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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一听便说：&我不能干这肥了私人的事。&随即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转着圈央求，陈永贵理也不理，到底把车皮退了。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最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中国实行农材改革之后，人们很想知道陈永贵的态度，记者们采访他时总忘不了问他对大包干有什么看法。陈永贵笑道：&别看我老了，这会儿包给我10亩地，产量也不会落在后边。&于是有的报道就说陈永贵拥护大包干。其实陈永贵是在有意把话岔开。他根本就不想谈这类事。有一回陈明珠跟他父亲谈话，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取消了。陈永贵曾赞颂过&四大&，可是他只浅浅一笑说：&取消了好哩，抄起家来，闹咱一通还不是白闹？&
尽管陈永贵尽力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海外记者却穷追不舍，非让他谈谈双包责任制不可。陈永贵躲不过，便说：&现在农村搞的责任制，是完全对的。干什么工作没有责任制不行。&虽然陈永贵表面上承认大包干能增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他认为大包干是行小惠，言不及义。1982年大寨被迫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曾表示过反对。他说：&咱大寨不适合搞包产到户。&但是，大寨的名气太大，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县里坚持叫大寨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提了建议人家不听，他也就不再坚持，叹道：&人家不让，咱别管那事了。&
陈永贵在公开场合既不说大包干好，也不说大包干不好，但是他直到临终也没有认输。农业部部长何康有一次去看陈永贵，说起大包干使粮食增产，陈永贵道：&用我那办法也照样增产。&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便吃了些感冒药。可是这次感冒越来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明显消瘦。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8月，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安慰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听说陈永贵住院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也前去探望。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时常谈起后事。一次，有人谈起报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陈永贵对陈明珠说：&唉，我死了，还不像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这时，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一次，李喜慎来看他，陈永贵说：&喜慎，肺癌能活几天？我去世后，你们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元，社员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说着说着陈永贵流下眼泪。
临终前，陈永贵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回大寨去死。陈明珠把他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嘱咐陈明珠：把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
临终前5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日上午11时，陈永贵永远地睡着了。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好友，都来过医院看望。
陈永贵逝世后，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第三天下午，一辆高级轿车在八宝山火化场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人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贯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
5天后，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只见昔阳县的领导人已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也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围个水池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 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完） （原载《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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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山西() 综合编辑
50年前的冬天,毛泽东71岁了。12月26日生日这天正在全国人代会期间,他破天荒地备了三桌宴席。从晋中去北京开会的中国农民代表——陈永贵,成为毛泽东生日宴会主桌上的贵宾。那时,已经逐渐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借助陈永贵的这次被领袖高规格的礼遇,而被各种宣传报道强化着,他个人也逐渐走向了人生的巅峰。转眼50年过去了。日,是陈永贵的百岁诞辰。今天,作为从晋中大地上走出的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位农民,陈永贵永远安息在了虎头山下。而他的故事却还会被不断地传扬……■晋中学大寨比全国早五年雷震一是左权县人,1959年他快30岁了,担任晋中地委办公室综合组组长。这年秋天,省里领导来晋中东山检查工作,雷震一随地委书记陪伴。他们一行先到盂县、平定,然后到了昔阳。在大寨听了汇报后,省里领导很感兴趣。于是,领导们临时商议,决定把雷震一留在大寨搞调查。雷震一住在陈永贵家里,是“原来地主的四合院平房。”那时吃饭在公共食堂,雷震一和《山西日报》康溥泉两人算是大寨的客人,在食堂炕上摆一张小桌,每顿都会炒一个小菜,其实也就是山药蛋菜。但是陈永贵陪客人吃饭从来不吃菜。雷震一回忆说:“我们对陈永贵说,你吃一口吧!陈永贵怎么也不吃。”雷震一发现,其他地方粮食紧张出现了饿肚子现象,但大寨不存在粮食紧张问题。住了三四天后,雷震一到处找不到陈永贵。“到哪里了呢?”一直到傍晚,雷震一看见陈永贵赶着三头牛回来了。原来,陈永贵早上三点多出发出去买牛了。九十多华里的路程走个往返,靠随身带的一点干粮,陈永贵就这样工作:为集体买牛。雷震一说:“大寨的支部书记这样艰苦啊!”雷震一住了半个月了解大寨的生产,他们疑惑:“为什么别的大队都减产,而大寨增产了呢?”从陈永贵的实干精神里,雷震一有了答案。1959年国庆十周年,山西省委决定让大寨领路人陈永贵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可是,1958年大寨粮食亩产474斤,似乎不算高。省里希望重新核实一下产量,意思是可以虚报一点。雷震一和陈永贵商量这个事情,陈永贵说:“我们产量474斤不能变。宁可不上天安门,也不随便增加产量。”■《土石山区的一面红旗》发表半个月后,雷震一写出了调查报告:《土石山区的一面红旗》。“这篇文章发表了吗?”2014年的夏天,我大声地问已经有点耳背的雷震一。“发表了。大发表!”雷震一说。省委通报到了全省每个公社,而晋中地委通报到了每个生产大队。雷震一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地委定下来学大寨。所以,晋中学大寨开始于1959年,学大寨,就是学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1959年冬天,晋中地区学大寨办公室成立,雷震一被任命为副主任,主任由地委副书记兼任。但主要责任都在雷震一身上。两年后,雷震一成了“学大寨办公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雷震一和同仁们总结出《大寨劳动管理经验》,以“大寨党支部”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还替陈永贵写过一些文章,印象深刻的是《天大旱,人大干》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上,接着,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转载。“这段经历对你人生很重要吗?”笔者问。雷震一答道:“对我是个锻炼,也是个提高。那些年,我基本上没有在家里过春节,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寨。过年也有人来参加学习,所以我过年也回不了家。”■毛主席号召“学大寨”随着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尤其是日陈永贵参加了毛泽东的生日宴会,还坐在了毛泽东身边,这成了了不起的大事。雷震一说:“地委对陈永贵就有点紧张,虽然他是一个大队的党支书书记,但他是可以‘通天’的人物。”