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老百姓挣的钱为啥越来越少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傻瓜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我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政府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为啥挣的钱越来越少？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我们在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一条就够了，算上战备，两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六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一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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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吴敬琏教授最新演讲，帮你看清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改革前景_新浪财经_新浪网
“ ①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后果，三个主要的负面结果是：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非常快、货币超发导致泡沫经济。②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③一系列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措施，辅以灵活的财政政策，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④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⑤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吴敬琏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当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去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十三五”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方向。在3月4日举办的中欧合春秋专题活动暨中欧管理论坛上，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强调：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化为“供给侧改革”的说法值得推敲。作出供给侧因素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不同源于需求侧因素（“三架马车”）的分析，和不同的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方略。至于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构架和政府规制框架的改革，即我们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不可与“调结构”混为一谈。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什么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三期叠加输入标题第一“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开车时经常要换挡，换挡讲的就是增速下降。第二“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结构调整提出来至少有10多年了，但是调整并不容易，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付出代价。调整包括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三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前期我们对付增速下降的办法就是用需求刺激，主要是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增加需求，它们都会造成货币超发、债务增加这些相伴随的后果。四降一升输入标题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一方面是工业品价格下降，按出厂价格来看我们现在已经处在通缩阶段。工业企业利润随之下降，如果成本没有大幅度下降，那么企业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又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了。因为前期刺激使得债务增加得很快，大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率，这样在某些环节上就可能出现危机，出现经济链断裂。两种分析框架和两种对策思路面对问题就要找寻它的原因，找出对策思路。总体来说有两种分析框架去分析产生这些挑战的原因，和相应的应对办法。【图】恒等式如果用不变价计算，这是一个恒等式。左边是总需求，总需求等于GDP总量，也等于总供给。需求侧是三个因素：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因素加在一块就是总需求。由需求侧分析得出来的数据叫做实际经济增长率。如果用现价计算，就可能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供给侧也是三个因素：劳动、投资和效率，效率（TFP）也叫全要素生产率。由供给侧因素分析得出来数据叫做经济潜在增长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侧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需求侧这三个因素在中国称为“三驾马车”。根据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拉不动中国经济这辆大车。要“保增长”，就得振作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叫做“扩需求、保增长”。我们的媒体甚至说这是经济学的真理，其实这只是凯恩斯主义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时使用的分析框架，经济学并没有这条“定理”。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误用。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后果，三个主要的负面结果是：★ 投资回报递减经济学有一个规律叫做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常用增投资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它的效果是越来越差。这条规律在我国表现得非常明显。【图】增投资的收效递减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新华网从2009年一直到去年第三季度，几乎每年都有一轮刺激，强度差不多，但是效果呢？2009年那次拉上去好几个百分点，增长率到了10%以上，后来就每况愈下。到2015年刺激政策就完全没用了，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杠杆率提高得非常快在分析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状况时，通常使用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债务率（债务对总资产的比例），另一个是杠杆率（债务对GDP的比例）。一般认为中国现在总的杠杆率大概在300%左右，即我国一年的经济增量的3倍。【图】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加速提高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ebt and (not much) Deleveraging》，2015年2月一个国家的总债务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居民债务，居民债务在过去一直不高。第二部分是企业债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金融企业，另一部分是非金融企业，这个杠杆率在中国太高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欧盟的要求是90%以下，中国的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是125%。第三部分是各级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也偏高。★?货币超发导致经济泡沫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寻找原因和对策：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一个假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除新增劳动力和投资之外还有一个余值。这就是索洛余值。索洛把这个余值的内容界定为技术进步，即运用资源方法的改进。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索洛余值的内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的界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这种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除了人口红利和大规模投资以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效率比起过去提升了很多。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过去在农村的低效利用转移到城市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和外国技术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仅仅是采用简单的购买外国设备、引进技术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术水平。正确的方针：用改革推动体制完善和发展质量的提高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同时，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问题不是三五年就能解决的，一般规律是生活水平越高、文化水平越高、出生率越低。前两年提出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如果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那么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总之，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粗放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集约增长。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20年。但是过去成效一直不大。在2005年总结“十五”经验时曾经仔细讨论过，根本原因是存在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体制性障碍”（可以参阅我在2006年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所以，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来可以看到，正确的方针，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增长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十三五”提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五中全会以后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输入标题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构架和政府规制框架的改革，即我们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它还很不完善。例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就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还要强调推进改革的必要性。今年的结构优化总体来说要“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但也主要要靠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1）通过市场竞争使经济资源从供过于求、低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流向供不应求、高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2)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培育创新创业积极性。现在存在一种倾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混为一谈。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主要用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去“扶持”新技术产业。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现在风险积累是很明显的，所以要用一些办法保证不出现大的风险，不出现系统性的危机。一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措施：① 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② 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③ 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④ 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⑤ 停止“刚性兑付”；⑥ 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再辅之以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能做到的。另一方面，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在短期内政府不采取救助措施，会在短期内造成难于补救的损失。所以，我们有时候还得使用短期政策来渡过难关。短期政策无外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流动性高的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结果就造成了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而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会造成大灾难。所以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简单地说就是用赤字来增加需求。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然，营商环境不够好只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税收对于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好处，则是确定无疑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些论者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于一般地加大政府在决定资源配置和调整结构中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什么是公共品？输入标题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用PPP的方式提供共用技术和牵头组织产业联盟开发新技术；用“补需方”等方式提供补助，以补偿正外部性和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组织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讨论和因势利导，提供非指令性的产业规划。现在政府还是太多地干预微观经济，其实效果不好。拧紧责任螺丝，抓紧搭建市场体系的主体框架?最后，推进改革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必须警惕“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等消极现象。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中央深改小组第20次会（1月11日）和21次会（2月23日）的要求，“拧紧责任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本文根据吴敬琏教授在中欧合春秋专题活动暨中欧管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内容已经本人确认。本文由中欧华南微信号（ceibssz）授权转载。吴敬琏教授关于中国经济的独家见解中国经济面临发展困局，吴敬琏教授把脉开方吴敬琏：经济下行期，推进改革方能治本修正“三驾马车”——吴敬琏：如何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更多人气阅读，请点击“阅读原文”！吴敬琏：老百姓挣的钱为啥越来越少了？_博报blog-爱微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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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为啥老百姓挣的钱越来越少？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一条就够了，算上战备，两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六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一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博采众家之言 报闻公民心声&欢迎关注·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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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为啥老百姓挣的钱越来越少了？
作者：吴敬琏；来源：新浪博客我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政府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为啥老百姓挣的钱越来越少?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一条就够了，算上战备，两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六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一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改革要打破党国大公司我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其实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b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改革的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作者：吴敬琏；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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