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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李小牧：旅日华人非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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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华人非常时期【李小牧，一个在日本红灯区和媒体上都很出名的华人明星，一个左手是警察朋友，右手是黑社会哥们的双重卧底。这段时间，中国网友给他微博留言最多的不是关于红灯区，而是问他的餐馆有没有被日本人砸。】&&&&挂了电话，李小牧笑了，“我早就知道日本人不会逼着我问， 钓鱼岛是谁的”。此前，国内亲友发短信告诉他最近别回来，免得被当汉奸围攻。 &&&&李小牧坐在歌舞伎町一番街自己的湖南餐厅里发呆。即使不受中日关系影响，餐厅食客也不多。太隐蔽了，来的都是熟人。这些天，他的微博倒是前所未有的热闹。 &&&&“当我们愤怒时，日本人在想什么？”几个中国网友问居住地显示为 “日本”的李小牧。 &&&&这些天，有中国老乡干脆直接跑到餐厅前守着，看有没有被右翼砸，啥时会被砸。餐厅里摆着《朝日新闻》，这份被视为态度亲华的报纸，是刚到日本的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最佳读物。老乡们边等着看热闹，边翻看上面的中国新闻― &&&&在华日本人纷纷回国； &&&&数家在华日资企业停产； &&&&中国游行示威民众烧了一家日资商场、一家丰田4S店、掀翻数辆日系车、打伤数名开日系车的中国市民； &&&&…… &&&&翻到后面是“天声人语”，《朝日新闻》最受欢迎的专栏。这个栏目就做一件事，分析与评论新闻。没有比它更能代表日本人当下怎么想的了。粮食、蔬菜、出租车大叔的年龄，是它平时最关心的事儿。 &&&&9月18日那天，它没有回避风暴中的中日关系，“我们既不挑衅也不上别人挑衅的当。不煽动闹事，而且态度坚决。”它评论道，“站在同一个较量场上的日本人，可不能头脑发热。” &&&&然后，它与几乎所有日本媒体一样，集体回避了同一个问题：钓鱼岛究竟是谁的？&&&&“当然是中国的……”&&&&守了好几天，右翼没有来。偶尔有女孩子在外面惊呼，天哪！所有人跑出去一看，是只蟑螂。“鱼龙混杂，歌舞伎町就这样”，李小牧笑着解释道。 &&&&李小牧的餐厅挂着毛泽东画像，电视里放着CCTV新闻，一段新闻联播片头划过，恍如国内。没有丝毫的日本元素，有人调侃道，这么紧张，你还不换上日本国旗？ &&&&9月17日晚，一个电话响起，来电显示是日本住吉会（暴力团）的一个组长。响了好久，李小牧寻思着接还是不接。“要是接，人家问你，钓鱼岛是谁的，该怎么办？ ” &&&&他最终把电话接了起来，随即长舒了一口气。组长先生在电话里说，你的湖南老乡把一座日本商场给烧了，危险，这阵子别回家了。 &&&&挂了电话，李小牧笑了，“我早就知道日本人不会逼着我问， 钓鱼岛是谁的”。 &&&&此前，已经有很多在国内的亲友发来短信，同样是告诉他最近不要回来，免得被当汉奸围攻。 &&&&李小牧由此婉拒了湖南一家电视媒体的邀请，此前，他们想让他带儿子回长沙做一期节目。 &&&&李小牧的儿子18岁，是他跟上个日本老婆的孩子，名字叫“日向中”，跟他的公司名字一样，意为“身在日本心向中华”。 &&&&李小牧想让不断长大的向中多接触中国，将来也做些有益于中日关系的事。但儿子却没兴趣。 &&&&“可能娃娃从小都是他妈带大的，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够。”钓鱼岛风波前，李小牧好说歹说求儿子跟他一起上国内电视节目，甚至话都说到这份上，“你不在国内混，爸爸还想在国内混呢？”儿子最终答应。可眼下，这事儿就此搁浅。 &&&&9月18日那天，儿子指着电视上的游行示威画面说，李小牧你看，我们回去肯定要被叫汉奸的。 &&&&有了向中的前车之鉴，李小牧对小儿子一龙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不敢放松，虽然这个儿子才五岁，但他有信心，“向毛主席保证，儿子将来一定是湖南人。” &&&&李小牧天天坐在歌舞伎町，最近他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在中餐馆， 里面但凡有中国客人，喝点酒，就会喊，“干杯，钓鱼岛是中国的！” &&&&而且微博上，电话里，节目中， 对方一上来就直接问，“李小牧，你觉得钓鱼岛是谁的？ ” &&&&“当然是中国的……”李小牧下意识地呷了口啤酒。“日本人就不这么问，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暧昧吧。”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逼问在日本的中国人，钓鱼岛是谁的了。”李小牧身子往后靠去，露出了皮带扣上那个大写的“H”。 &&&&“而且，谁都别骂我李小牧是汉奸，我在国内是狗屁……” &&&&随即，他可能觉得自己醉了，咽下了多余的话。 &&&&不过，发生在李小牧身上最尖锐的中日冲突，不是他与日本黑社会，而是与他的中国老婆莉莉。他们之间，结了四次，离了三次。 &&&&据他说，莉莉此前非常讨厌日本，生了孩子就哭着喊着要送回国内，“她是南京人”。三次闹离婚，都是因为他想留在日本，她想回国。 &&&&第四次，莉莉自己主动回到日本，她还是不喜欢日本，但无论如何，日本安全，对孩子好。几天前，莉莉看完电视新闻，和李小牧商量一个此前从未提过的未来：要不，为了孩子，我们移民日本吧？ &&&&“我不意外，我理解她的想法。”李小牧把一个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 &&&&岔开话题，服务员端上几个菜，“你尝尝，地道的湖南味，厨子湖南的。”碟子里几片西芹被刻意地铺陈着，放嘴里，已经是日本化了的湖南味道。 &&&&“我来日本20多年，吃辣的习惯没改，但口味淡多了。”李小牧目光投向墙上的毛主席。 &&&&“日本客人认识他吗？”有人问。 &&&&“都认识，右翼来了还在他的头像底下密谋着反华游行呢！”李小牧说，“他们还喊毛主席好呢，然后说钓鱼岛是……” &&&&“当然是中国的……”一桌子中国同胞异口同声地说。“一小撮”右翼&&&&“右翼在哪？”这段时间，好多来自中国的驻日记者都在回答这一个问题，他们是在日中国人里最特殊的一群。他们稿子里经常有这样的词汇，“一小撮右翼……” &&&&这么说确实不错，“右翼”确实是“一小撮”，因为在日本，找出右翼很难。东京涉谷十字路口，每天250万的人流量，在非中国春运时间，那儿是全世界最拥挤的地方。人们在这里选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但，谁又知道哪个西装底下隐藏着右翼？ &&&&9月16日下午6点，记者与中国驻日记者林雄约定在涉谷见面。两人低头过马路时，无意瞥见头顶大屏幕的滚动新闻，“中国的反日游行正……”。简短的消息淹没在一堆城市的天气预报里，路人都在低头赶路，没人注意。 &&&&“你看到了吗？” 我问他。 &&&&“嗯，抬头看那个的都是游客……”他答。 &&&&拥挤的人群中，一群女孩正在一辆花车前摆着各种剪刀手POSE。今晚有一场祭，它类似于游行，却是以欢乐的名义。 &&&&在一家咖啡厅，落座，嘀咕着彼时彼地，说中文还是日文，一致决定， 压低声音，说中文。 &&&&林雄说自己这段时间，每天要接无数连线电话，但“几乎没一个认真听我说，而是按他们想象的预设一步步地聊下去”。 &&&&见面前，林雄就接了几个国内约稿电话― &&&&你能不能写篇中国人愤怒了，野田颤抖？人家没颤抖？沉默，挂机。 &&&&你能不能写篇对比中日军力，中国打日本，美国会坐视吗？问希拉里去？沉默，挂机。 && “知道那个西宫吗？”林雄说，“日本候任驻华大使，今儿突然过世了。一家国内媒体立即连线我，问他的死对中日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可人家一天驻华大使都没当过。”他长叹了一口气。“他们想要的可能是，西宫是压力太大了……” &&&&当然，被问得最多的还是，“日本人看到中国的反日情绪，颤栗了吗？” &&&&这个问题让驻日记者们难以回答，“只能说日本人安静地回避了，我没有看到日本人情绪激动地反华，即便有，也尽量避免这种情绪流露出来。” &&&&被国人关心的问题还有，“日本人最近有没有欺负中国人的行为？” &&&&没有，我还专门去使馆询问过。”林雄说。 &&&&直到终于出现一个右翼把俄罗斯大使馆错当成中国驻日使馆，在其门口烧了辆车。听到这个消息时，林雄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这个缺心眼的。 ” 很快他感到自责，“我难道在盼着人家找对抗议的地方吗？” &&&&但无论如何，右翼，还是得时刻提防着。它在国内的舆论里无处不在，尽管在现实中不多。 &&&&这段时间，中国机构里的车不敢开出来，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从后门进出，坐在办公室里的总担心有猴皮筋来砸玻璃。 &&&&“我已经失眠好多天了。”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说，右翼的车每天来使馆，就一辆小吉普车，开得飞快，来使馆门口转一圈，就消失了。最近次数明显增多，上午三次，下午三次，放着军国主义的音乐。一次车子从他身边驶过，他与坐在副驾驶的人对视了几秒钟，“好恐怖！他的脚竟然搭在窗子上……” &&&&“但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右翼，哪怕痴汉都没遇到过。”这位使馆工作人员说，很久以前，她下地铁后，发现自己被一个大叔跟着，她跑，大叔也跑。追着追着，大叔喊了句，小姑娘，你的钱包掉了…… &&&&“我们是否活在一种想象的恐惧当中？”来日本几年，林雄开始反思这个问题。 &&&&“在日本，起先我很不适应。”他说，“地铁上有人站得离我近点，我就以为他会把手伸进我包里；吃饭时我叫服务员声音很大，上扎啤时我会担心里面掺了水……后来，这些恐惧没有了。但到现在，我却发觉或许有右翼在看着我。” &&&&特殊时节，很多朋友提醒林雄在公共场合不要说中国话了。 &&&&“但有一天，”涉谷咖啡馆里，他继续低声说着普通话， &&&&“我问一个日本女孩，不看长相，你能听出我说的是中文吗？”对方摇摇头，“我能听出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区别，至于韩文、泰文、中文，在我听来都一样。”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一准能听懂他们说的日本话。”林雄说，“谁让我们很早就能听到‘八嘎’呢……”“新仇”与 “旧恨”&&&&常年生活在日本的华人，明显“与世隔绝”得多。毕竟做生意的人，都很实际，讲到中日友好，他们都开始摇头，眼下这个样子就别谈中日友好了，太累。 &&&&“国家与国家哪有友好呀，最多是个伙伴，伙伴就得讲利益。这是我们做生意的人理性的声音，请你传回去。”一个生意人婉拒了采访。 &&&&王庆也是做生意的，来日本17年了，起先他一直躲闪着不说出自己的职业。谈到右翼，他说，“国内乡亲天天在媒体上看右翼，我们在日本安心经营小日子的，真没见过。” &&&&“日本的小流氓倒见过不少。”他补充，“但日本流氓都怕华人流氓，日本帮派， 我也见过， 但没发生过冲突。 ” &&&&王庆是哈尔滨人，母亲是嫁到日本的中国新娘。公开数据显示，从2001年起，每年都有过万中国新娘嫁到日本。2010年后，这一数字开始下降。王庆的妈妈嫁到日本后第二年，就与日本丈夫离了婚。 &&&&说起在日华人的境遇，王庆说当然有小心翼翼的时候，不过越来越多是在回中国期间。“这两年，国内挺看不起我们这些老早出国混日子的人。人们开始觉得，出国混，还不如留在国内当科长、处长更实惠。” &&&&在日本的17年，王庆与日本人有过冲突，打过架，“但都是打完就完了，没人有闲工夫记仇。”跟日本人也聊过战争，但往往不是他们不愿谈，就是他故意回避。 &&&&“在日本，没人逼着你表态，大家都躲着。”他说。 &&&&过去17年里，要说最深刻的中日冲突，王庆觉得还是来自他母亲和他姥爷。 &&&&母亲当年执意要来日本，追逐新生活，姥爷一听就不干，当时就放话，要去日本，从此就不再认这闺女。他的家乡在东北。 &&&&“我姥爷是老红军，打过日本人，还跟林彪渡过江，解放后是老干部。” 王庆说。 &&&&母亲到日本第三年，生活逐步好转，把姥姥、姥爷接到日本玩，让他们看看真实的日本啥样子，真实的日本人啥样子，姥爷才算把这档子事搁下。 &&&&但这口气姥爷最终咽下了没有，王庆也不好说。关于姥爷，王庆知道的不多，只是今年4月份，姥爷过世了，他当时想着，仇恨总算结束了…… &&&&谁曾想，新的仇恨因为一座岛又点起来了 。 &&&&要说日本人对中国人有多友好，又太过美化。王庆的朋友圈里，几乎全是东北人，东北哥们的女朋友，东北姐们的男朋友，全清一色中国人。 &&&&只有一个例外，有个哥们找了日本姑娘，谈了好久，最后人家日本爹妈不同意，俩人私奔了，生了孩子才抱回家，老丈人不得不妥协。“日本上一代人对中国还是有点儿……嗯……” &&&&这些年，王庆也常回中国，他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当下最大的区别是，为什么中国人火气那么大，一擦就着；日本人呢，点也点不着。 &&&&不过这次非同寻常。有消息说，在九州福冈市，发生了4起针对中餐馆的投石事件。遇袭餐馆的玻璃受损，好在无人受伤。