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视剧
原标题：一部电视剧
央视2013年开年大戏《全家福》正在热播中，这部跨度从1948年到2008年共60年的电视剧以其浓郁的京味特色受到了很多观众追捧，获得了一月全国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第一。在剧中，主要演员们说着一口麻利的京片子，主要人物的性格也都能在居民现实的生活中找到原型。北京是全国古建筑最集中的城市，这部电视剧首次把古建行业详细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其中的不少情节更是取材于真实事件。可以说，王满堂这个人物是中国古代优秀古建工匠们的一个代表，从剧中人物的身上，我们仿佛见证了老北京古建的发展史和北京京味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封面故事当审片的结果下来后，李功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真没想到，全部的审查意见加起来还不到一页纸，其中政治部分的审查不到半页纸。一直以来，他悬在电视剧《全家福》上面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反映老北京胡同生活的戏，居然被选为中央电视台2013年的开年大戏，“我们当初策划的时候，一度还担心这部片子会赔钱呢？”由付林导演，吴刚、钱波、秦海璐等北京人艺演员们担当主演的《全家福》其实是一部重拍剧，1997年，当时的李功达还在中央电视剧中心文学部担任副主任，当时他是《全家福》的策划之一，目的是为了拍一部反映老北京历史的电视剧，来迎接2000年的到来，剧的跨度从1948年到2000年，“把老百姓的生活都写进去，把发生过的很多大的政治风波和运动，包括文革、反右等，都能从老百姓的身上折射出来。”当时的编剧是叶广芩，李功达那时候正好对古建这个行当有过研究，很感兴趣，叶广芩很快写出了20集的电视剧，并在1999年开拍。他回忆，最后播出的电视剧跟剧本的内容相差甚远，播出后反响也不是很好，当初审片的时候他只看了一集就走了，“我一直觉得很可惜，这不是我们要拍的东西。”叶广芩后来根据电视剧的内容改编成一部同名小说，根据电视剧改编的同名话剧《全家福》也在人艺上演，冯远征担任主角，饰演王满堂这个角色。话剧演出后，反响不错，但李功达仍然觉得有提高的空间，一直念念不忘。2002年他开始担任制片人，说话有了“份儿”，于是2007年决定重拍，这次请了毛毛（付宁）和袁大举当编剧。“把20集的剧本扩充，能扩多少集就是多少集。从1948年一直写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止，共60年。”这部电视剧从日开机拍摄，中间历经了142天，最终得以完成。自然流淌出来的北京老话新的《全家福》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剧中人物那一口麻溜的京片子。“钢股叉”、“三青子”、“嘬瘪子”、“打镲”、“歪泥”、“哩格愣”、“臭嘎嘣”等北京老话儿，如果没有电视剧下面打出的字幕，没有在北京胡同中生活过的观众们还真的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一点，早在电视剧开拍前，剧组人员就曾经有过争议。在李功达的眼中，剧中台词说北京老话不是刻意安排的，而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既然反映的是老北京的生活，肯定要用老百姓的语言。这些年，在带领下，东北方言很受全国观众的喜欢，说多了，观众也就慢慢习惯了，听懂了。北京话也是，很多原来的北京老话其实已经收编进普通话中了，比如说“立马”，“麻溜儿”、“走你”等。即便是南方人听起来，也很顺溜。“不管是哪种语言，只要生动、形象、带劲儿，就很好。至少演员说的时候，像生活中的一样，谁也不会在生活中像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似的端着说话。”