一次,地委常委会叫陈永贵来参加。因为通知上说九点开会,为了赶上时间,陈永贵从家里起了大早,那时路也不太好走,两三个小时到了榆次,才八点多。可是陈永贵等到九点钟了,不见开会动静,他就扬长而去。领导们来了,听说陈永贵走了,赶紧派雷震一去追。虽然追回来了,但是陈永贵很生气。大概他闹心,既耽误了农活,这里又不开会。另一次开会,地委派雷震一专车去接。雷震一说:“陈永贵到了地委,吃呀喝呀,都招呼得比较周到。如果说陈永贵和地委领导之间有些意见,也只是工作上的分歧,沟通不够。陈永贵脾气很直,不会跟人客气,他认为那是虚伪。但是,地委确实是全力以赴地‘学大寨’。”雷震一记得,连荣德担任行署专员后,尽量和陈永贵通气,或者叫讨论,或者叫商议,反正经常到大寨。雷震一说:“1964年全国‘农业学大寨’开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为要造反夺权,‘反大寨’帽子被拿起来扣到‘走资派’头上。所以,凡是‘走资派’就是‘反大寨’。这成了‘走资派’的一大罪状。”关键时刻,陈永贵应该表个态,但是当时社会大环境不可能让他表态。陈永贵晚年,雷震一专门去看望过。雷震一说:“陈永贵病重了,但神志清楚。”■“文革”开始后的派性斗争雷震一的感受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晋中人还是积极地学大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形成两派。这两派就是:你上了台整我,我上了台整你。雷震一说:“陈永贵上台后,他的政治经验肯定不足,好多事情处理得对自己不利。在昔阳县抓五种人,批判‘不学大寨’,搞‘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大解放开路’。开会,就要抓几个典型,就要接受批判,他批判了谁,谁就对他有意见。”陈永贵整过人,尤其是在榆次和昔阳召开的“学大寨大会”上整过地委领导。会议开始就是批判“反大寨”。“派性斗争”就是把对立面说得一塌糊涂。凡是自己的“对立面”,就是“反大寨”的。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互相指责。路成和就是派性斗争的牺牲品。路成和小时候逃荒要饭从河北到了左权县拐儿村。解放后,他入了党,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后来,调到文水县担任公社书记、副县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支持大寨,被提拔到榆社担任核心小组组长,当时相当于县委书记。雷震一说:“路成和我非常熟悉,非常了解,他勤政廉洁,勤勤恳恳。但是当时就说他是武斗的策划者,判了死刑。实际上,他胆小怕事,武斗时他已经离开榆社了,怎么就成了策划者?”陈永贵也熟悉路成和,他听说这件事,赶紧跑到北京求助周总理,大概一两天后,电报就来了,中央收回了“杀人权”,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悲剧。如果陈永贵不出面,被判死刑的还有七八个人,都保不住命了。路成和如果活着的话,和雷震一年龄差不多,也80多岁了。■扶植大寨的张怀英却未获得好结局张怀英,是“学大寨”运动中一个让人叹息的人物。张怀英少时因贫困而放羊,没有念过书。但是他聪明能干。正是因为张怀英担任了八年昔阳县委书记,才培育扶植起了陈永贵这个劳模和大寨这个全国典型。张怀英主政昔阳期间,县里各项工作都很好,被中央命名为“全国第一个文化县”。张怀英到寿阳当了两年县委书记,全县产量翻了一番。邓小平都表扬过:“张怀英很不简单!”张怀英到运城担任地委书记四年,发展水浇地200万亩。这个成绩在地委书记里是少有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张怀英,走哪都不行,老是挨整。只要有整他的机会,总会被整。因为有佩服他的人,就一定有嫉妒他的人。在当时晋中乃至山西的各个县委书记中,张怀英算是有才华的。雷震一讲了这些以后说:“人生就是这样,才高多傲,有才必狂。”张怀英有才干,在晋中长达半年的“十月事件会议”期间,因为张怀英看不起某位领导,人家在上面讲话,他在下面不仅不听、不做笔记,还胡画一气。他的傲慢害了他。与此领导结怨后,人家怎么会不找机会报复?张怀英被开除党籍好几回。雷震一说:“在晋中地区开除过,在省里也开除过。最后开除党籍,没有恢复。”张怀英生前出版了一本《聊天录》,其中有他亲历的关于大寨和陈永贵的真实故事。比如《李一清赞大寨》《毛泽东得知陈永贵》《陈永贵卖饭》《陈永贵治山》《陈永贵的“三不”》《陈永贵入党》《陈永贵在钓鱼台》《陈永贵扫盲》等等。张怀英去世后,子女帮助他整理出版了《大寨 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这是所有关于“学大寨”亲历者叙述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本书。■陈永贵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听党话,跟党走”,陈永贵在雷震一的心目中可以用这六个字概括。雷震一说:“党号召组织起来发家致富,他不仅组织互助组,而且组织老少组。党号召艰苦奋斗,他十年造地成绩突出。遭灾后想出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后来‘阶级斗争为纲’,他也很积极,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学大寨”运动有缺点,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推广大寨经验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再加上陈永贵确实有些直爽和倔犟,一些人对他和大寨不满意,他就发脾气,讲出些不中听的话。一度时期,大寨遭到批判,这让雷震一想不通。他说:“好多不该有的东西都安在大寨身上,不该有的脏水也泼在大寨身上,俨然‘墙倒众人推’。有的人脑袋滑,陈永贵在台上就吹陈永贵,陈永贵倒了就诋毁陈永贵。而现在又以大寨专家自居……”雷震一说:“当小岗村出现包产到户,包产到人的事后。大寨的这一套形式好像就错了,没用了?而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人。社会主义道路有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假如没有人在这道路上创新、领头能行吗?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陈永贵敢于探索。既然是探索,无论成败都算英雄。”“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陈永贵致信毛主席,说:“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农村不能夺权。”陈永贵的意见形成了中央文件下达,所以农村才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搞夺权。雷震一说:“陈永贵创造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条路绝对没有错。至于说迈的步是大是小,是指导和引导问题。根本不能责怪陈永贵。”大寨起伏跌宕的历史,是晋中曾经经历过的风云,我们当仔细品味,从而让今后的路走得更顺畅,不留遗憾。(刘红庆 弓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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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村，距县城几里路，解放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历史上绿色植被就很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旧社会常年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就以贫困著称。解放后，大寨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群众生活仍然贫苦。1952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在单独的各家各户很难对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 们惟一正确的选择。因此，1952 年底，整个大寨的农户都人了初级社。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集体经济较之从前更强大了。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的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宽，出身于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人。他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也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来说，确实是凤毛麟角，也确实是先进的。&&& 山西省晋中地委早就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把它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山西日报》曾发表过关于大寨人事迹的通讯报道。但当时大寨仅在晋中地区知名度较高，在山西全省还不算很高。到1959年，全国出现持续“跃进高潮”，但生产管理普遍较差，出现了非常浪费人力和物力的情况。&&&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山西省委也派人参加。现场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山西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仅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号召全省农村干部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的经验。