其中3起事件在40分钟内连续发生，当地警方称同一人作案可能性较大。9月22日，传说中的右翼组织了约800名民众上街反华游行。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这样的规模，这样的主题，大约出现过两三次。 &&&&微博上，网友们继续拿李小牧开玩笑，看他的餐馆何时被砸，这条微博已经转发了几千条。（完）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林雄、王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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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从几年前写《歌舞伎町案内人》，自曝在歌舞伎町（即日本东京都新宿区内之町，日本大型红灯区之一）当“皮条客”的经历，到出版《日本有病》，李小牧又多了个头衔：日本问题专家。同时，他也成了中日各大媒体新闻评论节目中的常客。但他却说：“我一点儿都不懂政治、不懂理论，只有一肚子看到的、听到的故事。我不是因为要写书才到歌舞伎町来的，是因为我活在这里，所以我才会写书。”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没有歌舞伎町，就没有李小牧。他曾经说过，死后，要把一根骨头埋在日本的歌舞伎町。　　和石原慎太郎打擂台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找到李小牧，是在他开的餐馆里。最近李小牧很忙，要经营餐馆，要给杂志、报纸写专栏，偏偏还有人来添乱。来添乱的是歌舞伎町的日本店主，大多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李小牧的朋友。他们热心地建议李小牧加入日本籍，竞选议员，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打擂台，保护歌舞伎町的利益。　　对此建议，李小牧不予考虑。一方面是国家认同感，他出了新书《日本有病》，打心底里，他不想成为日本人；另一方面也是很现实的原因入日本籍要换成日本姓，“李小牧”如今已经是歌舞伎町一块响当当的招牌，当做无形资产来贷款都可以。让他换名不是砸自己的买卖吗？这种吃亏的事，李小牧可不干。　　不过跟石原慎太郎的擂台是另外一回事。“他挨家挨户抓外国人，打击了歌舞伎町的营业。抓流氓，抓黑社会，我支持他，但是破坏歌舞伎町的繁荣不行。”李小牧认真地说，“按照日本法律，歌舞伎町的风俗店凌晨1点以后不能营业，但以前执行得并不严格；石原慎太郎上台以后开始动真格的。这不合理，因为有的人是白天生活，有的人是夜间生活，歌舞伎町应该是24小时的"经济特区"。”　　二战后，新宿曾经想让传统歌舞伎艺术落户这里，但最终没竞争过银座。而另一种文化在这里弥漫开来几十年后，这个只留下了名字的歌舞伎町，已成为和巴黎红磨坊齐名的红灯区。这个不足0.5平方公里的地区，拥有近5000家成人酒店、风俗店、餐饮店、赌博中心，有人将其称为日本色情文化的中心。这里是日本的销金窟，也是东京都财政的重要支撑。在日本，首相、执政党干事长等，每到当选都要来这里视察为了数量庞大的选票。所以，当歌舞伎町的人要说说自己的道理，哪怕是石原慎太郎也要竖起耳朵来听。　　“我是什么都敢说，而且我讲理、讲法律，这一点日本的店主们也佩服我，所以他们希望我当议员，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日本议员有各种出身，说相声的、陪酒的成为政治家的也是大有人在，李小牧要是真去竞选议员，说不准某天也会挂上日本内阁某大臣的头衔呢。其实，李小牧和石原慎太郎的擂台早就开始打了。早些时候，石原慎太郎说有个歌舞伎町的家伙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的专栏里骂他，说的就是李小牧。结果李小牧马上又写了两篇来针锋相对。　　前些天，NHK电视台制作了谈日本大地震的特别节目，石原慎太郎第一次和李小牧同台演出。节目给了石原慎太郎3分钟，却给了李小牧8分钟，而且是压轴。“他(石原慎太郎)总算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李小牧得意地说。　　我来了，我看到，我钉在这里　　李小牧何许人也？