《全家福》是导演付宁播出的第二部电视剧，他的第一部播出的电视剧《鸽子哨》也是跟李功达合作。在李功达眼中，导演毛毛（付宁）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北京顽主。没有上过大学，从小开始练摊儿，倒服装，开商店，当过调酒师，什么都做。他对1997年以后到2008年的中国社会生活非常了解，加了很多故事进去。付宁告诉记者，编剧袁大举也是地道的北京人，两人一起磨剧本时，想到的台词都是两人对着演出来的，顺着嘴说出来了。这种“语流”是他们从小在胡同生活时养成的。“是我们在骨子里面就有的，打小跟爷爷奶奶就是这样说话，是自然喷出来的。”对于电视剧中使用大量方言，有关部门曾经发过禁止令，但是赵本山带头反对，他的《乡村爱情》系列几乎都是东北方言，这个禁令后来不了了之。在编剧袁大举看来，剧中使用大量北京老话，也是剧情需要。“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人满口都是方言，让他说普通话，他还说不了呢。”说一口纯正京片子，对于外地演员来说，可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全家福》的演员们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演员中，吴刚、岳秀清夫妇，钱波等都是从小在北京胡同长大的，而且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一直受着很严格的台词训练。讲京片子，算是“顺着道了。”从小在宣武区天桥附近长大的钱波这次在《全家福》中扮演一名先生萧益土，他的曾爷爷曾经在给皇上看风水。袁大举回忆，完成的剧本中已有不少老北京话，但是一到拍摄现场，在这帮北京长大的演员们即兴发挥下，又加了不少老北京话进去。“到处给你抖，一些小字眼，我们没有想到的，他们都抖出来了。”有一场戏，地痞“金二”请钱波饰演的萧益土吃“松鼠鳜鱼”，钱波记得，自己在念到“再上条松鼠鳜鱼”台词后，顺口就加了一句“姜葱都切细丝儿。”完了还不自觉地呛了“金二”一句“没吃过，让你尝尝？”倒好像是他请客一样。他的发挥让导演付宁非常满意。不是北京出生的演员，有时即便把话说准了，也很难说出味道来，演“金二”的演员在说“钢股叉”的台词时，说了几次都没有说准，“说不出那种味道，你会说得很死。”北京出生的演员就不一样，演彪子的张东雨在北京土生土长，一口纯正的京片子让袁大举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最纯最地道，北京话的口特别正，那小子，就是一生活口。你要不勒着他，他说的你可能都听不懂。”老北京话俏皮，幽默，袁大举说，比如形容一个人闲的慌，老北京人爱用“闲得五脊六兽”来比喻，“五脊六兽”就是古建上蹲着的一些小兽子雕像，形容一个人闲得跟这些傻呆呆的小兽子一样。“多生动。”他甚至怀疑，现在很多在网络上耍俏皮话、编段子编的最欢的就是一北京孩子，因为这最接近北京文化圈人的心态。北京人说话，特别不正着说，明明是这句话，爱变一下折说出来。“郭德纲大行其道，跟这个特别有关系。人们如果没有时间娱乐自己的话，说说段子是一种特别简洁的方式。”除了老北京话儿，《全家福》中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这个行业也有着很深刻生动的描绘。付宁说，王满堂这个人物其实是中国历代杰出古建工匠们的一个缩影。人物是虚构的，但是不少细节却取之于真实事例。全剧开始部分，京城八大柜为了抢一个王府的活，彼此争得头破血流。其中要仿造的“梅亭”就取材于北京故宫乾隆花园里的真实的亭子。位于北京宁寿宫花园符望阁前的叠山主峰之上，因其形制似梅花，构件亦以梅花纹装饰，又称碧螺梅花亭，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梅亭”这个桥段是原来戏中没有的，但付宁觉得在开场需要有一个高潮，要有一个对北京古建行业的展示，创作之初采访了一位故宫女专家。“如果京城八大柜抢王府的活，要做一个特别好和奇特的东西，这个东西会是什么？”专家建议，做“碧螺亭”。