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万州近日新闻_百度知道万州老城区往事（全集1-16集）_万县市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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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老城区往事（全集1-16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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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路印象（16-1）
2002年三峡水利工程蓄水后，海拔175米以下的万州旧城区，已消失殆尽，遗址沉入了江底。我最熟悉的被淹街道是三马路，那不仅是祖辈、父辈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三马路“文革”时曾更名“解放路”，旧时称“里头街”，其是相对于环城路及东西南北门一带称“城里头”，二马路和电报路（原名兴隆街）一带称“外头街”而言的。网上有位老乡说：三马路长1133米、宽9米，由杨森始建于1929年。修建的人不对，杨森1926年在万州执政，1929年1月由王陵基替代，应为王陵基建。万州的老一辈习惯把始修马路、桥梁、公园，说成是杨森的政绩，显然这是对杨森的偏爱。其实当时是军阀混战，杨森被王陵基赶走，万州的许多事，杨森未做完，只排了个头。
三马路，中西式结合的两楼砖瓦小洋房居多，门面、商铺、巷巷、院落鳞次栉比。解放初，卖小吃，开馆子，摆地摊，做小生意的多。从万安大桥头曲艺茶馆（即手工艺展览馆）处，往里走，到瀼渡桥（陆安桥）是尽头。途经提名堂药酒店、菜羹香回族馆子、公瓦溪、水八块茶馆、大巷口、天生桥巷子、伊斯兰教堂、魏家巷、火烧坝、雷家巷、浙江公所巷子、岳王巷、新桥巷巷、福音堂（基督教）、营盘拐拐，门牌号上爿为单号，下爿为双号，总共有400多号。有酒馆、面馆、茶馆、山货铺、棉花铺、米粮铺、油铺、药铺、斋铺（买糖果糕点）、烧腊铺、酱园铺、栈房、杂货店、水果店、煤球店、理发店、缝纫店等，在街上摆摊看娃娃书、算命抽彩头，剃头，唱猴戏，打快板，耍把戏（魔术），卖打药，做糖人，烤烧饼，蒸“蒸蒸糕”，车蜂糖灌，敲麻糖，炖牛肉汤罐，煨红苕，炸萝卜丝油煎、鸡嗉子粑粑、白糖酥卷，修鞋修钢笔和电筒，整锁配钥匙，叫喊补锅、补伞、补碗、收破烂（废品），以及早晨“过早”吃白糕、豆浆油条，中午晚上开县、梁平运输山货和土产的过往“挑二”，放下长箩脚、跷扁担和打杵，在饭店开心的海“帽儿坨”（米饭）的情景，使这条街变得异常热闹，酷似万州的“清明上河图”。当时车少人多，又像是今天的“步行街”。偶尔，也能见到阔人坐在黄包车上经过，那也是癞子的毛毛，稀根稀根的。再后，有了骑洋马儿（自行车）的、拉板板车的，才变得“车水马龙”了。
三马路，抗战时，来了许多湖南、湖北的“下江人”，安徽中学、新民中学、文光中学、上海法学院，曾在这里办过学。五〇年、五一年，号召破除封建迷信，拆毁了火神庙、雷神庙、岳王庙，改设了公安的三派出所和改建了三马路一小和二小，其后又增加伊斯兰小学、万祥巷小学、解中（后称一职中）、公安学校等。解放后，这条路出现了许多工厂，如：五一肥皂厂（后迁校场坝）、天仙面粉厂、乐器厂、印刷厂、猪鬃厂、墨水（文具）厂、塑料厂、酒厂、衡器厂、木器厂、豆作厂、肠衣厂、制药厂（后迁一马路）、针织厂（后迁陆家街）、川东制革厂、酱园厂（后迁一马路），是手工业管理局（后称二轻局）、曲艺社、搬运公司、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所在地。其储蓄所、邮电所、百货公司、医院诊所、防疫站等，一应俱全。出过万州著名说唱艺人，著名美食有“海包面”、“谢格格”。
另外，三马路人有个很幽默的典故，是：如果有人说：“我老了！”马上就有人很风趣的回答你：“老了送大巷口。”大巷口是宰牛的地方，无论黄牛、水牛，老了，没有用了，都要送到大巷口去宰。意思是，你说你老了，老了就送大巷口去杀了炖砂罐。这同万州人说：“三根桩（火葬场）烧人不烧钱”、“大河没有盖盖盖”、“岔街子（卖水产的菜市）的鱼——死的多，活的少”等，同出一辙的诙谐。
如今，三马路我们美丽的家园，为三峡工程作出了贡献.
张家院子（16-2）
张家院子（万州话把“家”读成gào，音“告”），在三马路末端，门牌399号附2号，即肠衣厂对面一条带坡的小巷内的右边，左边是公安三派出所旧址。
院子是爷爷张炳和民国年间从别人手里买的旧宅。原来叫什么院子？何人居住过？修建的年份？今均不得而知。从房结构和造型看，买房时，已有些沧桑，多像清末的建筑。
院落大门是一道石门框，高二米七八，厚厚的两扇柏木大门，经长年累月的开关，户枢不蠹。门背有上下两排门闩，内藏有暗闩，即暗销，加上一根粗粗的青木抵门杠，比今天的“防盗门”，还结实和安全，几十年院子从未被盗过。
一进大门，是厅屋，放着奶奶刘玉章的寿木，再上七级石阶，便到了院内。该院是砖木结构，有天井、地坝和装十七八挑水的方型大石缸。天井可用竹竿晾晒衣服和被子，石缸可喂观赏鱼并应急于消防。堂屋在中央，左右是正房和厢房，两边还有一层楼房。堂屋的门口，左右各有石凳，门一开，可见接待客人的八仙椅和茶几，两壁木板上挂着得体的名人书画。祭祀的神龛，摆放在堂中，供奉着祖上的灵牌。“天地君亲师”的烫金匾，也庄重的挂于神龛之上。一个时代，一个家庭，既有几分封建色彩，又有几分儒雅，在此略见一斑。
院落的厨房，在堂房的后面，为条状，两米见宽，与后花园一墙之隔，紧紧相连。从厨房上后花园的木梯下，有口浸水的石井，井水从未饮用过，仅用来搓抹帕和涮尿罐。下雨天，石井的水浸得特别快，然，快满时，有暗沟，水自然穿过正房、厢房，流到天井，再由天井的“陆窨”，排到外面马路的城市下水道，后汇入苎溪河。
张家院，从后门走出去，有一个干打垒土墙围起来的大花园，面积为四五百平方米，早年栽有柚子树、椿芽树、枸叶树、皂角(荚)树、拐枣树等。另有几座垮塌的无名古墓，条石纵横，乱七八糟的躺在菜地里，据此推测，这座花园很可能原是某家望族的陵园，那住家的院子，恐怕就是用来守陵的。且还可推断，张家院，以及左边毗邻的火神庙，其修建时间，都要早于1926年建的三马路。
张家院民国年间买时，花了一百块大洋，当时已有四一年出生的大姐张鸣凤，四四年八月和四五年十二月出生的二姐张明华和我，都是这座院落的产物。四八年十二月爷爷因吃煎熬时间短了的中药“生附子”中毒，在这个院子突然离世，终年七十岁。爷爷的灵柩停放于院里长达一个多月，沿街从新桥（即福星桥）头至天德门，近一百米长的街上，用柏树枝和纸花，扎多道彩门，并搭戏台，讨(摆)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流水席，坐夜，唱孝歌，连叫花子都来放火炮（鞭炮）。出殡时，棺椁拉着纤，用六十四人抬，绕城一周。后葬于下沱吊龙滩的长江岸边，即今驸马村一带。爷爷的丧事，办得如此隆重，在老辈嘴里，有口皆碑。可说丧事热闹的程度，至今在万州城也是空前绝后的。
爷爷是綦江人，年轻时当船工，闯江湖，只身来到万州，一生在码头，凭行侠仗义，有了人缘，被袍哥万安社推为掌旗大爷。年老时，在二马路聚兴诚银行对面开“涤尘”茶馆，以茶会友，交际社会。而父亲张光泉，却经商做生意，在三马路火烧坝对面，与蔡茂林(京剧院蔡多良之父) 合伙开“共力生”商号，贩运药材、山货、牛羊皮等，销往外地。
张家自爷爷去世后，经济和社会地位，每况愈下。解放初，张家院房屋部分的产权，一半转让给较场坝的亲戚，是外婆的妹妹家，即表叔陈锡光、陈天祥家。五四年，才三十五岁的父亲因公出差去重庆，又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撒手人寰，留下做家庭妇女的母亲魏芸卿和奶奶，还有六个未成年的娃儿。父亲去世之初，母亲每月在“共力生”商号能领到十五元的生活补助，家里红木家具、派克金笔、瑞士手表、虎皮长衫等，凡值钱的东西全卖光了。我亲眼在家门口，看见母亲将一个传家宝——硕大的犀牛角镂空雕花杯，今至少值七八十万，向一个敲着金属叮当，叫喊收废品的“麻糖匠”，说尽了好话，换了五元钱的一幕，可见一个没落大家庭，留给遗孀和后代的是愚昧和无知！
五八年，公私合营，母亲从业接替父亲，加入企业工作，在当铺巷处的市土产杂货行当了一名小职员，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才把一家人的生活勉强支撑起走。
五五年，张家院房屋产权的另一半，由亲戚卖给牟家，从此，再叫张家院，已名不符实。院子住进两家人，当然，理应改称为“牟家、张家院子”了。当时，私宅除要缴房产税外，空旷的私家地皮，还要缴“地产税”。我家后花园，每年请人帮忙种点瓜果蔬菜。然，一年要缴三十多元的税。那个年代三十多元，相当于今天四五千元，加上缴不起而延误的滞纳金，很快税款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就变成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我家连吃饭都困难，几个娃儿上学读书，除书本费外，学杂费都是全免的。大姐在初一中读书，还享受免费吃学校伙食的助学金。你想想，我如此困难的家庭，那还拿得出钱来缴税呢！贫困，真是要把人逼得去上吊。幸亏我三十多岁的母亲表现坚强，死活把一家人揑在一起，对我们三儿三女不离不弃。誓不愿改嫁，让儿女们受伤害。誓不将娃儿送人，怕造成家庭四分五裂。母亲硬挺着，过举步维艰的穷日子。她竭尽全力，将把抚育我们成长余下的路，继续走下去。
五七年，我妈向政府说好话，求他们，麻烦政府把张家后花园无条件、无偿的没收了。后政府终于同意了。从此，后花园产权变更为国有。不久，政府在后花园修了两排一室一厅套间的砖瓦小平房，由国家经租给十几户市民。八十年代，国家拆了平房，又改建为楼房，直到三峡工程移民时才拆迁。
与此同时，从五几年开始，我妈又将院子张家产权部分的楼房、厢房出租给别人，自己一家人却挤在十多平方米的正房，这样每年可多收入二十多元的房租，以补贴家用。李凤玉家、薛天信家、向兰英家、云阳邬宗岳叔叔邬老汉和儿子邬宗科家等，都曾租住过我家的房屋。
