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夫妻大办离婚庆典，两人亲自把喜字剪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还有产妇和6个月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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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1993年一个夏秋交界的夜晚，在北京双榆树一家名为“迷笛演艺器材高技术公司”的二楼，诞生了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所讲授摇滚音乐的学校――迷笛音乐学校。如今23年过去，迷笛演艺器材高技术公司早已没了踪影，而迷笛却成了包括摇滚学校、摇滚音乐节、摇滚音乐颁奖等在内的中国最大的摇滚品牌。而迷笛音乐节更是被誉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崔健称之为“全国唯一因为音乐的音乐节”。
　　如果你参与过迷笛就一定会知道，它不仅是一所学校、一个音乐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五月初夏，或十月金秋，成群的摇滚青年顶着鲜艳的鸡冠头、穿着破洞的牛仔裤，背着帐篷，拉着女朋友，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场有阳光，空气，水，漂亮姑娘和音乐的狂欢中。
　　迷笛音乐节最初不过是迷笛学校的一次大Party；校长张帆入主迷笛学校时也不过是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从1993年应下校长职务后，便再也没离开过这艘诺亚方舟。这二十多年来，张帆始终致力于通过迷笛这一平台推广象征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摇滚精神，也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热爱和支持。在人大附中读书，从小在经贸委大院长大的他，身上总是透着一股北京知识分子的自在和自信。他深谙“自由而克制”的摇滚精神，从2005年成立北京迷笛演出公司以来，始终在商业规模上有所控制，从不接受任何商业冠名；自始至终保持强烈的“摇滚风格”。在追风、炒作为通病的娱乐圈，音乐节的良性发展似乎分外艰难，而迷笛却是一个理想主义成功的罕见案例。
　　采访现场
　　迷笛音乐节
　　我更像一个匠人，极端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搜狐文化：迷笛音乐学校和音乐节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张帆：学校是23年，音乐节是16年。
　　搜狐文化：作为一个主办人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这时间做的事情？
　　张帆：其实从2000年举办第一届音乐节，到现在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虽然每一届都非常辛苦，需要很大的投入和创意，但过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
　　搜狐文化：你还能回忆起第一届迷笛音乐节时的状态吗？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打算去做这样一个音乐节的？
　　张帆：其实也没有什么机缘巧合，我们1993年成立短期培训学校，1997年的时候该改成两年制。从1997年到2000年期间培养了痛仰和夜叉这一代老生。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在做乐队，毕业以后也在北京嚎叫俱乐部之类的地方做了很多有意思的演出。再加上在那之前中国是没有原创摇滚音乐节的，所以我们学校的同事就商量着要不要办这样一个音乐节。
　　搜狐文化：嚎叫俱乐部大概是哪一年办的，听起来是很“古老”了？
