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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电影放映员坚守本职三十八年
原标题：乡村电影放映员坚守本职三十八年
　　分享到：更多放映老设备刘大爷手拿着影带　　中国江苏网11月28日讯(记者 薛惠芹)泗阳县城厢街道办城南村的刘纯峰老大爷，是街道办的一名门卫师傅，也是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负责城厢与大兴的电影放映工作，共计16个村子，每月在每个村子放一场电影。今年已69岁的刘大爷从75年起给乡亲们放电影，如今已有38个年头，刘大爷白天做着门卫工作，晚上当起了放映员，骑着车穿梭于各个村子。　　“请你们赶紧吃晚饭呐，吃完搬板凳来看电影！”　　每到放映那一天，刘大爷提前一两小时就做起准备，把放映设备整理好、搬上车，骑上装有喇叭的电动三轮车奔向村子。“广大观众，今晚到你们村放电影了，请你们抓紧时间吃晚饭呐，吃完搬上板凳来看电影啊！”刚到村口，刘大爷就用大喇叭喊起来。　　选好场地后，刘大爷开始搭荧幕、开机器，“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一般会带上老伴或者儿子。”刘大爷的两个儿子都取得了电影放映的资格，老伴也不时搭把手。据刘大爷讲，他今年的放映任务已于本月25号那天完成了，整年放映了192部电影。由于天气即将越来越冷，所以提前将影片放完了，村民对此也十分支持。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各家条件好了，看电影的人没有七八十年代多。放映时村里有一二百人看算不错了，有时天冷也就四五十人。”但这并不影响刘大爷的热情，“看的人少了，也要放。”刘大爷称就是喜爱放电影，小时候看大人放电影就十分好奇，被它吸引。　　最多一场3000人村部门口挤满了人　　说起印象中观影的盛况，刘大爷至今记忆犹新。85年一天，刘大爷在泗阳县卢集镇放映电影《少年犯》，这是一部深圳影片公司制作的故事片，导演是张良与王静珠，该片获1985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1986年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在卢集一个村部放映时，吸引了3000多人前来观看，有学生、有一般群众，场面十分壮观。　　城厢街道办联合村的田春，今年35岁了，她回忆起小时候，家里没电视，经常跟着哥哥去村口看刘大爷放的电影，《小兵张嘎》给她的印象最深。“他在门口，搭个电影架子，就放起来了，有时候，村民家有人结婚、过生日，也会请他给放部电影热闹热闹。”　　天气不可能一直晴朗，刘大爷也遇到过放着电影、下起雨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在城厢南园村放映，用的是数码机器，放的战争片，有很多乡亲们在看。忽然，大雨如注，但大伙还想看，刘大爷打着把大伞又坚持了一会儿，“雨实在太大了，但大伙热情很高，一次放不完的话，大家心里会有疙瘩，老惦记着，就找了个屋子，继续放。”　　“不放电影，就没有生活了。”　　38年来，放电影已慢慢渗透进刘大爷的生活，“刘师傅，今晚上哪放电影的？”不少村民见着刘大爷就问。“‘小车不倒，只管推’，如果不放电影，就没有生活了，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刘大爷对记者说。84年，大儿子刘传金开始参加放映，86年二儿子刘传银也参与进来。“那时，还有人把我们爷仨称作‘父子电影队’，我是队长。”刘大爷乐呵呵地说起这段往事。　　刘大爷的母亲在他六岁时就去世了，他与两个哥哥由父亲抚养长大，家里比较贫寒，根本没有余钱去看电影。“小时候不懂事，有次实在想看电影，就从村里一路小跑到县里，十几里路呢，到了电影院没钱买票又跑回家来。”说起这段，刘大爷不禁笑起来。长大做了放映员后，一边放电影，一边看电影。　　在刘大爷的住处，记者看到了他这么多年用于放映的四套设备，三套老设备被整齐地放在墙角，最新的设备是刘大爷自己掏钱于七八年前购买的。新放映机被刘大爷放在一个黑包里，包被锁在一个柜子里，可以看出刘大爷对设备的爱惜。　　虽然收入不高、不是在编人员，并没有影响刘大爷的放映热情。38年来，刘大爷奔波于各村，默默做乡村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将电影放映融入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以来，在娱乐项目极少、条件有限的农村，影片成为广大村民的精神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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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网上诉电影放映员苦衷 一人负责多厅