“文革”开始，万州出台与《宪法》相悖的政策。当时极左思潮泛滥，要消灭“私有制”，故将所有由私人出租的房屋，无条件和无偿的全部没收，产权收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继续出租和收费。那时，关于这项政策，快要出台时，已走漏风声，凡朝中有人的家庭，当事先获得消息后，均已早早的辞退了自己的租房者，而像我们这样，属于政治上不敏感的色盲之家，最后遭遇的结果是：政府没收了房屋。
幸得中华大地，春暖花开，春天来了，“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后，开始拨乱反正，“文革”的做法，被“三中全会”全盘否定。执政党在前进中犯下的错误，慢慢的，到八十年代初，也有了局部的纠正。如：摘“右派”的帽子，也包括万州没收私人住房，侵占私人财产等。我家被没收的房屋，就在这时，通过活动和说理，最后终于如数归还了。但有的右派，以及万州有些被没收了房屋的家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的右派，并没有彻底平反，在纠正错误的同时，还留了个尾巴，说当事者当年自己也有过错。有的房屋没收了，于是纠正时，又以种种借口，仍不予归还，至今也是不了了之。
接下来，在以后的日子，张家随着时代的进步，儿女们慢慢长大成人，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全家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观，首先大家都富裕起来了，孙子辈都上了大学，母亲活到八十四岁，享受了四世同堂的幸福后，才在新世纪的零二年安然去世。二姐、大姐如今也先后离开人间。
张家院，是一座古老的庭院，冬暖夏凉，尤其是炎热的三伏天，开着大门，通过巷巷，有从苎溪河吹来的穿堂风，就像安装了天然“空调”一样，使人舒适和不会流汗，邻居都喜欢走进这座院子来，搁铺纳凉和打麻将。张家院，一座经历了百年沧桑，曾发生过许多鲜为人知的家庭平常故事的院落，后寿终就寝被拆了。牟家的半边，与政府修的高楼合并。张家也将原砖木结构的半边，改成了两层的砖混房。2002年，等到三峡工程搬迁时，移民局在双河口还给张家三套房，弟弟张清明、妹妹张明惠和我各得了一套。弟弟和妹妹后来把还房卖了，搬到了重庆，我却换房住到了岩上村龙都广场，在岩上村居住了九年，今搬到空气质量较好的大桥溪音乐广场边的丰收移民小区，安度晚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万州像张家院一样的宅子有成百上千，他们经历的春夏秋冬、雪雨风霜、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离别与团聚、欢乐与悲伤、荣誉与屈辱、成功与失败、辉煌与倒霉、富裕与贫穷、兴旺与衰落，把连（统统的）已成为与这座城市今天的发展，完全无关的过去和历史，然而，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那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难忘记忆！
最初的三派（16-3）
万州四九年十二月解放后，为维护正常的城市治安秩序，设立了四个派出所，其中三派设在三马路肠衣厂对面的小巷内，与我家院子对峙，门牌：399号附1号。
三派原是火神庙，住有念经的和尚，德胜镇镇公所曾设庙上办公，五〇年、五一年拆毁被视为封建迷信的庙宇，搬走了菩萨神像后，改作了三派的办公室、寝室、营房。最初派出所是解放军部队编制，实行供给制，人员均在单位吃住，最大的军官称书记，次有文书、管生活的司务长，以及八九个管段的户籍员。三派管九个户籍段(即后来的居委会或分社) 。我家住地，属五段。瀼渡桥、陆家街为九段，营盘、易家庄为八段，车坝(后为和平广场)、 烂马路(后称复兴路)、 月亮石、瓦房街(后称和平路) 为七段，三马路二小处为四段，大桥头处是一段，马伦岩、棉花地、民主路、沟里头、较场坝等处，也分属某段某段。
刚解放，三派里驻扎有部队，至少两个班，与派出所干部同一个食堂开伙，当兵的住营房，吹起床号，在露天操场摆席，窟(蹬)着站着吃饭。派出所巷巷的马路边，是两扇透明的木栅栏大门，由部队哨兵持枪二十四小时把守。大门口顶上，有一间十几平方米悬空楼房，用来关押犯人，上下时用活动楼梯，不用时楼梯倒放在一边，主要是规避犯人逃跑。
三派巷内，只有我家可随便进出，其他的人要说明情况才得进去。当时户籍管理很严，公安机关随时都有可能突然袭击，敲各家的门查户口，即使解放了，老百姓还是习惯旧称，把查户口叫为“清乡”。如果查出那家有来历不明的可疑人，都要带回派出所受审。因此，老百姓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来客了习惯带户口簿，主动先到派出所去登记，尤其是晚上，群众到三派登记来客的比白天多，派出所放一张桌子在二门口，由户籍员轮流值班，在门口接待群众。另外，晚上十二点圆钟前，属地各家栈房，也必须将当天住宿登记簿送到派出所去，接受查阅和备案。
曾记得，最早管五段的户籍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靓女，穿着威武笔挺的公安解放服，胸前除佩挂有公安标致的布徽外，还别了支自来水钢笔。她叫冯德英，因我奶奶的妺妹(二姨奶) 嫁给塘坊行医的冯家，故冯徳英常到我家院子来串门，喜欢给老辈聊天，认亲戚，肚子饿了，或嘴馋了，就在我家找吃的。也可说明那时的公安干部与群众相处很融洽，能够和老百姓打成一遍。冯户在段里也作了许多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比如：说服有两个及以上右客(老婆) 的家庭，依法重组；让一些年轻的家庭妇女解放出来，到段上参加社会活动，到合作社、国营单位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取缔旧时不讲科学的接生婆，培训有文化的新人，建接生站，推行新法接生；打苍蝇，灭“四害”，打扫街道卫生，美化环境；尤其是张家长，李家短，婆婆妈妈的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她都出面以很艺术的方式，进行调解。她算是新中国初期的社会活动家。
三派的其他户籍员，也爱到我家院子里来耍。打狗运动时，每天数以百计的恶狗被除，狗尸一般就拖到郊区农村去深埋。有几个胆子较大的户籍员，违反纪律，悄悄的偷几只死狗，摔到我家后花园(派出所后花园与我家一墙之隔)，剐了皮，架起砖头，临时砌成灶，用柴火炖起美食。后调市公安局工作的张德培，与我们认本家，许多年后，见到我，还当着我娃的面弹“老弦”，说：“你爸，诨名‘大饼’ ，小时候，我们当叔的可没有少抱他哟！”八段户籍员邓叔云，当年还是个未婚的小伙子，后与易家庄我二姐奶子家大女儿万良英结成了夫妇，旋万良英早逝于万州流行的肺结核疾病。
记忆深刻的是：每年一到春节，三派可热闹了，各段居民的龙灯队、腰鼓队，以及学校、工厂、机关团体组织的文艺队，舞着龙灯，踩着高跷，玩着狮子，划着彩船，打着腰鼓，敲着连筲，还有活蹦乱跳的车车灯，像潮水般，络绎不绝的涌进派出所巷巷的院坝里来，放火炮(鞭炮) ，高歌猛叫，给三派拜年啰！这说明人民群众当年对公安的拥戴、认可和尊敬。
三派户籍员的人事变动，发生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搞运动时，深更半夜，我家还听到从隔壁派出所院子里，传来的吊打惨叫声，据说当时逼供信，还施行了“鸭儿凫水”，又听说书记自杀了，有户籍员入狱了。不久，所里又增添了几张陌生的新面孔，有的户籍员调走了。常来我家的户籍员，也不来了。即使遇见很熟的户籍员，他也缄口不语，守口如瓶，讳莫如深，自始至终，从不向外透露其细节和真情。等我们长大后，参加了工作，才知道社会的深浅，才知道中国搞运动的残酷，尤其是五七年的“反右”，人整人，受伤害的是一些能人和能人的家庭。
回想最初的三派，解放之初，的确作过许多利国利民的工作，干过大事，为人民公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如：取消旧时夜间打更报时和防火防盗后，建立了由居民组织的夜间巡逻队；宣传新《婚姻法》，打击取缔害人的“一贯道”，斗争恶霸地主和有劣迹的保甲长，动员群众送丈夫和子女参军到前线去抗美援朝；沿街拉着大板车打狗，为城市宁静和防疫作贡献等。市民有口皆碑，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六十年代初，三派腾出地皮盘，为附近缺房单位建职工宿舍，自己搬迁到福音堂巷巷的后花园办公，人民公安为人民在新址再立新功，那将是后话。
毛妹倒粪 （16-4）
万州这座积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城，过去老城区每天早晨那点不好说的事，如今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并从民众息息相关的生活中说“拜”和消失了，那就是家家在大街上，刷刷刷涮尿罐的事，当年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万州各街道，除环城路是清代及以前建设的，其他均兴修于民国年间。家家住宅修建时都没有考虑和设计茅厕(音屎，多音字，即厕所) ，从古到今习惯了用陶瓷做的尿罐和夜壶排泄大小便，即万州人说的屙巴巴(有这个字，半包围结构，一个尸，下面为巴，电脑打不出来，此以同音字替代) ，相当于武汉人用木制的马桶，在汉口早晨也有万州同样的景观。
你不要说，粪便在那个不使用化肥种田种地的年代是十分精贵的农家肥。乡下农民天不亮，地不亮，天才麻麻亮，就挑着粪桶到城里来收粪了。热天四五点钟，冬天五六点钟，吆喝“倒粪啰！倒粪啰！”刷刷刷……刷刷刷……，用竹制尿罐刷把死劲涮尿罐、夜壶的声音，连绵不绝，此起彼伏，它标致着城市新的一天生活和工作开始了。倒尿罐打破了万籁倶寂的城区，复苏了包括人在内的生灵，鸡叫，犬吠，也接踵而来，古老万州由此升腾，迎来黎明。