　　张帆：应该是1998年吕玻创办的。那时候大家觉得起码有了演出的乐队资源，应该在学校玩一次大一点的，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校园内的汇报演出，但我们还是决定命名为“迷笛音乐节”，还写了一个关于迷笛音乐节建立和未来发展的非常详细的愿景和规划，作为宣传通稿发了出去。当时就是想做一个专注于中国纯原创摇滚乐的音乐节。其实中国之前有音乐节，比如有1998年创办的一个叫做“北京音乐节”的古典室内音乐会。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迷笛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原创音乐节吧。
　　我现在分析迷笛学校能做迷笛音乐节，主要有这么几个机缘巧合，首先，迷笛就是一个教摇滚乐、现代乐、爵士乐的学校，培养了一批乐队资源。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学校，我们有自己的演出场地，任何一个演出公司要做这样一个音乐节，很可能因为没有场地而夭折。此外迷笛的在校生和他们的朋友们，这些所谓的中国社会上被边缘化的独立艺术家都是我们的观众。于是在有了自己的场地，自己的乐队，自己的观众的基础上，促成了这么一个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群的背景下的产物的诞生。
　　搜狐文化：很多做摇滚乐的人都比较浪漫，常常是理想伟大，实现一小步都很难。一个live house，经营不善或老板想尝干点别的事情就没了。这二、三十年也在不断地涌出新的创作公司和演出机构，但你怎么会做学校和音乐节没有跑偏呢？
　　张帆：我做音乐节和学校不光是因为能够挣钱，也不是使命感。跟性格有关吧，我要是喜欢一个东西，就会一直做它，昨天吃饭还有人说呢，我更像一个匠人。而且这么多年过来了，除了音乐节和学校，我想我也干不了别的了。我就像洁癖一样，极端排斥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管别人用什么方法劝我，也说服不了我。
　　搜狐文化：你算是国内第一个在民间做音乐节的人，怎么看待现在国内音乐节越来越多的现象？
　　张帆：我觉得越来越多是好事。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生态，对音乐节的市场、甚至整个现代音乐的生态，都有很多的益处，起码这些后来的投资人和机构可以把资金带过来，给乐队付演出费，让他们进行更好的再创作；给场地付场租；为舞台灯光音响的提供商付租金，进而从设备、场地发展，还有乐队水平等角度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在中国每年有一百个音乐节都不算多
　　张帆在迷笛音乐节
　　搜狐文化：在国内，特别是北京以外的地区，各种名头的音乐节特别多，会不会有点过热或者盲目？
　　张帆：应该也不过热吧，相对于这么大的国土面积和这么多的人口，我觉得全中国一年有100个音乐节都不算多。德国夏季就有好几百个大的音乐节，美国就更多了，这都很正常。关键就是我们要通过越来越多的音乐节培养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普通人，除了去听互联网上的音乐和演唱会上的流行音乐，也还有机会到现场感受摇滚乐的撞击。当然我所说的音乐节不单单指摇滚音乐节，也可以是民谣音乐节、电子音乐节，或者上海的任宇清做的爵士音乐节，甚至现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节都可以。
　　搜狐文化：音乐是很好听的，但做音乐节应该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在资本运作上面特别讲究，迷笛音乐节一年又一年的坚持下来，你是怎么运营的呢？
　　张帆：其实我觉得音乐节不一定做的很大，可以往小处去做。我们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就在学校礼堂里举办的，不过1000多人，投入了五、六万块钱。在国外也有很多小镇音乐节，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教堂的中心广场搭建出一个小舞台，然后没准它就会有新的投资人进来，这个音乐节就可以逐渐扩大。
　　当然我觉得也要辩证地去看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进来的现象。好处就是可以让一个机构迅速的有资金邀请到更多的乐队，进行更大的制作。但如果这个音乐节是第一次运作，它的品牌号召性还有观众认知度都是很低的，社会和媒体等方面的关注度也不高，这时它就需要有持续性的资本进入，不断的打造自己。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中国有这样一个音乐节。无论迷笛还是摩登，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认真运营，才打造了这样的品牌。而其他的一些音乐节，虽然投资很大，但它赔得可能也很多。