1988年，28岁的李小牧从老家湖南来到日本，梦想着成为服装设计师，在国内，他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但是，他最终却做了一名案内人。李小牧典型的形象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颊刮得不见胡茬，身穿名牌西服，站在歌舞伎町夜晚人流熙攘的街头，随时判断出有消费欲望的来客，然后走到他们面前，温和地通过自己的介绍把他们带到想去的地方。他的眼睛像夜里的火烛，动作灵活而富有弹性，看起来如同一个跳跃的午夜精灵。　　“那是为了生存。”李小牧说，“我在新宿街头发纸巾，工作1小时1000日元（1日元合0.076元人民币），而做案内人5分钟就能赚到3000日元。”　　什么是案内人？李小牧曾经自嘲地说，就是皮条客。这个答案无疑是最标准的。把自己摆在一个皮条客的位置，让瞧着李小牧不顺眼的人无从下手，而这个描述，又让对李小牧感兴趣的人越发感兴趣。然而，面对这个能跟你讲上两个钟头不带重样、令你兴致勃勃却想不起他到底在说什么的家伙，这个“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答案不能不让人怀疑李小牧干案内人20多年，现在的他早已无需依靠这个职业来生存，甚至他早就不必留在歌舞伎町，可是他还是留了下来，而且忙得不亦乐乎，站在歌舞伎町街头“拉皮条”，是他对自己真正的定位吗？　　和李小牧谈起他的职业，他的第一段话是这样的：“我每天都在演戏，当过演员的经历帮助了我很多，让我能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越是优秀的演员，越是可以面对成千上万的人，讲成千上万种话。案内人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用我的身体在体验，在采访。”　　看着李小牧明亮的双眼，可以体会到他对歌舞伎町有一种奇特的感情，如果记者没有判断错，那应该叫做痴迷。有很多中国人到过歌舞伎町，但钉在这里，越钻越深，而且把这里的悲欢明暗写成文字的，只有李小牧一个。他出版的第一部书便叫做《歌舞伎町案内人》，短短时间在日本就卖了15万册。今天，在关于歌舞伎町的日文介绍中，李小牧这本书赫然列在参考文献之中。　　风流在他的股掌中翻覆　　“很多人看歌舞伎町，是斜着眼睛的。”李小牧说。因为这里暴力猖獗，有人卖毒品，有人突然死去。在歌舞伎町这条街上，李小牧和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以及自己的同胞勾心斗角，遭遇过各种危险，甚至曾有人结伙持械冲进他的家中。“这份工作很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把命丢掉都不知道。”　　给李小牧投资开餐馆的老板自杀了，在这条到处都在买快乐的街上，他变得忧郁了。李小牧自己也经历过十分艰难的日子，也想过自杀。然而，今天的李小牧谈起这些时，却仿佛不是他自己的事情，“我热爱这个地方。”　　在歌舞伎町他看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居然是聂卫平。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可以想象中国人到这种被批判为资本主义最黑暗的地方需要怎样的勇气。好奇的李小牧从头到尾盯了聂卫平一路，想看看他会干什么。结果聂卫平什么也没买、什么地方也没去，他只是对街边投入100元硬币可以用机械手抓绒毛玩具的游戏乐此不疲。“他就是想亲眼看看这里是个怎样的地方。”李小牧恍然大悟。　　谈起歌舞伎町，李小牧的回忆中，大半是这样的事情。“歌舞伎町是泥潭，也是舞台。你明白它是泥潭以后，会开始注意它作为舞台的一面。正如走在一条夜晚的街上，如果意识不到黑夜的存在，你会抱怨它的阴暗；如果理解这是在夜里，你会欣赏那街上绚烂的灯光。”　　的确，歌舞伎町也是介绍日本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浅草和清水寺一样。“日本有酒的文化，才有歌舞伎町，这并不是一个妓女生存的地方，有的风俗店里的女孩子连手都不能碰。”“这里平均每天有30万人来，周末可以达到50万，比去迪斯尼乐园的还多。政治家、摄影家、作家、演员……各路人都来，警察脱了制服也会来。花几千块，可以认识很多你需要认识的人物。”李小牧用真实讲述着他的歌舞伎町故事。　　在李小牧眼中，歌舞伎町是一个绝不能等闲视之的地方。“歌舞伎町的女性可以去当日本首相，因为她们熟悉社会和国际上的种种事情，她们不钻研就没有地位，就吃不上饭了。