为此，剧组还特意让美术人员去故宫照了相，回来对着做了烫样。为了做这个戏，付宁和袁大举两人花了将近2个多月，采访了将近七八十位古建专家。其中有一个细节，发生在剧中的后面部分，日本人因为短时间内需要修复一座古建筑，特意请王满堂过去帮忙，他使用的就是一叫“打牮拨正”的传统建筑方法，在脚手架的施工中，“打牮拨正”对古建筑维修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一门技术。这个方法就是古建专家们建议的。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的张道顺书记也给了剧组很大帮助，他们还给剧组提供了不少真实的工地场景。其中包括正准备复建中的香山大昭寺的工地场景。王满堂带领工人“修复天安门城楼”的一场戏，光是在棚中搭一个天安门屋顶就花了剧组15万元，里面用的瓦都是张道顺所在公司提供的用来修复古建的瓦，是真瓦。古建行业包括的木匠，瓦匠，扎活的师傅，都被付宁请到现场去指导，让他们来讲解架子如何扎，瓦刀如何使，有些时候还用师傅们的手来拍特写。“只有这些真实的东西才觉得像，不然根本拍不出来。”袁大举说，中国古建也是世界建筑的一大奇葩，亚洲中最主要的一支。中国古建的榫卯结构，特别特殊，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矗立的中国馆的造型就是一个大的斗拱结构。在王满堂参与建造人民大会堂的一场戏中，有一个技术环节叫“吊石料”，事实上，这个故事真实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的建造中。当年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很多石料也是当时的匠人们用传统的滑轮技术将石料吊上去的。他说：“王满堂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没法不虚构。”尽管如此，袁大举还是觉得有不少遗憾，在采访古建专家的时候，里面的专业术语太多太深奥。“现在只能是做到大概齐。”由于投资太少，布景“梅亭”建的也比较粗糙。剧中出现的有些建筑工地的活，干的也比较简单。“写剧本的时候，脑中想的要比这复杂的多。”北京是全国古建筑最集中的城市，以皇城为代表的古建筑群是北京文化中最具象的元素。古建行业对北京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但他们的很多努力却被忽视了。导演付宁说，中国古建中，“样式雷”家族是一个典范。“我一直想跟他们有一个深度的合作。他们家族的兴衰，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兴衰。”他透露，未来不久，可能会拍《全家福》前传，“从清朝末年写到1948年。”卧虎藏龙的北京古建业王金跃他从小住的大院是一家研究单位，附近是“八大学院”，包括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这种大院的文化中没有部队大院中泾渭分明的等级观念。在部队大院中，你要是一炊事员的儿子，跟将军的孩子永远不是一回事儿。“但在我们的大院中，教授专家的儿子弄不好照样被我们这帮人欺负一把。”虽然不是胡同中出生，但李功达对于胡同文化却情有独钟，尤其是对作家老舍的作品，打小学时就喜欢。1979年第三次公演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他看过“不知多少遍”。老舍先生的《茶馆》，影响了很多像李功达这样的孩子。他们当时对老舍先生作品中描写的胡同文化趋之若鹜，“模仿老舍先生的笔调，模仿它作品中人物说话的口吻和语言，觉得又干净，又有力量，又简单。老舍先生说，文学语言要明白如话，跟平常说话一样清晰。”2007年拍摄电视剧《茶馆》算是圆了李功达的一个梦，此后的《鸽子哨》和《全家福》中，李功达仍然钟情于胡同文化。他反对装艺术家，认为老百姓“喜欢什么，就来什么，”或者说是“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就拍什么。”