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不战沙场亦英雄
虽然早年参加过创造社、“左联”，晚年又长时间从事文化工作，但父亲认为自己不属于文化人的行列，他更倾向自己是一个“革命者”。
口述& 李苏苏& 李薇薇& 采访& 温志宏& 刘梦羽
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出生于四川彭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奔赴上海，边读书边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共特科工作。李一氓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四军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担负起淮海区，苏北苏皖边区、旅大区等地方党组织或政府的管理工作。解放后的30年间，李一氓同志一直在中国外交战线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晚年时期，李一氓不满足于安享生活，而是致力于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为抢救保护珍贵古籍做出贡献。
《李一氓回忆录》（2001年1月第2版。第1版原名《模糊的荧屏》，再版时更名）详细记述了他1949年解放以前的革命生涯，但对新中国建国后的经历，特别是家庭生活几乎只字未提。本文通过对李一氓两位女儿的采访，展现一代革命家鲜为人知的一面。通过跨越时空的追述，跟随一代革命家，寻访他人生中重要的几个片断。
遗憾从未上前线
父亲一生的遗憾之一，是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
从我们记事起，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就很少，对父亲的经历，很多都是在父亲去世后，从父亲的回忆录上和一些长辈那里了解的。
父亲出生于四川省彭县的一个小职员家庭。虽然祖上是县里的大地主之一，有好几百亩土地、一处大宅院、一处绸缎店和一处杂货店。但后来家道中落，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是比较穷困了。我们都没有见过祖父母，只是听父亲说，祖父非常爱整洁，父亲则遗传了这一点。
父亲小时候的家境不好，主要靠他在军阀部队供职的三哥接济学习费用。五四运动时期，受到民主自由精神的鼓舞，1921年，父亲没有和家里打招呼，向亲戚借了一百块钱，和同学一路到上海去了。父亲先后在大同、沪江、东吴大学读书。他并不把精力过分放在学业上，而是更关心当时的时局。1925年，父亲在他的好朋友李硕勋、何成湘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学校投入了革命的大潮中。
在父亲的革命生涯中，皖南事变对他来说“是一件恨事”，让他在精神和情感上都感到沉痛，为此做过一些诗词。当时，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父亲是受中央委派作为新四军秘书长，离开延安的时候李富春同志曾经和他谈话，要他做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工作。“皖南事变”后，父亲曾希望直接到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但因形势所迫，他辗转到香港，委托廖承志同志代发他向中央做出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父亲客观如实地汇报了“皖南事变”过程。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事变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客观分析，体现了他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
后来我们听到父亲的老战友对父亲在1942年到1946年在苏北工作时期的赞扬。那时，对全区进行土地普查，制定了细致的征收公粮的办法，一年就改变了粮食困难的局面，对三三制的政府组织，减租减息的政策执行，和货币问题的解决，财政收支的改进，父亲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人都说“氓公抓生产和理财有办法”。别人问父亲学过财经吗，父亲说，从实际出发，动点脑子，总会有办法。
1946年在苏皖边区政府成立之初，由于八年抗战留下的创伤和遇上40年未遇的大灾荒，全地区灾民高达700余万。面对这个严重情况，父亲亲自抓了苏皖六专署(淮海区)战胜灾荒的典型，最终渡过了这一难关。彼时，苏皖边区政府有比较完善的人员配备，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父亲从皖南事变的阴影中走出来，在工作中倾尽全力。日，新华社以“苏皖解放区一年的政绩”为题发出专稿，全面介绍和赞扬了苏皖边区政府所取得的成绩，这是全解放区的成绩，也是对父亲作为其中一员的工作的肯定。
父亲不仅把经济工作抓得井井有条，而且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组织了京剧团去各地演出，后来还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了京剧《九宫山》，受到极大欢迎。
父亲曾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也有过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准备。他在淮阴的时候，曾经得到华中局的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因为距离南京比较近，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父亲和少数同志在淮阴城外走过几趟，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但还没有定下来具体位置，解放战争就打响了，原先的计划没有实现。
父亲一生虽然经历过多次战争，但都没有到前线打过仗。这后来却成了父亲心中的遗憾。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急风暴雨时期。今天想来，如果当时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对自身的锻炼可能更有益处，可惜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可是我们觉得，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地方工作积累的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在建国后没有得到继续，而是转行做了外事工作，有些遗憾。
五年牢狱心不改
“文革”冤狱五年，父亲却很豁达，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和生死考验的人。
1949年6月底，父亲到了北京，当时并没想到要在北京落籍。50年代，国内听从苏联的意见，以为马上就要进联合国了，总理决定成立一个50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由张闻天任团长，父亲担任副团长。因美国阻挠，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代表团只能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注：朱启钤公馆）待命。后来这个代表团解散了，父亲就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常年在国外工作。
1958年，父亲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缅甸大使。当时，母亲也从事外交方面的相关工作，已经是一名局级干部，她不愿意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任，直到一年后，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任期结束回国，母亲才作为下一任文化参赞被派驻过去。从此直到1963年，父母都常驻国外，只是在他们休假或者开会的时候回国。
小时候，我们姐妹俩上的都是寄宿制学校。因为父母长期驻外，我们在北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周末姐姐把妹妹从幼儿园接出来，玩一天再送回去。后来分到了位于北池子的外交部的一间宿舍，面积很小。我们和大姐蕾蕾周六就坐公共汽车回去，有一个阿姨给我们做饭吃，玩一天，周日下午再坐车回学校。每逢寒暑假，父母就拜托其他老同志把我们带到他们家里去。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到裁缝店，给每人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红呢子大衣，好像是准备带我们出国，后来可能政策变了，不能带孩子出国，我们就没有走成。
1963年，父亲从缅甸回国后，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在北京算是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家。那时候苏苏已经到西安上大学去了，只有薇薇在父母身边，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年幸福走校生活。高三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1964年，国家公派一批高中毕业生去国外学习外语，因为原来学的是俄语，所以只能选择斯拉夫语系的国家，父亲觉得学小语种将来工作要受一些限制，就没有在同意单上签字。当时，父亲就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管这件事的，全国的名单都在他手里，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调到更热门大语种的学生名单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做。
1968年，造反派以“杨余傅事件”为由，把父亲抓起来了。当时我们只知道父亲被抓了，但是不知道被关在哪里。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因为是黑帮子弟，被“开除出国防口”，也不能回京工作。那时妈妈在干校，一家人天南海北。后来，听了一些传闻，才知道父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72年以后，毛主席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定的，应一律废除”。此后，监狱条件改善了，比较突出的是伙食标准提高，原来只吃窝头和白菜帮，后来就可以吃到肉和鸡蛋了。家属也被允许去探视。母亲就带着一些水果和书籍，坐着长途汽车去看父亲。