为此，《山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这样，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大队经验的高潮，起到了带动全省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出乎意料的是，当这些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比原来的更好。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山西省委对大寨的经验高度重视；派干部到大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总结，大寨被树为先进典型。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很快，山西就在全省开展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 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特别注意抓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中央发出“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全党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各地要重新训练干部，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当年9月，中央发出的“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强调了阶级斗争，并规定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两个“十条”来指导农村工作的。&&& 1964年3月 27 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 陶鲁笳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目前，山西省正在公社一级搞“四清”的试点，在全省农村正在普遍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问：你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生产没有？现在生产情况如何？陶鲁笳说：没有，反而促进了生产。毛泽东指示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收人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 &&& 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这方面提问时，专门谈到了大寨和陈永贵的经验，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陶鲁笳还特别提到：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1万多名干部介绍了大寨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太识字。毛泽东叮嘱，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 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5月 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4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调来了关于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材料，仔细阅读后，深为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好典型。但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打电话给陶鲁笳，让陶亲自到大寨去搞长时间调查。陶鲁笳按周恩来的指示到大寨蹲点20天，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1964年5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中共山西省委也把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此时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全部仔细看完了。5月 25日，《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专门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农业部长廖鲁言也亲赴大寨考察，写成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方面肯定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泽东又仔细看了陶鲁笳的报告和廖鲁言的报告，对陈永贵的事迹予以赞赏，对大寨的经验予以肯定。6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们谈了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还离稿讲了不少话，与会者深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所感动。在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行文中，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
&&& 1965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当时，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于高潮阶段，大寨、陈永贵的经验在被总结时，主要方面还是按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会议上所概括的几条进行的，即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得丰收；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学习大寨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农民们认识到，50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 那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南的林县等等。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硬是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 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创造出了高产稳产农田，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至今仍为人民所称道，为中央所肯定。&&& 到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要进一步对大寨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向全国推广。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亲自布置在北京开了一个“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谭震林亲自抓这个典型展览。11月，这个展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共展出了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这个展览也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一级，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各省来参观的干部回去以后，几乎都作出计划，要在每个县都树一个学大寨的典型大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 可以说，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是与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 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之时，也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大寨经验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框框里。同时，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开展起来之后，大寨也被套上了“四清”的框子。