　　搜狐文化：是不是不太会花钱？
　　嘉宾：也不是不会花，它其实把钱都花到了，但是票没卖好，没有观众来，那就赔大了。赔完之后，你的投资人或者你自己明年是不是还能坚持这种大资金的投入，来达到第一届音乐节的规模？如果达不到这种规模，那你的音乐节其实就是在缩水，大家一对比你的演出阵容和规模，可能觉得好像还不如去年，这时观众人数就会降低，然后第三年你又赔了，如果你没有像第一届那样有大量的资金去支持的话，也许就更缩水了。所以现在国内有一些音乐节就是这样，头一两届还不错，但后来越来越缩水，最后就没了。
　　搜狐文化：比如我作为观众，我可能会去看迷笛音乐节，摩登音乐节，和上海的爵士乐，因为一个人就那么多精力。在国内看个三到四场，还有平时live house这种小型的演出，就已经很愉快了。但如果要我去云南再去看这种狂欢，可能就很难吸引我了。所以音乐节的知名度和魅力还是挺重要的。
　　张帆：其实云南这种边缘地区，完全可以就本地的市民打造本地的音乐节，而且肯定是越来越有发展的，关键是不要太着急。比如一开始先投个三、四十万，做一个一天的小音乐节，培养点观众，即使赔个十万，你也负担的起，然后第二年再追加点变成六十万，第三年有新的合伙人带资金进来，就变成七八十万。这样一算，一个音乐节的锻造的时间应该以五年到十年为一个周期。
　　像英国的Glastonbury音乐节和丹麦的Roskilde音乐节，这种超大型音乐节都是1970年就开始举办的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快半个世纪的历史了。所以它现在可能一开票就卖光了，每天现场都能达到十万观众。但不要忘了它是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去锻造的。在中国很多人就是太着急，做什么事都着急。
　　搜狐文化：但我们现在的社会经常是用结果来看问题的。比如领导会说用结果倒推――我们做这事的目的是什么，为当地的旅游带来了什么，要向市委宣传部汇报什么，我们获了什么奖，请来了哪些国外的乐队。
　　张帆：对，达到什么样的文化GDP效果。其实政府愿意投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2000年我们做迷笛的时候，真的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谁都不敢批。但是无论政府资金给哪个机构了，我建议它在做的过程中自己留存一些利润。比如留50万，如果第二年政府不给钱了，它还可以拿这50万作为资本金，自己运营一个小音乐节。你得想明白自己是干嘛的，不能人家给钱你就干，不给钱就不干，那你就是一个走穴的。
　　搜狐文化：其实对于一般当地的操办者来说，他对音乐节的理解基本和《同一首歌》是一个概念。
　　张帆：所以我觉得很多有心的年轻人现在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品牌，注册一个商标，然后拉几个穷哥们做合伙人，逐渐做起来。我觉得给他十年，即使做不了全国性的大品牌，起码在一个地区内，他会做到最优秀、最有特点。
　　搜狐文化：你觉得九门国际音乐节的规模大吗？
　　张帆：我觉得它做的挺好的，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也有比较高的忠实度。但关键的一点是要把资金的问题解决，如果有资金的话，我觉得他们可以做的很好。说白了音乐节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加上资金这四样。所以在运营音乐节的时候，你要把相关的事情都考虑好，平衡好各方面的因素。像迷笛我们也是从2000年一直赔到2006年，赔了七年。
　　搜狐文化：总共赔了多少，你算了吗？
　　张帆：可能总共赔了150万吧。因为我们开始投资也比较小，每年增加一二十万，或者四五十万，所以总共下来我估计也就赔了这么多。后来也有政府会进行投资，比如出了100万的资金，那我们音乐节就可以喘口气，有更多的利润。但这个利润其实一直很薄的，很多投资人觉得音乐节是赚大钱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概念。音乐节不赔钱就好事，真的是这样。
　　搜狐文化：在国内文化运营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风险，再加上摇滚乐又不正派，和相关部门的沟通难度会比较大吗？