歌舞伎町的男性都是最好的销售员，因为作为一个案内人，你要判断一个人的消费水平、来历和倾向，和他结识并引导他把钱花出去这一切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世界任何大公司都没有这样苛刻的要求。”　　“有的人是到歌舞伎町来找女人或者男人的，有的人是来找另一种东西的。你可以把它说成一种文化，那就叫风流。对，他们是来体会东方的风流。”李小牧也由此有一份很独特的骄傲因为日本的风流在他的股掌中翻覆。　　也许是在歌舞伎町待久了，他自己也染上了一点“风流”的习惯。李小牧结过6次婚，最后3次是和同一个女人，也就是现在的太太。他解释说：“别看婚姻次数多了一点，这反倒是一种对自己和对对方负责的行为。我自认为对女性是极其负责的男人。”刚认真地说完这话，他又很自鸣得意地宣称：“我现在的年龄只有18岁上半身18岁，下半身也18岁……”　　“监牢”般的“美丽国家”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李小牧还不忘督促餐馆员工打扫卫生。如今，他已有比案内人更多的事要做。除了带十几个为自己工作的案内人，维持位于歌舞伎町正中心两条街的地盘外，他还开了一家餐馆，据说是东京最正宗的湖南菜馆。东京其他的湖南菜馆用的都是日本厨子，而他的厨子都来自湖南；日本人少吃辣椒，多数餐馆改变味道入乡随俗，但他店里的菜都是辣的，偏偏回头客还很多。李小牧说：“旁边的泰国菜馆，开了20年，生意兴隆。泰国菜比湖南菜更辣，这说明日本人不是吃不了辣，而是要让他们高高兴兴吃下去。”　　同时，他还要写专栏，每篇文章都要花很长时间。有时一个1000多字的专栏，他要毫无干扰地忙上五六个小时。　　李小牧现在常被称作日本问题专家，他对日本的独到认识让专业的研究学者也不得不慨叹万分。歌舞伎町的案内人和日本问题专家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头衔，然而，正是案内人的生涯，让李小牧对日本的认识与众不同。　　他认为日本人都是“滥好人”“日本人不吵架的原因，是想做别人眼中的"好人"，在日本，"好人至上"的想法盛行，追求只要表面过得去就行。”　　他还提出，日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缺乏“渴求精神”“只要有纸箱就不必担心睡觉的床，只要去闹市便能赚到钱，这便是日本，看起来很和谐的社会，却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病态。要是对生存和赚钱没有渴望，失去了"渴求精神"，那日本的经济永远不会复苏。”　　在他看来，日本是个像“监牢”一般的“美丽国家”“那些在新宿的小酒馆里，发妻子和上司牢骚的工薪族，在公司和家庭中没有立足之地，既不能辞职又不能离婚，只能每天借酒消愁。我至今都没有碰到过赞美自己是"优秀工薪族"的人。我总在想，日本号称自由，为什么却被自己束缚住了呢？东京宏伟的楼群与大自然相融合，表面看来非常壮丽，但是，住在这里的人却表情阴沉，看起来毫无幸福可言，为什么他们会活得如此低三下四呢？”　　研究一个国家应当从研究它的人开始。做一个歌舞伎町的案内人，使李小牧不得不主动地和各种各样的日本人打交道，无论对方是政客还是流氓，他所接触的日本人涵盖了各个层面。同时，歌舞伎町是一个让含蓄的日本人放下面具的地方。此时，他们会敞开心扉，表达真实思想。所以，他所接触的日本人又是真实的。而歌舞伎町的生意兴衰、客流变化，又和日本甚至世界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李小牧曾不无调侃地说，眼看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越来越富有了。　　有依靠资料看宏观的专家，也有依靠细节看微观的专家，李小牧，应该就是一个“微观日本专家”。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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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看红灯区的
　　完后正在提裤子，小姐的手机响了，小姐立刻吴侬软语滴开始嗲话，并示意俺悄悄离开，俺也没客气，挥挥手，来了句：回见了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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