1973年，父亲从监狱里出来，被转到阜成路304医院，之后又转到公安医院（注：现在的复兴医院），虽然一直有战士看守，但已经可以说是一个被释放的信号。那时父亲讲了一些监狱里的事情，他从不吵闹，据说是五年最守规矩的一个。在环境允许时，父亲就是要书看。对于当时的处境，父亲比较想得开，也没有消沉，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和生死考验的人。我们想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是孤独的，一大批老战友都是一样的命运，而他们坚信党不可能一直这样，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
从容坦荡真性情
待人真诚，做事实在的性格，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父亲平时话不多，做事情很干脆、不拖拉。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讲到各地建设情况时，总是兴致很高而且滔滔不绝。他不止一次地谈到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的盛况，每次说到坐着后面全是玻璃的观光车经过大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后，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与胡立教、孙大光、齐燕铭几位叔叔一共十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学习班。当时，党中央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他们的学习班就去当地参观学习。后来去大港油田参观的时候，他兴奋的对我说：你不是说过井架搬家很壮观吧，这次我也看到了，的确壮观，很了不起。又自豪地告诉我，他在新开发的海上油田，他如何坐船去了钻井平台（注：从船上甲板要攀登十几米的软梯才能到达平台，或者做一个大网袋用吊车吊上去）。当是父亲已经72岁，是同行中年龄最大的，但是他是第一个攀登软梯上到平台的，很感自豪。有比他年龄小的还是坐网袋吊上去的。
古人云，以天下为己任。父亲他们这一辈人就是如此。
在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公路刚刚修好一小段，父亲就高兴地带着全家人一起坐车去看。虽然路程很短，我们大家还是很兴奋地一路看一路评论着。父亲还和这和外国的高速公路比较，说中国太大了，要建设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要用几十年。父亲说修好这条路从北京到天津只要一个小时，那时一定去天津看看。古人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父亲他们这一辈人从年轻时就关心国家的命运，就像是。
听父亲的老战友说，父亲的烹调技术很棒，有一位阿姨说：“在根据地的时候，有时候馋了，就几个人去找你父亲。他叫警卫员捉青蛙，买青菜，一会就做好一桌菜，什么菜到他的手里就变得好吃了。”但是，我们一生中只尝过一次。有一次家里做好了红烧鱼，父亲让我们把鱼骨剔出，他拿到厨房里，不一会工夫，就端出一盆香气扑鼻的鱼汤来。佳肴的美味和烹饪的过程使我们感到神奇。所以，我们常说父亲是烹饪的天才。
父亲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书房总是很整洁，家具的摆设不显拥挤，也不显零散，总是错落有致、恰到好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曾经听赵朴老说过，他到缅甸的时候，去过父亲的房间，房间不大但布置的非常美观，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如果时代不同，父亲一定会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印象中，父亲逢年过节也不去上级家拜访，更不会因为自己的地位而去求别人帮忙。“文革”后，每年春节前都要去看望一下的，只有赵君陶伯母，她是李硕勋的夫人，父亲叫她嫂子。
父亲从事了30年外交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勤于思考，有自己的创见。他不是传话筒式的干部，也不是只会坐着讨好上级的干部，而是非常认真地做事情。他为人实在，从不打官腔，对那些“东风吹，战鼓擂”或者言必谈大好形势的“新八股”一直抱着调侃的态度。
我们听到过两件有趣的事情。
与父亲在国外共事过的同志曾经回忆，有一次世界和平理事会开会的时候，没完没了地讨论一个非常琐碎的问题，当时会场隔壁正在放一部儿童片，父亲起身离开。法国主席问，李一氓同志你去哪里？父亲说，我们去看电影吧。大家笑起来，会议也就散会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淮阴的一次演讲会，作报告的人正在“一、二、三”的演讲，父亲坐在台上，台下有一首父亲写打油诗传到另一个老同志手中，这个老同志认出是父亲的字体，于是转身去看，发现父亲也正笑咪咪地看着他。
终其一生“革命者”
相较于“文化人”的称谓，父亲更希望自己是一个“革命者”。
有人说父亲是一个“文化人”，但父亲却说，虽然他早年曾经参加过创造社、“左联”，从事过很多文化活动，但自己并不属于文化人的行列，我们想他更倾向于自己是一个“革命者”。
“一氓”是父亲的笔名，许多人不解其意。
毛主席第一次见到父亲，就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氓：音meng）。父亲年轻时就是怀着这样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而且终其一生。
1990年，87岁的李一氓同志驾鹤西去。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我无可悔，也不想悔。我做了我可能做的事情——谈不上什么事业。我没有对不起这个历史，也不曾辜负这个时代。”
李一氓的一生，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过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虽历经挫折和磨难，依然无悔无怨。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李一氓先生崇高的人格和信仰，更体现了他英雄儿女的本色。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和后来工作生活都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李一氓同志对文化的热爱始终如一，从古籍、字画到京剧、书法，爱好之广泛，研究之精深，如今仍被传为美谈。而这正是他被誉为“学者式革命家”的缘由。
（本文图片均由李苏苏和李薇薇女士提供）
链接：李一氓生平回顾
1903年，李一氓出生于四川省彭县的一个职员家庭。青年时代赴上海求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1932年，到达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
1934年，参加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先后任甘肃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长，还以毛泽东主席代表的身份前往成都开展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
“皖南事变”后返回苏北解放区，先后任中共淮海区、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等。
1947年，调任旅大区党委副书记，还曾担任大连大学校长。
1958年，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1962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197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先后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常委。
1982年，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
&记李一氓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1）：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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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李一氓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　　……　　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和一氓同志相识始于1950年初。那时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人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进入联合国，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50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副团长就是从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只能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当时闻天同志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志则同大家住在一起，主持日常工作。所谓工作，主要就是学外文和分工研究点国际外交问题，也组织一些人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分工是主管调研和资料工作，同时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本美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志请示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这也为日后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　　在代表团，一氓同志和大家不论职务高低相处都很融洽，平易近人，毫无虚假，大家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愿意向他请教和听他谈论。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有意见就提，既没有架子，也不讲客套。对工作如此，就是业余爱好，他也是诲人不倦。例如他精通词学，我也想跟着学一点，当郑森禹和田惠贞结婚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祝贺，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未曾泛舟成功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去向他请教。不想他极为认真，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哪里平仄不对，哪句叶韵欠妥，真是不厌其烦。