他觉得，现在有些电视剧也拍老百姓的生活，但是仔细一琢磨，发现不是，他们其实在拿老百姓的生活“搭碴儿”，是在耍老百姓玩儿。“我们是想让老百姓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剧中的周大夫有生活原型《全家福》中的灯盏胡同9号是一个虚设的场所，是一个胡同文化的缩影。李功达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编了进去，比如郝平在剧中饰演的周大夫，原型是李功达小时候住在农科院里的一个姓周的女大夫，原来是国民党208师的军医。记忆中这位女大夫的家门口，挂着一盏红色的灯泡，一到晚上，灯就亮了，全院谁家有人病了，就来找“红灯”看病。还有一个邻居，住在大北窑，一次在王府井买了一台收音机，但怕放在公共汽车上被挤了，怕放在自行车上掉了，就领着一家五六个孩子，一直抱着，从王府井走到大北窑。这个情节也被放到了剧情中。还有，“鸭儿”和别佳把医院锅炉房里面阀门拧开导致锅炉爆炸的戏，也真实发生在农科院里，那时李功达才三岁，一次在幼儿园里，附近的锅炉轰的一声爆炸了。后来说是有学生为了找炼钢铁的铁块，把锅炉的阀门给卸了。“还有人家把自己的锅都交了。”对于《全家福》中展示的胡同文化和王满堂们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李功达说，回头再来审视这段历史，老百姓需要反思，时代也需要反思。他记得，话剧《茶馆》分别在1958年和1963年都公演过，但在当时狂热的时代情绪中，两次都受到冷遇。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三次公演，才受到“井喷式”的欢迎，“大家终于懂了。”“历史就是这样曲曲弯弯地往前走，有了这个心态，你面对着过去可笑的事，可恨的事，可悲的事，反而能够很平和的，像老百姓的过日子一样冷静。”北京人眼中啥算“牛”正在消失的胡同文化袁大举在开始编剧时，心中就有一个定位，一定要把王满堂塑造成一个很有力度的人物，必须得写成一北京爷。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爷？他在采访中越来越感受到，古建中的那些好工匠们，完全能担得起“爷”的称号，牛！“我一看这个行当深，没有天赋的话，成不了爷，挑不起摊儿。王满堂自己挑一个大木厂，在北京能够抢活儿，特别牛×！”多年前《大宅门》播出后，有人对剧中的白景琦提出质疑，认为这个人物是写虚了，“你一卖药的，跟王公贵族似的，太夸张了。”这一点，袁大举倒不是很担心，“这些人身上都有一种精神力度，在北京文化中，这种人是凤毛麟角，特别难找的。”袁大举说，北京土话中，北京人眼中就佩服“牛”人，最喜欢用“牛×”表达情绪。老北京的人是有价值观的，这里是皇城根下，有文化积淀的地方。凡是符合老北京人的价值观、符合他的理儿，符合他的规矩的，就“牛”。比如吃饭抢着买单的；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打架第一个冲上去的，牛；有手艺的，有本事的，球踢得好的，活干得漂亮的，“牛”。毫无疑问，《全家福》中，王满堂就是一个“牛”的爷们。相比话剧《全家福》中的冯远征，袁大举觉得作为一个老工人的形象，由吴刚来扮演王满堂更加合适。“是我心中的第一人选。”钱波透露，吴刚生活中就是一个大哥的风范，爱照顾人，身上有一点“倔劲儿”，像剧中的王满堂。“想不通的事情，不会随意地附和你。”每次经过西单，导演付宁都会有一个冲动，想去附近的辟才胡同看看。他在边上的一条小胡同出生，爷爷在那里过世；他记得，奶奶搬到楼上后，一直身体不好。他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院子里种着大酸枣树，香椿树，搭着葡萄架。他小时候，放学后可以互相串门儿吃百家饭，那时候的北京胡同几乎没有人锁门。1996年，他住过的胡同没了，被拆了。他觉得，自己的“根儿”没了。北京的红墙绿瓦、胡同和四合院，在他眼中，都是表象的。他最想表达的是这个城市的底蕴。真正的北京底蕴是，生活在北京胡同里面的这些人。“北京人的那种包容、善良和大气，会给人以温暖的感觉。我实际上都是在写北京人的温暖。”