我家住三马路五段，属新桥分社，家里也没有茅厕，每天同样要享受这种待遇，和成千上万的家庭一样，参加这项不能省略的活动。在我们这个地段倒粪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男性农民，个子很高，体形硕大，但有点傻乎乎的，见人高兴时就隙起黄金牙趴(齿) 笑，有人趁他不注意，悄悄把他收的粪偷倒走了，就沮丧的窟(蹬)在墙根呜呜的哭。那家生病了，那家是老人，提不动尿罐、夜壶，他都心知肚明，搞得清清楚楚，并亳不犹豫，主动帮助别人克服困难，无偿的到别人家里把尿罐、夜壶倒了，还涮得干干净净后放回原处。杲杲(万州人也说“要板儿”，即有时)还从乡下，挑点瓜果和新鲜蔬菜，分送给他倒粪的各家，算是对粪主的一小点和象征性的回报和答谢。
我们都不知道倒粪农民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那个乡那个村的，结婚没有？家里有几口人？每年收成如何？然而也没有必要去查户口，把这一切搞清。于是多年来，大家只晓得叫他“毛妹”，整条街一说“毛妹”，就是“毛妹倒粪”。毛妹倒粪，从他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倒到中年，日日天天，下雨刮风，打霜落雪，从没有缺勤和间断过，总共二十多年，直到农村农民用省事便捷又高产的化肥了，人屙的巴巴，无用了，失去了价值，不值钱了，而且还成了有碍环境的污染物后，毛妺才消失在我们公众的眼皮和视线下。毛妹是中国勤劳农民的典型，忠厚朴实的品质，像鲁迅笔下的闰土，憨态可掬的仪表，又像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画圈圈时的阿Q。至今，对于熟悉毛妹的乡邻，我相信一定还会时时想起他，并回忆起万州倒尿罐的历史和文化。
接下来，关于倒粪的往事，我还讲几个小故事：
一是，三马路整条街只有三个公厕。公瓦溪、邮电所旁的巷巷、三马路(新桥) 粮店旁水巷子等三处。当年有农民搭棚棚二十四小时在那值班看守，粪池还是加了盖，上了锁的。个别单位和离街较远的深宅，也有茅厕或粪坑，农民会定期去舀。水巷子茅厕有次垮塌了，石条还压死了两个正在解手方便的市民。万州城区马路两旁，是设有很深很宽的下水道的，人下去可以弓着腰穿越，因此，下大雨不会出现城市内涝，加上当年生活污水也因没有粪便渗入，顺下水道流入苎溪河和长江后，便自然净化了。包括当年的城市垃圾，在没有塑料袋的时代，从里面是找不到金属、玻璃、电池、布筋筋、破鞋废纸(因都卖废品了) 和剩菜剩饭的，更没有地沟油抛扔(每月才供应二两油) 。在垃圾中，充其量是一点瓜果蔬菜皮皮和动物的毛皮和骨头而已，且还动员居民、学生和单位职工，星期和星期六休息时，义务劳动，把它送到乡下去作肥料，此作法，为农民节约了劳动力，当时非常受农民欢迎。
二是，六一年，读初中时，今位于白岩路处的初六中(原豫章花园，亦称豫章中学，曾为幼师及德奥中学，今万二中初中部) ，老师和学生的茅厕是分开的，老师伙食开得好，茅厕臭气冲天；学生吃得差(孬)，天天顿顿包白菜老叶子、边叶子熬汤，没有一点油水，其茅厕太环保了，一点味道都没有，巴巴屙出来，跟猪屎牛屎一样，晒干了可作柴烧。今想起来，当时的不平是错误的，应该说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差别，非常正常，谁叫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呢！
三是，六几年，有一次，几个老辈在一起打新麻将，规则是：兴数“断、缺、平、将、一般高”等几个明堂的翻，“二、五、八”为“将”，也兴“东南西北和中发白”，本风、圈风都有一翻，“对”两翻，“凑一色”两翻，“清一色”四翻，五翻满罐，一角钱一翻，二角钱两翻，三角钱三翻，输角角钱，熬了几天几夜，四圈四圈的打，打得难解难分，早有人昏头昏脑，突然有一人站起，匆忙离开位子去坐尿罐，大叫了一声：“满了！”其他三个老婆婆(老娘) ，吓得脸青面黑，冷汗直冒，又有人惊讶的叫道：“嗳！那个，那个满了！”随后，坐在尿罐上的婆婆才补充说：“尿罐满了。”众婆婆面面相觑，虚惊一场，结果，大家一阵哈哈。
万州旧城，过去发生的一些往事，像烟云般一闪而过，没有留下踪迹，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滋有味，十分有趣。
北山观挂红球
万州旧时娃娃儿的装束:：长衫戴有钉钉的帽，形象的称为“瓜皮帽”，亦称“地主帽”。中老年人，喜欢用白、青、蓝布的长帕子，包裹脑壳。老娘裹的小脚，穿三寸金莲，还缠绑腿，走起路来特精神。且年轻人，爱好，剃了头，还要擦油，脑壳从剃头铺出来，油光水滑的，毛发从两边分，像两扇飞机的翼，中间直直的一道“虹”(万州话误读为“杠”) ，贼亮贼亮的，蚊子(万州人对苍蝇的他称) 爬上去，都要拄拐棍(杖) ，太滑了。万州人给这种头型，取了个非常动听和贴切的名字，叫“飞机头”(自电影《抓壮丁》上演后，改称“王保长头”) ，有人为了讽刺这种头俗，编了首儿歌，请娃儿唱出来，打击它，曰：“飞机头，二两油，北山观，挂红球。”意思是：“飞机头，你别臭美，其实大家见到你，就像躲警报，轰炸的敌机来了，很恐怖，你多可怕呀！”
原来，万州“北山观挂红球”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小日本侵略中国，行至四川，被天然屏障——巫山山脉和长江天堑阻隔，四川便成为中华抗日的避难地和提供有生力量、仁人志士的大后方，于是日本恼羞成怒，想到了用飞机轰炸。于是，就有了万州在北山观挂红球，西门坡廖家院子(廖明远家) 右侧，即市公安局后面一瞭望亭(哨)上设置拉警报器(其他地方也设置有) ，邑人叫“拉警报”或“拉谓失”(注：抗战时，言“警报”，抗战后，对内再响起警报时，称“拉谓失”。“拉谓失”一是遇城区出现火灾，鸣笛呼叫，发生险情，赶快抢救；二是中午十二点、晚上九点，鸣时，叫市民吃饭和睡觉休息。“拉谓失”的习惯延续到六十年代初，今只在纪念国史上的“万县九五惨案”时，每年在当天拉一次) 。于是，又出现“跑警报”，方言又云“条警报”，别称“躲警报”等，这些含典的，又只有万州人才听得懂的说法和新名词。万州“跑”、“条”，表达的词义是事情“急促”，即遇到了紧急情况。而“躲”则含“怕”义，“不躲你”即“不怕你”。尽管，这些词汇，是历史，是往事，甚至是国耻，而且早已消亡，然，只有重温时，才能不忘过去那些符合于当时时代背景的伤痛。
北山观，是旧万州城的至高点，在城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清晰看到它的存在，凡得到万州另几个山头，如：天子城、白虎头、翠屏山等瞭望哨(台)，发出的烟火警报，以及地方政府防空委得到了上级空袭的情报后，便迅速用挂“红球”为信号，同时，拉响西门坡全城都能听到的警报，通知市民赶快撤离，躲进防空洞或相对安全的避难所，等空投轰炸结束和飞机飞走后，再挂“绿球”，向市民宣布，解除警报。
万州从1937年8月l日成立“防空委”，始对市民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和实际的演习。自l938年10月l1日起，首次领略了日机轰炸，到l944年9月最后一次投弹，小日本狂轰滥炸万州45次，出动飞机679架(次) ，投弹2353枚，炸死邑人l343人，毁坏房屋和设施不计其数，帯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无法估量。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日，日机突然出现，共62架，给挂红球和拉警报，造成“措手不及”，敌机向城区40多处投弹327枚，炸死邑人325人，炸伤邑人273人，其中，天生桥附近防空洞中弹，王家坡垛垛石炸塌，造成洞中人窒息和石头压死，达数十人。同时，据《万县市志》记载：“西山公园从佛学社到桂花林、百骨塔附近尸横遍地，树上挂着残肢断骸，五脏六腑，目不忍睹……”。我家外公在西山公园附近开茶馆和栈房，那次轰炸，家里其他人都躲进了防空洞，外公怕家里房屋和财产受损，不愿躲。他用几十床棉絮，放在八仙桌上，自己藏在桌子下，结果一颗炸弹落到屋顶，穿通后，炸飞了棉絮，自己却安然无恙，侥幸捡了一条命。
此外，另一次，我刚出生的大姐还是一个婴儿，北山观挂红球，西门坡响警报，父母亲抱着她渡江过河，躲到人口稀少，建筑物不多的陈家坝大弯山洞里，日机在空中盘旋，寻找投弹目标，她在山洞里哇哇的大哭，其他惊魂未定的妇老乡亲，一致细声细气的呼吁道：“卡死她！卡死她！”我父母跪着向大家求情，请原谅一个不懂事的幼小生灵，给众人帯来的安全隐患，等警报解除后，人们一声叹息，受了虚惊。
抗战中，北山观红球和西门坡警报(即万州人惯称的“谓失”) ，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救了不少老乡的命，而且当年城区有可容纳众多人的防空洞、避难所，总共l30多处，但人们仍然莫得安全感，一说跑警报，就像中国成语“谈虎色变”一样，“谈日色变”、“谈轰炸色变”。提心吊胆的万州人曾用民谣形式，形象的描写过市民对轰炸的惧怕和恐怖，曰：“摩登跑警报，脸上擦些雪花膏，太阳出来块块掉，警察警告她放目标！”也是，真该死劲的骂小日本，连民众的正常生活都不能开展了，也太可恶了！太可恶了！万州人自古与小日本无冤无仇，也从未糟你惹你，凭什么肆意在我们土地上作威作福、作恶作践作孽，知道给多少家庭帯来了痛苦和灾难吗？万州那些被残杀的人谁来抚恤？损失的财产谁来赔偿？帐算到你小日本头上，仅是一句话，连欠条都不打，写在瓜瓢上，水了，永远不来还！小日本真是心安理得。
历史，尘封的历史，揭开它的面纱，叫人捉摸不透，不可思议！
长寿老人李青云 （16-6）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9月20日下午，一位年纪为253的高寿老人，应国民革命军第21军3师师长兼万县市市长王陵基(号方舟，乐山人，驻万任职5年之久) 的邀请，从开县来到川东门户城市——万县市作客，住在环城路李家花园（即原小万县市政府大院旧址，今已淹没）。