我只好将贺词撕掉，未敢拿出。后来他还把历年词作的手抄本拿给我看，以致至今还记得几句。可惜这本词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他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晚辈尤为热情，但并不表现在表面上，有时反而显得“冷漠”，加之他“不攀领导”（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所以一开始人们还觉得他有点“怪”，不像个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大干部”，更多的像个文化人，但又没有现在一般文人的某种习气。他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名流，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来往，更不会趋炎附势。熟人有时去看他，他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有话可以相对无言，也不勉强应酬。对同事如此，对其他客人也是这样。有一回去看他，只见一位高级将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人沉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他也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就是张闻天来代表团驻地，如果与他无关，他甚至可以不出门来参加迎送。但两人在工作上还是合作得很好，这也是后来张闻天力排众议，竭力推荐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他的“怪”脾气曾引起一些人的误会，甚至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认为是错，当然也就不改。氓公这种禀性，有时不免令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但他却完全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的老共产党人。　　一氓同志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对工作不挑不捡，更不计较地位高低。1951年4月，我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工作，代表团还维持了几个月才最后解散。他对分配到郭沫若领导下的和平大会工作也是兴致颇高，在给我的信上还风趣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也是星离云散”，他将去做“游仙”（和大驻外代表）。此后近三十年他都是从事外事工作，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始终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做过新四军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人，建国后直到1982年离休还是副部长。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他却安之若素，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些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记得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住在新侨饭店二楼，我去看他。谈到由于意见不同再加上有点误会，因而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时，我建议他是否向上面作点解释和检讨。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住在二楼，也不想上三楼去，大概还不致叫我搬到一楼。他就是这个脾气。直到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补选为常委，还是无所谓的样子。当我问及，他才说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是胡耀邦同志提出来的。此后也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一切照旧，还是那样乐观潇洒，找我去他家聊天的次数也更多了些。　　不但对革命工作，就是在其他方面，一氓同志助人为乐、有求必应也是出了名的。只要请他题签或索取墨宝，他都立即照办。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旅游指南，都有他题写的书名。其中通过我的就不少。一次去沈阳开会，时任副省长的朱川托我请他写个条幅。回来转告了他。不想过后一问，他已写好自费寄去了。真有点令人感动。再如对于个人爱好，一氓同志更是体现了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学识渊博、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收藏更是闻名全国。但他的收藏并不视为私有和秘不示人，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不但任人查阅借用，而且不少还是随收随捐献国家，最后更是悉数交公，不遗私人，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在国外工作期间，他除蒐集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原件及其译本外，还开拓疆域，收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迹和一些著作最初版本，并且买到后立即交公。一次他写信要我以在苏联工作之便，设法买一些列宁著作的俄文初版本和手迹。可惜我没能完成任务。而他在东西欧却有相当的收获。他买回的德文原版和英法文译本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据说是以前全中国都没有的，更不用说马恩列的一些书信手迹了，其中列宁的信后来还补充编进了《列宁全集》。　　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后十年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这是许多专家和老先生所公认的。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钱钟书后来是一般会议不参加的，但出席氓公召集的古籍整理小组会，可以把他请到氓公家里来。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他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有的人甚至议论说，李一氓主持古籍整理可谓空前绝后，就是说，像他那样一位革命老前辈，古籍知识又是那样全面和那样内行的人来主持古籍整理，不但当代极其难得，以后更不会再有了。这是人们对他生前的赞许和死后的惋惜。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总是“青出于蓝”，今后的古籍整理一定会搞得更好，但氓公的开创之功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只是由于我纯属外行，这方面虽也经常谈到，但却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总之，四十年的交往，使我在现实中真正看到了一位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一位忧国忧民、思想常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老共产党人。
二，“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先驱者　　一氓同志从事对外工作近三十年，对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不但熟悉而且颇有见地。特别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无论是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还是在调整对外战略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不图名不张扬，所作贡献至今仍鲜为人知。由于我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所以这方面他同我谈的也比较多，觉得有必要根据个人的记忆和理解举例作点简要介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关系极为重大。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一氓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立即抓住几个关键性问题，并于1980年年中，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并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其中一些问题实际上他早有考虑，甚至可说已成竹在胸。我不在中联部工作（他曾建议调我到中联部工作，我因故未去），所以无由参加这个写作班子，但他还是经常同我谈起，而且每次打印稿都要我阅提意见。特别感人的是，有一篇稿子，他亲自送到我当时借住办公的前毛家湾一号（林彪旧居）。车子停在门口，稿子交我后他就坐在车子上等。他的这种谦虚和信任态度，反倒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只得仓促看了一遍并简单谈了几句赶快将他送走。由于算是间接参与了点工作，所以后来他也向我简要传达了一些中央对几个报告讨论的情况和意见。这种名为《讨论稿》的报告先后共有六篇，但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和战问题，也就是对国际形势的根本战略判断。记得的大意是，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技术（包括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有可能争取到比较长期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争取到并且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集中力量抓建议、搞改革。一氓在同我议论时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一方面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方面又说战争不可避免，能争取推迟十到二十年就不错了，这不是等于说辛辛苦苦搞十到二十年的建设最后还是要被战争打烂，不但使人没信心，而且搞建设也没劲。