早上9点半，孙师傅正在放映当天第一场《桃姐》胶片放映渐渐淡出舞台，如今大部分操作在触摸屏上完成无论是小成本制作还是好莱坞大片，都存放在这小小的移动硬盘里
业内人士网上诉说电影放映员苦衷 京城展示放映员真实生活小窗背后的世界没有“浪漫满屋”主人公多多从小就憧憬着银幕上唯美的故事，并立志为像艾费多一样的电影放映师———这是意大利导演多纳托雷的电影中感人的情节。电影放映员似乎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梦想，而现实生活中这个职业却并没有那么浪漫。近日，一名叫“放映袁”的网友发了一则咆哮帖，帖子里将作为放映员的苦处用咆哮体的形式撰写出来，比如“一上班就见不到太阳”、“运送影片拷贝是体力活儿”“一部影片放映几十遍自己都没完整看过一遍”等，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和回应，大家纷纷表示要拜师学艺。借此，记者电话采访了这位在山东济南某影城工作，月薪两千左右的“放映袁”，并走访了京城各大影院，向大家展示放映员的真实生活。从他们的讲述里，我们也看到了电影从胶片时代步入数字时代的变化。放映员的一天朝九晚十二午饭基本靠“带”早晨9点半，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小西天的中影电影院。做了十几年放映员的孙师傅已经将卫生打扫好了。他告诉记者，放映室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必须保持放映机的清洁和地面干净，所以他每天上班第一个任务就是将机身擦拭干净。“早晨上班的时间不固定，要看具体的排片时间。一般是在8点半到9点到单位，而工作结束基本要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孙师傅边打开机器边对记者说，“影院三个厅，每人负责一个厅，上一天班可以歇一天，一共有6名放映员，分成两拨轮流值班。”只见孙师傅熟练地将机器里的氙灯点着，在触摸屏上点进了服务器，进入菜单。这时已是9点40分，还有二十分钟，这一天的第一场电影就要开始放映了。孙师傅将要放的影片从前到后快进式检查了一遍，又回到开头，屏幕上显示出两个大字——“桃姐”。为了查看声音质量，孙师傅下楼推开与电影院连接的小窗，听了听音量，没有任何问题，这才放心地回到了楼上的放映间。孙师傅告诉记者，这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检查好影片和声音才能够放给观众。”9点57分播放广告，放映间的小玻璃窗上模糊的影像投射在大银幕上变得无比清晰。“我们一天几乎都是在这个屋子里度过的，片子一个接着一个放，每隔十几二十分钟就要去看一下机器是否正常，如此循环，中午吃饭基本要靠别的同事买回来插空吃。”对观众来说，这个小窗似乎格外神秘，令人向往，但对于孙师傅这样的放映员来说，这个透着微弱银幕光亮、不见阳光的小窗几乎是他们的整个世界。技术变迁胶片时代拷贝沉重 一部大片约60斤谈到胶片放映，孙师傅带着记者查看了放映间里的两台胶片机，称胶片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才能挂到机器上去，操作较为复杂。一本拷贝能放映20分钟，一部电影需要五六本拷贝。拷贝很重，据孙师傅介绍，一般拷贝盘是两本缠着一大本，一部电影要换三次拷贝，“这是个不小的体力活儿。一个铁盒子里放三卷胶片，大概有20斤重吧。如果是部大片，胶片至少有七卷，满满三盒，你想想有多重。”在放映前，拷贝需要提前挂到机器上去，有时候需要两台机器换着放，一台机器放完后，另一台机器接着放，间隔的时间要计算好。从片盒往外拿片子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就很容易将胶片散落。“放映袁”告诉记者，老放映员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胶片缠得非常乱，需要剪开再一点点接起来。耗费人力 容易声画不同步胶片的使用还需要特别注意声画不同步的现象。“放映袁”告诉记者，挂片的时候有一个缓冲弯，缓冲弯需要放映员手动调整，大概有一个大拇指的距离。缓冲弯大了的话，声音就会晚一些；要是小了的话，声音就会提前一些。对于新入行的人，特别需要积累这方面的经验。此外，胶片时代需要更多的放映员，一个厅至少要两个人。