　　张帆：文委，文化局，文化部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还是安全管理的相关的机构，比如公安方面的沟通过会比较多。虽然迷笛音乐节这16年30多届的安全记录是零事故，但作为一个大型活动，公安方面还是觉得或多或少的存在隐患或者其他的问题。比如2014年上海的陈毅广场的踩踏事件，就导致我们去年北京的音乐节全停了。
　　搜狐文化：后续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全都停了。
　　张帆：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先不说北京和上海的区域问题，先说责任问题。这明显是上海公安局的事情，他们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取消了外滩的烟花和灯光节，公安方面理所当然地觉得观众会变少，于是就减少了现场布控的警力，降低了对人群标准的控制，所以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发生。但这跟我们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有什么关系，跟迷笛、草莓还有其他任何音乐节有什么关系呢？就这么武断地把全国的大型活动都取消了，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可悲又可笑的事情。只能说这体现了中国现行的行政能力。
　　搜狐文化：在中国做音乐节就要面临这种政策和行政管理风险。
　　张帆：对，很多人都羡慕日本、英国十几万人的音乐节，其实在上海三甲港的那个50万平米的场地，有9个舞台，如果我们按照那个趋势发展的话，五到十年内完全可以做到十万人。但关键是上海这一发生踩踏，或者有了一些其他行政干预的话，音乐节就停止了。
　　搜狐文化：在这之前有过规划很愿景吗？
　　张帆：对，之前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中国音乐节发展到现在，之所以没有达到10万人，不是迷笛或者我张帆的能力问题，是中国某些不科学的行政干预导致的。就拿我们在上海三甲港的长江迷笛音乐节来说，我们除了工作人员我们还有500个志愿者，整个团队加在一起上千人，当时我站在三甲港的场地中间，看着围绕在9个舞台周围的运输车辆、辎重车辆、还有拉乐队的车辆就像钟表一样非常平滑地运转。此外在黄埔江的入海口还有录音区的上千顶帐篷，最多的时候每天达到2万人，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观众非常满意。
　　搞文化的人永远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搜狐文化：这么多年没有出过安全问题？
　　张帆：从来没有。零事故。
　　搜狐文化：打架斗殴也没有吗？
　　张帆：当然有打架的，但劝开了就好了。在音乐节如果有两人打架会有十个人去劝架，因为我们笛迷这个群体太聚合了。我觉得这批乐迷也是迷笛音乐节这十六年最核心的东西。如果你初来乍到，只要让现有的这些老乐迷带着就能知道迷笛的规则和气氛。
　　搜狐文化：行政管理因为“因噎废食”？
　　张帆：对，中国的奥运金牌为什么能不断增长，因为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你可以看到一个运动员拿到金牌以后，背后有着一整套完美的支持，但迷笛音乐节是在不完美的支持下一直坚持发展到现在的。如果迷笛音乐节能够得到支持，甚至只是不要干预，我们完全可以达到十万人的现场，我一直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一点也不羡慕欧美的那些音乐节，现在很多人都说，人家欧美的音乐节多棒，没错他们确实努力了，但你不要忘了人家的警察和行政是什么样的。
　　举个例子，2000年Roskilde音乐节的时候，Lily Allen演出时非常热闹，后面的观众不断地往前拥，后来就发生踩踏了，死了七、八个人。后来当地政府安全部门的警察、音乐节组织者、媒体，还有相关的乐迷一起开了一个研讨会，研究如何防止这种悲剧再次发生，制订了非常科学的管理预防措施，所以第二年他们在距离主舞台50米的地方加了分区的硬隔离，但音乐节的举办并没有受到影响。
　　搜狐文化：对文化产业来说，现在整个的大社会环境其实是很好的。但为什么西方社会是这种思路，而我们就不允许呢？
　　张帆：我只能说两个字，“国情”。就像老崔说的，突然来了一个机会，那你就得抓住它。所以在中国做文化永远都是“机会主义者”，非常被动。除了努力以外，你还要夹缝中生存，要学会妥协，要磨炼意志，要寻找机会，要尽量和理解我们的政府单位合作，躲避不理解我们的政府单位。