你想，心里没底，整天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要打仗，哪能一心一意搞建设？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迫在眉睫”，这种估计本来就是不对的，是一种教条式的推论，并不是真的从客观实际出发。其实，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之间不会打，两霸谁也不敢打，因此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以前讲战争危险的迫近，只是自己吓了自己，如果现在还这样讲，就又要耽误搞建设了。当然，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容易一下取得共识。据他说，还有人批评他忘了列宁的一条根本论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哪能避免？”但是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中央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中央后来在提法上也很快开始发生变化。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再过了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使我们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特征，认识到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再也不是“战争与革命”了，世界已经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了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事态的发展说明，李一氓早在七十年代末组织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提出报告，不但对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开了国际问题这方面研究的先河。这一贡献也许知道的人不多，所以需要作点简单介绍，而不应使之埋没。　　二是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这与“第三世界”的概念是两回事，后者是五十年代初法国人提出，直到现还通用的名词）。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实际上也是确定“一条线”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进一步把这一划分提到理论高度。而且事实上，七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就是本着这一战略方针行事的，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也都以此为指针。现在看来，“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在当时就不恰当，曾使我们在国际上陷于相当孤立，因此，要实行改革开放就非改变不可。邓小平后来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政策有两个重大转变，一是改变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一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李一氓在七十年代末对“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主持研究和提出报告，基本思想是要说明这种划分实际上缺乏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很了不起。这无异于对“一条线”战略釜底抽薪，为我们调整外交政策，即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等，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对于否定“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氓公和我也谈的较多。他说过，把发展水平还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东欧，和既发达又是美国北约盟国的英法西德等一同列入第二世界，实在道理不大；而且还把其中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划到第三世界，就更奇怪了。他认为，“三个世界划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后来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一意见已为上面采纳，并且议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仍可百家争鸣，所以不必作出专门规定，也无须向下传达。据我后来的观察，情况也确实如此。主持写上述《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胡乔木，在准备党的十二大时也曾对人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根本站不住，因而政治报告中不要再提。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也没有收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在收进的其他文章中，作为战略的提法还有一两处保留，但作为理论却一处也没有。至于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二十年来确实再也没有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了。当然，现在有些学者和外交人员还坚持这一提法，那是因为不知就里，而且也只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外交政策已没有什么影响了。　　三是关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通过看《讨论稿》和当时的谈论，这方面有以下几个问题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认为，现在和今后相当时期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我们认为已经“变修”的许多共产党还是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它们打筆仗和断绝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反而在国际共运以及其他许多群运中孤立了自己。至于那些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有的甚至只是光杆一人。例如“文革”中我们报上常发表他的谈话和文章的那位东欧某国共产党总书记，就是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的一位流亡者；我们多次引用的某国左派党组织机关报的言论，也只是一分油印传单，参加这个组织的据说只有几十个人。因此他建议设法同各国党恢复关系，而且应该互不干涉党的政治主张和内部事务。为此，除确有影响的左派党组织外，不惜放弃同那些人数极少的小组的联系，当然应该妥善处理。如果对方允许，也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以上党组织（如印度）建立关系。有一次他甚至说，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在和社会党搞联合与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呢？他以为，除了政府外交，还应广泛开展政党外交和其他各种国际群众组织活动，这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他的这些意见哪些反映了，哪些没反映，以及落实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有些作法已超过了他那时的设想（例如没有听他谈过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党际关系）。但一氓同志在这方面参与的开创性工作，却是历史应予记下来的。　　李一氓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精辟和独到见解无法一一列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对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所以有的同志受命写二十年来国际问题的研究历程，我特别建议不能只看一些发表公开文章和著书立说的人，而忽略了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如李一氓。有关同志也确实采纳了我的意见，把李一氓列为“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位先驱者。　　……　　……
（3）：历史问题上的几个突出观点；一部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回忆录
