当。惠碧海不调查，不深入群众，听谁说张三是富农，他就去斗争，谁又说李四是富农，他又去斗争。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要脱离群众的。现在已在洛河川造成群众很大恐慌，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连咱们财经委员会杨玉亭管的公款都敢没收。这成什么体统！”
李景林反击说：“这是你右倾造成的，为什么不斗争，不枪毙？”李景林拍了桌子。
习仲勋也拍了桌子：“我是政府主席，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你能把洛河川的群众都斗争了？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李景林一点不示弱：“你小娃娃当主席，懂个什么？”
习仲勋一下被激怒了：“我当不当主席，是群众选的，而且已经当了四年。我看你只能当土匪，你们干的这些事都是土匪行为！”
刘景范赶快站起来圆场：“都消消气，消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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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刘景范
李景林气呼呼地说：“你听听，他敢说我是土匪……”
但是会场上，大多数人表态说：“我同意习仲勋的观点，他是对的！”
&“我支持习仲勋！” “撤销惠碧海的工作队队长职务！” “立即停止二次土地革命！”
习仲勋宣布：“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立即停止洛河川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工作队队长职务。”
李景林一听，夹起文件包气呼呼地离开会场，并反身说：“我去西北工委告你！”
对习仲勋来说，一场大祸就要来临了，但他昂首阔步离开了会场。
8月1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军民大会。他讲话说：“乡亲们，现在华北形势紧张，日本帝国主义有侵吞我华北大好河山的迹象，蒋介石也在西北调兵遣将，企图消灭我们。我们边区红军26军、27军需要补充扩大，希望有志青年报名参军，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
话讲完了，当场有1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接着，进行了军事表演，有4000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
习仲勋正在办公。刘景范急急忙忙走进来报告：“习主席，红25军经过长征已到达豹子川。”
习仲勋兴奋地说：“啊？这可是个好消息！咱们赶快把这个消息报告西北工委，你叫秘书长张文华同志准备一下，咱们带上慰问品、慰问信和一些现洋，前去豹子川迎接！”
习仲勋、刘景范骑马到了豹子川。
9月9日，红25军军长徐海东在豹子川和习仲勋、刘景范相见。
徐海东握着习仲勋的手：“可找到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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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5军军长徐海东（左）和政委程子华（右）
习仲勋使劲地摇着徐海东的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向陕北开来了！”
徐海东说：“好极了，我们赶快同刘志丹会合，商量一下，迎接党中央！”
习仲勋说：“那我们马上走，志丹同志带着部队正向永坪镇开进，准备在永坪欢迎你们！”
9月10日，红25军离开豹子川向永坪开进。
9月25日，永宁县永坪镇。一块平地上搭了一个戏台，上面悬挂着“热烈欢迎红25军全体战友”的横幅。台下人山人海，当红25军战士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会场时，会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锣鼓声。
朱理治、聂洪钧与徐海东、程子华热烈拥抱。
惠子俊、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同徐海东、程子华热烈拥抱。
26军、27军的战士同25军的战士热烈拥抱，互致问候。
会上，朱理治代表西北工委讲话。刘志丹代表西北军委和26军、27军讲话。习仲勋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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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坪会师情景
讲话完毕，大家下台看戏，由陕甘边区文工团演了一场眉户剧。
在朱理治主持下，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25军、26军、27军党委联席会议在永坪镇召开。朱理治宣布会议决议：
“会议决定：一、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二、红25军、红26军、红27军统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三、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军委主席。关于党的工作任务和红15军团的军事活动，下次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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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参加红15军团成立大会时的情景
&“同志们！”朱理治继续说，“三军会师，使我们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我们不但要四面出击，还要重点向西南发展，争取和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再连接青海、新疆，解放大西北，推动全国的革命斗争。要达此目的，必须首先肃清我们队伍内部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纯洁革命队伍！”
散会了，刘志丹和习仲勋走在一起，习仲勋有些迷惘地问：“志丹同志，今天朱理治同志讲要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和右派，这是什么意思？谁是右派，谁是反革命？”
刘志丹说：“情况还不清楚，咱们也不要瞎猜，由他说去吧……”
当红25军抵达陕北根据地、三军会师永坪的时候，在广大指战员欢庆红15军团胜利组建的背后，红军内部的危机也在不断蔓延。
在瓦窑堡，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戴季英、徐海东在一起开会，部署陕北的肃反工作。
朱理治说：“我们的肃反斗争就要开始，先研究一下被批斗的名单。戴季英同志，你先说。”
戴季英拿出一个早已拟好的肃反对象名单，念道：“刘志丹，红26军军长、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26军政委。还有习仲勋、刘景范、蔡子伟、张秀山、马文瑞。”