这位老人，名叫李青云，又名陈荫昌，生于清代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公元日），籍贯不详，一说长江小河方面人，叧一说是上海人或云南人，清嘉庆十几年，即130多岁时移居开县。
李青云老人，虽253岁了，外表看上去却很健康，一副高寿模样。他身材高大，两耳长垂，面色微黄，脸带润色，胡须不多，说话声音洪亮、明了，走路步履稳健。老人头戴大红结钉钉的瓜皮小帽，身着青布长袍，套一件天青宁绸的、铜纽扣的、无衣领的大方马褂，脚穿白布袜、青缎鞋，右手的指甲甚长，牙齿已三长三落。
老人没有文化，不识字，l3岁随人采药，曾经陕西、甘肃、新疆，到过伊朗、印度、越南等国家。壮年时代，曾遨游过岭南、河北、长江两岸的各名山胜地。清嘉庆年间，白莲教入川，他结识了东乡农民起义军白衣号领袖王三槐，与王交往友善。他十分同情和爱惜王三槐领导的义军，但他又认为王三槐等人举事反抗朝廷不会成功。据开县老辈传言认为：老人可能是白莲教遗部，也可能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旧部，为避清政府搜捕，才谎称有超百岁高龄，以掩人耳目。
老人一生先后娶过l5个(一说24个) 妻子，前l4个妻子已先后离开人间，其妻们的寿命均在60岁以上，最后一个生活在他身边的老妇，是他的第l5个妻子。
老人平常寡言少语，不吸烟，不喝酒，吃东西不拘荤素，只是不吃厚味食物。他每餐一碗饭，从不多吃。他呼吸系统功能特别好，不吐痰，晚上睡觉侧卧，闭嘴，用鼻子出气，不打呼噜。白日也不睡觉，坐时姿势端正，从不歪歪倒倒，并可彻夜正坐至天明。
当《万州日报》记者询问老人养身和长寿的密诀时，老人回答说：“只一‘静’字，凡事不必回思，遇事简单处理，不存介心，则自长生也。”意思是人只要心宽，做到与世无争，定能长寿。老人还说，尽管他已253岁了，间或能入山采药。并说在他们当地还有3位比他年少的长寿老人，年龄都是200多岁。随后，李青云老人与《万州日报》记者和同去采访的友人合了影。
李青云老人因长寿闻名于世，清朝曾有各地督办、巡抚等官吏，给他赏赐象征高寿的龙头拐杖等物品。民囯年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其他要员，共40多人，向他赠送过纪念品多件，并准备由政府为他出一本记载他长寿的专册。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象湖南省长老会这样的组织，向他发出欢迎他去作客的邀请，只是他未答应去。
后来，由于新旧社会的交替，档案资料的散失，开县这个世界罕见的寿星李青云，究竟活到多大的岁数才去世，尚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资料可查，今仅据《开县志》记载：“老人卒于l933年，葬在开县长沙镇狮寨村。”但有一点可以说，就l93l年《万州日报》报道的已知老人活到的年龄253岁而论，也完全称得上是寿命超“吉尼斯纪录”的人，是人类已知高寿的世界之最。
“九五惨案” 始末 （16-7）
“九五惨案”， 在中国现代史上又称“万县惨案”，是英帝国主义兵舰70年前炮轰无辜万县(今万州) 人民，犯下的震惊中外的血案。
1926年6月l3日，英国商船“滇光”轮，在万县箱子石浪沉木船1只，造成何兴泰、刘吉伍、张志大、王素云、傅云生5名万县人落水死亡。7月8日，英国商船“万流”轮在丰都立石镇浪沉木划子l只，造成杨森军部六师营长田雨亭、勤务兵张复初、田云和商会杂役张二等4人溺水死亡。8月2日，英国军舰“嘉禾”号先在万县涪滩浪沉木船l只，致使杨森军部十师差遣张海瀛、士兵覃邦良和崔英保3人被淹死，4860元公款沉没江中；旋后，又在万县白水溪(今属新田镇) 浪沉木船l只，致使杨森军部十师差遣崔英瑞、船主秦大志两人被淹死，2000元公款沉没江中。更为严重的是：8月29日上午l0时，英国商船“万流”轮到云阳后，杨森军部押送军款回万县的官兵，驶木船两只、木划子l只前去搭乘，将要接近时，该轮故意加快马力，把3条船只浪沉于江心，致使上尉连长夏云奇、少尉排长良明忠以及56名士兵遇难，并沉没枪支56支、子弹5500发、现洋8. 5万元。事件发生后，“万流” 轮不设法抢救，草菅人命，汽笛长鸣，扬长而去。
当天，“万流”轮停泊万县港口后，杨森派轮船检查长带兵8名，上船质询，冷不防停泊在“万流”旁的英国军舰“柯克捷夫”号，突然开枪掩护“万流”轮逃离万县，并当场打伤杨森的士兵两名。旋即，杨森闻讯，非常气愤，下令宪兵司令于渊帯手枪队l个排，在港口将另两艘驶来万悬的英国商轮“万县”、“万通”扣留。接着，杨森致电向重庆英国领事卢思德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惩办祸首和赔偿损失。英国领事卢思德接电后，即赴万县谈判。
9月l日，杨森与卢思德的谈判在万县邮政局会议室举行。谈判中，卢思德态度蛮横，他不仅不愿赔偿，不愿道歉，反而暗地策划以武力夺回被扣商船。
9月2日，在万县作杨森易帜北伐工作的朱德、陈毅，同万县各界代表50多人，在县图书馆召开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预备会。会议由陈毅主持，朱德担任主席。9月4日，万县数万群众拥进西较场集会，声讨英帝暴行，并在会上成立了“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向全国发出由陈毅等人起草的通电《万县雪耻会宣言》，提出不为英国人服务、不与英国人经商，要求惩办肇事者和对中国进行损失赔偿的“六不主义”和“六大要求”。
9月5日，英国驻守重庆的军舰“威警”号开抵万县江面；在宜昌改装后的英国商船“嘉禾”轮，架着机枪、大炮，载着大批弹药，也开抵万县江面。当天下午4时许，“嘉禾”轮与停泊魏万县江面的英国军舰“柯克捷夫”号，同时向被扣商船“万通”轮夹靠，妄想用武力刧走。此时，中英双方士兵在轮船上短兵相接，中方30多名官兵壮烈献身，英方“柯克捷夫”号副舰长达尔礼及l0多名士兵被击毙，“万通”轮未能劫走。下午5时许，英国的另一艘军舰“威警”号丧心病狂地向万县城区两岸居民住宅和街道炮击，两个多小时共发炮弹300多枚，霎时，万县全城火光触天，瓦砾遍地，血肉横飞，哭声、叫骂声、寻子唤母声响彻城区，杨家街口、南津街、真原堂(法国天主教堂)、南门口等33处遭炮击，死亡604人，受伤398人，房屋毁坏上千间，直接经济损失折现洋2000万元以上。英舰炮击时，宪兵司令于渊率部开炮还击，但由于武器落后，阵地距英舰过远，未造成对敌威胁。英舰炮击后，撤离万县县城江面，退至下游郊外聚渔沱、红沙碛一帯躲避。至今，“九五惨案”虽然过去了70个年头，但“九五惨案”的历史创伤，至今还留在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万县人民心里，永远挥之不去，不能忘记！
民国年间闹“神兵” （16-8）
民国年间，川鄂边境战祸连年，军阀割据，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相传民国9年(l920年)夏，万县边境与湖北利川交界处的黑洞，有个小姑娘见到一位神仙，神仙叫她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军阀，消灭苛捐杂税，并教她配制了一种“神水”，给起来反抗的人喝，喝了便刀枪不入，勇猛异常，这就是“神兵”，又叫“菩萨兵”。“神兵”的首领袁书绅，自称玉皇大帝。他与同伙向延稚以神道聚众，传授反苛捐杂税、反军队、反外国传教士的教义，同时帯领道友、农民抗官拒税。官军得知，派兵围剿。“神兵”借机揭竿而起，屡败官军，还攻克利川县城；不久，官军夺回县城。“神兵”退回黑洞，倚仗险恶地形，占山为王。同年冬，“神兵”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出其不意的攻打万县“市郭里九甲、十甲”(今谋道、马头、马头、走马) 一带。
次年春，“神兵”6千多人，在袁书绅、向延稚率领下，佩带标记、符号，手持大刀、长矛、竹竿，浩浩荡荡，向万县城区推进。当时，驻县川军第六混成旅旅长邱华玉闻讯，派上校团长魏楷带兵到走马、新田、五桥等处防堵。川军在赶场坝与“神兵”相遇。“神兵”见官军，先是跪下祷生，哼咒语，接着便揺写有“不应忘，同普天下太平”的小旗子，勇往直前的喊着：“弹不入身”、“刀枪不入”的口号，直扑防堵官军。官军见“神兵”威武气势，吓破了胆，不战而败，往城里仓皇逃命。“神兵”兵不血刃，分两路，一路由新田到白水溪顺江而下，一路由五桥到陈家坝渡江，各路3千多人，乘胜追杀官军入城。
3月5日中午，一路“神兵”抵达万县码头海关趸船，接着，占领南津街及西山一帯，一些真以为兵从天降的地方官员，一见“神兵”连忙磕头求饶，结果被砍死。“神兵”在占领区、在各军营，到处仔细搜捕官军，见穿军装者皆杀，未及逃窜的士兵2百多名，均被杀死；凡搜到的军火、鸦片，全部被“神兵”倒进了长江。
3月6日，当另一路“神兵”也赶到万县城时，“神兵”骁勇者1百多人，开始攻打南门。缩进城门的官军，在城墙上用炸弹、机枪、步枪不断向“神兵”开火，一些“神兵”中弹倒下，官军才发现“神兵”并非刀枪不入。
3月7日午前l0时，在“神兵”攻城同时，邱华玉从梁山(今梁平)、云阳调集的军队已赶到万县。他派新到团长钟和光带兵出城镇压“神兵”。“神兵”与官军在城下展开了激烈的刀枪巷战。至傍晚，“神兵”伤亡惨重，倒毖在血泊之下2千多人，“神兵”残部被迫撤离城区，后经陈家坝退至龙驹。3月13日，当官军团长魏楷带领l千5百人到龙驹抄剿时，“神兵”已不知去向。
后来，“神兵”活动于长江南岸各乡间，官军邱华玉离任，川东安抚使刘佛澄带兵清剿，直到民国10年(l921年)夏天，官军才完全平息了这场战乱。在万县城区战死的几千“神兵”，事后皆由反动统治者集中葬于鸡公岭一棵黄葛树下，竖有“倒碑”，被称为“神兵坟”。这便是今“倒碑黄葛树”地名的由来。
这次“神兵”活动，实质是川鄂边境农民反封建、反压迫的一次起义的尝试。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却波及到开县、巫山、石柱、忠县、丰都等许多县，斗争持续20多年； 尤其是“神兵”敢于斗争、不畏牺牲的精神一直为后世所传扬和赞赏。
文化名人方敬 （16-9）