　　搜狐文化：从文化产业和应用产业的角度来说，究竟有没有给你们真正的支持？
　　张帆：理解我们的政府在行政管理上是有支持的，比如之前在上海有浦东文委的支持，在北京有海淀文委和北京市文创资金的支持，在深圳有龙岗区政府的资金支持，在苏州有吴江区七都镇的支持，包括现在也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但文化上的支持不代表公安方面就不反对了。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之间有很多不协调和不统一的地方。在文化政策方面是提倡大发展的，所以文化部、文化局发批文很快。
　　现在做大型活动有一个特别幽默的词叫“公安前置”，就是公安要先审批，但我觉得跟它没什么关系，本来应该是先租场地，然后文化部门审批你的艺术作品和乐队质量是否合格，最后才是公安来审批你是否具备安全管理的能力。而且中国现在是有安全管理的评估机构的，他们作为第三方会对大型活动进行安全评估，评估好了以后会把报告提交给公安部门，如果评估结果是好的，而且有长期良性记录的话，那你有什么理由去干涉呢？这是个问题。
　　搜狐文化：相对马拉松、庙会你觉得你算是不被人待见吗？
　　张帆：马拉松和音乐节完全不一样，它是顺着一根线跑的，可能更安全。而且可能也关系到国家形象，因为他有商业元素在里面，需要赞助，需要赚钱，所以雾霾天也会跑。其实我也理解警察，因为中国现行的这种问责制很不科学，比如出现了踩踏，如果不是警察的责任，那就不应该去追诉他们。在国外都是谁主办谁负责，万一真的踩死人了，就由法院和保险公司来处理，而不是警察。另外现场也完全是由专业的保安公司来执行，警察就起到一个审批和督导的作用。所以在国外你很少会看到五、六百个警察在那，当地警察局也就是派几个人坐这喝咖啡，聊聊天，连保安室都不进入，除非实在是有暴徒暴乱了，国家才会进入。
　　搜狐文化：暴乱的机率大吗
　　张帆：微乎其微，我们迷笛在这方面非常成熟，首先已经过了安全评估，然后也有长期合作的安保公司，此外还有几百人的安全保卫志愿者团队。万一出事了，你该抓我抓我，该判我判我，保险公司该赔偿也会赔偿。但现在万一出事了，警察局长先进局子了。
　　搜狐文化：所以他比你还焦虑。
　　张帆：对，这就是问责制的问题，不是警察的问题。警察前期会对你进行认真的审批，看你的机构是否合格，安全记录是否良好，管理规范还有安全应急预案是否科学，审查完了会跟你签一个安全管理的协议。然后由警察认证的安保公司进行安保。警察在现场的作用只是处理安保公司和音乐节的组织者无法解决的突发状况，比如大规模骚乱。以前国外的音乐节就发生过这种大规模的骚乱，警察部队来进行维控，这是对的。但这种正常而和平的大型群众集会，弄几百个警察来就很奇怪了。
　　迷笛音乐节
　　搜狐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一个良性的音乐节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帆：政府不要过多的干预，警察科学而平等地对待大型活动。
　　搜狐文化：可是如果总不管你会出事吗？
　　张帆：出事了有法院啊，他要抓你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没能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在街上随便一个人就敢给警察一个大嘴巴，这在美国算袭警的，警察可以一枪把你崩了。但面对没事的雷洋，死在警察面前，这很讽刺的。说回到音乐节，如果出事了，警察该抓谁抓谁，法院该判谁判谁，让这个机构倾家荡产就可以了。
　　搜狐文化：就是允许我做什么，不允许我做什么，你要告诉我。
　　张帆：对，包括现在的工商执照，上面不写你可以经营什么，而是写不允许你经营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十八岁以上的合法公民，你做自己的经营管理的同时，也应该知道什么违法，因为你必须要为自己的违法犯罪承担成年人的责任，这是一个底线。
　　摇滚只是宣泄，不等于颠覆什么
　　搜狐文化：除了行政管理，在文化上的角度上你觉得摇滚乐危险吗？好像很多人都说苏联解体就是因为摇滚乐了，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摇滚乐就是洪水猛兽。
　　张帆：我觉得1991年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没有颠覆苏联。只不过是现在把这件事戏剧化了。摇滚乐节是一个群众的节日，是一种和平、美好、甚至宽容的聚会。是苏联这个碉堡在内部自己彻底坍塌的。
　　迷笛音乐节