郭洪涛说：“刘志丹可轻易不能动，他就是思想右倾点，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戴季英说：“他和陕南国民党一个团长有勾结。在我们抓住那个团长枪毙时，那个团长说和刘志丹有联系，关系好。”
徐海东投了“反对票”：“处理刘志丹、习仲勋这些人要慎重，不然会引起部队骚乱，是否等党中央到来后再处理。同时前方打仗还需要他亲自指挥呀！”
对这一“反对票”，习仲勋一直感念在心。多年以后，他亲自为《徐海东文集》题词，称颂徐海东大将“一身正气”。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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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为《徐海东文集》题词 “一身正气”
朱理治说：“刘志丹的问题不能拖，等他知道了就更危险。他手下现在还掌握着两个军呀！”
徐海东问：“那你们准备对他怎么处理？”
朱理治说：“先逮捕，后斗争，我的意见以调回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为名，把他控制起来。习仲勋可暂缓一下，因为要以他的名义，调回一些政府干部。其他人什么时候逮捕，由保卫局决定。”
朱理治最后在会议上拍板决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
一次大的浩劫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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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转]&[转]&[转]&我在整风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我还有严重的错误，总是以为自己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次要的。对于过去整个的历史都是这样估计的。总是认为自己能成，认为自己了不起，把自己的错误从来没有承认过，不管是大小错误总是掩盖起来。在整风中间关于这个问题就有了进步，当然进步还是很不够的。在这次会议上我想起了自己过去还是有很严重的错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文件中所有的都是给我照相。我感觉自己有严重的错误，因此我曾经计划对于自己的错误要反省一下，一方面把山东的工作总结一下，然后再详细的把陕北的工作也总结一下，但也有反省不到的地方。在我没有了解到的，希望同志们帮助我了解和揭发我过去的错误。今天大会正是教育我的好机会，我自己就是抱着这个脱裤子的精神，来把过去陕北这一段情形都说了出来。但是说的够不够？还是不够的，因为自己思想上有毛病，过去有坏的思想意识可以，所以，还没有反省过来的，希望同志们帮助我反省，改变我过去的错误。但要一下都改变过来，这是不容易的。我相信我是可以改变过来的，一定能够改变过来的。这一、二年我非常痛苦，走到一处坏一处，陕北工作没有做好，山东工作也没有做好，假使把陕北的工作早总结一下，或者工作早可以做好。来到这里后我和陕北的同志差不多很少见面，也很少到别处去过，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其次，首先我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聂洪钧同志刚才讲的关于毛主席和我谈话的问题，他是歪曲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别的同志也谈过，我和毛主席谈过一次话，毛主席根据我一面的说话，他说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一定，政治上要代表团书记负责，在组织上可能要戴季英、聂洪钧负责，同时我和程子华都要负责。我是这样告诉他的，不知是他听错了呢？还是在这里有意识的搞我。他说我谈毛主席说我没有责任，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我把这话还告诉了彭教育长，也告诉了其他同志，我并不是说我没有责任，没有错误，而且毛主席的话也只是说有可能，当然毛主席还没有总结这个工作。其次把我现在反省到的说一说：本来我想把山东的工作总结了一下，再详细的把陕北的工作反省一下。但现在大会已经开了，来不及详细搞，前天我受了刺激，晚上失眠没有睡觉，昨天晚上才睡了一下，这个问题今天上午我才想了一下，当然是不会完全的。第一，我想在整风中以及现在对我自己的估计，我自己产生错误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我自己本身有严重的错误，我感受第一个就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这方面包含着好名誉、好夸功、好出风头、自高自大、表现自己、吹自己、看不起人，表现很浓厚的领袖欲。就是这个东西把自己蒙蔽了，把真理蒙蔽了，因此看不到真理，只有歪曲真理，这是很严重的，也是我很痛苦的事情。这几天在党校争论会讨论这些问题，我就反省到这是我致命的错误。吴奚如是十七年，我也是十七年，在这十七年吴奚如糊里糊涂过去了，我也是糊里糊涂的过去了。今天想起来我非常惭愧，过去都是这个错误作怪。第二，由这个错误出发就产生了思想方法的错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主观、不客观、教条主义经验，我们学习党风文件上所有的我都有。由于个人的思想意识是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就不会正确，对于事情的看法是不对的，总是想把自己抬高，对人对事的看法都是歪曲的，不正确不客观。在整风以前想了一下，没有想到到这样的问题，因此对过去的工作没有总结，没有反省，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只是路线上的错误，反省我的责任只是执行了苏维埃后期的那一套路线，机械的把他搬到陕北来。到山东以后也仅仅知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有个人英雄主义，这样是不会把事情办好的，也不会团结人的，这只是自己“光荣的孤立”，这件事使自己很痛心，自己非常痛苦的，将来这个毛病是不是一下可以改掉，这还是一个问题。在我自己是下了这样的决心，还要看自己将来的发展，就是说自己感觉到我过去党性是不纯的，简直是说不上。过去十七年已经过去了，在整风中现在我要开始开步走，我想要把自己搞好，想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其次再说一说肃反的问题:（1）我同意张秀山那一天说的几个原因。同时我又感觉到要添上一条，就是苏维埃后期左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北方会议决议，连五中全会那些东西都搬到陕北来。那时候我们都是研究这些文件，每天带一个小本子（还是油印的）研究这个文件，照着它做；老师傅找错了，自己怎能不错？我看这也是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他几个原因：陕北党团联席会议的错误，代表团的指示，国焘路线残余的错误，另外张汉民部队缴械以后供出二十六军有右派分子活动，这也是一个原因，反革命分子危害，以及我供给的许多材料。我供给的材料主要是错误的材料，但并不是反革命的材料，这是肃反的一个主要原因。（2）要说一说我贡献了些什么材料，我现在把他讲一讲，可能想到的我都把它说出来，想不到的将来再继续想，有这样几种材料。