“放映袁”介绍说，一般一部影片一个影院只有一份拷贝，所以要算好时间，比如一号厅先放，一号厅放完第一本之后，拿到二号厅放。一个人准备挂片子，另一个人就需要马上从片尾倒回片头。胶片还存在划伤的危险，“如果遇到胶片划伤或者断掉的情况，一般先报主管进行检查，情况严重的话就只能剪掉了。”数字时代存在移动硬盘 “密钥”保证安全放映数字化之后，影片一般是放在移动硬盘里的，“放映袁”告诉记者，这和我们平时使用的移动硬盘没什么区别，只要下载到数字放映机里就可以。但轻易上传和下载，使得影片的安全性无法保障，所以“密钥”在其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密钥”一般在放映前三天之内会收到，生效期一般都在前一天晚上10点左右。“一般我们都会提前看到片子，检查一下质量，确保第二天放映没有任何问题。”“放映袁”说。一人负责多厅 死机成新问题数字技术普及之后，放映这项工作需要的人力也少了。以前两个人才能干的活，现在不仅一个人能搞定，而且还能负责好几个影厅。首都电影院总经理于超告诉记者，在新建的金融街影城项目中，设置了集中控制系统，基本是一个放映员可以负责多个厅的放映，放映员们在监视器前就能看到各个厅的情况。“大概从2002年开始，影城的数字机逐渐多了起来，在使用上也方便了很多。”孙师傅告诉记者，数字化虽然方便了，但也会有死机的现象，虽然这种情况不经常出现，但一旦出现只能重启机器。这时就需要跟观众说明一下，是设备问题，请大家谅解。IMAX放映定期检查不易需要爬三层楼高“放映袁”所在的影城有IMAX放映厅，由于IMAX的机器比较大，因此单独使用一个比较大的操作间，“它的发热瓦数比较大，热度比较高，所以有单独的空调和加湿器。其他的机器公用一台中央空调。”除了定期维护设备，“放映袁”告诉记者，幕布也是需要定期检查的，“大概一个季度或者半年需要检查一次。主要是查拉幕机器，看是否灵活，不灵活就需要上机油了。IMAX的银幕足有三层楼那么高，因此每次检查的时候，必须要爬到很高的地方。”此外，还有一项工作是必须要注意的，幕布放映机里的氙灯使用800到1000小时要更换，不工作的时候，氙灯里有8到10个大气压，工作的时候大概要20到30个大气压，所以这个灯泡比较危险，不要碰到、磕到，要轻拿轻放，不然会炸掉。“放映袁”透露，换灯的时候要穿防护服戴防护面罩，以防止划伤皮肤。链接放映员需求量增加必须持有资格证随着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完善，银幕数量不断增加，对于放映员的需求量也逐渐增长。于超告诉记者，他们影院的放映员有老员工，也不乏年轻人，但不管如何，都必须通过放映员的职业资格考试。北京市电影器材公司副经理黄强介绍说，每年北京市电影公司会招两批放映员培训班，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上学习电影放映员的课程，毕业会发资格证，有了这个资格证才可以被影城录用做放映员。在国家颁布了国家标准之后，除了上岗证的培训，还将设立初级、中级和高级以及技师的培训，让电影放映员的队伍更加规范和壮大。 本版文/记者田婉婷本版摄/记者林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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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一位老电影放映员的人生记忆
　　口述者：王九龙整理者：本报记者帕蒂曼　　1961年，21岁的我随着支援边疆建设的大部　　队，从家乡来到了。那一年，我们乘着绿皮火车又改坐大解放，在大队伍的带领下来到了美丽的阿克苏，我们在一望无垠的戈壁荒漠上，开荒种地、盖起住房，和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相互学习语言，相互扶持着生活。　　20世纪60年代，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开始组建电影放映队，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每年都能看上一定数额的电影，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当时，农村教师、村干部、退人、知识青年成为组建电影放映队的首选人员，我在家乡念过一段时间的书，加上平时表现也比较突出，就被组织上选派前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学习了电影放映技术，自此，我和电影放映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部电影基层百姓看一年　　开始学习电影放映技术的时候，我是对这门技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而想想基层(,)那时候连电影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感到自己身上肩负着的责任很重。　　