　　搜狐文化：在西方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摇滚乐对青年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在社会、政治领域里起到了很大的承载作用。甚至很激进。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摇滚乐和社会运动的非常紧密。
　　张帆：现在的摇滚乐没有这么强烈的批判性了，还有愤怒，也会越来越少。大众是来娱乐、过节的，就像春节去庙会一样，去参加一种群体的狂喊，感受群体给彼此的温暖。在这里大家有着共同的情绪、态度和行为准则，就像参加一个家庭聚会。
　　大家绝对不是憋足了劲要把谁干掉。其实1991年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最初也就是一种宣泄，只不过后来介入了大量的警察机构，演变成了对立，但最后也都平复了，所以摇滚乐不是造成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只不过现在把摇滚乐历史责任化了。
　　我们不能把摇滚乐和颠覆政府划等号，这样就把艺术工具化、政治化了。其实在英国、丹麦、美国，摇滚乐确实在反战，拥护和平，或对政府提出抗议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在本质上只是年轻人的一种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尝试。即使在歌词或者表现形式方面有毁灭和黑暗的元素，但摇滚乐本身还是十分具有正能量的。
　　搜狐文化：那你的意思就是摇滚乐是危险的，但不一定是具有颠覆性的？
　　张帆：我认为摇滚乐不具有颠覆性，也不是危险的。
　　搜狐文化：但有的人会认为，去音乐节的人不正派。
　　张帆：没有。老崔前段时间也接受了一个采访，有段话说的特别好。他说你别看摇滚乐的表现形式是多么的黑暗、激烈、负面，甚至带有一点反抗的色彩，但它的宗旨是在摧毁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我觉得这就是摇滚乐的本质。
　　搜狐文化：音乐节是政治的一部分，还是生活的一部分？
　　张帆：完全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也有建设性的政治在里面，这有点像议会制，给你提建议，而不是直接拿了枪颠覆政权。毕竟他拿的是吉他，不是枪。
　　张帆在迷笛音乐学校讲话
　　搜狐文化：你觉得迷笛音乐学校、迷笛音乐节，是年轻人吸毒、乱性、学坏的地方吗？
　　张帆：从来没有过。如果谁要是感兴趣可以来迷笛音乐学校看一看，我觉得这里的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氛围，要远远超过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大家来这里第一年学器乐演奏，第二年做乐队，年轻人通过乐队和音乐的途径抒发自己的情感。相比很多所谓的一流大学的学生给人家下毒或自杀，迷笛的学生不郁闷也不变态。
　　搜狐文化：外界经常觉得你们也没上过选秀节目，也不像同一首歌，所以不理解迷笛音乐学校是做什么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帆：我用自己的经历献身说法，我们一直都很健康的生活着。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就业率100%，从来没有失业的。
　　搜狐文化：他们都去哪里了？
　　张帆：分布在中国音乐产业的方方面面。在琴行的、做原创乐队的、录音的、现场扩声的、乐队经济的，音乐唱片公司和数据音乐公司的，还有大量的音乐教师，他学到了本事，就去工作了嘛。
　　搜狐文化：你们的老师都是从哪里来的？
　　张帆：都是国内外最好的老师，我们有外国专家的资质申请。
　　搜狐文化：你们培养过哪些优秀的乐队？
　　张帆：太多了，现在参加各种音乐节的乐队基本都是迷笛出来的。
　　迷笛音乐节
　　挣钱不是我的第一兴奋点
　　搜狐文化：迷笛音乐节有一种尘土飞扬、烟熏火燎的状态。你看上海的爵士音乐节，感觉很光滑，甜美。像一个游园会。
　　张帆：对，就像音乐人王迪说的，迷笛音乐节是有汗味的。
　　搜狐文化：因为他们没有钱吗？
　　张帆：平台不同，风格不一样，国外那种真正的摇滚音乐节也是这样的。因为年轻人会分泌很多的荷尔蒙，需要通过大型的空间和上万人彼此间共同的想法和默契，造成迷笛音乐节这种核聚变，产生一种强大的能量。其实我们也能做很精致的东西，2007年我们在北京举办了一个爵士音乐节，蓝白色的舞台，大家喝酒，喝香槟，非常精致。就像你看到的我们的办公区域，很整洁，我的团队也都很文雅。