（一）由于自己那些个人主义的错误及看问题的片面性，由此出发，把人家过去的工作完全抹煞，打击人家，抬高自己，专找人家错误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人家好的地方就看不到；反过来对自己，光看到自己好的方面，看不到错误的坏的地方，因此就供献了这样的材料：说二十六军过去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森林路线。过去一贯的错误是窜森林，把杜衡的错误，把以前和以后完全混淆起来，把整个二十六军的历史混淆起来，可以就说二十六军是不要群众工作，把他的好处忘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估计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后面我还要讲。二十六军的干部是有成绩的，杜衡把二十六军搞垮以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他们又把部队恢复起来，这个成绩是很大的，我对人家的成绩看不见，光看到人家的缺点，就把他夸大起来。（二）认为二十六军是森林主义，逃跑主义，因此就说二十六军主力不愿意到陕北来，因为他第一次来了又回去了，他们不愿意在陕北。如果不是柳村原打了败仗，他还不愿意来陕北。因为打了败仗不能站足他们才来了，假如柳村原不败的话，他们一定不愿意到陕北，还要在森林里乱窜，这个估计是不对的。因为二十六军还要保卫陕甘边的苏区，只看到自己这个苏区。如果人家来了以后，人家那个苏区又怎么办？所以这种想法是地域观念的落后思想。当然，当时的根据地，应当以陕北为主，南梁为辅，因为陕北的条件要比那里好的多，但是南梁根据地仍然不能丢掉。第二点我说陕北工作好，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工作不好。但是没有估计到当时的主力军就是二十六军。当时陕北工作的开展，因为是有群众的条件与二十六军的存在，陕北群众工作的开展，是因为有二十六军派干部到陕北，派军队到陕北。第一次围剿的粉碎是二十六军派来了红三团打垮的，第二次围剿是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统一后打垮的。当时就看不到这些，光是责备人家的不好，光说人家的缺点；光是说陕北好，陕北创造了根据地，我们有群众工作。从这个精神出发是不会把问题搞好的，这是第二个材料，也是根据第一个材料来的。第三种材料，对干部的评价，是依据道听途说，依自己的偏见看到的东西。比方认为刘志丹过去是白军军官出身，有英雄主义、狭隘，认为他在战斗中间胆小、动摇。认为二团的南下是杜衡的领导，二团的失败主要的要杜衡负责任，同时认为刘志丹也要负责，他是参谋长。杜衡是政治委员，是省委书记，当然参谋长不会阻止他搞，当时总是认为他应负责任。今天看起来那是不对的，可是我当时并不是这样的想法，只是说你为什么把二团搞失败了。说过刘志丹引用私人，第一个说他的弟弟刘景范被提拔起来做了团长，其实现在看来应该的；对马锡五也是这样，说他们有关系，所以把马锡五提拔起来了。至于说我说张秀山引用私人，我是没有这样说过，说他是师政治委员，是老干部，这个话我说过。有同志说我说蔡子伟是刘志丹、高岗分配他工作的，谁都知道蔡子伟是高反对的，为什么说高岗分配他工作呢？高岗已来陕北，陕甘边志丹等人分配蔡担任特委组织部长，这是不对的。其次认为高岗有英雄主义，那个时候我对高岗是看不起的，认为他没有能力，没有说过高岗动摇，我认为高岗有二杆子劲、敢干。他在西安人家把他捉起来，他一把把二个卫兵的枪打过，他跑掉了。所以我认为高岗并不胆小，但是我认为他好吹吹打打，现在看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对于其他的干部我记不得谈过了些什么，同时我也说过，过去高岗被撤过职，这一点，对其他的干部，对二十六军干部总感到不如陕北的干部好，这实际上是宗派主义。张秀山说：我有什么人家人，自家人，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这也是第四点。对于干部的估计，对路线的估计，也是肃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下面我还要讲，在以后的肃反中把一些人捉起来，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的。第五，当时批评陕北是立三路线，富农路线，我不满意这个批评，说这是受了右派的挑拨。当时我这样的估计，事实上是受了蔡子伟右派的挑拨。蔡子伟是陕甘边的组织部长，批评陕北立三路线的信是蔡起草的，所以对陕甘边来了一个批评。第六，认为二十六军那地方来了很多右派，当时认为一些从西安来的都是右派，都是通过二十六军的关系来的，但是并不是说二十六军他们就是右派，因为他们警惕性不够，所以把西安托派、市委书记派来的人混进来很多。像张文华、蔡子伟、李西萍等七、八个人都是右派，就是因为二十六军的关系混进来右派，也是肃反的一个根源。说我说二十六军勾结右派，我没有这样说过。蔡子伟来的时候是不相信他的，后来因为谢子长说他在北平的时候，知道蔡子伟有特科关系，所以以后又相信了他，给他分配了工作，但是分配组织部长是错误的。后来北方局来信说蔡子伟是右派，反对蔡子伟，高岗也同意，把他调到陕北来，这个问题我也说过，高岗、朱理治也知道。以后同聂洪钧也说过。当时我认为二十六军警惕性不够，轻易相信外边来的人，并分配他们工作，如李西萍做了经济部长，蔡子伟作了特委组织部长，张文华做了政府秘书长等，这些人都是右派，你们为什么用他呢？（从西安来的）有的是右派，有的不一定是右派，我是认为从西安来的都是右派，并未说二十六军都是右派。第七，现在我想起来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但是，并不是像聂洪钧说的，说我说二十六军勾结右派，我并没有这样说过。我说的是他们经过二十六军的关系混进来的，并不是说二十六军勾结右派，至于说二十六军主要负责人右倾我是说过的，对于朱理治以及当时的代表团我是贡献了这些资料；同时北方局也可能得到这样的材料，因为北方局两次派来了巡视员，他们把材料带了回去。据我估计北方局根据我这些材料也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些材料是不是能说是反革命的材料呢？还不能这样说，这还只是党内的认识，还不能说这些就是反革命的证据。把这个问题夸大成反革命，那要怪别人，而不能怪我。第三，讲到责任问题。在肃反以前，党内的争论都由我负责，我供给了材料。开始大家都没有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只是认为右倾。以后把他们夸大为反革命，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我这些材料，也是一个重要的材料。因此我感觉着把领导机关撇开（当时朱理治同志是省委书记），代表团与北方局的指示都撇开，我要负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材料是党内的斗争材料，为什么要把他当成反革命的材料。同时我这个材料正确不正确？领导机关应该甄别。当时我是从监狱出来，过去又是学生出身，大革命时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经验很少。我提的意见您们可以考虑，因此我感觉到上级也有片面性的毛病。我过去始终认为是对的，他们是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在整风以前我还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了解。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陕北的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看来，单从贡献材料进行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一点我是错误的，这也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陕北代表团成立的时候，当时就是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的材料没有从多方面研究考察，就把这个材料当作真正的材料，这个也是不对的，也有片面性，在这一点说，他们也要负责任。