当时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时认为，大寨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典型，而且是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说大寨从建立互助组起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还认为，学大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陶鲁笳：《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山西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载1965年《红旗》杂志11期）。&&&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大寨大队党支部包括陈永贵在内，也有意识地往政治上靠，把本来是靠苦干实干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抓阶级斗争的成果，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成果。并用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提法，把大寨本来的精神掩盖了。&&& 这一点从陈永贵两次对大寨经验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来。1964年1月，陈永贵应北京市委之邀，到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经验时，主要是介绍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而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取丰收的事迹。但到了1966年3月，陈永贵再次介绍大寨经验时，就有意识地强化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着重强调大寨的经验是：“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突出政治的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载1966年3月 22日《人民日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寨大队和陈永贵都受到了影响。不过，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由于陈永贵一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所肯定的先进人物，大寨也是党中央所肯定的先进典型，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 陈永贵领导山西省昔阳县夺权，并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搞大规模的打砸抢和武斗，局势是平稳的。后来他担任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在抓农业生产及经济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不可能不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他对大寨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上。1967年6月到 1968年 10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了3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即1967年6月现场会、9月现场会，1968年10月现场会）。第一次现场会主要是昔阳县农村干部参加；第二次是山西省全省的农村干部参加；第三次除有山西省代表参加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中央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陈水贵在这3次现场会上始终是主角。他在会上介绍大寨经验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陪衬或者副产品，大寨经验被概括为抓阶级斗争、搞大批判的结果。他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业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必须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学到大寨的经验（史料来自《中国共产党晋中地区历史纪事[]》）。在1967年9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在1968年10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第二位。&&& 当时，中央的一些报刊也努力把大寨经验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社论中，强调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并把这形容为“砍资本主义的尾巴”，认定是大寨的“经验”。再如，强调批判“工分挂帅”也是大寨的经验，等等。连大寨仅适合当地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也被树为全国农村应该普遍学习的典型。&&& 文革中，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转向到突出强调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省总结道：“学大寨就必须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是一句空话”。还有的地方借学大寨，搞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许多地方就是在学习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不顾本地实际而搞形式主义的情况。
&&& 陈永贵深受毛泽东的赞赏
&&& 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好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正是看中这些好的经验，才向全国推广的。当大寨经验在特定政治气候下被歪曲时，毛泽东也是同意的，因为这种“经验介绍”，正符合毛泽东当时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看问题的观点。毛泽东对陈永贵也十分赞赏。&&& 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当天中午，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其握手，热情地请陈在自己身边落座。陈永贵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席间，毛泽东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说陈永贵“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经周恩来解释后，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说：50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毛泽东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身体、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1967年，山西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在考虑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选时，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组建山西省委时，又是毛泽东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委副书记。&&& 1969年中共筹备召开九大，陈永贵被选为出席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之一。九大之前，考虑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人选时，毛泽东提名，让陈永贵当中央委员。经过九大选举，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陈永贵虽然经常在昔阳县大寨他的家里，但中央的文件，在专送省委的同时，也要专送给他一份。陈永贵此时已经能识很多字，能自己读中央文件了。&&& 1973年中央召开十大时，陈永贵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又是经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时，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在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毛泽东同意这一安排。此后，陈永贵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用他概括的“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同时，也介绍了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 “普及大寨县”