　　我们都被割裂在了一个个水泥方块里，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彼此温暖呢？就是音乐节或者足球赛了。你看国安球迷一起骂人，其实是体会大家劲往一处使的感觉，达到了一种情景和情绪的共识。虽然骂人很粗俗，我也不建议骂人，但我理解他们。他们就是为了通过这种聚合达到一种愉快。其实这帮球迷，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骂完之后照样吃烤串，嘻嘻哈哈的。警察完全不用担心他们。
　　搜狐文化：那么摇滚乐节呢？
　　张帆：其实摇滚音乐更和平，因为足球是两个队在竞争，而摇滚音乐节是万众一心，乐迷都喜欢音乐，没有任何矛盾点。
　　搜狐文化：但你有话筒，可以喊出来、唱出来，会不会变成一个有舆论导向的宣传呢？
　　张帆：我提前都会和乐队打好招呼，不要说过分的话，但即使说了一些负面的话，就代表你极端了吗？其实台下的观众坐在一起就是为了宣泄一下情感，宣泄完了也就完了。并不是说拉着旗杆就去天安门游行了，所以不存在这种维稳的可能性。
　　搜狐文化：迷笛音乐节赚钱了吗？
　　张帆：好像至今还没挣到什么钱，迷笛有五家公司，有两家运营的还可以，只是工资可以照发。当然没有。不过也不缺钱，但钱对我来说始终不是第一兴奋点。
　　搜狐文化：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用赚了多少钱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或者像王石、潘石屹上杂志封面，然后再做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项目，但没钱的话这些都做不到。以你现在的年龄、社会经验和智慧，有没有考虑过做点别的？比如跟当地政府弄块地，做个产业园什么的。
　　张帆：要圈地早圈了，想发财早发了。我中学的时候去过清东陵，当时我就觉得，虽然故宫有9999个房间，但这些房间最后还是埋在了清东陵，清东陵也很大，但最后还是被人掘了。我觉得人这辈子，如果就图这一块地还挺没意思的。
　　搜狐文化：可是现在做文化产业的，动辄就几个亿、几十亿，这成为了唯一的目的。
　　张帆：有教养的人少嘛。
　　迷笛音乐节是一场有汗味的核聚变
　　搜狐文化：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迷笛音乐节有什么特点？
　　张帆：迷笛音乐节是一个有汗味的、和平美好的核聚变。
　　张帆：迷笛音乐节也不是愁眉苦脸，可能乐队有愤怒的时候，于是台下也会有一种愤怒的迎合，这种感觉特别爽。但如果你到录音区的话，就会发现迷笛是一个彻夜狂欢的大party，特欢乐。当你溜达到帐篷区的时候就有种“天下皆兄弟”的感觉，想坐那跟着吃就跟着吃，想抽烟也会有人给你递烟，想喝酒就一起喝酒。这就是迷笛音乐节，其他的音乐节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搜狐文化：你觉得这二三十年国内摇滚乐的形态变化大吗？
　　张帆：变化很多，现在的音乐形式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够得到更多的相关咨询，他们在做乐队的时候追求也更加独特了。
　　搜狐文化：国内摇滚乐从崔健开始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两到三代人，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听众的变化大吗？
　　张帆：听众的变化还是挺多的，迷笛早期的听众就是很纯粹的死忠粉和自我放逐的边缘艺术家，但后来越来越大众化了，中产阶级、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会参与进来，所以你会感觉到没有初期那么粗力了。但还是保留了很多原始的气质，比如不会像爵士音乐节完全变成一种中产阶级的休闲和享受。这种差别就像蝇头小楷和泼墨，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搜狐文化：你对未来的迷笛音乐节有什么担忧吗？比如会不会有一个法规颁布下来不让你们干了。
　　张帆：停就停，干就干。因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内我们始终是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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