方敬，原名方家齐，笔名远兹、杨番、一无等，重庆万州人，何其芳妹妹何频加之夫，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祖籍重庆奉节，l9l4年4月26日出生于万县县城一个商号管账先生的家庭，4岁开始识字，6岁进私塾，同年丧父，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
l926年进新式学校——万县县立第一高小学习。次年，考入初级中学，在一位外籍教员引导下，开始接触新文学。l928年，怀着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的热望，说服母亲，转到重庆上学，此间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求知欲和爱国心迅速萌发，最喜欢读的是郭沫若、冰心，以及泰戈尔、歌德等的诗歌。
l929年夏，与何其芳等人结伴到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预科，这所学校环境颇宽松。他见何其芳那样倾心读诗写诗，也试着写作。预科毕业后，因生活无着落，没有继续深造，辍学了回到家乡万县。l932年间，先后在万县中学和垫江中学任敎。l935年，在北平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攻读英国文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
在30年代前期，他开始了诗歌和散文创作，相继在《文学季刊》、《文学月刊》、《新诗》、《大公报》副刊、《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借读于四川大学外语系。l938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四川大学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是地下斗争中受表彰的模范党员。同年，在成都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谢文炳等合编《工作》半月刊，宣传抗战，针砭时弊，伸张社会正义。
l939年，他大学毕业后，与作家李广田、陈翔鹤等同在一所从山东流亡来成都的学校——四川罗江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执教，奉中共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指示，在这所学校建立了党组织，并与李广田、陈翔鹤编辑文学刊物《锻冶厂》。
l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他由成都疏散到昆明，在南清中学和昆华中学执教。不久，奔往桂林。次年在桂林创办《工作》社，出版《工作》文学丛书，并积极参加抗战活动。l944年，湘桂撤退时，到贵阳，在贵州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同时主编《大刚报》的文学副刊《阵地》，发表抗战文学作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潘家洵、吕荧、祖文等主办的《时代周报》树“争和平，争民主，反独裁”的旗帜，触怒了反动当局，险些遭遇毒手。l947年春，根据党的指示，他从险恶的处境中转徏重庆，在文艺界和教育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并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大学、相辉学院执教，任教授、外语系主任等职。这一时期，他出版的诗集有《声音》、《行吟的歌》、《受难者的短曲》，散文集有《保护色》、《生之胜利》、《记忆与忘却》等。重庆解放后，他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后为西师大，今西南联大) 工作，是从事英国文学史、英国诗歌、英国散文、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的教授，历任外语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等职务。长期担任四川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四川分会副主席(顾问)、重庆市文联和作协主席。是重庆市诗歌协会会长、重庆诗刊《银河系》主编之一、大型文学丛书《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副主编、多届重庆市人大代表。参与编纂《汉语大辞典》，主编过《杨吉甫诗文选》。
l952年，曾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工作。l984年，与另两位作家一起，应英国英中文化协会邀请，出席第6届作家节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和英国诗会成立75周年纪念会。l985年，在校开始任中国各体文学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l988年，获首届四川郭沫若文学奖、第2届四川文学奖和荣誉奖。l989年，他的诗集《拾穗集》、《花的种子》获重庆市建国40周年文学奖。l992年，获重庆市建党70周年征文奖。l996年3月l7日，因年老患多种病在重庆去世，享年82岁。
他一生文学成果丰硕，除前(上) 所叙过之外，诗集还有《飞鸟的影子》，散文集还有《风尘集》、《花环集》、《何其芳散记》(与妻何频加合著)、《方敬选集》，以及翻译著作《高楼赋》、《祝愿赋》、《生命赋》、《季节赋》等多种。
他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翻译文学等作品在文学界广有影响。诗作《拾穗集》中的《草地》、《鼓浪屿》编入《中国当代短诗萃》一书，该书评介他的诗：“他用‘汗与心结成’的诗的‘谷穗’，精神的‘桂花’，能给人以耕耘的喜悦，生活的芳香。精巧、婉曲、朴素是他诗的主要风格。”同时，他的诗作曾被译成英文、俄文、日文，并编入海内外多种中国新诗选本，前苏联汉学家契尔长斯基在《战争年代的中国新诗》中多处论及他的诗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关于l900—1949年时期的中文学论著中对诗集《行吟的歌》进行了评论，日本汉学家秋吉久纪夫翻译介绍并研究了他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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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教官杨秉离 （16-10）
杨秉离，又名杨有烈，重庆万州人，教育家和诗人杨吉甫之兄，著名黄埔军校教官、国民党少将级军官、军事活动和教育家、政治活动家。1900年出生于万县白羊乡(今白羊镇) 安全村柳树湾一个有20多石田(旧时以产计田，石为出粮的数量) 的自耕农家庭，祖父教学，父亲种田，家境富裕。
他从小参加牧羊、打柴等劳动，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续娶后母，自己一边劳动，一边断断续续习读古书。1919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称万县师范学校) 预科，次年后转入本科学习，1924年夏在校毕业时，因名列第二名，留校服务。不久，由学校向刘湘善后督办请准旅费，派他前往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考教育。考察归来，在北平民国大学读书的兄弟杨吉甫(李大剑、鲁迅的学生) 帮助下，考入陕西国立西北大学学史地。1925年，因战，西安方向交通梗阻，家音数月不通，他转学北京，不期邂逅相逢重庆丰都籍留日回国休假的学生隆准(建国后在西昌技专教书) ，便随隆准一道去了日本。
1926年，在东京由重庆巴县人石青阳先生(1935年病世后，南京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保送入东京陆军学校，为19期学员。同年10月，在东京加入国民党。1928年夏，日本侵华，占领济南，他与同学们义愤填膺，毅然退学回国，赴南京请求参军抗日，被南京当局派往黄埔军校任该校第6期学员的少校教官。同年10月，日本为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便邀请南京国民政府参观秋季军事大演习，国民政府派行政院副院长冯玉祥、参谋长熊斌、上海兵工厂厂长张群、军校训练部主任王右瑜、第五师旅长胡祖玉组成赴日参观团，他因懂日语，从黄埔军校抽调出来随团出访。在日本门司登陆后，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的热情招待，同年底，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参谋本部，他为了读书深造，便到该部供职。
1929年，爆发蒋冯战争，冯玉祥在京汉线上发起向南京进攻，他从南京参谋本部调往何应钦开封行营供职。战争结束，调回参谋总长朱培德部。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向南京用兵，他调陇海路列车行营。随后，被派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在日期间，曾为国民政府出访日本的军政部总务厅长潘竟、陈诚当过翻译，搜集过一些日本国势的调查资料。次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领土，他无心继续在日读书，便归国回参谋本部，准备抗日。此时，他兼任炮兵学校观测教官，同时为毫无抗战准备的国民政府提供了研究抗日对策的重要资料，使国民政府有了对比敌方的人口、兵源、粮食产量、交通工具等方面的参数。