&&& 陈永贵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普及大寨县”，就是让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建设成大寨式的农村。“普及大寨县”也有具体的生产指标，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者接近大寨的亩产量，但更主要的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大寨的经验进一步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段时间里，不仅陈永贵到处宣传大寨经验，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派干部到大寨去参观。那时，全国几乎县以上领导干部都到大寨去参观过。&&& 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是带有“左”的印记大寨经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主要的是大寨经验被教条化了，全国农村大抓阶级斗争，搞政治挂帅，砍资本主义尾巴，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副业生产。更可笑的是，一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也人为地修造梯田。&&& “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存在的另一个更突出问题，是提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大寨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日，陈永贵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国逐步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对陈永贵的这个意见，毛泽东是动心的。毛泽东从1958年起，就热心推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毛泽东又很慎重，因为过去的实践中有教训，搞“穷过渡”是吃了亏的。正因为毛泽东既动心又慎重，所以他采取把陈永贵这个意见提交中央讨论的办法。9月，毛泽东批示：中央可以讨论陈永贵的这个意见。&&& 9月 23日至 10月 2I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意见。会上，赵紫阳。谭启龙明确表示反对，因此发生了激烈争论。陈永贵能说，赵紫阳也能说，一时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决定，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放一放。虽然所有制向大队一级过渡没有搞成，但“普及大寨县”的其他做法仍然继续着，对全国农村产生着不良影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农业学大寨运动仍然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陈永贵也继续受到华国锋的信任。&&& 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然在中央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如 1976年 12月，在华国锋主持下，陈永贵主办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陈永贵在这篇报告中强调：在学大寨问题上，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目前，“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他还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到1980年，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华国锋在这次 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出：“学大寨、学大庆，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陈永贵1975年提出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被搁置后，一直不甘心。这时，他又提出，要把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当做方向。为此，1976年年底，他还在山西省晋中地区全面推广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的经验，想以此为试点，实现一个地区内的基本大队所有制，然后再向全国推广。晋中地区在1977年初，基本实现了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的过渡。在此情况下，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又“一马当先”，开始搞由基本大队所有制向基本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了。&&& 当时，华国锋很重视陈永贵主抓的“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其中，又特别重视所有制过渡工作。1977年11月，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这份文件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提出了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攻的问题。更突出的是：这个文件强调了所有制过渡问题，认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应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过细的工作，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871页）经华国锋批准，这个文件发至公社党委一级。&&& 这个文件一发，全国立即形成了一股“过渡风”，各地农村几乎都在搞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的试点，有的地方本来很穷，连生产队的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却也大搞“穷过渡”，以致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大家开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各方面的工作，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 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当时，邓小平已经进入中央，他的意见是，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集中力量，对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1980年8月 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山西省委把这份报告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的态度。按照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 11月 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在转发批语中：“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对待干部是宽厚的。&&& 就在中共中央转发上述山西省委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 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陈永贵看了这些文章后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正当此时，又有人指责陈永贵，说他与“四人帮”有联系，要求中央追查。陈永贵听到后，更火了。他去找了邓小平和李先念。邓小平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这个话后，追查陈永贵之声也就销声匿迹了。李先念表示：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是好的，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 陈永贵辞去职务后，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1983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仍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住的部长楼里，见到有劳动的事，就走在前面，连打扫卫生这样的活，他都抢着干。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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