我从繁杂的电影放映机械入手慢慢了解到电工、机械原理和胶片检查等各种放映知识，当放映机传来“咔咔”声，一束明亮的白光照在了幕布上，电影开始播放，我也渐渐爱上了这个让我感到有些神奇的工作。经过3个月的培训，参加完考核后，我如愿拿上了电影放映技术相关资格证，这也意味着我将踏上电影放映事业这个神圣的工作岗位。　　我所在的电影放映队隶属于当时的阿克苏县（1962年时，现在的阿克苏市还是阿克苏县），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共同组成了阿克苏县电影放映一队，而我们不仅要在城市里放电影，还需要时常下乡，到最基层的农村去给各地的农牧民放电影。　　那时候，我们下乡放电影是没有汽车代步的，放映队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每当接到下乡放映电影的工作任务时，我们都需要提前几天做好准备，因为电影放映设备非常沉重，好在我们都是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再沉重的设备也抵不过一颗颗火热的心。　　春秋交替、暑去寒来，放映队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巨，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赶几天几夜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半途中，马车陷进泥潭、车轮不能承受负重断裂报废的事情更如同家常便饭，常常发生，这样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忍饥受冻几天时间，等待后方的救援人员到来才能得救。　　那个时代，我们兢兢业业地干着任何一份党所赋予的工作，每当感到有挫折来袭，想想身边无比淳朴与可爱的老百姓，我们心里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支撑着自己顽强勇敢地走下去。经过路上艰苦的颠簸，看到十里八乡的老百姓见到我们到来时脸上透露出来的喜悦表情时，我们一身的疲惫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心里唯一想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架好放映设备，让百姓快一点看到电影。　　热情的百姓也会前来帮忙，妇女们送来热茶、热饭，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来，不管是几颗红枣还是几牙瓜，对于我们都是无比珍贵的一份份情谊。　　当天慢慢黑了下来，村子里的打谷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人，四处传来嘈杂的声音就好像在巴扎里一样，随着发电机轰隆隆响起，放映机旁的灯泡射出耀眼的光芒，放映机把缓慢摇动起来，打谷场中央的白布上出现电影片头，喇叭里响起音乐，人群立刻就会安静下来。老百姓看上电影的那一刻，也成为我们感觉最美好的瞬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电影产业刚刚起步，那会儿的电影题材以抗日战争为主的红色电影为多，阿克苏县的资金有限，每年购买的电影胶片不多，像《地道战》、《地雷战》、《三毛流浪记》、《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这些电影是放映频率比较高的，有时候，一部电影可以放上一整年的时间，即便如此，每次听说有电影放映队来到村子里，百姓都会相互转告，到了放电影的时候，附近几个村子的百姓乃至附近几个乡镇的百姓都会赶来，看着不知道重复看了多少遍的　　电影，百姓的脸上还是那么欢喜，这让我感　　到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多么　　强烈，也更加热爱自己从事　　的这份工作。　　在那时，双语教学也没有普及，老百姓通常都不会汉语，当时新疆本地产出的民语电影几乎没有，能放映的电影都是以汉语为主，所以，放映队不仅要负责放映，还要提前做好翻译工作。