我说的是我的意见，他们是代表团，代表团来了，问我的意见，当然我可以贡献我的意见，对与不对？你们要考虑，你们是领导人，应该考虑一下，这一点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第三，肃反案件的夸大，究竟谁负责任？如果站在只是材料供给这一点上说，我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我供给了干部不好，右倾机会主义，我供给了这样的材料这一点我要负责任的。但是这些材料是党内的问题，不是一个党外的问题，不是反革命的材料，当时主要的是审讯口供的夸大，审讯时硬打，提名向供，一直打得乱供，供出来的就抓，相信口供这方面恐怕是主要的责任。这问题是要审讯人来负责，领导者也应该负责任。第四，我们在后方，当时瓦窑堡是一个后方，在肃反期间没有杀过一个人。在前方错杀了的，挖坑活埋的，有好几十个，四五十至百把个，不过还没有统计。在前方杀人是谁叫杀的？因为我跟前方没有关系，所以我不知道，是谁通知的要杀？谁主持的要杀？这个应该由杀人的人负责任，就应该由谁负责。除了上述我应该负的责任以外，另外在肃反中间，在捕人中间，开始我便到了瓦窑堡去了，因为瓦窑堡打开了。朱理治写信给前方，要派人到前方去传达，当时我在瓦窑堡，不在代表团省委所在地，当然我不能去前方了，后来派程子华到前方去了。张秀山被捕以后，朱理治写信把我找回来，当时程子华已经走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程子华和戴季英谈过什么事。夸大肃反，很重要的负责人就是程子华，朱理治，戴季英，他们开了一个会，究竟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决定了，我没有参加，我不知道。当时程子华到前方去传达了，后方的也跟着这个方式搞，因此就把张秀山抓起来（我由瓦市回永坪后），朱理治问我：“你感觉到张秀山是不是反革命？”我说：“张秀山绝不是反革命。”又问：“并且还供出了高岗、刘志丹是反革命。他们是不是反革命？”我说：“绝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是反革命，把我枪毙了我也不相信。”这个问题在后面要讲的。这个问题讲了以后，中间我没有积极起来反他们，说出我的意见，为什么他们不是反革命？来说服他们，这一点我要负责任。特别是在中间有一个时期，我动摇害怕。恐怕把我也抓起来怎么办呢？因此就不敢讲话，有一个时期政治上动摇起来，害怕，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政治上我会动摇，总认为我比别的同志好一点。别的同志不敢提意见，我还敢提意见。今天想起来，这是不对的。开始敢提意见，后来就不敢提了，我只是给朱理治代表团的书记提意见和前方及戴没有工作关系，也就没有向他们提供意见。这是我自己非常大的错误。因此我感觉到责任这是很大的，我是本地干部，我要负主要的责任。在政治上对一些干部，我贡献了许多错误的材料，在这一点上说，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在案件的夸大也是由于我供给的材料，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有一点，我跟当时许多同志不同的，我认为他们是有错误，贡献了材料，但是他们不是反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开始不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如高岗、刘志丹、张秀山以及二十六军的许多干部，但对于蔡子伟、张胖子，西安来的，我认为是反革命。我和他们经常住在一块，睡在一起，一起做事，我知道他们不是反革命。但是由什么地方证明呢？第一个证明，被捕张秀山时我还在瓦窑堡，这个是可以考察清楚的。代表团开会决定肃反的方针，我是在瓦窑堡，不在省委。因此，把张秀山被捕起来，我不知道；把案件夸大，我也不知道。后来朱理治写信，把我从瓦窑堡找回来。他告诉我，张秀山被捕了；我问他有什么证据呢？他说：供出他是反革命，并且还供出高岗、刘志丹是反革命，问我他们是不是反革命。我当时回答过，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如果是反革命，就是把我枪毙了我也不相信的。（二）当时逮捕的人是些什么人？前方杀了些什么人？这些人我未统计过，保卫局长戴季英是清楚的。保卫局长直属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管的，要到前方去捕谁，没有跟我商量过，我也不知道。给前方写的信，许多同志看过的，刘志丹都把他拆开看了的，那信里面是不是有我的名字？因为他们不相信我，说我在肃反中间动摇；为什么没签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然的话，我是省委的副书记，为什么不签个名。那封信据朱理治说是戴季英写的，戴季英说是他们两个人写的，实际情形外人不知道，看了这个信的人可以证明，是不是有我的名字？没有名字的原因，就是我没有把二十六军的老干部认为是反革命，因此抓人也没有通知我，所以信上也没有我的名字。把张秀山逮捕起来以后，他问我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继续提出意见说不是。到底他反革命有什么材料，有什么证据，朱理治说：“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口供”。我说：“口供！奇怪！”我要求听一听张秀山的审问，我相信秀山，我相信他不是反革命。朱理治说：好，那一天你去听一听，看他是不是反革命？因此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了。戴季英审讯，把张秀山吊到梁上就说，放下来就不讲，当时我感到非常的难受，我就跟朱理治说：“这事完全是屈打成招，这那里是事实。”这时候朱理治也动摇了，朱理治也同意我的意见，觉得有些不大对头。我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不能再打了，应该把被捕的老干部优待起来，要把问题弄清楚，谁是反革命，谁不是反革命。这一点朱理治也同意了，他说：你说得有道理，叫他跟戴季英提议，朱理治说：他跟戴季英也说过了。我跟朱理治谈话以后，是不是还继续用刑打，如果没有用刑打得话，那就是朱理治把这件事告诉了老戴了。但是我没有直接跟老戴谈，我和戴没有工作关系，是不是没有再审讯，没有再打，可以问一问被捕的人，这是第三个证明。（四）刘志丹回到瓦窑堡，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刘志丹有两个特务员，他回到瓦窑堡后，派了一个特务员叫魏德找我。这也是以后才知道的，要逮捕他的话，他在路上看了，所以回到瓦窑堡以后，就派人去找我。特务员告诉我，他在军委找我，我说好，我跑去看他；但是跑到军委不见他，有人说，有人把他找到保卫局去了。我到保卫局以后，刘志丹已被看起来了，没有见到。同时，正在下他的那个特务员的枪。当时我没有讲话，我自己也害怕了，为什么要把刘志丹也抓起来呢？戴季英把这个特务员也要抓起来，我说他没有别的事，同时他还是一个工人，在绥德当过团区委书记，以后没有把他抓起来。有人说，我把刘志丹领到保卫局，把他抓起来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我派人找刘志丹谈话，引到保卫局把他抓起来的。以后大家可以把这个经过情形查一查。