1933年，新疆政府，金树人出走，马仲英与盛世才争夺地盘，国民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任新疆宣慰使，他因与盛世才有旧交，亦被随调新疆任宣慰使署上校参谋。不久，新疆问题得到解决，他随黄慕松飞回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他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专门编制建设新疆的方案及探讨边疆少数民族问题。
1935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长石青阳在上海因病去世，由黄慕松继任委员长，他应黄之约，任蒙藏委员会总务处第一科科长，后兼代理总务处处长。此间，曾参与处理少数民族有关问题。1936年，“两广事变”，余汉谋倒戈，陈济棠逃往香港，囯民政府派黄慕松任两广省主席，余汉谋被任命为广州绥靖主任，他随黄慕松赴粤，任省府参议兼省营工业监理委员会秘书，并经常代行秘书长核阅省府一般公文，以及主编粤省《三年政治建设计划与经济建设计划》。此间，他历任少将高级参谋、训练班少将总务组长、军管区少将总务科长。
1938年，调任重庆行营总务厅第二科少将课长。不久，调任军政部军务司少将部附，专门负责整理长江沿岸的要塞及战时迁往万县的青岛海军学校校务。1940年秋天，国民政府为保障部队实物补给，以期改善士兵生活，成立川康军粮局，何应钦推荐他担任局长。抗战中，原军粮每个士兵一天20市两(旧制)，士兵吃不饱，他任职后，即报请军政部批准，增加到24市两，可是下面贪污成风，士兵还是吃不饱，为堵塞漏洞，他亲到部队点名核实人数，如人数不足，就扣除上月多领的粮食，照实有人数发给。军粮局成都第一仓库库长袁斌如因工作马虎，粮食糜烂甚多，他将袁拘禁3年。兵役署署长陈泽润，采取各种手段贪污军粮几十万斤、军饷几十万元、寒衣费几百万元，使得士兵饥不果腹，冬天还得穿短裤，他得知后，即报请兵法总监部，在重庆珊瑚坝将陈正法。四川省粮食部部长杨全宇高价盗卖粮食，军粮不能按时发给，经他等检举，亦枪决于重庆珊瑚坝。川康粮食局涪陵第18仓库库长张整钧一贯贪污，他多次教育无效，将张在涪陵处决。与此同时，他任军粮局长期间，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友好，军粮局文书股长张仲平(开县人)、庶务股长刘耀青(万州人)、经济股长唐光绥(丰都人) 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向云昆(万州人) 囚禁于成都行营，其妻万象春求救于他，他即找行营总务处长关大钟，否认向是共产党人，不到一月向云昆释放出狱。万州进步人士、鱼泉中学董事长杨吉甫及校长周季之等被困禁于万县聚鱼沱监狱，公安局长艾兴权急欲杀之，他即找国大代表、重庆市府秘书长李寰出面，竭力营救出狱。1943年3月，川康军粮局撤销后，他派到改组了的西康省政府任省府委员兼物价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后改兼设计考核委员会副主任) 。此间，他随省府考察团到过盐源、会理、冕宁等县考察，沿途看见社会凋敝，民众穷困，心中难过。在会理，他见那里十几岁的女孩普遍无裤子穿，便买了几匹粗布分给她们。考察回来，他向西康省府提出：“ 要管制牧区，减少瘟疫，增加羊毛产量，禁绝种烟，扩大农业耕地面积，增产粮食，取消土司头人制度，减少行政障碍”等建议。1946年夏，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派他驻南京办事处任处长。之后，他随刘文辉起义。
1949年建国之后，他任四川省文化局文史编辑。1962年，因病去世，卒年62岁。
居万州的明代易学大师来知德 （16-11）
来知德，字矣鲜，别号瞿塘，有“来夫子”之称，重庆梁平人，张居正学生，明代著名易学家、理学家、文学家、隐士。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十月初五亥时生于梁平县仁贤镇华安村白鹤湾，自幼勤奋学习，8岁成诵，9岁能作诗文，是县里科考的优生，被县令荐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赴省参加乡试，名列笫五，成为举人。随后，两次进京会试，未能及第，遨游九江、南京、泰山等地。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他决心焚引“准考证”，作了一首《了心歌》自勉后，隐居万州长滩镇演易村虬溪山中，在演易台潜心专研《周易》，至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用了27年的时间，撰写成闻名于世的易学奇书《周易集注》，又名《易经集注》，别称《易经来注图解》，共16卷。
来知德《周易集注》，以《系辞》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而以《杂卦》治文。其注先释象义、字义及错综义，然后训本卦本爻正意。他以象数推阐义理，以义理印证象数。纵横推阐，对《周易》之错、综、变、互诸要素，颇多发明。来知德强调义理与象数相统一的理论，并在注释中具体运用，克服了易学史上存在的偏颇性，对正确阐释《周易》的本旨作岀了突出的贡献。他冥心力索，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在《周易》研究中自成一家，使《周易集注》一书成为易学史上一部屡见称引，不可多得的佳作。
来知德一生不慕闻达，著书立说，教化世人，卓有成就。除《周易集注》外，他还撰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弄圆篇》、《心学晦明解》、《何洛图书理学辨》、《釜山虬溪诗稿》、《泰山庐山记》、《瞿塘日录》等几十万言字的书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经总督王象乾、贵州巡抚郭子章(号青螺，江西泰和人)推荐，朝廷特授翰林院待诏，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在家乡梁平病逝，享年80岁。去世后，万历皇帝御赐“崛起真儒”匾，以褒其贤。
来知德是一帯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生过着“麻衣素食”的清寒生活。他中举后，应得的待遇辞而不受，官府的馈赠一律婉言谢绝，按明代规定，乡里除给举人树牌坊外，还要在乡试发榜次日，州县长官设“鹿鸣宴”请考中的举人，以示庆贺和表彰。在宴席上，待《鹿鸣》歌、魁星舞唱跳完毕，来知德便对御使谦虚的说：“鲰生始进，无毫毛裨益桑梓，而以坊金累阁里，义所不安，请辞。” 随即，得到御使许可而告辞。后来，御使送匾于他曰：“清节可风” 。当地人也称他“有伯夷之清” 。在京城应试的时，来知德曾遇一个因丈夫囚于狱中的美貌妇人，愿献其身于他，他晓以修身洁行之义，谢其美意而去。又一次，游华山至鸡头关投宿，夜闻家有悲伤声，得知其女因抵债卖给他人，明日即离家前往，他出于同情之心，赠纹银8两为他家赎身。尤为动人的是他78岁时，对吏部所授待诏殊荣不以为荣，上疏辞去未赴任，愿以举人寿终正寝。
来知德对后世的影响更不可低估。明代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郭青螺《易经来注图解》初刻本问世以后，有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高雪君复刻本、康熙年间敦仁堂的重刻本、嘉庆年间宁远堂的重刻本，以及上海江东书局根据高雪君本翻印的石刻本传世。由于诸本在辗转重刊中，不免鲁鱼豕亥之陋，又迭遭时乱，散佚漏脱颇多。其中，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由崔华重新订正的敦仁堂本，历来为学所珍视，但也有上述之不足的通病。所以，近代以来，《易经来注图解》的善本极难觅见。民国年间，著名学者郑灿，在高雪君本的基础上，参阅敦仁堂本及其他诸本悉心订正补缀，重新整理成轶，并将全部图象表解重新整理订，再次出版了《易经来注图解》，其堪称是来氏之功臣。80年代末，由郑灿订正的《易经来注图解》，公认是最完善的版本，1989年5月由巴蜀书社影印出版。又有2004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张万彬《周易集注》点校本上下2册，共55万字。
来知德不平凡的一生，嘉庆《梁山（今梁平）县志》赞誉他为“千载真儒，直传仲尼（孔子）之绝学，虽有朱程（指宋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程颢、程颐）复生，亦必屈服” 。《明史》第283卷载有他的事迹。解放后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亦将他收入其中。今万州长滩镇有与来知德研究《周易》有关的地名“演易村”和遗址“演易台”。
吃罐罐饭的六二、三年（16-12）
这一生，记忆最深刻的是六二、三年发生自然灾，人生能碰上一次，就够倒霉的了。万州，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天大旱，不下雨，田地开裂，塘池干涸，粮食歉收，生活物资极端匮乏，老百姓吃不饱肚子，多患营养不良的水肿（全身浮肿）病，妇女不来月经，街上见不到“大肚子”（孕妇），城乡人口，死的多，生的少，处于负增长。