袁大举也是在四合院长大，出生在南城的米市胡同附近，靠近康有为故居。他觉得，胡同四合院出来的孩子，一辈子都保留着一种习惯，一阵阵喜欢热闹。他形容现在的自己，经常会“孤独得怅然若失。”为什么呢？小时候太热闹了。那时候特快乐，一个院子里的人好得跟一家人一样。这种东西现在消失了，胡同也在消失。现在的中国，没有了那种“热气腾腾的，一家子人在一起生活”的氛围了。“你还有一进门就能闻到蒸馒头的滋味吗，还有一家子人在一起吃家宴的机会吗？”越是在胡同生活过的孩子，越是喜欢热闹，这种“孤独得怅然若失”毛病就越重。所幸还有几个“发小”陪伴左右，每年定期聚会，“如果我爸我妈病了，我出差，一个电话，他们伺候着送医院。逢年过节，他们看望我的父母去，我也看望他们的父母。”“现在都是各顾各的，等到老的时候，是可以一起养老的那种。”《全家福》中，王满堂和萧益土就是这种北京胡同长大的“发小”关系。其中也包括秦海璐饰演的刘翠兰，她死去的丈夫跟王满堂也是“发小”，就因为如此，在灯盏胡同39号院里，刘翠兰才能对谁都横着说话，因为她知道，“她是被照顾的，跟她说话的都是她哥她姐，都让着她。”算起来，钱波和吴刚可以算是“发小”了。两人上小学二三年级就认识，小学毕业后，两人又去了宣武区少年宫的话剧团学习，有一位姓王的老师专门教他们排话剧。高中毕业后，两人又先后考上了北京人艺，可谓“神交已久”。李功达不是胡同出生的，他出生在农科院的一个院子里，里面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专家们，常常能听到南方口音。在他眼中，北京的文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胡同文化；一种是大院文化。“胡同文化我了解得不多，因为我没有在胡同中生活过。”他觉得自己住的院子是大院文化的一种。“大院文化”也分很多种，有一种是部队大院的文化，王朔的文学作品中更多反映的就是这种文化，虽然有胡同文化的一面，但更多的是部队子弟的感觉。北京城里的“爷”和“大爷”们如果说吴刚是北京城里的“爷”，那么，钱波饰演的“萧益土”就是北京城里的大爷。“爷”和“大爷”不是一个概念。袁大举说，跟别的城市相比，北京文化中，两种人最多：爷和奴才。《茶馆》中的秦四爷，《大宅门》中的白景琦是北京爷的典型。他是一个成功者，有文化，有教养，有魄力，是居高临下的。爷是有贵族性格的。北京爷中又分为“真爷”和“假爷”。很多小市民佩服“爷”的性格，于是就装成“北京爷”。北京有一俗话，叫“装大个的。”这些人一聊就是国际大事，聊起来比美国总统都知道，为什么？这是“装大个”，实际上是“假爷”。他们明明不是“爷”，却是装大爷。实际上是吃不上，喝不上，被时代淘汰，特落魄的人。钱波对于这类“假爷”非常熟悉，在电视剧《茶馆》中，他就扮演其中“假爷”唐铁嘴。他还开玩笑地说，“当年的唐铁嘴说不定就在京城见过十几岁的萧益土。”他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北京南城，天桥一带，仍然能够看到一些像老萧这样的大爷们，他们不一定多么有钱，却喜欢在一个小饭馆中，要一碗豆汁儿，要碟咸菜丝，要点焦圈儿，慢慢地吃着。对碗碟摆在哪个位置都有讲究，“这种讲究脸面，不能跌份儿的心态，在南城文化中，是比较典型的。作为一个四九城的爷们，得体面。”剧中萧益土追求小粉蝶心态也非常微妙，有喜欢小粉蝶的成分，但更觉得追一个戏子才比较符合自己的身份，证明自己有俩银子，但真要娶她，钱又不够。“北京往往有一些人，兜里也就两三百块钱，却总想找找一万元的感觉。”袁大举说，《全家福》中的几个人，都是标准的老北京人性格，“我们将在老北京城里见到的最有意思的几类人，分门别类搁上去。不写北京大爷，这个剧没有意思。”付宁说，电视剧取名《全家福》，其实剧中出现拍全家福的镜头只有3次，而且每次拍“全家福”时，人员都没有齐整，“就像生活一样，没有绝对的完美无缺。”“如果有条件，我打算再写部古建的戏，将清末到民国的市井生活写出来。”袁大举说。J166
剧中钱波与吴刚面对逝去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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