把刘志丹抓起来以后，我跟朱理治谈这是陕北的领导者，虽然我跟他有成见，但是我还给朱理治说：这个人不是反革命，这个人千万打不得！这一件朱理治也同意了，他也说，刘志丹不能够打，因此就赶快告诉戴季英不要审讯，把他优待起来，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请朱理治、老戴证明。第五，把刘志丹抓起来以后，我跟朱理治提出了，现在被捕起来的所有二十六军的老干部，不要审讯，要把他们优待起来，把问题搞清楚再说。问题没有搞清楚以前，千万不要枪毙一个人。因为这样一搞，恐怕前方就搞出问题来，是不是我可以到前方去看一看，解释一下，刘志丹、高岗有错误的，但是不是反革命还没有弄清楚，请他们安心，一定会弄清楚的。不然的话，将来不要搞得二十五军和二十六、七军一下打起来；同时后方没有证据要释放，我到前方去看看有没有证据，如何处理这个案件，所以我到前方去了。这时候朱理治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所以我就去前方了，也就是张秀山同志在前天所讲的：去前方巩固部队，我是这样的任务；同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因为反革命后方没有证据，要到前方看一看，是不是有证据，如果结束这个案件。所以我就到前方去了，和我同去的还有崔田民同志。到了前方找到程子华同志，那时正是中午，程子华同志就给我们搞饭吃，吃的是大米。一面吃饭，一面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说：这些同志，现在抓起来了，这些人在后方没有证据，你们前方有没有证据？这些同志顶多是封建关系的结合。（过去我说他们是右倾，现在说是封建结合，不能成为反革命。）我对程子华说是这样的。程子华同志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能用他们是封建结合来解释这个问题”，这时候，在座的还有崔田民同志。程子华同志又说:“你们应该马上到前方，找一找聂洪钧、郭述申、徐海东等同志。”这时叫我到前方，他就派一个特务员带着到稻草堡，他们打榆林桥还没有回来，到了晚上都回来了。当时郭述申同志（政治部主任）也回来了。我说，我来的任务：一方面就是送崔田民来接替七十四（七十八）师政治委员工作。一方面，看前方有没有证据。当时我还不知道高岗已经捉起来了，还是在程子华同志那个吃饭时，他告诉我的；还说二十六军的干部不要一下掉（调），一下掉（调）要出问题的。因此把崔田民接替二十六军政治部的工作。我怕一下子都换了成问题。同时向部队解释这个问题说：“案件还没有弄清楚，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我来前方，在走的前后没有和戴季英谈话，后方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我不清楚。我还是执行我来的任务：后方没有证据，看看前方有没有证据。后方的意见要释放，看前方如何处理。我把来的任务谈了以后，其他同志没有作声，只有聂洪钧说:等战争结束以后，再开个会。同时他给谈了一个故事说：赣东北发现了一个反革命，方志敏还不相信，最后枪毙了，方志敏还哭了一顿……。为什么对我讲这个故事呢？他说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对肃反动摇，说我认为反革命还不是反革命，私人关系重。（现在他们是记得前半段，后半段记不得）这是一个证明。证明我当时对于肃反是不同意的。第七，这时候没有开展会议，中央就来了。我们跑到下寺湾迎接中央，接中央以后,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谈。这时候报告中央：许多同志捉起来了，但我没有详细对中央谈。周副主席找我谈，如何搞饭吃，军队的安插，搞运输队等招待工作。中央在下寺湾召集了一个活动分子会议，我把陕北历史、斗争的经过谈了一下。中央到了瓦窑堡以后，宣布王首道同志为保卫局长。王首道同志找我谈（因我是本地方的干部）问我究竟反革命问题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告诉他说，刘志丹、高岗、杨森这些老干部不是反革命，顶多是封建结合。提出蔡子伟、张胖子等反革命（这情形王首道同志可以证明）。以后保卫局开会，参加会的有博古、洛甫、李德、王首道同志，也找了我去开会。我参加这个会，我又表明说：他们不是反革命，这由到会同志可以证明。这个会开完以后，就要放人——有人说我知道中央要放人，所以我就跑到中央去说，这个话是冤枉我的。中央到了瓦窑堡，谁也没有告诉过我，这次会议上我才知道这些人要放。在放人的时候，王首道同志还征求我的意见：哪些人要放？哪些人不敢放？当时在名单上我给打过圈。认为从西安来的不敢放，老干部都敢放。我给圈了圈的，这由王首道同志证明。这是第七。第八，在前方枪毙了许多同志，活埋了许多人，而瓦窑堡没有枪毙一个人。为什么瓦窑堡没有枪毙一个人呢？这证明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假使一致的话，多少会枪毙一个。在关中和下寺湾枪毙了人，而瓦窑堡没有枪毙人，就是因为内部领导人意见不一致。刘志丹也会被审讯，高岗也会被审讯。这也证明我在这里发生了些阻止的作用。第九，昨天说的一段。我在瓦窑堡遇到贾拓夫同志，见了就握手，以后他问我:“刘志丹那里去了?”我说：“因为反革命，捉起来了。”他说：“有什么证据？”我说：“有口供证据。”他就没有再问，我也没有再讲。以后又有人就说我说过刘志丹是反革命。我说刘志丹并不是反革命，我只是说“为了反革命的事扣起来了”。我说：“他们没有证据，只有口供”。因此，我要讲清肃反中我要负的责任。我供给了材料，又是本地干部，中间有一时期在政治上动摇……这些我还是要负主要责任。我过去没有这样的认识。这样多的老干部逮捕起来，但是我始终没有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同志们也可以说一说。实际上我只是讲过他们的错误，夸大他们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看起来，也不是错误的。）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始终是不相信的。在上面我所讲的材料，同志们能证明的就证明，可以打电报问。将来在大会上，主席团可以作结论，如果将来大家说“记不得了”，那就没有办法，我是凭良心说话的。我今天这样直接的说，就是在肃反中，我犯了错误，我也不会被枪毙，中央也不会开除我的党籍，不要我。我是犯着严重的错误，但是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始终是不相信的。由于过去政治上争论，夸大了肃反问题，供给材料，我要负主要的责任，同时我是愿意受处罚的。我过去只是强调我不同意他们是反革命，有些同志批评我“陷害同志”，我在从前是始终不同意的。我在山东的时候，还给中央打电报讲过这个问题。我说搞不清这个问题，我死不瞑目。事实上我应负主要责任的。有的已经杀掉了头，有的几乎杀掉了头，你是陕北的老干部，有什么冤枉呢，不必要争得。以上的问题，不管是有人证明或者没有人证明，关于肃反的问题我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这是肃反的问题，这个归根结底，这是个人主义作怪，夸大人家的错误，说是右倾机会主，掩饰自己的错误。把这些材料供给组织，组织依据我的材料，把他们当反革命惩办，这是我严重的错误，这是非常危险的，可以断送党，断送革命和许多我们的干部。所以今天有许多同志批评我说：“你是陕北的老干部，你到了陕北多年，只有罪恶，没有功劳。假如没有中央来阻止和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完全是罪恶，有什么成绩呢?”下面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你有‘领袖欲’，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你打击的是什么人呢？”