　　氓公喜好京戏，也经常和我谈论并一起看京戏。当江青开始批判和禁演旧戏时，他就说，京戏长于表现历史，许多经过千锤百练保留下来的旧戏精萃是禁止不了的。还一再肯定：“迟早会有你的《玉堂春》、《四郎探母》看的。”由于爱好京戏，他也写了几篇有关的历史问题的文章如《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等，表达了他一贯对视少数民族为异邦为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强烈不满。他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过去）与团结（现在）而成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是只有汉族。”没有其他民族，“只有汉族。成何中国”。他坚决反对视汉族政权为主权国家，把历史上周围其他民族实体视为敌国，把他们对汉族进行的武装斗争说成“侵略”，而汉族对他们用武则称为“讨伐”。他认为，以汉族为核心将各族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清朝才正式形成，在这之前各民族间的战争是一种起进步作用的民族融合的手段，都属内战性质。因此，《辽史》就正式列入二十四史，还没有人说是外国史；十世纪前后的中国东北边疆是以辽的东北边疆为准的，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于南缩到以宋代的东北边疆为限。如果那样的话，当年的北京人也是外国人或他们的臣民了，除非迁到开封去。在历史上，汉族人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但也应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英雄如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而且他们都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忠君也不等于爱国，因此不能用国内民族之争去宣传爱国主义。用《杨家将》、《岳飞传》来讲爱国主义，只能损害民族团结。他认为，对过去的文艺作品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去了解和肯定；一些实指性的作品如王昌龄的“不斩楼兰终不还”、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今天“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加以肯定”。另外许多涉及民族关系的作品都是泛指，更不能脱离那时的历史，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气节。他以《正气歌》为例说，文天祥要处理的是他和宋朝与宋朝人民的关系问题，同时也表现了他本人的浩然正气。人应该有气节，软骨头是受鄙视的，所以还一直有人推崇被明成祖灭了十族的方孝孺。但氓公强调，“忠君并不等于爱国”。忠君的气节也绝不能都看成爱国主义。谈到京戏，他对于“文革”前一个时期不准演《四郎探母》（罪状是叛国偷生，不爱国主义）而提倡《三关排宴》（原为上党梆子，写佘太君怒斥其叛国后四郎羞愧自杀）很不以为然，但却赞赏程砚秋根据唐末诗人陈陶一首诗中最后一句话改编演出的《春闺恨》。因为程剧写成于1931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它改变了原诗所涉及的汉与匈奴的民族关系（“誓扫匈奴不顾身”）和陕北的地点（“可怜无定河边骨”），假托为三国时公孙瓒和刘虞之间在河北的一场军阀战争。所以氓公在专门写的《论程砚秋》中说，此剧有针砭现实的进步性与正义感，和《荒山泪》（以“苛政猛于虎”一句演绎而成）一样是够大胆的。氓公关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当然不只是表现在几篇文章上，可说是贯穿在他为人和治学各个方面。例如在古籍整理上就是如此。他在接受主持这一工作不久，就注意收集有关台湾的史料，后来很快就选定和影印出版《台湾府志三种》，还指定我写一篇《序》，叙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更念念不忘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中国古籍文物。那种希望开展两岸交流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心情，常常溢于言表，给人以深刻印象。　　李一氓作为当年新四军的秘书长，又受命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皖南事变，在项英、袁国平等牺牲后，应当是最了解情况的一个人了。但由于他按照项、袁的意见脱离部队不到十小时，自认为是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又不愿卷入有关皖南事变的争议，所以他很少谈及此事，也没有写过多少材料。人们看到的就是一篇《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谈皖南事变》（《人物》1990年第5期）和《回忆录》中的一章，再就是不多的几篇访谈录。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经中央批准由刘少奇当面宣布的因对项英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而给予的口头警告处分，从无异议。但从字里行间和谈话流露，可以看出，他对皖南事变和项英问题的处理与评论，还是有些保留意见的。他认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仓促作出的，情况不可能十分清楚，“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因为中央没有按《决定》“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也都没有讨论。对项英，他讲过以下的话：“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项英对待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讲项英怕去敌后和反对北移都是没有根据的，等等。他同意批评项英在皖南事变的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都犯了错误，特别是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但整个说来，项英还是顾大局和基本上执行了中央政策的。而且就全局讲，中央对放弃皖南的决心是否下得太晚了，事先对国民党的阴谋恐怕也估计不足，还低估了我在江北打韩德勤（曹甸战斗）对皖南的影响，以及不能无视确实存在的客观困难，等等。作为当事人，可看得出来他确有些难言之隐。现在关于皖南事变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一种意见（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仍坚持中央《决定》，认为“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而且当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还是“整个抗战中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另一种意见如一年前才出版的《皖南一九四一》等则认为，《决定》中关于项、袁对中央指示一贯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的说法是不妥的；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固然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就有失误，指示也前后不一；把责任完全推到项英头上不够公平，等等。我对皖南事变毫无研究，自然不容置喙。但氓公说的皖南事变尚无最后结论、项英问题也是一个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倒是千真万确，谁也不能否认的。将来的党代会（即或中央全会），会不会遵照《决定》的第四项决定，提出“讨论和议处”“项、袁错误”，看来是不大可能了。这就不禁使人想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有定论的秦始皇以至殷纣王都可以翻案，而事变后第二天作出的结论就不能作些修正呢？另外使我联想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决定》批评项英和张国焘一样不服从中央（整风时及以后又硬和王明联系起来），还提到“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察，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等，恐怕同不久后的全党整风和抢救运动有极大关系，是在为这两大运动作铺垫。事实上，后来所写党史就真把两者联系起来了。　　四，一部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回忆录　　1993年纪念一氓同志90周年诞辰时，适逢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出版，我曾写过一篇评介文字，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近两年由于我改行学党史，读了些老同志的回忆录（书籍和文章），当然都是有材料、有看法、各具特色的。但是在我看来，其中许多也还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不足和问题。相形之下，更显出氓公回忆录的可贵之处（标题上说的与众不同也只是强调其很有特色而已），在这种回忆录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是值得特别一提。《李一氓回忆录》的特点，初步想来，可否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亲自动手。氓公原本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只是在许多同志和朋友的一再鼓励和要求下才改变初衷、决定动笔。我也属于积极鼓励的一个，所以有关写回忆录的事他也常和我谈论，后来更是写一个段落就送我阅提意见，修改后再送，最后还要我通读一遍。所以在他写作过程中我就已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更感受到他的艰辛。一些老同志写回忆录（包括整理文稿等）大多有一个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的写作班子，帮助找材料、查档案、直到落笔成文。氓公却完全是个人奋斗，从查材料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都是亲自动手。而且在此期间，他还要主持古籍整理和参加一些外事活动。经过两年已写出全书的一半。后来只是由于老年白内障和心脏病频繁发作常住医院，才不得不改为由他口授请人笔录，再由他修改校订。这种亲自动手写回忆录（还有整理出版自己的各种文集），在他那一代老同志中（按当时规定，中顾委常委待遇同政治局委员），可能是罕见的。　　二是不夸功不诿过。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这是因为，不但人们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对过去的事很难记得准确；而且有些作者还往往在回忆录中夸大个人作用，显示一贯正确，功劳归自己，过错推别人。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写回忆录之风，而且有的一出版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当时胡耀邦主持书记处工作，曾针对这种情况发过一个文件，提出写回忆录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但是从《李一氓回忆录》中，你大概看不到贪功诿过、炫耀自己，或只讲“过五关”、回避“走麦城”的现象。也许是由于所读有限，《李一氓回忆录》是我至今看过的同类书中表现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最突出的一部。　　三是遵守历史主义原则。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也说过“回忆录不一定可靠”，因为一则“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获得印象的时间又有相当间隔”；二则“回忆那时的事，难以摆脱现在的思想认识”。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特别是后一点。