万州六二、三年，全民进食堂，不允许在家开伙。学校、机关、企事业、工厂、街道居委会（时称公社、分社）都办有食堂，大家三顿都在食堂吃土陶瓷钵钵蒸的“罐罐饭”，居民每月每人三两尕尕（肉）、二两油、21斤粮，老人更少，只吃17斤至19斤，我奶奶近七十岁，就只吃17斤，中学生定量稍为高一点。饿死的人，不少。我家门口对面，三派出所搬迁后，就曾改设为新桥分社五段居委会的二食堂，亲眼看见当年隔邻居谭先府（他儿子谭继龙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因患水肿病（民间也称“饿病”），拄着一根竹棍，提着一个小箩箩，到食堂端罐罐饭时，倒在了食堂的门口死去。当然，象这种惨状，在那个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
我五七年，才十一岁，高小毕业了，因家庭贫困，没有继续读书，为了补贴家用，帮母亲减少一点经济压力，便跟那些壮年、中年男女，在一起做出力气的粗活，每次分钱时，我只拿到他们成年人所得的一半。六〇年，赶上高笋塘初五中（解放前的石灵中学）春季招生，辍学二年多的我，又动了想多读点书的念头，于是去参考，居然录取了。又谁料，去读初中，天公不作美，适逢饿肚子的“三年自然灾害”。在初五中读了一年书，第二年，五中撤销，五中的在读学生并入初六中，接着我又改进豫章花园里的这所中学上初二。
六一年，学生的粮食关系，都在学校，每月大，交六元钱，月小交五元八，三顿饭在校吃 。年轻人，正当发育，长身体之时，却遭遇自然灾害“闪火”，这只能认命。我们在校，每天谈论的主题并非学习，而是“叫花子嫁女——光讲吃的” 。当时，大家还给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取了个美妙好听的名词，叫：“精神会餐”。
学校的夜晚，相当难熬，肚子饿得咕咕叫，天不亮就醒了，成天默倒、恭候、关心吃三顿饭。学校食堂的饭，用洗脸盆蒸，八个人一盆，每盆用特制的“分饭器”，先划成八等份，放在桌上，铃声一响，学生象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迅速蜂拥到桌前，将自己的叉子或勺子，插到最理想的那一份饭上，占为己有。也有个别不顾面子的同学，在撬（舀）饭时，为多吃一丁点，故意巧妙的挖别人饭的“墙角”，造成双方难言的尴尬。
同时，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学校规定，每周各班籍学生，要轮流停课参加义务劳动一天，或种学校菜园地，或到农民田间地角为学校养猪扯猪草，或到学校食堂帮厨。最苦的劳动是，到万县沙河子里头很远的田坝、杉树槽煤厂给学校挑煤炭，路途遥远，学校中午给每人发一个馒头，而馒头在去的路上就被我们吃了，回来时，大家一路采撷沿途味道酸酸的“红子”（一种荆棘生长出来的小颗野果）充饥。可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吃苦，是从新中国“贫穷与饥饿”中走过来的，因此，至今我们也不会忘记生活的甘苦和艰辛。
当然，六十年代初，在初五中读了一年初中，一生受益非浅。掌握知识，脑子开窍，醍醐灌顶，从那时开始。这也为我后来知识的积累，作了重要的铺垫。学校校长朗华、政治老师李洁（女）、“文革”后平反任了市政协副主席的五七年“右派”刘培生，都是从上海和江浙一帯来的外籍老师。本地的有，任我们班主任的周伯驹老师，是万州有功底和资深的现代派画家，他对学生异常和蔼可亲，万州城区公园、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一些重大题材的宣传画，都请他去制作，可惜的是，他因病已早逝多年。副校长温海田教我们数学，尤其是语文老师幸升阶，曾谆谆教导我们：要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工工正正的写好汉字。字写出来，是给自己和别人看的，字是一个人的“打门槌”，“字如其人”，从一个人写出之字，可窥见所含的学问。我一生铭记了幸老师的教诲，写字从来都是恭恭敬敬，一丝不苟。
与此同时，我一生结交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是在初中认识的，一个是百货站工作的程启明（船员的儿子，脑溢血去世二十多年了）、一个是石油站工作的财务科长聂仲麟（林）。另还记得班里的同学有：罗永忠（曾在云南东川的十四冶工作过）、薛泽芳、孙友邻、殷德祥、何毓祥、周康林、双文全、刘中国、刘奎道、陈光元（五娃）、吴安信、蒋先可、汪成昌、汪继才、冯仁英（万州队女篮运动员冯仁菊的妹妹，后在石油局工作）、胡传俊（女，后在云南省建工作）等。有一次，大河水（长江水）涨到万安桥栏杆边，我和在三马路住的周康林同学，从阅江楼旁下河洗澡（游泳），被民主路菖蒲溪住的冯仁英女同学看见，她出于爱护我们的好心，报告了老师，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追查此事，我死不承认，周康林“坦白从宽”，表现了“诚实”，我却“抗拒从严”，表现了“顽固不化”，相比之下，我难堪，我无地自容，我相形见绌。的确，周康林从小都比我聪明，他和他哥当年是夜间用针扎捕青蛙卖的能手，灾荒年，他晓得动脑筋自救，晓得想办法去攒钱，我就没有他那样的转变。
后来，我转到初六中，仅读了半学期，莫名其妙被班主任吴家驹“劝退”离校。当母亲把我带回家，告诉我，才知道，有人告我的黑状，反映我不尊敬老师，给老师取诨名，暗地叫班主任：“不怕驹”。当时，离校回家了，想找一个正式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万钢”这些响当当的单位，大跃进时那么的红火，现在而今眼目下，还下马了。象川东制革厂、针织厂，这些国营单位，都在精简放人。一些有正式工作的职工，当时就给你三个月工资，便让你回家，退职了，成了失业者。然，我们这批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年青人，就只能混到“新桥分社搬运队” 去下苦力了。搬运队，其实也就是相当于今天“重庆的棒棒”、“万州的扁担”、“贵州的背篼” 。
万州，旧时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劳而获、抓拿骗吃的懒汉为“烂影”，也有称之为“烂龙”、“滚龙”的。六二、三年，打烂帐的“烂影”不少。有一次，我还在校时，学校放农忙假十五天，农村的同学回去了，我们城里的同学由老师带队，下乡到九池公社（今九池乡）参加劳动，看见一个十四五岁枯瘦如柴的小社员，正在刚浇过粪的地里，刨出种下的红苕母子，揩都不揩，连泥巴一起，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后据生产队的人讲，这个小社员是个“烂影”，爹妈都没有，孤儿，曾将生产队一支羊悄悄的拖到山洞里烧来吃了，生产队拿他也无法无招，咬他脑壳硬，咬他屁股臭。又过了几天，当我们再见到这个小社员时，他已躺在一间破旧茅屋的檐下，饿死了，不知是那位好心人，还捡了一块破席子，为他盖上，再后，生产队派人，象埋病猪狗一样，挖了个坑，将他窖（万州话读“告”，名词活用为动词，“埋”的意思）在了荒山之上。
灾荒之年，城里的“烂影”，有的把一个月的粮食定量，违法冒险弄到“投机倒把”、黑市买卖集中的阅江楼茶馆处，偷偷的全部卖了，换成现钱。当时，粮票黑市价，每斤2.5元，一般人一月工资才20多元，2.5元相当于今天200多元。粮票当时可以到粮店买粮，也可以到食堂吃客饭，但有了钱，有了粮票，进(上) 馆子，还吃不着饭。馆子吃饭，除钱粮外，还需出视出差证明，所以，城市的“烂影”，将粮变卖后，便到糖果店去买高价的“高级饼子”（又称“蟹黄饼子”）吃，1.4元一个。他们吃了上顿，不管下顿，没有吃的了，就等着饿死，或到处去偷，到处去抢，街上抢别人吃的的事情，经常都在发生。还有的人，穷吃饿吃的，一次吃好多好多的“蟹黄饼”，结果，急性胃扩张，胀死了。
六二、三年，让万州人觉得跩、社会地位高，也挺令人羡慕的：一是，百货公司，时有儿歌颂：“百货公司，顿顿打牙祭。” 二是，炊事员，时有民谚曰：“饿死的炊事员有八百斤，胀死的没有秤称。” 其次是罐头厂，都晓得在该厂工作优越，可买点“碎碎肉”。那时，卖米的有米吃，卖肉的有尕尕吃，卖酒的有酒喝，卖烟的有烟抽，做一行吃一行，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了共识。时至今天，光阴已跨过了50多年，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从前的认识，历史的车轮，已使它发生了逆转，管物管吃的单位和职业，再也不受到人们热烈的追捧了。
六二、三年，万州有很多人逃到新疆、内蒙，家里的户口被派出所注销。我家姑爷向利如（又名向士万），是白羊的农村教师，五七年暑假进沙河子，到县里学习后，回来变成了“右派”，接着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当年，他斗胆逃到利川的齐曜山，在一座煤窑，为矿工从山下往山上挑饮水，煤窑每天赏他一碗湖北的红米饭吃。也就是那一年，一个大雪封山、白雪皑皑的冬天，我和邻居发小薛天信（小名“甘霖”，其父是外籍民国时在万州做官的黄埔生），托人找车，坐到川鄂交界的苏拉口，辗转来到了那座煤窑，想在那找活干，但那座煤窑是“立山窑子”，煤层九十度垂直生长发育，挑煤的（万州去了不少人）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用一根弯扁担挎在肩上，上下放两箩煤，每箩重五六十斤，双手攀着厢木，一磴一磴向上爬出矿井，每天挑煤有定额，完成后擦身钻进被窝睡觉。虽然天冷，但矿井旁，便是用煤粑二十四小时升起一堆大火的工棚，寒冷倒也无妨了，只是劳动强度太大了，我和甘霖望而却步，奈它不何！于是，第二天便打道回家了。
当年，万州城里的姑娘，还有到利川大山里嫁人的，为的是给娘家弄点粮食，度过饥荒。利川相对来讲，六二、三年比万州日子好过些。万州，一路一说、成群结队悄悄（因涉嫌违法）拿旧衣服、旧床单和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走路到利川大山里换包谷、红米的人，不计其数。我去过三次，有两次拿旧衣服，为家里，在利川谋道、南坪、汪营一带换回了一点大米和包谷，后经万州的走马，从新田白水溪坐船回来。另一次，是用鞋票买了一双川东制革厂出的新皮鞋，在利川城里换了20斤全国粮票，算是为家里度荒解决了大问题。