我想打击的就是刘志丹、高岗这些人。在政治上的打击就是夸大他们的错误。组织上也打击撤高岗职等。又有同志问：“你的宗派主义表现在那里？”这以后要讲。又有同志问：“你的党八股表现在什么问题上？”这以后要讲，在我讲整个历史的时候要讲。又有同志问：“你的党八股表现在什么问题上？”这个我在下面就讲。这是在肃反问题上供给材料，政治上夸大别人的错误，我完全负责任。这里我还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肃反指示信问题，那时我政治上动摇害怕，那时朱理治和我商量，他说要发一个肃反指示信，要我写，我说我不会写，我不能够写；后来朱理治他自己写了，我也看过，当时我没有提意见。以及案件翻了，这个东西不要发下去，他也答应了，后来我到了前方，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发了。下面我讲我过去的历史问题，我只讲几个主要问题。问题还没有好好的想过，文件也没有看，只是昨天看了一点文件，今天上午想了一想。（座中有人喊：“肃反指示信是怎样一回事，说清楚一些”）关于肃反的指示信，在秀山被捕以后，当时在这中间，朱理治的态度，他那时候信上写的还要肃反，他要我写，我没有写，他自己写了，我也看了。这东西是不是他又把它发下去了，我不知道（座中有人喊“那个东西印了”）。那个东西虽然印了，是不是发我不清楚。因为案子反了，这东西不应该发了，我自己没有这东西，我还是在王胡子那里找了一份，是不是发到下面，我就不知道了。（康生问：“在第一页上就写着你的名字‘洪涛’？你还给我看过。”）就是那个东西，当时翻案了，这东西发了没有?我不知道。这里我还补充一点，当时为什么我害怕，就是我在旁边听到说:“我对肃反动摇”我怕他们把我逮捕起来，因此当时就不敢讲话。过去历史问题，我是一九三三年阴历十一月回到陕北，第一批回来的是谢子长、杨璞，谢子长是军事特派员，杨璞是政治特派员，以后派我和李铁轮二人回来，叫我参加陕北特委的政治部，李铁轮参加宣传部（团的）。我们回来时北方代表派人召开了个陕北党团联席会，会上有陕北派去的一个党代表常胖子，一个团代表鲁贲，还有个崔（？），我们五个人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议讨论结束后，就写了一个陕北党联系会议决定。我和李铁轮先派回来，文件派了一个交通送来。现在我讲几个争论问题，一个是阎家洼子会议。就是陕北游击队搞起来以后，我和谢子长就把陕北红军集中了一部分打了一下安定城，到了南梁堡和二十六军汇合了，开了一个联席会，我是陕北特委的代表，谢子长是北方局（军）事特派员，当时我有一个介绍信，这件事崔田夫知道。这个联席会议里有许多人发表意见，当时我也作了报告，发了言，讲的内容记不得了。前天把文件一看，才知道那时所讲的东西，完全是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就是把二十六军失败后恢复的成绩一笔抹煞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在这里表现出来，把人家的成绩一笔抹煞，反而作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今天回忆起来，在南山失败后，二十六军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是个别的。把旁人的成绩一概抹煞，反而说他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等等。没有把前后分开来，没有把红二团以前的时期和二团以后的时期分开来，所以就按上了打击的名词。这种政治上的错误是打击，组织上的错误也是打击。（二）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会上的材料，当时开完会以后，就回到陕北，我写了一篇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在清涧写的，写的时候就是根据自己的发言，根据我当时在会议上听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别人说的，材料都是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当时就把他当成真正材料，写了这个文件，说人家还是富农路线，逃跑主义，森林主义，这些都是武断的，没有调查研究的，是打击别人的，是不对的。秀山同志那次的批评，今天看了文件后，知道我是打击人家，说人家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逃跑主义，森林主义，当时把许多具体事实搞不清楚，这是我错了，全是拿那一套政治上组织上打击别人，打击二十六军的干部，抬高自己。同时在会议上给高岗同志的一个处分，把他逮捕了，并留党察看三个月，这处分就是组织上打击高岗同志。因此高岗同志说他要到外面受训去，我们一同到清涧，我和他谈了话。以后，我说这个问题搞错了，以后高岗同志要到华北去受训，我留下他，高岗同志也同意，就把他下了。过去我把二十六军干部和陕北干部分开，对于二十六军的干部总觉得他们不如陕北干部好。事实上，二十六军的干部，有长期斗争的历史，这观念一直到现在这次会议前还有，这是阎家洼子的情形。（二）回来陕北以后，陕北特委开了两次会。一次是回来时候开的，传达了华北会议的东西，估计过去工作主要是富农路线，虽然没有提名是马明方，但总是认为陕北党内富农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这种思想和我是一致的，因为我总是去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人家的成绩抹煞，表明自己高明，给人家加上富农路线。到了第二年三月军队发展了，成了游击四、六支队；店子沟暴动后，二支队扩大了，又成立了五支队，开始扩大了游击运动，群众运动。当时我认为自己有了成绩，所以第二年三月在王家畔召开游击队和陕北游击区干部联席会，这会上布置游击运动的开展，估计富农路线是已经减少了，这估计显而易见的是抬高自己。这两个会议基本精神也错了，至于富农路线是北京听常胖子等人的报告，做出的结论，今天看来是不对的。（三）红二十六军批评陕北立三路线，批评内容我记不得了，那次我是不赞成这样的批评。特委开了会反对这种批评，我就写了一个回信。我提议刘志丹上陕北，统一二十六、二十七军的指挥，后来刘志丹就上来，陕北两个队伍就统一起来。杨家园子打仗以后，在玉家湾开会，秀山忘记了一点，当时主要的是反对陕北党富农路线，崔田夫、李铁轮也参加了这个会，秀山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意识，我也不高兴，但是批评陕北党富农路线是主要的争论。今天检查起来，这种批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批评呢？就是我在阎家洼子会议时激起了二十六军干部的不满。我把个别的错误，夸大成为大的错误，成为路线的错误，富农路线，逃跑主义，森林主义，他们就来了个报复，批评陕北富农路线，我就非常讨厌，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关于这件事我是不满意的。参加这个会的人可以都回想一下，证明一下。这是我几个政治上的错误，犯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主观主义就是对这几次会议的估计写出来的文章，都是无内容的夸夸其谈，打击别人。再补充一点，高岗同志受打击以后，又恢复了工作。其次对马明方有些批评，这个崔田夫也知道，觉得他胆小，今天感觉到那些批评也是不好。但是马明方同志照样工作，并没有对他打击，当时他是省苏维埃主席，特委宣传副部长。在实际工作当中是不是主观主义，富派主义，党八股占统治地位？我没有好好的想，我感觉当时政治上是左的，如对地主富农的政策，政府党员包办，赤白对立，这些都是左的，因为当时的文章，虽然写的不正确，但和实际是有距离的。