然而这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少《回忆录》讲的事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是作者为了适应写作时的气候而进行的夸张以至杜撰，因此好事尽量归于领导人，坏事都推给已定性的坏人。如说：毛泽东在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遵义会议上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等。一本《许世友外传》说，1937年许密谋出走，康生从头至尾处理此案并坚主杀，毛泽东叫“刀下留人”。实际上这时康生尚未回国。又如最近出了一本著名的《回忆录》，把长征途中陈云奉派离队去上海（说是和潘汉年一起）描写得活灵活现，还说两天后陈云的妻子于若木找他问陈云哪儿去了。事实是：陈云既未和潘同行，于若木和陈云结婚也是三年后在延安的事。《李一氓回忆录》就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跟着“意识流”走，而是尽量客观地叙述各个时期自己经历过和确实知道的事情，没有什么斧凿刀痕。但这不是说，氓公写回忆录时思想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恰恰相反，他是在以现在的思想认识清理和回顾过去。与一些人不同的只是他没有改变历史事实，没有为了适应现在的“潮流”和“需要”而捏造一些情节，或者加以夸大和缩小。对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但绝不允许修改和作假。“尊重史实，纪史以实”，不仅是一切史学家应遵守的信条和具备的史德，写回忆录也不可例外。《李一氓回忆录》可以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四是朴实无华，真实可信。这有点和前条类似，但却另有所指。有不少回忆录写的有点像小说，不但对多年前的史实和经历描写得具体生动，有声有色，而且连篇的对话也都打上了引号。这在个人没记下详细日记和无速记或录音可查的情况下，只能是根据事后的想像由本人或写作班子编出来的，真实与否只有天知道。更有本人既不在场又声明没听过当事人讲过的第三者也写了许多打引号的话，如王明离沪前如何向博古私下交代，季米特洛夫同某人的单独谈话等。作为文学作品，这样写也许可以，然而现在却被普遍作为史料在引证。有人一再提倡党史要学《史记》的写法。《史记》确实写的很好，但它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伟大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无韵的《离骚》”），采用了大量街谈巷议和带有夸张的形容与对话。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就说《史记》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还举了描写吕不韦与嫪毐的例子，说明不可全信。如果现在写党史或回忆录也用《史记》的手法，那恐怕就属于倒退了。对一些张冠李戴、瞎编对话的传记或回忆作品，李维汉在《关于写革命人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给予严历批评，责备它们“没有尊重历史事实”，如引证他和夏明翰的对话（“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还打上引号，实际上他们并没说过，不晓得是从哪里引来的。应该说，以上这类弊端，《李一氓回忆录》中是没有的。李一氓是个著名的文化人，要用文学手法写回忆录，恐怕不会比有些人差，但他还是照实写去，不加铺张，更无编造。记得的就写，想不起来的就直说忘掉了，并未根据当时情况或逻辑推理而编出一些生动情节和对话来。所以他的《回忆录》很少带引号的话，除非是确有根据，如查到当时的报刊。　　五是“不攀领导”。前面提到的氓公这一“为人之道”，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而且在《自序》中就作了说明。他和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有些人还长期共过事，但他多是淡然处之，有事时提到（也多是一笔带过），没事时根本不提，更无专门的铺陈描绘。例如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也有一个时期，却没有写多少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更不用说带引号的对话了。他认识并有过来往的名人很多，如鲁迅、郭沫若等，即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更无渲染。认识这样一些领导和名人，遇到有些人也许会有的没的写上两大车，而氓公却完全按照自己说的决不挟领导和借名人以自重。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过分。例如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参加文化活动中有关鲁迅、“左联”等写详细点，他也不予采纳。还说：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杂跑龙套，没什么好说的。氓公就是这么一个人。　　上面提到的几点只是个人的读后感，不敢说对《李一氓回忆录》的特点就概括得全面和恰当。同时也不能说这部书已做到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正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所记时间、地点很难说准确，有些议论也很难说都有道理。这是老实话，不是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靠主观判断是不容易完全准确的。例如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把毛泽东的发言全部抄录进去”，就有悖充足理由律。对这个问题，我曾有专文辨析（《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在此不赘。但是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李一氓回忆录》是一本少有的朴实无华、真实可信的好书。特别是现在有关党史的各种出版物越来越多，有些史实又被搞得越来越糊涂的情况下，更应大力提倡和学习李一氓写回忆录的这种精神和作法。　　（载《百年潮》2001年第5期，《中外书摘》2006年12月摘登，标题为《老革命，大学者——我所知道的李一氓》）
&&&&&&&&&&&&&&&&&&&&&&&&&&&&&&&&&&&&&&&&&&&& 李一氓同志的理论勇气和他提出的三个新观点
&&&&&&& 提起李一氓，很多人并不陌生，他是新四军的将领之一、外交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学者式的革命家”，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很有启迪价值&&&&&& 李一氓小传&&&&& &李一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职。&&&&&&&&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全党的思想并非在这次会议闭幕后就立刻彻底解放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在全会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很艰巨。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并实际主持中联部日常工作的李一氓同志，是一位 “学者式的革命家”。他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时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就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提出了三个很有理论创见的观点。回顾他当年提出这些观点的情形，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国际共运是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 1979年秋天，李一氓应邀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他在《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讨论意见》的报告中谈了许多新思想。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报告一开头就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现在提国际共运，只能是个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此言敏锐地抓住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带全局性的大变化，真是落地有声。&&&& & 一氓同志是如何提出这一观点的？下面是他当时的阐述：&&&&& &关于国际共运一个总的看法。1962年以前，就是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大论战以前，有这么一个国际共运。但是六十年代大论战以后，再加上六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形势就变了。现在还提国际共运，这就很难说了。我以为国际共运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如像从前第三国际时代，或者后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那是可以这样讲。现在两者都没有了。现在提国际共运，只能是个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中联部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的报道刊物，原来题《国际共运》，现改题《世界共运》。国际共运是有各方面内部联系的，现在这个联系没有了，用世界共运这个名词可能好一点。为了照顾习惯，我今天还是用因袭下来的“国际共运”这个词。&&&&&&& 如何理解李一氓同志说的“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依我的理解，一氓同志说“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运动”还是存在的，不过已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所以他主张改称“世界共运”。二是这个运动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国际性”（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如像从前第三国际时代，或者后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是不存在了。