我们有几位维吾尔族放映员，就由他们负责把电影翻译成维吾尔语，他们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工作太忙，一部片子没有及时地进行翻译，就只有采取现场翻译的办法，就是边放映边拿着话筒在银幕背后翻译，和现在的同声传译是一个道理。　　由于工作条件艰苦，资金非常有限，放映队的许多设备存在老化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在出发时才检修好的机械，到了地方经过颠簸突然又坏了，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大半年才能看到一次电影，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办法，就地搞一场节目，给百姓们讲讲笑话，讲讲在城市的见闻，唱唱歌再跳跳舞，基层有许多老艺人，我们会邀请他们来给大家助助兴，最后，一场露天电影就会变成一场盛大的麦西来甫。　　基层百姓在家门口看大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使社会不断进步，阿克苏地区的经济形势也发展得越来越快，电影放映队里的电影也开始逐年增多，电影设备也在不断更新，我们的代步工具也由马车换成了汽车。虽然这时候，电视开始慢慢普及，但在偏远的农村，老百姓仍然喜爱看露天电影。　　我们的放映队一如从前繁忙，下乡放电影也不再是那老几样的片子，逐渐开始放映故事片和动作片了，那时候老百姓最喜欢看的是来自国外的电影，例如拍摄的《奴里》和《流浪者》，拍摄的《虎口脱险》，这些电影新颖的画面和异国文化，对于基层的老百姓可谓是一种新鲜文化的刺激，他们非常喜爱。　　也许是我放了一辈子的电影，从2000年退休以后开始更多关注电影事业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开始关注印度电影，发现这个国家的电影产出率实在是高得惊人，目前印度电影的年产量仍然是世界之首。但我仍然感觉到我国的电影事业发展速度一点也不亚于印度，并且我们的发展方向更多的是为人民服务，尤其是近20年来，我们新疆的电影事业发展速度非常快，每年都会有非常优秀的电影出品，这些电影反映的都是新疆人自己的生活，从《冰山上的来客》、《草原枪声》到《神秘的驼队》，从《阿曼尼萨罕》、《买买提的2008》到《真爱》，这些电影的群众口碑都非常好。　　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村村通”工程让电视、电脑、手机、普及率不断增长，特别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录制形式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节目，远程平台也已经普及到各个村庄，村级阵地里都有先进的录放设备。每年，从国家到自治区都会免费发放各种内容的影碟和光盘，专业和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也会把一台台精彩的节目送到农民家门口，生活在城市的群众还能随时看到3D、4D电影。　　通过家里在基层工作的孩子我还得知，随着“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的深入，基层有许多工作组都会在村子里放电影，他们放电影的形式也是露天，但放映设备是高端的电脑和投影仪，百姓坐的是排椅，看的是大片，村落里夜夜都能响起美妙的电影的声音。　　相反的，越来越少的人想起以前搬起小板凳看露天电影的日子了，放映事业也让我们这些曾英姿勃发的黑发青年逐渐变成头发花白的老人，以前艰苦的工作环境让我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是疾病缠身，可是看到农村文化阵地不断繁荣，基层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在全方位获得满足，想想我们曾经的付出，我们觉得是值得的，我们的故事，已经成为新疆文化宣传事业的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那段记忆更是我们这些电影放映员们最为珍贵的人生记忆。　　日，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谢依提村牧民围在一起观看新配发的数字放映机。约提克尔?尼加提供图20世纪60年代，王九龙和爱人罗伏英在电影放映室里合影。王九龙供图　　20世纪60年代，电影放映队刚刚成立时王九龙和队员们一起合影。王九龙供图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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