下边的情形不一定全是照着这样做。过去实际工作的布置，都是特委分散到各个县工作。我感觉还有一些区别，但是总的政治方面自己的思考意识过去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并且利用这些东西来抬高自己，这里也表现了自己的领袖欲。在当时有一个同志提出，问我关于粉碎二次围剿时的争论，我记得这样一点，当时部队的分散运动，二支队在清涧，一支队在安定；省委到安定以后，队伍还是分散，敌人还是围剿，很厉害。当时把军队集中起来北伐，提出陕北成立二十七军。高岗提议成立红八十四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粉碎围剿，当时这个意见是采纳了，因此成立了八十四师。这一点证明为了我对战争没有办法是事实，因为我还不是军事干部，我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当时高岗同志提出这个意见我就接纳了。后来刘志丹上陕北来了，军队统一由刘高指挥，这时候没有什么争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杨森同志来陕北，那时我正在清涧，我写信给他，留他在陕北打击高桂滋，杨森不答应，我也不满意，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朱理治来到陕北，我反映了些意见，主要的是谈陕北过去的历史，谈过去自己对，所谓我供给的反革命材料，就是这些东西。当时朱召开了扩大会议，我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今天回想起来，高岗、志丹的意见是对的，我自己政治上的意见是错的。这次扩大会议对二十六、二十七军冲破二次围剿估计是不足的，同时认为二十六军不管打了多少胜仗，也没有脱离了机会主义大的泥坑，又认为二十六军在路线上有右倾机会主义，暗里说高岗是右倾机会主义，公开的反对惠子俊，这是朱理治给他们戴上的，我是同意的。第二，对战争的估计，认为争取大城市，高岗同志当时的意见是对的，他说打大城市（瓦窑堡、延安）不可能，红军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当时朱理治的意见就要搞中心城市，这是当时扩大会议朱理治报告的。我自己是什么态度？我政治上、思想上和朱理治是一致的，秀山同志说我是朱理治的歌颂者，完全是对的，后来我见了篇文章，叫做胜利的扩大会议，他看了并且修改了，朱理治他自己不好夸奖他自己，经过我来吹嘘他一下。第三，二十五军来了以后，我还是坚持过去的意见没有改变，说：二十五军有关，同时可以说二十五军有吞并陕北的企图，因此开了一些会议，这时代表团也成立了。当时代表团有程子华，聂洪钧、朱理治三人，程子华是政治委员，聂洪钧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理治是代表团书记，徐海东是军团长，刘志丹是副军团长，高岗是政治部主任，当时我同意这个意见。这时我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要拿纪律制裁，首先要把他们的工作降低，朱理治给我谈过这个问题，朱理治是省委书记，我还是省委副书记；军队被吞并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保卫局长戴季英。政权没有了，党政军都没有了，事实上党政都完了，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个方向，还是过去的想法，又接着发生了肃反工作，这个问题我上面已经讲过了。第四，第四个时期中央来了，中央来了以后，当时也没有找我谈话，我也没有和中央同志谈过话。保卫局成（立）了以后，王首道同志找我谈话，以后保卫委员会开会我也参加了，当时关于陕北的历史我也没有讲，一直到我到山东的时候，我也没有和中央任何一个同志谈过陕北的历史，但是我脑子里认为我是正确的，是对的。认为二十六军高岗、刘志丹的思想是不对的。肃反后关于干部使用和配备问题，我记得王世泰任子长军事队长，以后感到不对，调省军事部副部长。张秀山搞神府区任独立师政委兼特委书记，刘景范同志搞苏维埃主席，还有的同志，习仲勋同志搞环县县委书记，其他的干部是中央分配了，由罗迈同志分配的，有的到了军队，有的到了政府里去了，这些干部大部分使用的不正确，这个是我的宗派主义负责任。三、中央来了，在陕北苏区党代大会时博古是组织部长，当时我是副部长。当时提出了一个干部名单，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名单里面把我放到第一名，这个名单不是我提的。这个名单提的不对，应该提的没有提，不应该提的提出来了，我看过这个名单我应当负责。另外当时开苏区代表大会，产生的代表是我来搞得，所以当时规定的名单是不对的。我当时认为我没有错误，后来许多同志批评我，我认为我还是没有错误，今天许多同志认为我有错误；一直到整风前我认为我还是没有错误，今天许多同志认为我还是扭扭捏捏不诚恳的说，但是我自己认为我是脱了裤子说话的。我希望大家给我批评，因为我还没有了解了这个错误。苏区党代表大会后，高岗写的解释书，我签了名，掩盖了错误，并没有揭发错误，把错误推给了戴、聂，当时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正确的，今天想起来完全是不对的。他去找洛甫同志要以中央名义发出去，洛甫同志讲中央不能发，还是由他们陕北同志填名发表。当时高岗同志不愿意填名，不同意发表，以后经过洛甫同志的说服，就把这个东西填名发了，大家看这东西也是完全是错误的。此次回延，一方面打击高岗同志，散布对高岗同志不好的空气，另一方面拉拢一部分干部到山东去，我在绥德的发言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不应该这样说的。分派干部，是该由组织上调动；我宣传山东好，有许多干部想到山东去，我就说你们去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几个同志不正派的办法，有些同志向我要求，有写信的，有和我当面谈的。对这些要求去山东的同志，我说好，你们去吧，我非常赞成你们向组织要求，这也是不对的。另外对几个同志，像张秀山同志和我谈，说我（秀山）可不可以去山东，你看我能作什么事？我说：你去当一个区党委书记或军区司令员是没有问题。我从山东回来，路上遇到李仲英，那里住了一夜。李仲英同志也想到前方去，问我“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说可以，你到前方，至少可以带两三千人，在这地方你只能带个游击队，做一点烂脏事。后来又谈到他过去当二十九军军长，因为不称职，便调回来了，我说人家是宗派主义，不提拔你，如果你到山东去，我可以提拨你，这种精神是不对的。我对崔□□的谈话也有这样的精神，我本应劝他，但没有劝，反而说“好了，你去山东吧，在这里人家看不起你”。同时还有几个同志，因对党籍不满意，我也是这样说的。比方还有一个李仰安，他过去是宁夏工委书记，后来把他调到自然科学院担任文书，他就不高兴。我对他说，“人家不了解你，我要在这里就了解你，就不会这样看待你的。”这就是我回来以后，一直到整风中间的思想。这次我回来，还是有成见，总是感觉高岗同志是西北局书记，中央开会他也去，有些嫉妒，所以我对任何同志谈话，都表示对他不满，有时候散布不好的空气，打击他，这是非常不好的。有时候我和人家谈话，对于高岗同志，一方面我觉得这几年来高岗同志有很大进步，另一方面我又嫉妒他。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他不是开小差，是我□□他的错误，捕风捉影的材料，他有些好的地方我就听不见，坏的地方便听见了，便抓住这一点来打击他，是这样的情形。在外表上是把事情搞清楚，但是事实呢？是要打击他，因此今天反省，我要说我的良心话，详细的情形我还没有准备好，因为前一天晚上失眠没有睡，昨天晚上才睡了，今天上午才写成这个提纲，所以只讲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没有研究清楚。