&&&&&&& 至于这第二层意思，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否定了共运的“国际性”，但实际上只否定了国际性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而非彻底否定国际性“本身”。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具有原来那种“国际性”，也不搞原来那种“国际联合”，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它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需要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从而使社会主义获得更大的国际舞台，具有更深远的国际意义。总的说来，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现在与过去的强调点不同，以前强调“国际联合”和“共同规律”，而现在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但仍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运动。& 我赞成一氓同志的思想和观点，但为避免误解，主张明确地提为：“国际共运原来意义上的国际性已不复存在了”，在“国际性”前面加上“原来意义上的”几个限定词。1989年5月，我在《国际内参》上发表的《对国际共运形势的几点看法》，对此做过说明。随后我将此文送一氓同志征求意见。一个月后，正在病中的一氓同志口授并签名给了我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虽然隔多少年了，我那些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这说明他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但对我说的“国际共运原来意义上的'国际性’已不复存在了”也没表示不赞成。&&&&&&&&值得注意的是，一氓同志的这一观点是在报告一开头作为对国际共运“总的看法”提出来的。他这么做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即决不只是想简单地改动一下提法（将“国际共运”改为“世界共运”），而实际上是要人们由此出发，对国际共运有一个“总的看法”。换句话说，他实际是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共运的形势、如何认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问题。在他看来，原来存在过的“国际共运”已不存在了，当代“世界共运”已不同于历史上的“国际共运”。这是一个很大的带全局性的变化，他称之为“总的看法”。& 一氓同志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我们党对外工作环境的一种新认识、新概括。所谓从实际出发，对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来说，就必须从这一新实际出发。因此，这一理论创见对调整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是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 ●“我们的国际战略不能拘泥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对这个'理论’，要重新研究”。&&&&&&&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却基本上还是老看法、老提法。不必说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对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提法仍基本沿袭“文革”时期的提法，就是到1980年代初，我们党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所依据的仍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仍强调“战争不可避免”。&&&&&&&& 这就是说，到1980年，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及我们当时的外交政策，都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较大调整的时候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李一氓同志在中联部组织了对“大论战”问题的清理，以及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分别写出了一批《讨论稿》上报中央。&&&&&& &当时我被调去参与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问题的重新研究，知道的情况更直接、更具体一些。那时我们国内各部门还很强调毛泽东同志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而一氓同志却对此已有不少想法和看法。他在向我们交待意图时说，首先，将这一划分称为“理论”看来不甚恰当。列宁、斯大林不同时期对世界政治力量都作过不同的划分，但他们本人和别人都没将其称之为“理论”。我党十一大的文件，甚至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就更值得研究了。现在我们党主张各国党要独立自主，可又把自己提出的这种“划分”称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似乎别人都要照此办事，岂不矛盾？岂不让人产生误解？其次，偌大的世界，粗略地划一下，似乎还像，战略上也有此必要。但是细划起来，问题不少。三个世界，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特别是哪些国家属第二世界，很难划得清。不宜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划成几块，实际斗争要比这复杂得多。再者，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突破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框架，我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应改变从“三个世界划分”出发所形成的，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我们现在应强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 后来中央听取和讨论中联部这些《讨论稿》时，李一氓同志参加了。记得他回来传达过中央讨论后的意见，大意是中央当时接受了我们关于“三个世界”划分不要称之为“理论”的意见，决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今后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也不正式向下传达，学术界仍可继续讨论。&&&&&&& &●“世界大战在相当长时间内打不起来”&&&&& “战与和”的问题，是当时李一氓同志组织研究的另一重要问题。我因没直接参与这个专题，所知情况不多，只记得李一氓同志当时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很强调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一面。&&&&&& &最近从网上读到一篇何方同志谈《李一氓和宦乡建言外交政策》的回忆文章，其中较具体地谈到一氓同志当年组织中联部同志研究战与和等问题的情况，特引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补充。&&&&&& &何方同志回忆说：“1980年前后，李一氓在中联部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有关当时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中的六个重大问题，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由于他同我的关系和了解我在这方面多少懂得一点，单独找我同他议论和改稿。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邓小平对外谈话常说，战争只能推迟不可避免，我们希望推迟2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就可以使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则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据李一氓转告，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他列席。在谈到战与和问题时，大家还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啊，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终究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和思考。到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曾以“总结”式的口吻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他所说的“第一个转变”，指的是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就可以使我们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了。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转变”，指的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搞“一条线”的战略，转变到“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看来，李一氓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要重新研究，世界战争在相当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等观点，在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党的上述“两大转变”中显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龚育之认为：“官方研究”要允许不同意见争论