灾荒年代，万州大多数人，“穷得新鲜，饿得‘硬走’（意为不，这里指有骨气）” ，守住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没有发生过群哄群抢的事件。比较极端的事件，仅有三马路水巷子专门帮别人埋死娃儿的蒋老娘，有一次，在黑地摸摸的夜晚，悄悄地将死婴，弄到她家门前的苎溪河里去洗，被人发现，后报告了受刑拘，结果病逝于监。而比较普遍的情况有：大家都吃过糠做的饼干，一是充饥，二是说能治“水肿”。另外，将谷壳打碎变粉和找野菜树叶为代食品，用“清明菜”做粑粑吃等。一次，我们去利川换粮回来，走到万州的走马，住在一家农户开的私人栈房宿夜时，还买过店里打的一串一串的老鼠爆炒吃，你真不要说，还挺香的！个别情况有：根据古书、县志记载的事，时人也有尝试过吃“白鳝泥”（又名“观音土”）的，吃多了不好解大手，容易产生便秘，甚至于引起肠梗阻。象食物掉在地下，为了不浪费，也不管卫不卫生，捡起来就吃了，以及在馆子门口“望嘴、流憨口水、舔盘子” 等现象，更是在所难免，在那个年代也的确存在。
六二、三年，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它距今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凡从那个年代经过来的人，都长了记性，我们经常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有时要把无时想”、“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是真理。曾记否，饿肚子的日子，不是个滋味儿，不好受哇！所以，我们这一代，肯定都晓得远离舌尖上的浪费，并能做到勤俭节约，爱惜粮食。
　　清清苎溪河（16-13）　　苎溪河，又名竹溪河、喜溪河，因两岸生长苎麻而得名。该河发源于万州分水镇川兴村，河水自西向东流，经李家河、高梁、沙河子，在万县大桥处的关塘口，开始横穿万州老城的三马路（右岸）、民主路（左岸）、胜利路（右岸），于南门口处注入长江，全长30.6公里，沿途纳支流45条、建小水电站5座，其中城区三马路大巷口处河边有1座，由原粮食局天仙面粉厂，在万州桥下印盒石旁，即谓“雪响石琴” 景观的天生桥上，拦坝修建，2002年三峡工程蓄水时拆毁。同时，城区河上建有大型石拱桥4座，其中步行桥2座、可通汽车的公路桥2座。一是陆安桥，建于清代同治十年（1871），是天子城、陆家街居民和针织厂（后名毛巾床单厂、印染厂）出行的必经通道，2002年三峡工程移民时，按石材编号拆毁，今重建于万州青龙瀑布处。二是万州桥，又属为“房桥”建筑，建于同治九年，桥上曾有房屋和居民，是三马路火烧坝地带，步行去民主路拜“燃灯贡佛” ，走马仑岩、棉花地、菖蒲溪、西门坡等地的捷径，日发特大山洪时，万州人称发“潮阳水”，又叫“走蛟”（老人认为汹涌而来的水头，是有生物变龙，借河道下海），连同位于桥下有十几平方米房屋大小、并刻有字的“印盒石”一起，被冲毁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再也找不到该桥的丁点痕迹。三是福星桥，又名新桥，建于1928年，是三马路连接较场坝、纸房溪、鸭子沟（玻璃厂）、民主路等处，以及汽车开往开县的通道，今已沉入三峡工程蓄水后的河底。四是万安桥，又名大桥，1926年采用石拱加钢筋混凝土建成，是万州城区第一座公路大桥，此桥把二马路、三马路、胜利路与环城路、一马路连成了一遍，2002年移民拆迁时用“梯恩梯”炸毁。　　苎溪河，在记忆里，流水潺潺，河里遍布大小不等卵型的沙石、青石、石灰石，五十年代，较场坝纸房溪处的河边，有烧石灰的窑子，每天众多贫穷市民，不分男女老幼，在河中捡寻、觅挖石灰石的卵石，挑到或背到石灰窑上去，过秤换钱，时价每100十石灰石卵石，仅值人民币8分。同时，这条美丽的河，长年涓涓细流，清澈见底，河中有蝌蚪、鱼类、龟虾、桃花水母等水生动物，以及供鱼虾产卵的针叶、韭菜叶两种苲草。那时，该河经常能见到撒网、扳罾、拦河巴网吆、舀水戽滩，以及水咪子（类似水獭）、水老娃（鸬鹚）和打渔船，在河里捕捉到一条一条的鲤鱼、青鮈、边块子（鱼）等；摸鱼的摸到黄鳝、泥鳅、巴虱子（粘在石头底下的小鱼）、桃花斑（一种有花纹的鱼）等；用竹竿钓者，刷起流水处的刁子（又名“小河刁儿”，一种有细鳞的小鱼），拉起回流水处的黄鮕头（又名黄腊丁）、鲇鲃浪（学名“鲇鱼”，俗名“胡子鲇”）等；此外，有一年，驻天德门（三马路处）的公安大队，在滑头咀河边的黑滩子水域，销毁过期的手榴弹，炸起来的鱼，一条条的个头，足有七八斤。也还记得，当娃儿时，凡遇河里发“潮阳水”，就用撮箕在河边水草里去努，常常能努到鲫鱼、麻花鱼、虾子、螃蟹、乌龟、鳝鳅等。　　苎溪河，在它可爱的时代，给笔者的印象是：水不深，一般水域在50厘米以下，因河床陡峭，天晴下雨，河水易落易涨。但就城区河段，2米以上，形成了潭水，可供市民炎热夏天洗澡的场所，像一个个天然的游泳池一样，共有4处：一是天德门（右岸）与陆家街（左岸）之间的瀼渡桥河坝，右岸用石条石板砌有石坎和石梯，左岸是沙滩，形成的潭水就在过渡平桥的洞里，“一洞”最深，人站不起，“二洞”一人深，“三洞”齐人之腰，夏天中午和吃过晚饭后，下河洗澡的人特别多，在没有一个人工建的游泳池大的小小空间，最多时，干楚楚的一河，然，到了冬天，此处就只见有洗衣服的大妈和姑娘了。二是滑头咀（右岸）与玻璃厂（左岸）之间的黑滩子，潭水最深处在左岸，右岸有一块场地很大的沙滩，小河之沙，比长江大河之沙的颗粒细腻些，中午和晚上在这里洗澡的人，洗了澡，还可以享受“沙浴”。三是新桥（即福星桥）下，也有一潭，但在此洗澡的人，比前两处明显的少得多。四是三马路雷家巷猪毛厂下去（右岸）的河边，形成的潭水最深处在“印盒石”，最浅处是天仙面粉厂发电的拦河坝一带，此处洗澡洗衣的人都多，洗澡的娃儿，凡胆子大的，还常把“印盒石”当跳台，攀爬到那坨约2米多高的庞然大石头上，像飞雁啄水，猛栽下去，也有技术孬的，只跳个“冰棍”。　　苎溪河，是一条万州人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河流，在没有自来水的五十年代初，邑人饮水，家家户户都要备一个装水的陶瓷大水缸和一对木制的水桶，到河里去挑；衣服脏了，装进长瘪形的竹篮（称“提篮”）或有眼的正方形竹背箩中，带着肥皂、皂角、冰碱等洗涤剂，踩过铺设的一磴一磴的青石，走到河里流水之处去搓洗。该河瀼渡桥、三马路派出所对面的水巷子处的河坝，挖有经过河里沙石自然过滤后浸水的“沙井”，陆家街、营盘口口、天德门、肠衣厂、新桥等一带的居民，只要带上舀水的水瓢，挑着木桶，24小时都能提取到干净的“沙井”水。在没有“沙井”的河段，居民饮水，一般都选择一早一晚，即河水没有污染的时段，到河里流淌的深水处去挑，就是采用水桶在河中打。如果下雨，河水涨了、浑了，河水暂时不能饮用了、洗衣服了，许多人家便想法先接一点屋檐水和“天花水”（露天接的水）洗衣服和饮用。只要河水稍清一点，万州人称为“月白水”（还不太清亮，有点蒙浑之水）时，就挑回来，用明矾打（搅）一下，澄清了再吃。五七年，三马路、新桥一带，在万州城区率先用上了自来水，饮用沙井水、河水的历史，就此宣告结束，但当时洗衣服仍在河里进行。　　苎溪河，这条美丽的、洁净的、与万州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河，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遭遇了人类愚昧、不讲法制的多种劫难。一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针织厂、川东制革厂，把染纱子、硝猪牛羊皮的废水、污水、脏水，往河里排泄，造成河道变黑，河水变臭，原河里的水生动、植物，都死光死绝，从此居民洗衣服再不下河，改成用自来水，该河成为无人活动和问津的废河。二是，自从发明用塑料袋，人们买菜再不提篮子后，人类活动的各种垃圾、废品，都悄然的、不断的往河里抛扔、倾倒，河里凡静水处，均旋浮着厚厚的一层白色垃圾，多处河段成了垃圾场、垃圾堆，这也是该河最不堪承受污染和最苦难的时期。此外，原民主路万州桥处河边（左岸），在天然石崖上，凿有一尊类似乐山大佛文物和文化的大佛，名曰：“燃灯贡佛” ，长年香火不断，是万州老百姓，许愿、治疗心病、有疑惑和郁闷释怀的不收费的场所，也是一种自慰的传统方式，本来应该说它是祖先留给万州人民文化和精神的财富，是苎溪河边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体现了万州人聪明、能干的智慧，遗憾的是“文革”时，被“三忠于，四无限” ，誓死紧跟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伙人，以破封建迷信，扫除“四旧”的名义，无情的铲除了。　　如今，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笔者亲历和见证了，在人类活动、人类进步的同时，给这条河带来的破坏和变迁，尤其是三峡工程对该河的“整容换脸”，可说是致命的，它使该河更加面目全非，失去过去最初的风韵。象苎溪河昔日的“老树枯藤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以及谓“雪响石琴” ，称万州八景的天生桥，那具有的田园山水式的原生态自然风光，已荡然无存、消失殆尽。据说现在那段已变成水塘塘、水凼凼的“天仙湖”河段（原瀼渡桥至新桥、大桥一带），流水不流了（跟今日长江变平湖，失去“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一样），夏日里有蓝藻，水有时会发出阵阵恶臭，养出来的鱼也不好吃，帯苦味，且鱼的头，重金属更是超标。　　当然，笔者也明白，象苎溪河这样的河流，它的故事，谁也是讲不完的，予在此，为大家，亦仅仅是开了个头，希望怀念它的故事和今后再发生的故事，不断的、有更多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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