我自己认为我很不好，过去的事情证明，我所发生的主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危害很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表现我自己有领袖欲望。（有问：你对中央退出瓦窑堡是认识怎样？）我认为退出瓦窑堡是可以的，不过把牲口驴子带走了，我就不满意，我还给周副主席写信，说是驴子不能带走。那时候大家搬家，我也赞成，我也走了，就是带驴子走我不满意。（问：你说中央当时逃跑了，讲过没有？）我是没有说，我对中央是信任的，不过我有时候说话是乱弹琴，有许多问题就是这样乱弹琴谈出来了，所以我在我自己的反省上，曾经填写了三条：（一）对自己的片面性，“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要片面的看问题。（二）反对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满招损，谦受益”，（陈云同志语：你这算什么英雄主义？你要到领袖头上痾屎，你还说什么英雄主义！党内还有什么英雄主义。”（三）静坐常思自己过，间谈没论他人非。不要乱弹琴，还说人家的坏话。现在反省我过去，十七年是糊里糊涂的过去了。1942年11月6日 关于《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全文详细内容请点击页面最底端左下角蓝色小字“阅读原文”或者登陆我们的网站“西北革命历史网”查看全文。黄土情联谊会(htql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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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杜衡执行了“打倒一切”和拒绝任何统一战线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火烧香山寺、进攻庙湾，使附近的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陕甘苏区是由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发展而成的。1931年10月，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支队转战至陕甘边的南梁地区，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1935年8月底，林彪和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甘肃境内的进入达拉沟之后，蒋介石似乎就发现了红军北上的意图，他一会儿坐镇成都，一会儿飞抵西安，倾其西南、西北之兵力，分南、中、北三路，“包剿”朱德、张国焘率领的从草地南下的四方同军这次高干会开会，我觉得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伟大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整顿三风的期间开的，特别是在陈正仁同志作报告过程中，报告了我们过去陕甘边党内，曾经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统治过，现在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第一，从今天起对于郭洪涛同志的认识。过去我认为肃反，郭洪涛在主观上为了革命，就是思想问题搞不清楚，搞错了。今天的认识，不仅是这样。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里头的动机是不纯洁的。对于革命有罪恶，党性、人性发生了问题。这是肃反的问题，这个归根结底，这是个人主义作怪，夸大人家的错误，说是右倾机会主，掩饰自己的错误。把这些材料供给组织，组织依据我的材料，把他们当反革命惩办，这是我严重的错误，这是非常危险的，可以断送党，断送革命和许多我们的干部。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是1934年十一月在庙湾的龙木庄成立的。县主席是强家珍(后阵亡于宁条梁)，副主席高世清。是由张秀山、边金山、王宝珊、李树林等主持在柏树掌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举手表决)产生的。1933年农历腊月，刘志丹、习仲勋等10多人到南梁做开辟工作，刘约三率游击队在保安、吴旗一带活动，吴岱峰负责押豪绅。当时根据地很小，旦八、太白、二将川一带，尽是民团。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根据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特委的指示，谢子长率部南下，7月23日在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28日，在阎家洼子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陕北特委、游击队总指挥……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从他出生到1952年进京到中央工作，除了在创建南梁根据地和随红军西征在陇东工作一段时间外，习仲勋在陕西度过了近40年的岁月。我的父亲贾拓夫和汪锋伯伯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他们都是中共陕西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1933年7月，由于省委书记杜衡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机智脱险的贾拓夫，立即下令通知在西安的汪锋迅速转移。他们在一个秘密地点会面，商量对策，父亲以省委秘书长身份离开西安，去上海中央局汇报；汪伯伯以省委特派员身份转至陕南开展工作。黄土情联谊会2015年工作年会，于日上午在北京万寿庄宾馆综合楼礼堂召开。会长贾虹生，副会长张元生、郭建民，秘书长王麟及理事高燕生、王庆生、刘米拉、张亚东、刘海风、朱红、黄小源、马秦宁等，联谊会在京会员和部分在陕会员，共50余人参加了年会。刘景范在创建和巩固陕甘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坚决支持刘志丹等同志，根据西北的具体情况发展红色武装，指挥作战避实击虚，在保存红军的前提下打击敌军；他善于排兵布阵、带兵打仗，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在严峻、复杂的情势下，他顾全大局，维护各路红军的团结。htqlyh西北革命历史网（www.htqly.org）致力于宣传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光荣历史，继承革命传统，传播先进理论，丰富网络文化，为老区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添油助力。热门文章最新文章htqlyh西北革命历史网（www.htqly.org）致力于宣传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光荣历史，继承革命传统，传播先进理论，丰富网络文化，为老区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添油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