&　　2003年我写《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一书时，曾请龚育之同志写序，他因没可能读我的全书而只是写了些“感想式的意见”作为《代序》。他在这篇代序中，除赞扬李一氓同志的理论勇气和理论创见之外，还就“官方研究”（或内部研究）发表了一要有“创造性”，二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等重要意见。龚育之同志不幸已离我们而去，今天重温他的这些意见，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当年龚育之同志在给肖枫同志的信（发表于日的《学习时报》）中是这样提出他的看法的：　　我很有兴趣地读了你这部著作的目录和前言，尤其是前言的第一节《从李一氓同志的一个重要观点谈起》。李老提出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要重新研究，“国际共运”的提法只是历史的沿袭，现在怎么提，也要重新研究，这是很有理论勇气，也是很有理论创见的。　　这使我回想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内理论思想活跃的生动景象。李老那时是在党中央一个部门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可以说是一位“高官”吧，他研究这两个问题（不只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官方研究”吧，他的理论思考所形成的观点，如果得到中央领导的、全党的同意，可以说就成了“官方观点”吧。可见，“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拒绝独立思考，拒绝理论创新，一味重复已有的结论，翻来覆去净讲套话，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不论它出自官方，还是出自非官方。
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则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据李一氓转告，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他列席。在谈到战和问题时，大家还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终究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和思考。到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且公开承认，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的转变”。其中第一个就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李一氓提出的另一个《讨论稿》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立论没根据，不成其为“理论”。而且要害是联美反苏，不但导致在国际共运中完全孤立，而且脱离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此建议不要再提这个“理论”。后来他向我转达，中央当时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此后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不正式向下传达，学术界仍可争鸣。这一建议也非常重要，为后来改变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的作法，进行了思想准备。
&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日报 肖 枫)
李一氓出版二三事
来源：光明日报 [字号：
　　1981年3月早春，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我第一次见到李一氓同志。从前也听说过：记不清是不是我大哥1941年回到安徽太湖家乡时，听说有一位过江参加过四老爷（新四军）的乡亲。大哥秘密走访过就住在不远的农民老雷，两人谈起许多新四军的事。大哥当时十分神秘，那时和新四军接触是要砍头的。只依稀记得大哥说起四老爷里有一个李一氓。
　　我见到李一氓时，人们叫他李老，这时已年老体衰发胖了。但作报告讲古籍，带着四川腔调，却很有精神，有那么一股子劲，使与会的人也都觉得有劲了。作完报告，他叼着一支大烟斗走向与会者，我也凑上去和他聊几句，我没有忘记问他在新四军的事。
　　李老对北京古籍的整理出版抓得很紧。这年6月3日，即古籍会议后不到两个月，李老就叫我去汇报。我到万寿路中联部他的办公室去，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在座。我这时有的讲，因为古籍开会时，我就走访了不少北京和外地代表——都是熟悉古书的文史专家，这对我们的选题、组稿、审稿都非常有利，而且选定了几部稿子。李老高兴地听，吸着大烟斗，不时插话。记得他说“热河密札”可不可以搞？我说当然好。以后我多次去北大历史系找陈庆华，请他搜集资料。这是晚清头等大事，即李老在《避暑山庄图序》中写的“如咸丰死于避暑山庄，而立同治，杀肃顺，就都是在这里预谋的。”当时慈禧和咸丰弟老六恭亲王联手，与遗诏顾命的肃顺八大臣在避暑山庄的斗争激烈。只是慈禧的密谋得逞，加上老七奕譞在密云逮捕了肃顺，时局在那拉氏专权下越来越糟了。这好选题，我们没抓紧出书。
　　以后，我觉得李老总想为他人做一点事，哪怕一点点，他都尽力去做。1983年他把自己珍藏的《启祯宫词》送给我们，后来又送来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这两次都结出丰硕的成果，尤其《北京风俗图》到2005年还重新再版。
　　李老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组长，加上那些年常听人说起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万里长征，还是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心里的李老是个大干部了。但时而又想起他在古籍会上讲：“我开会像英国议会，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这话我一直记得，因为我觉得它不平常。仔细想这话是尊重与会的人，也提醒开会的主持人，你讲的要让人愿意听下去。
　　这样，我对李老感到亲切。1983年1月我们在崇文门饭店开座谈会，大冷天，他也来了。第一个发问“古书卖得怎样？”我只管编书不管卖书，这下为难了。幸而管发行的老金说：“书卖得不错。北京古籍卖得动。”李老听了很欣慰。原来“文革”刚过，十年不印书，只卖一种书，人们多需要书啊！
　　1985年10月、1986年5月，我两次应约到李老家里去。我到东城贡院邻近城墙（今二环路）的独门院落，只见花木扶疏，新建的房子里插架之物不少。第一次记不得去做什么。第二次记得李老要为文艺报写关于广告的文章。我谈起北京帽店黑猴公柜上踞一大黑猴，万春堂参茸鹿角号门上挂一大鹿角，初级广告。前门棋盘街左右明代店铺挂幌子。清代西四沙锅店卖祭祀的白肉，店里桌椅用白木，有幌子叫“过午不候”，上午就卖完了，是精心做广告了。
　　李老看重古籍整理人才。我知道的，1982年开会，京西宾馆304室同住的上海学者胡道静校订《梦溪笔谈》、湖南学者钟叔河编辑《走向世界》丛书都是李老邀请来的。还有我的小同乡，于安徽太湖从1939年春到1943年夏同一课堂的孔凡礼，曾多次得到李老的帮助，如李老为凡礼延誉，题写书名《范成大年谱》著。此时凡礼是北京三中的教员，住在西城育德胡同一个小煤厂旁的小屋里。李老知道后，想法分配凡礼一套房。李老的秘书沈锡麟也为此事操心，和我商量。要分房得到古籍小组去工作，实际上列名中华书局。凡礼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曾帮助凡礼来京，但考虑这样是否影响他的著述，他正在搞三苏的集子、年谱等。我请他自己作主，他犹豫不定，终于没有去中华书局工作。后来自己花不少钱在大兴黄村买了房，医疗条件也欠缺，错失了良机。
　　我不知道李老帮助抢救过多少珍贵的古籍。我只知1984年，他为红楼梦研究，建议专家去列宁格勒弄回清代流传俄国的钞本。但他并不认为只要是古籍就都好，就都要出版。比如他就不赞成影印《四库全书》。很简单，1932年学者洪业就庆幸当时没有影印成功，洪业说《四库》所收书已经刊印的，已有9/10以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理过标点的刊印古籍远比《四库》没有标点不易读通为好。大概李老也为机关精打细算，要出几千套《四库全书》，大小机关、学校、文化单位为争脸面，抢着去买，大把花钱，恐怕到头没有几个人认真去读，岂不太浪费了有用的资金？像我们出版社花了5000元买了一套台湾印的《四库》，堆在一间大屋子里，我去看过两回，双锁封存的书上落满了灰尘。
　　我也曾根据李老的意见，写过一篇《〈四库全书〉该不该重印》的文章，刊在日的《光明日报》上，用甲乙对话充分阐明双方的利弊。后来听说李老提起这篇文章，询问是谁写的。当时我在中国书店帮忙，用了“钟初”的笔名，李老以为是中华书局的人，去问也找不到人。其实我还没有说出《四库》的毛病。今天看到李老在《明正德本杨文敏公集》中说：明杨荣的这本书“在清代属'抽毁’类书，以第八卷〈平胡颂〉、第十一卷〈赠游击将军杨宗道序〉俱有偏谬语。”正是以四库销毁、抽毁古书的证明，可惜我未能像李老这样有研究地指出。
　　李老出生于1904年，我比他小21岁，像思念父执兄长一样怀念他。敬重他是出生入死战斗的一个老兵，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到老年时还在忧虑时弊：“十几年来不知怎的，造成一种与这个相反的风气（指邓拓放弃中央委员的提名），真不好说了。”“可惜这些年都不讲基本功了。”
　　读李老的《击楫集》（中华书局出），才知他是有功力和才华的诗人、词人。“四十年间云岭怨，皖南山色太苍苍”，又那么重感情，至老不忘千古奇冤的战友、烈士。
　　李老喜藏书因而博览群书。我读《徐霞客游记》，看到徐氏到云南丽江为木氏客人，不知头尾。李老考证木氏原西域人，名“阿得”，明初赐姓木氏为丽江土司。列表木氏二十二代，而帮助徐霞客的是木增，字生白，著有《云淡墨》，即嘱徐氏审定。而木增的五代祖木公字恕卿，因和谪贬云南的杨升庵交游始有文名。于此得知杨升庵影响了木氏几代欢喜文采。
　　还有我读《一氓题跋》（三联书店版，本文引李老文均引自此书）感到愉悦，来了精神。多美的文字，叫我读了又想读。李老实杂文家，不妨抄一段：
　　“气数——气数就是脱离轨道的历史，把燕铭同志贬到济南，后来干脆投之'清室’，直到一九七四年。这时一根针都不准保有，更说不上刻用的刀了。一九四九年以前，没有用功夫去刻图章，是因为顾不上。这些年不刻图章则完全是被动的，强制的了。我不可惜这些年他没有刻一方图章，我可惜他在这段时间没有为党为人民做出他可以做的事情。可能有这么一个闲章在他心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李老写他的老友，1975年十三人学习班的同学——齐燕铭。从老友1919年开始刻印说起，由刻印表现齐燕铭的一辈子，写得动人啊！
李一氓的革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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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氓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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